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军俄亥俄核潜艇改装完毕 可载154枚战斧
http://www.singtaonet.com/glb_military/200711/t20071106_66298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11-06讯】美国海军目前已经完成四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改装工作，其中“俄亥俄”号已经于上月中旬开赴太平洋，作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开始在太平洋海域执行首次部署任务。完成改装之后，每艘核潜艇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

　　美国环球战略网报道，美国海军共建造了18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该级核潜艇艇身巨大、造价昂贵、打击能力惊人，堪称当今世界的“潜艇之王”。其中前8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携带“三叉戟Ⅰ”型潜射弹道导弹，后10艘装备“三叉戟Ⅱ”型导弹，后来配备“三叉戟Ⅰ”型导弹的潜艇也已全部换装成“三叉戟Ⅱ”型导弹。

　　每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拥有24个垂直导弹发射管，可发射24枚“三叉戟Ⅱ”型导弹。该型导弹的最大射程在12000公里以上，命中精度90米，每枚导弹最多可携载12颗核弹头，后来根据美俄间的协议，改为限载8颗，当量约为15万吨TNT，其威力足以摧毁一座大城市。

　　根据美俄达成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从2002年起，美国战略导弹潜艇的数量将被限制在14艘。由于美国海军并不准备让其中的四艘俄亥俄级核潜艇退出现役，因此决定对它们进行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作战能力改装，将它们改装成特种作战的平台。四艘实施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作战能力改装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分别是：“俄亥俄”号、“密执安”号、“佛罗里达”号以及“佐治亚”号。环球战略网报道说，完成改装之后，这四艘核潜艇仍将拥有至少二十年服役寿命。

　　这四艘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均被改装成装备“战斧”常规巡航导弹的核动力巡航导弹攻击潜艇（SSGN）。SSGN改装计划使这四艘核潜艇具备了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的常规打击能力以及特种部队作战（SOF）能力。四艘核潜艇的改装工程共花费近40亿美元。

　　根据改装计划，潜艇上原有的24个“三叉戟”导弹发射管将被拆下，代之以22套 “多发导弹发射组合”，每套组合可以容纳7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样，每艘核潜艇经过改装之后，均能够携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另外两个“三叉戟” 导弹发射管则被替换成一个被称为“高级‘海豹’突击队员输送系统（ASDS）”的袖珍潜艇以及一个配备有“海豹”突击队员运载工具的船坞掩体。每艘改装后的核潜艇共可装载66名“海豹”突击队员或者特种作战人员，而袖珍潜艇可以一次运送9名海军陆战队“海豹小队”的突击队员，执行侦察、渗透、偷袭、解救人质等行动。

　　改装之后的四艘核动力巡航导弹核潜艇可以在任何气候条件下，以每天1200公里的速度驶往全球任何热点区域，除了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以及66名“海豹”突击队员之外，还可以携载多种电子传感器以及其它情报收集装备。

　　“俄亥俄”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未来将部署在华盛顿州海军基地，但是接下来的14个月内将首先临时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执行任务。据悉，该潜艇将配备两组艇员，每组159人（不含“海豹”突击队员），艇员每3-4个月轮换一次。目前另外三艘也已经完成改装工作，正在进行服役前的最后测试等准备工作。第二艘将于明年正式入役，部署到佐治亚州。未来这四艘巡航导弹核潜艇将主要用于执行情报收集任务。▲


中国官员承认洗黑钱每年2000亿元 占GDP2%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10/t20071024_65355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11-07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黑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各国GDP总和的5%，达1.8万亿美元，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递增。有中国官员曾透露，中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2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2%。

