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http://history.stnn.cc/people/201004/t20100429_131564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5-04 [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决不是一件轻易决定的事情，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那么，七千人大会的背后是些什么情况呢？

　　关于会议的远因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召开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想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他最大的梦想，是 “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贫苦的中国人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

　　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总是想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得快一点，用最快的速度扭转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被动局面，尤其在中国经济连续七年取得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毛泽东失去了冷静，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面对人口这么众多，这么原始、落后的一个农业大国，试图通过发动全国人民靠日夜苦干，花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使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英赶美，今天的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认为事在人为。中国人民既然能够推倒三座大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于是，一个由领袖发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大跃进”运动，不问客观条件，仅凭满腔热情，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事情，尤其为了实现“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甚嚣尘上，一时间，亩产千斤县、万斤田的奇迹到处都是，钢、铁、煤等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是不断翻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兴奋。据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将超英赶美的时间不断缩短，超过英国由15年缩短为10年，由10年又缩短为7年，再由7年缩短为5年，由5年又缩短为2至3年。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还伴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亿万农民就将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统统交公，甚至有的地方把农民的房子、铁锅及生活用品也归了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严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怎能长久，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呢，或者，根本就不曾有过？！毛泽东吃惊不小！

　　事实就是如此，由于在农村迅速实现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大办”工厂，加上乱改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等等，粮、棉、油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大幅减产。工业生产，由于摊子铺得太大，乱上项目；又以钢为纲，破坏了综合平衡，严重影响了其他产品的生产；还废除了不少规章制度，造成企业管理混乱，致使轻、重工业都受到严重破坏，不少产品产量直线下降。

　　被惊醒的人们开始思考：他们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收获的却是难以承受的困难局面。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不少人感到内疚、困惑与不安。如何走出谷底，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这些问题困扰、纠缠着人们，七千人大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会议的近因——在调整中困难重重，如何克服？

　　其实，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后不久，便开始察觉“大跃进”出了问题，混淆了两个界限，刮了“共产风”。为了尽快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夏，毛泽东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料到如不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恶果。当彭德怀等对“大跃进” 提出比较直率的批评时，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他便很难接受了。

　　在1960年8月，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的态势再也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纠偏方针，后被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著名的八字纠偏方针。

　　不久，“信阳事件”爆发。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就在毛泽东获知信阳情况的当天，他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请周恩来抓紧制定中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亲自审阅修改，重申反对“共产风”，反对“一平二调”，强调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等。将过度集中的权限下放给个人一些，农民开始有了小的经营权和自主权。这个文件的下达，是中央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以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开始。毛泽东反思的结果认为，我们之所以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了实际。他提出1961年要搞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试图开始进行全面调整。

　　但1961年初，决策者还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产量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这使全国的生产情况更加不平衡。到了5月北京会议，国家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工业生产速度也大幅下降，再保 1800万吨钢已不可能，如果再坚持下去，就会出乱子，这样钢的指标才下调到1400万吨，其他指标也相应下调。不过，人们仍然存有幻想。

　　到了8、9月间，无论中央怎样努力，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1400万吨钢也无论如何扛不下去了。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在庐山会议上，钢的指标才第一次下调到850万吨，其他产品的指标也相应下调。应该说，这时的中央政策，才真正落了地，才有了进行全面调整的基础。

　　到1961年底，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 多；人民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的货架上基本全是空的。为扭转这样困难的局面，在调整上述各项生产指标的同时，中央还做出了一系列大的调整动作。

　　在农业方面，《农业六十条》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改为以大队（当时称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并将公社和大队的规模调小，变成公社以乡为单位，大队以自然村为单位。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基本废除供给制，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倾向。1961年9月，又将分配权由大队下放到小队，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渐渐地，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在工业方面，《工业七十条》使企业渐渐进入有章可循的运行轨道。手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不少行业都进行了调整。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问题，中央还做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大动作，即大量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共精简城镇人口1000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但当时却办到了。

