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亚洲时报 把中国当朋友，而不是敌人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11/t20081118_90725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1-19：在世人继续为奥巴马顺利当选美国总统而欢庆之时，普通中国人掀起了奥巴马热，对美国产生了一种新的看法。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是白人精英统治下的种族主义国家这一固有形象被打破。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了奥巴马的成就以及这对美国的其他少数族裔意味着什么，包括华人。

　　有媒体称赞奥巴马当选简直是个奇迹。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让中国感到担心。首先，中国喜欢美国外交上的可预测性。在中方看来，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会延续布什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说，在中国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速前进之时，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施加的压力很小，对被污染产品和货币操纵漫不经心地表示不满。

　　奥巴马广泛而不明确的变革计划让中国感到忧虑。如果在对待人权问题上，奥巴马大胆地与中国较量怎么办？如果这位民主党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与国会合作。开始实行保护主义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困境怎么办？根据奥巴马在竟选活动中发表的言论判断，担心他可能容纳反华情绪也许是有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中美关系问题在竟选过程中恨少出现。像往常一样，中国被描绘成被污染产品的出口国、货币操纵者和侵犯人权者。

　　总统竞选容不得细微差别。因此，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没有费心提到中国绝大多数出口商品是安全的，三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上升了20％以上，以及中国保护人权的情况在改善。

　　现在美国的选举已经结束，在政治上迎合美国公民的做法应该停止。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如果奥巴马政府希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它给中国的胡萝卜将多于大棒。尽管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不留情面地抨击了布什，在中国的问题上他需要以布什为榜样。昂然，少许推动一下、催促一下，但是要认可并鼓励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

　　在让美国人了解他们的国家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方面，奥巴马可以做得比布什更好。新领导人应该告诉美国人，中国政府投资于美国国库券的187亿美元是他们近年来能最大限度地使用信用卡的重要原因。中国一直是美国巨额债务的主要承担者。

　　现在，新总统应该向美国人民指出，拥有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在帮助美国经济恢复健康方面也许会发挥巨大作用。

　　布什政府懂得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不屑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奥巴马能帮助美国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伙伴而非曾经的敌人，那会是很大的突破。

　　中国无疑希望奥巴马能在言论和态度上发生这样的转变。▲ （作者 肯特•尤因）


郭沫若的五大人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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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opyl.com 受众传媒网 2008-11-18

昨天是郭沫若诞辰116周年，他在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 ①1926 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 ③ 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 ④1937 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 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 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 月由郭沫若、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 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 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 ”，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 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 （四）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该文中说：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郁达夫离开东京的前夜，日本笔会招待他，并请我作陪。在散席后，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立忱当晚把一首七绝《咏风筝》写给了我们看。

我觉得诗还不错，达夫也说好。

达夫当晚也为立忱写了一张斗方，但她没有和，只写了一首旧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辞不能记忆了。

“我回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步行的途中也把轻丝断线一类的话头作过笑谑。

“在涩谷驿前一家快要闭店的饮食店里，达夫一个人还喝了两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红茶陪他。

“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时，已经是一点钟过了。

“是没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悬在正中。”（《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三卷第414—415页）

郭沫若在这里表面是谈诗，是纪念于立忱；实则不然，其重点是“我把达夫拉到涩谷的立忱寓里去”，深夜“我回到千叶的时候，他们送我到涩谷驿”，“我一个人回到乡下的寓居”。意思是告诉读者：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

同居，在那个时代，又是日本，男女同居是常事，特别是新闻和文艺界更属时髦。不过，在这里郭沫若并非无意为之，他用心良苦啊！如果我们将此篇和他的《回到上海——一座荒坟》、谢冰莹《于立忱之死》综合起来读，就可能发现他这一“春秋笔法”的妙处及其“微言大义”之所在。

谢文引用于立忱在医院堕胎时说的话：“到半月前，他（郭沫若）来找我了，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脸面见人了！”这表明她从怀孕到堕胎大约有四个月的时间。

郭在《一座荒坟》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这也向我们提供了确认于堕胎的日期必在一月底至二月中上旬；郁达夫被拉到“立忱寓里去”的时间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以上三个时期的加减，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郁达夫被郭沫若拉到“立忱寓里去”时，于立忱已经怀孕两个半月左右了。如果此类花边趣闻真的传播出去，其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将不堪予估，原来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的大群年青人也一定会捧腹。鉴于此，郭沫若就必然要去掩饰，去遮盖，去寻找替罪羊。这时正在东京的郁达夫，无疑便是他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人选。他把郁达夫拉到于立忱那里过夜，日后一旦事发，郁达夫逃脱不掉，而他则可跳出场外。

的确，如果我们只读郭的《断线风筝》而不读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那就会真的以为造成于立忱自杀的罪魁是郁达夫而非郭沫若。这是郭沫若精心谋划的“金蝉脱壳”计，郁达夫是冤枉的。

不难看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郭沫若是不惜出卖朋友，不惜背叛爱情的，友情和爱情都被叛卖了！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可怜的、最可悲的、最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是不幸的、备受欺凌的弱女子于立忱——被人玷污了，亵渎了，自杀了，死去了，已经躺在坟墓里了，却又被挂着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招牌、头戴名诗人桂冠、大名鼎鼎的郭沫若抹上一把厚厚的、耻辱而又耻辱的黑灰。

于立忱在堕胎时，对她的朋友谢冰莹说的“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一个这么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这句话，无疑是指郁达夫被郭沫若拉进她的寓所里去这件事；同时也包含着对郭沫若整个人格面貌的品评。虽然话有点偏激，但从他自己写的这篇《断线风筝》中似可得到印证。

★ （五）“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日报》）

★ （六）人格表现综述

以上诸多方面说明他不具有令人崇仰的伟大人格。如果把他与其他文化名人相比，则更显得不足和灰暗，使我们更觉得在他的人格表现中缺乏一种风骨精神，一种道德勇气，一种人格力量。例如：

——诗人拜伦，不怕丢掉贵族头衔，在英国议院勇敢地为失业工人辩护；

——站在野蛮而残暴的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虽已七十三岁高龄，还是坚定地大声说“地球仍然在转动”；

