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谷歌遵守的不是法律 是意识形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997

    2010-4-23：  沉寂了些许时日的谷歌再爆新闻。《华尔街日报》4月21日报道，面对英、法、加等10国对其保护用户隐私不力的指责，谷歌反戈一击，于20日公布了各国政府机构向它索取用户数据的次数，以及要求它删除某些内容的次数。

　　谷歌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巴西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次数最多，达到3663次。美国政府索取次数为3580次，位居第二。在要求删除网上内容的次数方面，巴西同样居首，达到291次；排在后面的依次为德国、印度和美国。谷歌称因法律原因未列出中国相关数据。

　　谷歌的还击确实有力。数据在说话：“别光批评我谷歌保护用户隐私不力，你们这些政府不也在窥探用户隐私、审查网络内容吗？”

　　谷歌应该没有忘记，一个月前，当它决定离开中国内地的时候，理由同样是政府的审查。当时，谷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宣布，要“提供未经审查的网络服务”。据此原则行事，谷歌是不是也应该离开监管甚严的美国呢？

　　谷歌提供的数据还显示，在美国、德国、巴西等地，它遵照政府要求删除相关内容的比例均高于80%。在土耳其，谷歌屏蔽了冒犯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 基马尔的视频；在德国，谷歌过滤了宣扬纳粹、否认大屠杀的网络链接；在美国，谷歌更是与情报部门密切联系，将用户搜索记录永久保留，以供情报部门掌控。

　　为何在这些国家俯首帖耳的谷歌在中国就变得桀骜不驯？因为谷歌自有它的双重标准。在19日发布的一篇博客里，谷歌称“我们不想从事政治审查，尤其在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然而，“一些民选的欧洲政府有国家法律禁止特定内容，我们的政策是遵守这些民主政府的法律”。

　　谷歌的态度很清楚：中国、越南的法律我们不遵守，我们只遵守西方国家的法律。事实上，谷歌遵守的不是法律，而是意识形态。谷歌在其数据说明中也明确表示，是否删除特定 “政治言论”的标准是：“我们自己的内容政策”。在谷歌的眼里，公司“政策”已经超越所在国法律，成为裁决的最终依据。

　　谷歌的“政策”是什么？也许是它标榜的“不作恶”的信条。但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它不是由谷歌单方界定的，更不是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否则对美国有利的就是所谓“善”，对美国不利的就一概冠以“恶”名。

　　谷歌的数据告诉人们，它并不拒绝审查，甚至不拒绝政治审查；它拒绝的是多样化的社会制度，它拒绝的是美国“思想霸权”无法覆盖的国家。

　　附：谷歌公布内容审查的政府名单 美国排名相当靠前

　　英国金融时报

　　谷歌周二公布了一份名单，能帮助外界更好地了解哪些政府曾试图审查其搜索服务，或者要求它提供用户私人信息。

　　这家互联网公司公布的名单列举了在去年下半年中，对它从搜索结果中移除某些信息作出最多要求的政府，以及向它索取信息以帮助犯罪调查作出最多要求的政府。

　　在两个名单中，巴西都位居榜首，美国和印度排名相当靠前，而英国和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最为“活跃”。

　　中国被排除在名单之外。谷歌表示，那是因为内容审查要求在中国被视作国家机密。

　　谷歌上月将其中国搜索服务移至香港，以摆脱在中国内地受到的审查。该公司将其昨日的最新举措，描述为对全球互联网自由日渐增多的限制作出的一种反击。

　　但对它可能做过了头的批评，谷歌迅速进行了反驳，并且否认它试图通过此举给政府们施压。

　　谷歌表示：“我们不试图改变政府行为——但是我们试图给各国公民们更多信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都在做些什么。”

