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向北韩发出一种强烈信号！
http://bbs.huanqiu.com/viewthread.php?tid=245029

    2009-8-12 朝鲜日报8月10日发表的文章，作者为该报政治部记者姜哲焕，全文如下：

　　可以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突访北韩（朝鲜）和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下令释放美国女记者，恰好是按照金正日早已拟好的构想发展的。北韩将逮捕两名美国女记者当做天赐良机，尽情利用这一绝机。因为在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致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加大对北施压力度的情况下，两名“人质”为吸引美国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北提供了绝佳机会。在国际社会施压导致北韩内部危机加剧的情况下，扭转局面的筹码是巨大的外界冲击，而这正是美国最高领导人级别访北引发的居民宣传效果。

     在金日成主席生前，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北，成为了宣扬金日成、金正日伟业的工具。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北，展示“阿里郎”体操表演，并大肆宣传说向美国展示了北韩的力量。不同于正逐步发展成为世界超强大国的盟国中国领导人访北，北韩正在邀请美国的最高层人士。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北韩将美国定义为“百年宿敌”，一直在加强反美体制统治。北韩宣称：“美帝国主义为搞垮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北韩而发狂。”北韩主张，社会主义的宗主国前苏联和中国已经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只有北韩仍在坚持，最终社会主义的宗主国是北韩。　　

     但背叛社会主义的不是中国而是金正日。越来越多的北韩精英人士无法理解，北韩可以与盟国中国解决核问题，为何偏偏要与美国进行对话。北韩前劳动党秘书黄长烨表示：“我在北韩时经常听到金正日批判中国领导，却从未听说金正日批判美国。”　　

      中国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向北韩领导层提议采取改变，中国前任及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也一直建议北韩实行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为，金正日政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世袭制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　　

    因此，中国一直向北韩发出一种强烈信号，表明总有一天会建立改革开放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取代金正日的领导。中国担心金正日政权垮台后形成亲民政权，但认为如果能够成立亲中国的改革开放领导层，也可以放弃金正日政权。　　

   也就是说，金正日政权的命运取决于中国，而目前北韩却向美国“撒娇”要求承认自己，令人啼笑皆非。那么，远离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的盟国中国，而偏要亲自与美国谈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关系到“改革开放”这一体制变化的本质问题。北韩的核武器、导弹、人权问题等一切问题，归根结底起源于对领袖独裁固定化的坚持。韩中建交使韩中贸易扩大，以及中国的跳跃式经济发展，对金正日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因此金正日坚信核武装是保护自己的方法。口口声声主张“同一个民族”，对在押的开城工业园区职员刘某，却连探视权都不提供保障。而对于克林顿，却像对待皇帝一样热情款待并释放美国女记者。北韩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外交的胜利，而是企图通过人质交易来支撑体制的最后挣扎。 ▲


金正日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8/544821.html

　  新华网平壤2009年8月12日电（记者高浩荣张滨阳）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2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近日表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人民“不变的意志”。

　  金正日是在咸镜南道咸兴大剧场观看由朝鲜国立话剧团重新排演的中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说这番话的。他说，朝中友谊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长期缔造起来的，是非常珍贵的。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将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发挥重要作用。

　　报道说，当天的演出获得观众的高度赞扬。金正日祝贺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报道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话剧。朝鲜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生前访问中国时，曾与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一起两次观看过这一话剧。根据金日成的指示，朝鲜艺术团体过去曾排练和演出过这一话剧。

　　报道说，金正日要求朝鲜国立话剧团在今年的“朝中友好年”里重新排练这一话剧，并在朝鲜广泛演出。但报道没有透露金正日观看演出的具体时间。 ▲


十七届四中全会将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http://topyl.com/bbs/thread-599096-1-1.html

    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于下月召开，重点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今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四中全会可能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台措施，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革命党的思维和现状，真正实现向党政高度融合的执政党模式的转变。【本报记者杨清林北京十一日电】/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汪玉凯指出，建国六十年，特别是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党的建设也走过很多的弯路，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 革命党转向执政党

    汪玉凯表示，过去的党政机构设置、党政传统的决策运作、党作出一个战略规划转变成国家行为，基本是一个党凌驾在国家之上的一种革命党的思维。

    汪玉凯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十年执政，虽然走过很多弯路，但党也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从实际操作层面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机遇期。

    汪玉凯表示，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可能会研究党政高度融合的一整套的制度、框架、决策模式、党政的运转方式等，使党的运作，包括组织、架构和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融为一体，真正变成一个执政党。

