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1949年解放军为何没有进军台湾?（二）

（接昨日）两者结合起来看，当时毛泽东希望既能够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云南、新疆、四川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又看到了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的困难，准备用较长时间来准备进攻台湾战役，把进攻台湾的时间定在明年夏季。

这时候，立即渡海进攻台湾是有可能的。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解放军会紧接着进攻台湾。

首先，国民党政府大员四散，撤到台湾的军队兵力严重不足，编制混乱、人心惶惶，已成惊弓之鸟。1948年"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已和夫人宋蔼龄隐居美国纽约作了寓公，次年6月另一巨头宋子文也以料理家务为由赴美国，一去不复返。其他如前行政院长孙科、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驻美国大使沈剑虹等或避居香港，或逃奔南美洲，都拒绝前往台湾。撤到台湾的军队不算保安团、青年军一类杂牌，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许多军、师、团互不相属，有编制无部队，有军官无士兵，杂乱无章，颇有乌合之众之感。其中周至柔的空军虽有官兵8.5万人、各种型号飞机400架，但能够作战的不过半数，汽油只能支撑两个月。桂永清的海军更仅有3.5万人，作战舰艇50艘，也缺乏配件，能作战的同样不过一半。这些兵力还分散在舟山群岛、金门马祖至海南岛的几千里海疆上，台湾本土防务十分虚弱。同样，台湾经济状况也十分凋疲，一下子增加了外来的二百万人，资源困窘，物价腾飞，只靠印发钞票对付一时。最主要的，是整个政权蔓延着"失败主义"的浓厚空气，起义投共接连不断，这是台湾的致命之处。连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也自叹："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其次，目睹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的美国政府，也不愿再背上这个包袱。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虽然在对台湾应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上意见不一而争论不休，但总的看法都是台湾失守已属不可避免。早在1949年2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提出一份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只建议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支持那里的政治行动。却仍遭到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应该采取在政治上分离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办法(即搞"台独"活动)，这种办法也只能谨慎地掩盖起来。他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如果美国军队不干涉，至多到1950年底台湾将"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最后，草创之初的解放军海军、空军拥有了第一批可供作战力量。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了中央军委航空局，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此时分散在各地的飞机有46架。渡江战役之后，从国民党政权缴获和接收的飞机设施和人员日益增多。7月正式成立了解放军空军司令部，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到10月底，解放军空军共拥有飞机159架、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接管飞机修理、装配、配件厂32个。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制造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约60架，其余为运输机、教练机、联络机。航空技术人员中，飞行员共202人。全部飞机里，约有一半状况良好，其余待修。11月，为了配合进攻台湾，中央军委决定在六个月内再组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

海军的建立比空军稍晚。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那一天，解放军的第一支编制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长江边的泰州白马乡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当即接管了在长江下游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和第五巡防队的25艘护卫舰、炮艇。上海占领后，军事管制委员会共接收军用舰艇及可改造为军舰的船只79艘。本年，从2月到年底，国民党海军共有73艘舰艇、3300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1950年4月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已经拥有各种船舰134艘，总计43971吨。其中作战舰艇51艘，16382吨；登陆舰艇52艘，20131吨；其余为辅助船。加上其他地区，共约有近200艘舰艇。

总体上看，1949年秋解放军的空军、海军还很弱小，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和国民党相比。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人心慌乱，处于守势，兵力分散在舟山至海南岛的海域。而解放军士气高昂，处于攻势，可以相对集中力量作战，加上民船、渔船也可运输。因此在局部近海作战中，也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利用现有条件里应外合进攻台湾抱有很大希望。

然而，进攻台湾面临的困难仍然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首先，一、二、四野分兵西进造成了东部兵力严重不足。当时驻守华东的只有三野，陈毅、粟裕等三野首长都驻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指挥防务和剿匪、肃清沿海工作，辖下兵力十分分散：第七兵团进攻浙江东南和舟山地区、第八兵团担任南京地区警备任务，宋时轮、郭化若任司令员、政委的第九兵团7个军中有4个军要负责上海地区防务，只能以3个军作进攻台湾的第一梯队。至于向福建沿海进军，只派出叶飞、韦国清任司令员、政委的第十兵团3个军。这些部队中许多战士是北方籍，畏难海战。因此8月2日毛泽东电告粟裕，把原计划迁往青岛的华东海军留下归他指挥攻台湾，并说："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粟裕给中央电报指出：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因此"对台作战必须三野全部参加，加上后勤人员及特种部队共约五十万人"，并建议调四野一个军、华北一个军前来策应海防。毛泽东也感到了这一点，曾于1949年10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

