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外交部证实：再向朝鲜提供巨额无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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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月5日电／朝鲜媒体4日报道称，中国政府最近决定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据悉，中国政府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北京外交消息人士分析称，从朝中社的上述报道来看，中国政府之前可能通过某种途径表示会提供无偿援助，但并不希望公开此事，因此感到困惑。

    韩联社报道，该人士还表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春节前访问平壤，拜会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时可能表示了无偿援助，但也学尚未确定具体的援助时间和规模。消息人士认为，中国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金正日访问中国，或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朝鲜的期间。

    胡锦涛在通过王家瑞向金正日转达的亲笔信中，邀请金正日在中朝建交60周年之际访问中国，后者接受了该邀请。如果金正日访问中国，胡锦涛也很有可能回访平壤。

    2005年10月，胡锦涛首次作为中国第四代领导人访问朝鲜。这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01年9月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访问朝鲜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四年多再度访问朝鲜。如果中国在两国首脑访问期间提供无偿援助，估计规模将会在2千万至3千万美元之间。

    胡锦涛2005年访朝时视察的平安南道大安友谊玻璃厂，是以中国无偿援助的2400万美元建造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去年6月访问平壤时，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中国向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通常与职位成正比。

    援助物品也备受关注。有消息称，由于最近缺少粮食，朝鲜在王家瑞访朝时点名要求粮食，但是否属实尚未得到确认。最近，部分媒体报道称，装载大量粮食的中国货车，正在通过朝中边境。但当地的消息人士否认了这一报道。

    部分人士认为，朝鲜全面报道中国的无偿援助，可能是故意做给韩国和美国看。通过此举意欲表明，虽然南北关系陷入僵局，与美国的关系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但凭借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足以克服考验和危机。

    据悉，朝鲜对韩国摆出一副强硬而不惜一战的态度，但对美国和日本依然保持"关注行动"的原先立场。消息人士表示，金正日在接见王家瑞时曾表示了这一立场。

北京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朝鲜进行了无偿援助，这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克服经济困难而进行的援助。

    姜瑜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方一贯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推进和解与合作。

    在回答记者有关朝鲜宣布废除朝韩间停止政治和军事对抗协议等问题时，姜瑜表示，有关各方应当认识到，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半岛北南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相信有关各方能够认识到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方一贯支持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推进和解与合作。”姜瑜说。▲


韩美将设联合空军司令部 称若战争爆发需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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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驻韩美军司令、韩美联合司司令沃尔特-夏普4日表示:“如果战争爆发，需要立即应对的联合空军能力。因此，韩美两国将在乌山设立联合空军司令部。”

韩美两国具体提及2012年将战时作战控制权移交给韩国军方后如何维持两国空军的合作方式，这还是第一次。

    之前，两国商定，在韩美联合司令部被解散后，建立两国空军的“联合”作战中心。但有分析认为，这种比较松弛的合作模式，会大大降低针对紧急情况的应对能力。由此，双方可能就更加强而有力的合作机制——建立联合空军司令部达成一致。

    夏普自去年12月以来已经数次访问国防部，与联合参谋议长金泰荣等人就该问题进行协商，并于昨天(4日)在首尔朝鲜酒店举行的“2009年韩美协会总会”早餐演讲中公开了协商结果之一——成立联合空军司令部的构想。

    目前在乌山基地有空中战斗司令部(Air Component Command)，而现在正研究于2012年左右对该司令部进行扩编，成立联合空军司令部。联合空军司令将由美军将领担任。这和目前由美国第七空军司令 (中将)兼任空中战斗司令是一个道理。夏普称:“上月已将12架F-22战斗机循环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期限为三个月，并用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替代‘小鹰’号航母，这些都是支援韩国防卫的。”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在情报方面，双方也决定成立‘联合情报运营团’，建立维持目前水平的密切的合作体系。”韩国国防研究院研究员车斗铉表示:“在战争爆发初期，美军强大的空军战斗力支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卢武铉政府时期就开始提出制定空军及情报方面补救对策的必要性。夏普的发言反映了这种意见。”

    关于韩美两军应对全面战争的“联合作战计划5027”，夏普表示:“目前韩美两国拥有‘作战计划5027’，而在2012年以后两国将拥有联合制定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非常重要，现已就所有计划拟定了草案，因此在今后3年内将通过联合演习演练这一计划，如果有必要，将进行修改和补充。”▲


中国元首密集访问沙特背后的真实内情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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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主席即将于2月10日至17日对对沙特阿拉伯、马里、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毛里求斯等亚非五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在温总理出访欧洲后的又一次重要访问。

    与之相应的是，习近平副主席将于2月8日起出访墨西哥、牙买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西五国，而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将于2月7日至19日访问阿根廷、厄瓜多尔、巴巴多斯和巴哈马四国。如此高密集的出访，而且重点非常突出实属罕见。

    如果用官样文章说的话，这些出访就是进一步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看法，并密切经贸联系等。这固然没错，但如果以此为标准，中国与世界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显然回避了战略重点问题。

    关于中国与拉美的关系暂且不论，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正在发生这什么，就不难领略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怎样的战略出击。