——法国作家左拉，甘冒被判刑、被罚款、被流放的危险，为普通犹太籍军人德雷斯特申冤，写下了为正义而呐喊的千古名篇《我控诉——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无情揭露法国军事当局制造谎言、陷害无辜的罪行，使这一臭名昭著的国家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十月革命后，正当彼得格勒逮捕几十位极为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时，正当知识分子被蔑视、排斥、甚至暴力对待，被塞进监狱，被置于“因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而变得蠢笨的白痴们的拳头之下时”，高尔基立即向列宁发出多封信件，表白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要站在他们（被捕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一边，而自己宁可被捕入狱，也不参与——哪怕是默默地——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1919年9月6日致列宁）

中国也不乏此类光辉的范例。如屈原、谭嗣同、鲁迅等。特别是鲁迅，他在那大夜弥天、黑暗如磐的时代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脊梁精神，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楷模；而郭沫若在类似的个人义勇行为方面，整个一生几乎等于零。

在这里，一定会有读者指出：“文革”十年是阴森可怖的十年，是暴戾无度的十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插着三根管子还要被批斗，死了连条短裤也没得穿；北京副市长刘仁镣铐双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狱中冻馁而亡；明史专家吴晗，头发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时，尸骨在哪里，至今无人知晓；彭德怀元帅一次被打断三根肋骨，也不准呻吟一声；贺龙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说真话的遇罗克丧了命；坚持真理的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在人人都可能面临磔刑，天上地下都是刀刺的时代，我们怎么还能要求已届耄耋之年的老人去作上下翻飞的海燕，去斗天斗地呢？我们怎么还好嘲笑他是“风派人物”呢？不要太苛刻，我们应该宽容，应该为他留点灵活周旋的人生空间！但丁也曾为了得以从流放地回到故乡，而向皇帝膜拜，果戈理为了缓和同沙皇贵族的矛盾，不也在《死魂灵》第二卷中进行道德说教吗？就是我们之中的什么“家”，什么“战士”，“谥号”美妙得很，在那时不也三缄其口，或“装死躺下”吗？你笔者本人又怎样呢？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环境中，谁也不要自吹自擂，谁也不十全十美。英雄豪杰有几许人也，现在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否有勇气敲敲自己的天盖，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你比得上郭沫若吗？况且，李一氓也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

是的，“文革”是诬陷成风、暴虐无道、丧失理性的时代，那时的权力无法无天，有无限的侵入性，弄得全国上下肃杀恐怖，人人自危，谁要想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的良心，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有去自杀——像著名作家老舍一样去投湖，像翻译大师傅雷一样去吊死，像散文名家李广田一样自沉翠水……

这一切是否能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郭沫若在“文革”中苟且偷生的态度呢？在国家危机、人民倒悬之时，每一“匹夫”尚有赴难献身的责任，而大任在肩的郭沫若为什么可以逃避呢？他为什么不学习高尔基，不学习鲁迅？为什么没有勇气“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点燃它，照亮黑暗中的路”？弥尔屯——这个盲者还敢于向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提出“个人不得独裁”的警告；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官吏还表现出“脱却乌纱帽，敢作南包公”的大无畏气概；普希金——这位曾在“这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宽恕和同情的伟大诗人，在沙皇的权仗之下，仍永不屈服、仍高高昂起他的头颅、挺起他的胸膛，愤然直言：“我可以做一个臣民，甚至做一个奴隶，却永远不愿做个臣仆和弄臣，哪怕就是在上帝面前。”而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胆量呢？“五不怕”的精神呢？誓词、宣言呢？逆境中更需要美德，更需要卓然高贵的品格，更需要我们敢于自我牺牲，他本人也表白过：“我不进地狱，谁进地狱？”“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言既出，如不兑现，如果洪水一来，只知道抢船；树叶一落，作鸟兽散，将以何面目立于天地间？

总之，不管于公于私，于家于爱，于子女于亲人，郭沫若的道德意识都很淡薄，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耀眼的人格亮点。他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他缺乏个性，缺乏操守，他进退行止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为了这种利益，他对环境总是一味适应。无论是新文艺主张的提出，还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这种适应，他变“为文艺而文艺”的思想为提倡“标语口号”，甘当“留声机”；为了这种适应，他在武训批判中违心地检讨；为了这种适应，他否定“百家争鸣 ”；为了这种适应，他对“言者无罪”的问题胡乱诠释。其他又如组诗《百花齐放》、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和难以数清的、言不由衷的讲话、文章、诗词等，无不是为了这种社会适应。适应成了郭沫若的主义，适应就是郭沫若人生哲学理念的第一准则。

郭沫若在职高位显之时，“也沾染了不应有的鄙俗、虚伪的感情和情绪”，（黄侯兴《论郭沫若“青春型”的文化品格》）一如他自己所说，他经常虚伪造作、装腔作势，带着假面具表演。

他精神衰变、颓败、常处于自我抑郁、苦闷、惶恐和忧惧之中。他虽是文化名人，有时却显得分外怯懦，分外可怜，分外可笑。在他的身上你感觉不到还有青春火焰的燃烧，还有勃勃的生机存在；他的脉搏似乎停止了跳动，胸间也消失了波澜起伏的激情；他像海边的沙石，被无数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棱角、特色全无。他对公理、对正义，对于社会的责任，太缺少热情，太缺少道义精神，我们如要在他的整个人格架构上觅得一根熠熠生辉的“骨头”，真是难上又难。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有删节) ▲


中国要用新思路扩大内需
http://www.zaobao.com/yl/tx081119_502.shtml

（2008-11-19）● 阮永松（上海）

　　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带来了世界经济衰退，长期依赖出口的中国也面临失业洪峰。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收拾行囊回乡；在企业缩小投资的背景下，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已经浮现；在上海人才市场，数百人争夺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就业洪峰如何解决？

　　笔者走访过一些乡村，发现那里缺少合格的电工、医生、心理咨询专家，中小学则普遍缺乏合格的教师。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奇特现象：一方面，大批学生在大中城市流浪；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

　　大学生不愿意去农村工作，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那里基础设施欠缺，文化生活落后。长期以来，中国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造成了今天“两个中国”（一个像欧洲，一个像非洲）的局面。笔者认为，农村落后是现状，也是改变的起点，更是扩大内需的源泉。

◆ 转变投资导向，均匀分配资源

　　中国政府可以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将一些重点项目，如太阳能沼气、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设立在靠近资源产地的农村地区，以减少运输成本，实现节能、减碳的目标。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可以通过国库投资，修建公路，兴办图书馆、互联网、运动场、邮电局、医院、银行等。这样既可以吸引人才，又可以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改变赌博盛行的习气。中国商务部过去要求每个村子有超市，现在已经基本实现。如果政府下决心，在农村地区普及图书馆、互联网，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中国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邀请大学生去农村地区参观，了解基层现状。对赴农村就业者提供优惠待遇，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回城后享受购房补贴、工资升级。对于在农村地区工作数年要求回城者，应予以优先考虑，回城后创业可以享受优惠贷款政策。农村可进可出，一潭活水，就能吸引人才。

