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求是》称中国实行禅让制 退位说法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9400

   2013-9-9：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些党内理论家和智囊团的学者认为，近年崛起应归功于中国政府善治，这一优良传统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这一神话般的传统就是——自愿将“皇位”交给下一代。

　　自20世纪19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以来，巩固和维护中共一党制的合法性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由于意识形态冲突不断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不断升温以及腐败现象丛生，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巩固一党专政的任务也更加迫在眉睫。

　　智库学者数年来苦苦探索各种解决之道。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新加坡模式，执政人民行动党始终坚持依宪制国和依法治国。或许中国也可以走日本式道路，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主要派系竞争的局面，恰好平衡了各既得利益集团。

　　但最近中共党内期刊《求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最近的权力交接制度很像其历史上的“禅让制”，而且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很成功，因为在过去三任领导人在位期间，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文章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制度比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位于中东、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世袭制更胜一筹。西方的民主制有缺陷，因为统治阶层更迭过于频繁，而世袭制就相当于终身制。这篇长文提到：“回顾历史，放眼世界，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近一百年来最成功的制度，也是世界范围内近60年来最好的制度。”中共的新闻网站cpcnews.cn和其他国有媒体，也刊登文章歌颂这种古代政治体制优点，并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统治形式。

　　“退位”一词现已引起了全国关注，引发了各界学者、媒体以及成千上万网民的激烈讨论。由于王朝统治历史悠久，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的是开明的仁君，而不是个人自由。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将皇位传给有智慧的人而不是其继承人的退位制，就自然而然被奉为上上策。

　　传说这一做法始于大约公元前2850年至公元前2070年间，尧帝将皇位传给舜帝，之后舜帝又传给了禹帝。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三位皇帝可能代表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向封建家长制过渡时期，他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阶级统治制度。历史学家表示，唐朝的黄金时代（618-907）和宋朝的鼎盛时期（960-1297）也曾采用退位制。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的复兴时期，当时的中土之国以其飞速的经济发展，辉煌的艺术成就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名震四方。

　　但很多分析家和微博用户对此说法不屑一顾，认为这反映出当权者的思维模式，就是试图通过古代传说将其统治合法化，而置全球的趋势于不顾。一位微博用户说：“退位就是一国之君，如皇帝让位。这一封建制度怎么能够应用到现代社会呢？”

　　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刘康说，退位或在统治精英阶层内部的权力交接“反映出中国领导的想法，他们既是古代中国帝王制的接班人，又是实际意义上中国经济的共同拥有者和管理者”。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喜根称，这种说法“实在太有创意了”，文章作者居然将中国的领导层更迭看做是某种形式的退位，可能试图重新解读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权利交接来增强其合法性。李喜根指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政治体制中从未出现过“退位”的迹象，“没有哪位国家领导人自愿让位他人（这是字典对『退位』的定义）。”事实上，近些年的权力交接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无休止的残酷内部斗争。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换届一度历经艰难。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直至1976年逝世才退位，未在有生之年把手中职权交给他选出的三位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邓小平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他试图根据任期和年龄限制，推行强制退休制度，从而取代领导人终身制。邓小平的确是在辞世前离任，但由于政见不合罢免了既定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邓小平挑选了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胡锦涛成为第四代领导人。但在1997年逝世前，邓小平继续执行其无可争议的权力。在2002年的第十六大上，江泽民让位给胡锦涛。这是自中共成立以来首次有序顺利的权力交接，没有出现帝王般的强人。胡锦涛在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十八大时让位给习近平。

　　但是尽管许多古代的制度下，皇位是通过退位传给了下一代，但历史学家称，继任者多数都是强取豪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中国，领导人的权力交接证实了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一句话：“只有在强权的威逼下掌权者才会退位”。

　　中国领导人采纳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却直截了当地排斥西式民主。

　　在一些分析家的眼中，最近的争论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一次道德与智慧的挑战。这符合习近平提倡的实现民族主义使命，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分析家称习近平想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大国在国际上寻求一席之地，从而推行中国与别不同之论。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表示，这“与习近平所倡导的中国梦密切相关”。过去六个月以来，习近平通过与西方划清界限、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承诺重振中华民族往日的雄风等方式，极力塑造党的新形象。分析者说，最近的这种说词也反映出，在历经了过去十年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风云变幻后，中国领导人正变得越来越自信。

　　《求是》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文章，就把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阿拉伯国家社会动荡、革命不断的状况作了对比，还比较了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与西方国家经济低迷的现状。文章中还提到：“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曾锐生还说这篇文章“反映出自从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似乎屡屡受挫以来，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对于中共协商式的列宁主义充满自信。”

　　习近平在最近发表的讲话中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但中共总是有选择性地吹嘘成就，通常不会提起创造经济奇迹时所付出的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环境急剧恶化，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降，腐败现象猖獗等因素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毛主席当年执政时的美好岁月”了。