    中国人大概不会忘记汶川大地震时沙特国王迅速提供的五千万美元援助，坦率的说，本人当时就有些意外，网络上也对此进行过不少分析。如果回顾最近几年中国与沙特高层的往来，我们就会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如今的中沙关系非比寻常。

    现任沙特国王的阿卜杜拉是2005年继承王位的。他继任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正是中国，同时还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沙特国王。2006年1月他访问中国给自己定的调是"突破"之旅。那么，突破什么呢？

    那就是改变过去单纯作为原有出口国的形象，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和原有储备，积极参与中国的建设，为沙特的未来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真正伙伴。

    事实上，阿卜杜拉对中国几乎可以用情有独钟来形容。他在身为王储时就多次访问中国，积极寻求与中国的能源与投资领域的合作。在他以王储身份兼任首相时，中国从沙特的石油进口量迅速攀升一举使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透露，沙特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4%；2005年，中国每天从沙特进口石油44万桶，而2006年则提高到了50万桶左右。

    2007年，沙特向中国出口原油2633万吨，合528000桶；而2008年第一季度就达818万吨，合每日近66万桶，较上年同期增长37.7%。

 2008年1-9月，中国从沙特的进口额为244亿美元，同比增长97.8%，贸易逆差163.6亿美元，同比增长148.9%。这固然与当时石油的石油价格暴涨有关，也说明了中沙两国贸易密切程度的迅速加深。

    阿卜杜拉访问中国时，中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领域开展合作的议定书》等五个合作文件，合作领域还涉及经贸、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中，在海南合作建设能为中国提供1亿吨的石油储备能力的大型储油基地，早在2002年就被阿卜杜拉形容为："是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它将是一口取之不尽的‘油井'。"

    他之所以对此建设如此钟情，是因为对沙特而言，选定一个中国华南的储油基地，将有助于巩固其在东南亚、东北亚的销售布局。而中沙两国联合储油，也会大大减少世界石油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

    目前，沙特在中国的福建、青岛和天津都合资建设了大型炼油、乙烯生产项目，投资规模相当可观。

    就在阿卜杜拉2006年1月访问中国，时隔三个月后的4月22-24日，胡锦涛主席就回访了访问沙特。此次再访沙特仅仅不到三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极为少见的行动。不仅如此，2008年既国防部长曹刚川1月访问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6月份也正式访问了沙特。

    对一个国家如此高层次、高密集的访问，对于中国而言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充分说明了中国对沙特的高度重视，这绝对不能简单地用能源合作来解释得了的，一定由其深远的战略目的。

    本来，自中沙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不错，但那仅仅是一般性交往，萨达姆占领科威特时，正是设在沙特的美军基地为海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作为"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的故乡，自9.11发生后，沙特深切感受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与危险。沙特及阿拉伯人倍受西方世界的排挤甚至欺辱，作为伊斯兰教发源地，沙特人深感压抑。

    沙特人很清楚，欧美只是想要那里的石油，至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根本就不是西方人所关心的问题。暂时的富裕掩盖不了对石油枯竭后凄惨未来的恐惧。

    而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歧视严重制约了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更为伤神的是，无论是阿拉伯与以色列的斗争还是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纷争，欧美人从来就没有发挥正面作用，致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长期出于分崩离析的动乱境地。

    沙特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拯救整个阿拉伯世界，而欧美人将反恐演变成文明冲突，更使沙特人深感郁闷，寻求新的可合作的伙伴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美国在伊拉克占领的失败，让沙特人看到了摆脱美国的机会。在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之时，沙特是抛售美国国债的主要国家之一，转而寻求与中国的全面经贸合作。石油价格的暴跌更使沙特人意识到必须进行国家战略的转向。由此我们可以说，沙特人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世界风云变幻的一个缩影。

    沙特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意愿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目标，那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退缩为中国在此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作为阿拉伯旗帜之一和重要要地的沙特，是中国深入海湾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

    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消除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影响，这可从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关于中沙是"战略性友好关系"中可以有所领会。


    总之，从阿卜杜拉国王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上看，或许在他眼里，中国是沙特摆脱欧美的制约以获得更大发展的希望。而中国政府高层对沙特如此密集的访问，很可能是希望将两国战略关系上升在新的层次，为自己更大的战略利益服务。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沙关系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将越走越近，我们不妨试目以待！▲


为何年年查腐败 贪官年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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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腐败年年查，贪官年年新？干纪检的就是给干部摘乌纱帽的吗？网络上网民的反腐帖子会引起纪检部门的关注吗？这些都是百姓关注的话题。昨日，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首次做客市政府纠风办主办的《沟通无界限 行风大家谈》电视节目，与市民面对面交流沟通，剖析反腐工作当中的热点问题。

     ☆ “纪委不仅仅是摘乌纱帽，还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昨日是《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栏目今年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也是该节目自开播以来，作客嘉宾领导级别最高的一期。节目伊始，苏志佳一出现在演播大厅，台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新年好，我今天是来应试赶考的！”苏志佳显得十分谦虚亲和。但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却十分凌厉，“苏书记，有人说纪委就是专门给领导干部摘乌纱帽的部门，您认同吗？”

