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美不对称“核心利益”怎博弈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4/15/content_1094641.htm

巩胜利　刊发时间：2010-04-15  　光明网-光明观察  

　　不管是奥巴马到北京访问，还是中国政要出访全球各国，胡锦涛、温家宝等等中国高官都非常强调尖端的一点：这就是中美要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那些人权和政治问题（如达赖、台湾及主权其军售等），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否则中国就可能毫不含糊的坚决"翻脸"。在4 月12日的这一次"胡奥会"上，中方、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讨论中美最近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发生的一些摩擦，进一步阐释中国的立场，再次要求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及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则不同于中国，将金钱与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美国最尖端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元，而对于美国总统、国会及议员来说，"核心利益"就是选票。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核心利益的碰撞，谁会让步？除了中国选择为牺牲政治议题--"寸土必争"之外，中国的所有包括人民币、金钱、财富等等都可以"有限度"的选择、变更和放弃的可能，然而西方大国没有特别的"政治利益"可供选择（除非选票），有的就是选票下的经济利益则高于一切，因为经济利益可以左右选票。

　　而今的国际社会，中国虽是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但对国际场合的"政治利益"依然分外尖端敏感。就一个大国的"政治利益"而言，中国依然没有摆脱60年至今全方位绝对的"短板"。而此次，中国货币、人民币没有摆进"胡奥会"此轮重要会议议程，就是中国与全球主要大国"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重大不同。21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在国际大环境下，已经没有中国式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这样的政治问题了。人民币只有升值一条路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最近再次成为全球财富的第一热点。尽管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公开表明："中国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但面对全球各国、特别是"高收入国家"的群起而攻之，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人民币重新浮动并且逐渐升值势所难免--中国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铁板一块"了。退一万步来讲，如果没有、不是货币利率升降变动的根源差异，中国还将"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干什么？！

　　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中国人民币汇率除了关系到13亿中国人之外、还关系到全球各国的经济、财富"平衡"（这是G20伦敦峰会的一致共识），于是中国货币再次成为全球财经界的热点实属必然。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公开表明，中国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他非常强硬地表示，当前某些国际势力"以各种压力来迫使我们升值，我们绝对不会答应。"这种官方的强硬表态，被解读为人民币近期内不可能升值的一个主要信号。然而这个信号，与其说是一个经济信号，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姿态，鉴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压力，人民币重新浮动并且逐渐升值势所难免。否则讲于全球各国"平衡"、怎么来"平衡"？用什么来"平衡"？

　　中国政府言之凿凿，誓言没有控制人民币的汇率，这有一个60年不变的实证：中国前30年人民币纹丝不动；后30年只有其中的三年有所变动，那么中国"计划经济"是怎样变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货币自由兑换"是美、欧（注：欧盟是27国；美元区与美元直接挂钩国、地区包括新加坡、香港港币、韩国、日本、石油输出国组织等等有10多个国家）"市场经济地位"规则的第一要件。即便是全球198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的100多个国家都承认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美、欧不承认不给予，则标志着全球近30个"高收入国家"中的90%都不同意，中国将面临着全球绝大多数"法制国家"贸易的"围追堵截"--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外汇制度预设干预措施

　　"市场经济地位"最根源的规则，就是"货币自由兑换"，即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12年期满（自2001年11月10日起）之后，中国"货币自由兑换"也是"市场经济地位"的根源之阻。有媒体称，即使有国家在这15年中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到2016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承认（见2004年《时事资料手册》（合订本·下）第79页《什么是市场经济地位》一文、以及2001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6条、第18条等）。但美国是唯一的全球货币的"裁判员"，可以将中国打入"汇率操纵国"之例，这就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拉响了长鸣警钟，只要中国"货币自由兑换""汇率操控"等都可能面临"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全面制裁。

　　2008年9月15日，金融海啸全球爆发，中国对外出口出现滑坡，加上年尾美国金融危机加深，使中国对外出口遭遇十多年来的最烈寒流。中国政府因此采取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冻结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使之再次钉死美元。由于美国出现经济危机，美国兑他国货币过去两年出现下跌，而人民币跟随下跌，而最近几个月美元反弹，人民币同样亦步亦趋。而在美元之外的另一大市场，当欧洲国家一些经济学者表示人民币没有控制汇率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人民币对欧元升跌起落十分"市场"，他们通常故意忽略人民币盯紧美元这个事实。

