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眼下只是一个传说
http://edu.ifeng.com/news/detail_2010_04/16/528248_0.shtml

2010年04月16日 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2条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长江日报》4月15 日）。许智宏的这句话说出了众多人的心声。偌大中国，人口几乎要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经济也马上变成世界老二了，竟然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没有。当人家把诺贝尔奖一个个拿回家的时候，我们还是零，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太不相称了。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0年最新发布的全球名校百强排名，北大排在第52位，清华第56位，中国这两所首屈一指的名校连前五十强都没进。无独有偶，此前，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排出的200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500强”，国内名校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都无缘世界大学学术前200强。

笔者身在高校，这几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大，人越招越多，高楼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大学好比一个身段很好的模特，可谓有模有样。可是，有长相没文化，没精神，没气质，成不了世界名模。笔者也认识一些教授专家，可是越是名气大的，越没时间潜心研究。上上电视，搞个访谈，出国考察，参加活动，整天打飞的像打出租车一样，在天上的时间比在地上的时间还多。教授专家们忙于商业，勤于应酬更像个商人，赶场赚外快的就更屡见不鲜了。

高校是官场的延伸，人们不会忘记厦门大学40个教授争聘一个处长的新闻。高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比如许智宏校长就该是个部长级别。学术被政治豢养，乃至学政不分家，学为政所用。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就是一个铁证。中国每年招五六万个博士，大部分都是当官的，挤掉众多栋梁之才。官员读博大多不过是为了增加个升官的砝码，哪有心情与精力去搞学术，他们的论文质量会好到哪里去呢？许智宏说，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的数量差不多。是啊，中国的博士数量早已超过美国，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早就世界领先。但不要忘了，中国的博士、硕士学位人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承认的。

许智宏提到，一流大学是用钱堆出来的。然而，世界银行高等教育主管Jamil Salmi通过研究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大学发现：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世界上最贵的几所大学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肯阳学院、巴克乃尔大学、瓦萨学院和萨拉劳伦斯学院，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名牌大学，大约也不缺钱花，建个三层楼的食堂都要安装两部电梯，为了教学评估不惜花掉几千万元，用来搞学术的钱都用来搞面子工程了。人家发达国家更不缺钱，但是建筑有的是几百年历史的，教学设施堪称陈旧、落后。前不久，笔者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中看到，一位知名德国学者说，在德国很多亚洲的留学生看到他们破旧的教学设施就走了。可人家在软件上绝对是世界一流，其学术成就也不是那些只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所能比的。

与我国那些三流学校几个合并起来争个重点大学名号的做法不同，那些世界顶尖名校规模很小，很少有人数超过一万的。反观中国的名牌高校，个个都人高马大，光鲜亮丽，可不乏素质不高的蛮汉。建校约900年的牛津大学，虽然陈旧，可人家个个都是精英。牛津产生了至少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包括25位英国首相（其中13位来自基督教堂学院），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以及18位红衣主教。北大培养了几个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中国人始终心比天高。就在2月28日，科技部还召开发布会，说要在2020年前建成若干个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再次暴露无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奋斗，要得到世界的公认，不是想什么时候建成什么时候就能建成的，更不是自封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期待中国能有杰出的大学，可目前看来，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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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5人被批捕　再曝腐败窝案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17日电／据经济观察报获悉，自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后，已有5人被批捕，1 人被停职在家静等审查结果。

　　消息人士透露，卫良涉案金额大约150万。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虽然5人已被批捕，但“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消息人士估测，也许还会有人涉案。

　　此次药监部门的调查，被业内人士喻为郑筱萸之后第二次地震。

　　不过，从目前暴露出来的涉案金额来看，均低于当年郑筱萸649万的受贿额。

　　药监系统受贿案

　　消息人士透露，自去年12月，卫良被双规以来，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5人也先后被双规。

　　据报道，截止到该报截稿，包括卫良在内的5人已因受贿批捕。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的其中一人未被批捕，被要求停职在家等待调查、处理结果。

　　卫良，北京人。“人很好，很低调，和我们一部分人一样，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一位熟悉卫良的人说。

　　卫良被双规前，在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任职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在这个职位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主要负责组织拟订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及研究指导原则；承担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其中直接和人体相关的只有疫苗和血液制品。

