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依照地理区域划分，美军目前有5个战区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总部设在夏威夷，战区最大，覆盖整个太平洋以及大部分印度洋，陆地上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大部、大洋洲、南极、俄罗斯中部与远东地区及部分非洲地区。

　　◆欧洲司令部，组建于1947年，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战区覆盖欧洲大陆、非洲大部分地区、地中海地区、俄罗斯本土，海上包括大西洋和地中海等。

      ◆南方司令部，组建于1963年，总部设在迈阿密，战区覆盖墨西哥南部、加勒比海南部、南美洲大陆等拉美地区。中央司令部，组建于1983年，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战区覆盖中东、中亚、东北非洲以及北部印度洋和海湾等。

      ◆北方司令部，2002年成立，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辖区包括美国本土、加拿大、墨西哥北部和加勒比海的北部，主要负责美国本土防御。

　　◆新成立的非洲司令部，2007年成立。在组建非洲司令部之前，非洲事务由欧洲、中央和太平洋三个司令部共管，其中的中央司令部在吉布提派有少量驻军。新成立的非洲司令部将成为与太平洋司令部平级的战区司令部，其司令将由四星上将担任。▲

    ◆不去官园住

    •2007-3-5:  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就总想动员他去，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一辈子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

    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

    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

    "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来源: 新世纪周刊) ▲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王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运载火箭系统原总指挥黄春平6日说，中国将在未来7至8年内研制出用于发射空间站的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已于2006年中旬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的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首次整机试车成功。

　　“它将使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从9吨提高到25吨，是技术上的一次巨大进步。”黄春平说。黄春平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透露，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将被命名为“长征五号”，用来发射空间站，它的诞生日期将大约在7至8年后。黄春平还确认，中国将在今年下半年使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首个绕月卫星“嫦娥一号”，而“神舟七号”飞船将于2008年搭乘“长征二号F”型火箭升空。

　　“中国与美俄火箭技术仍存15年差距，但通过努力，中国完全可以用少于15年的时间赶上美俄。”黄春平说。目前黄春平担任着中国载人火箭计划顾问组组长。★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06：有很多人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处于美国敌视方的中俄为什么不结盟呢？而且俄罗斯人曾多次向中国“暗送秋波”可是中国一直是坐怀不乱，其中的奥秘其实主要有内外两层原因。

    ◆俄的信誉问题是不和他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天看了一则新闻：俄外长与28日访问日本，两国就加强核能合作达成了协议，并且保证向日本提供稳定的天然气。大家都知道为了一条管道俄罗斯人几次三番的改变主义，我们在这条管道上吃尽了苦头，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可是最后俄罗斯人还是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再结合前段时间驱赶外国商人的事情，俄罗斯人的无耻行经暴露无疑。另外俄的历代领导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出卖一切的主，在二战的时候出卖了自己的同盟国波兰等国，导致了二战的爆发。另外在和中国交往的历史上数次出尔反尔导致我国经济和外交的巨大损失。可以说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国家之一。

    一旦我们和这样的国家结盟，看看历史上那些被俄罗斯人出卖的国家的悲惨结局，那么我们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出卖，这样的结盟反而还不如自力更生来的安全。

    ◆中俄之间没有结盟的基础。文化上的差异是主要原因

    另外，中俄之间没有结盟的基础。文化上的差异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中俄同属大国，相互间的猜疑是不可能消除的。两国都有过辉煌的历史，而且都致力与重振昔日雄风，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并且在历史上同化了多个民族，现在俄罗斯正是人口下降时期，所以他们担心和中国走的太近了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对于国际上的影响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中俄一旦结盟必然导致两大阵营间的军备竞争，核武器将会无限制的扩张，对人类社会是一个灾难。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就更有借口向世界扩张。随着这种竞争的加剧那么整个世界都将卷入这两个集团，战争反而更容易发生。同时我们的外交也只能局限于同盟内部，对于我们引进外资和开发国际市场都是不利的。