　　美元是全球唯一最大的国际货币。中国控制汇率的方法直接了当--就是钉死美元。世界上任何一美元进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的中国银行便会当然买入。所以，只要中国银行给出的价格固定，人民币的汇率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通常而言，中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但中国的机制下，政府有在任何时间段以任何价格操纵汇率的任何主动权，此为不同之处。

美元步英镑后尘

　　美元是什么东西？美元是美国的官方货币--又是全球唯一最大的国际货币。然而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这个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便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29年前后，在美国人的筹画之下，确定了一种被称为"布列顿森林"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中，全球各国货币紧盯美元，而美元则以三十五美元的价格兑一盎司黄金。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西方世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通胀几乎为零。但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使得他无法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必须通过大量借债维持。而美元在美国之外的大量流通，使得美国的黄金无法应付，所以才有尼克松的政策改变。

　　人类用货币代表财富价值之后，大部分时间使用的是贵重金属。因为这些黄金和白银产量有限，等于是维持了其本身的信用。现代货币，尤其是和黄金脱钩之后，其信用由政府担保，但政府是由人组成，无法避免人类自利的先天设定。对于拥有庞大债务的美国来说，美元贬值是最佳的减债方法。美元贬值 50％，等于美国人减少了50％的债务，美国政府只需要大量加印美元就可以将美元的差额补回。当然，美元贬值的过程通常有其他更为表面和直接的原因。

　　世界上第一个霸权国家是英国，也有类似的路程。英国同样占据了世界军事的制高点，英国政治上和用英镑左右了世界前后200年，而且和美国一样，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负责全世界主要的融资金融活动。英国人向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大量借债，然后随着英镑贬值而进行自我减债的自利活动。这和今天美国、美元一币独大80多年十分类似。

　　低估是货币转轨的困境回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据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都估测认为，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大约低估了30-50％--这是中国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不过需要时间、周期来调整而已。在国际场合，由于现代货币机制的复杂性，没有知道一种货币确实真正的价值，因此对货币价值的估计，主要通过物价和外贸情况来估计。简单来说，既然中国货品在全球可以低价出售，便显示中国制造的以人民币为成本的产品估价较低才有能力出去。中国官方银行以对美元固定的价格来确定人民币汇率，意味着每一美元进入中国，官方都必须释放六点八人民币进行买入。假如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增加一万亿美元，那么等于必须向国内金融体系投放六点八万亿人民币。这等于中国全年GDP的一半左右。这种被迫的货币发行，对中国经济同样有巨大损害。经济过热、资产价格虚涨、通货膨胀都是问题。事实上中国的通胀已经开始，虽然官方统计刻意压低有关数字，但市场物价的变化指向明确。人民币盯紧美元的政策，官方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必须继续发行基础货币，国内资产价格必然继续虚涨，更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剧国际热钱涌入，而为了抑制热钱涌入，又不敢大幅度升息，这使得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基本失去了功能。其结果是，利率不敢升，汇率不敢调，热钱加快涌入，资产价格继续暴涨，严重通货膨胀突然大爆发，到最后，将迫使中国政府采取硬着陆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美国压力将长期存在

　　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为美国国家积累了高达超过10万亿美元长期国家债务。为这10万亿美元债务，美国将至少在20年以上，长期采取美元汇率向下、压制其它货币的大致方向。中国是过去30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最大、国家和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其国内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导致中国贫富悬殊严重，而影响国内市场的充分发育。中国依靠强硬一统的行政权力，迫使中国社会维持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低廉，而刻意补贴对外出口。中国经济增长过于单一依靠出口，是中国必须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基本原因。出口导向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都先后依靠同样的道路走向富裕。然而中国不同了。中国刚刚开始富裕，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美贸易出超巨大，全球各国的市场已经充斥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彻底而完全地依赖外国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持续、难以维系的发展之路。