    ☆ 两大路径实现转变

    汪玉凯表示，要真正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能会通过两个路径去展开和实现。

    ● 第一，推进党内民主，并由党内民主辐射到社会民主

    具体措施可能包括党的领导干部的选举实施差额选举、扩大差额选举、基层党的领导直接选举，做到「有『选』有『举』，而不再是有『举』没有『选』」。

    汪玉凯说：「对于推进党内民主，十七大已提出了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主要是三个『四』。

     ◆ 第一，实行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族决策、民族管理、民主监督；

     ◆ 第二，保证四种权力：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 第三，对公权力实行约束，实现四个『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服务。

汪玉凯指出，十七大的党内民主路线图现在需要落实、操作、实践，否则路线图就是空的口号。

    ● 第二，对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党政、领导官员的问题，敢于出牌，果断采取改革举措，改善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

    汪玉凯说：「如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和公车改革，搞了很多年也没建立起来，使老百姓大失信心。现在，国家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自上而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让老百姓看到希望，他们就可以参与到这个里面。这样我们的官民关系也好，党群关系也好，就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汪玉凯指出，如果四中全会在党的建设、制度设计上迈出关键步伐，这将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执政能力，提高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 ▲


前瞻四中全会研究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http://topyl.com/bbs/thread-599306-1-1.html

　　必将高瞻远瞩地研究党建重点、破解党建难点、回应党建热点、提升党建高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奔胜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其重要动向令人关注，其重大成果必将影响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党的建设的具体走向。

　　纵观中国共产党88年来的建设和60年来的执政，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面临一些急需应对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几届党的代表大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事关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不断增多，党的自身建设也在全党乃至全社会的热切期盼中走向新的高度。从基层日趋活跃的党建创新实践和高层密集的基层调研不难发现，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必将高瞻远瞩地研究党建重点、破解党建难点、回应党建热点、提升党建高点。

　　☆ 看点一：如何浓重抒写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而又善于运用历史经验的政党。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党一直保持着对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对新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60年来的执政经验和60年来党在执政中的自身建设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

　　经验是财富，经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经验是滋养新思想的土壤。在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执政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总结和梳理党的执政经验、党的建设经验，不仅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全体党员和全社会的期待。党中央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在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党建规律的认识都有待于不断提高，如何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执政党，这些都需要党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的养分。

　　整理经验是整合认同的过程，党以全会的名义庄重地梳理和提炼已取得的宝贵经验，必将得到全党同志的支持，也必将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当然，经验和教训是孪生的，党从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大局、大势中走来，在收获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收获了值得铭记的教训。这就是执政的辩证法。因此，有理由相信，党有勇气也有智慧像总结和梳理经验那样去总结和梳理教训，把教训同样作为执政的宝贵财富，在继续执政中加以消化、加以警醒。

　　☆ 看点二：如何全面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把党内民主放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足以显示党抓党内民主建设的决心。今年“七一”前夕，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党内民主进行集体学习，这一重大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是对十七届四中全会重要主题的释放，也就是说四中全会要着力研究党内民主建设问题。

　　事实上，无论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看，还是从党目前面临的自身建设的重大挑战看，党内民主都是毫无悬念的议题之一。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按照十七大精神来谋划新时期党的建设，而十七大报告在部署党的建设部分，着重阐述了党内民主的建设要求。所以说，更加注重党内民主建设，不仅是四中全会要研究的，也是未来较长时间内党要不断推进的一项重大工作。

　　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在基层，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一些地方还承担了党内民主探索的试点工作。选举是党内民主发展的最重要符号，也是改革创新的最重要环节。在十七大前的基层党委班子换届中，不少地方已经主动运用公推直选的办法产生基层党委班子，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直选在党内已经发展到部分乡镇一级。而十七大对党章的修改就正式回应了基层的探索，明确规定，乡镇党委班子换届可采用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党章的这个规定必将在未来新一轮的乡镇党委班子换届中得到广泛运用。

　　客观上说，党内民主采取自下而上的探索十分必要，党内民主发展的本意不是要追求轰轰烈烈的形式，而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效果。但如何把握基层的实践，如何把基层的实践上升为制度，如何在各种试点中积累面上推开的经验，这些都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主体加以研究，给予自上而下的鼓励和支持。

　　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千方百计地激活党员的主体意识，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将会对此作出新的重要部署。

