雾里看花

一切都在鼠标下　我们已进入黑暗无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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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9：“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即时通讯软件）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对Facebook尤其深恶痛绝。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9个是社交网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身上，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可以与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鲍尔莱因说，“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会用到“愚蠢”这个词，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

　　鲍尔莱因：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但我说“不”，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就因为它的攻击性，就因为它侮辱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我是一名老师，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渊博。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被称作“老古董”，但很多时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受了侮辱，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想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我希望的是，每个　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

　　三联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么？

　　鲍尔莱因：“愚蠢”并不是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指责有根据吗？

　　鲍尔莱因：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今天，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人口调查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并非我夸大其词，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还是就美国如此？

　　鲍尔莱因：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花钱比谁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执政了200多年，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不用担心敌国侵略，不用担心健康危机。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朝鲜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派对、游戏、篮球明星，在Facebook上给朋友发照片。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事实上，我喜欢年轻人，我希望他们长大。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政治、艺术，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当时有互联网，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

　　鲍尔莱因：哦，我会和他们一样。1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白痴。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太好玩了，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这是年轻人的本性，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他们思考性、死亡，他们孤独、害怕，他们必须寻找同盟，他们必须稳固自己，通过模仿别人。他们需要社交，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需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月发了5000条短信，父母说，够了，你太费钱了，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对父母来说，这不过是个玩具，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15岁的时候，我也上学，和朋友聊天、打篮球，但晚餐的时候，我会回家，会一个人做作业。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读书、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政治、金钱，或者看电视新闻，听克朗凯特谈“越战”。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年轻人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分享照片、发短信。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这才是问题所在。你知道“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Facebook吗？因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吗？因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博客，没有Facebook账号，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被别的17岁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轻人吗？

　　鲍尔莱因：不理解。我年轻过，也愚蠢过，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

　　鲍尔莱因：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更好的词语、新奇的句法、机智的风格、复杂的想法……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而您不理解这种变化而已？

　　鲍尔莱因：也许吧。技术在改变，行为在改变，学习方式在改变，而我陷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你必须有一段持续的时间可以进行研究，你要设计方案、申请资金、组织研究、搜集收据，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当你的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研究的技术或行为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比如Twitter，两年前还没有Twitter，两年后Twitter也许就没人玩了，你要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谁知道，10年后人们又会为什　么技术着迷？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学的是什么？

　　鲍尔莱因：我相信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应该多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庞大，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Google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但是，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二战”只是一个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哈姆雷特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真的与你无关吗？不，这些都是构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须意识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你的精神，而不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如果你只记住了优美的词句，那是不够的，但如果你从中领悟到民主的真意、关于美国起源的解释，那才算真正懂了，而这些不是从网上迅速浏览就能立刻得到的。我总是让我的学生背诗，不管他们多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第二，它让你慢下来。他们平常读得太快，写得太快，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慢下来，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在背诗的时候，你得假设自己是另外一种身份。你必须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暂时离开你的小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读书这么重要？

　　鲍尔莱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本扮演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角色。我来告诉你读书为什么重要。首先，读书训练你的记忆力。当你阅读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时，你必须记住一部分内容，才能继续读下面的内容。网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书本那样锻炼你的记忆力。第二，读书锻炼你的想象力。没有图像，没有视频，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呢？哲学、政治、小说，你必须通过读书才能消化。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书本，你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就像你们中国人学武术一样，如果要达到某种境界，没有捷径可寻。就知识而言，书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感到恐惧吗？

　　鲍尔莱因：是的。我们不知道技术要往哪里走，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不知道我们遗失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让每个年轻人每天读书一小时，这样就够了吗？

　　鲍尔莱因：当然不够。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让父母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但这恐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另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薄熙来案在即 轻判重判？赶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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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9：薄熙来案开审在即，路透社认为，鉴于薄氏仍然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他们不仅给党内团结造成难堪，也会成为重大经济改革的掣肘力量。

　　中共上层担心，不论对薄案做怎样的判决，是死刑还是终身监禁，薄熙来的支持者即政治保守左派和经济贫困者都会被点燃不满情绪。对中共而言，风险在于，这些人仍是改革的掣肘，因为改革的目标是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赖市场动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党内人士说，“薄熙来在政府和军队仍有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

　　轻判重判？赶紧判！

　　检察院对薄熙来的指控是贿赂、贪污公款以及滥用职权，本月晚些时候将由山东济南中等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也是继“四人帮案”之后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

　　薄案在很多地方很难让人沉默，也是因为一些受到腐败怀疑的高层领导并没有被公开调查。2007年薄熙来被任命为重庆党委书记，他将这个西南大都市变成了红色文化的宣传地，与此同时，由国家带动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内左派纷纷围拢到薄熙来周围并高唱赞歌。

　　纽时报道称温家宝家族敛财数十亿

　　一个同太子党有联系的信息来源说，“如果薄熙来这么坏，而中共真的要打击腐败，那么为什么不调查温家宝家族？”《纽约时报》去年曾发表长篇调查报告，称温家宝家族在其执政期间聚敛财富高达27亿美元。该消息来源说，“薄熙来被看作做了很多好事，他出事是因为输掉了一场政治游戏，而不是腐败。”

　　一个同中共高层有来往的消息来源说，薄熙来承认两项对他的指控：贿赂与贪污公款。这将对轻判有利。但薄否认了“滥用职权”的指责。目前并不清楚，这一讨价还价的结果能否维持下去。