　　大学生到了农村，可以补充教育资源，竞选乡镇领导职位，也可以联合农民承包土地，从事精致农业和多种经营。政府应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提供小额贷款扶持、税收减免和科技指导。

　　中国近年来有百万人报考公务员，初次测试基本上是公平竞争，二次面试就出现许多重金贿赂和歧视女性的现象。今后中国可以改变公务员的录用规定，规定在农村工作一定年限、贡献突出、群众评价良好者，可直接进入省级或者国家级公务员队伍。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奔赴农村基层的积极性，也可以确保中国未来的官员更加熟悉国情，了解民间疾苦。

◆ 减少公路收费以降低成本

　　 中国的《公路法》已经沦为路政单位和地方警察牟利的工具。昂贵的过路费、养路费，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大大推高了物流成本，对内陆地区的物资外运是雪上加霜。中国物流成本远远超过美日等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在制造业利润日渐稀薄、各个环节成本上升的今天，应该重新审视公路法，废除或者减少收费，以便大幅降低流通成本，为农村地区造血，从而造福整个国家。日本目前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中，就包括大幅减少公路收费，降低流通费用。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个大学生每个月的收入除掉交通、住宿、伙食费用，所剩无几。如果在农村地区能有一番作为，这种成就感不是每天在茫茫人海中挤车的都市小职员所能比拟的。农村有新鲜的空气，有机的蔬菜、低廉的消费、纯朴的民风，关键是国家要尽快增加投入，健全各项基础设施。笔者就希望有朝一日到有宽带上网的乡村中学去教书，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幽静。

　　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是国家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现在的政府不应该使农村地区的贫穷落后世袭化。只有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合理消化就业压力。

　　中国大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饱和状态，大批人才宁愿留在城市的洗脚房而不愿意下乡，这是人才资源的浪费。只要加大投入、扩大优惠、做好宣传辅导，做到来去自由，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做得好，其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就业问题，更是解决了涉及内需扩大的全局问题。一个规模更大的内需市场一旦出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分量将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因此，只要抓住问题症结，合理分配资源，就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开辟一片新天地。▲  作者： 阮永松（上海）是文化企业主


中共“内需新政”的政治撞击与体制变局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1/1118_23_883595.shtml

中新网2008年11月18日电 美国《世界日报》 11月17日发表社论指出，一场重大的危机，既可能带来经济的冲击和社会的损伤，但以中国大陆这种转型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通常与体制的重大改革相呼应，两者如有机会结合，则会带来经济的跃进、社会的前进、政治的进步。在这个层面，中共“内需新政”的登场，在政治撞击中和体制变革下，会有更深层的历史意义。

社论摘录如下: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可能的经济衰退，中国大陆既面临外部冲击，又遭遇内部的挑战，已不大可能像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般，经济一枝独秀。面对危机和压力，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已成重要的理政目标，但更长远的目标，则是扩大内需。

中共17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把自己的事办好，而自己的事情首先就是扩大内部消费需求。大陆国务院已陆续推出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两年投资4兆元人民币的计划，图以之稳定经济、扩大内需。本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来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时，将更进一步地将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细化。

中共当局为何决定扩大内需？较为直观的解释，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经济靠进出口贸易、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由目前国际形势来看，危机将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除了外来投资势将全面收缩，中国大陆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将缩减。要想稳定经济，就只能靠内部投资和消费来拉动。

更进一步的观察，则是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经济的衰退，中国大陆依靠外资、外贸，高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了30年，现在就算能躲过灭顶之灾，因内部需求的基础薄弱，也可能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于此扩大内需政策坐上头把交椅，不仅是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更是经济体制的重大结构性调整。

扩大内需的口号，并不是今天的中共领导层喊出，短期来说，是喊了10年的口号。至少1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后，就有扩大内需的决策。但因收入、住房、医疗、教育以至社会保障体制的短缺，民众未有响应，又因理政体制的重增长、轻民生，扩大内需一直是束之高阁，未有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推动中国大陆经济高速成长20多年，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引外资、扩外贸的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但轻视消费，漠视内需，既形成了经济的短板，更助长了体制性弊端。这也令今天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目前中共领导人、大陆经济界也普遍承认，扩大内需是知易行难，但他们看到的难，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疗、教育体制的改革，需要时间，而只有消除后顾之忧，民众才敢消费，市场才活跃，内部需求才能展现。

因而这一方面的进展，不用我们分忧。但还必须看到的，是扩大内需将带来政治撞击和体制变局之难。首先看政治撞击，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大陆走外需拉动型之路，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讲增长，讲引资、讲出口。中央对经济、对社会的控制力，地方追求政绩和利益的动力，均来自于斯。由之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控制体制。一旦改弦易辙，将带来的政治撞击，力度可想而知。

外需为主、增长挂帅，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体制的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有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还影响到政绩考核、干部选拔等在内的体制。反过来说，当扩大内需成为发展主调，不仅将出现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与之相配合的，还将有经济、社会等体制的一系列改革。

一场重大的危机，既可能带来经济的冲击和社会的损伤，但以中国大陆这种转型经济体来说，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通常与体制的重大改革相呼应，两者如有机会结合，则会带来经济的跃进、社会的前进、政治的进步。

在这个层面，中共“内需新政”的登场，在政治撞击中和体制变革下，会有更深层的历史意义。 ▲
 

浮沉宦海 真性情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fdgm/200811/1117_2309_881872.shtml

2008年11月17日 凤凰网专稿

阅读提示：1980年中共11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1981年11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长征时候的红小鬼越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领袖，功劳是平反历年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

解说：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有人说，歌曲中的这位老人就是胡耀邦，而这个圈就是他当年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蛇口工业区。至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胡耀邦，这位改革开放的设计者、执行者，他的名字与思想解放息息相关，他的名字与经济腾飞密不可分。

马鼎盛：树立世之风范，铸造国之脊梁。

1980年中共11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任总书记；1981年11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长征时候的红小鬼越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领袖，功劳是平反历年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倒了凡是派，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在胡耀邦悼词中列举他八大贡献：组织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制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主持经济体制改革这几条。