　　许多来自政府的移除信息的要求，都是针对儿童色情或其它非法内容。一些国家有特殊的国家规定，比如德国禁售纳粹纪念品。

　　谷歌名单显示，去年下半年，巴西官方向谷歌提出了291次与审查相关的要求，德国排名第二，提出过188次。英国在欧洲排名第二，提出过59次。

　　巴西和美国各向谷歌提出过3500多次要求，要求该公司提供客户的个人信息以帮助调查。英国曾经提出 1166次，印度提出1061次。来源: 新华网▲◆★●■☆


牛津首位华人教授眼中的中国教育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0-04/24/c_1253260.htm

2010年04月24日 　来源： 人民网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

　　12时45分，崔占峰在牛津大学工程系的餐厅里出现。他花了2.3英镑购买了一只汉堡和一袋薯条后，匆匆离去。材料系的一名博士后看着崔占峰的背影对我说，“来到牛津，你可以不知道彭定康，但你不能不知道崔占峰。”

　　2000年10月1日，崔占峰被牛津大学聘为生物工程教授。这张聘书为他带来了牛津大学建校800多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教授的身份。

　　崔占峰是河北省沧州人，1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化工系，后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 1988年，崔占峰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苏格兰斯特拉奇克莱德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1991年3月开始在爱丁堡大学任讲师，1994年10月到牛津大学工程系任教。他在生物工程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

　　小村庄走出的少年大学生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新政策规定，在校生可以参加高考，但县里的名额只有10个，领导决定通过竞赛来确定具体的人选。当时15岁的崔占峰刚刚上高一，他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得到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虽然考试没有难倒崔占峰，但报志愿可愁坏了全家人。对于世代务农的崔家来说，除了北京首都和河北，其他的地名都是那么的陌生。高考9个志愿，第一志愿崔占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剩下的都随便填了河北省的一些学校，只是最后一个怎么也凑不上来。这时崔爸爸忽然想起村里有个乡亲在呼和浩特工作，于是就说：“报呼和浩特吧，孩子年纪小，有熟人，好歹有个照应。”

　　就这样年轻的他开始了在内蒙古工学院的求学生涯。大学四年，崔占峰一直名列年级第一，毕业时，出于对化学的热爱，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毅然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崔占峰在大连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光。

“土博士”变成“洋教授”

    1988 年，崔占峰来到了英国。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时，崔占峰在学校的咖啡室里看到了牛津大学招聘讲师的广告。崔占峰认真地投上了一份简历。

    很幸运，不久他就得到了牛津大学的面试通知书。当年，和崔占峰一起申请牛津大学讲师的多达95人，而取得面试机会的仅有四人，其中就有“土博士”崔占峰。“最后一次的面试很出乎我的意料，只花了三分钟，所有考官就达成共识，认为我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很吃惊，当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我说‘那我要考虑一下，回去问一下我的太太’。”当时的一个小小玩笑，让牛津的那些牛教授对这位幽默的中国人刮目相看。

    据了解，在牛津，一个专业仅有一个“教授席”，全校仅有120个席位。名额既少，任期又长（终身制），竞争非常激烈。而对于一个华人来说要争到这个位置更是难上加难。2000年，崔占峰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以下为其口述。

    现在，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家庭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当官的，普通老百姓哪里来得了。如果家里没钱还要凑钱来读的，我就告诉他们千万别来，因为没这个必要。其实，进不进牛津读书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国内老是把虚的东西看得比较重。有人觉得，“我儿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那又怎么样？我有一些学生来了以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读博士啊，他们说，我爸爸妈妈要我读的。这样的学生做不好。

    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让孩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问中学生，“你想要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说出来。要是在英国，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你想干啥。学校每年都有职业生涯测试，老师会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下一年又有测试，老师会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告诉你什么是你最合适的方向。这里的孩子会想，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上牛津，想上剑桥。这一点是挺明显的区别。

