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大陆首届蒋介石研讨会召开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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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7：“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

　　4月10日到12日，一场名为“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顺利举行，这是大陆首次以蒋介石为对象的国际研讨会。

　　这场讨论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及两岸三地专门研究蒋介石的50余位学者，包括中正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蒋方智怡、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蒋永敬、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川岛真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宋曹璃璇等。

　　“因为规模所限，谢绝了不少要求与会的学者，这是小遗憾。”研讨会组织者、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三次申请历时八年
　
　　“蒋介石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现在能在大陆地区心平气和地讨论研究，非常不容易。”在研讨会结束时的总结中，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这样感慨。

　　邵铭煌的话说出了众多与会者的心声，此前，很多人都不相信会议真的会在大陆举行，因为放在几年前，学术界想申报有关“蒋介石”的研讨会，根本批不下来。

　　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历史系杨树标是老一辈蒋介石研究专家，他体验过申报蒋介石研讨会的困难。2002年，杨树标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他表示，台湾愿意出钱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的研讨会。

　　回国后，杨树标就举办蒋介石研讨会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夏威夷回来后，我们以浙江省档案局档案学会的名义向上申报，一年后，我们与浙江省台办一起合作申报。”但是，两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认为打出蒋介石的名字太过明显，不予批准。”
 2007年1月，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当时目标之一就是召开一次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推动相关研究的交流与合作。”陈红民说。他坦言，当时只是把这一目标看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不过，出乎陈红民意料的是，2009年6月，他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很快即获得同意批复，今年4 月会议结束，前后不到10个月，“通常国际会议的周期在一年左右。”

　　在陈红民看来，这次会议申办成功，说明民国史研究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大为改善，它释放出来的信息必将促进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更快的发展。

　　今年1月，陈红民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抄阅蒋介石日记期间，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采访了陈红民。当时记者反覆追问他，大陆是不是真要开蒋介石的学术会议。

　　“他们不相信——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有不相信的，问我们有什么样背景。”陈红民对记者强调，“我们没有背景，是国家在进步。中国大陆学术气度比过去好了很多，对历史问题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有勇气与雅量对待各种历史观点。”他说的这段话最后被《世界日报》刊出。
　　
　　从“险学”到“显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

　　去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十七篇论文中有十五篇研究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讨论民国政治、军事、外交，都绕不过他。甚至，蒋介石研究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史研究的标尺。”陈红民说。

事实上，学术意义上的蒋介石研究起步不久，许多课题有待开发。多年来，蒋介石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出现，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联在一起，“如何将他回归到个体，将他个人行为与政党行为、政府行为区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陈红民说。

　　陈红民1984年大学毕业，是大陆首批民国史研究生，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者手头的研究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而且长期以来的学术政治化，令很多学者也对蒋氏研究望而却步。

　　1988年，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为写作一篇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早期思想研究的论文，在图书馆搜寻着布满灰尘的蒋氏资料——这些来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台湾的资料”，只能通过馆内的熟人关系查询内部工作目录卡才能看到。然而这篇论文并没被发表。

　　1992年，作家叶永烈欲在大陆出版新作《蒋介石和毛泽东》，但仅书名就未能通过审查，当时的理由是“作为大资产大买办大官僚的代表蒋介石，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提并论？”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均表示，大陆首届蒋介石研究会的召开，有助还原蒋氏，也有助于加强两岸的相互理解。（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回顾历史教训　中国要抓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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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以战略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进程、推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

　　中评社北京2010年4月29日电（评论员　齐云鸿）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时刻面临两大艰巨的重任，那就是推进国家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两者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不可偏废、缺一不可。过于偏重某一方面都可能导致不平衡的严重后果。而一再强调的战略机遇期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它既包括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包括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机遇期。两者之间存在交集、同步和重合的时空，但也更有诸多差异乃至不同步、不同幅的领域。过于强调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时可能对国家安全并不有利，长期看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被动棋局。
 
