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文章提供 于 2007-3-5：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初的“老大哥”对此自是震惊异常，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当年对中国采取了“轻率的计划”，一方面立即着手考虑重新部署对中国边境的战略防御问题。

　　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现了他特有的嘲讽：“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但是，震惊归震惊，苏联仍然断定，中国尽管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技术，但几年内还不至于拥有能够攻击苏联的导弹核武器。而在中国真正具备核攻击能力以前，苏联即可与美国联手，一举制止并摧毁其核设施。

　　两年后，中国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运载核弹头的发射试验，这一空前绝后的举动，又一次震撼了世界，也令克里姆林宫大惊失色。

　　苏联高层私下里对中国在尖端武器方面的进展神速坐卧不宁，表面上却十分沉静，塔斯社对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报道只用了寥寥可数的21个字。

　　就中国而言，对北方近邻突然袭击的防备，实际上在这次发射试验前就已经作了相应部署。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中苏间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了。

　　1967年夏秋之间，苏联已经将导弹及其他兵种的部队开进它的远东伙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点建立了新的发射架，安装了射程为 2500公里至3000公里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地覆盖中国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苏军多次组织进行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此时因“文化大革命”而天下大乱的中国，对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自然是忧从中来，极为不安。

　　1968年8月20日晚，月黑风高。这时，在茫茫夜色的遮掩下，从民主德国起飞的苏军第24空军集团军的一架军用运输机，突然飞到了捷克首都布拉格机场上空，要求紧急降落，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无法排除的机械故障。

　　毫无戒备的机场为“友军”打开了夜降导航设备，飞机顺利地停在了机场上。

　　但是，眨眼间，从打开的机舱内冲出了近百名荷枪实弹的苏联人。这些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迅速分散开来，占领了机场。随后，几百架苏联军用飞机像一群乌鸦一般，陆续降落下来。

　　深夜23时，苏联、保加利亚、波兰、东德、匈牙利五国军队共约23个师，分为三个集团军，从四面同时越过边界，向捷克境内长驱直入。以坦克装甲车组成的苏军先头部队，在空降兵的配合下，风卷残云，很快占领了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比尔森等重要城市，封锁了捷奥、捷德边境，切断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地区的联系，在短短六个小时内，便一举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急遽变故，全世界无不瞠目结舌，尤其是中国，对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这一事变，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和自身不无联系的震撼。

　　这一次，苏联军队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安全的利益”而侵入捷克，占领了总统府和捷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国防部、安全部之后，又把杜布切克装上坦克，运到机场，武装押运到莫斯科进行“会谈”。8月27日，苏联强迫杜布切克发表了一份“苏捷会谈公报”，把这次入侵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10月16日，又迫使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总理接受了所谓“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条件”的条约，这实际上就是规定苏联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无限期的占领，并使苏军对捷的军事占领“合法化”。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于9月16日向苏联驻华代办递交了一份照会，强烈抗议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照会说，从8月9日至29日，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对中国实行侦察、骚扰、挑畔，这些入侵活动都恰恰发生在苏联粗暴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后，而这两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1969年8月20日晚。

　　一年前的这个时刻，苏联大兵过境，侵入了捷克。

　　一年后的这个时刻，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神色紧张，在听完了勃列日涅夫从果戈里大街苏军总部打来的电话后，立即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并火速赶到了皮埃尔酒店，与基辛格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密谈。

　　“中国对苏联的战争挑畔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了！面对‘黄祸’的入侵，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做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奉命征求贵国对这一行动的意见。”

　　多勃雷宁惴惴不安地绞着手指头，似乎一场核大战已经爆发。

　　基辛格闻言，内心不由大吃一惊，顾不上保持一位资深外交官的风度，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虽然中苏交战似乎早在西方的预料之中，但苏联竟真得准备大干一场了，并且要使用可怕的核武器，令这位一向沉稳的博士也感到十分震惊。

　　“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我们保证只攻击军事目标，决不会伤及无辜的生命。核当量的施放肯定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多勃雷宁话虽这样说，语气却显得毫无把握。他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苏联希望美国能予以理解，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

　　显然，苏联是认真做了战争评估与规划的。

　　两个人通霄达旦地谈了几个小时，基辛格站起身来，同多勃雷宁握手告别：“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是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的，请等待我们研究后的意见。”

　　同毛泽东相比，苏联人对于和自己打了多年交道的美国人，了解得实在是太肤浅了。

　　和基辛格从皮埃尔酒店分手后，随即发生的事情是多勃雷宁万万料想不到的。

　　基辛格匆匆赶回白宫，向尼克松报告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计划。白宫立即召集会议，在紧急磋商后，出于对美国世界战略利益的长远考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无比的办法，将这件事捅了出去——

　　◆美国将克里姆林宫给出卖了。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用醒目的大字排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双城子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这条看似十分随意的报道，很快便到达了中南海。

风起云涌，就在中苏核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九个字的应对之策：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前两句直来直去，就是明白无误地针对苏联的。后一句则含义甚深。

　　“不称霸”，除了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贯立场外，也是想给美利坚合众国一颗定心丸吃，使美国人能够放心地从越南撤退——果然，三年后，尼克松在基辛格事先秘密打好前站的精心准备下，飞越大洋，悄悄来到了北京，在漫长的25年间只是恶面相向、拳脚相加的两个巨人，终于开始了打破僵局的对话。