 苏志佳说，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纪委的四大工作职责是：教育、保护、监督、惩处，因此摘乌纱帽仅是四大职责的其中之一惩处。“除了惩处之外，纪委这些年还保护了一大批干部。从2003年至2008年广州市一共有 753名领导干部通过我们调查了解后，其问题是得到澄清的，去年就有94名。所以说纪委光是摘乌纱帽这一说法是不太准确的。”苏志佳说。

　　☆ “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什么指标规定一年要查多少人”

　　节目中，苏志佳提到，在过去的一年，广州市纪委贯彻中央的方针，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去年共处分348人，其中市管干部有6名，处级干部有42名，全省则查处4000多宗案件，其中有26人是厅局级干部。

　　主持人问到纪检部门有没有一个底线，比如每年都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数字，苏志佳立即给予否认，“没有，从中央纪委到地方，我们都是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发现一宗查处一宗，绝对没有事前定下什么指标。”

　　主持人继续提出，“有人说‘年年都在查，可年年都要反腐败，但贪官年年都这么多’，是不是这样呢？”苏志佳答，这得从两个方面来讲清这个问题。第一，党和政府对反腐败斗争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党对反腐倡廉的建设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成熟。第二是现在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时期，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化。因为利益主体不同，为了谋取利益，违法分子就可能采取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有人给建议或求情很正常，关键是我们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办案原则”

　　前几年广州市“3·16特大交通事故”，纪检部门在追查事故责任当中发现萝岗区原环境综合管理局局长卓起的违纪违法案件。针对这一起案件，主持人问到“是否出了人命，纪委才会去查处吗？”

　　苏志佳答复，这仅是一宗个别案例，实际上大多数的案件不是从查处责任事故里面发现的，比如去年300多宗案件当中多数都是群众来信举报，或者是审计部门在例行审计各部门时发现的。

　  ☆ 非常问答

　　纪委就是专门给领导干部摘乌纱帽的部门？

　　除了惩处之外，纪委这些年还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在查处案件当中，会不会有人给您打电话？

　　有，这是经常性的。但只要我们依规依法办事就行。

　　官员们会不会很怕你呢？

　　不希望大家见到我都怕，大家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你当纪委书记怕不怕得罪人？

　　肯定会。但说不上担心，担心得干，不担心也要干。

    ☆ 现场“办案”

　　昨日一名来自越秀区某小区的业主代表来到现场，他反映自家楼上擅自改建房中房，甚至还在承重墙上开了窗户，但房管部门只是发过两次整改通知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投诉区房管部门不作为。

　　苏志佳马上要求在场的越秀区纪委负责人关注此事，“这种情况各级党委政府有责任去解决，按照职权范围，这个问题涉及到房管部门，因此处理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但我们投诉多次都得不到解决，该怎么办？”“这一级政府不作为，你可以再往上一级投诉。这个问题不光是房屋安全的问题，还是和谐社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邻居间不和谐，那和谐社会怎么去建设呢？”

　　 ☆ 网络互动

　　“网络监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对于“南京某局长天价烟”这宗案例，苏志佳称，除了传统的监督之外，现在多了网络监督，而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现在老百姓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很高。

　　主持人：“如果看到网上有这样的信息，纪检部门会去查吗？”

　　苏志佳：“我们会去核实。网络监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让老百姓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知情权、话语权，网络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去鉴别信息的真与假、是与非是一定要经过核实的。现在纪委监察也有门户网站，群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一样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都会跟网民沟通，我们的汪洋书记、黄华华省长还跟网友在‘拍砖’、‘灌水’。”

　　 ☆ 现场互动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都怕”

　　节目中主持人问：“那在查处案件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说有人给您打电话？”

　　“有，这是经常性的。”苏志佳坦言，“但出现案件后打电话来是很正常的，比如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觉得一个干部怎么突然间被双规了，或者被查处了，他打个电话到纪委来询问一下这都是很正常。”“有没有求情或者施压？”“不能说有人打个电话来询问一下就是施压或求情，但无论是施压也好，求情也好，关键是我们纪委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规依法办事就行。”

　　苏志佳在答复市民“这些年抓来抓去都是‘小虾小鱼’”的问题时，从这些年反腐败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央领导都有，而广州去年查处的领导干部当中局级干部有6个，处级干部42个。作为纪检监察对违纪违法的查处是不分级别的，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只要违纪违法都要查。

　　关于一把手的监督问题，苏志佳说，前年广州市里面查违纪违法案件当中26%是一把手，去年也占了14%是一把手。

　　现场有观众提到，前一段时间安徽某国土局用公款吃饭，账单被网民曝光了，这种情况广州有没有很好的监管措施？

 苏志佳回答，这种情况广州也是有的。从去年开始广州市开始试行公务卡制度，几个单位开始试点。凡是公家去消费的一些内容，都不能用现金，也不能用支票，就是用公务卡，通过公务卡消费做到“雁过留声，消费留痕”。目前从试点情况来看效果比较明显，今年和明年将在全市推行。