　　来自国内外经济、金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那些在中国的产业也不会搬回美国、欧洲等"高收入国家"去，美国的外贸赤字只不过是挪到另外的国家而已。这些或许是真正的事实，但经济问题在社会层面并非是理性逻辑，正如中国面对外部压力总是一概联想到" 敌对势力"一样。过去，德国人和日本人受过同样的压力，日元和德国马克只能选择升值。中国的人民币会抗得住吗？除了美国可以"裁判"别国为"汇率操纵国" 之外，还有谁能、敢指手画脚？也许，欧盟也可以对中国指手画脚，但中国"没有一分钱"的欧元资产，欧盟又能将中国如何？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仍然是全球有绝对财富和优势力量的第一大国，这反映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和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唯一国际货币美元上。在国际大环境之下，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压迫下，人民币成为最重要最尖端的受力点。而中国只能在这些方面缓冲和让步，却不能将 60年的达赖、台湾等问题拿出来让步（中国台湾、达赖等问题60年没有发生生态环境的重要变化，为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减少了分数）。不幸的是，中国现在是美国这个漏洞最下面的那个洞。很多人会问，中国继续采取强硬措施，美国人能怎么样呢？硬，总是此软彼硬；软，也是彼软此硬，不可能统统一概都硬、一概都软下去，这是软硬最起码的哲学原理。

　　这种差异就象"天平"的两端一样，一定要有最起码的"对称"的存在关系，否则天与地、男与女、公与母、好与坏等等人类、大自然的最起码的"游戏规则"都没有，又怎样生生不息的博弈下去？

　　前30多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近30年，美国成了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家之间没有了任何" 敌人"。这种国家战略发生了根源的重要变化，但极个别"政治利益"却一直没有变化与和解。中国不是一个小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崛起，不能没有世界的支持和国际市场的依托。一个更重要、根源的国家发展环境是：中国国家体制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成"市场经济"国家，在转轨的机制上有很多漏洞、断层和环境制衡，包括周边国际政治环境、国内人权、产业调整、经济体制和社会矛盾的凸起等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省区市的巨大差异等等，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比人民币汇率有更大的优先权。这是中国与世界上所有大国、法制国家的不同点。▲◆★●■☆


中国当前的“贸易逆差”是一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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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0年4月16日电／中国3月出现的72.4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不能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不能说明中国经济将进入贸易逆差时代，也不能指望美国保护主义势力会因此而减弱。上海证券报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文章如是说。

　　文章称，由于欧美经济复苏节奏较慢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的“潜在市场力量”没有被充分体现出来。相反，中国政府为防止经济硬着陆所采取的积极救市政策和“后危机时代”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的投资、住行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设备、生产零部件的大量进口。其中，有些还是为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所推进的“海外采购行动”的结果，再加上最近国际资源价格的普遍上涨，遂使中国的进口量价大增。

　　有一部分海内外学者喜欢从国际收支的平衡等式上来说事，断言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是造成美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所以，应该从“数量”上去纠偏，把中国不足的内需拉动起来，由此去带动进口的增加，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必不可少，而且越彻底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效果就会越快。

　　文章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宏观指标数量上的失衡恰恰是“内生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真要改变数量上的失衡，只有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并且主要还是通过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才能达到有效目标。

　　当然，我们也需要在制度上加快改革，为自然的财富积累创造更多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活力点。否则，忽视人均收入较低、因社会保障的后顾之忧所带来的高储蓄、高金融投资、无法产生有效需求的贫富分化三大“障碍”，低估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约束所造成的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行业垄断金融抑制所形成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格局、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缺失所引发的创新意欲低下的现象以及商业“诚信”不到位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较大的问题，急于去追求数量上平衡的目标，那就一定会误将眼前暂时的“收支改善”看成是个崭新时代的到来，结果，资金会从缺乏经济活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流向很容易产生价格膨胀效应的虚拟经济部门，而由此酿成的危机不仅会没收看似已在我们手中的财富，更会消弭改革开放30年所创下的宝贵业绩。这有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细细反思。

　　文章称，从理论上讲，欧美国家一再强压人民币增值或市场化进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起到提高当前中国社会购买力、从而促进我们消费和投资的 “积极”作用。不过尽管欧美经济的复苏如此艰难，但欧美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欧美国家的创新潜力和能力——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创新扶持的制度体系等，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一下子失去了竞争力，只不过是现在这些火车头迷失了前进方向。当然，不排除这些火车头司机因为激励机制的缺失，或者没有创新所需要的“财源”，或者需要寻找分担自身风险的伙伴(争取以减少贸易逆差来增加就业也是要伙伴国分担经济下滑和失业的风险)，而不愿担负起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作用。所以，对此大家要形成这样的共识：只有找到一个全球化环境下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崭新“增长点”，世界经济才能真正算是走出了这场危机。靠打贸易战、货币战来调整失衡，最终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若刻意去脱离全球化创造的收入增长的良好环境，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可能会劳民伤财，事倍功半。