　　党内民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理顺和完善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党内“三会”的关系，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向前推进，十七大要求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和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就是在加强党代会和党代表的职能。一些地方还在做实全委会决策、规范常委会运行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这些也都必然会进入四中全会的决策视野，从发展党内民主的宏大背景下，去审视和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高度以及发展节奏。

　　☆ 看点三：如何新解少数领导干部腐败、执政能力不强等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历来从严要求干部的作风问题、廉洁问题、能力问题等。党也历来警惕干部队伍出现脱离群众、追求享乐、以权谋私等问题。应该说，党执政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与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分不开的。但党中央也清楚地看到，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比如腐败问题，这已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形象、干部队伍的形象，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现象。我们党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中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腐败问题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个最不和谐音，也是有可能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最大隐患。全党对此保持高度的戒备，从不断严惩发现的腐败分子就不难看出，腐败在党内无藏身之地。

　　中国共产党始终追求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政党，是一个以人民福祉、国家强盛为唯一利益取向的政党，因此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也是全社会对党的一个共识。当然，社会十分期待，党在反腐败上有更有效的办法出台，在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前提下，着力研究让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预防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

　　干部执政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我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执政党的干部如何能够维护好、实现好各群体的合法利益，是一个巨大的能力考验。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上存在本能恐慌，一些干部甚至到了离开公安武警就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不会做群众思想工作，在利益协调上缺少弹性，有的甚至缺少公正性，其带来的结果是，把小事情处理成大事情，把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问题。尤其在网络社会十分发达的今天，干部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地开展工作，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必须掌握的基本工作方法。县委书记大培训，公安局长大培训，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党把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来谋划。四中全会也必将在这个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 看点四：如何筑牢党执政的组织之基、民意之基、思想之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注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民意建设的政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中央一直用这样的形象比喻来告诫自己的各级领导干部、告诫基层组织——基础必须根植在基层中，基层必须根植在民意中。所以说，“强基”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重要抓手，这项工作十六大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然需要给予大力推进。

　　党员和党组织是党的一个基本单元，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调动和整合党的党员资源和组织资源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从现实情况看，党员不像党员的现象依然存在，党组织活力不够、影响力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党员对党组织依存度下降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说，抓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组织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

　　当前，各地在党员和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上也作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发动党员过“政治生日”，强化党员的党员意识；建立党内关怀机制，让党员有归属感、荣誉感；开放各类党组织资源，用统筹共建的办法来引导党建要素的流动等。这些探索同样会进入四中全会的研究视野，有理由相信，这些领域的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在更加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党对民意的了解和获取变得更加便捷，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各级干部要习惯在尊重民意中开展工作，在倾听民意中完善自己的工作，在搜集民意中感知到人心向背。但在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以及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因为利益多元，所以整合认同的难度加大；因为认识多元，所以统一思想的难度加大；因为表达多元，所以巩固主流声音的地位的难度加大。越是面临这些挑战，我们党越是保持清醒的认识，越是下决心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去应对挑战。

　　党的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必将是一个高点，同时又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新的起点。正是有这些关键时候的关键抉择，正是有这些伟大时代的伟大壮举，中国共产党必将永远保持着青春、活力和果敢。 ▲


中国是否全面开始“驯服朝鲜”？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8月13日电／韩国《朝鲜日报》8月12日载文《中国是否全面开始“驯服朝鲜”？》，摘要如下：

　　☆ 中国是否全面开始向朝鲜施压？

　　近来，中国接连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874号制裁决议时，中国方面采取慎重的态度说，制裁本身不能成最终目标。有些人认为，中国很可能改变立场，跻身“对北制裁行列”。尤其是，对朝鲜来说，北中贸易超过对外贸易总额的 70%，因此，中国是否配合制裁，可谓是制裁朝鲜的关键所在。

　　日前，朝鲜试图从中国丹东偷运战略金属“钒”，但被中国当局全部截获。另悉，中国钢铁企业“重矿国际投资公司”曾与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的朝鲜企业“朝鲜矿业开发贸易公司”一同着手开发朝鲜境内铜矿，但突然要求中断制作相关设备。中美两国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共同发表称：“中美两国一同强调实行1874号制裁决议以及和平利用核的重要性。”

　　上述一系列举措，都发生在中美两国发表上述协议之前，因此尤其引人关注。

　　韩联社专家一致认为，朝鲜实施第二次核试验以后中国对朝鲜的不满日益增加。韩国政府一位官员30日表示：“中国对朝鲜感到很恼火和伤脑筋。”世宗研究所中国问题中心负责人李太焕（音）称：“近来北中高层交流次数减少，也反映了中国的不满。”