　　路透社的分析说，在中共控制司法体系的中国，政治敏感案件中还从未出现过赦免的例子。对习近平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左右逢源的案子。对薄熙来轻判的可能性较大，但这又会惹恼希望改革的自由派。以上党内消息来源说，“无论判决是轻还是重，都很难让两派都满意。”但中共领导人希望赶紧为该案打上句点。中国时评人、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想尽快结束该案，让它成为过去，并重获新的团结。”

　　经济改革需要党内支持

　　另一个接近党内高层的消息来源说，习近平必需处理好薄案，因为接下来的数月是中国新政府的关键时期：今年9、10月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会大力鼓动经济改革，为此，他必须赢得大约200名中央委员的广泛支持。“习近平的工作中心是确保经济继续发展并保持社会稳定。”

　　一个同习近平和薄熙来都很接近的消息来源认为，虽然习近平的强腕能力超过前任胡锦涛，但他仍处在巩固权力阶段。“他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他没有毛邓的权威。毛和邓说'一'，没有人敢说'二'。”不久前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江泽民对习近平的称赞，便是对习近平尚未巩固权力的一个折射。薄熙来案开审前，在中共党内仍有实际影响力的江泽民发出这样的呼吁，可以看作是要求党内战胜分裂，统一思想的信号。

　　习近平偏左是政治需要？

　　习近平试图推进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开放银行领域并对利率政策进行改动，在目前国企控制的能源与电信领域，引入更多竞争。但中国的传统左派对私人企业深怀疑虑，他们认为，老百姓收入的巨大鸿沟是由私有经济引起。

　　习近平十分关注薄熙来支持者的言论。他在今年年初曾发表讲话，支持改革前后的各三十年不能分割和对立的左派观点，而这一点则遭到支持改革的自由派的批判。一名亚洲国家的外交官认为，“习近平并非要复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这样做是政治需要。”来源: 路透社▲◆★●■☆



中共反腐“无论牵扯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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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不会畏惧习近平的反腐“空包弹”

   2013-8-9：郭永祥的经济罪案与周永康之间无论有无直接牵连，他本人都会聪明地接受办案人员“交待的问题不能牵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已经退位的领导人”的暗示，中共官方反腐宣传中那句最著名的陈词滥调“无论牵扯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压根就不是说给“老虎”级的贪官们听的。

　　从孟建柱接替了周永康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两项要职之后的所做所为来看，周永康似乎真的已经做了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民间还是外界自由媒体却一直坚持着与他周永康过不去，无论是真是假，中共所有在位及已经先后退位的政治局常委中，被民间和外界媒体传播丑闻、绯闻最多的就是周永康了。刚刚因为自己的前秘书被宣布“接受调查”而被外界媒体再次万炮齐轰后，已经是过去时的一则周永康荣归母校的正面新闻居然也被外界妙炒成了负面新闻。

　　事情的起因是，今年四月底周永康曾回了一趟他少年时代的母校江苏省苏州中学，该校官网和该校校友网在五月初刊登出周永康此行的详细报道及被江苏省和苏州市两级党、政一把手簇拥的照片。近两个月之后，一家当初已经因为高调挺薄而后悔当初的中共驻港媒体很很明显是出自给周永康拍马屁的本意，特意转载了这则旧闻“以正视听”，希望达到令外界相信周永康依然“安了”的效果，没成想，此举反而帮了倒忙，提醒了一票不亲共的外界媒体齐声质疑刚刚退位的前政治局常委“荣归故里”这样的重大事件为什么从中央到省、市三级官方媒体均未有任何反应？

　　其实，仅拿江泽民前几年回访自己在上海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一事也没有被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官媒奉命报道做例，即能够证明两个多月前的周永康的“荣归故里”不被官方媒体报道都是因为中共已经有了退位高官“微服私访”一律不得成为“官方新闻”的内部统一规定。但是，对外不公开报道不等于内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周永康的这次“荣归故里”的被接待规格无疑还是和在位政治局常委没有区别，省委书记和省长，市委书记和市长加上当地教育局局长集体接驾，足以证明至少是在两个月之前，中共江苏省委还没有接到“习近平反腐剑指周永康”的信息。

　　现任江苏省委一把手罗志军在李源潮担任团中央副职时也是团中央的干部，李源潮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之后，罗志军又直接在李源潮手下充任副职数年直到李源潮升任中央领导人，仅从此二人如此亲密的上下级关系和李源潮与中共江苏省委的特殊关系分析，假如习近平那里已经对周永康磨刀霍霍的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罗志军不可能还对周永康大献政治殷勤。

　　在周永康这次“荣归”江苏苏州市故里的同一时间，周永康在位时的第一副手，接替了他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的孟建柱正在浙江省的杭州市进行工作调研，虽然也有当地党政官员陪同，但并不是当地省、市两级党、政一把手倾巢出动。照理说，周永康当时的行动只是“私访”，而孟建柱的活动无疑是正正当当的“公务”，但被接待规格仍然是体现出了“正国级”和“副国级”的明显不同，也更能证明至少是在今年五月初之前周永康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仍然是安然无恙。至于他周永康那次“荣归故里”之后，特别是他自己当年的贴身秘书郭永祥被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公开对外宣布“正在接受调查”之后的政治处境，笔者仍然认为大可以再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那句口头禅形容一次：“安了！”

　　应该有读者和听众还记得1995至1996年间的那次差点引发中美大战的“台湾海峡飞弹危机”。1995年7月18日，社新华社奉命发表新闻，宣布解放军的二炮部队将于7月21日至28日间，举行飞弹演习，朝向距离台湾基隆港附近试射。事后又宣布先后发射的六枚东风15型飞弹均命中距台湾本岛只有数十海哩的目标海域。但是，中共此举非常没有收到对台湾民选的阻吓效果，反而是令台湾军民同仇敌慨，不但大大拉远了台湾普通百姓与中国大陆的感情距离，而且还令李登辉因此而深得岛内民心。而李登辉当时的表现给台湾及全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在公开场合放出的那句“免惊，空包弹。安了！”