　　因为历史教训一再证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发展成就骄人未必一定导致国家安全环境好转、国家安全维护能力改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稳步发展，执行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方针，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并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同时应该考虑安全方面的得失。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表明，经济实力强大并不一定导致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强大，这方面其实有许多深刻的教训。
 
　　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时期开拓性一面明显，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可观，不仅在外族和外地入侵面前表现出了牢固防护一面，还不断通过主动出击和长途奔袭，以及辅助以部分怀柔措施，削弱乃至消灭了几百年来在北部和西部长期袭扰的对手和心腹大患，北部边境赢得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基本和平。

但宋朝由于赵匡胤对属下兵权强大的过于忌惮，而对官僚体系进行重大改革，重文抑武的倾向和色彩明显，虽然经过修养生息最终国内发展成就不错，官僚体系庞大、官僚政治发展相对成熟，但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不断下降，国家积富但富而不强，安全环境没有根本改观，以至于北宋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掳掠而去，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东南一时、国内经济文化发达，但依然没有摆脱最终被元朝取代和灭亡的命运。
 
　　政治强人朱元璋开国的明朝，其官僚体系类似于宋朝，抵御外族侵略能力依然存在缺陷，以至于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侵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无力回天而导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

　　清朝为女真族开国，文化传统迥异于关内，但200多年的统治体系和思想仍沿袭汉族，并且没有超出明朝，反有很大的退步，在推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不尽如人意，这一特点在清朝乾隆之后表现明显。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经济实力约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仍为世界强国，但已经无法抵御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至于门户洞开。从1860年代初期开始，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痛定思痛，发起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富国强兵，到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前，清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明显强于日本，但落后的统治体系、军事思想最终导致军事惨败，之后清朝陷入列强瓜分之中，陷入辛亥革命前的风雨飘摇。

　　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盛，虎视眈眈、步步蚕食、不断寻衅滋事。但即便如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6年，经过国民政府的努力维持和恢复，据说当时的经济发展成就达到历史最高，国家经济总量相比日本也显得很可观，以至于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不安，而决心悍然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最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打击下，日本战败。但蒋介石在追回琉球群岛等问题上优柔寡断、犯下重大错误，以及后来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过于强调“以德报怨”，在东部海权方面留下诸多隐患，国家战略安全形势并不轻松，乃至超出预想。同时，其他方向的领土领海问题处理以及维护也有不少教训。

　　因此，强调国家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并不等于忽视国家的安全维护战略机遇期。在履行发展重任的同时，时刻不要忘记国家的安全重任和使命。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不能丢。国防事业不能放松，国家安全不能放松警惕，国家利益和主权不能过于隐忍，高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舶来品，应该立足于自我开发、消化和吸收，国家工业体系、重工业体系以及国防体系建设不能松弛，不能依靠外国。

　　儒学推动国内发展的智慧与国际政治的现实法则并不完全一致，法家思想讲究法制严明而利于强国、老庄哲学大道自信而游刃有余、墨家思想追求精益求精而不懈探索，可以博采众长、凝聚升华民族智慧。战略机遇期应该把安全与发展同时考虑进来，对战略机遇期中的安全层面应该加强关注。要以战略勇气和智慧推动改革进程、推进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
 
　　中国坚持发展、爱好和平，但不以损害国家安全、主权为代价。很多时候，大国关系、周边形势中的安全战略机遇并不经常出现，有时是稍纵即逝，需要洞察、辨别并抓住，其中充满战略智慧、战略决断和战略勇气。一时与长远得失如何，历史和时间往往最终做出判断。▲◆★●■☆


如何帮助朝鲜开启对外开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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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8）邱震海 观海听风：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朝鲜半岛，地区媒体又有一些新的透露和分析。其中首先是有关韩国“天安舰”爆炸的背景，究竟是否与朝鲜有关；虽然朝鲜官方已出来否认，但韩国方面却似乎越来越多地将矛头针对朝鲜。其次，韩国媒体又有消息显示，朝鲜方面曾派人潜入韩国，试图行刺在韩国流亡的前朝鲜高官黄长烨。