    所以。权衡利弊，我们与其发展这种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没有任何信用的同盟还不如孤军奋战，凝聚全国之力赢得整个世界！▲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06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3月1日会见了来访的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双方就伊朗核问题、中伊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李肇星指出，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伊方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国际社会继续进行外交努力，推动尽快恢复谈判。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愿通过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伊朗核问题。同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崔天凯与阿拉格齐举行了会谈。

北京和德黑兰还是那一套“说者无意”，但美国却是“听者有意”。一直以来，伊朗总是在核问题十分微妙的时期，派出使节专访中国，尤其是今年年初，伊朗还第一次让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以最高领袖和总统特使的名义访华。在美国国务卿赖斯高调张扬即将在3月10日召开的包括美国、伊朗、叙利亚、沙特、埃及等国参加的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之后，伊朗副外长阿拉格齐此时此刻又访问中国，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

波斯人总是有事没事地往中国跑，恐怕只有美国人最明白其中玄机。其实，对于华盛顿来说，北京与德黑兰谈些什么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但德黑兰即使只是“某君到此一游”，也足以让华盛顿看得发慌。更让华盛顿琢磨不透的是，与以往总是主动派出使节出访伊朗以及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不同的，北京除了反复重申那句说了一万遍的“通过外交谈判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途径”，再也没有什么更令人激动的豪言壮语和主动斡旋的外交行动，这不能不让华盛顿望“伊”却步。

如果华盛顿弄明白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所透露的得到英国一名防务官员证实有关美军5名高级将领宁愿辞职也决不愿意参与“属于草率行为”的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华盛顿就会读懂“谎言重复了一万遍就变成了真理”这一句老话，也就明白了北京最近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集结并可能对伊朗动武所表现出“爱搭不理”的奇怪现象，这不过就是北京为了抑制美国“雄性细胞”膨胀和爆发的最廉价招数。

我们一直认为，北京并不是没有“智慧”说服华盛顿和德黑兰坐到一个谈判桌边，但这并不是当前中俄想要演绎的“一见钟情”的“现代爱情故事”，中俄所推动的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利益碰撞之后“最后的温柔”。正是基于这一点，华盛顿一直对“能打但又不敢打的战争”缺乏底气，既然这个伊朗核问题有了发明“蚌鹬之争，渔翁得利”的中国人的参与，谁不担心这个至今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计划似乎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东方渔翁”，到底是否认同赖斯“最后的温柔”？到底试图玩出什么样的利益火花？

在我们看来，目前再也没有比赖斯“最后的温柔”更漂亮的“体面台阶”了，但温柔与漂亮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征服“波斯硬汉”内贾德，只要北京和莫斯科还不认同赖斯“最后的温柔”牌，中国没说什么美国还是摆脱不了“心慌什么”的梦魇。▲ 主笔：赖纬

    文章提供 于 2007-3-6：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的一位中将在此间向本报透露，中国完全有权利和实力建造航母。据他所知目前航母研制进展顺利，如果速度快的话，有可能在2010年前完成。他表示，发展航母、完善海军装备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其他国家无权过问。一些国家借题发挥由此引发的“中国威胁论”，完全是藉机炒作，系不良用心。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炒作归炒作，中国该发展还是要发展。

　　这位中将表示，中国发展航母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需要，现在中国有一定经济实力，也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完全可以发展航母。他反问：中国为什麽不能发展航母？好几个国家都有航母，中国为什麽就不能有？

　　◆中国发展海军没违规矩

　　他表示，中国发展海军没有违反任何规矩，由於历史欠账，中国海、空军装备还很落后，增加装备经费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发展航母，外国无权过问、无权干涉。他说：“一些国家看到中国稍有动作，就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人要问：中国到底威胁谁了？”这位将军称，中国主张“以和为贵”，不存在威胁别人，这些言论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别有用心。他还表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不会侵略别人，但是也从来不惧怕别人威胁。

　　至於一些国家不愿意出售航母给中国，用所谓的“军控”来限制中国，该代表说，这样也是好事，逼着中国自力更生研制国产航母，无非就是耗费时间长点而已。

　　◆海军上将：看见航母属传言

　　提及航母话题，与会其他的海军将领口风颇紧，多位将军对记者表示，这个话题无法回答或是不能回答。曾经担任过中国海军政委和总后政委的周坤仁上将则称，目前中国的海岸和码头还没有看见航母，中国有航母只是传言。