　　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则担负着所有药物的使用安全，也就是说包括对所有药品安全性的检验检测和监督。

　　“卫良出事，是因为医药企业的举报。”据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介绍，卫良在之后的这几年中，工作大部分接触的是与疫苗、血液制品有关的企业及事项。而这家举报他的医药企业，则是一家涉及生物制品的问题企业。

　　“卫良被举报双规后，这场调查真正拉开了帷幕。”知情人士称，随后，包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3人，及其他处室的 2人，先后被双规、批捕、停职。

　　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并未显示出这5人出事系同一件事情。但其他人的受贿金额远低于卫良的受贿额，其中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一人士的受贿额是 8万元左右。

　　“现在调查还没结束，可能还有人存在问题吧。”卫生系统人士透露。

　　据消息人士透露，卫良的涉案金额在150万左右。当年郑筱萸涉案649万元。

　　2007年，随着郑筱萸的落马，及药监局一系列改革的推出，药监系统被喻为“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不过，业内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此次药监系统多人涉案，说明权力寻租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后郑筱萸时代

　　郑筱萸时代是中国药监系统集权的巅峰时期。当时郑筱萸提出“地标转国标”，即地方可批准的药品批号必须上升到国家药监局批准。

　　之外就是GMP认证，即药厂的整个企业标准认证，使得制药企业的软、硬件投入达到2000万。该认证系统的实施，使7000─8000家大中小型制药企业，迅速减少到了3000多家。发证单位仍是药监局。

　　这两个方式，也使得国家药监局权力更加集中。集权往往预示着腐败的滋生，郑筱萸也因此落马。

　　“郑筱萸时代就是太过放任自己手中的权力，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之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医药策划专家张继明介绍说。

　　郑筱萸时代，医药监管失效的现状使得整个医药市场混乱不堪。伴随着一系列关乎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医药事故的便是药监官员的相继落马，2005 年7月8日，郑被免职仅半月余，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付玉清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与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先后被捕；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2006年12月22日，已退休一年多的郑筱萸及其妻儿正式被立案调查。

　　2007年，随着郑筱萸案的终结，药监系统当时的彻查风暴逐渐画上句号。

　　而事隔将近4年，药监系统的调查再次悄无声息地展开。

　　“目前药监系统曝出的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一位检察系统人士说，后郑筱萸时代，需要完善的应该是加强某些关键环节官员的监管。如卫良等人就处在这些关键的位置上。

　　据医药行业资深律师冯云介绍，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药品从生产到市场销售和安全使用的各个环节，制药企业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获得药监局的药品准用批号。通常制药企业为这个批号付出的各种公开费用是200多万，周期为2到3年。为了使批号审批能够通过，或提早拿到批号，药品提前上市，制药企业的收益将扩大化。

　　“如果缩短周期，减少或降低药品的审批过程中对药品生化、理化等检测宽度，就会存在药品安全问题。”冯云说。▲◆★●■☆


胡耀邦政治局会议上病发 “谁带了急救盒？”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697

  文章提供 于 2010-4-16 11:30:51 (北京时间: 2010-4-16 23:30:51)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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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由他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 ———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即将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本书以女儿的视角，翔实地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作品蕴积多年，和泪而成，饱含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的无尽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4月 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

　　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

　　8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教委还来了几位领导。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随即开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向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举手说： “紫阳同志，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赵紫阳大声问在座的人：“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往口袋里摸，回答说：“我有。来北京前医生给了我一个盒子，可是我不会用。”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参加汇报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酯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对已经不能说话、双目紧闭的父亲说：“耀邦同志，快吸气，大口吸气！”大约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他随即解开父亲那天穿着的半旧咖啡色中山装和开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经很软很薄的白衬衫。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的医务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他们搬来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将父亲平放在上面，问清了刚刚使用过的药品，存下了使用过的药盒……又过了十几分钟，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也赶来了，迅速加入了紧张的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医生建议，待病情稍有缓解，转到医院继续治疗。转入北京医院全面会诊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同时通知了家属。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医院和北京医院有关大夫会诊的意见是：1.成立特护小组，继续抢救治疗。2.严密观察病情，继续输氧、输液、止痛，立即导尿。3.谢绝一切探视，绝对卧床休息。会诊的医生们走后，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担负起了父亲的抢救和治疗工作。历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亲被安排在当年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住院治疗的同一间病房里。不同的是，父亲住进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 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并严肃地说，“不要说有这么危重的病人在抢救，就是身强力壮的正常人，也经受不了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和震动！”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7时53分,父亲走了