　　香港《大公报》报道，中国犯罪分子洗黑钱大致有十种途径：

    ▲（一）购买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别墅、珠宝和古董等；

    ▲（二）使用挂名公司；

    ▲（三）使用假名或第三方账户；

    ▲（四）利用赌场；

    ▲（五）通过地下银行转移赃款；

    ▲（六）携巨款出境；

    ▲（七）使用银行票据转移资金；

    ▲（八）向海外电汇；

    ▲（九）向境外虚假捐赠；

    ▲（十）向海外投资等。

　　对此，央行表示，预防洗黑钱和恐怖融资活动，风险等级高的账户是反洗钱监控的重点，因此，金融机构要根据风险程度，按照客户或账户、地域、业务、行业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客户是否为现任或离任的境外公职人员等标准划分风险等级，并适时调整风险等级。

　　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目前的洗黑钱活动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有与恐怖融资日益加深关系的趋势，同时，洗黑钱活动越来越专业化，特别是现在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洗钱活动已越来越不易被察觉。▲


中国2006年查3871亿涉洗钱资金/六百机构受罚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11/t20071106_66257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11-06讯】中国人民银行5日发布的《2006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显示，2006年央行及分支机构向侦查机关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线索涉及金额折合人民币约3871.3亿元。与2005年的327.8亿元相比，增幅超过十倍。共有66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被处以罚款和警告等行政处罚。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报告称，2006年移送的线索主要集中在山东、广东、云南、新疆和上海等地。与前几年相比，移送线索数量稳步增长，涉及金额大幅上升，这表明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和调查工作有了明显提高。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2006年新增十二家联网报送银行类金融机构。截至去年底，全国银行类报送机构共计314家，其中已经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数据的有296家，占报送机构总数的94%。

　　在大额交易报告方面，去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本外币大额交易报告1.34亿笔。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报送人民币大额交易1.24亿笔、外汇大额交易1023.59万笔，分别比2005年增加21.78%和9.44%。

　　在可疑交易报告方面，去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报送的人民币可疑交易153.5万份，是2005年的5.42倍；接收外汇可疑交易422.68万笔，同比增加112.51%。

　　此外，去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接受社会公众举报98份，是2005年的12.25倍。

　　《报告》认为，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报送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报送机构覆盖面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反洗钱监管力度增强，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得到提高，反洗钱措施逐步得到落实。

　　央行2006年针对可疑交易活动实施反洗钱行政调查1599次，向侦查机关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线索1239件。在央行开展的反洗钱现场检查活动中，有662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被处以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因违反反洗钱规定而被央行分支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银行机构数同比增长10%，处罚总额同比下降28%。在被处罚的银行机构中，有76%涉及未按规定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

　　从近五年的统计来看，经过连续重点打击行动，地下钱庄非法活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公安部和央行2006年在重点地区部署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流金行动”，成功查处一系列重大案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法活动。去年共联合捣毁地下钱庄窝点七十多个，涉案金额30.31亿美元。

　　《报告》称，按制度化、规范化的总体要求，央行及分支机构2006年加强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监督管理。《反洗钱法》2006年10月通过，随后央行发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完善金融领域的反洗钱法规建设。▲


国防部：不要把中美直通军事热线与台湾挂钩
http://news.phoenixtv.com/mainland/200711/1107_17_288073.shtml

2007年11月07日 中国日报网/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7日报道，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避免局势失控，给地区安全与稳定带来破坏性影响。但他不愿把中美双方已经商定的在两国国防部之间建立直通军事热线与台湾问题挂钩，只是表示这个直通电话主要是为两国国防、防务和军队领导人之间就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些紧急情况，进行电话沟通而设。

钱利华是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即将结束为期三天的对话访问时做上述表示的。

“至于这个军事热线将来讨论什么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来确定两国防务及军队领导人就一些重大敏感问题通话，双方的业务部门还在进一步讨论，”钱利华说。

中美就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问题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原则同意。在此次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期间，两国防长确认要敦促有关业务部门尽快就技术问题进行协商，以便尽快就建立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签署一个协定。

