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北韩军官：金正日下令攻击天安舰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4/20/20100420000000.html

被北绑架者家属代表公开与北韩军官的通话录音内容

朝鲜日报记者 朴国熙 (2010.04.20)

被北韩绑架者家属聚会代表Choe Seong-yong于19日公开了与北韩一名高层军官的通话录音内容。北韩军官说：“我认为，天安舰沉没事件是北韩事先计划好的惨案。”
 
据通话录音内容，北韩军官A某说：“天安舰遭到从北韩琵琶岬出发的13名北韩队员攻击而沉没的。不仅是军方人士，甚至多数平民也知道谁攻击天安舰。”
 
A某还解释攻击天安舰的背景说：“去年11月，金正日在大青海战失败后亲自访问南浦西海舰队司令部，下达命令称‘无论如何一定要报复’。”▲◆★●■☆


天安舰沉没与大青海战失败有关吗？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4/19/20100419000010.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2010.04.19) 尽管北韩极力否认天安舰沉没事件与自己有关，但不断有人主张，北韩可能是为了报复去年11月的大青海战失败而制造这起事件。

脱北者出身的自由北韩运动联合代表Park Sang-hak于18日表示：“据内部人员提供的情报显示，南浦西海舰队司令部曾于今年2月16日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生日当天举行决议大会，决定对大青海战失败实施报复。”事实上，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曾于去年11月28日报道称金正日视察了海军第587联合部队指挥部，而据悉，该部队就是位于南浦的西海舰队司令部。就此，北韩消息灵通人士称：“据我所知，金正日在大青海战失败（11月10日）后下达特殊命令指示实施‘报复’。”

▲18日，民军联合调查团对天安舰舰尾实施调查。天安舰舰尾于前一天被运往白翎岛平泽海军第二舰队。平泽=联合摄影团

韩国军方从天安舰刚刚沉没时开始就认为，如果事故系北韩所为，可能与大青海战有关。天安舰改变以往航线利用白翎岛下方航线，也与北韩在大青海战后持续发出报复警告不无关联。据军方消息人士说明，这是考虑到北韩的海岸炮攻击可能性。韩国国防部长官金泰荣曾于今年1月出席国会时表示，大青海战后北韩在西海加强了演习力度。

大青海战时北韩警备艇越过西海大青岛附近北方界线(NLL)，瞄准韩国海军高速艇进行射击，但短短2分多钟就遭到4900多枚炮弹的集中攻击，在濒临沉没时退走。据悉，当时有多人丧生。

北韩在大青海战三天后的11月13日，以军事会谈北韩代表团团长（金永哲）的名义发来通知威胁说“将采取残忍的军事措施。”当时发送通知的金永哲中将是全权负责对韩间谍工作的侦察总局局长。此后北韩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于今年1月15日宣布“对韩将发动报复圣战”，1月末又向NLL附近海域发射了大量海岸炮。京畿大学教授南柱洪预测说：“北韩一直在寻找报复机会，北韩可能认为由于舰对舰战斗力的差异，水上攻击很难奏效，便在水下制造了事故。”

尤其金正日在本月14日金日成生日之际，对100多名军官实施晋升。其中包括从中将晋升为上将的海军司令Jeong Myeong-do。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北韩通常在金日成生日（4月15日）和人民军创建日（4月25日）前后实行军官人事调整，但人数一般在 40至50人左右。对100多人实施晋升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大青海战后处境窘迫的Jeong Myeong-do获得晋升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北韩为何就沉舰事故打破沉默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4/19/20100419000020.html

朝鲜日报 (2010.04.19) 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通过军事评论17日主张说：“南朝鲜傀儡军队的好战分子和右翼保守政客在没有查明沉舰原因的情况下，企图将不幸事件同我方联系在一起，真是愚蠢可笑。韩方政府捏造事实，并传播天安舰沉没与北韩有关的传言。韩方主张，天安舰的外部冲击是鱼雷爆炸所造成的，而且北韩的潜艇发射其鱼雷的可能性很高。”北韩当天通过官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先后四次报道了有关评论，主张“天安舰沉没事故与北韩有关的说法纯属捏造”。北韩在天安舰沉没后的22天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但当天突然改变了态度。

韩方应该关注的是北韩公开主张天安舰爆炸事件不是北韩所为的时间。因为，这是在韩国军民联合调查组和美国、澳大利亚专家等跨国调查组就天安舰舰尾截断面进行研究后一致提出“外部爆炸可能性很大”的意见之后。美国方面还表示：“查明天安舰事故真相后才能重启六方会谈。”从而使“与北韩有关”的主张正式浮出水面。美国此前一直保持慎重态度，就天安舰沉没前后的北韩动向表示：“未发现北韩军队有异常动向。”