　　此前2005年8月，解放军原海军副司令张序三中将曾表示，中国是海洋大国，但一直没有航母，中国不久将会有航母。而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孙来燕今年10月也表示，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从总体造船工业的发展来看，随着发展，中国将逐渐具备建造航母能力，有关部门将综合各方因素，认真研究和考虑有关问题。

　　去年12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海军党代表时强调，中国是海洋大国，需要锻炼一支强大的、确保随时有效执行任务的海军队伍。与此同时，外界消息指，中国不久前已就购买俄“苏-33”50架战斗机同俄方签署了有关协议，而由於“苏-33”战机主要配备於航母之上。另有消息表示，美国军方称他们的军事卫星已发现在中国渤海有一艘中国战舰的舰影，可明显地看到战舰宽敞的飞行甲板以及数架舰载机。 来源: 香港文汇报   ▲

悠悠网 www.topyl.com 发表日期：2007-03-06 

在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中，林彪算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也是一位最善解人意的学生，他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起初并不被蒋介石关注，只是这个学生仗打的太出色，才使蒋介石叹息不已，恨不得为什么不投在自己门下，偏偏跟随了毛泽东。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林彪受党中央的指派，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蒋谈判打前站，此时的林彪已是中国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主要考虑到他与蒋的师生之谊，意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

林彪见了蒋介石后，显得 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

蒋介石说：“你们共产党还让你这样称呼吗？难道就不怕整风整到你头上，你要晓得延安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作什么事。”

林彪是一位善变的将军，虽然没有跟随蒋介石打江山，但对蒋介石的尊敬完全出于真心实意，

随后林彪又与军统副局长郑介民（黄埔同学）进行了长谈并交换意见，郑介民后来整理了一份秘密报告交给蒋介石，这份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蒋的生前文献资料馆）。具体内容只有少数人知道。

1959年当林彪取代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后，一路飘红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出尽风头，大红大紫，并在九大党章中，指定为毛的接班人。

此时海峡对岸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

这种公开预言，使与会者听得目瞪口呆，不明白的人还以为老头子又在胡说。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林彪的同乡，都是湖北黄冈人）小心翼翼地问蒋介石，你是依据什么判定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陶查一下1945年的档案变知道了。

    ◆蒋得知林彪折戟沉沙后，老泪纵横

数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据中共官方报道，林彪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一位杰出的军事和政治天才，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当蒋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年届84岁的老人能如此为他的学生而痛哭，是留恋师生情谊，还是另有原由？要知道这位学生为打倒蒋家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不高兴反而痛哭流涕，这成了后人无法解开的一个迷。▲

  文章提供 于 2007-3-4：

    王洪文，１９３５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９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１９６４年６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７月１４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１９６４年，十月革命胜利４７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以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１０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１９６５年８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１９６６年６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７０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１９７３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１９６７年７月“七二○”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４１４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３０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１９６８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１９３５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１６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１９５６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１９６４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１０月１３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１２０万工人掌握了局势。１０月３１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３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４月１４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４月１３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１５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２７９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５３人是八大的委员。４月２３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１９７２年９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９月７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１９７３年５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８月２０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６０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２７岁，孙策小霸王１７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３０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２０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３８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８月２８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１５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１６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个“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现在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一直到１９７４年５月底，毛泽东１６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１０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１９７５年８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在“四人帮”中，王洪文实际上是傀儡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帮”被抓起来，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９２条、９３条、９８条、１３７条和１３８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６７年８月参与制造武斗，１９７６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１９９２年８月３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来源: 党史博览

文章提供 于 2007-3-5  文章作者: 周庆安　胡宇廷
  
　　现任凤凰网副总裁的乔海燕在他的博客上回忆到，1976年10月8日的半夜，他的百泉牌收音机里传来美国之音的声音：“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消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已经被逮捕。”他既惊且疑，直到10月16日有了确切消息，才敢放开议论。 