客观地说，使得毛泽东把重点放在西部的原因，除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考虑外，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影响。

在毛泽东原本的战略中，新疆尚未列入进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协助一野进军西北的贺龙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应调回东部。他甚至考虑可以暂时调彭德怀回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攻福建和台湾。5月23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但是，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

6月27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后来又以无机场为由未派出)。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1993年7月23日回忆，斯大林当时的理由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斯大林的意见不是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7月23日他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这样一来，彭德怀7月14日已经指挥取得西北地区战略决战——扶眉战役的胜利，8月26日又指挥兰州决战大胜，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可以抗衡的力量，但一野还必须继续向新疆进军，十八兵团转攻西南，十九兵团进攻宁夏。东部暂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海军配合解放台湾的问题，建议刘少奇向斯大林试着提出这一请求，但大家并不抱太多希望。这时候，看到斯大林主动建议派空军支援进军新疆，7月25日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要他即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提供几百架飞机并代为培训飞行员，争取赶上进攻台湾的战役。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但对派苏联空军、海军援助进攻台湾，则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一来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诱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苏联人民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他们很难理解必须这样做的理由。

当时在西南投入较大兵力还有一个国际原因，已经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来电，担心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会逃到越南，对正在解放国土的越南军民造成很大威胁。毛泽东为此特别致电林彪，要他部署程子华、陈庚部队切断敌人经云南逃往越南的道路。

相比之下，蒋介石出于置之死地的考虑，却对最后的落脚点台湾予以了殊死的重视。1948年底，在东北和华北战场上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面对一片谴责，开始考虑暂时下野"引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魏德曼向他提出了一个"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湾地区"的建议。蒋介石思考再三，认为只有依靠美国的强大海上和空中军事力量，利用台湾海峡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解放军。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前参谋总长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不久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2月29日他又派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视台湾之举。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后，5月蒋介石飞抵台湾，6月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核心。

6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首次出马，亲赴福州，召开驻闽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一再强调说："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会后他亲自召见部分师以上军官说："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会后，对国民党军驻守福建部队进行了整编，确定了新的防御部署。月底，蒋介石在台湾又召开东南军政会议，强调确保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要求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防务和台湾外围屏障。陈诚做了固守台湾的军事报告，7月18日他被任命为东南行政公署长官。此时，国民党军在福建沿海共有12至15万兵力，超过解放军第十兵团入闽的9万人；在台湾有20万兵力，超过二野进攻台湾第一梯队的3个军，相当于二野准备动用进攻台湾的全部兵力。厦门、漳州失守后，蒋介石更加重视金门的战略地位，说："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急电汤恩伯固守；同时不顾在广州的李宗仁国民政府安危，调胡琏的十二兵团北开金门增援。至于西南，蒋介石虽然飞赴重庆，要求胡宗南坚守，鼓吹"迁都重庆，割据西南"，但自己心中对西南前途已心如死灰，拒绝留在重庆"共存亡"。

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态势看，湖南、新疆、云南包括四川一部相继和平解决，二野进攻西南并没有遇到特别顽强的抵抗，多是追击战，鲜见太原、天津式的攻坚战役。蒋介石部署的成都保卫战也一捅即破。由于有陆运特别是航空、海运的优势，一部分国民党败军仍然撤到了海南岛和台湾，另一部分流窜到了泰国、缅甸。当时解放军在西部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保证了战事的顺利发展，但兵力最后也过多了。新疆的许多部队后来就地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形之下，东部沿海局部军事力量对比解放军并不占有优势。然而在一部分三野指战员中，却出现了轻敌、急躁情绪。

7月2日，第十兵团出发进军福建，头几仗是顺利的。8月13日、10月17日攻占福州、厦门之后，第十兵团的主要部队和兵团首长、28军军长、政委都留守城市处理市政和养病，只派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组成前线指挥所，从三个军分别抽调7个团兵力进攻金门。由于缺少船只，实际只有3个团登陆金门岛，没有一个师以上的指挥员在场统一指挥。

金门之战打响之际，国民党守军已得到胡琏十二兵团增援达4万人，大大超过解放军登陆作战部队的8736人，于是解放军遭致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失利，进攻部队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9086人(包括民工、船夫)。