北韩至今仍主张“朝鲜战争（韩国称‘6.25战争’或‘韩国战争’）是美国和南韩侵略北韩的。”同时还辩称北韩特工受到缅甸和韩国法庭制裁的昂山事件和大韩航空(KAL) 858客机爆炸事件“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就北韩武装游击队员1968年袭击韩国总统府一事，金日成对1972年为参加南北会谈而访问北韩的南方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说：“就这件事对朴正熙总统感到很抱歉。但这不是我和党的意思，是部分极端分子所为。”很显然，即使查明天安舰受到北韩鱼雷或水雷攻击后断成两截，北韩也会坚持主张这是“南韩自编自导的闹剧”。

北韩在评论中表示：“天安舰牺牲者与我们是同一民族，从这一点看，（天安舰沉没事故）是不该发生的极其遗憾和不幸的事情。”北韩虽然嘴上说“是不该发生的同一民族的不幸事件”，但就在天安舰舰尾即将打捞出水，整个韩国都沉浸在痛苦之中的14日晚，北韩却耗资60亿韩元左右，为庆祝金日成生日98周年而举行了大型烟花晚会，燃放了数万发爆竹。据说，北韩军队还举行了大规模“晋升宴会”。

北韩今后将继续携手从天安舰沉没事故发生初期就极力否定与北韩有关的南方亲北势力，分裂南韩内部，煽动南韩内部矛盾，并进一步强调“南韩自编自导”的主张。韩方若不想落入北韩圈套，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出可以证明天安舰沉没原因的客观、科学的物证，并摆在北韩和北韩拥护势力的面前。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李肇星谈苏联解体：从体制信仰上找病根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004/t20100416_1307772.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4-20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台上，我右边坐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趁着开会的铃声还未响，我向他请教国际上社会科学的动态。他表达了对党的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谈了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看法，还意犹未尽，便顺手赠我一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当晚，我在人大山东团驻地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这部新作，边读边浮想翩翩，不知黎明将至。

　　书从苏联的变化和西方也希望和平演变中国写起，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指出执政党要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为理论无国界，但好的理论必须立足国情，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书花了很长的篇幅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正是我近10年来经常思索的问题。作者结合历史，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看来，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位领导人，而要从信仰上、体制上找病根；也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外因，毕竟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 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有的回答具体而微妙，说只因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有邓小平。一位多次访问过苏联的美国前国务卿还说，苏联聪明的官员不比美国少，但苏共领导人拥有的超豪华轿车和别墅比美国总统多。这本书给出的回答涵盖了所有以上内容，并且做了认真梳理。

　　书中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动力。信仰不是说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才叫信仰。马克思本人就是榜样。他两次拒绝德国当局的高官引诱，长期忍受贫困生活，3个孩子死于贫病，写《资本论》得到的稿酬勉强够买烟抽。

　　书中指出，共产党员得讲质量。去年参加全国人大与俄罗斯杜马的交流活动时，一位前苏共党员私下心情沉重地告诉我：苏共在有约35万名党员的时候夺得政权，在有约550万名党员时打败希特勒，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丧失政权……好像美国诗人惠特曼也说过，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和国土。　

　　书中强调，理论必须落实到执政党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中。这使我想起经典作家的名句：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书中强调，我们的理想远大美好，但前面的困难和挑战很多，必须以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为明镜，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建设。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要坚定信念，拒绝各种内外诱惑，防止腐败，真正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有群众支持，就能战无不胜。

　　书中还用列宁的话劝大家，“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记得60年前我刚上小学时，教语文和算术的刘凤楼老师、张敦兰老师不约而同地讲过这句话。真惭愧，入了党，当了干部，却较少重温这句话了。其实，责任越大，越需要学习。实际工作的规律是：老师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领导好好学习， 群众奋发有为。读这本书，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好学一点。

　　这次人大会议开了9天半。我夜夜翻这本书，但读得慢、想得多。读这种专著，不像看电视连续剧那么轻松，但的确是一种“疑解惑释”的享受。我会再读好多遍我在书中划了“道道杠杠”的段落，同时盼着将来能有一种两三百页的简写本。来源：人民日报编辑：王志菊 ▲◆★●■☆


中国海军用高超能力宣示无惧美日基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797

    2010-4-19 香港《南华早报》4月18日文章，原题：演习展示解放军海军新力量 解放军海军战舰本周末正在靠近日本战略沿海岛屿的东南海域进行演习，这是中国海军最近在东亚举行的系列军演的一部分，演习整体规模及到达范围空前。

　　在军费开支经过20年两位数增长后，解放军正迅速获得原本认为仅在理论上可行的能力，发展成为一支完全的“蓝水”海军。据多个消息来源称，东海舰队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护卫舰及潜艇已驶入所谓的第一岛链———美国控制的将日本与台湾和菲律宾连接在一起的要塞———进行反潜作战机动演习。这些舰船穿越了宫古海峡。就在此前几天，隶属北海舰队的一支舰队刚刚结束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的“对峙演习”，从相反方向返航。