　　从对纳粹占领区的广播，到整个冷战期间针对苏联的宣传，再到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噪声不断”、“9•11”后的“反恐使命”以及近来把重心调整到中东、朝鲜、古巴，成立６５年的美国之音国际广播电台，一直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晴雨表”与“总体宣传”的重要工具

　　◆美国之音随白宫“发声”

　　美国之音６５年来的变化，实际上是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之音日前宣布，从今年１０月起将取消广东话、泰语、乌兹别克语等的广播，并将相关资源用于增加对中东、朝鲜和古巴的广播。有关改变是布什2008年财政预算案一部分，这也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重心再次作重要调整的标志。美国广播事业委员会发言人拉里•哈特对取消上述广播表示遗憾，并表示所取消的大体上是听众日益萎缩的节目。

　　而在去年通过的2007年度财政预算中，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也被取消。这一天距离冷战铁幕拉开已经整整60年了。即便是距离冷战结束，也过去16年了。

　　◆美国外交政策“晴雨表”

　　美国之音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因为它是由美国政府出资、禁止对国内广播的国际广播电台，更因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晴雨表”。

　　美国之音开播于炮火纷飞的1942年2月24日，最初以英语和德语进行广播，随后又开播了日语广播。美国之音的声音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和太平洋战场。

　　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美国之音也在1947年2月17日迅速开播了对苏联地区，并辐射整个东欧的俄语广播。美国之音在颠覆苏联和东欧政权的舆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典型的是1962年猪湾危机发生后，美国之音对古巴、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广播，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肯定。

　　美国之音历来视亚洲为其工作重点。东欧剧变后，美国之音加强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广播。1990年，美国之音不同频段的单日普通话广播累计达到32.5小时，90年代中还开通了藏语广播。

　　在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美国之音于1993年2月21日迅速开播了克罗地亚语节目和塞尔维亚语节目，以宣传美国的巴尔干半岛政策。911事件之后，美国之音迅速增加了其阿拉伯语的广播，随后又加大了波斯语的广播。

　　◆逐步走向“没落”

　　对于美国之音的宣传投入，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很直率地说，“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而在冷战结束后，美国许多公共外交部门都受到了裁减，唯独美国之音的生存空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所加强。

　　这也应了美国蒙默斯大学助理教授张巨岩的发现。他认为，在近几年的国际斗争中，美国人已成功摸索出了集媒体、外交、公关、广告、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各种手段于一体的“总体宣传”（integrated propaganda）模式。美国之音就是公共外交的“总体宣传”重要工具。

　　作为美国政府出资并且履行一定宣传使命的媒体，美国之音新闻时事类节目约占总体内容的60％，重点介绍的是对象国发生的危机和负面新闻，这也使得它所标榜的“真实客观”大打折扣。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之音播出布什讲话的同时，也播出了本•拉丹的讲话，这直接引发了当时的美国之音主席被免职。2005年4月，美国之音宣布将其总部的部分职能转移至香港办公室，并招募8名员工。对此，14名国会议员联名给美国之音总裁写信，反对这项决定。信中说，“我们很难相信，雇佣了非美国国籍员工后，美国之音还能履行其传播美国价值的使命。”据了解，各界的反对使美国之音的决定至今没有下文。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美国之音的变化，实际上是和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美国国际广播局的主席肯尼斯却在2006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说，目前发展中国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不及时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单纯依靠大投入的意识形态输出，美国之音的命运也会和美国公共外交的命运一样面临尴尬境地。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之音”

　　对几代中国听众而言，美国之音的腔调屡有转折，其背后折射的则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哪里是美国的外交重点，美国之音就会广播到哪里。”65年来，美国之音的宣传对象从苏联至中国，从中东至朝鲜古巴，几经变迁与兴衰。

　　而对几代中国听众而言，美国之音的腔调屡有转折，其背后则是中美关系的变化。

　　◆量身定做“糖衣炮弹”

　　“记得小的时候，对那些反革命分子，在宣判他们的罪状时，有一个常用的词——偷听敌台广播。”