　　1969年9月23日和29日，美国和苏联的卫星及地震监测中心，几乎同时测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

　　中国在连世界各国都为其日夜担心受到核打击的严峻关头，竟大大出人意料地动作起来，进行了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和一次高爆试验。

　　在外界看来，按照中国以往几次试验的惯例，中国会立即大张旗鼓地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由各种新闻媒体作连篇累牍的宣扬，尤其是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重大的“胜利成果”，是非常难得的宣传素材。

　　然而，爆炸的巨响早已归于沉寂，西部大漠深处的蘑菇云早已消散殆尽，中国却一反常态，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悄无声息地继续保持着沉默。

　　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与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也接踵而来。在这样的情势下，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两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旗帜如林，人潮如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登上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一片“红海洋”般的游行队伍。

　　与此同时，远在大戈壁深处的东风导弹基地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西北风将高高悬挂在礼堂顶上的五星红旗拂卷开来，极为醒目。节后两天，基地由特级战备转入一般战备，并继续展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前的准备工作。  来源: 中国飞天大传 ▲

2007年03月06日俄罗斯《独立报》披露，中俄今年军事合作重头戏是7月18日至25日于俄国车里雅宾斯克省举行的“和平使命2007”军事演习。据透露，中国最新型战斗机歼10将在演习中亮相，这将是歼10战斗机首次参加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演习。

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上周六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此行主要与中国军方商讨“和平使命2007”军演。

据俄罗斯媒体说，此次军演将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举行。届时中俄领导人将共同观摩演习。

报道说，为了扩大演习规模，双方决定，各自出动3千人，也就是一个团的兵力参加军演。此外，上海合作组织其它成员国也将派兵参加。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将分别派出约一百人的连级单位，吉尔吉斯将出动30人的兵力。

此前，“和平使命2005”军演于2005年8月18日至25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

另据中通社报道，中国海军舰艇编队5日上午抵达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以便参加“和平－07”海上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海军抵巴基斯坦演习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由“连云港”号护卫舰和“三明”号护卫舰组成。编队将在巴停留8天，除参加海上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外，还将与其它参演国进行足球比赛、射击比赛等联谊活动，并组织部分官兵上岸观光。

由巴海军主办的“和平－07”海上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将于6日至13日在北阿拉伯海举行，旨在针对不断增加的海上恐怖主义威胁与挑战，促进各国海军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各国海军应对恐怖袭击和联合行动的能力。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海军都将派舰艇、飞机或特种部队参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海上多国联合军演。▲

——共和国警卫纪实
 
  2007年03月05日 孙 国    197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日子

      ◆ 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人间天堂”杭州并没有使毛主席的身体很快康复。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最近几年，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前几年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进行肠胃检查，发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负责周恩来治疗的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X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报告，又仔细地询问了随身医生，认真地听了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后，才批准同意给周恩来总理做手术。

　　这些天铁瑛见主席心情不好，有时间就过来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时主席对铁瑛说：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别人无法理解主席的这种忧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规律，一种无奈时常折磨着毛主席。没有人理解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更没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谈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在无奈中他只好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词诗，成为毛泽东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愁绪的一种情感寄托。

      ◆ 蒋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是一个损失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毛主席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祖国统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愿。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主席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1967年9月7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毛主席来杭州已经两个多月了。春天给主席忧郁的心情带来稍许安慰。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

　　金日成到杭州会见毛主席，铁瑛立即责令警卫处制订方案。根据以往的做法和经验，警卫部队很快制定了接待和警卫方案。两天后，汪东兴和铁瑛一起听取了警卫汇报，各项警卫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中朝之间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毛主席同金日成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主席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捎来的苹果非常高兴。毛主席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时，立即调派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到朝鲜为金日成治病。专家在朝鲜期间，毛主席时刻关注着金日成的治疗情况，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4月13日晚7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对如此突然的变化，一般都难免措手不及，但担负毛主席警卫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将毛主席离杭州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迅速确定。晚上8点，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步履蹒跚，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主席以疲惫的目光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毛主席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启龙和铁瑛立即停止了会议，二人迅即坐车赶赴刘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到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他们跑着来到主席坐的车窗，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刘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原本打算离杭州前找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主席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永远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来源：《解放日报》 ▲

胡锦涛耶鲁大学演讲给对外报道的启示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2789/78787/5429543.html
 
  2007年03月01日 刘志宣   ●传媒期刊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的对外报道，以权威的信息、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积极宣传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由于报道中的某些失误，导致境外受众对我国媒体怀疑、不相信、反感乃至持敌视也时有发生。如何进一步改进对外报道，开拓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局面？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胡锦涛的耶鲁大学演讲，为我们做了经典的示范。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对美宣传。胡锦涛以其平易近人、充满智慧的个人魅力感染了美国听众，达到了加强对话、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的，产生了“一石掀起千层浪”的巨大效应。海外舆论纷纷给予高度评价，赞扬胡锦涛的讲话“是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一个大国‘负责任’的形象”，体现了“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有助于消除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赖”等。这样的宣传效果，显然是我们对外报道所追求的，它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争取受众：了解是信任的基础

　　过去，因为历史的一些原因，中国与美国产生对立和隔阂、甚至仇恨情绪；如今，世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已从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由于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的认识主要是以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为依据，而中美媒介给各自受众带来的“媒介定型”（美国媒介对中国的定型是“妖魔”和“威胁者”，中国媒介对美国的定型是“霸权”和“反华”）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导，使得两国民众互为误解、隔阂，乃至不信任危机加重。为改变这一状况，我国媒体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一些美国民众依然对我国对外报道持谨慎怀疑、不信任的态度。

