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对外国愿意提供救灾援助表示欢迎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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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钟辰芳 | 华盛顿 2010年 4月 16日 西藏流亡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五说，达赖喇嘛有意愿前往青海玉树灾区安慰灾民并为他们祈福。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区发生6.9级强烈地震之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对中国当局及时救灾的做法表示肯定，但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抛开政治，允许外国救灾团队进入灾区协助援救工作。

* 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欲赴灾区慰问灾民*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星期五在印度达兰萨拉格尔地佛学院一个庆祝佛学刊物出版第 100期的活动上说，达赖喇嘛有意前往玉树灾区安慰灾民，并派藏人协助进行援救工作和提供物资援助。

在藏族居民达97%的玉树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之后，达赖喇嘛除了以慰问函和公开讲话，表达对当地灾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慰问之外，也在达兰萨拉的大昭寺为灾民举行祈福法会。

*才嘉：达赖喇嘛心情沉重*

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对美国之音说，达赖喇嘛对于灾区的情形非常关心，这几天心情极为沉重。

才嘉说：“达赖喇嘛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心情也非常沉重。我们看到新闻，他们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找到一些达赖喇嘛的照片，也接到一些讯息说，当地的灾民对达赖喇嘛的祈福非常感恩，也知道达赖喇嘛在遥远的印度为死亡的人作了一些法会，让他们的内心得到一种安慰。”

*肯定中国救灾做法*

才嘉表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救援工作给予肯定，但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接受外国专业救灾人员进入灾区提供援助。

才嘉说：“我们向这次中国政府整个救灾做法表示肯定。他们以更大的胸怀能够接受国外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说：‘一方有难十方帮助’，它不仅仅是国内，国外的专业团体和救灾团队的参与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天灾，它不牵涉到任何政治。”

* 海外藏人：中拒外援有政治考量*

西藏流亡议会议员凯度顿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不愿外人进入玉树，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凯度顿珠说：“玉树地区在2008年有好多西藏人去抗议，很多西藏人在那里有很多问题，所以他们派解放军很多军人去控制他们。变成英文说的，有‘戒严’状态。所以现在外面人要进去里面看或去帮忙，他们就不希望做这个事。”

* 中国外交部：感谢欢迎外国援助救灾*

在星期三的地震发生后，包括联合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及救援组织都表达愿意协助中国进行救灾。台湾也在地震发生后数十分钟内组成救灾小组整装待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于一些国家愿意提供救灾援助表示欢迎和感谢。

* 救灾主管官员：灾区不便国际援助*

不过民政部救灾司司长邹铭在同一天晚些时候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由于灾区处于高寒地带，交通困难，“救援队辗转到达灾区再展开工作，恐怕也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此外，邹铭还表示，国际救援要进入灾区须要遵循规则提出申请和各种清单，包括人员、装备、乘坐工具等，而且所带装备还要有相关检验和检疫，医疗人员也须提供药品设备清单，这些会涉及外交、海关和检验检疫等众多部门。

他说，中国现在已有近万名公安、消防、武装警察部队、解放军部队和其他许多救援队伍在灾区，救援力量能够基本覆盖。


中国领导人出访礼宾改革的新举措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224&msg_id=158

一大早起床看到各大网站的头版头条都是“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同胞到机场迎送”，此规定就从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开始实行。于是打开电视，果然看到重播的新闻中，到达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的胡锦涛主席面临了一个没有当地华人华侨欢迎的空空的机场。老杨头却忍不住要表扬一句：胡主席从自己做起，改革这种迎来送往的陋习，实在难得。我想，老杨头这一句表扬，应该比使馆组织的那一群“自愿”去欢迎胡主席的爱国华人华侨的口号与标语，更难得吧？（相关链接：胡锦涛抵美礼宾改革不再组织迎送；礼宾小改革为何引发民意大关注）

这些年，中国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地频繁，每到一处，不论白天黑夜，机场都会有一群由当地华人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热情洋溢，高呼口号，手举标语，几乎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亮丽的风景线”。中国大陆新闻在报道的时候总是加上一句“由当地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欢迎（送）队伍”……。今天的新华社新闻第一次明确告诉大家，原来这种迎来送往的华人华侨是由“当地使领馆”“组织”的，是我们外交部奉行的礼宾。现在经过胡锦涛亲自拍板，实行改革，正式宣布废除。