　　当年江泽民下令向台湾海峡连番“试射”的总共六枚东风飞弹均是“空包弹”而被李登辉及时感觉到“不过是吓唬小孩子的把戏”，与之同理，如今的习近平上台半年多来即哇里哇啦地连续六次“高调反腐”的信誓旦旦，在周永康的心目中也不过是“空包弹”而已。至于他的前大秘郭永祥的中箭落马至多也不过是令他私底下皱了皱眉头而已。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共前政治局常委黄菊死在领导岗位上两年左右他生前的贴身秘书王维工被处以死缓一事在中共内部引发出议论颇多，一说是因于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大前提，办案人员给王维工预定的交待内容范围就是到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为止，“再往上的不在交待范围之内”；另一说是虽然王维工的全部经济犯罪的时段都是在担任黄菊秘书期间，但他当时只是瞒着黄菊，打着黄菊的旗号行一己之私，所以黄菊家人及曾在黄菊身边工作的其他人对王维工的行为十分气愤，主动上书中纪委及最高法院，要求对王维工严加惩处，以挽回对黄菊同志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

　　而上述两种说法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前者，因为完全可以拿在此之前的曾经被邓质方对外公开宣称与自己的亲密关系亲密到了“一笔难写两个‘方’”、“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的周北方也是被判处死缓的“前车之鉴”做比。当时的周北方落马的直接祸因并不是他和邓质方两人开办的皮包公司靠买卖北京、上海和海口等地的土地开放权一夜暴富，而是因为被陈希同案中的几个犯案马仔供出了他倒卖赴港通行证等罪状。被异地安排到南京受审之后，这位周北方还以为他自己成了在一九九二年南巡之过程中被狠狠修理过的江泽民向邓小平进行政治报复的替罪羊，于是便“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和邓质方一同经手的靠倒买倒卖国家土地资源获取香港等地开发商巨额回报的丑恶行径一五一十地交待出来，吓得办案人员恨不能冲上前堵住他的嘴巴，警告他“你如果再说小平同志儿子的事情就没人敢经手你的案子了”。

　　既然已经前有周北方，后有王维工为仿效对象，如今郭永祥的经济罪案与周永康之间无论有无直接牵连，他本人都会聪明地接受办案人员“交待的问题不能牵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已经退位的领导人”的暗示，中共官方反腐宣传中那句最著名的陈词滥调“无论牵扯到什么人都会一查到底”压根就不是说给“老虎”级的贪官们听的，典型的骗着老百姓玩儿的“空包弹”！来源: RFI▲◆★●■☆


解放军22位新晋大区级将领解读：鹰派崛起？★★★
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38/10/a61723.html

2013-8-10：和平时期，曾经真刀实枪拼杀出来的战功更显得弥足珍贵。而政治忠诚度、训练和管理能力、教育背景等成为无法回避的考量标准。

　　“交叉任职”，已成为选拔将领的制度性安排，这凸显出军方欲打破条块局限，加强各系统协同作战的治军思路。

　　“八一”前夕，解放军高层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结束，二十多位大军区级将领相继履新。自此，十八大前就已开始运作的大调整尘埃落定。

　　“从调整的将领人员看，22位将领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阅历更加完备。”军事科学院罗援少将评价说。

　　22位新晋将领清一色“50后”，不仅有着丰富的基层带兵经验，也不乏对越战争的亲历者，这在和平年代尤为珍贵。

　　新上任的大军区级以上将领中，大部分都是年少从军，从基层开始，一路晋升至今。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和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等都是16岁当兵入伍。

　　一代军人的性格牵引着军队的命途。履新将领之中，鲜有爱好书画者，他们的爱好、志趣与专长，关乎中国军队“寓意深远”的未来十年。

　　战争考验

　　2013年7月上旬，成都军区传出副司令员李作成升任司令员的消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作成就已是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

　　“打仗，对于我们这些1970年代入伍的新一代军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回忆说。

　　1979年，时任连长李作成率部主攻广西防城一线，多处受伤仍不下火线，血战26昼夜后，全连歼敌294人，俘敌4人，缴获大批作战物资。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刚满29岁的李作成入选十二大主席团成员。

　　综观最新一轮高层将领调整，具有战争经验者往往会获得重用。南方周末记者初步统计，新任大军区正职以上将领中，还有4位参加过对越战争：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空军政委田修思、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风华正茂之时就奔赴前线。

　　16岁时，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入伍来到“塔山英雄团”，这支部队先后参加过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法卡山作战和支援边疆作战。刘粤军也在战火中荣立二等功，还一度登上《解放军画报》的封面，成为偶像级人物。

　　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也是16岁入伍，同样是战争中的“传奇人物”。赵宗岐时任团部的侦察股长，多次化装成越南人，头戴椰壳帽，潜入敌营，抓回“舌头”(俘虏)，以获取可靠情报。

　　当时，中越边境战争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各大军区轮番派兵参战，中越边境一时成了练兵场。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杨达说，“(中越)战争给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军队要正规化，不能像过去打游击战那样，过去的经验一定要放弃。”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在对越战争中负过伤，有着更为深刻的战争思考。“今天，我军已经多年没经历实战，而世界上却战火不断，在这方面我军与外军的差距一天天拉大，这个问题是现实存在的。”2009年，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强调。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26岁的张又侠担任连长，随部开赴前线，很快火线提拔为第119团团长。5年后，张又侠率团奔赴老山前线，成功阻击越军的大反攻，三天毙敌三千多人。