     牛津是学院制，招生是由学院的导师负责。在招生时，我们首先会判断学生能不能跟上，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够不够聪明，能不能接受脑力上的挑战，足够成熟去接受压力。面试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潜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测试，通过交谈，来看这个学生的反应。例如我们会给一些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你肯定没有学过，就要看你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博士生与其他学生的一个差别，可能是独立性和成熟程度不同。不能说所有人，但大部分国内过来的博士生都老想着别人告诉他干什么，怎么干。如果在这边读本科的学生，就会稍微好一些。

    目前国内的学术界是以论文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是因为国内还是人太多了，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不能改的、量化的指标。因为国内的人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在英国，评价一个人是很简洁的。比如我说这个人水平不行，他就是不行，什么情况下我都会说不行。如果你找英国人给你写推荐信，他可能不写。如果他给你写，就会真实地写。因为他有自己的声誉，他推荐你不行，影响他自己的名誉。

      但国内不一样，今天不见明天见，慢慢地吃吃饭，热闹热闹，最后就行了。因此，国内需要一些不能改的标准。文章发表了就是你了，不会改的。不过国内很好玩的是，你说发表了文章还不行，还得打印出来，还得接受检查。

      这里就有一个评价习惯的问题。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个view。首先他们会假定你是个好人，当发现你有一些不好，这个不好的view就很难改了。但在中国，大家首先会觉得这个人不怎么地，不信任你，然后要费很大劲才能让别人信任。

     在日常的工作内容上，我们跟国内的教授也有一点差别。上课、科研、搞些讨论会都是一样的，但我们花在搞经费的时间少。上次国内来了一个教授，问我每天的安排。我告诉他后，他非常惊讶，说：“你们不出去跑钱？”在这里，没人跑钱，跑也没地方跑。假如你跑了，反而会影响你的view。

     很多中国的教育的问题，包括科学界的问题，我们在外面唱高调，很好说，但是回去做一做，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需要越来越多的人真正做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就帮助一个孩子。（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再次对韩国海军能力产生强烈质疑
http://www.ddhw.com/readpost.aspx?topic_id=27&msg_id=12406&level_string=0&page=1

　　看看这次事件，韩国海军的舰艇编队（从目前来看，至少两艘：PCC-772天安号，PCC-778束草号）当时不是在警戒么，怎么轻而易举被朝鲜的鱼类击沉，以至于直到舰尾被菊爆出大窟窿并下沉时，韩军才发现自己被攻击了。据报道，此次朝鲜方面使用的是鱼雷，按理说如果是鱼雷应该有很明显的航迹才对啊，韩国的舰艇编队就一点都为察觉？宇宙第一强国不过如此……  

韩军舰被朝鲜击沉：弄出这么一枚朝鲜鱼雷的冤大头

　　西南方海域执行警戒任务的韩国海军哨戒舰天安舰 (1200吨级)因不明原因事故，船底被炸开洞，船尾开始下沉。韩国军方消息人士说，韩国船只尾部被炸开洞，很有可能是受到朝鲜鱼雷攻击所致。据了解，当时在附近执行任务的束草舰用76mm舰炮向朝方进行了掩护射击。  

　　一大早看到这个新闻，首先想到的是去年11月10日的那次朝韩海上交锋。那次，朝韩双方的海军也是在朝鲜半岛的西海岸交火，朝鲜被打得一死三伤，韩国海军全身而退。这次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朝鲜方面蓄谋已久的，想找回场子。但是细细分析，就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因素，让这个事情，显现出几分蹊跷：

　　首先：韩国这次损失挺大，是一艘上千吨的军舰，我不知道哨戒舰是什么级别的军舰，但是，但看吨位，可以看出是护卫舰的级别了。这样一艘军舰，被朝鲜的鱼雷击沉，感觉不可思议。去年11月的朝韩海上交锋，朝韩出动的都是一百吨级的武装巡逻艇，朝鲜方面使用中国卖给它的上海级高速护卫艇，满载排水量134 吨。  