　　最后主持人问苏志佳，“官员们会不会很怕你呢？或者说你希不希望他们怕你？”苏志佳说：“不希望大家见到我都怕，作为党的干部，大家都只是分工不同、岗位不同而已。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同事之间不应该是怕，但应该尊重纪检监察的工作。”

　　“那你当纪委书记怕不怕得罪人？”“干这份工作肯定会得罪人。但说不上担心，担心得干，不担心也要干，只要我按照方针政策去做，就可以尽到自己的职责。”▲


网 络 实 名 制 目 前 不 宜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1.htm

 2009-02-06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皇甫天

　　2月4日中央二台的《经济与法》节目进行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推出网络实名制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交锋激烈，各有道理，且其观点也都不能不重视；现场对双方的支持率也几近相等，是否推行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笔者以为，结合当前的社会环境
来看，这网络实名制目前不宜实行。

　　实行网络实名制对诸如谩骂攻击、造谣侮蔑、遏制不良信息传播及以网络为平台的违法犯罪等行为能得到很好的预防，起到静化网络环境、降低执法成本的作用。这是赞成一方的主要观点，言之确凿。反对一方认为网络是个虚拟的环境，应该鼓励大家发表意见，一旦实行实名制，将会打击大家说话的积极性，有些话、有些事不敢讲，笔者认为其重点在于会打击说真话的积极性。

　　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害怕打击报复，大多数人选择沉默。一个县委书记竟敢派人进京抓记者，一名记者在采访中竟无故失踪、最后才发现是被拘留。记者是无冕之王，尚且受到这样的待遇，何况一个平头百姓，老百姓上访遭报复的事情并不鲜见。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敢讲真话的人难免要少了。

　　而在网上敢说话、敢说真话的人却是不少，这归功于网络的虚拟和匿名发言。在网络这层“马甲”之下，说话的人相对感觉安全。近年来网上就揭露了不少人和事，挖掘深度并不低，并产生了“人肉搜索”这一强有力的调查手段，虽说也有负面效应，但其正面作用和威力亦不可小看。其实，“人肉搜索”反腐是现实社会话语权缺失的畸形产物，在现实中不敢、发不出声音才到网络上说话。

　　虽说实名制并非直接用真名上网，而是用身份证事先申请一个ID，利用这个ID上网。但这显得有些“虚”，个人身份信息会否泄露，会不会有类似派人抓记者的书记用“合法”的手段来获取个人信息？这都是个问题，本身就在虚拟世界里的网民，心里自然难有底。这样一来，势必打击网民说话的积极性。

　　两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要实行实名制带来的好处，还是不实行并容忍目前的一些乱象，以此来换取说真话的空间？说真话的重要不言而喻，如果实行什么要是会妨碍说真话，都应暂缓，除非它不会妨碍人们说话。因此，网络实名制目前并不是推出的好时机，惟有公民说话后的权益得到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得到保护后，才是实行实名制的时候。▲


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_3.htm

 2009-02-06  光明网-光明观察　作者：易富贤

　　☆ 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保证人口相对
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1970年代末，宋健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1]。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梁中堂语）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3]。

　　可见宋健对中国人口的预测是基于中国世代更替水平为2.14。他认为中国1979年左右生育率为2.3，超过世代更替水平2.14，中国人口会在2000年增加到14亿，2050年增加到40亿，因此需要用独生子女政策降低生育率。

　　二十多年来，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人云亦云，一直用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2.1作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

　　其实宋健的2.14的世代更替水平是错误的。世代更替水平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常量，与社会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古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6个孩子也才能勉强维持人口世代更替。世代更替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育龄期死亡率、性别比等）。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世代更替水平普遍在 2.5-3.3，而不是2.1 [4]。中国1980年是发展中国家，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

　　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资料，法国、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2005年的婴儿死亡率分别为4‰、4‰、6‰、5‰、5‰、5‰、3‰ [5]；2006年这些地区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5‰、5‰、8‰、6‰、6‰、6‰、4‰ [6]。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世代更替。

　　而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2002年的婴儿死亡率分别为85‰、49‰、38‰、32‰、30‰ [7]；中国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49‰、46‰、40‰、37‰ [8]。同样，中国的儿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也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远比发达国家要高。

　　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中国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9]。那么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就不是2.1，而应该在2.2左右（1980年应该更高）。

　　联合国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也远比发达国家要高。1982年人口普查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08了；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11；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20；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为123。考虑到中国的畸形性别比以及育龄前和育龄期死亡率，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以上，而不是2.1。笔者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北京大学人口统计学家郭志刚教授，他说：“你对更替水平的推论完全符合逻辑，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高于2.1”。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教授也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2.31或者更高的水平”[10]。

　　1980年左右中国的生育率其实是非常接近世代更替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会自发快速下降，当时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且应该在 1990年左右开始提防生育率下降，以防止人口减少。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根本不会如宋健所说的“2000年中国人口要超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笔者不知道宋健1970年代末凭什么“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的。同样，宋健和田雪原还预测“在实行中（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 ”[11]，“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12] 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梁中堂认为宋健等人的预测在对一些计算结果的解释上瞒天过海。

　　既然现在生育率已经降低1.2左右，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为什么人口仍然在增长？