　　不信任是由偏见造成的，而偏见则是因为缺乏了解。美国民众对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取得的巨大变化所知甚少，因而难以改变固有观念。“了解是信任的基础”，胡锦涛在演讲中首先强调了这一点，然后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中华文明的历史流变和我国的现实发展现状，介绍了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的中华文化精神理念，谈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以帮助美国人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消除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偏见，赢得信任，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由此观之，对外报道能否取得受众信任，重要的就是善于通过报道增进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环境下的受众对自己的了解。要从对方需要出发，进行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千万不能“你想说的都说了，我想知道的你都未说”。      不同国别的受众想了解的信息是不同的，例如古巴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对我们只报道山水风光曾说：“中国确实很美，但我们还需要了解普通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中国农业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如何养活12亿人口的。” 这就是说，对于古巴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如何去改变自己的贫困，需要得到这方面的借鉴；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现状及其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民主建设、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经贸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是否表明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只有让他们了解了这些，才能最终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感。这也就成为我们对美报道基本出发点。

　　让人了解，要以事实说话，而不是强词夺理。英国学者格林说：“宣传的方式过火，夸大其词，本来你有道理，也不能使人接受”。我国一些媒体，为了宣传中国形象，往往是心急吃热豆腐，强行说辞，自我标榜，甚至采用先发制人、贬你褒我的方式，来证实我国制度的优越，美化我国的形象，如在美国新奥尔良洪水灾难的报道中，我们就用了“人间地狱”、“一片混乱”来描述，而对我国的洪水报道，则是一曲曲抗洪的英雄颂歌，如此报道，怎能让美国受众相信？增进了解，更不能性急，应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说话，让对方从中去亲身体验和感受，以获得正确的认知。在耶鲁演讲中，胡锦涛为了让美国了解我国的现状，就以一系列的具体数字，有力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巨大变化。为了消除美国民众关于中国是“威胁”、“战略对手”的忧虑，胡锦涛在回答现场主持人、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的提问时，特别有耐心地列举我国目前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7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以后这个事实，以证实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还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集中精力加以解决”，“希望有一个和平国际环境”，“中国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让美国人深入了解我国的真实情况，这对消除“威胁说”和“对手说”的偏见，赢得美国民众的信任，大有好处。它给我们对外报道的启示就是，要想获得境外受众的信任，我们的对外报道，只有从一点一滴的具体事实入手，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变化，给予深入、细致、全面的报道，不仅要讲述事实，还要对事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加以阐释，让境外受众在现实语境的理解中去感受我们已经变动的生活，去理解我国的国情和文化，才能逐步消除偏见，增进共识，才能获得最佳的对外传播效果。
 
　　◆面对受众：坦诚是尊重的态度

　　胡锦涛此次访美，是在中美关系不愉快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要应对贸易、人权、台湾问题与武器扩散这些棘手的议题，可以说困难重重。然而，胡锦涛的演讲，却激起全场600多名师生一次次热烈掌声，完全为他的个人魅力、开放风范所倾倒，为其远见卓识、侃侃陈述所折服。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对美国人民的尊重.

　　“怎样使你受到人们欢迎？”美国学者卡耐基开的秘方是：对人们真诚地感兴趣、微笑、记住别人的名字、谈论对方感兴趣的事物、同对方谈论他自己――以一种诚恳的方式进行，等等。概括地说，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尊重受众，这是给受众好感、赢得受众的前提。这种尊重，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从对方的利益出发，把“人”作为传播的终极服务目标，是平等待人，以心比心的交流。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胡锦涛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开场白，一下就拉近了与在场600多名师生的距离，给听众感觉，他不仅是一个领袖，更像是一个朋友。这种尊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坦诚，以实事求是的心态去进行交流，不隐瞒事实愚弄受众，不以理压人蔑视受众，做一种敞开心扉的促膝交流。面对美国人对我内外政策的疑惑和担忧，胡锦涛明确陈述了我国现阶段的内外政策：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回答塞迪略关于我国政治改革的提问时，尽管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胡锦涛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指出“上层建筑发展要适应经济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也不回避我们在政治改革、民主建设中的问题，非常坦率地陈述了自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革的现况，诚恳地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地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愿意借鉴国外政治制度的有益经验，但不照搬国外政治制度的模式”，这种坦荡直露、虚怀若谷、不讳言国内问题的表白，毫无疑问，会深深印在听众的心中。

　　◆影响受众：交融是最终的目标

　　企盼受众接受，决不是一味迎合受众。其实，任何演讲都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都企图对听众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胡锦涛的耶鲁演讲也不例外。作为一次成功的对美宣传，耶鲁演讲达到了预期目的。胡锦涛在演讲中，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介绍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流变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状况，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对内对外政策，明确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宣扬了我们的价值观。尽管，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认同体系有很大差异，宣传我国的价值观可能会遭到西方受众的抵制，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对外宣传工作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是不容推卸的。

　　大众传播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环境认知上，也表现在价值取向上。宣扬本国的价值观，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可以说，这几乎是所有国家对外传播坚定不移的政策。美国CNN总裁特纳提出“建立全球传播系统以帮助全人类携手同心”,要有“较为负责的世界观”，要成为“美国的良心”，倡导的是美国的价值观；我国的对外报道，要“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宣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宣扬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是，中美受众处在不同价值观的文化环境中，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对外报道产生最大的效应？