　　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中国参与对北制裁，而中国似乎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忽略这一要求。李太焕表示：“中国不打算自发、主动地对朝鲜行使影响力和施加压力，但对于联合国对北措施，本身也已经表示同意，因此可以说考虑到了国际社会的立场。”韩国国策研究所某负责人表示：“很有可能是通过中美战略对话达成了协议，即，中国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对北制裁决议，美国则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北核问题。”

　　但普遍认为，仅凭这一系列措施，很难说中国的基本对北政策发生了改变。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核武装，但更不愿意对朝鲜施压导致朝鲜体制崩溃。”也就是说，要按照安理会决议对北采取全方位、全面制裁措施，绝非易事。另外，中国似乎还担心如果草率参与制裁，今后发展成美北双边对话格局，其对东北亚的影响力将减弱。韩国国家级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在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遵照安理会决议，在原则上参与了对北制裁，但随后美北立即进行对话，并且六方会谈最终复会，中国不得不在中间遭遇尴尬局面。因此，此次中国不愿意重蹈覆辙。”韩国政府某官员表示：“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变化非常缓慢。可能目前也在内部展开讨论，整理对北立场。” ▲


中国若要出兵中亚打击疆独会有阻力吗？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2009-08-12-voa57.cfm

记者： 前卫 华盛顿 Aug 12, 2009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罕见地表示，中国军方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反恐能力，如果联合国授权允许，中国军方会慎重考虑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派兵到中亚国家，合作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陈炳德是在同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一道观摩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讲这番话的。那么，中国如果真要出兵中亚，当地国家会怎样反应，联合国和美国又会怎样反应？

    ☆ *维吾尔人在中亚的总体情况*

    维吾尔人在中亚的情况很复杂。几百年来，维吾尔族人一直在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和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游牧和流动。在近代史中，维吾尔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维吾尔人占据的地盘在历史中不断变换。1930年代，他们曾短暂的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国。这个政体延续了两年。而且受到当时苏联的保护。1949年中国共产党军队控制新疆的时候，几乎所有维吾尔人都居住在新疆。但是过去六十年来，不断有维吾尔人移居前苏联。因此在目前的中亚国家有维吾尔人居住。

    西方媒体和美国的中亚问题专家霍夫估计，大约有数千名维吾尔族武装人员在中亚地区。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有维吾尔人在为基地组织作战。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作战时俘虏的维吾尔人也没有证据是在为基地组织作战。这些维吾尔人有他们自己要求新疆独立的目标。他们过去属于阿富汗的激进派组织“圣战者组织”。后来其中大约一半人前往俄罗斯的车臣，参加争取车臣独立的斗争。还有数百人返回新疆，或者留在比邻新疆的中亚国家。进行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但是，在美国的专家们认为，在新疆的大多数维吾尔人并不支持这种武装斗争。

    ☆ *疆独是中、俄军演的一个目标*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中，中方反复强调这次演习是对三种势力的震慑。三种势力是指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中方这次表态显得比过去更加积极，过去中国在出境用兵方面是极为谨慎的。看来新疆7-5事件对中方伤害很大。这次事件加大了中国打击境外疆独的决心。

    ☆ *中亚国家是否会同意*

    在美国的军事评论人士林长盛对巴基斯坦是否会同意中国出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 如果中国军队到巴基斯坦仅限于反恐， 西方和北约应该是欢迎的。因为这能够减轻它们的负担。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势力也很强，影响很大，如果中国出兵巴基斯坦，对该国的政局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反对中国的势力不大。”

陈炳德将军在采访中说，如果联合国授权，中国愿意考虑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之下出兵打击疆独武装。那么上海合作组织会是什么态度呢？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这三个词汇指的是激进派穆斯林。中亚前苏联国家都反对车臣独立、反对乌兹别克斯坦分裂和新疆独立运动。大多数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已经建立制度化的引渡机制，遣返维吾尔反叛人士。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遣返过被通缉的维吾尔人士回中国。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多数专家认为，如果真的需要中国出兵，如果客观条件允许，中亚国家会同意的。