　　一位老人回忆说，五六十年代时，家里买了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他好奇地将滑键打到短波上，一个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莫斯科广播电台……”天呀，这不是“苏修”的反华广播嘛！他像只受惊的兔子，刷地一下就跳了过去。惊魂未定的他还未在一个新频段上站稳，就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正暗自高兴，更大的惊吓又来了：“后来才知道，那是美国之音的开始曲。”

　　那个时期，历经在朝鲜的对抗，接着是围绕西藏、台湾的分离与反分离，中美两个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上方，几乎始终盘旋着紧张的空气。其时的美国之音，广播重点虽以苏联为首，但新中国也是其重要的渗透对象。

　　当时中国听众用短波收听得到的海外广播中，美国之音的“功力”首屈一指，频道最多，而且普通话时间也最长。在众多回忆者的印象中，这个“敌台”节目语言颇具煽动力、播音员发音充满磁性，音乐也很好听，但在“糖衣炮弹”下面，裹着“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名气要比在其本国大得多。它自1942年由美国战时情报局成立起，即专司对外工作，禁止向美国民众广播，“以防止政府垄断某个新闻媒体而向民众发声。”它的中文部初时以普通话和广州话播放一小时，后来扩大，并加入闽南话、潮州话等方言的播音，针对不同“需要”量身定做。

　　翻开1950年11月中下旬的《人民日报》，集中了一批对美国之音的批判文章，有国营十七棉纺厂的萧达荣表示“今后决心不再收听反动造谣的美国之音”的，有天津五金工会的于浪痛斥“听反动造谣的美国之音可耻”的，有的报道“上海公安局根据群众检举逮捕美国之音情报员”，还有的报道“燕大教员座谈会致函政务院建议取缔收听美国之音”，等等。

　　◆一度令收音机脱销

　　当年在工厂当维修电工的余影清楚地记得，197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短短3分钟的辞职讲话，“以哽咽的声音结束”。

　　那时很少有电视，他是从广播中听来的——善揭他国之丑的美国之音，直播了母国的这一因水门事件丑闻而导致的总统下台事件。

　　这位电工当时的感觉是，“这老头真可怜！”正是这可怜的老头，让美国之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红中国，得到无干扰的收听。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改善的新篇章，他下台四年后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现任凤凰网副总裁的乔海燕在他的博客上回忆到，1976年10月8日的半夜，他的百泉牌收音机里传来美国之音的声音：“据北京消息灵通人士提供”的消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已经被逮捕。”他既惊且疑，直到10月16日有了确切消息，才敢放开议论。

　　美国之音在大陆的影响达到最高点，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当时一度出现半导体收音机脱销情况。

　　当然，即使在此时期，美国之音也并非完全“友善”。同样在1979年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到1982年，中美发表第三个联合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两面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而美国之音也一直在为他的“出资人”积极辩护。

　　◆公信力一落千丈

　　1999年5月，当一位中国青年收听美国之音后，他的愤怒有如火上浇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三名中国记者牺牲，美国之音却宣称“美国导弹的‘误炸’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方面在炒作和扩大事态，缺乏合作和解精神”云云。

　　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最惠国待遇、银河号事件、人权斗争、李登辉访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李文和事件、考克斯报告、南海撞机事件、美国对台军售……一系列不负责任的报道与评论，使美国之音本已不多的公信力一落千丈。

　　绝大部分中国听众在此间都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美国之音受到来自其上层严格的政治指导，毫不犹豫地为美国辩护，美国之音的“客观公正”一定不能和美国利益发生冲突，对中国则是吹毛求疵的批评，包括讲假话和搅混水。

　　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古老”的广播越来越失去受众，缺乏公信力的美国之音也逐渐走下坡路。来源: 新华网  ▲

   发表日期: 2007-03-06：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中国军事部队纪律素质调查报告》称：罗杰斯•培特尔专员对中国的近期以来的解放军部队的军事素质整肃情况，感到十分担忧。

罗杰斯•培特尔：解放军的部队作战素质与美国军人有着很多相同的机制。他们经历过以往的很多的战火的洗礼。积攒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是值得赞美的。但是，自中国进入80年代的改革经济以后，中国的军队作战不断下滑。在中国与越南交手时期，中国军队中出现的逃跑军官比率较之以往大幅上升。