　　耶鲁大学演讲给了我们正确的回答。胡锦涛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中美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而存在着差异，这有利于我们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这就非常明白地表达了我们对外传播的策略。我们看到，耶鲁演讲以很长篇幅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将其最有价值的内容推荐给美国听众，这是很有利于他们借鉴、取长补短的，而且，演讲还善于抓住中华文化精神与西方文明共同点，抓住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进行阐述，因而，能在极大程度上引起美国听众共鸣。这对我们是极好的启示。这就是说，对外传播不应因价值观不同而陷于对抗和冲突中，应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中寻求共识，逐步走向交融。

　　交融是最终的目标。交融是对话，是交流，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求同存异、多元繁荣。这是我们所要营造的最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的对外报道，应该努力将最能体现中华价值观的有益的经验、最能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的信息，例如尊重人权、民主法制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加强经济科技合作、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促进各国间建设合作性关系等方面内容加以全面、深入地报道，努力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以他国之长，补本国之短，加强与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的繁荣和进步。 
 
　　◆赢得受众：幽默是智慧的技巧

　　要想赢得受众，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白宫新闻秘书麦克•麦加里说：“让所有的人知道你想说的要点。假如你能在这一过程中加一些娱乐调剂调剂的话，就更好了。”

　　这个娱乐调剂，就是幽默，它是智慧的技巧。受众讨厌板着面孔说教，喜欢幽默的言谈。胡锦涛的耶鲁演讲，就注意到听众的这一接受心理，不时爆出诙谐幽默之语。在答耶鲁师生提问时，塞迪略提到收到78个问题，不可能让胡锦涛都回答，因为胡锦涛马上要离开，胡锦涛机智地插上一句“如果问题多的话，我就不走了。”表达了对听众的诚意、尊重、热情、友好。当塞迪略说“我还要提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时，胡锦涛以“我希望塞迪略先生提问的时候不要手下留情”为开场白，风趣地表达了敢于面对尖锐问题，不回避矛盾正确态度。针对美国人担心我国国力快速增长带来的威胁，胡锦涛说：“虽然中国国力增强，但我们有13亿人，任何一个巨大的数字被十三亿除都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话刚出口就引起在场听众笑声，这是一种疑虑释然、舒心开怀的笑声，它让我们看到了胡锦涛幽默的话语力量。

　　正是这种幽默的力量，胡锦涛的耶鲁演讲赢得了在场听众的好感。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对外报道中，必须从境外受众接受心理出发，以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去进行写作。否则，就会事倍功半，适得其反。“没有两个人对语言拥有同样的经验”。

　　更何况两种不同的文化。西方人独立性强，富有个性，强调科学性，偏好理性分析，喜欢从具体事物入手，自己得出结论，带有很浓的思辨色彩，等等。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仍以无冕之王自居，以为是党的喉舌，代表政府的声音，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的、强行推销的、把观点强加于西方受众，肯定会导致他们的逆反心理而拒绝接受；或者说，报道中闪烁其词、中庸之道、强调悟性、体验性、不明说让人意会，西方受众也会困惑不解，无法接受。这些都是我们在对外报道时必须要考虑的。（作者：刘志宣系上海市闸北区教育学院副教授）来源：人民网－《今传媒》▲

作者: 天歌 发表日期: 2007-03-02 上海，1929年初秋的一天，一辆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出中央巡捕房，由福州路经河南路折入法租界，然后畅通无阻地开至毕勋路梧桐树浓荫深处。车门开处，走下一位头戴礼帽、颇具风采的中年男子，此人正准备将一份刚刚获得的紧急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祖籍广东，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就在此时，杨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他没有料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的初春，蒋介石在总司令的盛装之外又戴上了军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政会主席的桂冠。为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剪除政敌，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与军统齐名的“中统”的前身。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调查科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杨登瀛出任上海特派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两次拜访杨登瀛，正式要他出山。

　　此时的杨登瀛，思想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他看透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与腐败政治，不愿意为其卖命，但政治信仰又与共产党人有距离，因而举棋不定。此时陈养山因组织农村暴动失利而由浙返沪，暂居杨宅。杨与陈养山多次倾心长谈后，意识到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将来之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经再三考虑，他向陈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便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建议抓住这一良机，与杨合作。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视，派陈赓同杨面谈。

　　1928年5月，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要与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起初不免有点紧张，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赓镇定自若，言语幽默，不禁渐渐地松了一口气。双方约定：杨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忠诚卫士连德生充当杨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不久，为提高杨的社会地位，地下党又破例给他添置了一辆私人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

      ◆巧妙打入敌核心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部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人其核心圈。

　　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达上海滩，杨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当他得知张道藩在国民党内有一政敌时，便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从此张对杨感激不尽，视为知己。

　　当然，要应付国民党特务机关，还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经党中央特准，连德生定期将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地下党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地下党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这样，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1929年12月，陈立夫的表弟徐思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杨为台柱，特准杨可自由支取经费，还派人常驻杨登赢办事处，以便随时转送最新的情报。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杨登瀛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

　　20世纪2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租界内，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赢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动开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祖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声言明日听回信。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杨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不久，租界方面要杨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杨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他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在兰普逊的眼中，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日本准备发动对华战争始，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的活动便日渐猖獗，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时，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祖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氏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祖界巡捕房的动向。