    ☆ *联合国和美国会是什么态度*

    陈炳德的讲话特别谈到联合国。那么联合国是否会同意中国出兵中亚，打击疆独呢？美国俄亥俄大学的中亚问题专家泰德-霍普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样的授权，我不会感到奇怪。但是中国首先必须明确的证明，维吾尔武装的确对中国新疆的安全构成军事威胁。目前很多人不认为他们对中国构成威胁。至于美国的态度，在布什政府时期，也许是为了得到中国支持美国在中亚的反恐行动，布什政府承认一些维吾尔游击队是恐怖组织。因此在官方意义上讲，美国是站在北京一边，反对疆独武力斗争的。但是这种立场，并不等于美国会支持中国出兵中亚。目前北约和美国已经有很多军队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反恐，他们是否会欢迎中国再出兵，我很怀疑。”

    霍夫接下来谈到巴基斯坦的态度。他说，巴基斯坦的立场很具讽刺性。1990年代，维吾尔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本来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军事训练是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提供的。所以当年巴基斯坦是支持疆独的。但是现在巴基斯坦当局跟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该地区最紧密的关系之一。因此巴基斯坦很可能不会反对中国出兵。至于阿富汗，喀布尔政府跟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密切，所以它们的立场会是一致的。 ▲


莫斯科一桶冷水浇醒北京？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1786/c99

    2009/08/13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有关G2，即中、美两大国主宰世界秩序的说法甚嚣尘上。在八国集团即G8中恭陪末座的俄国，当然对此不爽。

    英文《莫斯科时报》8月13日刊登俄国外交部属下外交学院负责国际关系的院长叶夫盖尼·巴扎诺夫（Yevgeny Bazhanov）的评论说，美国似乎越来越想和北京合作，一起统治世界。华盛顿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原因是建立全球超级强权帝国，单极统治世界的宏伟计划，可悲地破产了。

    但美国不愿意在一个多级世界，和俄国这样的“低级玩家”分享权力。于是华盛顿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视北京为最佳选择，准备和后者分享支配世界的权力。但只要认真分析就知道，所谓美、中支配世界，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现在华盛顿正在借助谈论天朝的伟大，对中国阿谀奉承。但是中国人聪明地避免屈尊俯就，恐防堕入不得要领的冒险圈套。而且即使北京对华盛顿的诱惑低头，最终也不可能从美国手中捞到什么便宜。

    首先，美国和中国更多的是敌手，而不是伙伴。两国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左。如对科索沃独立、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系统、中东冲突、伊朗、中亚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如此。北京和华盛顿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也罕有合作的情况。

    北京和华盛顿在亚太地区的对抗最尖锐。由于那里的战略平衡正变得对中国有利，北京正在对临近国家发挥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华盛顿两个最重要的盟国 ——日本和南韩，对华贸易额已经超过对美贸易额。一位泰国外交官对我说：“过去我们的总理每天一早通常看《纽约时报》，但现在他每天首先浏览中国的《人民日报》。”

    北京确保对台湾的“一个中国”立场得到邻国支持，反对重建日本军队。但自己却在加快军队现代化，从俄国购买先进装备，向华盛顿视为无赖的国家出售武器。华盛顿把北京的行动，看作是对其亚太地区军事、政治、经济霸权的挑战。

    结果白宫对北京采取了威慑和高压并用的政策——例如向台湾出售武器，支持维持台海现状，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货品设立关税限制，反对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等。这些措施对建设强大的美、中盟友关系，构成了许多障碍。

    中国当局尤其反对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北京认为，藏独、疆独不仅得到好莱坞个别演员的支持，更得到美国中央情报、白宫、国务院的支持。北京据此指控美国暗中破坏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认为美国搞垮了主要对手苏联后，现在又企图搞垮唯一仅存的对手中国。

    建立华盛顿-北京轴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并没有能力承担和美国共同统治全球的重担。中国正在处理一系列棘手的国内问题，如人均收入偏低、贫富差距极大、失业率高、贪污腐败成风、天然资源短缺、民族纠纷等。北京自己已经问题成堆，难有余力追求奢侈的全球霸权。

    何况中国也提不出足以掳获全球人心的观念。像德国、阿根廷、尼日利亚、印度等国家，极不可能采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曰儒家学说。此外，中国也不可能建立军事霸权。中国在大众传播、流行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从来未曾引领潮流。虽然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正在成功地向世界最大经济体发展，但是中国的产品迄今没有像丰田汽车、奔驰汽车，奥米珈手表、奥利维蒂打印机（Olivetti）、迪奥化妆品（Christian Dior）、微软电脑软件等自己的知名品牌。

    总之，谈论单极或两极全球支配结构是没有意义的。华盛顿很快会认识到，世界注定是多极的，而且只有多极才的是最好的。多极的世界对改善美-俄关系，将产生直接、积极的影响。我们除了适应现实，没有其他选择。华盛顿如果不承认现实，就只有准备接受下一次失败。 ▲