　　这两件事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韩国公布的时间点上却似乎十分值得玩味。但不管如何，朝韩关系最近高度紧张，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即将重启的六方会谈，以及朝鲜希望在这一进程中获取更多的筹码。

外部环境决定“朝鲜性格”

　　朝韩两国本是同种同族，民族之情血浓于水，双方对民族之情的执着，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朝韩两国却仍如此充满仇恨，其手足之情与政治仇恨高度交织的情况，令人不得不有所唏嘘。

　　在这一极其复杂的背景，人们对朝鲜半岛问题切忌使用简单化的眼光和思维。在历史上，朝鲜半岛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坦率地讲，由于大国因素的交织，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朝鲜半岛自己。这是朝鲜半岛的特点，也是朝鲜半岛的悲哀，并更迫使朝鲜半岛以外的人们在观察和思考半岛问题时应有另一种眼光和思维。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所谓的“朝鲜性格”也许就可以有多一层的认识。所谓“朝鲜性格”是笔者杜撰的一个名词，意指朝鲜在国际交往中经常不按常理出牌，而且经常以强硬著称，其中自然也包括其对于同种同族的同胞——韩国的极度敌意。“朝鲜性格”背后有多种复杂的因素，既包括朝鲜本身的问题，同时也包括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朝鲜就一直处于西方，其中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之中。用朝鲜人士的话来说，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已完成与美国和日本的建交，外部环境基本改善；而朝鲜面临美日韩的包围，因此很难跨出对外开放的一步。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合理，但朝鲜依然面临艰难的外部环境，却是不争的事实。朝鲜发展核武，既有以小博大的因素，且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规范，但就其心理动机而言，却是为了获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朝鲜在过去十年，虽然其内部在体制问题上步履维艰，但却一直试图寻找对外开放的突破口。2002年朝鲜试图建立新义州经济特区，虽然无果而终，且做法相对比较原始，但至少显示其愿意并曾尝试开放，只是不知如何开放而已。2006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还亲自到上海和广东观摩。凡此种种都说明，朝鲜有对外开放的意愿，但囿于内外因素而不得要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帮朝鲜理清头绪，抓住主要矛盾，就显得十分重要。必须指出，妥善解决朝鲜在外部环境上的安全隐忧乃重中之重。虽然朝鲜的封闭有其内部的深层原因，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显示，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促进对内改革。因此，朝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开启对外开放的进程；而恰恰在这方面，外部安全环境的隐忧成为朝鲜对外开放的一个极大的心理障碍。

弃核进程不能倒果为因

　　也恰恰这个方面，国际社会在过去若干年明显有所疏忽了。从2003年开始，围绕朝鲜弃核而展开的六方会谈，始终是在要求朝鲜弃核，并对其弃核进程进行补偿的问题上下功夫，而忽略了导致朝鲜弃核的更为深层的心理动机，即要求获得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几年的六方会谈虽然占据了要求朝鲜弃核的道德制高点，但从全方位战略上，却无异于倒果为因。当然，其间各方都有其利益，很难取得统一立场，但只要朝鲜的安全隐忧不解除，其就不可能心情轻松地走向对外开放，以要求朝鲜弃核为目标的六方会谈就只能在策略层面上徘徊，而无法在战略完成突破和成功。

　　撇除朝鲜体制的深层原因，过去若干年内，正是由于在外部安全环境方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朝鲜才在国际行为方面表现得日益怪诞和粗鲁，其中也包括在对其同胞——韩国的态度上；而正是由于朝鲜的怪诞和粗鲁，包括韩国在内的地区各方也对朝鲜日显失去耐心和善意，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就这样开始在朝鲜半岛逐渐形成。