　　刘康说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强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紧跟全球化的大趋势，那么将会动摇中共一党执政。他还说，一代“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会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会受到全球化思潮和文化的影响，包括已被普遍接受的个人自由，权利和民主等观念。刘康说：“自吹自擂式的中国模式很可悲，反映出当权者并没有意识到并尊重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感情和想法，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

　　曾锐生称《求是》中的文章缺乏理智的说服力。他说：“协商式的列宁主义优越在哪里？使用野史—不真实不客观的历史记载称为野史—毫无说服力，『最伟大的制度』绝不是『退位制』。”他还说所谓的退位制只是退休和晋升制度的基本制度化，这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是常规做法。他说：“恐怕《求是》这篇文章是无中生有罢了。”

　　人民大学的政治理论家张明说，提出“封建退位制”表明中国领导层不愿意接受普世的价值观和全球趋势。中国领导人依靠经济发展增强一党制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历史，正视创造财富和民主制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

　　哈佛大学的的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的名着《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总结道：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绝大多数富裕国家都采用民主制度。来源: 南华早报▲◆★●■☆


马英九王金平撕破脸 台湾政坛将掀血雨腥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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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9-9：台湾总统马英九昨日高调斥责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涉关说案，严重伤害台湾民主与法治。事件持续发酵，有媒体称之为台湾政治风暴。

　　台湾几大媒体大篇幅报道事件，并对马英九为何如此严厉批评作深入解读。

　　台湾东森新闻称，马英九和王金平二人心结已久不是政坛秘密，此次抓到王金平把柄，让当过法务部长的马英九终于有机会出手。报道认为，马英九记者会说话几乎不留情面，表明二人已“撕破脸”，国民党内部即将掀起腥风血雨。

　　台湾着名专栏作家郭正亮在《美丽岛电子报》以“马重登大位，王弃械投降”为题撰文。他分析称，争议并不只因为涉案三人都位高权重，更因为特侦组的处理过程备受质疑：一、特侦组事证只有对王柯监听记录，以及约谈部份当事人记录，完全没有直接证据，不但遭到涉案三人全面否认，甚至包括承办检察官林秀涛也认为特侦组扭曲她的陈述本意，形同滥权解释。二、特侦组以简讯通知，表示将召开“重大司法风纪事件结案记者会”，请媒体“切勿错过”，如此大张旗鼓，仿佛将宣布侦破重大弊案。但雷声超大，雨点却微不足道，特侦组显然自知证据不够充分，不敢直接提出诉讼，只敢移送“不敢打老虎”的监察院处理。如此曲折做法，显示用意不在真正办案，只在提出雷声超大的政治警告。

　　相比之下，截至今天下午，内地媒体对马、王之争的报道则相当低调，且少有分析。几家官方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基本只是转述台湾主流媒体的信息，新华社甚至没有把有关报道放在其网站首页：新华网首页上与台湾有关的报道中，位置最高一篇是一则民生新闻，标题为“台湾57岁作词人和17岁女友近照曝光 网上默契”。

　　受内地新闻管制的影响，除少数央媒有报道台湾事务的的权利外，其他媒体都只能引用新华社报道，评论空间也不时会受限。

　　由于缺乏对台湾事务的了解，尤其不熟悉台湾的政治人物，内地网民关于此事的讨论也不算热烈。在少见的网络评论中，总部在广州的着名学术期刊《开放时代》执行主编吴铭调侃称，马、王决裂，令王有了敌人。

　　“台湾政坛过去有一种说法：马英九没有朋友，王金平没有敌人。因为前者有政治洁癖，后者一贯长袖善舞、『蓝绿通吃』。此番痛批形同摊牌，决裂已不可避免。换言之，马英九依然没有朋友，王金平终于有了敌人。”吴铭在内地最活跃的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表示。

　　发生中的台湾政治风暴也引起香港、新加坡等地华文媒体的关注。但事发突然，包括总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内，有关报道也多以综述台湾媒体信息为主。来源: 南华早报▲◆★●■☆


失去诤友 令中国腐败愈演愈烈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9404

  文章提供 于 2013-9-9：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日前被中纪委双规，成为首名被查处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迄今为此，十八大后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已达九人。

　　由中共十四大开始，每一届中央领导层上任后都会拿一批贪官祭旗。中国民众对此已习以为常，因此，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初提出“既打老虎，也打苍蝇”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过场而已。然而，随着省部级高官密集中箭落马，人们开始认真看待这一波反腐行动了。

　　包括蒋洁敏在内，石油系统已有五名前任或现任高层落马。这些人都与一位曾经长期在该系统工作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关系密切。今年六月落马的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也是其心腹。各条线索逐渐汇聚一点，大老虎呼之欲出。

　　人们为反腐行动的进展欢欣鼓舞时，脑海却浮现一个疑团：二十多年来，每年被整肃的贪官数以千计，其中都包括十个以上的省部级官员，迄今已有三名政治局委员身陷囹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更被处死。中央反贪可说是不遗余力，但贪官为何越反越多？