钱利华说，实际上双方业务部门已经开始就技术问题进行磋商。中方希望在尽快短的时间内，双方业务部门特别是技术部门能妥善解决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并达成一些协议。

在谈到中美两军关系时，钱利华说中美之间的共同点大于分歧点。他说，无论是朋友也好还是合作伙伴也好，我们毫不隐讳，我们既有广泛的利益，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分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分歧，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这些存在的分歧。

他说，未来中美两军之间将会有更多的交流与接触，“我们两军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多联系，随着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两军关系也将会有进一步提升。”

盖茨于6日下午离开北京，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中国是他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了盖茨。中国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和外交部的领导人也分别同盖茨进行了会见、会谈。这是盖茨去年12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首次访华。他也是自美国前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5年10月访华以来到访的最高级别美国军方领导人。

在与胡锦涛主席会见结束后，盖茨对记者说，他向胡主席再次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我再次重申了美国给台湾传递的很清楚的信息，不要试图改变现状，”盖茨说。

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方的最新立场时，钱利华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给美国防长盖茨本人表明了己方的严正立场。中方要求美方认真地执行8?17公报，也就是美方不断地减少直至最后停止对台出售武器。“我们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也反对美国军方与台湾军方建立直接的军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目前的障碍，使我们两军的关系有所改进。”（《中国日报》记者：曹德胜）▲


好端端的中国货物列车到朝鲜成为废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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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

国际援助团体有关人员陆续传来消息说，由于从中国到朝鲜的援助粮运输手段短缺而停滞不前。世界粮食计划署(WFP)18日公开了1万吨对朝紧急援助粮由于没有货物列车而在中国存放了好几周的事实。英国财政报（FT）19日也报道：“朝鲜把装载援助粮和商品入境的中国货物列车的1800节车厢当作废铁出售以后，中共政府中断了进入朝鲜的主要货物列车运行。”

怎么会出现朝鲜铁道有关人员把从中国装载援助物品进入朝鲜的货物列车分解后当成废铁贩卖的荒唐故事呢？韩国人会很难理解中国当局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派火车而拒绝运送的事态。

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车厢问题是从90年代初开始提出来的严重的问题。过去80年代开始朝鲜采用了利用从中国和前苏联为输送物品进入朝鲜的货车来解决车厢短缺现象的旁门左道。

中国列车是从丹东，前苏联列车是从罗津先锋装载原油和粮食、货物进入朝鲜。列车进入后换上朝鲜车头拉着车厢移动到目的地。问题是朝鲜没有把车厢送还给中国或前苏联，而是在朝鲜国内最大限度地用在货物运输上，成为废铁后才送还给相应国家。

朝鲜由于原材料短缺和车轮制作技术的不足，经受着火车制造的难题。

1980年代在朝鲜车站经常能见到写着中国或俄罗斯文字车厢的原因就在此。进入1990年代后，继承了前苏联的俄罗斯跟朝鲜只进行现金交易以来，朝鲜对中国车厢的依赖程度更高了。

铁道部门出身的一位脱北者说：“1990年代朝中关系恶化，中共政府就开始集中提出车厢问题了。”“中共政府以车厢不足为由拒绝或推延了包括粮食在内的跟朝鲜进行的工业原材料现金交易物品等供应。是想给朝鲜厉害看的施压性举措。”

接着说：“1994年左右中国以没有送还车厢为由全面中断了焦炭供应，金策炼钢厂因此都停产了。”朝鲜从中国进口生产钢铁所需的所有焦炭。

朝中铁道协约上规定了一个月时间内可在朝鲜停留的中国车厢数量。朝鲜经济崩溃以前的80年代规定是每月800节。宗旨是每月有超过800节的车厢停留在朝鲜就采取贸易制裁。可是这种方案也没能取得实效。也有人说每月平均有1500节中国车厢停留在朝鲜。

中国丹东站的一个工作人在21日跟DailyNK的通话中说：“我们也为了按时得到送到朝鲜的车厢而想尽了办法，但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就算有从朝鲜回来的车厢也要马上送去维修才行。”