  90年代中国军方大多数•部门进入“经济时代”他们的很多的部队由于过于安逸的周边局势，开始在金钱上谋求利益。中国一些集团军的部队例如：通信、工程。分队被提交出来用于支持“地方建设”实际是开展获取经济的来源。在这一时期，解放军部队作战素质降低到最低程度。那个时期，这支曾经十分“光荣而令人畏惧的部队”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无比的安全地。

  在进入2000年以后，特别在2004年以后，中国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可以说是空前的“部队整肃”运动。主要负责官员是解放军一名上将。这个工作委员会，可以有最高的“军事处罚决定权”而这个权力是胡锦涛刚刚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目前，依据我们的数据统计，总计有23名少将以上的高级解放军军官被革职，送交军事法庭。3名中将级军官遭到解除军籍。1名上将军官被判刑。120名中校以上军官被处理。

  这次的整肃风暴还包括了中国解放军的军队训练提高的能力。目前中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训练的要求，与以往的“游戏演习”断然不同。中国自2004年以后开始的几乎全部的军事演习无疑不是具有十分针对性的以及悍然使用了“全程实弹”演习。在这样的结果下一大批中国中高级军官由于难以适应这样的没有了“固定模式”的演习，而失去了以往的能力。他们被大批撤换到解放军二线部署部队。

  另外，解放军海军，空军，提拔了一些曾经参加越南、77海战。等具备有真实作战经验的军官进入高层指挥机构。这批军官大多具备有与我们空军、海军在现代化意义上的战场交手的经历。其中海军至少有13名高级军官来曾经与吴庭艳越南政府时期的南越海军交战的77海战。

  罗杰斯•培特尔：这样的一个局面说明了一个主要问题，那么就是中国解放军如此开始的大规模整肃运动，自毛时代以后是空前没有的。这说明至少在近期阶段，中国很可能要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在这样的规模化的整肃运动中，解放军的作战力量得到了飞速提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一大批与美国保有良好感觉与日本保有合作态度的解放军将领被在整肃中不断撤换到无关紧要的副职职位或者行政军事部门。而主导指挥作战权力的这交给了一批解放军中目前少有的“强硬派”。他们坚信毛的那条“Fascist”的武断定律：枪杆子下面的政权。

  这些军官与将领无疑于和平解决任何事情。他们不断对中国军事委员会里面施加自身影响力度。解放军要求作战。这是他们同意的呼声。无论是谁选择一个对象是他们根本不去关注的。而他们要体现中国的位领袖的名言。

  在以往我们了解到解放军中高层军事机关作战素质、军事素养极端低迷。军队没有以往的勇气。这些都是制约解放军强大的关键。而在这样的情况，那时我们并不去担心他们所装备的有限程度的现代化军事装备。解放军作战与我们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是一种依靠50％精神力量战胜对手的军队。而在以往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所谓精神，这样的解放军军队，即便是我们来武装他们，他们的作战能力也会大加折扣。

  而现在短短4年时间。解放军内部的整肃的规模化运动还在不断加深。解放军的中高级军官将领作战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的。这才是中国最具有对于任何国家最具杀伤力度的军事举措。他无疑于给解放军装备了世界最先进武器。解放军的实弹演习中，使得他们新近入伍的部队，经历了真实的战场场面。在苏丹执行维和部队的解放军官兵的体现作战素质，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整肃的极大效果。

  军队作战实力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是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这一点解放军目前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们已经做到了。而另一点是体现在军事作战领导者的素质上。这一点对于决胜战场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点。前者可以占据战场胜利的30％而后者这可以占据70％。

  我们在与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交手时期，伊军在其作战指挥素质上早已被联军全面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拉克军队是一支比有平民组建的“民兵武装”好不到多少的军队。因此出现大面积溃逃是显而易见的。以往的解放军早已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在一个阶段上盲目追求与我们的军事装备对比。却忽视了他们的主要作战力量来源精神力量。而这些导致他们在以往没有敢于与我们在真实情况下交锋的勇气。