　　那场战役中，张又侠的指挥才能得以施展。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开始攻击，仅40分钟拿下主阵地。战前，张又侠就制定了一份“步炮协同”进攻计划，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份完整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方案。

　　军中流传说，张又侠早年个性鲜明，颇像电视剧《亮剑》中的主角李云龙，有位军首长还半开玩笑地说，“谁给他当政治搭档都成了摆设。”

　　张又侠的父亲是开国上将张宗逊，参加过秋收起义，担任过总后勤部部长。现役大区正职将领中，也不乏与张又侠一样出身“将门”者。马晓天的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二炮政委张海阳则与原军委副主席张震，被称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对“父子上将”。

　　除1979年的对越边境战争，中国军人再也没有机会经历大规模军事冲突。和平时期，真刀实枪拼杀出来的战功更显得弥足珍贵。而政治忠诚度、训练和管理能力、教育背景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成为无法回避的考量标准。

　紧盯军事变革

　　新晋的“50后”将领大多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其中，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和军科院政委孙思敬都具有研究生学历，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这些高层将领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信息化”。

　　这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不谋而合，“力争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04年5月，伊拉克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时任陆军第13集团军军长的张又侠连续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探讨世界军事变革，以及伊拉克战争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提出“一体化训练是我军跨入信息时代，适应信息化战争的全新训练模式。”

　　这几乎已成为共识：军队转型关键在于跨越“信息化”的门槛，尤以各军种和装备部门为重中之重。同为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是全军公认的信息化专家；总参谋长房峰辉也是“电子发烧友”，而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则对网络安全情有独钟。

　　“网络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古人天涯若比邻的梦想成为了现实。”飞行之余，马晓天喜欢研究互联网。在《学习时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章上，马晓天以颇为文学化的笔触，先后发表过5篇文章，内容都是探讨“网络信息安全”。

　　军委四总部之中，总参谋部的职责是策划指导全军作战和训练，61岁的总参谋长房峰辉最大乐趣就是钻到电脑房。2001年10月起，担任兰州军区第21集团军军长期间，房峰辉就开始关注起《计算机世界》。军内媒体还报道说，房峰辉还亲自参与过军事指挥系统软件的开发。2001年出版的《科技练兵的聚焦点》一书，则凝聚着房峰辉对信息化战争的系统性思考。

　　如今，房峰辉从北京军区“跃升”至总参谋部，打破了高级将领20年来的升迁惯例——北京军区司令员未在任上荣退。房峰辉的5位前任(周衣冰中将、王成斌中将、李来柱上将、李新良上将、朱启上将)都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上退休。

　　“房非常聪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主见，希望打造一支更专业化的部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4月12日文章中，一名美方将领如是评价房峰辉。

　　对于信息化战争，七大军区的陆军将领们也毫不逊色。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公开出版物发现，新晋七大军区的司令员中，至少有5位将领着有学术论文，专门讨论信息化战争。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作成、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粤军和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等人的论文，在多家学术期刊数据库中都可公开查询。

　　任职第12集团军军长期间，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就在《国防》杂志撰文，提出在信息化条件下，必须按照体系作战的要求，将作战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防空力量“统起来抓、混起来编、合起来训、联起来用”。

　　在康洪雷执导的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赵宗岐的名字现身“军事顾问”一栏。2006年，赵宗岐担任第十四集团军长，该剧正是在部队的驻地拍摄。

　　侦察兵起家的济南军区司令员赵宗岐不仅颇具艺术天分，还是全军为数不多的信息战专家。国防大学读书时，赵宗岐得到时任教育长章沁生(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悉心提点。2005年，赵宗岐出版学术专着《信息化作战指挥研究》，由军科院负责在军内发行。初展拳脚，赵宗岐很快被中央军委注意到，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还曾客串过新闻记者，2000年和2001年，蔡两次随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出访欧洲和澳大利亚，回国后曾为《解放军画报》提供图文报道。

　　“交叉任职”升级

　　这轮将领调整，出现了跨大区、跨军种“交叉任职”的新格局：原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张阳调任总政治部主任，马晓天由总参“回炉”空军任司令员，田修思则从成都军区调任空军政委，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郑卫平交流至南京军区并升任政委……

　　“中共中央开始重点提拔有能力的职业军人，他们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分析说，解放军更需要复合型的军事人才。

　　这凸显出军方欲打破条块局限，加强各系统协同作战的治军思路。毕竟，中国的大军区制度确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没有人预料到，今天会面临多军种一体化协同作战难题。

　　“必须从制度和组织上改变陆军化和区块化风格，这是解放军新军事变革中最难的一道关，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文章称。

　　“交叉任职”被认为是解决“区块化”难题的一条捷径。

　　现役军官法规定，军官应当在不同岗位或单位之间交流。“交叉任职”包括“上下交流”和“异地交流”。在部队内部，更为通俗的说法是“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这一人事干部制度被普遍看好，既能让交流的干部吸收其它单位的经验，又间接贯彻“五湖四海”用人原则，防止形成“小圈子”。

　　2009年春天，“交叉任职”开始实施，大多限制在军区或军种内部，干部经历的是从机关到部队之间“回锅式”交流。2012年初，“交流”大规模升级，涵盖军委机关、总部与各大军区、军兵种各个层面。

　　新任总参谋长房峰辉走过地方最多，他先后服役于兰州军区、广州军区和北京军区。2003年底，房峰辉首次跨军区交流至广州军区任参谋长，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两年后获晋中将。2007年，房峰辉再度跨军区北上，接替到龄退役的朱启上将，成为北京军区第12位司令员。