　　在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作用下，围绕朝鲜弃核和半岛局势的各方互动，也就显得日渐复杂起来。如前所述，过去若干年的六方会谈在面对朝鲜的战略方面曾有重大失误。但事到如今，面对朝韩关系的日益紧绷，即便美国愿意改弦更张（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韩国出于朝韩之间的高度敌意恐怕也不会完全惟美国是从，美韩、美日之间在对朝战略上可能发生重大分歧。

中国仍可发挥关键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作用依然十分关键。坦率讲，中朝关系经过过去若干年的磨合乃至考验，双方基本上完成了在新形式下的重新试探、磨合和定位过程，双方将维持在各自立场基础上的传统关系。既然这样，中国就必须在美朝之间发挥独立的外交作用。这一独立外交不仅指组织和协调六方会谈，同时也指中国应在要求朝鲜弃核的同时，更多照顾朝鲜的相对合理的安全关切，并在朝鲜与国际社会之间真正起到桥梁作用。

　　一个解除了外部安全隐忧的朝鲜，才能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这样的朝鲜，也才符合中国和地区各国的利益。作者是凤凰卫视评论员▲◆★●■☆


南水北调工程让移民生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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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陆杨 | 华盛顿 2010年 4月 26日：有批评人士说，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让湖北省数十万老百姓被迫搬迁，这些移民的正常生活被打乱。因为得到的补偿款不足和在安置地无法找到工作等原因，使得移民的生活没有着落。

*库区移民得到的补偿金不足*

中国的湖北省在这次南水北调工程中一共需要大约33万人搬离他们的居住地。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库区的丹江口市均县镇关门岩村村民2009年8月开始搬迁，迁到距离关门岩村500多里的枣阳市。

搬迁给移民生活带来颠簸动荡。有些移民因为得到的补偿款不足，在买下政府提供的住房之后，所剩款项只能购置一小块耕地。而安置地工作机会馈乏，有些人不得不计划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

*政府官员：移民说话片面*

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跟湖北省均县镇官员了解其下属的关门岩村移民所得补偿款问题。一位林姓主管人员解释说，移民说话有些是片面的，其实政府给移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他说：“他们说话有些是片面的。政府有一个保障，就是人均24个平方。就是说你建不起房子，统统由国家给你建设。”

关门岩上级行政机构均县镇林姓主管官员还说，移民留下的房子都是土房，移民搬迁之后由当地政府清库，拆掉，不存在卖移民房子的问题。

他说：“国家已经给了你补偿，你搬出去之后就要由当地政府把它清库。因为，水涨上来之后，要清库，要扒掉，不是卖掉，没卖。”

*就业机会馈乏，移民被迫出外打工*

移民到了新地方，人生地不熟。没有了原来的社会关系，原来的朋友也没有一起移民到同一个安置地，他们从心理上难以适应。再加上安置地就业机会馈乏，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原籍，寻找生活门路。

湖北省维权人士姚立法就他了解到的关门岩村移民情况说，移民得到的补偿金非常低，政府在安置地分给移民的耕地人均只有 1·5亩。有些移民迫不得已又回到原住地打工，生活非常困难。

他说：“我了解的许多人他们不得不搬迁，接受了政府的相关条件之后，仍然回到祖籍地附近打工。据我了解，很多人到了安置地办一个手续，有些人手续都不办，又回到原籍，但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非常的困难。”

姚立法解释说，移民回到原籍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房子，又缺乏特别强项的谋生技能，因此生活非常艰难。

*维权人士：地方政府苛扣盘剥移民补偿款*

湖北省维权人士姚立法谈到，造成移民生活艰难的另一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执行中央政府的移民政策打折扣。

他说：“假设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文件还是善待这些移民的话，但是往往到了县级，乡镇级甚至村一级，苛扣，盘剥的现象是普遍发生。总之，这些移民本身就是社会的弱者，而在被搬迁，被移民的过程中就更加弱势。”