金门作战失利后，毛泽东即认识到了这一失误的严重。10月29日，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了《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要求"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写下批语：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随后，毛泽东对进攻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10月31日，他明确指示四野林彪：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

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21军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4日，毛泽东本已复电同意粟裕等人的定海作战方案，称"我们认为"你们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就在此日，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解放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再次失利，伤亡1490人，被迫撤离。11月14日，毛泽东又给粟裕发去电报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

此后，蒋介石受金门、登步岛大捷的鼓舞，向舟山、海南、金门增加一倍重兵扼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顺势制定了分别攻取各岛，斩其爪牙，再直捣台湾的战略。进攻台湾仍在紧张的准备之中，三野专门派人参加了攻占海南岛的战役，学习渡海作战经验。空军、海军攻台部队的组建训练也加紧进行，11月成立了海军第一、第二舰大队。当时，三野前委也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不攻舟山而直取台湾的方案，但认为这必须有空军的绝对优势，而金门仍须先于台湾攻占。

然而，现实是国民党空军拥有压倒的优势，对沿海城市和基地的猛烈袭击，使得初建的解放军空军、海军遭受巨大损失。起义过来在烟台的"重庆"号巡洋舰、在南京的"长治"号护卫舰都被国民党空军重创，无法转移，被迫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军海军舰队在一次轰炸中就有"常州"、"万寿花"号等26艘被炸伤炸沉，其余不得不撤往武汉隐蔽。国民党空军仍紧追不舍到长江中上游，炸沉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9艘舰艇中的6艘。

要依靠中共自己的空军优势需要较长时间，只有寻求外援是个捷径。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在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他就迫切地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含糊其词地回答："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理由。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斯大林仍然担心会引起与美国的大战。他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这显然是不成为理由的借口。且不说解放军尚无伞兵部队，当时又如何能保证空军能安全运载伞兵到台湾上空空投呢？

立即进攻台湾的打算就此搁浅，不得不失去了趁台湾守军立足未稳且混乱而进攻的第一个最好时机。但是，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微妙的发展中，总的说来仍对进攻台湾有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的几个月中，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两个月中，传出了中苏谈判进入僵局甚至破裂的消息，甚至美国有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政府对出现中苏裂痕寄以希望，认为"正当我们谋求利用(中国)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此间，美国一度发表了很不利于蒋介石在台湾处境的多次言论。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决议中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还说：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声言："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并且宣布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美国不会为庇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些言论中也包含着诱使中共中立、不要让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用心。大林放下心来，着手派出空军、海军人员支援中共。1950年2月，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率领混成航空兵集团到达中国，承担上海、杭州、徐州等地防空。3月13日至5月11日，即接连击落台湾空军5架飞机。相继到达中国的苏联空军共有11个歼击航空兵师，防守从鞍山到广州的东部沿线空域。此后台湾空军即不敢轻易袭击内地，但苏联空军也奉国内命令只守不攻，不能配合解放军进攻沿海诸岛。

共产党军队进攻的可能日期，据来自台湾的报告，也许会发生在7月上旬。

1950年6月初，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粟裕向中央汇报了进攻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建议由刘伯承或林彪来主持战役，但毛泽东仍然宣布由粟裕指挥这一战役。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台湾的收复是迟早的事。令人遗憾的是，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便使美国人制造了这样的意外。

6月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图片-新闻-网页）大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随后，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将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以防止“共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阻止国民党从台湾进攻大陆。他还说，台湾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表示同意的杜鲁门补充了一句话：台湾地位也可能由对日和约决定。于是，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提出"台湾未来的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从日本佐世保基地驶入台湾海峡。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务援助法，主动与台湾当局以换文形式签订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

若说这是一个意外，其实也不是没有任何征兆。从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绝望的美国政府的立场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在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美国政府就埋下了干涉中国台湾的伏笔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国务卿艾奇逊解释"目前"二字说："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

台湾海峡局面的急变，对毛泽东说来确实是个意外。本来，他对朝鲜战争爆发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据师哲回忆，6月26日清晨，他到中南海丰泽园，见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对他说："昨天夜里看到了巴黎的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对朝鲜问题公开表示态度。