　　具有类似辗转经历的还有张又侠，先后转战成都、北京和沈阳三大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也是先后在济南军区、广州军区、驻港部队任职。

　　62岁的田修思升任空军政委，已突破“交叉任职”的范畴，属于名副其实的“空降”，他之前并没有在空军服役的经历。公开资料显示，田修思18岁开始军旅生涯，长期服役于新疆军区直属炮兵部队，属于边疆地区成长起来的干部，“任劳任怨，扎实可靠”，他年轻时还曾奔赴老山前线。

　　如今，“上上下下”的交流已成为军队培养干部的常态。新晋7位军区司令员均担任过集团军军长，刘粤军、赵宗岐、蔡英挺、徐粉林还曾担任大军区参谋长，具有直接带领集团军野战部队的经验。

　　几经变革，集团军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体系，而是由不同兵种组成的战斗地域组合团队。今天，集团军的“信息化、合成化、一体化”等现代作战特征日渐清晰。得益于多年集团军层面的历练，新任大区司令员初步具备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

　　解放军性格趋于“外向”？

　　“鹰派崛起”？《华尔街日报》以此概括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的调整，并猜测说，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可能会改变，“这些50后的将军将比之前的领导更加强硬”。

　　彭德怀对苏联人拍案而起，许世友“喝酒选将”，中国老一代革命将领素以个性鲜明而闻名。冷战后，中国实施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多数将领的个性淹没在群体的沉默之中。

　　“马晓天上将特别直言不讳。”谈及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弗里曼如此直言。《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晓天在2010年曾指责美国试图复活冷战思维。稍早前，马晓天还警告说，“南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

　　2009年拍摄的记录片《国庆颂》介绍说，马晓天16岁时已是空军某航校学员，因此得名“塔台上的儿童团长”。他给全世界的惊鸿一瞥，是在1998年珠海航展上，时任广州空军参谋长马晓天驾驶“SU-30”战机参加表演，引起西方媒体注意。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安东尼·科德斯曼认为，马晓天担任空军司令员后，中国空军可能会加快“发展足以抗衡美国的力量，创造出同样的隐形、精确打击和远程打击能力”。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也被西方媒体冠以“鹰派”头衔。2012年8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蔡英挺率团访美时，坚决反对美国将钓鱼岛列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蔡英挺长期在驻福建部队工作，此次蔡英挺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被认为在未来处理台海军务时将会起关键作用。

　　以往，解放军总是习惯性地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避免泄露作战能力、战略意图和指挥体系。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保持神秘性的想法正在改变。五角大楼2011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说。“随着军力的提升，解放军领袖也越来越倾向于就国际事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当然，解放军高层将领对外言论也要遵守纪律。2012年12月，中央军委印发《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军委成员发表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讲话及文章，都必须报请军委批准。

　　新鲜血液的注入，解放军的性格趋于“外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注意到，“自2012年10月以来，解放军将领一直用热情和坦率的态度对待美国同行。”在私下，五角大楼的官员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情人节”。

　　履新的七位大军区司令员中，除蔡英挺负责过外事工作之外，张仕波和刘粤军都有驻港、驻澳部队的经历，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应对特殊环境复杂的民情社情。

　　2008年初，张仕波就任驻港部队司令员，把有效履行防务职责、树立解放军文明形象作为目标。香港社会对解放军期待和要求很高，驻军16年未发生违反香港法律的事件。

　　2012年夏天，南方周末记者曾赴驻港部队采访，对于香港防务情况，张仕波如数家珍，对处理与香港社会关系也颇有见地。其间，张仕波主抓国产某新型导弹的合成演练，有分析说，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可借鉴香港经验，更好地完成京津空防任务。同时，北京军区也是对各国展现解放军面貌的窗口。

　　新任大区级以上高层将领还要承担军事交流的任务，展现中国国防的透明度。最近改版的国防部网站中，专门开辟“军事外交”一栏。透过日记式的新闻稿不难发现，多数大军区级将领经常接待国外军事人员的来访，不时也会随总部首长出访。

　　“思想”的战斗力

　　新晋22位大区级将领之中，有一半是政治主官，西方军情分析家却很少注意这一群体的分量，毕竟，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在西方军队中不存在。

　　《华尔街日报》评价说，新任总政治部主任张阳是此轮调整中的“黑马式人选”。在军内，张阳公认的政绩是奉行“人才培养先行”治军理念。

　　1931年2月，苏区中央通令建立总政治部，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巩固军队内部的团结以及军政军民的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至今，广州军区上上下下仍能叫得响张阳的口号，“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不能让装备等人才”。2006年两会上，张阳把“人才培养先行”的战略推向全军，张阳认为，“军人作为一种特殊职业，不是不允许有个性，个性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服从职业需要——能够听从党指挥，打得赢。”

　　2013年春节过后，军内舆论出现新动向，开始批判“不想打、不敢打、不能打”的“和平积习”。这一背景下，解放军新年度推出广州军区“时刻准备上战场的特战连长刘珪”。外界不难猜想，刘珪的成长得益于“人才培养先行”战略。

　　军队政治工作并不限于人才培养。2013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军方高层文章说，军队政治工作要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抵制个人主义和享乐思想对部分人员的侵蚀。

　　张阳履新总政治部主任后，政工系统悄然变革，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网络技术，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还注意到，“中国军方对所属网站不仅进行内容改版，还实施技术升级，尤其是新版网络政治工作平台。”