  98撞机事件，可以看出那时解放军的软弱是毫无余地的体现。他们在那个时期根本不敢于去面对自己的能力。更加不可能面对我们。虚弱是来自他们那时候的内心深处。但是，后来的整肃运动，给了解放军一个“生死”性质的转换。大批的“不适合、不合格”军官被淘汰到二线。一线11个主力军团目前已经恢复了他们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斗志”。而在2008年以后解放军将开始重点对于二线本土防御部队实施更加残酷的整肃运动。

  解放军这样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周边在1986年以后早已经失去了“战争威胁”这个具体含义。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周边国家愿意在去与毛那个“狂人”所创建的军队去打拼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中国军队作战素质衰退也是我们应该预料的。这是正常的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也就是说以往中国体现的是：我的装备虽然不断更新，但是我的军队作战素质与士气低落。军队内部腐败成风。我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威胁任何人的。

   但是，解放军在我们信任了这一点以后，不断增加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时却开始了毫无征兆的内部整肃运动。我们的善意再一次被他们所左右与欺骗。“双提高”就可以说明他们要准备去开战但是对手是谁？情况很明显。目前只有我们具备有短时间击溃解放军的实力。

  因此，中国的军队整肃运动比他的装备更加具有对于我们的杀伤能力。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 ▲ 
mk800采集编译西陆独家报道仅供参考

    文章提供 于 2007-3-7 文章作者: 钟山 王辉: 担任伊朗副国防部长八年之久的阿里·礼萨·阿斯卡里将军今年2月初在土耳其失踪，迄今为止，他的去向甚至是生死都是一个谜。有人说他被绑架正在欧洲受审，也有人说他是举家叛逃欧美避难。无论他现在的处境是哪一种，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失踪对于伊朗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都是一个沉重打击。

　　◆ 伊朗失踪将军可能在欧洲受审

　　曾经担任伊朗副国防部长八年之久的阿里·礼萨·阿斯卡里将军2月初在土耳其神秘失踪后，人们一直在猜测他要么被绑架，要么叛逃了。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伦敦的一份阿拉伯报纸3月7日称，这位前往美国避难的伊朗前将军正被关押在北欧接受审讯。

　　◆ 传闻举家避难欧洲

　　63岁的阿斯卡里是伊朗革命卫队退役将领，曾经担任高级情报官员和伊朗国防部副部长，日前经叙利亚前往土耳其进行私人访问时突然失踪。伊朗安全部门指责西方情报机构绑架了阿斯卡里。以色列电视10台称，阿斯卡里是在2月7日从大马士革抵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后被绑架的。而以色列的《国土报》则获悉，阿斯卡里也许已经叛逃了。

　　一位拥有伊朗革命卫队内部消息渠道的著名分析家说，阿斯卡里将军已经叛逃，目前正和全家人待在欧洲一个国家，他正在那儿与美国合作。

　　还有报道已暗示说，将军可能是被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绑架了。对于这一绑架传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伊朗据说已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协助调查阿斯卡里失踪一案。伊朗新闻机构3月5日引用该国外交部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的话说，外交部的一位官员目前正在土耳其调查此事，而且已经请求土政府“调查此事，并就阿斯卡里下落作出解释”。土外交部称“这是一起非常敏感的情报事件，土耳其内政部正全力处理此事”。

　　◆ 致命打击伊朗情报

　　那位分析家说：“这对伊朗情报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解释说，阿斯卡里掌握有关伊朗核计划及种种军事工程的敏感信息。他说，伊朗已经让其在阿拉伯及欧洲国家大使馆和文化中心里工作的数十名革命卫队特工回国，原因就是担心有关他们身份的信息可能被泄露。

　　阿斯卡里曾在伊朗革命卫队及伊朗国防部服务多年，情报价值无可估量。据称他上世纪90年代曾以黎巴嫩为活动基地，负责与黎巴嫩的什叶派组织“真主党”联系。他一度还负责伊朗国防部的军事采购事务，并揭露了其中存在的普遍腐败现象，导致许多官员被捕。1997年至2005年期间一直担任副国防部长。最近他还担任过国防部的顾问。来源: 现代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