资料图：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以中国海军力量，成为能够与美国海军争雄的全球性海军尚需时日，而且承担全球性的安全义务也将带来巨大的开支负担。对中国而言，目前最经济的做法是优先稳固自身的海疆。

　　此外，中国海军航空兵最近还与来自南京和广州军区多个基地的指挥飞机、轰炸机和攻击机一同举行了广泛的远程演习。这些演习以隐形和夜间飞行、雷达干扰电子战等为特点，并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模拟轰炸演习。

　　系列演习引起了美日越等国军方的密切关注。这些信息是从大量官方报道、正式声明及军事理论分析中拼凑出来的。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某亚洲武官称： “此前他们从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演习，这是在向外界展示其整体作战能力。这些军事机动需要高超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另一位消息人士说，虽然过去曾越过第一岛链，但中国海军从未进行过涉及舰船与潜艇的协调行动，也从未利用远程加油机为歼-10等战机进行多次空中加油作业。

　　解放军海军系列军演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意义，显示中国无惧宣示其自由穿越的权利，不忌惮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外国海军基地，如美国在日本冲绳岛的基地。该岛就在宫古海峡上。

　　上周在冲绳岛西南方监测到中国军舰后，日本防卫大臣说：“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将就此展开调查，包括中国是否有针对我国的任何意图。”最近，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及西沙群岛举行的广泛军事演习也引起越南的警觉。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加里·李表示，确信解放军近期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且与中国的能力和新兴战略有很大关系，“虽然我们清楚中国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年度军演，但这回却与以往不同。我们发现中国军队的协调及通讯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灵活性也大大增强。因此，它向该地区国家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应准备好应对中国毫不畏惧地测试其战略到达、向新领域进军的情况。”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政府维稳工作已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798

    2010-4-19“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报告初稿撰写者为晋军、应星、毕向阳，统稿者为孙立平、郭于华、沈原。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课题组专家说。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 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

　　“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 5140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课题组专家说。

　　“社会冲突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现有维稳思路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模式中体现尤其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因此，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由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显而易见，规范化、受控制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 课题组专家说。

　　破除“不稳定幻象”

　　课题组还呼吁，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是指，一种看起来似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

　　而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报告认为，“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

　　报告预见，当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各种合法方式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可以利用规范化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时，我国社会将会遭遇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井喷期”。这也是考虑制度化建设思路时人们不免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此，课题组专家认为，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首先，‘井喷’现象并非制度化造成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

　　报告也预见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忧虑。比如担心推行制度化解决后，会不会出现 “连锁反应”?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出现后，政府会不会无法分辨出群众和 “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课题组认为，实际上这些担心也是“不稳定的幻象”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报告建议，为了尽量平稳渡过“井喷期”，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过渡性措施。比如“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对历史累积至今的矛盾问题采用集中处置，而今后出现的新个案则采用制度化设计。

　　其次，也可采用渐进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机制建设。“可以选择对社会和政府形象负面影响较大、涉及人员较少的社会矛盾，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

　　“大家都关心到底怎么制度化解决?这里所说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治化。”课题组专家说。

　　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由此报告提出：“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这一机制包含6个子机制：第一是信息获取机制，比如保证公众阅览非保密卷宗、参与政策听证等的权利。去年本报报道揭露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伪造身份，让相信“政策听证了就有公平”的社会公众及舆论哗然。

　　第二是“利益凝聚机制”。“目前我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出现明显差异，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之别。但问题是，不均衡的利益格局伴随着产生了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与一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之间不均衡的利益表达能力。因此，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

　　课题组专家解释：“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提炼，关键在于形成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形式。当权利受侵害的人们还是一个个分散独立的个案，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政府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

　　第三是“诉求表达机制”。

　　第四是“施加压力机制”，专家举了目前典型的方式之一：诉诸媒体。

　　第五是“利益协商机制”。

　　第六是“调解与仲裁机制”。“能够担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是政府和司法机构。政府尽管不必直接包办一切，但可以对协商谈判体制起规范作用，既是谈判平台的提供者，也是谈判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谈判结果的保障者。”

　　课题组专家强调，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化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报告中的一段话精彩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异：“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 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便是制度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目标。

　　最后，报告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课题组专家说。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海军用高超能力宣示无惧美日基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797

    2010-4-19 香港《南华早报》4月18日文章，原题：演习展示解放军海军新力量 解放军海军战舰本周末正在靠近日本战略沿海岛屿的东南海域进行演习，这是中国海军最近在东亚举行的系列军演的一部分，演习整体规模及到达范围空前。