其实，中国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不乏思念乡土热爱祖国之人，爱屋及乌也很正常，真要有来自大陆的领导人到访，只要告诉他们时间和地点，真正自愿前往欢迎、看热闹，或者想一睹风采，甚至沾点皇气的，绝对不会少。然而，当这种迎来送往被弄成了出访礼宾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例如，有些领导人并不像胡锦涛那么受欢迎，可人家也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啊。你想，如果是靠“自发”，如果又正好碰上飞机深夜或者凌晨才到，你不给点“批文”或者“土地”，不在大陆照顾一下人家，谁愿意“自发”去欢迎你啊。很可能，等到某位领导人走出飞机时，只看到一两个附近值夜班的华侨工人站在那里看热闹。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出现，于是就出现了领事馆出面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自愿”到机场迎来送往，长期以往，就成了中国外交领域最大的中国特色……

这特色如果仅仅是“礼宾”倒也无所谓。问题在于，这个被北京新华社仅仅看成“礼宾”范畴的事却在海外华人华侨中被进一步“特色化”。近年来，这种能够迎送领导人的“礼宾”已经变成了海外同胞们地位的象征，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特别是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哪些华人华侨能够参加迎来送往，变成了一种至高的荣誉，而由于名额有限，某些驻外的领事馆就开始利用这些“权力”，有些乘机安排一些和自己吃过饭、出过钱的“爱国”同胞出席迎送仪式……

可能没有人比我这位空中飞人的感受更深了。常常有海外作家满面红光地走近我，兴奋地说，她（他）今年被安排到机场迎接领导人，或者国庆节招待会被安排坐在第N桌，和来自祖国的某某参赞只隔两个位置……我问她（他）干了什么好事竟然得到来自“祖国”如此隆重的“款待”，答案是最近不再写文章批评中国的腐败现象了……

可想而知，老杨头是从来不会被组织起来去“自愿”迎送领导人的，就算我真想“自愿”，人家也不让我去。当然，更不会邀请去国庆招待会，而这些也成了一些“爱国的”华人华侨觉得我和“祖国”有异心的迹象，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啊。

外交部废除这种迎来送往的礼节，新华社报道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礼宾改革的新举措”，但是，一个小小的“礼宾”改革，竟然需要胡锦涛发指示精神？我倒更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礼宾”的改革，我希望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外交思想改革的开始。其实还需要改革的还有很多。有些是中国特有的，有些是世界各国都有，但拿到中国就变质变味了。

例如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大家知道西方领导人（如果美国和澳洲）也有为了竞选经费同商人握手、照相甚至吃饭的事。竞选期间，一位美国商人只要捐献五万美金，就能够和总统一起吃一顿饭。可是，大家注意到，当这些外国领导人出访他国的时候，就不会用收钱的办法来挑选会见的侨民了。为什么？因为外交无小事，身在国外访问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竞选啊亲民啊，都应该放下。

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为了筹集竞选经费而去陪商人吃饭的压力，特别是在国内。可是，在国外却正好相反，由于世界各地散布了大量中国华人华侨包括商人，每次出访，使领馆总是要安排领导人和海外华商交谈、照相和吃饭。结果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挑选这些商人？能够和最高领导人握手照相、同桌吃饭，在美国和澳洲可能仅仅是说明你用钱买了一点“荣誉”，大家并不会当一回事，可到了神州大地，那很可能是你赚钱的法宝，也是让各地市长书记们不停请你吃饭的饭票啊……

结果，海外一些华商通过走使馆的关系，或者通过出钱承办某项活动，就能够被使馆安排和最高领导人亲切握手，吃饭照相。而这些华商中又不发臭名昭著、甚至是正在犯罪的奸商。结果是，党和领导人和这些商人合影拍照后，照片被这些商人到处拿来作为交际与赚钱的工具。我经常碰上一些海外商人，神秘兮兮地给我出示他们和党国领导人的合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北京有搞不定的事，告诉我，又或者：放心，我们公司在大陆的背景无人敢动……

好了，说了北京外交礼宾改革，也应该说说海外华人华侨了。这种改革对于北京有利无弊，但对于海外一帮华人，就说不准了。我是知道有那么一批海外“同胞”的，他们生存的价值好像都在被祖国的领事馆请去喝了几次茶（这个喝茶不同那个喝茶也），被安排去“自愿”迎送来自祖国的领导人，国庆节招待会坐得离大使有多远……