　　人口增长取决于几个因素：1、年龄结构；2、出生率；3、死亡率；4、迁移。1950年前人均预期寿命极短，1950年还只有35岁左右，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增加缓慢。但是1950年之后，由于医疗、经济的发展，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不断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妇女生育率在不断下降的同时，人口反而比前几十年增加更显著的原因。就像一段水管，进水（出生）出水（死亡）一致，水管内的水量（人口总量）没有变化；现在将水管延长（寿命延长），即便进水还所有减少，由于水在水管内流经的时间延长（延迟出水时间），暂时出水仍然会减少，水管内的水量仍然会增加。现在寿命增加明显减缓，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目前中国平均预期寿命73岁)。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年龄结构中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当初6.0的生育率的结果)，就算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增加人口也比死亡人口（孩子的爷爷辈）多。考虑上述两个因素，因此生育率即使只有1，出生率暂时仍然比死亡率要高。但只要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增长就失去动力，人口增长就只是暂时的惯性增长，趋向停止并转为负增长。现在计划生育已经推行三十多年，生育率在1991年之后就已经低于 1.8了，寿命延长已经减缓，因此出生率很快就会等于或者小于死亡率。现在的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比如日本，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低于2.1个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日本人口2005年才开始负增长；欧洲很多国家多年以来生育率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人口仍然缓慢增长。也就是 1950年之后由于寿命的延长，人口在不断“蓄洪”；但是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将出现长达几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将死亡两千多万人口（是现在的两三倍），几十年之内每年人口负增长上千万。因此，现在的低惯性增长是急剧减少的先兆。

　☆ 二、“1.8是最佳生育率”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为1.8。其实当时确定这个数据并不具有科学严谨性，而是出于部门利益考虑。

　　所有的客观调查的数据都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1991年之后低于1.8，1990年代中期降低
到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13]。依照国家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的话：“如果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14]

　　也就是说，如果承认生育率确实低于1.8，那么意味着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撤销计生委。这显然不符合计生委的利益。因此十多年来，国家计生委一直否定超低生育率的现实，而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正”成1.8。

　　2004年国家相关官员询问人口学家生育率多高为合适，绝大多数入会专家都回答说1.7或1.8为宜。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回忆说，他当时回答说1.9或2.0较好，又加了一句“略低于更替水平就行”。

　　当时这些入会的人口学家其实分为两种：

　　1、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是否定实际的低生育率，认为实际生育率就是1.8，而且生育率还面临着反弹的风险，然后说最佳生育率也是1.8，那么就意味着要维持现行政策不动摇，甚至是长期不变。

　　2、以郭志刚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是承认生育率确实是很低，他们提出将生育率提高到1.9或2.0（即便1.8），这就意味着人口政策需要调整，并且很紧迫。

　　郭志刚教授后面也承认，他当时提出的“略低于更替水平”其实是太保守，当时是希望减少对立，使更多的人能接受。他对笔者说：“我们都多年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头脑里的框框比你多得多，认识变化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在2000年前基本上也是坚持控制数量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也变了。”

　　郭志刚教授说：“人口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将现实情况和各种选择方案人口后果对政府和公众作出清楚的说明。关于政府是否接受，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我们注重的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梁中堂教授堪称楷模，他1979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一开始就质疑宋健的独生子女政策，并说服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在山西翼城试点他的二孩方案，他也是人口学界中最先提出要停止计划生育的学者。这几十年来梁中堂教授一直扮演一种人口学的独行侠的角色。正是因为有梁中堂、郭志刚以及其他很多人口学家的辛劳耕耘，才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开辟出一片绿洲。

　　人口学界“头脑里的框框”很多，有多种原因：

　　1、中国人口学科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尔萨斯和马寅初人口理论基础上的，是专门为计划生育服务的。他们要么不能突破几十年老思维的束缚，要么不敢承认过去的“成就”是错误的（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只有在不断否定中才能获得真理，search + search = research）。

　　2、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载入宪法的，对人口政策长期要求“不争论”。

　　3、人口学界依赖国家计生委获得科研课题。计生委还通过组织直接控制人口学界（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计生委主任）。通俗地说，人口学界是“握薪藏胆”。

　　4、在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后（尤其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之后）人口学界出现一些异议，要求调整人口政策。为了压制这股声音，国家计生委于2001年又推动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系统宣传品管理办法》。

　　5、人口学者角色错位，总是以决策层的角度看问题，以政治家自居，总是考虑到“政策连续性”、“给政府台阶下”，而不是注重事实判断。

　　因此，中国人口学界或多或少有“学术爬蚤心理”。即便开明派学者的观点，经过自己和上级的层层中和，到中央决策层那里也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中央领导根本感觉不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领导最终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中央据此于2006年12月17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认为实际生育率为1.8，最佳生育率也是1.8，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据笔者所知，三百多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成员中很多并不认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他们对这些打着他们旗号的结论非常气愤。一些基层计生委干部也对笔者说，他们对这些结论非常失望。