　　4月15 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笑着问秘书李汉平：“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看到秘书不说话，父亲又打趣地说，“不要对我封锁消息嘛。”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母亲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赶到了医院，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挤满病房门口的机器和平静安详的父亲……三哥简直蒙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分钟之前他还在为父亲安然度过死亡威胁的第六天窃喜，为即将度过的最危险的第一个七天庆幸。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面积心肌梗塞竟会凶险如虎地突然猛扑过来，一瞬间就扼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 分。

　　《好大一棵树》为他而唱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诗人公刘在杭州赋诗《哭胡耀邦》：“您爱人民，／把它看做一块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岖，／留下了战栗的温煦……”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这间小小的灵堂，不仅走进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领导同志以及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李洪林、红线女等文艺、科技、教育、理论、新闻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还走进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 “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之后才宽慰地对记者说：“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哭诉着：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来源: 网讯 ▲◆★●■☆


以“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说辞”来取代“一中原则”
http://www.zaobao.com/yl/tx100417_001.shtml

（2010-04-17）● 邵宗海

　　“一中原则”对北京来说，在两岸交流之前根本不存在问题，因为自始至终它就认为自己是代表中国。所以，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 1981年《叶九条》、以及1986年《邓小平谈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等重要文件与谈话内容里，都没有提及一旦中共在与台湾进行接触或谈判时，要有“一中原则”作为前提。

　　可是等到1987年台北开放大陆探亲，两岸开始展开交往，不过交流中衍生了一些问题要解决，所以双方要进行恊商，而且尚需准备签署恊议，因此1991年11月两岸两会首度在北京恊商时，“一中原则”已经被提及。

　　尽管“一中原则”在1992年两会暂且达成共识，并促成了1993年的“辜汪会谈”举行，但是“一中原则”仍然在两岸争论不休。而且重要的是，北京仍在这项争议里，坚持自已不但是代表中国，而且在领土定义上也涵盖了台湾。1993年8月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里，有关一个中国的说法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明显就将一个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划上等号。

“一中原则”在台湾受到排斥

　　从此，“一中原则”在台湾开始受到排斥，甚至到了不愿接受的地步。1994年台北公布的《海峡两岸关系说明书》就直接明说，所谓一个中国就是“历史、地理、文化、血缘的中国”，连1992年台北认为一中是现实的中国，亦是1912年创立迄今中华民国的说法，都完全予以推翻。

　　1995年江泽民发表“江八点”，将“一中原则”的政治意涵重新定位。在谈话中江曾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虽然汪道涵在解读“江八点”时，是将江的“一中原则”认为他只是谈及“原则”而已。不过作者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觉得中共自此之后，对“一中原则” 的强调，是开始把重点放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这个层面上。这可由下列几个重要文件中发现趋势确是如此走向：

　　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对此问题的立场是：“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分裂，反对‘台独’，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外国势力干涉，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份的地位”。在这里，可以充分说明北京对主权和领土的坚持。

　　到了2000年2月，北京再发布《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时，“一中原则”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的一体两面更趋明显。除了一中三段论提出新的说法，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仍然强调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之外，另外也明确说明：“对台湾而言，坚持一个原则，标志着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

从“江八点”到“胡六点”

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一中三段论虽然更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但是仍见主权和领土的强调。至于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虽然还是在突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但更强烈的是主张“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里的“同属一个中国”，更见是主权和领土的框架。

　　最具代表性当然是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发表的“胡六点”谈话，其中一段提到“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加上再提醒说“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更加可以确定“一中原则”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根本就是相同意义的说法。