以我长期外交和情报斗争的经验，我不妨告诉大家，这种“爱国华人”中，除了少数是西方情报机关安排过来专门套取我使领馆情报，以及小部分想搞关系以便在中国大陆分一杯贪污腐败的果实之外，绝大多数确实是对祖国和政府有深厚感情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国家外交工作进一步改革，他们又失去了到机场表示爱国热情的机会，他们到底能干些什么以示自己爱国呢？

其实，中国目前处在转型期，需要大量的有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华人华侨贡献自己的经验、智慧与思想。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至今依然如故，可生活在大陆的人哪怕是思想最开放的那部分，却并没有意识到。好在中国的特长是在世界各地拥有几千万华人华侨。我以前说过，没有这些华人华侨的贡献，中国三十年前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同样我要说的，如果这些华人华侨不只满足于到机场去呼口号举横幅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积极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会迅猛很多。▲◆★●■☆


中国的死刑为何震慑不了贪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6728

      2010-4-17： 南方日报16日刊登署名陈杰人的文章说，前天和昨天，公众瞩目的文强案和国家开发银行王益腐败案分别在重庆和北京一审宣判。文强被认定犯有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强奸罪等四项罪名，数罪并罚获死刑，其中认定其受贿1216万元；王益则被认定受贿1196万元，一审判处死缓。

　　按照我国的司法实践惯例，对于影响如此重大的高官贪腐案件，有关法院会在宣判前进行上下级协调，如无意外，不管当事人是否上诉，一审判决的结果差不多就是最终结果。应当说，这两起案件的判决还是民心所向。根据现行刑法，只要受贿10万元以上，并且情节严重，理论上就可以判处死刑，对于文强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来说，判他死刑，罪当其罚。而对王益的判决结果，也许司法机关考虑到其作案时是“偷偷摸摸的”，影响和危害都要小一些，因此给他留了一条生路。

　　设想一下，假如文强最终真的要走上刑场，那个曾经叱咤风云，将无数罪犯送进监狱、送上刑场的警界翘楚，却要在自己昔日的同事面前被处决，的确让人震撼。这也给那些还在贪腐之路上匆匆前行的贪官们一个警醒。即便是王益，侥幸免于一死，由死缓至无期徒刑再至20年以上牢狱的生活，也足以产生相当的震撼效果。因此，这两个案件，应当成为反腐败的典型。

　　除此以外，文强和王益两人案件的判决结果，更多的意义还在于再次提出了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改革问题。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10万元就是贪腐犯罪的死刑起点，但从十万到百万、千万乃至亿元、数亿元，如果都用死刑，则显然有不公平的地方。其更大的悖论在于，本来设定10万元这一较低死刑起点，是为了震慑贪官，但如果一个贪官的涉案金额一不小心就超过了10万元甚至千万元，这一规定反倒成了纵容贪官肆无忌惮的理由，因为再往多贪，结果也是一样的。

　　去年最高法院主管刑事审判的张军副院长曾提出，刑法对贪贿犯罪的处罚，现实中从10万元到上亿元，量刑区间相同，甚至有些涉案几千万元的判得比几百万元的还轻，这让社会不满。有人建议，为了保障公平，应该将刑法的贪贿犯罪死刑起点大幅度提高，比如提高到一千万元，这虽然可能在死刑问题上更公平，但依然没有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死刑起点之下的贪贿金额，如何处理有期徒刑的幅度问题？二是从千万以上乃至更大的数额，依然存在不公平。

　　笔者认为，这个矛盾的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刑法对贪贿犯罪的非死刑处罚过于机械，范围过于狭窄。现在的司法实践惯例是，对于贪贿额在5000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基本上按照每万元判刑一年的标准处理，在10万元以上，基本上按照每10万元一年的标准量刑，但在100万元以上，差不多就都是无期或者死缓，只有在1000万元以上，才可能判处死刑。这种状况提醒人们，除了死刑，绝大多数贪腐者，经过一系列减刑、保外就医、假释等手段，不用多久就能出狱。

　　因此，我国有必要调整现行刑罚政策，至少通过特别规定，根据人的寿命规律，在刑法中采取特别规定的方式，将有期徒刑的最高限度从现有的20年提高到　 50年或100年，这种长期失去自由的威慑力，甚至大于死刑。此外，刑法应当规定贪贿犯罪的刚性死刑标准。与此同时，对所有被判贪污贿赂罪者，一律并处没收全部个▲◆★●■☆