　　在军费开支经过20年两位数增长后，解放军正迅速获得原本认为仅在理论上可行的能力，发展成为一支完全的“蓝水”海军。据多个消息来源称，东海舰队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护卫舰及潜艇已驶入所谓的第一岛链———美国控制的将日本与台湾和菲律宾连接在一起的要塞———进行反潜作战机动演习。这些舰船穿越了宫古海峡。就在此前几天，隶属北海舰队的一支舰队刚刚结束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的“对峙演习”，从相反方向返航。

资料图：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认为以中国海军力量，成为能够与美国海军争雄的全球性海军尚需时日，而且承担全球性的安全义务也将带来巨大的开支负担。对中国而言，目前最经济的做法是优先稳固自身的海疆。

　　此外，中国海军航空兵最近还与来自南京和广州军区多个基地的指挥飞机、轰炸机和攻击机一同举行了广泛的远程演习。这些演习以隐形和夜间飞行、雷达干扰电子战等为特点，并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模拟轰炸演习。

　　系列演习引起了美日越等国军方的密切关注。这些信息是从大量官方报道、正式声明及军事理论分析中拼凑出来的。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某亚洲武官称： “此前他们从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演习，这是在向外界展示其整体作战能力。这些军事机动需要高超的指挥与控制能力……”另一位消息人士说，虽然过去曾越过第一岛链，但中国海军从未进行过涉及舰船与潜艇的协调行动，也从未利用远程加油机为歼-10等战机进行多次空中加油作业。

　　解放军海军系列军演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意义，显示中国无惧宣示其自由穿越的权利，不忌惮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外国海军基地，如美国在日本冲绳岛的基地。该岛就在宫古海峡上。

　　上周在冲绳岛西南方监测到中国军舰后，日本防卫大臣说：“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将就此展开调查，包括中国是否有针对我国的任何意图。”最近，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及西沙群岛举行的广泛军事演习也引起越南的警觉。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加里·李表示，确信解放军近期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且与中国的能力和新兴战略有很大关系，“虽然我们清楚中国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年度军演，但这回却与以往不同。我们发现中国军队的协调及通讯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灵活性也大大增强。因此，它向该地区国家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应准备好应对中国毫不畏惧地测试其战略到达、向新领域进军的情况。”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政府维稳工作已陷入“越维越不稳”怪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798

    2010-4-19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报告初稿撰写者为晋军、应星、毕向阳，统稿者为孙立平、郭于华、沈原。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

　　“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课题组专家说。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 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

　　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

　　“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

　　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 5140亿元人民币。

　　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

　　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

　　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

　　“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课题组专家说。

　　“社会冲突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现有维稳思路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模式中体现尤其明显。”

　　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因此，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由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显而易见，规范化、受控制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 课题组专家说。

　　破除“不稳定幻象”

　　课题组还呼吁，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是指，一种看起来似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

　　“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

　　而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报告认为，“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

　　报告预见，当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各种合法方式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可以利用规范化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时，我国社会将会遭遇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井喷期”。这也是考虑制度化建设思路时人们不免担心的一个问题。

　　对此，课题组专家认为，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首先，‘井喷’现象并非制度化造成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

　　报告也预见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忧虑。比如担心推行制度化解决后，会不会出现 “连锁反应”?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出现后，政府会不会无法分辨出群众和 “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课题组认为，实际上这些担心也是“不稳定的幻象”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报告建议，为了尽量平稳渡过“井喷期”，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过渡性措施。比如“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对历史累积至今的矛盾问题采用集中处置，而今后出现的新个案则采用制度化设计。

　　其次，也可采用渐进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机制建设。“可以选择对社会和政府形象负面影响较大、涉及人员较少的社会矛盾，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

　　“大家都关心到底怎么制度化解决?这里所说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治化。”课题组专家说。

　　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由此报告提出：“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这一机制包含6个子机制：第一是信息获取机制，比如保证公众阅览非保密卷宗、参与政策听证等的权利。去年本报报道揭露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伪造身份，让相信“政策听证了就有公平”的社会公众及舆论哗然。

　　第二是“利益凝聚机制”。“目前我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出现明显差异，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之别。但问题是，不均衡的利益格局伴随着产生了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与一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之间不均衡的利益表达能力。因此，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

　　课题组专家解释：“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提炼，关键在于形成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形式。当权利受侵害的人们还是一个个分散独立的个案，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政府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

　　第三是“诉求表达机制”。

　　第四是“施加压力机制”，专家举了目前典型的方式之一：诉诸媒体。

　　第五是“利益协商机制”。

　　第六是“调解与仲裁机制”。“能够担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是政府和司法机构。政府尽管不必直接包办一切，但可以对协商谈判体制起规范作用，既是谈判平台的提供者，也是谈判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谈判结果的保障者。”

　　课题组专家强调，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化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报告中的一段话精彩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异：“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 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便是制度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目标。

　　最后，报告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课题组专家说。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