　　当“一中原则”在台湾逐渐被妖魔化，而“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仍不被北京在政治议题谈判时全盘接受时，作者建议两岸当局能以“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说辞”来取代“一中原则”。正确的说法可以如此表达：“两岸在进行政治议题谈判时，应该宣示：两岸都同意目前两岸现状是呈现主权与领土的重叠，双方立场是强调在各自宪政法律的规范下，不容主权与领土分割”。这既符合台北的“宪法一中”立场，也不违反北京的“一中原则”，更重要的是，能让台湾人民在“一中原则”之外多个选择，应是项突破，值得两岸当局深思。▲◆★●■☆ 作者是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天安舰断裂或因泡沫喷射鱼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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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记者 李龙洙 (2010.04.17 )

负责调查天安舰沉没事故的民军联合调查团联合团长尹德龙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舰尾底部左侧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右侧破损。”由于天安舰舰尾右侧残余部分（30米）远小于左侧（36米），一般人都会误以为是右侧发生爆炸，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泡沫喷射”鱼雷攻击左侧会导致右侧受损

冲击来自左侧，但受损更严重的却是右侧，看起来很矛盾。但专家指出，如果是在与潜艇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在水中爆炸的“泡沫喷射鱼雷”，就能解释这个“矛盾”。

首尔大学造船海洋工程学教授张昌斗表示：“如果鱼雷或水雷在天安舰的左下方以泡沫喷射的方式爆炸，就有可能形成15日公开的舰尾截断面状态。可以想象一下弯折橡皮擦。”

▲韩国国防部长官金泰荣在16日上午天安舰沉没事件民军联合调查团公布初步调查结果前发表了《对国民谈话》。图为，金泰荣正在走进首尔龙山区国防部新闻大厅。朝鲜日报记者 摄影

在固定住长立方体橡皮擦的两端后，对中间部分底部边角用力，相对的上方边角就会撕裂，最终断成两截。如果天安舰的左舷下方遭到水中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气泡的攻击，相对的右舷上方就有可能发生巨大的破损。

如果是直接攻击舰艇的直走式鱼雷，就很难解释这种现象。这种鱼雷会使攻击位置出现破洞，造成巨大破坏。如果攻击左侧，右侧基本上会保持完好无损。而且，如果是直接遭受鱼雷攻击，至少会留下一些破洞，但并未发现这样的痕迹。

还有一种鱼雷是打穿舰艇并进入到舰艇内部发生爆炸的“延迟信管（delay fuze）式鱼雷”，但这种鱼雷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如果受到这种鱼雷的攻击，在爆炸的冲击力下，右舷铁板应从内向外严重凸起，但从15日公开的舰尾右舷截断面来看，相对比较平滑。而且，如果舰艇内部发生爆炸，应该留下起火痕迹。但尹德龙断然否决了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他表示：“电线电缆状态完好无损。”

◆“对角线力量=水平力量+垂直力量”

让泡沫喷射鱼雷的爆炸威力达到最大水平的条件是，在舰艇正下方引爆。爆炸发出冲击波后，气泡会通过膨胀→收缩→再膨胀的过程，让舰艇中间部位起伏，引发严重龟裂。这时，船内的人会有一种“腾空”的感觉。再膨胀的气泡如果破裂，周围的海水会迅速涌入，喷出高压水枪，使舰艇断成两截。

但是，如果气泡喷射鱼雷在左舷下方爆炸，舰艇受到冲击的方向就是右上方的对角线方向。从物理学角度看，这种冲击力相当于水平冲击和垂直冲击之和。因为，力量(force)是向量(vector，由大小和方向决定的物理量)，向量又可以分解为水平和垂直两个分量。

也就是说，如果天安舰受到对角线方向的冲击，那么除了普通泡沫喷射现象造成的垂直方向的力量外，还要承受水平方向的力量。张昌斗表示：“可能正是这种水平方向的冲击给左舷造成压力，使左舷甲板凸起（挫屈现象），并使舰艇倒向右侧。”

但是，还存在无法以泡沫喷射鱼雷（水雷）解释的部分。如果喷射强有力的水枪，甲板应该会完全湿透，但事故发生当天参与天安舰救援工作的海警有关负责人并未提供这样的证词。此外，有人还指出，从截断面来看，右舷比左舷短，出现不对称现象，用泡沫喷射鱼雷很难解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