　　二十年前，每当有司局级官员被查处的消息曝光，本港各传媒都如获至宝，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而现在，即使副部级官员落马也只发三四百字的短稿，司局级官员被调查，则只会发一条几十字的短讯。贪官新闻之“贬值”，从侧面佐证贪官队伍的急速膨胀。

　　众所周知，内地官场腐败越演越烈，主因是权力缺乏制衡。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然而，设计和建造笼子却非易事。

　　事实上，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内地对权力的制衡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大大削弱了。当年各级人大常委会内有一批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党政当局不能不给面子。现在，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已退出政治舞台，再加上近年规定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主任，人大对党政机构的监察名存实亡。当年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也有一批曾与共产党患难与共的诤友，他们敢于批评当局。现在诤友没有了，尽是唯唯诺诺之辈，没人会对当局说“不”。

　　至于舆论监督，八十年代胡耀邦在位时推行寛松政策，传媒曾有过一段敢言的日子，但八九年后舆论就大大收紧了。前些年曾出现“传媒异地监督”现象，即甲地的传媒揭露乙地的问题，对各地的贪官造成一定压力。可惜好景不长，稳定压倒一切，敢于揭短的报章都受到整顿。

　　很明显，在现行制度下，权力不但没有关进笼子，而且正在随心所欲四处横行。在这种背景下反腐，只当聊胜于无。有鉴于此，中纪委派出大批巡视组到各地推动反腐，揪出了一批贪官。但这只能治标，无法从源头杜绝贪腐。

　　本来，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已被公认为在现行社会制度下有效的反贪防贪手段。多年来，有识之士反覆提倡，当局却一再敷衍，说什么“先搞试点”，“试”了多年都无下文。最后用申报财产取而代之。然而，申报制度的致命缺陷，是脱离了民众监督。

　　此外，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历来是当局联系群众的纽带，也是反腐倡廉的有力武器。前中纪委书记李昌说过：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一定要做好。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共产党的辞典上，“上访人员”变成了“滋事分子”的同义词，而费尽心思堵截、打撃上访人员的官员多数心中有鬼。

　　还有，近年互联网成了民众揭发贪官的重要阵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等大小贪官都是网民揭露的。上海法官嫖妓的丑闻也在网上率先曝光。

　　正当互联网在反腐败中发挥巨大作用时，一些敢于在网上批判社会不公或腐败行为的人士受到整肃。这实在不可理喻，如果认为报道失实，有损当事人声誉，完全可以诉诸法律，要求他们道歉甚至赔偿，用嫖妓之类的罪名整人，不但不得人心，还会令作奸犯科的贪官逃之夭夭。

　　由于内地言路闭塞，一些民众致信致电向香港传媒揭露内地贪官丑行，而香港传媒的报道间接为北京反腐提供有用线索。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北京却一概视之为“境外敌对势力搞破坏活动”。

　　香港是法治社会，媒体运作受法律约束，当然，不能否认有个别媒体胡编乱造，哗众取宠。这种罔顾职业道德的行为理应受谴责，但若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香港传媒视为洪水猛兽，实为因噎废食。事实上，各主流媒体对涉及大陆官员贪腐的消息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以被判死缓的前中共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为例，当他还在向干部作廉政报告的时候，本港一些传媒已掌握他包二奶的线索，但一直在求证，没有发表。

　　一言以蔽之，中央只有广开言路才能及时掌握反腐动态，而目前部分地方当局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值得注意的是，堵塞言路的动作往往会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而增强，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有贪官在背后把水搅浑？

　　邓小平当年提出“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没有同时构建约束权力的笼子，以致今日官场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习李体制来说，当务之急是把笼子建起来，把权力拉回笼子里，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舆论和民众的监督是不行的。来源: 南华早报▲◆★●■☆


一些官员出政绩就走人 留下烂帐照升迁  ★★★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9/10/29461384_0.shtml

2013年09月10日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姜洁

原标题：看干部，要全面历史辩证(前沿观察·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②)

一名干部，如果在任上创造了很多显赫的“政绩”，但一旦工作调整，原来的“政绩”多半成了“半拉子工程”，这样的干部算不算好干部？与之对比，有的干部在任上虽然没有拉升太多GDP指标，但却为当地民生做了很多实事，为了保护环境阻止了重污染项目的上马，“政绩单”也许不那么炫目，这样的干部算不算好干部？

答案显而易见。因此，要用好干部，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干部，注重其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听取各方面的声音后再作综合评价。惟其如此，才能把真正优秀的干部选出来、使用好。

组织上要敢于为有担当、不怕得罪人的干部撑腰

有一位地方领导，因为做事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在晋升考核时出现了个别不好的评价。然而，当这名干部将调往异地的消息传出后，当地群众却自发打出横幅、排成长队为他送行，肯定他是“一心爱民的好干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该省省委组织部的领导感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用实际行动为干部投了优秀票，要把干部用好，就应当更加全面地考察干部，听到群众的真实评价。