　　一个还没有完成财富积累的发展中国家要像富裕发达国家那样，毫无顾虑地将全部收入或依靠无法基于自己财富积累的实力来偿还的大量借贷资本来大规模地“时尚消费”，是根本做不到的。对高附加价值商品的消费偏好，是欧美发达国家高附加价值生产能力上的比较优势所客观决定的。如果我们犯糊涂，为了承担所谓的“大国责任”，脱离了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去大量盲目透支，其结果，要么落入希腊债务危机的命运（政府借钱给老百姓花），要么重演东亚危机的悲剧（民间自己借钱花）。

　　当然，不能否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抵御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十分脆弱，但是，无论从“危机冲击”的角度还是“经济发展” 的角度来看，上述这些不利情况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坚持制度改革和金融深化，那么，欧美国家一旦找到增长的“新方向”，就会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一定会再次和中国一起合作来谋求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双赢”利益。

　　文章最后说，在中国目前所处的财富需要不断积累的现阶段，或者打造健康的财富创造模式的阶段，由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带来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结果，贸易逆差却是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一时的”产物。只要未来我们能安心地用自身创造的财富去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以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必定能获得一个健康经济的“跨期平衡”结果。▲◆★●■☆


对比历史：中国正面临第三次鸦片战争的危机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4&postID=14656

    2010-04-13：  中国对外贸易顺超了，而且是连年顺超，这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国际各种势力聚焦的应力集中点，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但在各方压力下却难以动弹。这个应力集中点的移动将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板块移动的一个标杆。利益各方对人民币都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种种议论，何以辨别曲直？历史可有借鉴呢？实际上，中国的贸易状况与鸦片战争前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当年是大不列颠，今天是美国；当年是鸦片，今天是有毒资产；当年是白银，今天是人民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方的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而实际上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是国际贸易大国，而且出口长期顺超，以致全球白银涌入中国，而中国的银本位几乎主导国际金融格局，致使一度墨西哥银元成为世界流通的硬通货。

    西方发行新大陆以后，在南美开采出大量银矿。这些生产出来的银子被铸成银币，被西方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陶瓷和茶叶。

      据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从福建广东开往南洋的商船有200余艘，连同小商船不下300艘，约合6~7万吨。主要出口丝，茶，糖，瓷器，药材， 进口大米，香料，水产品等。而直接输往英国的茶叶，在1784年英国降低茶税之后，50年内增加了3倍，1830——1833年，平均每年达561.7万 两。

　　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计算，鸦片战争以前，主要商品贸易额：棉花净进口302.5万两，丝净出口 225.2万两，茶叶净出口1126.1万两。而全国的国产商品总流通额为3亿4962万两。也据同书，1760——64年间，平均每年中国对英贸易额 145万两，出超50.9万两；1790——94年间，每年贸易额1085万两，出超83.68万两；1830——33年间，每年贸易额1728.53万 两，出超261.5万两。也就是说，1760~1833年间，仅与英国的贸易，平均每年就净流入白银100万两以上。这还是在英国不断的运入鸦片抵消了大 量出超的情况之下。有人估算，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作者 认为，这里的“元”应该指的是银元）。在1785——1833年间，英国常占中国进口总值的80%~90%，出口总值的65%~80%；基本代表了中国的 外贸情况。

看看，中国当年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英国的顺超长达半个世纪。

我们在这里无从得知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的具体的统计数字，如果《洪业：清朝开国史》和《晚明社会变迁》一书的估算准确的话，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银将大大多于 清代的水平。这里，二者都认为，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我们都知 道，银元折合库平银约七钱二分，5亿元折合银两约3.6亿两（1斤=16两，1两=10钱，1钱=10分），那这个5亿元就远远的不及明代的5亿两了。但 这只是流入中国的银子数量的比较，换言之，只是出超数字的比较，还不是贸易量的比较。而且，1770年之前的数字并未计算在内。