美国立即插手台湾局势，激怒了毛泽东和中国人。6月27日杜鲁门调动第七舰队的声明发表后第二天，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周恩来宣读了回答杜鲁门的声明说："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毛泽东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国际形势的突变，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台湾的计划。6月30日，周恩来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不无遗憾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随着朝鲜战争规模的扩大，7月13日毛泽东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出动十三兵团在中朝边境严密监视动向。但为准备进攻台湾战役已心力交瘁的粟裕以病坚辞不就，毛泽东改任邓华为司令员。8月8日，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1951年不攻、1952年解放台湾，获得批准。随后中央军委解除了三野第九兵团进攻台湾、第十兵团进攻金门的任务。第九兵团调往东北待命赴朝。进攻台湾问题由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了台湾海峡长期的对峙局势，台湾由此成为问题。

忆昔抚今，往事可鉴。当年毛泽东确曾预见到了台湾将出现的复杂局面，也极想立即进攻台湾，但海空军力量和国际条件的对比，使他不能不一再拖延。无论毛泽东事后如何不肯原谅自己，形势比人强。如果根据毛泽东的一番自责去证明当年的战略有"失误"，恐怕也是片面的理解。试想，如果搁置西南、西北大片国土暂不集中力量攻取，用几乎是民船组成的船队，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飘洋渡海去进行毫无把握的台湾决战，一旦失利，将会对全国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况且，谁人又能预先料定朝鲜战争爆发而使水到渠成的机会失去？在这个问题上，用得着毛泽东常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参谋长"。

海峡局面的急变，对毛泽东说来确实是个意外。本来，他对朝鲜战争爆发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据师哲回忆，6月26日清晨，他到中南海丰泽园，见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对他说："昨天夜里看到了巴黎的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对朝鲜问题公开表示态度。

美国立即插手台湾局势，激怒了毛泽东和中国人。6月27日杜鲁门调动第七舰队的声明发表后第二天，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周恩来宣读了回答杜鲁门的声明说："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毛泽东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国际形势的突变，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台湾的计划。6月30日，周恩来对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不无遗憾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随着朝鲜战争规模的扩大，7月13日毛泽东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出动十三兵团在中朝边境严密监视动向。但为准备进攻台湾战役已心力交瘁的粟裕以病坚辞不就，毛泽东改任邓华为司令员。8月8日，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1951年不攻、1952年解放台湾，获得批准。随后中央军委解除了三野第九兵团进攻台湾、第十兵团进攻金门的任务。第九兵团调往东北待命赴朝。进攻台湾问题由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了台湾海峡长期的对峙局势，台湾由此成为问题。

忆昔抚今，往事可鉴。当年毛泽东确曾预见到了台湾将出现的复杂局面，也极想立即进攻台湾，但海空军力量和国际条件的对比，使他不能不一再拖延。无论毛泽东事后如何不肯原谅自己，形势比人强。如果根据毛泽东的一番自责去证明当年的战略有"失误"，恐怕也是片面的理解。试想，如果搁置西南、西北大片国土暂不集中力量攻取，用几乎是民船组成的船队，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飘洋渡海去进行毫无把握的台湾决战，一旦失利，将会对全国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况且，谁人又能预先料定朝鲜战争爆发而使水到渠成的机会失去？在这个问题上，用得着毛泽东常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参谋长"。

★史海回眸：冷战时期中国曾5次遭受核打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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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参考2005年09月0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白皮书后，不少人开始谈论另一个话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理应效仿中国，但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中国仍是惟一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国家。反过来，作出这一承诺的中国，却曾遭受核打击威胁。

2003年3月11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发言人孙玉玺：“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1月8日向国会提供一份秘密报告，内容涉及美国在紧急情况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7个国家使用核武器的计划。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孙玉玺说，同许多国家一样，中方对这一报道的内容深感震惊。美方有责任对此作出解释。他透露，中美曾就核武器“互不瞄准”达成了协议。

《洛杉矶时报》的文章，是近年来有关“中国遭受核威胁”的一次最直接的报道。史料显示，在冷战时期，中国曾至少5次遭受核打击威胁。

第一次，朝鲜战争期间。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军开始败退，直至退到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为扭转战局，曾亲自出面，要求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杜鲁门随后下令秘密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原子弹部件。1951年4月，志愿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美军甚至还在几个月后举行了核战演习，且公开予以报道。

第二次，越南战争第一阶段期间。

1954年3月，3000法军在奠边府陷入越南人民军重围，法国将军厄雷飞赴华盛顿向美国人求助。当年5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拉什福德上将提议，如果中国军队支持越南人民军进攻河内，美国应立即用原子弹轰炸中国。

第三次，金门马祖危机期间。

1955年年初，美国认为中国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美国向中国发出核威胁，称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