　　毕竟，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历来是解放军的看家本领。新任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就曾在全军性刊物上发表文章32篇。他曾提出对于军队各级筹划安排工作首先要做到“四个想一想”的理念，二是要弄清楚政绩必须从干中来、从实中出。

　　新任七大军区的政委虽然都起家于政工一线，也多次参与救灾、演习等重大军事行动。

　　南京军区政委郑卫平16岁参军后，曾在陆军作战部队、海军等单位的军事岗位历练。新任广州军区政委魏亮也有在大军区作战部队、省军区、武警部队任职的经历。

　　此轮调整中，总后、总装领导层变动最小，却不乏看点。生于1947年的赵克石，从南京军区调任总后勤部部长，与政委刘源上将一起“搭班子”。

　　2011年1月，刘源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后，多次强调“反腐败对军队非常重要”。今年两会上，刘源还直言不讳地批评说，“一段时间确实存在一些部队官兵吃喝成风、铺张浪费的现象，不少同志陷于其中。部队坚决落实中央和军委规定，把精力和省下来的钱用于强军建设。”

　　按“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建设部队，中央军委连续出台反腐新举措，实施禁酒令，整顿军车，清查房地产资源。外界认为，这一系列动作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打击腐败、加强对军队领导的最新举措。　　(本文资料均来自公开报道)▲◆★●■☆



中国历任军委主席治军盘点★★
http://mil.chinaiiss.com/html/20138/9/a61703.html

2013-8-09 三军仪仗队

　　从制定禁酒反奢的“十项规定”，到军车换新牌、弃豪车；从厉行节约严控经费，到全军内部清查房地产……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习近平实施多项举措严肃军纪，强调“从严治军”。

　　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无论是司令员对调，还是百万裁军、下禁商令，或是审计军队领导……这些年，军委主席们的一剂剂治军良方，有效地保持了军队肌体的健康。

　　★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1973年12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事件。中共“十大”召开4个月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各种猜测。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呢？“文革”前夕，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当然，直接导致这次对调的，还是林彪利用军权与旧部的关系，企图篡夺政权，以及由此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开始逐步酝酿。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会场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缓和了一下语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他接着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他说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12月20日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交代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46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对调命令。其实，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除了上述八大军区外，还有新疆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的三位司令员没有被调动。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命令下达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都到达了新的工作岗位，每人按规定仅带了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邓小平事后谈起这次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实践证明，这一举措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对军队的绝对统一领导，对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也为以后军队高级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邓小平百万裁军——

　　“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指头震惊了世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员减额100万。

　　邓小平裁军理由有两个。首先是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官兵比例是1比2.6。中国军费少，直接限制了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另一个理由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但精简整编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为应付上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规模，到上世纪70年代，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从1981年到1984年，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裁掉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精简掉了200多万员额。

　　1984年10月25日，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举行到第八天，邓小平在会上做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这次阅兵是不错的。”顿了片刻，他说：“但是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的讲话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会上，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到1985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果断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这一重要论断。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最终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就是撤销武汉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乌鲁木齐军区4个大军区。

　　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解放军的几十万官兵已经脱掉军装，走上了经济建设岗位，初步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

　　事实证明，一次裁军的阵痛，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江泽民禁止军队经商——

　　“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江泽民自在1989年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把“是否能打得赢、不变质”作为军队建设的核心。在任期内推动了裁军70万、禁止军队经商、成立总装备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军队参与了一些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后来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会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国防。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很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

　　1998年7月，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江泽民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他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泽民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泽民讲话之后，时任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 “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泽民对时任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熊光楷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 “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这一决定会使个别人损失惨重。

　　“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熊光楷说。

　　在退下军委主席岗位后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泽民这样总结他作为军委主席15年来的工作：“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

　　★胡锦涛审计军队领导干部——

　　“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胡锦涛自2005年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主张“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推动制度化的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以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新形势下，为预防和查处军中的经济犯罪，胡锦涛首先从审计方面入手。2006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小组计划审计全军官员983名，包括军职26名、师职135名、团职 822名；2007年，对军、师、团职干部实施审计，单位主管比例将不低于30%。据总后勤部的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全军共审计单位和项目7.7万个，取得直接经济效益68亿元。

　　2011年7月，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颁布《军队审计人员廉洁从审规定》，对审计人员廉洁从审提出了“十不准”要求；2011年9月，中央军委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审计工作的意见》。

　　胡锦涛强调的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上预防军队腐败。从2006年3月至2012年6月，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文件。

　　在胡锦涛的“军中反腐”风暴中，海军原副司令员中将王守业被判处无期徒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查办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　(王一 综合自人民网、人民论坛网、光明网)▲◆★●■☆



美军扩建关岛基地 或将入驻“杜鲁门”号航母★★
http://military.cntv.cn/2013/08/09/ARTI1376012773414258.shtml
 
　　2013年08月09日 综合美国《海军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日前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执行8到9个月的部署任务。有外媒分析，美军在关岛基地集结的“对华打击特遣队”将可能迎来核心作战力量，“杜鲁门”号与已经部署在东亚的“华盛顿”号航母配合，可联手对中国实施压制。

　　“超级基地”要建“快速打击特遣队”

　　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来自美国海军高层的消息称，“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中东进行一系列训练和演习后，可能开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短暂部署。报道指出，“杜鲁门”号在诺斯罗普·格鲁曼集团的船厂加装了充足的核燃料，完全可以在亚洲海域执行多种任务。

　　《海军时报》猜测，关岛基地很可能成为“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地区短暂停留的母港。今年以来，美国斥资128亿美元全面升级关岛基地的海空设施，使它成为一座“超级基地”。如果“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要在西太平洋找一个驻扎地，那么非关岛基地莫属。