　　如前文所 言，明代的巨量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贸易方式所决定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被中国的商船从日本或者马尼拉用丝绸、瓷器、 茶叶、蔗糖等货物交换回来，或者是西方的商船运进这种“通货”用以交换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银量之大，就不难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贸易的 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海外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单方面货物贸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和殖民地的扩张和发展，也由 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场生产的发达和工业革命的促进，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贸对象由西葡荷转为了英美，英国的工业品陆续来华，虽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织品和 金属品。为了平衡贸易上的入超，英国人后来还运进印度土布，再后来，白银的来源减少了，终于，罪恶的鸦片登上了中英贸易的舞台。在英国人如此的多方努力之 下，终于使运进中国的白银逐渐减少，在19世纪初，西方每年还运进中国约170万两白银；1810-1820年间每年约120万两；1820-1826年 间每年约80万两；1827年之后就转为了白银外流，结束了中国约300年在贸易中吸进白银的历史。

    19世纪前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时期。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 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 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使以英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武力重组中西贸易结构，迫使中国接受鸦片。从此以后，西方对华扩 张已从商务渗透转为军事入侵和政治控制。本文探讨以白银交换茶叶的中西传统贸易结构的失衡，以此探讨鸦片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 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 （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 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 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 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 （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 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 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 种类。”〔7〕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 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 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 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 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 60％， 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 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 —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 （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 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鸦片战争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 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1700-1753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 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若以109226两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 银到中国。

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 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1760-1770年，公 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 739994两。

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荷兰对华贸易主要是通过巴城进行的三角贸易。以其东方殖民地生产的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后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

如果当年中国是大英帝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史称“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西方炮舰外交究竟打开的是什么？

但年中国出口的陶瓷和丝绸，是世界“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中国就粮食和衣物来说自给有余无需进口。如果贸易不平衡了，按照今天经济学家说的解决方案就是汇率浮动。当年伦敦金银市场价格确实是浮动的。但是，与今天不同，今天人民币不是世界流通的，而当年银子是世界流通的。其二，银子生产是有成本的，而印炒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但无论如何，当年浮动的银价（相对金价）并没有平衡贸易，平衡贸易的是鸦片贸易――对中国输出有毒资产。

实际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不但对外贸易顺超，而且中国人生活水平高于世界平均生活水平，中国人口在增长。如果历史没有鸦片贸易，那么，中国的银本位制度将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通货。鸦片走私贸易二个效果是：一、重新确立了大英帝国的金本位制的国际地位，把银本位打回中国境内；其二，将生活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毒害为东亚病夫，使得中国人均GDP至今还排在百名之后。

如果没有鸦片贸易，银价对金价的浮动汇率将使得白银成为国际硬通货，而且，这种硬通货基本当时都已经流入了中国。然而，英国为了维持其国际贸易霸主地位，决定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种植鸦片，对中国出口有毒资产。这个有毒资产即扭转了白银的流向，同时毒害中国人的体质和意志。

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口岸“开放”了，接受了西方商人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以至中国商人为了得到海关优惠都要借洋行的名义来贸易，由此有一代挟洋自重的买办。这样开放就能够平衡贸易了吗？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进口到中国的鸦片更多了，而其它洋货到了中国口岸都积压滞销了，由于积压滞销，导致1874年上海和香港洋行的大萧条。口岸被炮舰打开了，中国却没有内需。那是清朝腐败，出口多年平民一点都没有受益，富了买办和朝廷，但是平民还是买不起洋货。

对比历史：今天人民币和持有美国国债的问题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非常相似。

    第一，中国是贸易大国了，但是，西方是不许人民币国际化的，这和当年西方用鸦片阻击银本位是一样的。今天他们说中国操纵汇率，但是，他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市场不接受人民币，以至人民币没有市场定价机制，汇率操纵之说没有市场根据。

    第二、人民币升值了也不能改变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正如当年银价浮动一样没能改变贸易不平衡问题，后来扭转贸易格局的是鸦片贸易，不是银价的自由浮动。因为西方对中国谋求的是垄断贸易，不是自由贸易，他们为了垄断利润宁愿贸易不平衡。今天美国限制多中国的技术出口就是要维持垄断，这是造成今天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中国要警惕美国向中国输出有毒资产来平衡贸易，要防止当年有毒的鸦片流入中国的悲剧再次发生。