说朝鲜把中国车厢弄成废铁后贩卖，因此运送手段紧缺的报道有些夸张。但是由于朝鲜把中国的车厢弄成报废状态后送还给中国，所以继续存在着跟中国的摩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吴德 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http://www.ddhw.com/readarticle.aspx?topic_id=1000&msg_id=50244

  文章提供 于 2007-11-6 文章作者: 钱伯城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

吴德 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吴德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不久，我在书店买到，因待看的书尚多，搁上书架，迟迟未看。一搁便过了三年。最近拟写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想起此书是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口述史”丛书一种，找出一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方知道”。末三字套用“吓一跳”，表示虽然没有吓一跳，却让我知道了那段历史的许多真相，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有关这段历史的党史书籍中大概是难以看到的，使我产生“相见恨晚”之感。

　　这里可举十年“文革”的一件谢幕大戏来看。

　　这当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翻开历史新页的大事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加了一个“等”字，说明还有别的人也在这次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即决策作用。这是什么人呢？这里一个“等”字为后人留下了悬想的空间。《决议》是中央纲领性文件，字斟句酌，虽一字一名之微，也不是轻易可以增减的。

　　但是，随后出版的几种党史读物，有的还是颇具权威性的，就我个人阅读范围所能看到的来说，基本上都未能为读者解答这个悬疑。这些读物，在提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决策过程时，大致采用三种“春秋笔法”:一种是全搬《决议》原文，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传(1949－1976)》。一种是把“等” 字干脆去掉，改为“核心”，好像没有其他人了，反而有失《决议》原意，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还有一种是照搬《决议》原文，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未说明与“起了重要作用”有何不同，如《“文化大革命”简史》，读者还是蒙在鼓里，弄不清《决议》所用的这个“等”字后面，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人。

　　本文一上来就说，读了吴德这本回忆录，有“相见恨晚”之感，就是说它能多多少少解答凡为读者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包括对《决议》的那个“等”字的问题。这本回忆录第十二章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详细记录了1976年9－10月间那个历史阶段中央决策过程，皆亲身经历，是第一手史料。今特摘录其亲历的若干重要部分，为读者再现当年某些场景。原文叙事，前后常有交错处，今按时日归併，遇需要说明的，略加按语，以明背景。

　　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9月11日华国锋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引自《十年风雨纪事》)

　　按:上引国务院会议室会议，无确切月日，既说“治丧期间”，应为 9月11日，即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三日。这时的政治局面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安排的政治势力——即以华国锋为首的“实力派“(时任党政军大员)、以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互相较量，激烈拼搏之时。毛主席晚年虽对“文革派”屡有训诫，称之为“四人帮”，要他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在另外的场合，毛主席又敦促政治局扶助他们。吴德在本书记下了毛的此一希望与指示: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毛主席希望“实力派”与 “元老派”扶助“文革派”，他内定“文革派”为接班人的意愿，已可不言而喻。事与愿违，“文革派”以接班人自居，“实力派”与“元老派”反而成了阻拦他们顺利接班的眼中钉。毛主席一旦逝世，失去了约束，三派之间的平衡立刻就破裂了。“四人帮”发出了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即任党中央主席)的信号。吴德回忆录写道:“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华国锋于9月11日至13日，连续会见“实力派”的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元老派”的李先念、叶剑英等人，通报并讨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紧迫性，显示了他的智慧与胆识，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些“实力派”与“元老派”人物，虽分掌党政军大权，还是需要有一个领袖来下决定，发号令，然后付诸行动，方能取得成功。这次粉碎“四人帮”斗争胜利，华国锋居首功位置，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我表示支持华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解决的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方法来解决。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的情况，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决“四人帮”的提议。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讨论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按:这次华、李、吴三人会议，十分重要，做出了两项决定:一，对“四人帮”采取抓起来隔离审查的“上策”。二，行动的时间，“愈早愈好”。更重要的是，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华国锋下了最后决心。为什么说华的决心更重要呢？想想看吧，如果华这次稍有迟疑，瞻前顾后，延误了时机，让“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抢先夺权，那后果还堪设想吗？