远洋练兵是中国海军不二选择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04/16/content_3187658.htm

       2010-04-16 ：本报特约撰稿　陈光文 据日本共同社４月１３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本月１０日在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发现了包含１０艘舰艇的中国大型舰队。日方认为，这一“从未有过的事态”显示中国海军的远洋活动愈发活跃。同一天，《解放军报》也以大篇幅披露了我北海舰队过宫古海峡，穿巴士海峡，抵临马六甲海峡以东海域进行训练的情况。这些相互关联的报道，再度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海军加强远洋训练的关注。

　　中国舰队遵从国际惯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要建设一支 “蓝水海军”的话题，一直为军事观察家津津乐道。“蓝水海军”是远洋海军的同义词，它既能在远离本土的大洋上长时间执行战斗和非战斗任务，也可以有效保护本国海洋利益和海外财产安全。

　　远洋训练是对海军素质的考验，既可以借机展开军事外交，也是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绝佳途径。然而，这样的正常训练，却每每惹得日本媒体和军方大呼小叫，有的报道甚至炒作说，中国海军舰艇通过日本的海峡，涉嫌“侵犯”了日本的主权。而事实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早有规定，外国船舶可“无害通过”一些水道，即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的安宁和平及正常秩序的条件下，可以在不事先通知或未征得沿海国同意的情况下，连续不间断地航行通过。

　　从新闻报道披露的情况来看，这次前往太平洋深处的中国海军编队完全遵从上述原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连潜艇都是以水面航行方式通过海峡（更何况此处属于公海）。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其国内舆论对于航经此处的外国军舰尤其是中国军舰过分敏感，以至于经常小题大做，混淆视听。

　　远航才能锤炼蓝水海军

　　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远洋海军都是海洋大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以及曾经的苏联）海军具有强大的远洋打击能力，舰船可以出现在任何海域并遂行作战任务。至于英、法等老牌欧洲国家的海军，虽然规模和质量不及美苏（俄），但它们以中、轻型航母为核心，大型水面舰艇为骨干的部队，也能在远洋实施一定强度的作战。

　　在亚洲范围内，印度目前也在为打造远洋海军而努力，为此大力发展航母、核潜艇等远洋作战装备。日本、韩国虽然暂时没有航母，但均装备了搭载直升机的大型两栖战舰和“宙斯盾”驱逐舰，初步具备远洋独立作战能力和兵力投送能力。

　　西方军事理论认为，海军本质上是进攻性的兵种，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难以发挥作用。只有到远洋去进行实兵操练，才能检验舰艇的性能优劣，才能磨练官兵的作战意志和战斗技能，从而锤炼出真正的“蓝水海军”。

　　因此，远洋航行训练对于大国海军来说，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早在一百多年前的１９０７年，美国海军就曾组织所谓“大白舰队”进行了环球远航。苏联解体后，继任者俄罗斯由于经费有限，大洋上一度很少见到其战舰的影子。但自从２００６年夏天开始，俄海军北方舰队也开始重返大西洋进行远洋作战训练，以图恢复自己的海军大国地位。

　　突破岛链封锁是历史必然

　　上世纪中叶，冷战的序幕刚刚拉开，美国就提出把中国围堵在“岛链”中的战略构想。美国环球战略网曾报道，因为岛链的限制，中国海军潜艇部队的远洋训练年均只有３．４次，活动最频繁的２００９年也不过１２次，远比不上美军一年上百次的训练强度。

　　这一对比充分说明了中国海军的不足。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海军已开始了一定程度的远洋活动，但许多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海军眼下仍是一支近海防御型海军。这主要体现在其关注的重点区域目前仍然限定在近海范围内，例如台湾海峡、东海大陆架、南海海域等，训练活动也大多在这一范围内展开。另外，由于没有航母这个浮动机场，中国海军仍然需要依靠岸基航空兵提供掩护，难以在远洋独立遂行高强度作战任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在海军建军６０周年大阅兵期间，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曾经谈到，海军现代化建设与综合作战能力要再上新高，远洋训练成常态化趋势。围绕打赢目标，人民海军加大了训练改革的步伐和力度，积极推进军事训练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人民海军各兵种逐步向远海训练过渡，海军五大兵种每年都多次组织部队到远海大洋练兵，上千艘（架）次舰机在太平洋海域进行多科目合成训练。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据估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将有６０％的石油需要进口，海外贸易运输则主要依赖海运，海洋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力开展远航训练，发展远洋海军，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海军的不二选择。