     ◆利用特殊身份清除叛徒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人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杨登瀛介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有个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5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宋一面稳住顾某，一面通知地下党，使这个叛徒还在做发财梦时就被镇压了。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黄第洪从国外返沪，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联络。哪知黄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周恩来，以换得荣华富贵。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徐恩曾经办。徐让杨登瀛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接头，杨马上紧急通报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地下党经过周密调查，掌握了黄第洪向国民党自首的证据，便将这个叛徒抓获并处决。

　　有一次，杨登瀛接到南京特务机关的密电，称在共产党内部物色到一个告密者，时机成熟时，他会提供重要情报。过了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杨将一公函送往公共租界警务处，杨送去后，潭绍良拆开一看，正是这个告密者的报告。巡捕们立即出动，破获了平凉路一地下党秘密机关，当场逮捕7名共产党人。情报由自己的手送去，又目睹共产党人入狱的惨景，杨登瀛恨得咬碎钢牙，发誓抓住这个内奸。于是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查访，却一无收获。也是这个内奸合该命绝，竟自己找上门来了。在他看来，杨是大特务，投靠杨一定会有好处。一天，杨登瀛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手下人领了一个人进来，口称有要事报告。屏退左右后，此人神秘地对杨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报，并不无得意地描述着自己的“功绩”，杨这才知道上次所送情报的告密者就是眼前这个人。他不动声色地把告密者送出门后，立即通过最便捷的联络渠道，向中共地下党报告。得到杨的消息后，地下党立即行动，除掉了这个内奸。

      ◆营救任弼时、关向应

　　营救被捕同志，是杨登瀛的另一项重要使命，经他救援的革命者不胜枚举。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外出开会时，被公共租界密探抓住，关入西牢。敌人将他绑在电椅上受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但这种利用现代文明成果制成的野蛮刑具，在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任弼时身上却完全失效了。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他也没吐半个宇。中共上海党组织得到消息后令杨登瀛出面营救，杨即找到兰普逊，称任是他手下的人，巡捕抓错了，又塞上一笔巨款。这样任弼时很快获释。出狱后，任化妆成画师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了长江局组织部长。

　　1931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在他的居处搜去一大箱文件，文件中又有不少是绝密性质的。中央领导对此极为重视，责令上海地下党务必尽一切力量营救关向应，并将其中手抄和复印的绝密文件取回。这时巡捕房因从关向应身上没有得到有用的东西，也把目光转向了文件；而国民党得悉此案后，似乎也从中嗅出了什么，提出由他们派员来清理这箱文件。兰普逊考虑来考虑去，说此案是租界查获的，只准杨登瀛一人插手。于是，杨即介绍刘鼎以“中共文件专家”的身份到捕房鉴定文件。刘与杨合作，晚上将一些真文件带回家“研究”，次日早晨再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一周以后，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这些材料均为“学术资料”，被捕者是位“激进的学者”。在狱中，已化名李世珍的关向应参加了陈为人、刘晓等人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根据党的指示，他配合杨登瀛的行动，装得庸庸碌碌，悲观消极，从而把敌人敷衍过去。最后租界对关向应这个“激进的学者”从宽判刑，押了几个月即行释放。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红二军团政委，与贺龙并肩战斗。就这样，杨登瀛用他的机智与勇敢，多次将革命者从死亡线上营救出来，回到党的怀抱。

　　1931年4月24日，中共地下党驻沪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投敌，供出党中央的所有秘密。由于打入敌特心脏的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及时转移。28日，陈赓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叛变，要杨尽快去外地躲一躲。杨激动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王庸(陈康的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杨自恃有张道藩这把“大红伞”，能够对付顾顺章。两天之后，杨被顾顺章出卖而入狱。国民党对他恩威兼施，杨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还痛斥顾顺章诬陷好人。由于国民党未抓到任何把柄，再加上已爬上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高位的张道藩的疏通，半年后，杨被保释出狱。1934年，他又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解放初期，杨登瀛在南京摆个小烟摊为生，生活十分困难，“镇反”时他被抓了起来，险些死去。这件事让陈赓知道了，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杨登瀛被放了出来。还是周恩来保护了他，1970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总理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总理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总理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总理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

发表日期: 2007-03-05

      ◆邵正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部处长，大校军衔，从1991年起策反包括刘连昆在内的多名高级军官。
　　
　　◆刘连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部主任，少将军衔，从1992到1999年间出卖大量军事情报给台湾！直接造成1996年夺取彭湖外岛计划的流产！台湾军情局特工张志鹏一九九零以台商身份赴大陆，成功发展中国解放军参谋部少将级军械部长刘连昆及大校邵振中为台湾情报局工作，在一九九六年中国向台湾试射飞弹时，刘连忠与邵振中向台湾提供了飞弹演习的情报，因此李登辉公开讲中国的飞弹是哑的，不必害怕，而刘邵两人因暴露身份，被中国处死。
　　
　　◆徐峻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情局美洲司司长，大校军衔，2001年叛逃美国，徐峻平在北京外交圈很著名，专门负责联络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并在中美高层会议中任翻译，2001年12月赴美时与CIA联络後叛逃。徐俊平叛逃内幕很复杂，其严重性比海外报导的还要大。徐俊平真实身份是总参谋第二部（军方情报部门）的高级特工，其上司即是最近因牵连远华走私案而判刑的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徐俊平是军方海外情报工作的一名核心人员，掌握中国海外情报网络的大量机密，其叛逃有可能导致中国海外情报系统被美方破获。在同一时期除徐俊平外，解放军总参谋部还有两名高级军官弃国叛逃。其中一人姓王，是总参二部负责科技情报的官员。另一位名叫郑镇江，为军方的军事战略专家。　还有总参广州军区多人叛逃而且广州军区也有一个正团级和一个副师级军官失踪，因为两人带走了广州战区的大量台海战争兵力调派、後勤部署等作战情报。
　　
　　◆刘广智，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为在职正军级军官，也是少将，且为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显然比刘连昆高。空军指挥学院同时拘留的还有该学院处长王某，他负责接收刘广智出卖情报后所得的金钱。身为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儿子也同时涉案被捕。主要是向台湾提供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中国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俞强声，中国高级特工，国家安全部处长。1985年俞强声叛逃美国，导致潜伏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达三十多年的中国间谍金无怠被捕以来，最严重的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外逃事件。 ▲