　　关于“最佳生育率”，韩国也有惨重的教训。韩国1962年开始提倡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1980年代后期不到 1.6，1990年代初期也只徘徊在1.65左右。韩国人1990年代引发了一场很大的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上风。韩国政府于1996年批准了“新人口政策 ”，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

　　但是韩国的人口学科也是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建立的，即便开明派人口学家们头脑中“条条框框”也很多。而韩国劳动力仍然充足（1960年代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1970年代还生3.6个孩子），决策层没有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韩国的“新人口政策”认为最佳生育率为1.6，而韩国1995、 1996年实际生育率恰好是1.65、1.58。意味着韩国只需要“稳定低生育率”就行。并且韩国的“新人口政策”的有些具体方法其实是抑制生育而不是鼓励生育，比如开展“关爱女孩运动”，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从而放弃生育），而不是鼓励妇女生儿育女。因此，尽管政策的导向改变了，但由于政策是“夹生饭 ”，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韩国人口学界和政府仍然不知道症结所在，韩国在2004年出台了以 “为使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提高到1.6”为目标的六个方面的措施。结果生育率不升反降，2005年降低到只有1.08，2006年也只有1.11。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韩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1左右，但是却滑稽地将目标生育率放在1.6，扭扭捏捏，出台的各项措施都是围绕“1.6的生育率”，没有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逆转生育文化，也没有真正在分配制度上下功夫，生育率不下降才怪，怎么可能提升？

　　同样，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在2.3以上，最佳生育率怎么又是1.8了？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险的！韩国为1962年的“提倡二胎”吃尽了苦头，后悔不已；而现在中国一些人口学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还赶不上韩国1962年的方案。

　　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停止计划生育根本无法防止人口锐减，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应该高调停止计划生育，鼓励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而不是将目标生育率放在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这个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非常荒谬的），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逆转生育文化。而不要将韩国等地的教训当经验，不能太强调政策连续性(会误大事的)！

　☆ 三、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根本不是1.5，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可信的

　　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将客观调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依据是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5，加上超生和漏报，因此生育率为1.8是可信的。

　　那我们看看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实际生育率是否会比政策生育率高。

　　人口学家广泛引用的1.47政策生育率是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与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张二力等人合作完成的研究结果。曾经在计生委开过一个小会将此分析结果向计生委领导报告过，被要求保密。后来获批准同意对外发表在2003年《人口研究》第5期[15]。

　　根据他们的原始资料，全国允许生1孩的占35.4%，允许生1.5孩（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占53.6%，允许生2孩的站9.7%，允许生3孩的占1.3%。郭志刚教授是假设出生性别比为107。

　　那么依照他们的原始数据，1000个妇女，有354个只允许生1孩；536个妇女生1.5孩，以性别比107计算，第一胎生277个男孩和 259个女孩，生女孩的259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1个；97个妇女生2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3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 631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82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8个孩子。可见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

　　郭志刚教授等人是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乘以1.06之后变成1.465的。笔者认为这个1.06偏高，虽然有些特殊情况可以多生，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本来是可以多生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很严，没有宣传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很多本来符合“理论政策”的，但是都碍于“现实的政策”而没有生）。另外笔者认为即便一孩政策可以有6%的例外，但是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就不可能有6%的例外了。比如一孩政策下，6%的例外可以多生一个孩子，但是二孩、三孩政策下，这6%的例外就不是再生二孩、三孩了，而很有可能只再生一孩了，因此将二孩、三孩也乘以1.06偏高。

　　笔者就这个问题请教过郭志刚教授，郭教授说：“你对我们计算政策生育率的1.06调整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实际上给政府留了更多余地，也是为使我们调整政策的依据处于更保险一侧。当时我做这些时，本来只是想说明自199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不是像计生委说的那样是多年稳定在1.8上，而是在向政策水平接近。政策当然是总和生育率降低的一个原因，奇怪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一边认为超生严重、政策形同虚设，一边同时力保维持现行政策，一边还能大谈计划生育成绩。”

　　可见，郭志刚教授1.465的政策生育率其实是为了给政府留下更多余地。但是国家计生委却在这个“余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余地”，对外宣称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5，并否定中国是一胎化的现实（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说：“我国已有30％－40％的人口是可以生二孩的。怎么能说是一孩政策呢？”） [14]。并据此认为他们1.8的生育率是可信的。

　　计生委如此，主流人口学界也如此。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陈卫说：“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出的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大大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这种结果显然不合乎逻辑。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全国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7”[16]。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也说：“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17]。

　　但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不生育人群。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不孕率发病率上升了10倍，单身、丁克、晚育比例也在急剧增加。用当前国际上的不孕率标准口径对2001年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17% [18]。而中国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19]。意味着不愿意生孩子或者只愿意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很高。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口比例计算，那么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5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现实政策生育率），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如果以20%不生育人口比例计算，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

　　越南都允许生2孩，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政策生育率是高于2的，但是近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9左右，低于政策生育率。韩国、台湾的政策生育率是“无限”，但实际生育率不到1.1。

　　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农村地区从1980年代开始实行“二胎方案”，这八百多万人口的地区政策生育率为2.0，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4-1.6，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新疆建设兵团、湖北长阳、五峰现在也实行“二胎方案”，但是建设兵团的总和生育率在整个 “十五”时期都稳定在1.0左右，湖北长阳、五峰现在实际生育率只有0.9，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因此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是非常可信的，仅仅放开二胎是不够的。