现实中，有的干部怕得罪人、当好好先生，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实，无原则地向错误势力低头，会伤害到更多的人。记者在地方采访时听到当地干部提到这样一位领导，在任期间凡事都生怕得罪人，有的干部明明已经退休却仍占着办公室和公务用车，新任干部上任后只好几个人挤一间办公室，这位领导明明知情却因怕得罪老同志，一直不出面为新来的干部说句公道话。表面上看，这名领导似乎是少得罪了人，事实上因为他没有站在公义的一方，不但新来的干部对他的做法非常不满，连普通群众也觉得不公，他反而“得罪”了更多的人。

不可否认，敢于坚持原则、有担当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因此，组织上要对勇于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说公道话，在考察中听到对于某个干部的负面评价时，应当首先注意扩大调查范围、核实所反映情况的准确性，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一面之词，就轻易把某个干部一棒子打死。同时，组织上还应多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多听听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如何，多查查对其不满的干部不满的原因何在。倘若发现是伺机报复、恶意中伤，也要及时还干部一个清白。惟其如此，才能让那些坚持原则的干部有勇气、有底气继续做好工作，让社会正气得到匡扶和弘扬，让那些善于两面三刀、爱和稀泥的好好先生没空子可钻。

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再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

前不久，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内地中小城市官员的升迁概率与GDP增长关系密切，GDP增速比前任提高0.3％，官员升职概率就高于8％。他的研究还发现，如果官员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其升迁概率是负值。邓永恒的研究结论科学与否还可以商榷，但许多领导干部对GDP增长“情有独钟”却是不争的事实。

考核是最管用的“指挥棒”，选人用人是最有效的“风向标”。政绩考向哪里，干部就会干向哪里。选用什么样的干部，干部就会干成什么样。虽然“十二五”规划淡化了GDP增速要求，但前不久有媒体整合31个省区市未来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后发现，GDP“翻番”依然是最频繁出现的字眼。可见，考核政绩以GDP为主要重心不改变，选拔干部以GDP为重要依据不改变，干部“唯GDP是从”的局面就难以改变。

采访中，一名基层干部向记者坦承，有些政绩是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就是“显绩”，比如GDP增速、招商引资数量、园区开发规模等；有些政绩是短期难见效、不好量化的，也就是“潜绩”，比如交通治理、环境保护、为群众解决难题等。“显绩”与“潜绩”作为政绩的两种表现形式，缺一不可。但是，“显绩”显然对干部升迁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因此很多干部主动或被动地被GDP牵着鼻子走。“说到底，还是考核激励机制不够科学，让投机取巧拼显绩的人占了上风，伤了那些埋头苦拼潜绩的干部的心。”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总结。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式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辛鸣分析，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和驱使下，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使地方发展背上了长期的包袱，造成种种隐患。

应该看到，这种重“显绩”轻“潜绩”的导向也正在一些地方得到扭转：贵州贵阳市近日出台试行办法，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全市政府部门、官员考核中，其中环保是否达标成为对干部工作评价、任免、奖惩及问责的重要依据；浙江将湖库水环境保护纳入市县政府考核内容；安徽近年来在政府考核中，越来越强调生态建设和民生改善内容，森林绿化面积、垃圾无害化处理、医疗参保率、保障房建设等新指标均占有较高的分值……

“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政绩，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政绩，干部就会相应地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政绩，就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发展。”辛鸣认为，“习总书记提出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就是让干部把发展的重心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来，把发展的价值聚焦于公平正义、和谐进步上来。只要这样的干部考核方式逐步形成、完善并实施，相信会使得一大批有担当、肯实干的好干部脱颖而出。”

尽快实行责任制，终身追究“三拍干部”责任

最近，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进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161个县级城市中，有67个要建设新城新区。可以说，建设新城新区已经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建立政绩的首选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不少“新城”成了“空城”，房地产泡沫蔓延的风险、土地资源浪费的阴影、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隐忧，也渐渐浮现。

建设“政绩工程”花的是财政的钱，但欠下的钱谁来还？一些干部在工程上马时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等政绩刚出来就拍屁股走人，留下的烂账却不闻不问，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

专家指出，这种寅吃卯粮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一些干部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余地，严重损害了持续发展的潜力与后劲。当领导时建的项目大家都看得到，但花了多少钱或者欠了多少钱，一般没人追究。”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姚桓分析，“新官上任往往不愿意理旧账，还得忙着烧自己的‘三把火’，结果导致政府赤字不断上升，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导向。”

专家表示，要遏制政绩工程频频上马、寅吃卯粮烂账无人问津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尽快建立责任制，每一项工程上马前都要反复论证，上马后都要确定相关责任人，并对其终身追究，千万不能任其换个职位就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姚桓认为，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干部，就不能只以一时的成绩论英雄，而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让这名干部在一段任期内的阶段性工作放到十年甚至百年之后都还能经得住考验，千万不能掩耳盗铃，用短期的发展换取长期的包袱和隐患。他认为，中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制度，用更加科学的考核方法手段考准考实干部，把真正肯干事、干好事的干部选好用好，用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干部政绩观的根本扭转。▲◆★●■☆