    第三，和清朝一样，中国内需不足是内部腐败和两极分化的结果。即便西方厚道地平衡贸易，中国以没有内需能力配合西方的厚道，这是亡国的征兆。人民币升值不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内需是解决贸易平衡的正途。中国要应对国内买办和国际垄断资本联合对中国发动的“鸦片”冷战，警惕有毒资产流入中国洗劫中国。第四、所谓市场规则，都是军事力量强制的国际游戏规则，大清富甲天下，却不知军工的重要，结果被打为东亚病夫。没有军事做后盾，中国今日的繁荣就是明日的待宰羔羊。▲◆★●■☆


胡锦涛会奥巴马是重树“韬光养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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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3： 4月12日，出席核安全峰会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
　　中评社香港4月13日电／美国《世界日报》4月12日载文《胡锦涛会奥巴马是重树“韬光养晦”战略》，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2日出席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核峰会，其间预定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和商谈。加上这次今年两人之首会，在年内胡奥两人至少有三次会晤。这三次会面，要讲的话不少，要办的事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北京希望据之弭平两大争议。摘要如下：

　　两大争议，要而言之，一是中国国内、中共党内有关“韬光养晦”的争议；一是中国与美国，由经济问题的激斗，燃烧至核心利益的争议。这两大争议，相互关联，既影响着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又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的维稳。

　　有关“韬光养晦”争议，其实已不止争了一年。所谓“韬光养晦”，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东波”冲击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发生六四事件的特殊局面下，邓小平提出来的。邓先提“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再讲三个“永远”，即“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最后总结为“四句话16个字”，即“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邓理论”核心内容之一，这既被定为国策，又被树为对外长期战略。

　　但近年间，对“韬光养晦”发生争议，中国国内部甚至中共内部，都有人认为不必再提“韬光养晦”，因为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强大，有可能也有必要以大国姿态现身，甚至不能再抱“老二”心态，该硬的要硬起来。与之同时，国际上也出现声音，指中国不再“韬光养晦”，反在诸多事务上表现强硬，甚至出言行事霸道，与多方形成对立。

中国内部出现不同过往的声音，外界形成对中国不一样的看法，引致了一些特别的事件发生，3月人大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出现那罕见的冷场，还算小事，温家宝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不仅被指对外傲慢，甚至连美国总统也轻慢以对，由之成为另一场争议，即中美关系紧张的新引线。

　　中美关系的紧张，是在奥巴马访华、双方声称在照顾对方核心利益的一致后，风云突变，所以来得有些蹊跷。而接下来的对台售武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权问题、谷歌撤出中国事件、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操控等，可以说中美间有争议的话题，全线点火。

　　中共领导层的决断，令外界大跌眼镜，没有一如众料般，在各类冲突中强硬回应，而是试图缓和各方关系。除温家宝在人大记者会上公开澄清哥本哈根的“误解”外，中共一直有专门小组，在北京和华盛顿两地保持紧密联系，磋商胡锦涛与奥巴马的会面，一直没有停过。

　　中共领导层这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中共领导层再度保持清醒，不为国势之崛起，放弃“韬光养晦”战略。另一方面，中国这个时候与美国的关系，被认为还没到平起平坐的时候，从军方到政府的智囊，都提出加大反制美国力度之议，但中共领导层显然无意采纳，一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相信，观念分歧和利益冲突，如果激化到双边关系的全面恶化，可能引发潜伏危机爆发，令中国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二是中共领导层还是相信，中美是利益绑到一起，“斗而不破” 的。

　　正是在这些争议的背景下，胡锦涛同意赴美参加核峰会。这次赴美与奥巴马会面，是跨出缓和紧张的第一步，也是“韬光养晦”战略重树的表现之一。接下来，6月间在加拿大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预定初冬胡锦涛访问美国等，将有关系调整、格局重布。▲◆★●■☆


美国退役军官：为同中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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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2  据美国《防务新闻》7日报道，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关于海权的研讨会，一名与会的退役海军军官对五角大楼极力推崇“联合作战” 概念的提出强烈抨击，认为这将影响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进行战争准备。