　　报道指出，关岛基地的多个实弹演习场和空军基地都得到扩建，飞机跑道数量有所增加，机库的容量也将从原来的150架增加到200多架。最重要的是，五角大楼投资5000万美元扩建了关岛基地的阿普拉军港，增建了一个可供航母停靠的码头，从而使其可以容纳至少一支航空母舰编队。

　　报道指出，经过扩建的关岛基地目前已部署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包括B-2隐形轰炸机、KC-135空中加油机、F-15E战斗机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另外，美国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斗机也已进驻关岛。美军还在该基地部署了一批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并新建了容量达2.16亿升的燃油库。安德森空军基地还建立了一个专为远程快速打击行动提供支持的情报侦察中心。

　　韩国《国防日报》认为，美军增派到西太平洋的航母战斗群将进驻关岛基地，其核心任务是在东亚海域针对中国加强战备。美军正在针对中国构建一支“快速打击特遣队”。目前该特遣队的空中作战力量全部到位，独缺一支航空母舰编队。

　　美国《航空周刊》也指出，目前美军已在关岛部署了3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下一步就将进驻航母战斗群。这支作战编队将成为对中国周边海域实施威慑的核心力量。

　　“杜鲁门”呼应“华盛顿”

　　韩国SBS电视台认为，该航母编队的使命是展示威慑力量，同时平衡美国与日本和韩国两大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报道指出，虽然“杜鲁门”号航母舰队的活动范围包括印度洋、南亚周边海域和西太平洋，但其关注的重点应是东亚，即日本和韩国周边，当然也包括中国周边海域。“杜鲁门”号将与以日本横须贺基地为母港的“华盛顿”号形成呼应。美军由此将在东亚海域保有两支航母编队所组成的庞大力量。

　　报道指出， “杜鲁门”号的加入将“华盛顿”号从这种疲于应付的局面中解放出来。两支航母编队令美国可同时为两大盟友提供支持。　　文礼杰 张颖波 /文▲◆★●■☆


宋庆龄为何爱上已婚的孙中山？★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6/201306040254.shtml#.UgYBzqxAg0g

2013年8月10日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
    
    　　说起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这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说起。宋嘉树，字耀如，生于1861年，海南文昌人，12岁赴美国学徒，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并成为职业牧师。宋嘉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
    
    　　宋嘉树共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其中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即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1912年，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曾担任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正好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她：“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她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比宋大27岁）、孙中山家里已有妻儿子女等，宋嘉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准她外出。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10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偕同朱卓文父女潜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宋庆龄为何爱上已婚的孙中山？

    　　孙中山的早期婚恋史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是职业革命家，终其一生，漂泊不定，其婚姻生活也与常人迥异。早在1885年，尚未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即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为妻。结婚7年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二女出生。
    
    　　作为中国传统妇女，卢慕贞的文化程度不高，她像当时的一般妇女一样，一心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卢慕贞很不理解也不赞成，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的危险之举。
    
    　　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卢慕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另一个妾侍，即陈粹芬。据《香山孙氏族谱》记载，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比孙中山小12岁），卒于1962年，当时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1891年），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
    
    　　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其为人聪敏，性格刚毅，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她的身影相伴。事实上，当时很多老同盟会员都见过陈粹芬，因为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甚至承担传递信息等危险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地称她“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所称道的。
    
    　　1910年间，陈粹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石岐。长期以来，孙眉等孙家人都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陈粹芬去世后，也被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
    
    　　一度被误解的孙宋婚事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夫妇、陈其美及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后，宋嘉树随即与妻子倪桂珍一路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已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世子回忆，当时宋嘉树站在她家门口，怒气冲冲的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嘉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的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这时，正在暴怒中的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嘉树便扭头回去了。
    
    　　几个月后，宋嘉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起这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
    
    　　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嘉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后，宋嘉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保存十分完好。本次宋庆龄故居所发现的这张旧影，似乎也证明了宋家人最终认可了这段婚姻并接纳了孙中山，之前的各种流言，可以说是不攻自破。
    
    　　认真的说起来，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是个普通人，他因为平凡而可爱，在这段非常时期里，他与宋庆龄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段难得的革命佳话。这对革命伴侣共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对之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投资印度太危险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188

   2013-8-8：由于印度上层一些人士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颇有猜疑，本来是中印双方共赢的合作项目，却被印方弄成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印度这一做法显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已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到印度投资建设工业园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还可能面临有去无回的危险。

　　据印度媒体透露，中国计划在印度北方邦兴建一个专门生产电子产品的工业园。为了实施这一项目，中方已经挑选了6个城市——坎普尔、安拉阿巴德、勒克瑙、莫拉达巴德、诺伊达与大诺伊达以及库尔杰——作为合适的候选地点。该项目将利用合作方式进行开发。

　　中国在北方邦建工业园是印度外交部长萨尔曼·胡尔希德5月份访华期间敲定的，目前项目上马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驻印使馆已经致信北方邦政府，希望能划出一块400英亩的土地。中国商务部领衔的包括工业和外交系统的高级官员可能将在近期访印。

　　不过，当中国打算到印度投资的时候，但印度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双双膨胀，已经令越来越多的国家或跨国公司感到不安。

　　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保险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等一些大公司，近期纷纷撤回对印度的投资计划。在金融高度自由化的今天，只要投资者不愿再呆在这个国家，那么，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即可流进流出，而市场信心从不足到危机，有时仅仅一步之遥。

　　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的第二轮经济改革一直尚未启动，投资环境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印度的市场开放一波三折，虽说现在大门已经打开，但印度国内的反对者们或明或暗设置的各种障碍，使一些国外投资者成了“惊弓之鸟”，不敢贸然进入印度市场。