　　韩国方面使用的是虎头海鲷型（Klilurki）高速巡逻炮艇，满载排水量170吨。当时双方力量基本持平的情况下，韩国能狂揍朝鲜海军一顿，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去。这次韩国方面出动的是上千吨的护卫舰，反而能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去年的交战双方是用炮互射，这次的更是技术流，一颗鱼雷解决战斗。朝鲜海军真的也像当年的志愿军空军，一夜强大起来了？

　　其次：事发时间是当地的晚上，晚上交战，对于一支海军的搜侦、通信、声纳、雷达等方面，要求较高。朝鲜由于国家贫困，在军队武器装备的投入上，更是捉襟见肘。特别是海军，更是大把烧钱的军种，朝鲜现在还使用上世纪30年代的舰艇，没办法——没钱更新换代。

　　并且，面对装备先进的韩国海军，在晚上快十点的深夜，从发现韩国海军的军舰，到计算诸元和定时，到最后瞄准发射，都是技术活，朝鲜海军炮战也许还有两下子，但是用鱼雷打出这样的战绩，一剑封喉，似乎不大可能。

　　鉴于朝鲜的海军装备，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老装备，护卫舰级别的军舰，也只有7 艘，不可能轻易动用。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应该是朝鲜的潜艇部队。打出的鱼雷基本也是直航鱼雷，没有线控导引那样的高科技，所以可以推测是用的老式发射方法，即潜望镜深度发射，目测瞄准。要是一片漆黑的海面，这样都行的话，越南海军有朝一日遇到中国海军，也就有了信心了。▲◆★●■☆


高盛到底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
http://pinglun.youth.cn/wywy/cjkj/201004/t20100423_1211892.htm

    2010-04-23  编者按：昨天，《环球时报》披露高盛在世界和中国干下的部分坏事：“两年多以前，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全球性通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日益困难，其实就与高盛等跨国投行的操纵直接相关。

　　高盛正在成为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4月16日，高盛被美国证交会控告涉嫌欺诈的丑闻传开后，英美等国立即表示对高盛展开法律调查。自高盛帮助希腊“做假账”引发希腊债务危机的丑闻曝光后，高盛“天使”的那一面就不复存在，而露出制造国际金融动荡的“魔鬼”真面目。人们发现，高盛不但是一个制造国际上众多金融丑闻的老牌恶棍，而且凭着财大气粗、金钱开道在世界上政商通吃，黑白两道玩得如鱼得水。法国《资本》网站称，成立于1869年的高盛为世界多国政府、最富有的家族、企业提供金融咨询和服务，擅长各种金融投资和炒作。高盛和多国政商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位高管保尔森和盖特纳先后当上了美国财长，一位当上了意大利央行行长；高盛还广泛吸收多国政商高层，欧洲央行的首席顾问就被该公司招募。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是高盛的常务董事；被美国政府委派监管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卡什卡里，也曾经在高盛任职。尽管西方媒体上频频用“邪恶的金融帝国教主”、“世界经济的吸血大乌贼”、“最可怕的银行”、“（就像致人死命的）恐怖的阿米巴原虫”、“双面间谍”等语言形容描述恶贯满盈的高盛，但人们也担忧美国政府未必对高盛这样的“金融大鳄”能够“动真格”的。倘若高盛真的倒下，谁来充当美国控制全球金融的“黑手”呢？

昨天，《环球时报》披露高盛在世界和中国干下的部分坏事：“两年多以前，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全球性通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日益困难，其实就与高盛等跨国投行的操纵直接相关。以油价为例，在国际油价于2008年7月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记录之前，走势几乎与高盛推出的报告一致。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称，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说不值一点钱，说坏账太高了，不值钱，你们都别要。但结果高盛等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某个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高盛等华尔街公司赚了 13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每人给了美国100元。”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对记者说，高盛一直扰乱国际金融秩序。