湖南浏阳人胡耀邦15岁就参加革命，对红军中肃反运动杀害成千上万同志非常反感。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顾作霖是上海洋学生，他领导抓AB团要处决胡耀邦，胡耀邦哭喊着说；我一个放牛娃，拼死跟红军闹革命，今天把我当反革命杀！你们还是共产党吗？

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胡耀邦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他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抵制康生主持“抢救运动”极左政策。叶剑英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在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竭力举荐胡耀邦出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称他是断案如神的包公。

◆ 昔日平步青云的典型胡耀邦被停职反省

解说：在很多人的眼中，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建国后长时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曾被看做平步青云的典型。然而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向胡耀邦袭来。8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胡耀邦停职反省，原因是他犯了“三个不够” 的错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及走群众路线不够。从此之后，在牛棚里、在农场里，胡耀邦度过了将近十年时间。

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胡耀邦恢复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然而十年磨难并没能磨平胡耀邦的棱角。

胡德华：我就记得有一个大家都传为笑话，就是说他到考古所去，到骨脊椎所，到骨脊椎所去检查工作，然后开座谈会，最后跟大家说，说我们搞骨脊椎研究的，那么就要有骨头对吧，我们骨脊椎嘛就要有骨头，好象怎么说，说要高举旗帜也要高举骨头。大家抓住那个，说要高举骨头，你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解说：高举骨头的整顿，很快被高举旗帜的运动抓了现形，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只进行了3个月，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被再次打倒。

马鼎盛：1976年是中国大悲大喜的一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号“四人帮”被扣查，然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政治压倒一切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国家穷极了，老百姓苦极了，一大批搞经济的干部面临解放，却被毛泽东时代打造的冤假错案压着。叶剑英想起胡耀邦，他在1964年底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后，胡耀邦决定陕西社教运动中暂停捕人，双开和夺权；又为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9500多群众复查。使陕西恢复一点农业生产元气。但因此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严厉批斗。叶剑英带上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乘军用专机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夸奖“耀邦瘦了，陕西肥了！”亲自用军机送胡耀邦回京“养病”。1977年，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苦口婆心说服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同时，叶剑英也希望少壮派胡耀邦能助一臂之力，于是有了“新隆中对”。那一年，叶剑英79岁，邓小平72岁，胡耀邦61岁。

胡耀邦秘书李汉平：当时是叶帅派他儿子告诉耀邦同志粉碎“四人帮”这个消息，然后就是要耀邦同志保重身体，再一个就是耀邦同志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怎么工作，提点建议。当时他没什么职务了。

当时耀邦同志完了给选宁同志讲，他说这样吧，一我祝贺华国锋同志，也祝贺叶帅他们粉碎“四人帮”，然后就是带个信，那么大概过了两天，叶选宁又来了，耀邦同志告诉叶选宁，他说我也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我想了两天，因为当时的情况耀邦同志也不可能写东西，那种情况在那种刚刚粉碎“四人帮”，也是那时候还没有公布，他也不能写东西是吧，他只是带去了三句话。

胡德华：第一句就是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后来我就体会这三句其实都是有一个，好象是专门治内伤的，他还不是说我们就马上改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都是治内伤的，因为我们建国多少年，一直在搞运动，尤其到了文革搞得个天翻地覆，都是成天这个走资派，那个走资派，那么就是说除了把生产、这些建设给搞坏了，另外把人心给搞散了。所以他这三句话，一直透着就是治心理伤治内伤的意思。

解说：后人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有人把胡耀邦当时送给叶剑英的这三句话，称作是“新隆中对”。与当年诸葛武侯三分天下的隆中对遥相呼应，比喻为治国安邦的一剂良方。

◆ 胡耀邦再次复出 提出要拔乱反正

1977年3月，胡耀邦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一职。上任伊始胡耀邦就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几句话他讲了好几次。后来，这件事就被人们称作是“拨乱反正”的开始。

解说：1977年10月6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由胡耀邦直接指导撰写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并收到大量群众来信。这更加坚定了胡耀邦以理论作突破口，进一步将拨乱反正深入下去的决心，于是不久之后，一份在中国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刊物《理论动态》悄然出现了。

梁金泉：这个刊物是1977年7月15号发刊号，开始的时候就印三百份，但是一两个月以后都说中央党校有一个刊物，这个刊物五天一期，一期一个观点，哎呀，真是，我们干部是最需要，研究部门，领导部门，宣传部门就要，写信、打电话，说要订，他说你哪怕收成本费我们也要，耀邦同志说那只好加印了，最后加印到几千份。这个理论动态到现在还有，但是现在跟当初的风格不一样，当时他是为了很快地普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耀邦同志要求是一篇就一个观点，把它说透。

马鼎盛：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大受欢迎，有时候一篇文章的读者来信就装满几麻袋，大部分是要求平反的。全国几百万冤假错案的经手人还大权在握，十年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还在负隅顽抗。除了党主席、军委主席华国锋，中南海大管家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掌管政宣大权；人称“小四人帮”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分兵把守党政军经济各制高点，“凡是派”还有些理论权威，可以呼风唤雨。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接替中组部长职务，中组部机关大院放鞭炮迎新。胡耀邦说不仅要把文革的冤假错案扳过来，以前不敢碰的也要去碰。在看了中组部要求平反的大字报后，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文革十年中，国家干部1/6被立案审查，不解放这几百万干部，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只是中央委员，他在中央党校批评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是劳民伤财。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骂道：“胡耀邦？他？！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当胡耀邦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后。报纸上开始批评大寨。陈永贵还不服气。他下台后，有人主张把老农民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吴桂贤回陜西工作，胡耀邦也批示可以安排当大城市的副市长。

解说：面对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陈年旧案和大案，胡耀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实际上是在干部政策上和两个凡是思潮的直接顶撞。

李汉平：耀邦同志当时尽管他是组织部长，但是那个当时控制中央的专案组，还是原来那些人，这个很困难，但是后来耀邦同志，在三中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后来他当时跟小平同志他们，他说跟叶帅他们讲，他说刘少奇同志，包括彭德怀同志，包括61人叛徒集团，他说这个要提交讨论要平反，小平当时觉得也很吃惊啊，说这可是个大事啊，你材料有吗，他说我材料都准备好了。

解说：61人案是文革中，康生诬陷薄一波等人的案件，牵扯面广，影响大，胡耀邦上任后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查清61人案。为此，胡耀邦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于光远，让熟悉此案内情的重要知情人曾彦修，在最短时间内写出证明材料。