　　各项工作渐渐地开始走向正轨。但中央感到全党各级干部面对如此大起大落、令人尴尬的局面，多少有些懊恼气馁情绪，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人们的气不够壮！为了克服畏难情绪，使大家重新鼓起对未来的希望，中央决定制定一个两年计划加一个7年计划。

　　为什么不是5年或10年计划呢？原来，中央设想196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如果在20周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第二个5年计划在1962年结束，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总要有个奋斗目标。一个任务完成了，要提出新的任务，不断地引导前进。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

　　为了燃起大家的希望，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各部门会议，听取他们对“7年计划”的安排与设想，然而在落实各项生产指标时，却遇到了问题：中央的指示不那么灵了，地方开始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向中央讲策略、讲条件等等，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调整工作的进行。

　　1961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要讲理想、讲全局，口里讲有志气，假的，不愿吃点亏，斗争目标是中央，好像中央是个大财主。现在有点被困难吓倒了。同一天，邓小平在听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汇报农业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又说：现在思想状况讲原则都通，讲具体就斤斤计较，缺乏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对前途没有信心，最近召开的几个会议，农业会议和工业会议都一样，都给我这种感觉。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参加。此时的赫鲁晓夫正是他个人权力达到颠峰、忘乎所以的时候，可以指挥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国际路线。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决定“利用中国国内的局势，动摇毛泽东的地位。因为苏联人从秘密渠道得到情报说：中共内部对苏方针有分歧，毛的对内政策遭到失败，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分裂，对毛的不满在增长。” 赫鲁晓夫自己也说：“实际上，我们对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

　　赫鲁晓夫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提前回国。

　　赫鲁晓夫的挑衅行为，无疑也更加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比较少见的。他以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到机场热烈迎接周恩来的举动，向赫鲁晓夫表明中共领袖是团结一致的，以及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决不屈服态度。为了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不被赫鲁晓夫利用、看扁，毛泽东和中央决心团结一致，克服了困难，搞好了经济，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

　会议的直接起因——粮食征购发生了问题

　　城市人口虽然减掉了1000万人，国家手中的粮食还是很难满足城市的最低需求。加上手中的外汇不多，无力去国际上购买粮食。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即使手中握有外汇，也担心一些国家不会卖粮食给中国。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挖了库存，但仍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1961年，城市已发生几起请愿事件，万一因为城市断粮，市民骚动起来，比农村的乱子还大，后果不堪设想。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中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

　　会上，各中央局书记其实也在心里叫苦，他们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下面和他们也是斤斤计较，在中央把任务接了下来，回去怎么办？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讲征购就抵触。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 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毛泽东那里定下来了。

　　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也分别画了圈，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 (摘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816核工程揭秘：18年掏空一座山 最终未投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7422

  文章提供 于 2010-5-4：  816工程乃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洞体可承受百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破坏。18年建设中，约有6万多人参加建设会战。在洞中建设有核反应堆大厅，还在中央控制室连着了当时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

　　神秘的中国816核军工巨洞旅游项目于4月23日至25日在重庆举办的2010年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期间正式向社会开放。

　　816军工洞体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原白涛镇），从1966年9月开始修建，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修建的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经过17 年建设，整个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1984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816工程全面停工。816工厂原职工队伍通过军转民，改建化肥厂，1993年更名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

　　据专家评估，816工程乃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洞体可以承受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的破坏，是一处理想的战备工程。

　　将新闻进行到底

　　40多年前，神秘的“816地下核工程”在重庆涪陵深山中悄然开工。

　　40多年后，这座解密的核工厂，首次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4月25日，被称为“世界罕见人工洞体”的重庆涪陵816军工洞体，迎来了首批游客。至此，隐藏在涪陵山中的一个核军工巨洞揭开40多年尘封的记忆，向世人诉说作为世界罕见人工巨洞的传奇。