　　麦格拉斯是一名资深的退役海军军官，也是美最近出台的海军战略《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之一。他认为，五角大楼推动各个军种在战场上全面合作的做法可能将使美国在面临最强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时束手无策。为了迎合并支持地面作战力量，海军方面现在无法大力倡导海权。

　　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称，现在美军还无法应对以正在崛起的中国“蓝水海军”为代表的挑战。未来对中国的反应基本上是基于海上战略，因此他主张应当在国内再次掀起关于海权的大讨论，更多地考虑未来与中国的战争将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解释说，为可能同中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到来，也不意味着战争更容易发生。这仅仅意味着国家应当做好准备来打赢一场无法失去的战争，即与中国的战争。

　　然而，麦格拉斯的话并未得到所有人认同。《防务新闻》曾评论称，美国海军无疑是联合作战理念的受益者。中国的东风－21导弹完全能对美海军航母构成威胁，而海军却没有能在远离航母的海域执行任务的远程飞机，因此美国海军必须依靠与空军的联合作战。

　　有分析称，美国4个军种之间对于资源的争夺由来已久，参联会主席由4个军种轮流坐庄就是例证。随着美军对联合作战的日益重视，这个概念逐步演变成为各个军种抢夺资源、美国防部在各军种间平衡预算的理由。麦格拉斯认为其他军种以推动联合作战概念为掩饰，抢夺了本应是海军的资源，因此就以同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作为噱头，利用“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政坛不断发酵的契机，意图提升海军的地位。不过，《防务新闻》认为，麦格拉斯对“联合作战”概念的批判不会影响美军对联合作战的推崇。（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对中国“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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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2010年14月13日电／英国《金融时报》4月13日载文《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对中国“硬碰硬”?》，文章说，预计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昨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倍受期盼的会晤中，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制裁伊朗一事施压。美国官员此前曾担心此次会晤无法进行。内容如下：

　　今年，中美两国在谷歌、达赖喇嘛及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分歧不断，美国一直担心胡锦涛会缺席核安全峰会——这是奥巴马的一次重大标志性活动，并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升级。

　　而实际上，双方如今都在强调合作。华盛顿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表示：“双方都不希望对抗升级到失控的地步：有太多问题有待讨论，而分歧近乎微不足道。”

　　而只要胡锦涛出席，就会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次胜利，这一事实说明中美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唐安竹表示：“我们已改善了气氛，但尚未解决一些根本的挑战：双方的分歧、互不信任、以及中国政府内的结构性割据，我们必须鼓励在这些问题上增强合作。”

　　前白宫亚洲事务高级官员、现供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称赞奥巴马班子面对中国的愤怒反应没有惊慌——对于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 64亿美元的军火、以及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晤，中国非常愤怒。奥巴马政府将上述行动从去年推迟至今年。

格林表示：“中国曾打算试一下，看是否能让奥巴马政府做出让步，但美方态度坚定，而中方做出了让步。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不是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时机。”

　　中国政府现已开始讨论制裁伊朗的具体措施，而此前一直不愿迈出这一步。中方还暗示，可能会像美国政府长期要求的那样，允许人民币升值。

　　在4月1日与胡锦涛通电话时，奥巴马谈到了上述两点，不仅提及伊朗问题，还提到了20国集团承诺的“平衡且可持续的增长”——这指的是美国敦促中国向着以内需为导向的模式转型。谷歌事件的处理方法有别于上述两大战略要务，奥巴马政府极力避免中国与谷歌之间的争执升级为两国之间的争斗。

　　美国官员表示，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一直面临如何将尊重中国与立场坚定结合起来的挑战。他们补充道，奥巴马在一次会议中宣称，美国必须“硬碰硬”。

　　格林补充称，尽管近几十年的惯例一直是，美国总统（上台后）会缓和竞选时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措辞，转向一种更为合作的立场，但奥巴马却反其道而行之，制定的政策与之前辞令几乎一致。

　　奥巴马政府上台时，决心与为数不多的几个强国和不断崛起的大国发展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位居其首。但一些分析人士称，对于将外交政策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新“战略对话”等举措，北京方面视之为一个信号，认为美国新政府愿意在台湾等“核心”问题上让步。

　　而美国官员则辩称，定期举行会晤的对话机制，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种“稳定因素”，使双方能够更好地解决台湾和西藏等争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