原人民出版社社长：就是胡耀邦等着要，立刻就要，所以他就叫秘书去打字，立刻拿去打字就送，我还问了一句，我说我不认识胡耀邦同志啊，我说我这个情况她知道得吧，所谓我这个情况就是我这是右派啊，摘帽右派啊。哎，他说，管这个干什么，他说他不会管这个的，那么这样一来，我就提到胡耀邦这个人了，耀邦同志呢，他为了急于为这61个同志平反，他真是看起来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秒钟都等不得。

马鼎盛：据后人考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定稿的，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从此，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争论，以一个哲学命题的形式载入史册。人总要吃饭，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应顺民意亮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把张春桥之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谬论彻底打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亿万人民批判凡是派的必杀技，它使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立于不败之地。

1984年10月，在胡耀邦努力下，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多年被理论权威当成是精神污染的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邓小平评价这份文献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马鼎盛：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性的转折点，会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全党全国作重点都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千头万绪的难题中，胡耀邦最棘手的还是农业问题。中国有7亿农民，七八年大搞一次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把脆弱的农业生存条件冲击得奄奄一息，胡耀邦决心要把“四人帮”颠倒的“农业是非”再颠倒过来。1978年，安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农民陷入绝境，省委书记万里为民请命，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搞起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凡是派的声讨压城欲摧。“包产到户”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复辟，“农业学大寨”的祖师爷陈永贵痛心疾首，几百万 “学了大寨”十几年的基层干部也不敢违背毛泽东语录。没去过大寨的胡耀邦欣赏大寨精神，但对不惜代价用空军直升机运水抗旱的模式却不感冒。

解说：1980年6月，胡耀邦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为此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大寨的老书记陈永贵还曾经抱怨说，胡耀邦是“胡乱邦”，但是大寨的旗帜终究掩盖不了包产到户的呼声。

梁金泉：这是不是一个突破口，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这个智慧就发挥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农民就创造了很多形式的责任制，当时就改变了在“四人帮”影响下的，那种中国农村的一个困难局面，农业开始复苏，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解说：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1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胡耀邦亲自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一并改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在这个文件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被定为了农业文件。

◆ 胡耀邦带头“吃螃蟹”穿西装 成中央领导第一个

马鼎盛：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那时，中国人穿衣服只有蓝、灰、绿、黑几种，有西方记者俯视对中国的印象说：中国人老少穿带一样。全国就像是一座“蚂蚁山”，爬满六亿“蓝蚂蚁”。为了从形象改变中国人的因循守旧，胡耀邦带头“吃螃蟹”穿西装，成了中央领导第一个，他每次穿西服时还强调，我这西装是中国制造。胡耀邦不但引领了服装改革的潮流，在经济改革他也敢于闯关。1979年、1980年、1983年和1984年，胡耀邦多次到深圳考察，不仅参与决策第一个特区的拓荒之旅，也亲自见证了深圳从渔村变都市的现代化蜕变。

爱憎分明的胡耀邦喜怒形于色。1980年5月18日洲际导弹成功打到南太平洋，他当着威严持重的邓小平，同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热烈拥抱，以50年前老共青团员的方式表示激情。

◆ 胡耀邦最早的改革开放思想得到邓小平大力支持

解说：1979年1月，胡耀邦第一次来到了深圳，谁也想象不到，那次短暂的旅程会成为今天特区的奠基石。

梁金泉：我记得当时是在海军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小舰艇，我们就乘那个小舰艇说去近距离看看香港，当时我们不能到香港的地面上去的，只能在那海上，那么可以到最近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就到那边上，上了岸就是香港，但是在水域里是可以的，耀邦同志说很好，我们去看看，这回啊是耀邦同志，我记得啊，他跟我说他是第一次近距离看香港的外景，还是看不到里头。就到那个边上去看，当然，耀邦同志问了很多情况，有的他们说得上来，有的说不上来，因为香港那边的情况到底怎样也说不上来，但是看了以后，耀邦同志感慨万分。

解说：香港、澳门和深圳、珠海山水相连，但生活水平却如此迥异，在听取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汇报时，胡耀邦的表情异常凝重，让胡耀邦感到难过的还有当时日益严重的偷渡问题。

梁金泉：他在回到驻地的时候，在散步的时候，就一直在沉思，他说一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香港，一个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深圳和珠海，怎么条件相差这么大，后来他就捉摸，想来想去，他就说还是要跟省上的人商量商量，能不能在这搞一个橱窗，能不能让这的老百姓跟香港的人做买卖。

李汉平：当时他跟省里的同志讲了，他说我提议，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深圳建一个窗口，完全按照香港，按照西方的那种管理方法，包括引进的一些技术，或者什么生产，当然后来省里的同志，跟中央写了报告，那么后来就建立了窗口。这是耀邦同志上任以后，最早的一种改革开放的思想。

梁金泉：也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支持，当时小平同志说是划出一块地来，搞一个特区，可以给些政策，你们放手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话就是这么来的。

解说：特区的发展有目共睹，但经济的增长仍不能阻挡一些人对特区体制的非议。有的领导公开说要在广东省和其他省之间拉起一道铁丝网；还有的人开始讨论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1983年，胡耀邦第三次来到深圳，当他看到这里蓬勃发展的经济后，亲自为特区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这十六个字。据党史记载，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

马鼎盛：胡耀邦一生不读死书，哪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也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对党的政策按照人民的利益改造和解释。为了纠正对知识分子历来实行的镇压、高压、欺压的“三压”政策，胡耀邦有胆有识地将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口号折衷、改造为“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和三宽：宽松、宽容、宽厚新原则。

在政治与人事关系上胡耀邦也富于人情味，对老上级、老部下、朋友、熟人、以及社会人士及群众来信求助，他都尽可能在原则范围中，从现实出发，结合人情，甚至不念旧恶，给予照顾和帮助。胡耀邦在政坛大起大落而名声不断攀高，这和他深得上下之心密切相关。他多次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浮沉宦海，真性情实为大忌。胡耀邦一不留神就会被暗箭明枪所伤。从胡耀邦令人慨叹的政治生涯中，足以看出中国酱缸文化的可悲。女儿满妹在回忆父亲的书中序篇引用胡耀邦的话：“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胡耀邦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立即停止和纠正左的做法。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从1965年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1965年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尽管他现在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而赋闲在北京，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邦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1965年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以治病为名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 从“读书班”里捞出胡耀邦

党和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 谋中兴大业看好胡耀邦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叶帅取得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