　  事已过去四年了，在合适的时候，将稍微披露一些内幕，冲突最初发生在中美两军特种兵的对抗上--中国出兵缅甸对抗美国内幕揭示！那年2003年9月，西南边陲上和美军的较量！

    缅甸虎视着马六甲海峡出口，西可以压缩印度向南海、东南亚一线伸展的空间，北可以切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地联络。冷战时期美国由于陷于越战泥潭无暇顾及，再由于我们通过缅共对那里的经营，美国一直无法补上弧形包围圈的缺口，在“胞波”的旗帜下，我们压住了西方在那里的渗透和势力的扩张。

    冷战以后，西方一直以支持昂山素姬为借口，企图扶植亲西方势力上台，推翻现在亲华的军政府，但由于缅甸现政府获得来自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努力也就是在联合国或者国际会议上嚷嚷，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九一一以后，形势突变，美国以反恐为由，乘机把靠近中缅边界的部分地区列入黑名单，其特种部队也频频到泰国演习，以熟悉地形，等待时机配合缅甸国内反政府势力，一举推翻缅甸现政府，既在中国南面下一个钉子，又可以阻击中国正在经营的东南亚经济圈形成。

    ◆（二）阳招：滇军西进、川军入滇接替武警

    今年春末夏初，“非典”还在沸沸扬扬的时候，美朝为核武问题又搞得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先遣的特种部队悄悄的在新加坡、泰国开始了准备活动。而据我有关部门获得的情报，美国原准备增援伊拉克战场的从海军陆战队叁个师抽调的四千人，由于伊拉克战事提前熄火，该支部队改投入缅甸“反恐”战场。美军对缅甸下手意图日益明显。以美军的战法。很可能由先遣的特种部队在中缅边境开辟落脚点，后续部队则可以直接空降“敌后”，在中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驻扎在那里，既可以支持缅甸反政府力量推翻现政府，又可以顶住中国向东南亚的发展。尤其在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涉时，使中国南北难顾，手忙脚乱。在中国这头大公鸡的鸡头处动手时，先在鸡腹处顶把刀，美国计谋不可谓不歹毒。作为应对，中央立即作出决策：中缅、中朝边界，由解放军接替武警负责的边境防务，以防不测事件发生。由于二十多年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云南的边防部队主要部署在中越边境，九八年裁剩的六七个边防团，只有一两个在中缅边界。

    为此，统帅部先从中越边境调两个边防团到中缅边境，并从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南调若干营组建新的边防团，组成的边防一线部队以轻武器为主；在边防团身后的二线，有驻云南的步兵叁十七师的两个团、步兵四十师的一个团以及换新装不久的77169部队由川入滇，构成前轻后重的前出态势。必要时封闭中缅边境，切断美军的退路。

    当时云南边界沸沸扬扬川军入滇，可能就是77169部队的到来引起的。由于十多年以前中缅边界部队撤防以后，很多部队营房被当地乡、村政府占据或者出租，甚至被老百姓用来作边贸的仓库。进驻部队接到命令以后，往往由当地武装部紧急通知地方政府必须一个晚上腾空营房，武装部往往连夜行动组织民兵把屋内家什、货物扔到空地，先让部队住进再说。

    在其他地方，当人们的眼光还在关注着“非典”的时候，滇西一带风景名胜区，正在为没有游客而发愁。突然间，连续几天，靠近边界的几条公路上车水马龙，不断有炮兵、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开进。与以往不同，这次我军还在几处地方修起了直升机临时起降场，空军驻云某航空兵团正准备改装，调广空某航空兵团进驻云南边境一线机场担负战备值班。另由李世兴大校为部队长，从全军各部队抽调人员组建信息战分队，与总参叁部某局、驻缅侦听分队、空军雷达5旅一起全面监控缅甸、泰缅边界以及空情动态。为了有足够的威慑，二炮五叁基地新组建的96212部队的两个发射营，在距边界两百公里左右的公路上实弹机动，既是训练也是徉动。自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云南边境还从未那么紧张过。这是阳招，除了这还有两阴招。