姚立法说，移民没有组织，没有依靠，抗争几乎是无效的。而且地方政府想趁机敛财，比如集体给移民盖房子，但不能保证质量，这些事例特别的多。

湖北丹江口库区移民规模据称是继三峡大坝工程150万移民被搬迁之后，又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


中共要“扩招”？中组部：共产党员必须有庞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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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28  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27日举办的新闻吹风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高永中表示，共产党员必须有庞大的队伍，队伍小了不行。

　　据《新京报》4月28日报道，有超过30个国家的40余名外交官出席新闻吹风会，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高永中简要介绍了中共党内民主的历程与进展。

　　针对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提问：“到底谁能进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过程如何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否会一直增加党员数目？”高永中说：“关于发展党员，我们有党章，也有一套成熟的办法，即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公民自愿提出申请，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讨论批准，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里有三个要点：一个是自愿，二是拥护党的纲领，三是有符合党组织要求的表现。”

　　对于党员的数目，高永中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7600万党员，我们认为目前这个数字和总人口的比例大体适当，但是我们也正在研究党员比例到底多少更为合适。我个人认为，党员不是越多越好，但是必须有庞大的队伍，队伍小了也不行。”

　　来自欧盟使团的外交官问及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的差额比例问题，高永中回答称，“中共十七大的预选差额比例在 8%以上，十八大将会继续适当扩大比例，至于多少比例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

　　高永中在发言中介绍，经过80多年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发展模式已基本形成。目前还在实践中探索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他承认中共在民主建设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特别在党内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个人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党内民主的形式主义问题，这个目前的确存在；第二个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内讲真话的环境还不够好。”

　　中联部网站也公布了相关消息，但没有报道吹风会内容。只是指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针对外国驻华使节和新闻媒体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共产党这一情况，中联部积极做出回应，相继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精神和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情况以及中国的政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等陆续举办吹风会，受到了外国驻华使节和境外常驻京媒体的好评。

　　本次吹风会是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表现出较大关切的背景下举办的。会后外交官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吹风会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现阶段成就和未来发展走向有了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今后相关活动还将面向境外常驻京媒体陆续举办。来源: 新京报▲◆★●■☆


韩媒称抓到朝鲜“刺客”朝韩关系进入多事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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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27 本报特约记者　石岩

　　近日，韩国媒体爆料，韩国当局不久前逮捕了两名朝鲜“间谍”。韩方称，这两名伪装“脱北者”的“间谍”之所以潜入韩国，是为了谋刺此前叛逃至韩的朝鲜劳动党前任书记黄长烨。时下朝韩关系正因“天安”舰沉没事件处于紧张阶段，这事无疑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入韩前看了三部韩剧？

　　据韩国《中央日报》４月２２日报道，两名被指控“密谋行刺”黄长烨（叛逃到韩国的朝鲜劳动党前任书记）的朝鲜“间谍”，是在４月２０日被捕的。韩方声称，这两名朝鲜人是金明浩（音，３６岁）和董明冠（音，３６岁），系朝鲜人民武力部侦察总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们于１９９２年被选为人民武装部侦察局战斗员，在１８年里接受了高强度的训练。为了成功执行此次暗杀任务，他们在接受专业“杀手”训练的间歇，还看了３部韩国电视剧，学习韩国的人情世故。

　　据韩联社称，去年１１月，两人从朝侦察局局长金英哲（音）处直接接到指示，遂于当年１２月扮成“脱北者”，出国取道泰国进入韩境内。两人进入韩国时并未携带任何工作经费和对讲机，但终因“准备仓促”，“在身份事项、学历、履历中暴露了不少漏洞”而被捕。据称，对于刺杀黄长烨的密谋，两人供认不讳，但拒绝承认在韩国存在接应者，两人同时表示，即便刺杀行动成功，他们也将“杀身成仁”。韩国警方表示，由于缺少活动经费和有关黄长烨的情报，两人倘无同伙，将极难完成任务。