此后，由叶帅举荐，胡耀邦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帅不胜欣慰，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历史证明，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兴，选了一位优秀领导人。（宏舰、肖一摘自《炎黄春秋》严如平／文）▲


胡耀邦谈下台：如果叶剑英还在的话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http://www.topyl.com/bbs/thread-493664-1-1.html

◆ 从左倾包围中解救胡耀邦

　　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他并没有听信康生“特务如毛”的言论。叶剑英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
   
　　胡耀邦在1964年11月被中共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到陕西后，与省委负责人研究后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狠抓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是，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高层的严厉批判，西北局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

　　叶剑英得知胡耀邦被批判的消息后，在6月上旬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乘坐军用专机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胡耀邦后来听从叶剑英的建议，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
   
　　胡耀邦能够脱离左倾包围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和叶剑英的关系自此也非常好。

◆ 赞赏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开始考虑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国家。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他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商讨，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了“隆中三策”，即停止批邓；处理冤案；狠抓生产。

　　叶剑英知道这“隆中三策”后，深以为是。但当时，华国锋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于是，叶剑英先是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劝导胡耀邦：“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同时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l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胡耀邦的这些举措，叶剑英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上书、上访中共中央。1977年 11月，叶剑英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中共建政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对于自己的下台，胡耀邦在1987年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

中国暗示将建造第一艘航空母舰
http://bbs.news.sina.com.cn/tableforum/App/view.php?bbsid=4&subid=3&fid=111999&tbid=3956

    中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如果中国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世界不应对此感到意外，但中国将仅把这种军舰用于近海防御。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中国国内外有传言称，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日益强大的海军已决定建造并部署其第一艘航空母舰。传统而言，航空母舰将在一个战斗群中投入作战，战斗群包括若干较小吨位的军舰，为航母提供保护。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曾表示，中国正积极参与航空母舰的研究，并将有能力在2010年前开始建造航空母舰。

    《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上月报道，解放军正培训50名航母飞行学员。

    钱利华少将拒绝就中国是否决定建造航空母舰直接发表评论，但他明确表示，中国完全有权这样做。

尽管钱利华未提及美国，但他刻意将中国航空母舰可能的用途与美国海军11艘航空母舰进行了对比。

    “那些拥有10艘以上航空母舰战斗群、有着战略军事目标大国的海军，与仅有一、两艘航空母舰、用于近海防御的国家的海军有着不同的目的，”他表示。“即便有一天，我们拥有了一艘航空母舰，与别的国家不同，我们不会将其用于推行全球部署或全球影响力。”

    这一承诺不太可能让该地区的其它地方安心。中国发展有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可能会对任何涉及台湾的冲突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国外害怕中国造航母？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59106.html

李宁发表于 2008-11-18：关于中国造航母的事迹，一直闹得沸沸扬扬，外界更是乐意猜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打上各自特色的解读印记。最近，这一话题，又被热炒起来。原因是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16日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果中国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世界不应对此感到意外，但中国将仅把这种军舰用于近海防御。

据环球时报报道，1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对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的独家专访。报道称，钱利华没有就中国是否决定建造航母直接发表评论，但他明确表示，中国完全有权这样做。钱利华说:“那些拥有10个以上航母战斗群、有着战略军事目标的大国海军，与仅有一两艘航母、用于近海防御的国家的海军有着不同目的。”他说，“即便有一天我们拥有了一艘航母，也与别的国家不同，我们不会将其用于推行全球部署或全球影响力。”

于是，境外媒体解读为这是“北京暗示即将造第一艘航母”。建不建航母，还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是，媒体将这解读为已经暗示建造，或者进入了建造航母进行时。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备受世界的关注。

其实，外国还是害怕中国建造航母的。当然，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事实被外国所不同解读（中国威胁论）有直接关系。

但是，外国害怕中国建造航母，最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于事物认识的片面性造成。

我们知道，中国拥有核武器，但是，中国从没有在那个国家的土地上使用核武器，中国拥有强大的军队，相比日本、美国、英国等，军队数量绝对占据优势，但是，中国的军人除了执行保家卫国，建设自己的家园之外，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造成一丁点儿伤害。现在，中国建造航母，壮大海上力量，就不意味着中国开始侵略海域，给其他国家和人民海上的利益造成伤害，这一点，我们从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的话语中不难看出。这就说明，不管武器多么先进，只要拿在有正义、有良知、负责任的国家和人民手中，也不会伤人，即使武器多么笨重落后，但是放在一个杀人狂或者好战的国家或人士手中，同样会伤害人民，而且更加厉害。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恐怖分子不是掌控多么先进的武器，但是他们对于人类无辜人民的伤害还小吗？

所以，中国建造航母，世界不应该大惊小怪，也不必担惊受怕，因为中国永远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爱好者和坚定拥护者。

当然，现在外国害怕中国建造航母，给世界带来不太平，这恰恰说明他们心怀鬼胎，他们研制武器，建设军队，他们是带有特别的目的。同时，他们很害怕别人挑战自己的地位，害怕别人超越自己，他们把自己的先进和强大建立在别人停止不前，落后被动的局面，而不是各自发展，相互竞争的良好进步状态中，这充分验证毛主席说过的“西方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正确论断。▲


台海两岸，就在这“简繁”之间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55086.html

在胡锦涛访美之际，大家都把目光关注到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关注在G20峰会，怎样胡锦涛如何通过“胡氏语言”表演中国的大国地位、崛起形象。不过，在一瞬之间，透过一个细小画面，我猛然间感受到两岸人民之间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特别是在陈云林访台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据中新网11月16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十四日下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部分台湾同胞打着醒目的红色横幅在胡锦涛主席车队经过处欢迎胡主席到访。

的确，在美国的华盛顿，台湾同胞能打着横幅欢迎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但在自家门口，陈云林访台时，却以“鸡蛋”和“围堵”来体现迎客之礼，好客之道。为什么地方不同，就会如此差距呢？