正式对社会开放的816核军工巨洞。

　　传奇：为了一个洞，数万人整整挖了18年

　　巨洞紧靠乌江，背靠武陵山。

　　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一个核工厂，有关部门多次考察、论证后，在重庆涪陵白涛镇选址。为了保密，从此白涛的地名也随之从地图上消失。1966年夏，在当地人称为尖子山的大山里，一支神秘的特种部队开凿岩洞，修建地下核工厂，建设原子能反应堆，主要生产核燃料，为生产原子弹服务，人们称它为“816工程”，也是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

　　在历时18年的建设中，前前后后约有6万多人参加建设会战。1984年工程接近收尾，随着国际形势好转被国家紧急叫停。从此，“816工程”被封闭了起来，始终没有正式投入过生产。2002年4月8日，国防科工委同意对816军工洞体解密。

　　“中国地下核工厂、世界罕见人工洞解密”的消息，引起了世人的惊叹，也勾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世界罕见人工洞体”到底有多大？洞内有些什么神秘设施？曾经的核原料基地对人体有无伤害？核反应堆有怎样的真面目？

　　揭秘：世界罕见人工洞体掏空了一座山

　　816核军工洞体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隐藏在崇山峻岭之间。从外貌看，其貌不扬，除了笔直高大的排风烟囱外，看不出任何工程的痕迹。但进入洞内，却是别有一番天地。

　　从洞口向里望去，洞体笔直而宽阔，通道一直绵延，一眼望不到底，只见洞顶一排排白炽灯次第远去，其空间完全允许载重卡车轻松驶入。步行近千米才能看到厂房。专程考察过816洞的中国核学会会员、旅游专家朱顺知教授认为，整个816核洞是把一座山挖空了，用钢筋水泥建成的一座庞大的人工洞穴。洞体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仅核反应堆主厂房就1.3万平方米。洞体总长约20余公里，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

　　建筑布局宛如一张蜘蛛网

　　进入洞口，迎面一股凉意袭来。由于通风设施完善，洞里冬暖夏凉、四季恒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816洞体所在地的山顶，一根高达150米的烟囱是专门为地下核工厂修建的排风洞。尽管露出洞外的钢筋锈迹斑斑，但洞内石壁却十分干燥，没有一丝渗漏的痕迹。

　　从平面图上看，816整个建筑洞体呈抽屉形，路线宛如迷宫。如果没有内行指点，根本分辨不出哪是出口，哪是进口。山体周围共有大小19个洞口，根据不同规划，人员出入口、汽车通行洞、排风洞、排水沟、仓库等应有尽有；里面共有大小洞室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等130 多条。

核反应堆大厅相当半个足球场大　

　　在洞中，最不能错过的当然要数该洞体的核心——核反应堆大厅。核反应堆，又称为原子反应堆，是指装配了核燃料以实现大规模可控制裂变链式反应的装置。该大厅上下共有9层，高达79.6米，相当于20多层楼房的高度，大小接近半个标准足球场。

　　在洞内第8层，是核反应堆的“锅底”。核反应堆大厅除了主控台的操作仪器原样未动外，核反应堆的“大锅”也还在。直径大约有20 多米的大型“反应锅”的锅底深5米左右，锅底分布着2001个直径七八厘米大小的小孔，用于核材料、核能量的交换。参观者只能沿着锅边观看。当年反应堆的支架部分和空间堆芯依然保存完整，布有1984个工艺管道，旁边1米多宽防辐射沟内，铺满了从云南运来的重晶石沙。

　　尽管许多零件已锈迹斑斑，但是依然显示了当时这个核反应堆的领先技术。大厅顶部，有许多圆形的通气孔。在反应大厅四周的墙上布有两层钢制的走廊，乳白色油漆的墙面依然闪闪发亮，这里是游客体验“816工程”的核心。

 　　中央控制室连着当时最顶级计算机

　　在9层的主控制室，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计算机控制台正对的4个直径约2米的圆形控制盘上，分别注满数百小孔，核材料棒就是插进这些小孔，不过从未真正用于生产。在主控室另一端的严密系统插销盘上，分序号标注2001个小孔，这些小孔一面同主控室内的计算机相连，一面同核反应堆内的 2001个核反应孔相连。