　　媒体报道真假难辨

　　韩国《中央日报》还发表题为《黄长烨为何会成为朝鲜暗杀的对象》的文章，对现年８７岁的黄长烨进行介绍，称黄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朝鲜的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工作。１９９７年，黄叛逃到韩国，成为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朝鲜叛逃者。

　　抵达韩国后，黄受到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的接见，并被后者誉为“英雄”。

　　另外，《中央日报》下面的说法真假难辨，该报说是早在２００６年，黄长烨就收到发自朝鲜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写着“你剩下的就只是死亡了”的字条和被涂上了红色染料的黄长烨的照片以及一把斧头。韩国警方坚称幕后黑手是平壤，但朝方并不承认。

　　日本《每日新闻》４月４日的报道同样难以证实，该报称，金正日曾严厉指责黄长烨：“在人生岁月所剩不多的７４岁，背叛了党和首领的信任，抛弃子女儿孙，这怎么能称之为人？”

　　朝否认炸沉“天安”舰

　　“刺黄案”发生之时，正值韩朝两国因 “天安”舰沉没案陷入纷争。虽然韩国军方至今没说“天安”舰是被朝鲜炸沉，但韩国媒体已不断说是朝方所为。对此，朝方予以否认。作为反击，朝方宣布没收金刚山旅游区的韩方资产，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反响。

　　韩国《朝鲜日报》４月２４日称，负责金刚山事务的朝鲜名胜地综合开发指导局４月２３日通过发言人谈话称：“傀儡败党（韩国）妄自把舰艇（‘天安’舰）沉没事件与我们联系起来，甚至妄言要打一场战争，现在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机关头，根本顾不上金刚山旅游。”

　　据韩《中央日报》２２日报道，针对 “天安”舰事件与“刺黄案”，韩国总统李明博２１日发表强硬言论称：“朝鲜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好战势力。”对韩国民众的反应，《中央日报》以“打击太大，气得发抖”概括之。

　　然而，也有一些韩国舆论力主保持冷静，２３日的《朝鲜日报》援引黄长烨的话说：“没有必要采取军事应对措施。如果我们采取报复措施，然后朝鲜再予以回击，朝鲜半岛就会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那样，成为战争‘日常化’的地区……（南北军事冲突）将动摇韩国经济，分裂国家舆论，引发混乱局面。”

　　必须注意的是，对于此次所谓的“刺黄案”，外界听到的都只是韩国的一面之词，朝鲜方面至今尚未发表评论。▲◆★●■☆


中国军队以“大安全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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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29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2010年4月28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28日在此间提出，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上有利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国家安全仍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军队要居安思危，树立大安全观，应对多种安全威胁。

继7年前开讲中国新军事变革之后，71岁的熊光楷上将当天下午再度登上“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的大安全观和军队建设》。他说， “大安全观”或者说“综合的国家安全观”，可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两大方面来理解。

传统安全威胁不可忽视，当前传统安全威胁问题在国际上突出表现有三：

   ◆ 一是、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仍然保持高发态势；

   ◆ 二是、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

   ◆ 三是、核扩散和军备控制形式依然严峻。

     用大安全观看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金融安全问题特别突出，中国从容应对危机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 二是、国际反恐斗争取得进展，但反恐形势仍然严峻，中国也必须重视反恐；

◆ 三是、信息安全是当前非传统安全领域一个突出问题，中国面临的信息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不容乐观；

◆ 四是、国际油价不断波动，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妥善应对能源安全挑战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战略问题；

◆ 五是、国际粮价波动增加，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始终要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 六是、气侯变化、食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也很突出，中国必须加大力度妥善应对。

熊光楷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动防核扩散和军备控制作出积极贡献。“但我们尚未完全实现祖国统一，仍存在一些与邻国围绕领土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事件还时有发生。我们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但首要的是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

这位解放军退役上将表示，为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中国军队正在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为核心的防卫作战能力。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决定中国军队必须按照“大安全观”要求，努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中国军队还要继续积极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维和、护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