北戴河会议争持激烈 七大议案政治局内部受阻★★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1543

      2013-9-8：中共党政军高层在夏都北戴河召开了5个中央级会议，原定会期15天，却于8月13日提前结束。会议讨论、审议的12个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议案中，有7个重大议案因争持激烈、分歧严重而被搁置。

★7个重大议案分歧严重被搁置

香港《争鸣》9月号报导，党政军高层原安排在夏都北戴河召开4个中央级会议，并定在8月17日结束。现会议已提前在8月13日结束，期间又增加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各部委办、省地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出席。

在夏都召开的为期11天的5个中央级会议期间，大会、小会交叉进行，仅各种小会就有28个，主要是协调讨论政经议案，希望能把分歧、争议减到最小程度，但事与愿违。据有关消息称：在讨论、审议12个有关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议案中，有7个重大议案因争持激烈、分歧严重而被搁置，有的议案已是近10多年来老生常谈的社会民意主流和呼声强烈的诉求。

★官员申报公示财产 政治局内部受阻

关于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按规则、按时间申报、公开、公示个人、配偶及子女经济来源和财产。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中纪委常委在9月底完成申报，并作出公开、公示；

（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部委办正部级、地方党政、人大、政协正省级在10月底前完成申报，并作出公开、公示；

（三）中央部委办副部级、地方副省级在11月前完成申报，并作出公开、公示；

（四）中央司局级、地方地厅级在12月底前完成申报，并作出公开、公示；

（五）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县处级在2014年3月底前完成申报，并作出公开、公示；

（六）为有关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议案，交付中共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列入法律条文通过生效；

（七）在过渡期，凡不能按规定、按时申报、公开公示，经教育批评仍不改正，一律开除党籍、撒销公职处分。

据知，有关申报、公开、公示财产的议案在政治局内部就有阻力和反对意见，中央部委、地方党政负责人持反对、保留意见的占大多数，其中所谓理据是：公开、公示后社会会震荡、会形成对党政高、中级干部沉重压力，导致社会混乱、管治失控等。

★官员家属外国国籍和居留权问题

关于党政军、国家机关、部门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在外国持有当地国籍、居留权等处理意见。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地方司师（副级）以上党政军干部要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抉择、处理，否则必须离开所在部门、单位所担任的职务；

（二）凡配偶、子女持有外国国籍、居留权的一律不宜在党政、国家机关、部门担任正级县处级干部，不宜在军队、国防等系统担任领导职务；

据中组部7月中旬报告指：现职副省部级高级干部中，有近1300多位的配偶、子女在外国有居留权、持外国国籍；现职地厅级高级干部中，有7200多位的配偶、子女在外国有居留权、持外国国籍。

现已退离休的政治局常委、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当中有42位的子女在外国持有外国国籍、居留权。

★关于官员超规格福利和住房

关于在职（包括已退离休）公职人员持有超规格、标准享有国家福利、补助性住宅处理意见。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上缴有关超规格、超标准的住宅；

（二）按当年市值价补价，但不准出售；

（三）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出正当理由又继续占有住宅的一律作违纪处理。

社科院、住房建设部、中央研究室联合调查报告指：已退离休地厅级或以上干部86%以上是违规、超标持有业权住宅，约有15万7000多套。现任地厅级或以上干部，68%以上是违规、超标持有业权住宅。

此外，其他被搁置的议案还有：关于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通过正常人事、组织程序担任中央部委、地方省、市、县政府正级职务，地方高、中级法院正级院长，高、中级检察院正级检察长；党政、国家机关、部门持有的“小金库”要在规定时问内封存、上缴，按中央政策统一处理；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和地方负债承受力规定意见；省级地方政府人员编制及薪酬、福利等待遇的意见等诸多问题被搁置。（责任编辑：郭惠）▲◆★●■☆


杨振宁与翁帆之“忘年恋”：诠释爱情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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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光明网 于 2013-09-09：杨振宁翁帆之爱诠释爱情真谛

毛开云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近日，杨振宁的最新传记《杨振宁传》在京首发。该书自1922年杨振宁出生起一直写到2010年，记录了他的家世背景、学术生涯、科学成就、社会活动及私人生活，是迄今为止最厚实、最全面、最专业的杨振宁传记。杨振宁在几位科学家的陪同下，参加了首发式，而妻子翁帆在清华大学读历史建筑系博士，因有课没有到场。（9月17日中国广播网）

杨振宁与翁帆的“忘年恋”，自始至终引人瞩目。因为两人年轻差距太大，很多人并不看好。但是七八年过去了，杨振宁与翁帆不但生活很幸福，而且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关于丈夫和妻子，年龄差距多大合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男人最好的年龄是40岁，女人最好的年龄是20岁，如果这样相配，女人是不是找比自己大20多岁的男人最合适呢？也有人说，相差20的男人都能当你爸爸了，而且一定会有代沟！