　　在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界的一再“质疑”下，国家统计局其实也在修正他们的客观调查的数据。比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根据原始数据，生育率只在1.2左右，但是最终公布出来却是1.33（国家计生委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仍然不满意而没有采纳）。

　　郭志刚教授认为，只能用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些客观数据修正其他数据的，哪有有用其他主观数据修正客观调查数据的道理？计生委这么多年来并未在提高调查质量、收集有关信息上下什么功夫，原因在于他们未必真想证明极低生育率，相反他们对能作为较高生育率的证据的一些东西却绝不会放过，不失时机地向上、向下“炒作”。

　　即便不采纳任何中国官方数据，光凭着中国发展水平就可以推测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达不到1.8，加上政策执行力度就足以得出中国生育率在1.3以下的结论。根据中国发展水平、传统生育文化被破坏程度、教育产业化程度、医疗负担、自杀率（自杀率高的国家生育率低，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的 2倍多，并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男性自杀率远远高于女性，而中国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女性是生育的承担者）、就业压力、产业结构、妇女劳动参与率、妇女受教育程度、离婚率、不孕症发病率、农村育龄人口进城比例、中国目前的工资占GDP的比例、城乡（包括农民工）收入的差距等等，再对照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泰国、巴西、伊朗、越南地区当年和现在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不可能达到1.8，再结合中国政策执行力度尤其是对生育文化的破坏程度，笔者认为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生育率1.33是偏高的。就是说，很多人口学界和计生委的官员认为统计局的数据偏低，而笔者认为偏高（中国生育率在1.1的可能性比1.4还要大）。▲


菲律宾借海空军撑腰通过法案争夺我国南海岛屿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2-07/0926541223.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7日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1月28日和2月3日，菲律宾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属岛屿或领海基线的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3日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希望有关国家不要采取可能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菲律宾争夺南沙群岛和黄岩岛有何背景？为什么突然表示出这样一种政治姿态呢？

    ☆ 两院立法争夺两岛

　　菲律宾GMAN新闻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月28日下午，菲律宾参议院以1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2699号议案，即2009年度“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议案”。该议案将中国拥有的两组岛屿——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为菲律宾所属岛屿。

　　菲律宾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阿基里诺·皮门特尔表示，他同意将“卡拉延群岛”(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和“斯卡伯勒浅滩”(中国黄岩岛)作为菲律宾 “所属岛屿”，而不是划入菲律宾领海基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如果列入领海基线范围之内，不仅有12海里的领海主权，还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如果仅作为所属岛屿，则只拥有领海主权。)皮门特尔还称，在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当政时期，“卡拉延群岛”(中国黄岩岛)就已纳入菲律宾法定领土之内。

　　2月3日，菲律宾众议院又以177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3216号议案，即“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确定案”。尽管众议院的这一法案仍把这两个岛划入菲律宾领海基线，但众议院的政治大佬们承认，参议院的法案“更具实际操作性”。为此，他们建议，参众两院应该组建联合领导小组，为5月13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要求提交领海基线声明做准备。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要求，各国应在今年5月提交领海基线声明。

　  ☆　菲觊觎南海诸岛由来已久

　　菲律宾参众两院针对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最新动作并不意外，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菲律宾就曾多次觊觎南海诸岛。

　　众所周知，南沙群岛和黄岩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新中国先后将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根据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多次声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然而由于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上丰富的生物及矿产资源，使它成为一些国家觊觎的对象，菲律宾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933年，当法国殖民者占领南沙群岛9个岛礁时，本身还是殖民地的菲律宾就有人提出“异议”，主张南沙群岛是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1946年初，菲律宾财长季里诺向总统罗哈斯建议占领南沙群岛中部分岛屿。同年9月11日，季里诺又以外长身份致函时任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提出由菲律宾兼并南沙群岛的要求，但被美国否决。 1948年9月，季里诺成为菲律宾总统，他下令国防部长派遣海军准将安德拉达赴太平岛及其附近区域视察。而部分内阁成员也附和季里诺，建议将南沙群岛归并菲律宾版图。1956年5月11日，一个名叫克罗马的人突然宣称，他曾于1947年率领海事学校学生40余人占领了南沙11个岛屿，宣称他们由“探险”而 “发现”进而“占领”，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名为“自由邦”，他本人自任“总统”。他的这一疯狂行径，竟得到了菲律宾一些政客的支持。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还没有建交，但我国外交部于1956年5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南海上的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而台湾当局也迅即在南沙群岛驻军和巡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菲方交涉。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享有合法主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任何方式加以侵犯。

　☆　菲海空军想争夺南海诸岛

　　然而，菲律宾对南海诸岛的侵犯步伐并没有就此中断，除了不时发生的菲海军骚扰、扣押在南海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外，还有更过分的行动。1995年 6月15日，菲律宾海军派突击队炸毁了距离菲军占据的中业岛(菲方称为帕加萨岛)6海里处、中方在相关岛屿上设立的水泥制主权标志。此后，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菲律宾关系趋于缓和。但近年来，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各国提交领海基线声明日期(今年5月13日)的临近，菲律宾海空军悄然重启对南海诸岛的争夺。▲（本报主笔　邱永峥）