　　能抵抗8级地震

　　洞体内厂房顶部覆盖层最厚达200米，核心部位厂房的覆盖层厚度均在150米以上。当时816洞体选址在此地，除了隐蔽性好、不易被发现等原因外，山体的抗打击能力也是主要原因。据专家评估，816工程乃世界罕见人工洞体，洞体可以承受100万吨氢弹空中爆炸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的破坏，是一处理想的战备工程。

　　洞体内没有核污染

　　“洞体内有核污染吗？”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当时已经完成投资7.4亿元，如果再投入1亿元，核工厂马上就可以完工、投入生产了。“816工程规划生产核燃料，而不是核原料。”一位知情者说。“工厂根本就没投产。当时工程停建后，核反应堆内的1000多根燃料棒早已取走！”

　　连线：有望在10月完全开放

　　李廷勇（重庆市涪陵区旅游局局长）：

　　由于目前只是对洞中的灯光、安全等进行了简单清理，尚未大规模包装开放，目前只对国内游客开放，而且只接待团体，暂不接待散客，门票50元左右。 25日是向市民“过渡性有条件开放”，对于该景点正式完全开放的时间，有望在10月16日实现。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纪念日。

　　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对大众开放，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曾经的核工厂实体，“816”以旅游产品的形式对大众开放，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开放5天来，约有3000人进洞探秘，游人不仅惊叹地下人工洞体的神奇：他们说很难想像，在不起眼的小山沟里，居然隐藏着偌大的地下人工洞，就连几十年居住在附近的人们，也不曾知道。还有一种强烈的震撼：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地下人工洞的体量如此之大。

　　2002年，国防科工委同意对816军工洞体解密。尔后，涪陵区政府决定打造816核工业“三线建设”文化探秘旅游。该洞体旅游开发的终极目标是打造特色地下主题公园，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篇章，“过去”即是建设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再现816建设历史；“现在”则是打造游客喜闻乐见的主题公园；“未来”包括一些科幻、惊险、刺激的项目，多角度挑战游客体验极限。

　　三线建设遗产资源具有特殊魅力

　　罗兹柏（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816洞体作为解密的世界第一核军工巨洞，集神秘、神奇、神圣为一体，反映共和国重大的基础建设历史，是具有特殊魅力和象征意义的三线建设遗产资源。816洞体具有的三方面“原生态”体验价值：巨型核军工洞体的神秘、原始与奇异；重大、特殊的历史及其精神与情感的凝聚；洞里洞外、地下地上、历史与现今的对比与反差。

　　该洞旅游资源有：816核军工洞体、核工厂主洞、核反应堆大厅、核废料处理场、毛洞与多层洞体系统、通风口与通风系统、“锅底”、中央控制室、“废墟”系统、高层洞体系统、排风塔、金子山、“一碗水”烈士陵园、麦子坪生活区、白涛工业园区、营房、乌江河段、麦子坪森林等。这些旅游资源非常珍奇，需要好好策划开发。应该以一种另类的文化开发，让游客有一种特殊的体验，这样，游客不仅体验到一种核工业的科普之旅，还是一场文化的追踪之旅。来源: 新华网▲◆★●■☆


中朝关系“自古以来”具有的政治敏感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7452

    2010-5-4：  5月1日晚，我接到丹东一位朋友的电话，“中联要关闭几天了”。“中联”指的是中朝边境城市丹东面向鸭绿江的大酒店。这段时间，韩国、日本等国媒体一直“潜伏”在同家酒店，开着窗户，试图拍摄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将军坐火车 “过江”的场景。2月初，我访问丹东的时候，确实从中朝友谊桥下看到了不少摄影机摆在窗户外面。接到电话，我立刻反应，“这一刻，终于到了”。