一般人的观点认为，丈夫比妻子大三四岁最合适，年龄差距在10岁以内尚属正常，超过10岁就属于反常了。然而，搜索“老夫少妻”，发现年龄差距在10岁以上的真不少，而且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陈凯歌和陈红相差16岁，姜文和周韵、韦唯和前夫迈克尔-史密斯相差20岁，李双江与梦鸽、伏明霞与梁锦松相差27岁，金庸与林乐怡、李敖与小屯相差29岁，武打巨星刘家良与娇妻翁静晶年龄差距为30岁……杨振宁与翁帆相差54岁，的确堪称“忘年恋”之最。

但是，从《杨振宁传》中可以看出，杨振宁对翁帆的爱感天动地，翁帆对杨振宁的爱情深似海。杨振宁称翁帆是甜蜜的天使，翁帆不高兴杨振宁谈及再婚话题。

2003年冬天，80多岁的杨振宁意外地得到上帝赐给他的一位安琪儿翁帆。当时，许渊冲教授送了他们一首诗：“振宁不老松，扬帆为小翁。岁寒情更热，花好驻春风。”从许渊冲教授的诗中，世人分明感觉到杨振宁对翁帆爱浓情更浓、年龄差距虽大心却非常炽热。2004年11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订婚的消息：“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这封电子邮件透露出丰富的信息，其中一个重要信息是——杨振宁对翁帆有相当吸引力。由此看来，这桩相差54岁的姻缘绝不是一厢情愿、各有所图，而是互相吸引、心有灵犀。

杨振宁曾对媒体坦诚，如果没有与翁帆结婚，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他曾举例说，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在太太去世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杨振宁说，他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不要过老年孤独生活。人尤其是老人，最怕孤独，杨振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也说出了所有老人的心声。这也是杨振宁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

杨振宁年事已高，但思想非常解放。杨振宁2006年曾公开谈到，两人结婚之初就曾谈及再婚，翁帆当时不高兴地说道：“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杨振宁则说，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这么多么真实的语言，杨振宁口里说出来的话，无疑就是翁帆心里想的，也是所有关心这桩“忘年恋”的人所希望的。所以，杨振宁说翁帆是他的甜蜜天使，就如同翁帆心里想的杨振宁是她的真命天子一样，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苍天作证、大地作证、国人作证、世界作证：杨振宁和翁帆这桩“忘年恋”非常幸福。正如网友所说：夫妻和谐，年龄差距0-60不等，和谐相处不在年龄，在于两人用心。这话好像是专门说给杨振宁和翁帆的，实质是诠释了爱情的秘密和真谛！（毛开云）▲◆★●■☆


社会抚养费的糊涂账不能再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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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社会抚养费成为近日的舆论热点。日前，国家审计署官网发文称，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未全面掌握资金底数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这一回应更加重了公众的忧虑。

　　社会抚养费之所以深受关注，原因大抵有二，一是随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围绕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不断出现，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在其中屡被提及；二是多年来其征收、管理、支出等并不规范，账目不清、权力腐败等现象客观存在。这一点尤其受人诟病。

　　作为一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会抚养费的初衷是为了补偿社会公共资源的不足、控制人口数量。但据新华社报道，一些地方把这笔钱视作“肥肉”，政策的本意被抛到一边，“创收”成为一切。由此征收环节出现了“放水养鱼”、“打折促销”、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最终遏制超生异化成只要交钱就可以生。征收如此之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和人员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按照规定，社会抚养费应统筹用于本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支出，但在一些地方，这笔钱并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并未执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而是进入地方政府的小金库，用于县乡两级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奖金等支出，负责一线征收的部门和工作人员甚至可从中获取“提成”。

　　社会抚养费制度牵涉公共利益，群众对此应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按照有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缴纳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掌握，最后资金的使用权又在地方政府手中，本身灵活性和弹性就比较大，需要从严把关，以便遏制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冲动。实施层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更提醒对此加强监督的必要，但从现有情况看，不但审计部门未对其进行全面审计，其管理使用等方面信息也少见主动公布。日前，有法律界人士向各地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在此情况下，虽有17个省份提供了相关数据，但也有十多个省份或不予回覆，或回覆称不能公开。这类信息很可能让群众产生“捂盖子”的印象，加重对该制度的不信任。

　　当下，随着公众的深入关注，社会抚养费的种种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放任这笔“糊涂账”延续下去，不仅损害群众的利益，而且很可能消解这项收费的正义性，甚至对未来计生政策的完善和优化产生负面影响。如何整顿乱象，让社会抚养费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得改变已被扭曲的利益格局。当然，要让地方既得利益者割自己的“肉”并不容易。群众更希望，卫计委、审计署等部门承担起责任来，建章立制，从“上游”给社会抚养费正本清源。（时间：9月6日　来源：齐鲁晚报）▲◆★●■☆

社会抚养费是否绑架了计生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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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审计署官网发文，表示近年来未组织过对社会抚养费的全面审计，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以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近几年已成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既因为这种收费弹性很大，而收支从未公布，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对调整人口计生政策的要求。