　　可喜的是，随着国防实力的飞跃，中国海军已经走上了质量建军的道路，大批高科技含量的新型舰艇、辅助船和作战飞机，近年来纷纷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可以预料，随着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海军进行远航训练的舰艇数量和次数，还会持续增多。▲◆★●■☆


伊朗召开核大会向美国叫板 中俄派高级代表参加
http://news.ifeng.com/world/201004/0418_16_1606635.shtml

2010年04月18日 凤凰卫视：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刚刚落幕，伊朗17号大张旗鼓召开国际核裁军和防止核扩散大会，邀请了6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以此显示伊朗并没有被美国所孤立。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核能对所有人都有利，核武器对所有人都不利”。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亲自致信给大会阐明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外长穆塔基、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等高层官员都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哈迈迪内贾德还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来监督裁军、阻止核扩散，同时他也不忘抨击美国的核政策。

内贾德说：“通过核武器来威胁他国只能越来越使美国丢脸，越来越揭露他们侵略性的、违反人性的政策。”

这次会议对伊朗非常重要，伊朗希望通过此次大会传达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和主张，也向美国显示实力，同时这次会议有谁会来参加，各国派多大的级别都受外界瞩目。

据悉，美国及欧洲各国都没有派官员参加大会，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阿曼和中非等国派外长出席，但巴基斯坦只派驻当地大使参加。中国和俄罗斯派出高级代表团的参加，格外引起媒体的关注。

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库洛普科夫说：“我来之前没有受到美国的压力或电话，我是为俄罗斯工作的，决定是否来的由我自己决定，唯一的障碍可能是伊朗人不给发签证。但他们会很高兴给我签证，因此没有问题，我很高兴能参加，因为我对伊朗人在核问题以及核不扩散等问题上的看法很感兴趣。”

此外，伊朗还邀请了包括美国欧洲等国的学者和专家、非政府组织与会，显示特殊的用意。

据悉，这次会议将召开2天，18号结束，届时还会发表一个共同声明。▲◆★●■☆

凤凰卫视李睿马吉德德黑兰报导


天安舰打捞上岸 美国态度为何转变？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4/16/20100416000020.html

美称查明沉船原因后再谈六方会谈

朝鲜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 李河远 (2010.04.16 /更正 2010.04.16)

天安舰舰尾打捞上岸后，韩军方就沉没原因正式展开调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待此次事件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天安舰沉没事故刚刚发生时，美国慎重表示不应做出任何预测，并表明重启六方会谈与此次事件另当别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坦伯格(Steinberg)所做的发言就是典型的例子。斯坦伯格上月29日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此次事故由第三方介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也一直表明同样的立场。

但在14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明确表示，将在查明天安舰沉没事故原因后就重启六方会谈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就是说，在韩美两国合作查明事故原因之前，暂停有关重启六方会谈的努力。

▲15日，天安舰舰尾被打捞出水后，有关人员进入船舱搜索尸体。当天在白翎岛海域的驳船上，天安舰舰尾部分的支架焊接作业持续到夜晚。朝鲜日报记者 摄影

随着美国的态度有所变化，有人猜测美国可能掌握了证明北韩介入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证据。可能是美国在对天安舰沉没前后的北韩动向进行追踪后取得了决定性的情报，认为现阶段应暂停有关重启六方会谈的讨论。

也有分析认为，通过此次需要韩美两国密切合作的天安舰事件，六方会谈本身就遭到质疑。美国国内相关人士普遍认为，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不会做出放弃核武器这一战略决定，只是在利用重启六方会谈的讨论“拖延时间”。此外，北韩还主张，重启六方会谈须以恢复美北双边对话为前提条件。

似乎是在反映这种氛围，近来访问华盛顿的一位政府高层官员表示：“召开六方会谈并非实现无核化的关键。”该官员表示：“并不是只有举行会谈才能创造无核化的环境。在会谈框架以外，也可以对无核化创造有利条件，并且即使举行会谈，也有可能没有任何帮助。”该官员的发言表明，六方会谈只不过是实现无核化的手段，应创造可以推动无核化进程的条件。