　　众所周知，5月3日凌晨5时20分左右，金正日乘坐的专列从朝鲜新义州抵达丹东，停留一个小时，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代表中共去接待，随后前往大连。公安采取“国家一级”的警备措施。9时30分左右，金正日一行抵达大连，并分批乘坐15辆轿车进入位于市中心的富丽华酒店。大连市内限行了交通 1个小时。下午访问大连市区之后，金正日参加了由李克强副总理——2004至2007年曾担任过辽宁省省委书记——主持的晚宴。一位大连有关部门干部对我说，“整个警备状态决不像一位常委访问的严厉程度，我以为是一把手来了”。这是金正日2006年1月以来时隔4年，也是自从1997年就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第5次访华。

　　对于金正日访华的消息，5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简单回答了两句：“对于大家希望了解的这一情况，目前，我没有可以向各位提供的信息”；“中朝是友好近邻，我们致力于同朝鲜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同日，《环球时报》在封面头条报道说“传金正日专列进中国——日韩媒体拥入大连市打探，经济援助被猜是访华重点”。中国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则“正在等待新华社稿子”。过去，金正日访华的消息也是他回国之后才公开报道的，正在访问中的目前还处于“公开秘密”阶段。据我所知，去年底开始，有关部门几次批示，涉及朝鲜的新闻一律关闭网络跟帖。“至于这次访华，目前有的消息是外媒稿件，官方媒体还没有报道，所以我们根据宣传纪律，不能报道，属于在规则面前的自我审查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倒还没有指示。而如果国新办指示，也就是官方证实了这个新闻”，一位媒体人对我说。从此不难发现中朝关系“自古以来”具有的政治敏感性。

　　金正日访华及首脑会谈往往只有两个主题：一是谈友谊；二是谈援助。这次访问无疑也包含着这两点。毛泽东和金日成两位建国英雄是共同抗日的战友。1961年，两国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着军事同盟关系。中朝两国在任何往来上坚持谈友谊是务必完成的必修课。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朝贸易总额为27亿930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对朝鲜来说，对华贸易在总贸易中占6成左右，8成以上的援助来自中国。

　　“经济援助”无疑是这次会谈的重点之一。“5 月”对朝鲜人的生死来说是个分水岭。此时的种地状况决定下半年及来年的粮食储备状况。短缺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为种粮食而迫切需要的肥料。最保守计算，朝鲜一年至少需要30万吨左右的肥料（等于1—2亿美元）。倘若中国不提供这块援助，朝鲜人民将徘徊饥饿的边缘。

　　据朝鲜有关人士的介绍，近日，大米1公斤为600朝币；苞米1公斤为280朝币；汽油1升为1500朝币，朝鲜老百姓的平均月薪为1500—2000朝币左右（1人民币等于 100朝币）。老百姓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3公斤大米，可以说明如今朝鲜经济的实况。

　　2009年11月30日，朝鲜施行了2002 年以来筹划的 “货币改革”，目的据说是以打压经济上的市场要素及泛滥中的资产阶级来加强经济上的计划要素，巩固党的权力，为即将到来的“接班”工作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海外人士一致认为，货币改革是失败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主导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被免职似乎是个明证。连一名朝鲜驻京官员都表示说，“国内经济要崩溃了，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关键是已经没有物品可以买了”。据悉，朝鲜货币改革失败，国内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之后，有关部门释放了军队专门为战争期储备的粮食仓库，逐渐把粮食分配给人民，以免大量饥饿者产生。不过，此时此刻，朝鲜极为需要来自中国的粮食援助是个不争的事实。

　　除了友谊和援助之外，“发展”也是此轮会谈不能不谈的重点。我每当到丹东，都明显地望到隔着鸭绿江，中朝之间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状况。中国拿着自己的高速发展，始终无形中向朝方施加压力：“你们必须进行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每年向世界上最为封闭的独裁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一方面是物质上要承担不少负担，另一方面严重损害自身的国家形象，即使两国之间仍然保持着同盟关系。