　　人口政策面临调整，已是高度共识。今年，就连卫计委都已多次表示正在研究方案，适时推出。近几年，相关部门从否认调整的必要性，到表示需要调整，是被社会、学界和舆论推着走的。对这种情况，人们部分地能够理解为政策部门的严谨，但为何相关部门对重大政策走向未能起到“预为谋划，引领社会”的作用，也令人百思难解。政策是否成了部门利益的来源，是否被部门利益绑架，令人疑惑。

　　社会抚养费有征收管理办法，征收决定权在计生部门，收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这一规定看似割断了部门利益，但社会抚养费可能向计生部门返还，纳入地方预算可能只是形式。对计生部门来说，对一个超生行为决定是否收费和收多少费，是现实的权力。收费不上缴，会成为直接的部门利益；收费上缴再部分返还，仍然是一种直接的部门利益。即使真正纳入地方财政管理，它变成一种地方利益，也可能使收费行为走样。

　　曾有媒体报道，社会抚养费每年征收200亿元，但未获得证实。近期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省份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信息，全国14名女律师联名向审计署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审计信息，也未获得有效数据。审计署表示，目前审计还集中在大额投资重点项目，对社会抚养费未组织全面审计，也未掌握资金底数，表明现在是无数据可给，而非不想给出。

　　与社会抚养费情况相同的，还有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扶贫资金等。这说明了审计工作还有很多待完善之处，也表明把发现资金问题的希望完全托付于审计并不现实。这些未组织全面审计的资金，实际上是经常暴露出问题，农田水利建设项目被挪用，扶贫资金发放不到位，都有不少报道。

　　相比而言，社会抚养费倒是很少有出现问题的消息，但这并不表明没有问题。像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扶贫资金，如果出现问题，都有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即使大量情况下受损后也未必能说出来，但仍然偶有曝料者。社会抚养费去向不明，并无明确的利益受损者，那就是无论谁在用、怎样用、用到哪儿，都可能无人问津。这样，社会抚养费就真的成了一个黑洞，它不是有没有问题，而是有没有问题谁都说不上。

　　无论对监督权力，还是对计生政策，社会抚养费都只是一个点。从监督权力来说，社会抚养费黑洞是监督空白的一个例证。今天，权力所受到的监督很多是多少问题、大小问题，而社会抚养费的监督则是有无问题，这样的空白还有多少？从计生政策来说，社会抚养费收支信息透明，并且征收行为、支用行为都受到监控，使社会抚养费完全剥离于计生政策执行及变动，使计生政策排除被社会抚养费绑架的因素，非常重要。（时间：9月6日　来源：成都商报）▲◆★●■☆

无可奉告的社会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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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 20年前，几乎所有县城菜场外的街道边，都坐着几个老太太，面前摆着两只竹篮，里面放着自家地里种的茄子、黄瓜和辣椒。过不了多久，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前来驱赶她们，并以折断秤杆相威胁。但如果她们愿意交几元钱，就可以安然无事地摆上一整天。有时候工商来得太早，老太太们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双方还会讨价还价，最后把费用降低五角甚至一元钱。

　　所有人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会有人问这笔钱是何种性质，收取的依据是什么，钱交给了谁，做了何用。这笔钱数额极小，不可与每年数以百亿计的计划生育罚款——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相提并论，但在不少地方，两者却有惊人的相似。

　　17个省去年共征收计划生育罚款165亿元，这些钱的去处，目前处于无可奉告的状况，但实际上不难推测。行政罚款通常是哪里来哪里去，计生罚款也不会例外，最大的可能是留在计生部门，用来发工资福利。有趣的是，这个数字远低于应收的数目，说明大量超生家庭并没有根据本地规定，足额缴纳罚款。据报道，罚款征收过程中，讨价还价和打折是很常见的现象，而实收罚款低于应收数额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钱没有入账，而是以行贿的方式进了官员个人的腰包——超生家庭之所以愿意行贿，显然是因为行贿的成本低于罚款金额。报道里没有提到而现实中必定存在的第三种可能是，有些家庭根本没有缴纳，而计生部门对此无可奈何。

　　这些现象说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强度已经大大降低了。尽管不时仍可听到强制堕胎的惨剧，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曾经普遍存在的、不顾一切后果制止人口增加的做法，如今不再是地方政府的首选。

　　实施高强度计生政策的前提是限制人口流动，这个前提在现实中不复存在。20年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已经发现了如下现象：人口流动能有效地削弱计生政策的效力。尽管10年前还有内地的乡村干部被派往东部沿海城市，监管本地外出务工人员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这种缘木求鱼的愚蠢做法只是昙花一现。对计划生育进行异地监管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级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

　　一旦地方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它们就在这件事上采取了更现实的态度：既然超生不可避免，那就不要浪费创收的机会。生育指标已经移出了非卖品清单，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换句话说，超生罚款的性质从惩罚变成了寻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幕重演了——花钱买自由，这正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局面。

　　20年前工商所管理菜场的方式，和今天计生办征收超生罚款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博弈。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种博弈看做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并将其描述为政府寻租和个人购买自由两个相对的过程。尽管这两个过程的表征是灰色和庸俗的，在道德上可以加以指摘，随之而来的却是深刻的社会转型。