随着韩美两国高层官员表明不会在近期重启六方会谈，预计今年上半年不太可能举行会谈。即使金正日立即访问中国，也很难直接重启六方会谈。同一天，美国国务院负责防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Taucher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向北韩施压称，北韩仅仅重返六方会谈并不够。Taucher表示：“北韩只有通过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才能与美国恢复邦交并撤销制裁。”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1961年为何秘密进口粮食：之前吹太狠
http://history.stnn.cc/people/201004/t20100414_130517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4-16  

　　核心提示：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 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本文摘自《跌荡一百年（下）》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外交困，时局艰险，年轻的共和国在它的第十个年头遭遇了空前的困难。让人叹息的是，在这期间，中央决策又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几次进退摇摆。

　　在灾情初起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万吨。这一年7—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决定对当前的失控进行反思，而最终的结果却以更激进的方式闭幕，对“大跃进”持有不同看法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人遭到严厉批判，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继续大跃进。

　　庐山会议的风向突变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机会。到1960年初，决策层内的反思声音再起，各种经济指标被压了下来，可是，中苏关系交恶后，激进情绪再度陡然升温，又提出要炼“争气钢”，争取当年生产钢2000万吨。正因为这种政策上的失误，局势日渐恶化，最终酿成重大的悲剧。

　　一直到1961年，为了走出绝境，中央才逐渐调整激进的经济政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主要展开的工作有两块，一是解决吃饭问题，二是把工业速度降下来。

　　当务之急，自然是缓解粮食危机。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粮食产量，是绝无可能的事情，而仅仅靠清华大学的“增饭法”，却只能暂时骗骗肚子。于是，中央政府采取特别方式，从进口粮食和减少城镇人口两个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国务院决定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先是确定进口150万吨，很快就增到250万吨。经办此事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在对待进口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为不久前还在喊粮食吃不完了，现在突然要向万恶、腐朽、即将灭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买米吃，丢不起这个脸，因此，粮食进口工作一直处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相关事宜是委托香港的中资公司华润和中国银行经办的，先是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后来连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贸易进来了。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

　　进口粮食需要外汇，能够换回外汇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于是就缩减棉布的供应。1960年，全国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1尺。据外贸部的计算，每人减少1尺布，用于出口可得5美元，全国总计就是3500万美元，能多进口10亿斤麦子。

　　历史学者陈明远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记载，四川城镇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裤，1959年，布票一下子减少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个子小的还能做件上衣，个子大的就顶多混条裤子了。到1960年再减半，只发3尺7寸布票，当时买一双袜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个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够买十多双袜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市区每人只发给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够缝制一套成人的衣服。山东城镇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资的空前短缺，可见一斑。

　　即便全国人民少吃减穿，还是无法缓解粮食危机。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客观地说，在粮食供应无法增多的情况下，这个不无残酷的决策最终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从1958年起，为了大炼钢铁，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城市里，在三年里共新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城市人口从9900万陡增到1.3 亿，这自然造成了粮食的供应紧张。当经济突然大萧条后，工厂里马上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现象，纺织工业停了500万锭，食品工业三年增加了55万人，很多工厂的工人无工可做。根据计算，从城里精简2000万人，可减少供应粮食30亿斤。中央的《精减通知》指出：“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从精简政策实施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事实表明，这一政策缓解了城市供应的紧绷状况，也对农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复苏的作用。以坚忍和温顺出名的中国农民从来是中国经济最大的支撑者，他们在正常的年景里贡献廉价的农产品，一旦发生危机，广袤的农村就成为成本最低的“泄洪区”，这种情景在日后将一再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商经济的成长从来就在吃“农民的红利”，城里人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在2000多万被精简下乡的人中，就有一个16岁的农村青年名叫鲁冠球。

　　鲁冠球的家乡在浙江省萧山县的金一村童家塘，与杭州市隔钱塘江相望，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进城当一个工人。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他就被征调进了萧山县城，在一个打铁合作社当上了锻工。三年学徒期满，工资从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这让他很是满意。可是就在新工资拿了两个月之后，他突然被精减掉了，卷起铺盖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时，我想得很清楚，不种地。我觉得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筹了110块钱，搭起草棚开了一间修理铺，开始为村里修自行车。那时农村自行车少，生意很淡。”