　　9月30日首都各界国庆座谈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由我主持，华国锋讲话。会后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五十多人，组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政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按:抓捕“四人帮”计划，在华国锋主持下，此时进入具体阶段。以华国锋为首，中央决策层已形成加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共四人的领导核心。9月30日至10月2日的四天内，四人间频繁接触，商议安排多项具体问题。吴德之所以成为核心之一，是由于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卫戍区第一政委。华国锋对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此时部队的调动问题，提上议程。上引一条纪事，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谈的自然就是中央警卫团(即有名的8341部队)的调动问题，这是听汪东兴指挥的。抓捕行动就是由中央警卫团执行的。吴德在书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所指即此。“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王洪文则经营上海十万民兵，作为禁卫军。但他们调动不了中央的一兵一卒。这是导致他们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我立即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了一次话。

　　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在一起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按:继中央警卫团部队调动问题的落实，华国锋、叶剑英、吴德又落实了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部队司令员的工作。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是被毛泽东称作“吴 (谐音无)忠有忠”而闻名的军人。那一次毛在火车上接见吴德、吴忠，听了二人名字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成为毛泽东涉字成趣的一段佳话，也说明对此文武二位部下的信任。

　　10月4日下午我两次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第一次是我们再一次全面地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等问题。第二次是我们听了汪东兴汇报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等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按:据上所记，10月4日下午至晚间，是抓捕行动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准备工作，周密细致，一切就绪，只待令下。策划这次行动的核心，这时集中到华国锋、吴德、汪东兴三人身上，他们肩负起了这次历史转折的使命。第二天(10月5日)，吴德的书没有纪事，想是在表面平静内部紧张的等待气氛中度过。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第一个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第二个是张春桥，均已被隔离起来。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姚文元最后到，进入怀仁堂后，也被实施隔离。

　　按:据吴德所记，粉碎“四人帮”所采用的方式，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这是邓复出前，吴德、陈锡联在李先念的提议下，一同去看望住在西山的邓小平。邓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对他们说:“很好呵！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旨哉斯言，这是一位伟人对这次兼具智慧与勇气的果断行动发出的嘉奖令，奖到了点子上。

　　通过以上的摘录，1976年9月11日至10月6日这段二十六天时间内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了。《决议》中的那个“等”字，包含的什么人，应该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吴德回忆录不讳言自己十年“文革”的政治经历: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时间，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邓，许久未能转过弯来；他主持首都百万人庆功大会，讲过“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样的话；他又是第一个提出“凡是”的人。等等。此所以功过相抵，姓氏上不了凌烟阁了。作者后人于后记说，本书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老实话若指真话，不易呵！▲


达赖74岁了 该做些有助领土完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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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11-06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期连续到访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6日表示，中国有决心有能力“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他还告诫达赖，称他已经74岁了，应该做些有助祖国领土完整的事。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刘建超表示，在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问题上，中国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人，“任何分裂祖国图谋绝不可能得逞”。

　　他表示，“达赖已经是74岁了，按理在这年纪应该多做一些有助祖国发展、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但达赖却做分裂祖国的事。”他重申反对达赖以任何形式、名义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也反对任何国家、组织、个人利用达赖干涉中国内政。

　　对于中德关系因达赖出现僵局，刘建超说，中德关系出现困难遭到损害，完全是德国领导人会见达赖造成的。他希望德国尽快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其错误做法给中德关系带来的严重影响，让中德关系在健康顺利轨道前进。▲