第四次，解放军炮轰金门期间。

为打击国民党自1957年以来“反攻大陆”的部署，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轰大小金门等岛屿。美国很快又举起了核大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向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5个机场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吨-1万吨的战术核弹，观察中国的反应。”

第五次，珍宝岛冲突及中苏关系极度恶化期间。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等军方强硬派主张准备动用核弹头，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甚至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美方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遂决定采取某种措施通知中国。1969年10月15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接到报告：中国的导弹基地已进入临战状态，美国也已拟订了同俄罗斯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80年代末邓小平交班揭密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zxhm] 于 2005-09-07）

　　《党史博览》

★美日五招窃取台海情报

2005-09-07 目前，美日两国已经针对中国大陆组建包括海、空、天、电和人力情报在内，由多种情报搜集手段组成的综合侦查网络，具备了对台海地区进行超高空、空中、海面和海下目标不间断监视的实力。

　　第一，行动诡秘的海上侦察。

美太总部海军司令部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几十艘海洋侦察船。这些侦察船性能先进，分工明确，能够查明目标电子设备的技术参数和战术性能，获取对方的无线电通信、导弹发射和飞机起飞、舰艇出港等重要的军事情报。因而，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海上情报吸尘器”。同时，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由海底固定声纳系统组成“亚太反潜链”也可供使用。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在津轻海峡、对马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部署有沿岸、水下和水上监视部队和监视船，用来监视过往的大型船只。

　　第二，应用广泛的航空侦察。

目前，美太总部空军司令部在西太平洋地区拥有６种类型的侦察机。日本空中自卫队也拥有Ｐ－３Ｃ反潜巡逻机、ＭＨ－５３海上预警侦察直升机、Ｅ－７６７远程预警机等空中侦察力量。Ｅ－７６７远程预警机活动半径可达１８５０公里，机载雷达对高空目标的侦测距离为７８０公里，对低空和水面目标的探测距离为４００公里，能将中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置于其监控范围内。

　　第三，覆盖面大的空间侦察。

目前，美国至少有５０余颗各类卫星在空中担负直接或间接的侦察任务。据悉，在通常情况下，平均每６个小时就有１颗美国侦察卫星从中国大陆及沿海上空飞越，可为美国军政领导人提供相关动态情报。日本也于２００３年发射了两颗光学和雷达间谍卫星，并准备在２００６年再发射两颗，与现有的两颗间谍卫星组队，形成完整的空间情报搜集系统。

　　第四，无孔不入的无线电侦察。

无线电侦察又叫信号侦察，被称为除了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维侦察空间”。目前，美军已在日本和韩国设立了十几座监听站，并利用与中国临近的中亚国家、蒙古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驻军的机会，设立直接针对中国的雷达测控和电子监控站点。日本因距中国较近，更是成为美国搜集中国无线电通信情报的重要基地。目前，日本在岛根县、福冈县等地设有６处通信站，主要用于通信情报截收和雷达监视。

　　第五，传统的人力侦察。

即指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美日两国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派间谍利用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境内，搜集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名武官在中国浙江宁波擅闯军事禁区，窃取我国军事情报。

　　（本版文章由左渐晓提供）

★建国27年全国有多少“右派”？

人民网2005-09-07：1977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参与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大家立刻明白，胡耀邦要狠抓这个冤案的平反了。

胡耀邦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指导撰写了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

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而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人。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有待摘掉帽子，这些人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1978年春天，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会前，胡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会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不出所料，烟台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当时，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议。王、付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认为不能仅仅“保留意见”，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了一个书面反映，杨士杰签了名。陈与杨专门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看了后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胡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后，胡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民族饭店开。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某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

杨士杰高兴地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放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胡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胡耀邦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后又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45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据悉，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10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此外，还受牵连和影响的亲友更是不计其数，每个“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仅以十人计，至少使全国不下600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胡耀邦深思：“人心为上”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

早在1975年，胡耀邦任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1957年，有人欲批判“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耀邦闻讯，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文革”一结束，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耀邦更是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再说，“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捎话后，胡耀邦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了……

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搬开石头，中兴伟业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的一天下午，他把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杨逢春请来，要求他写篇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他又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

这样的社会，胡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所以，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谈到文章长短，他说：“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不到一个星期，胡耀邦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几次才定稿。定了稿，胡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1977年8月18日，党的十一大闭幕。但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人们不禁议论纷纷。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已是时不我待。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翌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间收到的信可装两麻袋。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一份电报上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戴 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