美国帮助中国反腐，这是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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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13 作者: 何然 何家弘   最近，美国不干胶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的雇员行贿中国官员的丑闻又成为了网民热议的话题。此事令国人倍感尴尬，因为查办此案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政府 ———艾利丹尼森公司被处以20万美元的罚款，并被勒令停止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行贿行为。其实，这并不是首次披露的美国公司行贿中国官员的丑闻。2004 年4月，全球知名电信服务供应商———朗讯科技公司因安排近千人次中国政要和电信高管赴美旅游而被罚款250万美元。2005年5月，美国德普公司因长期向中国医院行贿以获得销售合同而被罚款479万美元。给这些美国公司开出巨额罚单的机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其主要法律依据是美国国会在1977年通过的《海外贿赂行为法》。

　　在此之前，美国法律并不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行贿，也没有要求美国公司向社会公开其可能带有行贿性质的向外国官员的付款，因此美国公司在海外商业交易中行贿当地官员的做法相当普遍。该法颁行之后，美国联邦检察机关决定集中力量查处备受公众关注的“海外贿赂行为”。

　　当时，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大量调查线索，因为大约有100家美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属于美国前500名大公司———已经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曾向外国官员支付贿金。不过，检察官需要创立一个有影响的判例，于是决定从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开刀。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检察官终于查明了堪称“美国海外行贿第一案”的麦道公司行贿案。

　　1974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有意购买多架宽体喷气客机。虽然美国麦道公司生产的DC-10型客机很有竞争力，但是南亚地区一直是波音公司的领地，所以麦道公司决定使用“特殊手段”拿到这笔订单，以便开拓亚洲飞机市场。巴基斯坦的航空公司归国家所有，因此购买飞机的决定一般都要由政府高官做出。麦道公司把目标锁定在两个重要人物身上———一个是布托总统的堂弟阿什奇·布托；一个是总统办公厅主任拉菲·拉扎。经过中间人联络，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航空公司购买的每架飞机的货款中拿出50万美元，通过一家代理公司转交给阿什奇·布托。1976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购买了4架麦道飞机，耗资逾 8000万美元。麦道公司如约将200万美元的“好处费”通过中介转给阿什奇·布托。

　　1979年，检察官对麦道公司及其4名官员提起公诉。后来经过“辩诉交易”，麦道公司于1981年9月9日在法庭上承认犯有诈欺罪和虚假陈述罪，同意支付5.5万美元的刑事罚金和12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检察官则撤销了对4名公司官员的起诉。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反腐败的角度看待贿赂问题，而且往往把关注点置于受贿官员，所以会产生一个疑问：美国人为什么要帮外国人反腐败？其实，美国政府之所以通过立法和司法查办美国公司的海外贿赂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关心外国的廉政建设，而是因为这涉及美国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涉及美国社会的法治环境。请注意，《海外贿赂行为法》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那些受证券交易委员会规章约束的公司建立一套完备的财会管理制度，并在遵守证券交易法规的前提下向社会公开其向外国官员的付款，以保证其竞争行为的正当性。该法禁止对外行贿行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付款给外国官员，只要给付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方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司获得不正当利益，那么这种给付就属于行贿。不过，该法并不禁止为获得正常政府行为而向外国官员支付钱款，也不禁止向外国官员支付所在国法律准许支付的回扣或小费。美国联邦检察官在麦道公司行贿案的起诉书中则有更加明确的表述：“虽然这一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巴基斯坦的国际航空公司，但是就美国法律而言，其核心不在于对外国官员的贿赂，而在于未能以正当方式报告和说明这种贿赂行为，因而是具有诈欺性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此可见，美国打击海外贿赂的主要目的是禁止不正当的市场竞争。

　　毋庸讳言，中国尚未建成良好的法治行为环境。在一些地区和行业，行贿抑或“送礼”已然成为常态，甚至成为一种“潜规则”，即谁行贿谁受益，谁不行贿谁吃亏。于是，本属为牟特权而为的行贿竟然变成为求平等的行贿！中国的法治环境被玷污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扭曲了。一些在本国遵纪守法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便前赴后继地步入“贿赂门”，还美其名曰“入乡随俗”。确实，人的行为会受环境的影响，法治行为习惯一定要在法治社会环境中养成。如果说中国人经过30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中国人在未来3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完成从不正当竞争的市场经济转向正当竞争的市场经济。一言以蔽之，成就法治经济。来源: 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