　　国际投资界巨头巴菲特的投资遍布全世界，其中就包括中国——中石油、比亚迪都给巴菲特带来了滚滚利润，但他却一直未进入过印度，虽然他旗下的子公司在印度有业务，但至少他从未像在中国那样进行过大笔的并购。他的解释是，他从未排除过对印度投资，但印度有一些官僚主义，而且印度在保险业上对外资的投资有限制。

　　巴菲特不愿到印度投资有他的道理。当前罹患“投资饥渴症”的印度，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向国内和国外投资者们展现其开放的市场经济特征，方有可能赢得更多的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印度当前在财政赤字难以消除的情况下，要减少对国外投资的挤出效应，就必须消除投资障碍，鼓励来自国内外的所有投资。

　　或许是一种主观愿望。回头看，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一度热络，而后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中国打败了印度，此后两国就为高海拔边境争执不休。印度羡慕中国的经济崛起，但是，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微乎其微。至今，北京或上海与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都没有直接的航班。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印度官方和企业界都希望与中国合作，为吸引中国对印投资，印度放宽了对中国电力、电讯、钢铁等投资，但一旦中国企业进驻印度，印度一些势力就以“中国企业威胁印度安全”、“中国工人抢走印度人饭碗”等借口抵制中国企业。例如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进驻印度，就遭到对方的种种刁难。

　　一度时期，十多家中国企业相继派出3万多技术人员和工人聚集印度，实施双方的电力、电讯、钢铁合作项目。然而，许多工程尚未完工，2009年5月，印方突然收紧签证政策，要求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尽快离开印度。其借口是中国工人的签证到期，必须马上离开印度。印方拿签证开刀，真实目的意在限制中国经济对印度这些战略产业的影响。

　　由于印度上层一些人士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颇有猜疑，本来是中印双方共赢的合作项目，却被印方弄成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印度这一做法显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已直接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信心。

　　其实，印度对中国投资存在恐惧症。这既有历史方面的影响，也有这些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同的原因，再加上“强邻即敌”的传统政治观念，导致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此外，这也是印度出于对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等实际政治利益未得到解决而产生的担忧。

　　对于中国的发展步伐，印度的心态是很矛盾的：既羡慕中国取得的成就，同时又把中国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假想敌和竞争对手加以设范。对印度来说，中国的任何一项投资都被认为具有政治上的意图，很多人对中国企业仍心存疑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到印度投资建设工业园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还可能面临有去无回的危险。来源: 网讯▲◆★●■☆



日本醒醒吧　美国不可能是万能靠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179

   2013-8-10：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位于日本战略政策的核心地位，然而华府却日渐反感被卷入中日领土争端。美国似乎非常担心日相安倍晋三希望将美日安保条约当成挡箭牌，以应对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强硬的中国。而事实是，美国既担心一个实力超群的中国，又顾虑修正主义的日本。

　　《日本时报》网站6日刊登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政策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的分析文章称，与中日两国保持互利互惠的关系对美国利益攸关，虽然日本受美日安保条约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但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美国最大债主，中国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要。实际上，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分量越大、在领土争端中表现得越强硬，美国就会更加迟疑在争端中选边站，无论该争端是否涉及美国战略盟国或合作伙伴。

　　纵使美国推出重返亚太的政策，但美已经充分表现出它既不想在领土争端中因对抗中国而损害自身利益，也不想破坏与北京之间紧密的政经关系。毕竟“移轴”为的是牵制中国，而非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平衡力量——为达这一目标，美国在与中国相关的领土争端中小心翼翼地走钢丝。美国只有在中国行动威胁到自己利益之时才愿意开口发话，例如保障南海航行自由。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并不想看到整个亚洲以中国为中心。但它并不想纠缠到该区的领土争端中去。如果美国必须被卷入，它也会找到一个不会疏远中国的办法。美国走钢丝的做法似乎从侧面鼓励了中国在“保卫钓鱼岛”上的作为，而这提高了该区发生军事意外的风险。不过中国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中方军事人员很可能早就算计好，在中日钓岛争端这个与美国利益并不直接相关的领土冲突中，美国并不太可能威胁对中国进行打击。

　　而美国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如果它无法大力援助日本，美国在全球的威慑力将大大缩小。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极力避免中日军事冲突的原因。然而，这意味着日本必须花更大气力来保护自己，而不是过分依赖美国。在日本军费逐年下减而中国军费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在国防体系中注入更多资金以提高防御能力。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不仅需要解决其经济机构性问题，还必须求助于带来不安因素的修正主义。为使自卫队变成完善的军队、也为购买进攻性武器系统，日本必须修改和平宪法。日本拥有约6800个离岛，所以日本需要更强势的国防系统才能更好的保卫自身利益。

6月7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开始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虽然美国在日本部署的军队具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在钓鱼岛争端上，日本有理由担心美国将会迟疑出兵保护日本。前美国务卿希拉里曾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并不意味这若中国发起军事行动，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举措（包括军事行动）击退中国。

　　在经历耗时耗力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厌战的美国对卷入战争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一场自己利益并不直接相关的战争。其实，美国人不单单是厌战，而是对任何战争高度警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钓岛问题上并未明确地选边站。直截了当的说，日本决不能过分依赖美国来对抗中国。中国越强大，日本就越不能依靠美国的安全承诺。

　　对于美国来说，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使得与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重要性日益缩减。随着中日关系成为区域内的核心，美日之间同盟关系的落伍已经显而易见。在未来数年中，日本将受到中美关系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来源: 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