　　最近1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向已经发生了静悄悄但却是本质的变化。在人口流动之外，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使得罚款的震慑力急剧下降，进一步使计划生育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持续。除了可能因超生被开除的公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他们在生育问题上有了更多选择。

　　个人自由扩张的过程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结果会引发另一个结果。人们一旦摆脱心理上对体制的恐惧和生活上对体制的依赖，会独立做出判断，就会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当他们变得更自信更强大的时候，原有的权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此过程之中，很多无可奉告的现实——如社会抚养费的去向，都在走向心照不宣的结局。（时间：9月6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社会抚养费”究竟“养”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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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资料图：农村的计生标语“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被人涂改。

　　今年7月，浙江律师吴有水致信31个省份的计生、财政部门，申请公开社会抚养费收支、预算等相关信息。但只收到17个省份的回覆。据调查，一些地方将社会抚养费收缴情况与财政拨款挂上钩。很多地方社会抚养费的90%以上甚至全部返还给县级，用于县乡两级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奖金等等。

　　对于社会抚养费再次引发的热议，国家卫计委回应称，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但社会抚养费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社会抚养费的收入没有对应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更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说白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有法可依的，不交就是违法；但收上来的抚养费怎么花，却既非专款专用，更无明确的规定。

　　既然社会抚养费只管收，却对如何花并无严格的约束与限定，“社会抚养费”究竟“养”了谁，自然也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抚养费被民间称为“超生罚款”，政策制定的初衷，是通过经济罚则来遏制超生行为，同时为超生所增加的社会抚养负担筹集相应资金，补足投入的缺口。然而，当“社会抚养费”可以被地方政府用于发奖金，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政策的初衷彻底被扭曲，“一些地方为了多收钱，多拿提成奖金，甚至鼓励超生”，连“降价促销”之类的商业伎俩都粉墨登场。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了钱还不给收据，这样一来，连上缴的程序都可以省去，悉数进了个别人的腰包。

　　“超生罚款”也好，“社会抚养费”也罢，按说前者指明了来源，而后者则确定了去向，单从字面上看。既然以“社会抚养”之名收取，社会抚养费当然应该专款专用于社会抚养事业才是。如果因为超生行为增加了社会抚养的投入和成本，这笔钱也理应补贴公共教育与配套的相应开支才是。

　　然而，当社会抚养费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用于地方政府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甚至奖金开支，对“社会抚养费”进行公开挪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相关规定对社会抚养费的去向语焉不详，模棱两可，但这不能成为挪用、占用社会抚养费，以中饱私囊的借口。“社会抚养费”究竟“养”了谁，这些年来，巨额的资金都流向哪儿了，必须进行清算与追责。（时间：9月6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社会抚养费“养”了谁　不能成为糊涂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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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在中国农村，随处可见计划生育标语。

　　中评社北京9月7日电／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因为这种收费弹性很大，而收支从未公布，成为近来的舆论热点。日前，国家审计署官网发文称，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未全面掌握资金底数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更加重了公众的忧虑。尽管相关规定对社会抚养费的去向语焉不详，但这不能成为挪用、占用社会抚养费，中饱私囊的借口；“社会抚养费”究竟“养”了谁，这些年来巨额的资金都流向哪儿了，必须进行清算与追责。▲◆★●■☆



“社会抚养费”越神秘　政府公信越受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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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9-07：“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金额到底几何，究竟用于何处？多名律师近日向卫生计生、财政、审计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有人怀疑这笔巨款被截留挪用、中饱私囊，有人认为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地方部门创收手段、明码标价的“超生许可证”，有人投诉征收过程中存在不开票据、私自议价的行为……

　　“超生罚款”显然已经成了一个谜，尽管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且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按说，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超生罚款”不应存在悬疑。但记者的调查却发现，各地征收标准不一，弹性空间太大，一些地方为了多收钱甚至鼓励超生促销，不开票据、私自议价等乱象丛生。

　　这也就难怪公众会对“超生罚款”去向产生怀疑，恰是计生部门的恣意作为，且裁量权过大，难免留下腐败的空间，蚕食本应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抚养费，损害公众利益。然而，在面对公众普遍质疑“超生罚款”去向，并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公开相关信息时，至今仅有17个省份提供了相关数据，有10多个省份或不予回覆，或称不能公开。

　　某种意义上说，“超生罚款”的去向，关乎公众利益，更关乎征收的正当性，必须给公众一本明白账。而一旦“超生罚款”屡屡沦为“糊涂账”，其去向越神秘政府公信也就越受伤。因此，面对问题和质疑，相关部门亟需要向公众交出“明白账”，让“超生罚款”从后台走进公众监督视野。

　　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资金去向、收支两条线是否落实、征收乱象是否根治、资金如何管理使用等等问题向公众作详细地说明。更重要的是，公众关切“超生罚款”去向，本质上是希望能够规范资金管理和使用，因此，除了公开去向，更需要专业的审计，从而倒逼更加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重塑政府公信。（时间：9月6日　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