　　我不认为金正日同意“改革开放”的说法，80年代以来，朝鲜早就把“改革开放”宣传为既成事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高官对我说，“朝鲜将落实不改革的开放政策”。朝方已经或即将向中国 “租借”罗津、先锋两个港口以及新义州的几个“孤岛”。一位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拥有正常思维的外国商人不可能看好朝鲜极为封闭的市场。所以，朝鲜刚开始只能依靠中国国有企业来投资矿产等行业，渐进做好市场，然后让其他国家的企业拉拢近来”。今年3月10日，朝鲜第一家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国家开发银行”（由政府出资90%，大丰国际投资集团出资10%，注册资金为100亿美元）在平壤正式成立。

　　“朝鲜通过金正日访华会不会重回六方会谈？”成为海内外媒体的焦点。2008年12月以来，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六方会谈始终陷入停滞不前。在各国眼里，使得朝鲜回到六方会谈中对话与协商的平台对解决朝核问题来说是个相对合理的战略抉择。那么，胡锦涛接见金正日并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前者不可能不提六方会谈的“必要性”，后者也不可能不尊重六方会谈的“重要性”。至于金正日会不会明确答应重回会谈，我并不乐观。至少肯定的是，如此被搁置的六方会谈，其公信力本身已经有所下降。

　　正因为如此，中方才有必要通过实现此次中朝领导人会谈来向其他四方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风貌或东北亚地区主宰者的作用。其中，最大的契机是“天安舰”沉没事件。各界猜测天安舰“黑幕”很可能是朝鲜所为，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高度升级，至于韩方有识之士认真讨论“报复”，形势极为不利于重启六方会谈。当然，军队指挥权不在于本国，而在于美国的韩国当局行使“报复”行为是没那么容易的。只是说，半岛紧张局势和互不信任是所有利益攸关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美国和中国。胡锦涛接见金正日意味着中方仍然认真贯彻中朝同盟，关切朝鲜的国家利益，至少能够为紧张形势起到缓和作用，何况，4月30日，正访问上海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会见胡锦涛时请求中方能够扮演“仲裁者”角色。

　　金正日回国之后，南北之间围绕天安舰沉没事件的紧张局势将得到一定的缓解。中方随之而得到的名誉是：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美国、日本及俄国必将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所付出的努力与所赢得的成果。

　　海内外人士密切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金正日有没有带领接班人金正银，并亲自给中方领导人介绍？目前，金正银在每周举行的政治课等场合被宣传为“金大将”。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6月29日报道，被称为金正日“接班人”的金正银曾访问过中国，并会见了有关领导，视察了若干城市。假如金正银跟随父亲再度访华，其意味更加深长。不过，我的判断是，他跟随父亲的可能性极小，理由有三：一，即使几乎没有外界人士认识金正银的长相，但在随后中国官方电视台等播放首脑会谈场景时，其长相有可能被揭露；二，金正日在正式场合向胡锦涛亲自介绍“世袭制”的接班人，实际上等于所谓受“册封”，双方难以接受这一点；三，即使是很短的时间，在掌握最大权力的金父子同时离开祖国，从圆满实现继承，消除权力空白的角度看，难以想象。来源: 金融时报▲◆★●■☆


谁会成为下个富裕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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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5-5 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谁会成下个富裕群体

　　——中国“共富”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图景

　　30年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称得上富裕群体的很少，基本上是“共同贫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推动改革的时代强音。

　　30年后，“先富”政策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我国富裕群体逐渐壮大，财富正逐年增加，但富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复杂。社会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96，超过了 0.4的国际警戒线。我们不禁要问：“共同富裕”难道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归集和流向。我们如果还不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创新的力度，财富将会进一步向某些群体集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将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 分好。这是全体国人的福音。

　　人们希冀，2010年成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年。

　　面对“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图景，我们策划了本期专题，约请有关知名专家深入剖析中国先富群体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调整的方向，未来中国“共富”路线图如何绘就等，并通过网络调查、记者问卷调查等方式，征集了 13298名公众对“富裕”的理解以及造就更多的后富群体的路径与方法。值得一读。