    ◆（三）阴招：先手缅政府军、后手还有缅共游击队

    历史证明，西方以外的国家吃他们开的那贴“民主药”，大多数要得癌症，国家不得安宁，非洲不说，俄罗斯人吃进去吐不出来，至今对西方耿耿于怀。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政局逐渐稳定，与我们关系也很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民主、人权为借口，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西方政府，以图阻断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次美军计划就是想突入缅甸纵身，以打击毒枭以及毒品基地为借口，推翻缅甸军政府，扶持西方势力的代理人昂山素姬上台。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境内有好几支反政府或者民族独立势力的根据地，最大的有“克伦民族联盟”、掸邦以及盘踞在“金叁角”以毒品为生的形形色色黑、白、红等各种势力团体，如缅共余部、国民党军余部、各类大毒枭等。昂山素姬为首的西方狗腿子们，在缅甸并没有多少市场，完全是由西方世界捧起来的。为了增强缅甸政府军的实力，我们加速以军援、支付租金方式向缅甸政府提供装甲车、火炮、单兵防空导弹等各种轻重武器，提高缅军的装备水平。并协助缅军先行占据中缅边境美军可能选择的空降场。缅军为了能够迅速掌握新装备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惜以每月六千到八千元人民币的代价，招募解放军退伍军人。据传，现在缅军中四川兵、湖南兵就有二千多人，而且大多数都担任班排长一类小干部。

    我们的另阴招，就是缅共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是我们六十年代一手训练起来的，现在残存的可能还有七八千人，编制有五个旅，各旅人数在八百到二千人不等，而且五个旅中有四个旅的旅长是俺华夏子民，两个战斗力最强的旅的旅长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检阅，并怀着“支援世界革命”的宏大理想，私自潜入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小将。2002年泰缅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泰缅两军一交手，缅军就败落，争议地段落入泰国之手。缅军无奈，请红卫兵小将帮忙。两个旅联手在泰缅边界采取敌驻我饶、指北打南、分割包围等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战法，深入泰国境内切断泰军后援，选择有利的时机，在不利于泰军机械化作战的地段，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不到叁个星期就把失地全数夺回。因为缅政府是按夺回的土地面积向游击队付费的，所以当缅军新任边防司令前去接防时，红卫兵旅长拿着泰国地图问，你还要我拿下哪一块，曼谷你要不要？

    缅共游击队对中国的感情，那就别提了。他们提干的军官都必须熟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指定的十五篇毛泽东军事着作，去年毛主席110周年诞辰，他们还将特地制作的楠木雕像和花圈派人专程送往北京，因有关部门阻拦，经劝说改送到湖南。在危难时刻，红卫兵旅长亲自到临时前指所在的大理请战：只要解放军能封住边界不让美军逃窜，并提供防空力量和装备他们足够的火炮、弹药，他们就能保证让美军有来无回。

    我统帅部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先手还是有缅甸政府军担当更有利，只有在缅甸军队抵挡不住美军或者军政府被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让游击队作为后手放出，与美军展开游击战，并通过我方做工作让他们与其他独立邦、民族独立势力联手，再去推翻亲美政府并建立亲华的联合政府。于是，叁百名游击队员来到云岭高原的成都军区某训练基地接受换装训练，由桂林空军学院、廊坊导弹学院教官带队的两个防空导弹、高炮分队进入游击队控制区，先为其训练防空部队，一旦开战就担负防空任务。

    中国的这两招，通过各种半公开的途径传入美国耳中，美国国防部及其智囊团经过反复衡量，觉得在缅甸不可能再有胜算。再加上伊拉克战争胜利后又陷入泥潭的现实范例，阵营内部也由于鲍威尔等鸽派人物的极力反对，最终决定取消缅甸“反恐”作战。在冬天到来之前，美特种部队悄悄撤离泰国。狼烟起了又消，一场惊心动魄的无形战斗化解了眼看就要发生的血腥战争！ ▲

    2007-03-05：汪东兴老人就住在靠近北京长安街的一个寂静的院落里。

　　当我们走进汪老的会客厅的时候，汪老因为准备谈话笔记，还没出来，房间里只有一位看上去年纪在40岁左右的女子，她微笑着告诉我们：“我爸爸一会儿出来，请等一等。”

　　大约过了两分钟，汪东兴老人迈着军人般的步伐，快步走了出来。

　　老人对年轻人十分和气，笑起来声音依然朗朗，落地有声。在刚刚开始采访时，他因为还没有戴上助听器，听不清记者提出来的问题，等他戴上助听器之后，听觉就好了，回答问题极为爽快和准确。

　　我们要采访的是延安枣园文工团的故事。对于在延安枣园的情况，汪老记得很清楚。他说，延安枣园文工团也称为延安枣园文娱科，这个单位是在李克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它的产生很不简单，因为当时的延安刚刚经历了“抢救运动”，有许多曾经在我党秘密战线工作的同志受了委屈，还没有得到甄别，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党秘密战线的同志依然忠于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热情地工作着。

　　当时，延安的生活比较艰辛，为了克服生活条件方面的困难，为人民演戏唱歌，为革命鼓与呼，大家在当演员的同时，也当了工匠。他记得，当时演出用的大鼓、二胡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上山捉了蛇，剥下皮，做鼓和二胡；化妆品也是演员自己做的，大家分头上山采石头，用石头的粉末和上猪油化妆；负责后勤工作的同志，为了筹集演出所用的资金，挑起货郎担子上了山，进了村。