美菲联合演习暗藏“保卫南海诸岛”科目
http://mil.news.sina.com.cn/2009-02-07/0926541224.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7日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 菲方的具体行动有：

　　正式启用“海上边境控制系统”：据菲国防部透露，全新的菲律宾“海上边境控制系统”于今年2月正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由美国和澳大利亚“捐赠” 的新型雷达、通讯设备和快艇组成。美、澳还负责培训海军相关人员。至于该系统的用途，菲律宾、美国和澳大利亚公开称，它主要用于监视海盗、走私犯、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渗透行动。然而，菲律宾国防部高官则表示，它其实是用于应对“菲律宾面临的海上潜在威胁，尤其是南海诸岛的外来威胁”。

　　联合演习暗藏“保卫南海诸岛”科目：2007年，美军重返菲律宾，与菲律宾武装力量举行了多次联合诸兵种演习。这些演习表面针对极端恐怖组织，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但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2008年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透露，美菲军事演习暗藏“保卫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南沙群岛)”的科目，而且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从2001年的190万美元，增至现在的4亿美元。2007年6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400人与菲海军陆战队举行的演习，就是以登岛作战、近海歼敌为重点。

　　建“海军快反舰队”：今年1月14日，菲律宾《问询者报》披露，菲律宾海军当天正式组建了“海军快速反应舰队”，以应对“任何类型的国家安全威胁”。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菲律宾舰队—陆战队战备部队”，总部设在马尼拉，由预先部署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有随时动用海军、空军和陆军武器装备的特权。对于作战目标，“海军快反舰队”高级指挥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就是为了强化对南海诸岛各种威胁的反应速度。”

　　海空军武器装备升级加快：尽管菲海军仍无力购买新型战舰，但它计划对其购自原驻港英军的3艘“孔雀”级巡逻艇进行改装，为其装备舰对舰和舰对空导弹。而空中力量对于掌握南海诸岛的局势非常重要，菲律宾空军现有兵力1.65万人。编有1个战斗机中队、3个武装直升机中队、5个运输机中队、4个教练机中队，拥有作战飞机39架，武装直升机103架。这样的空中力量显然无法满足所谓“保卫南海诸岛”的要求。为此菲空军成立了装备发展办公室，负责空军飞机的研制和生产，并拟自行生产涡轮螺旋桨式和喷气式教练机。

　　☆ 海军司令说中菲是“好邻居”

　　不过，理性的菲律宾政治家和高级将领，并不想与中国发生对抗。

　　菲律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圣地亚哥尽管也投了“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议案”的赞成票，但她忧心忡忡地说，众议院的“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确定案”有“致命漏洞”，会导致“潜在的外交灾难”。因为按众议院法案划入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的许多岛屿，是在其他国家实际控制中，该法案只会招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强烈抗议，而菲律宾根本得不到任何实惠。

　　菲律宾军方的许多高级将领也不想与中国发生对抗。菲海军司令古雷兹少将去年12月25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坦言，中国迅速发展的蓝水海军，确实让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感到不安”，而菲律宾与中国有岛屿争端，但菲律宾并不担心，“中国只想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心，因为我们是好邻居。”古雷兹少将还说：“我们与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南沙群岛)是存在争议，但那里的情况自1995年之后就有了好转。我个人觉得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而有好处。”（本报主笔　邱永峥） ▲


粟裕南下做了什么 使“四人帮”失去军权？
http://www.topyl.com/contentview.php?id=2820413

http://www.topyl.com  受众传媒网 2009-02-07  

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过来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

　　☆ “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时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 ”；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 ”。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到医院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

　　过一天，粟裕同志抱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

　　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覆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到党和国家从此大有希望。

　　一九七五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来，六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

　　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六月返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

　　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

　　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

　　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同了盛保持距离。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

　　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来源：中国档案局　原题：于无声处听惊雷－－忆“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同志　作者：孙克骥）▲


大陆对台会议　贾庆林作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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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2-07 贾庆林强调，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形势下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进一步做好对台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评社北京2009年2月7日电／对台工作座谈会2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齐心协力，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报告。贾庆林强调，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形势下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进一步做好对台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的核心内容，就是在继承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基础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讲话体现了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思考，体现了我们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决心和诚意。

　　会议指出，2008年是对台工作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台湾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形势出现重大转折，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两岸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前景，同时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强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切实用讲话精神指导对台工作实践、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要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步骤，扎实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岸协商进程。要巩固两岸双方共同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势头。要大力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全面落实两岸直接“三通”，努力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促进经济合作制度化。要积极主动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大陆台资企业解决生产经营遇到的困难，切实落实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加强两岸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大力推动两岸全方位交流，着力促进文化教育交流，不断拓展交流领域，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要通过推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大发展，不断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把中央决策和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对台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毅作工作报告。中央党政军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以及各地各有关部门对台工作机构负责人约300人出席会议，就做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