　　发生在1961年的这次大精减在少年鲁冠球的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金一村距萧山县城不到两公里，可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工作过。他说，“我发誓从此不再进城，我就在农村办工厂。”20年后，一心想做工人的鲁冠球成了中国最着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设法缓解粮食危机的同时，国家还必须把过快的工业速度降下来。

　　1961年一季度，各项工业指标发生重大溃乱，25种主要工业产品中，除了食糖，其余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决策层这才承认现实，开始踩急刹车。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项指标大幅下调，提出“坚决后退”和“必须退够”。毛泽东无奈地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我们现在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没有学会，还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么办法？”

　　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它一方面继续强调“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的生产活动，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它的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同时，则把大跃进时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劳分配”，对遭到批判的计件工资制等制度予以恢复。

　　1962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压缩到了46亿元，仅为1960年384亿元的12%，到年底，全国关停倒闭的工厂数达4.4万个，占 1960年9.6万个企业数的44.8%，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关掉了将近一半的工厂。其中，冶金企业减少了70%，建材企业减少50%，化工企业减少 42%，机械企业减少31%。同196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业下降57%，钢产量跌到了667万吨。在当时的工业界，把关停工厂和精减工人统称为“拆庙搬和尚”。

　　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无数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是1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


《九成宫醴泉铭》给今人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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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越　刊发时间：2010-04-17 　光明网-光明观察

　　《九成宫醴泉铭》出自唐代名臣、政治家魏徵之笔。

　　贞观六年孟夏，唐太宗李世民到当时的离宫九成宫（位于今陕西省麟游县城，至今遗迹犹存）避暑消夏，亲自发现一眼甘泉，解决了整个离宫用水困难。为纪念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天下大治、上天感应、祥瑞呈现的这一盛事，魏徵奉敕写了《九成宫醴泉铭》，由著名书法
家欧阳询抄录，刻成石碑。其碑历经千年至今矗立原地，其碑拓作为我国欧体书法的代表作广为流传，人们因此能够一睹其华彩。

　　作为一篇奉皇帝之命撰写、又属铭文体裁的文章，自然是以为唐太宗歌功颂德为主基调的。但是，此篇铭文与前代的诸如李斯为秦始皇写的登泰山铭、登琅琊台铭等截然不同，不全是赞颂皇帝受命于天、经营天下、文治武功、政通人和的虚词浮藻，而是在字里行间巧妙地插入了心忧天下、居安思危、治不忘乱的观点，既是对皇帝的诤言劝谏，又给后世治国理政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悉心领会这些贯通古今的真知灼见，对于丰富今人的政治智慧大有裨益。

　　“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的观点。一个政权的取得，往往要通过包括发动武装在内的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但革命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创业难，守成更难，巩固政权的任务则更为艰巨。而要巩固政权，最终要靠“以文德怀远人”，既要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对人民的教化，更要施惠于民、造福众生、厚德载物，这样才有天下归心、迩安远肃的局面。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完全吻合。懂得 “以文德怀远人”的道理，我们就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始终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政权，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执政者，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为了人民群众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自由全面发展，应该成为我们掌好权、执好政的最大追求。

　　“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的观点。《九成宫醴泉铭》中写道，为使唐太宗有一个远离京城喧嚣、能够在盛夏躲避酷暑、可以怡神养性的地方，大臣们多次提议选址新建一处离宫，但都被深知大兴土木、浪费民力之害的唐太宗拒绝。由于九成宫原建于隋代（时称仁寿宫），“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为了充分利用旧物，才决定到九成宫避暑。随后，他们也不是大搞装修，而是葺其颓坏、“去其泰甚”，能够实用就行。这种不求奢华、勤俭理政的作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朝代、一个国家要实现鼎盛和富强不容易，如果铺张奢靡之风蔓延，不仅会使国力凋敝，而且会失去人心，最终会迅速走向衰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着艰苦奋斗起家的。在我们经济不断发展、物质条件不断充裕的现在和将来，都应记住“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的古训，珍惜人们用血汗创造的一切社会财富，做到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同一切奢侈浪费、暴殄天物的不良现象作斗争。