　　经过文娱科同志们的艰苦努力，当时的延安的确产生了很多好的作品，比如秧歌剧《动员起来》和话剧《前线》等等。对于这段往事，汪老记得十分清楚，还会唱出当年文艺节目中的曲调。他深情地说，秧歌剧《动员起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产生的有影响的好作品，至今，陕北的老百姓都记得这个秧歌剧的内容，特别是作者陆石同志(公安部前办公厅主任)，在创作这个秧歌剧的时候，很不容易，除了体验生活之外，饿极了，就用油灯下的油炒野菜吃。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至今也觉得对不起陆石同志：那就是在延安的时候，陆石同志曾经写过一部作品，请汪老指正，由于工作繁忙，他没有给陆石同志一个答复。在50年后的今天，他向同记者一起来的陆石夫人道歉。

　　谈到晚年生活，汪老说，他很清闲，早晨看书写字，中午吃饭休息，晚上也看书。汪老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习惯写隶书。就是一般的谈话记录，他也不要秘书整理，而是自己用毛笔记录下来，字写的很是工整大方。

　　在晚年生活中，汪老有的时候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文人不尊重历史，写出的文章在涉及到他的时候，不与他打招呼也不采访，就编出来了，出入很大……

　　谈起家庭生活，记者询问汪老夫人的近况。因为在汪老的作品中，记者看到过他夫人的照片，那是一位娴静大方的中国女性。他告诉记者，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如今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那棵树是汪老和他的夫人亲自种的。夫人去世后，汪老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在树的周围走30圈，他说是锻炼身体，而其中也许包含了汪老对妻子的怀念。

　　我们谈了一阵之后，汪老女儿看看手表，微笑着告诉父亲，时间不短了，应该休息了。汪老尊重女儿的意见，吃力地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并高兴地与来访者合影留念。▲

    2007年03月05日 文摘周报：  1984年11月23日，韩国与朝鲜在共同警备区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直接武装冲突，震惊了世界。日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对外公布了一份机密文件，道出了此次事件的一些真相。

    1984年11月23日10时30分许，韩朝共同警备区的朝鲜一侧内，一群游客正在参观浏览。当他们进入位于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室进行参观时，其中一位外国游客把自己的相机递给同伴，要求同伴为自己和一名朝鲜人民军哨兵拍照留念。当此人接近正在值勤的人民军士兵时，却突然使尽浑身力气向共同警备区内韩方一侧跑去。在距离军事分界线不到100米的地方，他大声美韩军队哨兵呼喊，要求他们提供保护。此人的反常行为立刻引起朝鲜人民军值勤士兵的注意，他们大声叫喊：“你快回来！”同时向这名游客逃跑的方向开了两枪示警。同时，另外4名人民军士兵拎着步枪向军事分界线附近急速跑去。

    这名企图穿越军事分界线前往韩国的游客，是当时苏联驻朝鲜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名叫雅哥布雷维奇•马斯古夫。马斯古夫早已厌倦了清贫生活，一直在寻找逃亡美国的机会。一星期前，马斯古夫获悉自己将和同事前往板门店参观访问，于是准备伺机逃亡到韩国再去美国。

    此时，马斯古夫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美韩哨兵面前，1名美军士兵准备把马斯古夫带进安全区。就在这时，人民军值勤士兵向马斯古夫连开3枪，护送马斯古夫的美军士兵应声倒地，马斯古夫也随后被击伤，倒在了安全区的入口处。

    ◆大批军人战成一团

    此时，朝方警备区内已经有10名全副武装的人民军士兵集结了起来。在越过军事分界线150米左右的地方，他们躲在美韩军队警备区内的一处花丛下，用手中的68型自动步枪向马斯古夫藏匿的地方集中射击。美韩军队的士兵不甘示弱，用手中的武器拼命还击。霎那间，共同警备区内枪声乱作一团。对抗中，1名韩国士兵中枪身亡，1名美军士兵受重伤。

    随即，韩朝双方都开始调兵遣将，人民军共有17人先后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美韩军队的警备区域内，而美韩军队也有十余人进入了射击阵地，由于美韩军队士兵占据的地形较为有利，人民军先后有3人当场被打死，1人重伤。在意识到无法追回叛逃的马斯古夫后，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10时50分许，人民军当值军官通过直拨电话致电美韩军队方面的当值军官，提议停火。美韩方面的当值军官打电话向韩国龙山军事停战委员会报告后，回复说同意朝方条件，并下令立即停火。10时59分许，双方终于停止了枪战。事后，朝方虽经过军事停战委员会协商会议强烈要求美韩方面立即遣返马斯古夫，但美方以“保护人权”和“将与苏联进行直接交涉”为由拒绝。马斯古夫最终成功逃亡到了美国。（据《上海译报》）▲

      2007年03月05日北京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对吗？本文在详细考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回答。

      今年是建军80周年，关于军史的一些话题颇受人们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民歌》之间关系。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观点

      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接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可是，宋树理在强调二者的联系和借鉴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实。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然而，这里说的细细比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较，也没有提出史实根据。

比“借鉴”说更进一步的，是“参照”说，即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照了曾国藩《爱民歌》。

     ◆观点三:影响说。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例如，国内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探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关注到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之间的某些联系。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但李锐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吸取，并未作无端推测，这表明他治学的严谨。历史学者王子今在《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中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话也很慎重，他认为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同样没有作无端推测。

    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一些条文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从以上诸种观点看，如果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直接的继承性，那武断的成份就太多了。而从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方法是严谨的。至少，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并且随时进行修订，一些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李立说:1927年10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

     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完全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还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毛泽东虽然受过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因为缺乏史实依据。(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曾国藩《爱民歌》(节选)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429－4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