窃以为，就是在这“胡主席，台湾同胞欢迎你！”和“胡主席，臺灣同胞歡迎你！”之间造就。

大陆是简体，台湾是繁体，这是文字使用方面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反映到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就是台湾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体，但是，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主体，甚至是不屑于顾，看不起，或者不承认；这种差异，表现在社会发展制度方面，台湾人民认为台湾是民主制度，而大陆则是社会主义制度（言下之意，是不民主，存在专制），大陆的制度不能和台湾的民主制度相媲美；这样，制度差异成了民族统一的最大障碍和鸿沟。即使现任“总统”马英九先生，在早先竞选之时，也放话说等到大陆民主制度完善之时，在谈统一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不管是“胡主席，台湾人民欢迎你！”还是“胡主席，臺灣同胞歡迎你”，其表达的内涵是相同的，目前，文字字义没有发生转移或者改变，而且将来也不会改变，因为他们是“同宗同源”，都是从甲骨文开始，历经大篆、小篆、隶属等发展形态之后，脱胎为今日的简繁体文字。同样，影射到文化方面，我们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都同属于一个炎黄的子孙是不可置疑的，现在是，将来也是。只不过，现在一个使用的是简体字，一个使用的繁体字。至于制度方面，那是历史的“造就”，就像大陆在文字方面进行了改革，使用简体字；台湾在文字方面没有改进，仍使用繁体字，却在制度方面选择了有别于大陆的社会治理制度，早先一步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台湾现在是民主社会，但是，大陆同样是民主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大陆现在逐步发展比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要健全、还要完善的民主制度。我相信，如同台湾在不久的将来会使用简体字（简化方便）一样，我们凭借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和智慧力量，我们大陆同样也可以实行那种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同时，大陆将来实行的民主制度或许比现在的西方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现在的美国黑人奥巴马能当选总统，中国的将来台湾人民（如果统一）、藏族人民或者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都可以通过竞争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国同样可以创造世界奇迹，建设世界上比较尽善尽美的民主发展制度。

所以，透过这次胡主席访美台湾同胞的夹道欢迎，我们看到我们两岸之间交流所呈现的“春天的希望”，只不过现在还剩一道“简繁体”之间如何的“统一”的课题了。我们期待更快的完成。（李 宁）▲


韩专家：朝鲜若有变 中美会联合出兵确保核安全
http://news.ifeng.com/mil/1/200811/1119_339_884510.shtml

2008年11月19日 青年参考 近日，欧美主流媒体和韩国军方研究机构频频放出风声，称中朝边境有“异常迹象”，中国和美国开始为“朝鲜发生意外”做军事准备等。这些传言是怎么流传开的？中朝边境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 限制中国游客入境

英国《每日电讯》报驻上海记者麦克隆•摩尔，13日发表题为《中朝边境形势紧张》的文章称，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所有运输线路将于12月10日中断，朝鲜已经开始限制中国游客从陆路入境。

韩国《朝鲜日报》14日做了更详细的跟踪报道，“据确认，朝鲜实际上从上月中旬开始限制中国游客通过陆路入境，而且辽宁省丹东市的消息人士称，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坐火车入境时，中方对这些人的身份检查也更加严格。丹东某旅行社相关人士表示，10月中旬以后，中国人要到朝鲜旅游，只有到北京和沈阳乘坐航班，才能入朝。在与朝鲜罗津、先锋地区接壤的中国吉林省珲春市，乘火车进入朝鲜的旅游项目也被中断。据悉，这是因为朝鲜每年制定的游客配额已经用完。但丹东旅游业界的相关人士说:‘丹东地区的配额还有剩余，而且朝鲜还允许利用航班入境，这是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还说，中朝之间的最大贸易窗口 ——丹东海关自去年12月20日至今年1月初关闭，但今年将比去年提前10天，12月10日就关闭。据悉，中国人乘民航飞机前往朝鲜的旅游项目，很有可能从12月10日开始中断。

至于西方和韩国媒体所报道的朝鲜限制中国游客一事，从丹东国际青年旅行社的官方网站能看到一则11月14日的消息:“我社最近接到朝方通知:从12月1日开始，朝鲜旅游全面停止办理，朝鲜暂不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

◆ 韩军方博士说中国会出兵

英国《金融时报》13日引述“美国五角大楼一位官员”的话说，随着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健康问题的忧虑不断增加，中国为应对朝鲜剧变正在向中朝边境地区增派兵力。这位官员说:“很明显，中国增派兵力，是为了防止朝鲜内部局势不稳定导致的大规模难民涌入。”不过，这位官员又表示，中国增兵“规模不大，迹象不是那么明显”，但能看到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增设围栏等障碍设施。就这么条似是而非的消息，立即引起了西方的强烈关注，路透社、美联社、美国有线新闻网、英国《每日电讯》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类似内容。

更加耸人听闻的消息则在14日从首尔传出。韩国国防研究院博士金镇武，在纪念韩美联合司令部部成立3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说朝鲜有“突发情况”时，美国将为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朝鲜实施军事干涉，中国“也有可能”派遣特工队探明形势，甚至直接占领特定地区。

金镇武称，美国担心朝鲜发生突发事件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失去控制，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扩大。如果朝鲜发生内战，或对韩国发动军事挑衅，美国将按照“作战计划5027．5029”，以封锁、轰炸并占领特定地区、投入特种部队，及通过韩美联合军队占领朝鲜等方式，进行军事干涉。关于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金镇武表示，美国首先将确保朝鲜的稳定及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此，美国可能与周边国家合作，并委托联合国对朝鲜进行控制，而不是直接进行干涉。

金镇武认为，中国也清楚，朝鲜发生突发情况后，不可能单独控制朝鲜，因此有望与美国积极合作，尽力维持朝鲜半岛稳定，同时确保在朝鲜的影响力。他说中国可能为避免大量难民流入中国，确保边疆稳定而封闭边境，同时为防止朝鲜内战扩大到边疆地区而进行军事干涉。如果韩美联合军队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在朝鲜境内作战，中国就会按照《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相关规定，对朝鲜进行全面军事干涉。

◆ 韩美准备应对“朝鲜突变”

韩国《朝鲜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李河远14日刊文称，布什政府认为，朝鲜从本月12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能与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健康有关。华盛顿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在金正日不露面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理应视为金正日的健康在恶化。”

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则表示，朝鲜推迟核反应堆去功能化措施，可能反映了朝鲜政府不再与布什政府谈判的意志。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加里•萨莫尔12日在朝鲜核问题讨论会上表示:“朝鲜拒绝采集核物质样品的态度，透露出要与奥巴马政府在更有利的立场上进行谈判的意愿。”

在媒体和专家猜测朝鲜意图的同时，韩国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在朝鲜宣布中断与韩国的陆路交通后，韩国统一部14日透露，韩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提供通信器材及装备，相信朝鲜会接受。统一部发言人金虎年当天在记者会上，就朝鲜是否会接受政府的器材装备援助提议一问表示，通信器材援助是朝鲜先后数次提出的事项，朝鲜也希望开城工业园区扩大发展，因此相信朝鲜会接受。