　　“作鉴于既往，垂训于后昆”的观点。唐人在修葺九成宫的过程中，为了“斫雕为朴”，便“杂丹墀以砂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其目的就是要“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由于唐太宗非常重视吸取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内，能够保持清醒头脑，接受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正直大臣的批评和建议，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而李世民本人也成为封建社会少有的开明之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非常重视对历史教训的吸取，在延安整风中发动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前夕警告全党不要当李自成，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功。党执政后，几代领导集体都倡导全党做到“两个务必”，带领全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一个有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天，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作鉴于既往”，显得极为重要。现在乃至今后，我们党必须懂得兴替成败的规律，始终记住历史教训，一定要坚决反对和惩治消极腐败，严防脱离人民群众，不断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

　　“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观点。在《九成宫醴泉铭》的结尾，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也就是说，追求奢华虚浮者必然人亡政息，而为民务实、勤俭进取者必然赢得天下；先进力量的代表者，必须不断革除陈规陋习、去掉繁文缛节，追求淳朴真实，按照客观规律实事求是；越是形势大好越要谦虚谨慎，事业顺利的时候不能忘乎所以、不思忧患；当政者常常记住这些道理，把这些真理当做座右铭，才能社稷稳固、长治久安。这是对本铭主旨的升华，也是对后世最有意义的启迪。读懂这些道理，我们作为执政党就能更加自觉地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政治警觉，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正确判断形势，始终把握主动，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作为党员干部个人，记住并体味“居高思坠，持满戒溢”这句警言，相信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事业观，把好人生航向，当好人民公仆。

　　附：《九成宫醴泉铭》全文

　　九成宫醴泉铭

　　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徵奉敕撰。

　　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

　　此则隋之仁寿宫也。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壁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奢，以人从欲，良足深尤。至于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

　　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东越青丘，南逾丹徼，皆献琛奉贽，重译来王。西暨轮台，北拒玄阙，并地列州县，人充编户。气淑年和，迩安远肃，群生咸遂，灵贶毕臻。虽藉二仪之功，终资一人之虑。遗身利物，栉风沐雨，百姓为心，忧劳成疾，同尧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针石屡加，腠理犹滞。

　　爰居京室，每敝炎暑，群下请建离宫，庶可怡神养性。圣上爱一夫之力，借十家之产，深闭固拒，未肯俯从；以为隋氏旧宫，营于曩代，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事贵因循，何必改作。于是斫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茸其颓坏，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此所谓“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

　　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涧，宫城之内，本乏水源，求而无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圣心怀之不忘。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已亥，上及中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乃承以石槛，引为一渠。其清苦镜，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东流度于双阙；贯穿青琐，萦带紫房；激扬清波，涤荡暇秽；可以导养正性，可以澄莹心神。鉴映群形，润生万物，同湛恩之不竭，将玄泽于常流，匪唯乾象之精，盖亦坤灵之宝。

　　谨案：《礼纬》云：“王者刑杀当罪，赏锡当功，得礼之宜，则醴泉出于阙庭。”《鹖冠子》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醴泉出。”《瑞应图》曰：“王者纯和，饮食不贡献，则醴泉出，饮之令人寿。”《东观汉记》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饮之者痼疾皆愈。”然则神物之来，实扶明圣；既可蠲兹沉痼，又将延彼遐龄。是以百辟卿士，相趋动色，我后固怀撝挹，推而弗有，虽休勿休，不徒闻于往昔，以祥为惧，实取验于当今。斯乃上帝玄符，天子令德，岂臣之末学所能丕显？但职在记言，属兹书事，不可使国之盛美有遗典策，敢陈实录，爰勒斯铭。

　　其词曰：

唯皇抚运，奄壹寰宇，千载膺期，万物斯睹；功高大舜，勒深伯禹，绝后光前，登三迈五。握机蹈矩，乃圣乃神，武克祸乱，文怀远人；书契未纪，开辟不臣，冠冕并袭，琛贽咸陈。大道无名，上德不德，玄功潜运，几深莫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靡谢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载，无臭无声，万类资始，品物流形，随感变质，应德效灵，介焉如响，赫赫明明。杂沓景福，葳蕤繁祉：云氏龙宫，龟图凤纪，日含五色，乌呈三趾，颂不辍工，笔无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悦，流谦润下，潺湲皎洁。萍旨醴甘，冰凝镜澈，用之日新，挹之无竭。道随时泰，庆与泉流，我后夕惕，虽休弗休，居崇茅宇，乐不般游，黄屋非贵，天下为犹。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

　　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欧阳询奉敕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