　　先富群体的成长规律与趋势

　　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在中国怎样才能获得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财富？获得财富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规律可循？怎样才能更好地分配财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阐释。

　　七种致富类型：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轨迹

　　中国的富裕群体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至少出现了七种致富的类型：

　　政策致富。政策致富是一般规律，好的大政策使大多数人致富，行业性的、部门性的、地区性的好政策使部分人致富，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好政策使中国不断走向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政策逐步放开，率先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涌现了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的出现，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致富热潮，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实业致富。实业致富主要是靠办企业、出产品致富。1979年改革开放，计划因素从绝大部分领域逐步退出，民营资本得以进入民生行业、轻工业、服务业等。20世纪80-9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家族(家庭)企业是典型的实业致富，他们生产鞋子、袜子、罐头、衬衫等民生必需品和打火机、手电筒、缝纫机、家电、塑料等家用轻工产品。当时的消费市场特征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和购买力低，消费者只在乎“有”，较少要求“好”，使得这一批企业主迅速致富。现如今，人们只要兢兢业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厚积薄发、控制风险地经营，就有可能致富。

　　投资致富。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只能购买政府债券或银行储蓄，投资渠道狭窄。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债券的投资渠道被拓宽。

　　例如股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疯涨和狂跌，使一批人成为了富翁。

　　又如房地产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普涨、暴涨，涨得连房地产老板都不敢相信。2006年-2009的胡润排行榜中，房地产行业是最大的财富创造者。很多中国的大企业也把房地产作为副业来经营。

　　资源致富。资源即是财富，谁掌控了资源，并把资源变资本就可以使自己变得很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一个人也是此。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占有资源，掠夺资源，整合资源就成为了市场经济中谋求致富的一幕大戏。山西煤老板就是靠煤炭资源致富的一群暴富者的代名词。

　　中介代理。中介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中介代理者中，中层经理以上者的收入都非常高，达到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量级。这是新兴的财富群体，高收入中介代理者中有文化经纪人，他们是在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术、文物等文化市场上为供求双方充当媒介而收取佣金的经纪人。还有保险代理人。以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迈入深度发展的时期，保险代理人作为新兴的行业发展起来，中层保险经理也成为了社会的高收入群体。此外还有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工作的人，他们都有可观的收入，是先富人群。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与财富创造和先富群体的崛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00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专利大国。中国的知识产权市场也开始逐步发育和完善，使得智力成果的价值能够顺畅通过市场获得价值体现，知识产权所有者(学者、教授、艺人、作家、技术人员等)也因此可以获得可观的财富，藉此迈入富裕阶层的行列。

　　如2009年中国作家排行榜中，第1名郑渊洁2000万，第2名郭敬明1700万。明星、艺术家的收入更高，成为 “天之骄子”。他们的高收入与中国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息息相关。又如软件业。中关村科技城是我国软件产业的基地，成为了中国创新产业的窗口和平台，一大批高新技术从业人员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收入，涌现了一大批富裕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违规违法致富。从计划到市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制度，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过程中的不完善捞取好处。

　　如利用“双轨制”致富。一些商品是计划定价，一些商品是市场定价，而市场定价是高于计划定价的，这就导致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倒卖产品和批文，富了很多人。还有的靠走私货物致富。包括从国外走私进来汽车、摩托车、原油等。还有的靠坑蒙拐骗致富 (如传销)，靠贩毒贩卖文物致富，靠污染环境致富，靠行贿受贿致致富……市场经济是一个大染缸，如果调控不好，就会出现各种违规违法致富的现象。

　　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先富群体、大富群体、暴富群体的富裕轨迹和富裕途径，无论是靠政策致富、实业致富、投资致富，还是靠名望致富、教育致富、科技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或是靠权力致富、关系致富、精英结盟致富、其它违规违法致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机会，是老百姓寻求致富的方式和希望，是中国进一步向前的动力。