　　2007年，高盛发表报告，称原油要涨到200美元一桶，当时中国拼命购买了价格为147美元一桶的原油，高盛还与一些中国公司设下“对赌协议”，自己却悄悄抛售原油。到了当年年底，油价降到34美元一桶。中国国资委官员曾表示保留对高盛等交易欺诈起诉的权利。或许有读者还记得，2008年本报今日快评对油价问题、“银行贱卖论”问题等发表了一系列看法，年底以《为什么先生老是欺骗学生》为题，作了一个小结。（参见《常态》一书）我在文章最后说：“在与狼共舞的‘货币战争’中，我们输多胜少。先生有责任，学生也有责任。”

　　今天看来，“先生的责任”是自始至终就在搞高级别的“坑蒙拐骗”，而“学生的责任”则是吃了哑巴亏还打肿脸充胖子，耗子扛枪窝里横。我们为什么不对跑到中国的外国投资银行严加管控，对高盛欺诈中国企业展开全面调查？保留起诉权利吓唬不住高盛，必须运用起诉权利才能给这帮坏蛋经济学哺育出的坏蛋们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 （苏文洋）▲◆★●■☆


下令击沉韩“天安舰”幕后头目是玩弄战争之高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7061

    2010-4-25： 这些年傲气十足的韩国军队，活生生挨了一记重重之“闷棍”——46条鲜活的年轻水兵被淹死，千多吨的“天安舰”被击沉。经月余调查，韩国军方称：“北韩潜艇均装有弹头为200公斤的重型鱼雷。军方情报部门认为北韩发射重型鱼雷（袭击了韩国军舰）。”

　　然而，现场还没有发现任何具体证据，如鱼雷残片等。北朝鲜更是一口否认与此事有关，反称韩国这一说法纯属捏造。韩国总统李明博迄今为止拒绝对此爆炸事件的原因公开发表猜测。但如果最后证据确凿，确实是北朝鲜击沉了韩国军舰，作为韩国三军总司令，李明博该采取何种反击措施？

　　“明显的反应是军事进攻，但这种可能性被排除，原因不是韩国和美国打不赢，而是由此引发的全面战争代价太大，韩国和美国都承受不起。朝鲜军队缺少燃料和装备，但就算没有核弹头，他们仅靠常规弹头也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破坏。”英国报子的分析有理。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昨日在欧洲警告：“我希望不会论及战争，也希望不会有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举动或者误判，这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时机不成熟，在全球战略时序上美国人是把握很到位的。

　　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核问题是目前美国的重头戏，北朝鲜毕竟有中国在把方向，暂时不会恶化到那里去，外电猜测，金正日最近可能访华以索取大额经济援助。只要韩国忍住，朝鲜半岛应该不会打起来。

　　如果“天安舰”真的是被击沉，筹划此次行动的指挥者有深层次之战略头脑——既报一箭之仇又暗地张扬军威。来源: 天涯社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外逃贪官人均卷走近1亿元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4/news-gb2312-1068565.html

    环球网 于 2010-04-24：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这样算来，人均卷走近1亿元。

　　昨日，反腐败专家胡星斗分析认为，这项政策是中央近几年反腐败的主要内容，而且越来越细化。据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处级以上官员就要申报收入，但以前要求模糊，现在细节要求越来越细。“去年以来广东率先推行领导干部收入状况申报制度，其中不仅包括领导干部个人情况，还包括家属收入状况，还涉及子女出国情况。这次是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做法。”他说。

　　此次中央出台此项制度就是要打击贪官外逃现象。“总体来说，‘裸官’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这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产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出国读书、移民，这其中涉及越来越多的官员家属。”胡星斗说。

　　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这样算来，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 外逃“裸官”典型案例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2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

　　2003年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案发后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四口，逃往美国。

　　2005年前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汇往境外的资金达两亿元，在接到法院通知后，于2005年1月3日出逃至加拿大。

　　2006年福建省原工商局长周金伙涉案金额过亿，当得知福建省纪检部门要找其谈话后，周金伙留下信件，在被“双规”前出逃，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