俄罗斯《生意人报》造中国售伊歼-10谣言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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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侨报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俄罗斯《生意人报》10月23日报道， 购买以色列战机的伊朗航空公司代表称，中国将在2008年至2010年间完成向伊朗提供两个大队（24架）歼-10战机的合同。专家估算，这种战机单价约4000万美元，合同总金额约10亿美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随后澄清：中国将向伊朗出售歼-10战斗机的报道不实。

　　刊登不实报道的《生意人报》背景引人关注，其前老板是逃往西方的俄罗斯富翁别列佐夫斯基。此后该报虽被俄天然气公司购买， 但其亲西方态度没有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制造谣言的并非俄罗斯，而是西方的某些军火大国。

　　随着中国的影响日益显著，其军事工业水平也日益引起外界关注，一些国家开始担忧中国军事威胁。目前，排在世界军火市场前几位的销售大国是美、俄、英、法、德、以、中。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表的《常规武器交易》报告， 2006年全球常规武器交易总值288亿美元，美国占36%（约104亿美元），排在第一位，中国占3%（约8.5亿美元），排在第五位。军火大国已逐渐意识到中国的影响，而且， 军火商们很明白， 一旦中国出售战机，不但会影响他们的市场份额， 还将打乱其苦心经营的国际军售网络。

　　歼-10是一种高性能战机，长于争夺制空权，兼具对地攻击能力。与之比肩的是美国的F-16、俄罗斯的米格-29以及法国的“阵风”。相比而言，歼-10的机动能力较好，空战时有一定优势。在执行国土防空、空战格斗、陆海空联合攻击等任务时有上乘表现。一旦中国外销，亚洲、欧洲或拉美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基于性价比考虑，选择歼-10而抵制美俄战机。歼-10的横空出世， 让称霸世界军火市场的大国感到紧张，于是他们不得不想出一些小伎俩， 制造谣言就是招数之一。

　　其实， 假新闻的后面还有阴谋。报道后不久，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月26日引述以国防部一位官员的话说，“为扼制伊朗日益发展的军力，美国同意最快于2012年向以色列出售两个大队（约24 架）的F-35战斗机”。可以看出， 美国借中国将向伊朗出售歼-10战机以佐证伊朗军力壮大， 其实是为自己向中东亲美国家倒卖军火找借口。

　　这很符合一个规律， 一些军火商在大规模对外出售武器之前， 往往会事先炮制各种各样的“威胁论”。典型地，美国为给中东亲美国家卖武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炮制“战争即将来临”的威言。最近，白宫上下又在鼓噪攻打伊朗， 想必也有出于军售的考虑。

综上，基于商业与安全利益的复杂组合，基于中国军力越来越强大，军火商们制造各种怪诞谣言的动机一点就破。 （作者 陶功财 系自由撰稿人）▲


胡锦涛盖茨会谈内容曝光 相当多时间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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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星岛网2007-11-07讯】美国国防部长盖茨6日在北京告诉随行记者，他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时，胡锦涛花相当多的时间跟他谈台湾议题。不过，他表示，由于台湾议题与他主管业务稍有距离，他只向胡锦涛重申美国的政策，那就是反对任何人企图片面改变现状。

　　中央社报道，美国防部7天公布了盖茨北京记者会的问答内容。盖茨在记者会短短的开场白中即主动提到，他和胡锦涛花相当多的时间谈论台湾议题。

　　被问到胡锦涛在台湾议题上主要谈些什么？盖茨说，胡锦涛相当关切台湾走向法理台独可能采取的行动，而他则重申美国反对任何人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

　　问及他是否使用任何不同的词句去表达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政策，盖茨说，台湾议题是外交议题，与他的本行有点距离，因此基本上他只一再重申美国的台海政策，以及美国政府要求台湾领导人勿改变现状的清楚信息。