据报道，朝鲜军部指出，西海地域南北管理区域的军事通信网已经老化，运行困难，一直要求韩国提供替换的材料和装备。可是韩国政府一直延迟提供。此次韩国政府决定给朝鲜提供材料装备，是为了防止双方关系变进一步恶化。外界相信，这是韩国政府向朝鲜方面让步的明显迹象之一。

美军也开始调整在朝鲜半岛的驻军政策。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沃特•夏普14日表示:“今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将从地面部队为主转为以海军和空军为主。”夏普当天在“韩美联合司令部成立3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表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美国都将作为军事同盟的一员留在韩国。”夏普的讲话暗示，在2012年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军队以后，将改变目前驻韩美军以地面部队为主的体制，减少地面部队兵力和装备，并转为以海军和空军武器为主的体制。而这意味着一旦有战争爆发，美军将以空中和海上打击为主。

◆ 外交部:中朝边界无异常

针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3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听说中朝边界目前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在13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李根在北京会谈的情况，秦刚表示，目前正处在六方会谈落实的第二阶段过程中，中方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继续推动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愿意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秦刚表示，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李根访问美国之后，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于11月12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在京会面。双方就当前六方会谈的形势及下一步的工作交换了意见。▲


“华盛顿”号航母行踪诡秘 在东亚突然失踪
http://news.ifeng.com/mil/1/200811/1118_339_883157.shtml

2008年11月18日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11月1日，“华盛顿”号驶入关岛军港，重新进入媒体的视线。

在熟悉了东亚战场环境之后，“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开始与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海韬发自北京 一度销声匿迹的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如今再次露面。

据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宣布，11月18日，航空自卫队将与部署在横须贺基地的“华盛顿”号进行联合训练。地点定在冲绳本岛东北部空域。据日本防卫省透露，这将是该航母9月下旬部署在横须贺之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与其首次进行联合训练。

◆ 行踪诡秘忙于演习

自从美军“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于9月25日驶入横须贺军港，正式部署东亚后，其行踪就一直飘忽不定。“华盛顿”号在横须贺仅停留5天，10月1日即起程前往韩国釜山。在10月7日参加完韩国海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仪式后，1个多月的时间里，美日的官方媒体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华盛顿”号及其所属战斗群的行踪报道，5000名美军官兵似乎“人间蒸发”。

在韩国釜山期间，曾有美海军官员透露了些许行踪——“华盛顿”号将南下东南亚。但据媒体披露，离开釜山后，“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实际上并没有深入东南亚各国，而是经巴士海峡、吕宋岛抵达菲律宾南部的太平洋海域，并于10月下旬转向东北方向，11月1日到达关岛。

在整个航行过程中，由“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麦凯恩”号驱逐舰和“布法罗”号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组成的海上编队进行了作战数据库更新、通讯和战术数据链调试，并开展了多次编队防空、反潜以及对陆模拟攻击演习。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华盛顿”号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耀武扬威，大张旗鼓地巡视东南亚各国，但刻意保持低调的“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却基本达到了迅速熟悉东亚战场环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的目的。

◆ 美日联训成核心任务

据日本航空自卫队表示，18日与“华盛顿”号联合训练的目的在于加强日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提高技战术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遣小松基地的F-15 战斗机、三泽基地的F-2战斗机参加训练，美军则派遣“华盛顿”号航母舰载机、隶属厚木基地的FA-18战斗攻击机等参加训练。双方参训飞机共计达20架左右。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所属的潜艇和水面舰艇也将与美军开展意在加强对潜艇活动侦察能力的日美联合军演。

除了与日本自卫队的舰艇、飞机举行实兵联训外，“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还将与驻日美军三泽监听站、横滨上濑谷监听站以及冲绳楚边监听站进行一系列强电磁干扰环境下的侦测与反侦测演习，并检验战斗群与美日联合参谋指挥所的通讯联络和指挥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华盛顿”号航母与日本自卫队构建起通畅的联合作战体系，形成当初“小鹰”号与日本自卫队多年达成的那种默契，将是未来一段时期驻日美军的核心任务。

◆ 重点针对中俄水下力量

11月7日，美军潜艇部队指挥官杰伊•唐纳利在澳大利亚公开表示，中国海军是日益强大的威胁，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应该继续作为“世界上最致命的打击力量”协同行动。

对美军而言，意图利用“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的高机动性和打击能力将其打造为封锁中俄潜艇的“利器”。在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麦凯恩”号驱逐舰于11月1日抵达关岛时，一直随行的“布法罗”号（SSN—715）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却神秘消失。此时，“布法罗”号很有可能已经与11月10日秘密潜入冲绳海域的“普罗维登斯”号（SSN-719）以及10月23日离开横须贺的“俄亥俄 ”号战略导弹核潜艇一起组成了核潜艇编队，等待“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的汇合，共同演练“猎杀中俄核潜艇及高性能柴电静音潜艇的科目”。▲


印度拟重启第三处中印边境空军基地威慑中国
http://mil.news.sina.com.cn/p/2008-11-18/0945530728.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8日 东方网： 继重开位于中印边境的道拉伯格玉尔地空军基地和富克彻基地之后，印度又把目光投向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接壤的纳亚玛空军基地。据印度知名媒体《印度人报》报道，印度空军已经要求政府批准重建、开放纳亚玛空军基地。媒体分析指出，该基地投入使用后将使印度军事存在进一步靠近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威慑中国意图明显。

　　印度西部空军司令部中将巴博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目前印度空军已经着手重修纳亚玛机场，为固定翼飞机的行动提供基地。“只要政府愿意，纳亚玛空军基地就能够被开发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机场，来执行空中运输任务。”印度媒体称，印度空军一直希望重启纳亚玛空军基地，但此前进展缓慢。

　　印度媒体称，纳亚玛空军基地一旦投入使用，将成为印度空军今年以来在拉达克地区重新启用的第三个停机场。今年5月份，印度重启了道拉伯格玉尔地空军基地和富克彻基地。这三个基地都位于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靠近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境。

　　媒体分析说，印度空军之所以重新启用这些机场，是为了加强其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军事行动能力。不过，当地政府希望纳亚玛空军基地能够更多用于商业用途，促进当地观光事业的发展，因为这里是外界通向该地最高战场--锡亚琴冰川的必经之路。

　　目前，印度空军已接到地方政府这一要求。印度空军表示，纳亚玛空军基地投入使用后，完全可以实现促进旅游和加强军事存在两项用途。（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