　　一名记者提问，胡锦涛有无表示愿意考虑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盖茨回答说，他与胡锦涛的谈话，几乎都在谈两国军事关系和台湾问题，而且因为他前一天与其它中国官员会谈时，已谈论相当多有关伊朗的问题，因此他与胡锦涛的会谈，并未提到有关制裁伊朗的问题。

　　盖茨形容他与胡锦涛的会谈非常丰富、友好及富建设性。他说，胡锦涛支持推动双边军事战略对话。

　　被问到中美军事关系的下一步是什么时，盖茨说，下一步就是定期举行国防谘商会谈，就双方关切的议题交换意见。12月份即将开会，美国将由国防部次长厄德曼领军。

　　问及此次中国行的收获以及有无未解决的问题，盖茨说，此行的收获是在两国军事关系上达成不少共识，包括建立军事热线、军事教育交流、中层及资浅军官交流、资深军官互访及中国同意美方接触相关档案，并协助寻找美国战俘及失踪军人。

　　至于未解决的部分，盖茨说，他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每次都直接提到美国对中国在军事战略现代化，以及中国的反卫星测试等计划的脚步与规模缺乏透明表示关切。

　　盖茨强调，这些议题并非提出一次就可以解决。他希望将这些议题列入两国中长程对话讨论项目，或许未来透过互信机制的建立，双方可以达成共识。▲


朝鲜日报：越南式改革适合朝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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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07年11月6日电／韩国《朝鲜日报》今天刊登北京大学朝鲜经济研究室主任乔禹智的文章指出，越南国会主席农德孟访问平壤时金正日国防委员长说： “我们想学习越南的‘革新’政策。”其间金正日对中国等许多国家领导人“恳切”倡导改革开放都沈默不语，为什么在越南国会主席首次访问平壤时却破格地说了这一番话呢？

　　文章分析，其原因大致可以分析为以下三点：

　　★ 首先，不管内容如何在形式上学习中国，对朝鲜的理论基础主体思想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很大。因为主体思想就是出自反对邻近的中国和原苏联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内政干涉，“在两大国面前堂堂正正地保持主体”这样一种理念。如果朝鲜“遵循中国的说服，进行改革开放”，对内就表现出了在中国面前不能保持主体的形象。但如果学习越南在这一方面显得就自由得多。

　　★ 第二，学习越南有利于树立新的改革意识形态。金正日1984年推行的制定合营企业法等改革措施，到1986年前后就落下了帷幕。其背景有，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学生示威等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此后，直到1998年朝鲜内部还批判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借以学习越南的名义树立新的改革意识形态就会容易得多。

　　★ 第三，说“学习越南”，金正日可以摆脱自己曾经说的话。在朝鲜国内提出“要进行中国式改革开放”主张时，金正日就说过：“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但越南的改革开放叫“革新”，意思是“经济革新”。和我比较亲近的一位朝鲜高层官员曾对我说过：“现在谁都知道要改革开放，但国防委员长根本不喜欢‘改革开放’这个词，因此还没有开始。”

　　虽说朝鲜要学习越南的改革开放，但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结构，朝鲜都很难从越南身上学到东西。在经济结构方面，越南是典型的农业国家，而朝鲜是典型的工业国家，两者经济结构完全不同。即使实施越南方式的农业改革，对朝鲜经济来说其影响也微乎其微。在体制结构方面，越南是实施社会主义制度10 年后开始了经济改革，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国民的意识形态、社会性习惯也倾向于资本主义。

　　文章表示，虽然朝鲜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当前的经济危机削弱了很多，但数十年来奉行的体制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从日本殖民地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又使朝鲜的社会性习惯和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相距甚远。

　　目前朝鲜在结构上缺乏经济改革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动力。此外，朝鲜要推进经济改革还必须要有经济发展战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系统化的同步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正日向越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要学习越南的改革开放政策”，并立即派朝鲜总理访问越南。预计，即使今后金正日委员长访问越南的可能性不大，朝鲜高层干部也极有可能在短期内相继访问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