　　中国富裕群体形成的财富公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方式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案例，具有中国特色。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发现很难套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解释。

　　西方经济学认为，财富的短期创造公式是劳动力L、资本K结合产生财富，即W=F(L,K)，而长期的财富创造公式是W=F(L,K,T)，考虑了技术更新T的因素。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潜、显规则纵横交织。政策会产生财富，人脉即社会资本会产生财富，土地资源也是重要因素。于是中国的财富生产公式变得更加复杂，也更贴近中国的实际，我们把它抽象为 W=F(L,K,T,Sr,P,Rt,I)，其中L为劳动，K为资本金融，T为技术水平，Sr为人脉等社会资本，P为国家和地方政策，Rt为地租，I为智力因素(知识、创意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重要性博弈定价，按均衡分配比例利润。由于中国财富创造公式的复杂，使得中国富裕群体产生的途径更加多元化。

　　中国人创造财富具有独特性，积累财富也具有独特性，即存在两种积累方式并立并存的现象，在某些行业领域是随机弹性积累(自由平等竞争)，而在某些行业领域是定向刚性积累(垄断性经营)。

　　随机弹性积累主要是指机会均等积累，它通过公平竞争创造和积累财富，各成员之间的财富积累是弹性的变动的，若财富变少，则要增强竞争优势，力争获得好的业绩，实在不济，可以选择退出该领域；若财富很大，也要兢兢业业、力图保持良好的业绩和竞争优势。整个市场是开放的、弹性的。这种财富积累图景符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结构社会”的理想目标。在这种分布中，绝大多数群体处在中等收入范围，极富裕者和市场失败者都很少。这种积累的典型行业有：农产品、生活必需品、轻工业、服务业、服装业等。这些行业的根本属性是民所必需、遍地经营、市场参与量大。

　　定向刚性积累，是指在该领域行业内，财富总量在分配过程中倾向于固定地从部分成员流向另一部分成员，财富流出部分和流入部分的成员规模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定向刚性积累的财富积累模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的形成源于：一是垄断，分为自然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典型行业有石化、电信、重工业、煤矿、钢铁、水泥等；二是因为行业规律和内部结构，因为在该行业内，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少部分人的智力知识(IT产业、投资等)、概念运作 (文化创意产业等)和组织模式(中介、代理、信托、直销等)。财富定向刚性积累的后果是使财富越来越多的向少部分人集中，使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在一个社会中，定向刚性积累的行业是允许其适当存在的，但社会的主要行业一定要是随机弹性积累的，否则一旦社会主要行业都是暴利行业，那么必然由于垄断或精英结盟，出现贫富分化和实业空心化。▲◆★●■☆


中国先富群体产生的规律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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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一：先富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诞生

　　1949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1953-1979年间，中国社会一度存在以富有为耻、以贫穷为荣的社会思想和舆论，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谁都不敢致富。

　　改革开放使一切成为可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开始引入。政策致富、双轨制致富、实业致富等使第一批先富群体得以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经济组织方式和科技领域出现重大创新，于是投资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成为最新的致富渠道，新的职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造富的过程。

　　规律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中国的财富群体之所以能致富，都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0年后的政策致富和实业致富是对当时社会巨大潜在消费需求的反映。商品短缺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高频词。短缺经济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本身存在的巨大消费量和国内外消费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鞋子、袜子、衣服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庞大消费需求，给东南沿海的相关制造业带来了长期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之后又有了家庭投资理财的需求，于是金融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进入21世纪，知识、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亿元大佬被成批制造出来，其中一大批作家、明星、软件商迈入富豪群体。

　　规律三：致富与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富裕群体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国家计划在一些领域内的退出，才给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富裕群体本身就是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例如：“抓大放小”政策给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腾出了空间和舞台，保险业政策出台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股票债券机构和法规的出台促进了股市的生长，城市化战略给了房地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释放性的政策，在轻工、农业等产业的政策都属于释放性政策。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迈入21世纪，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例如在网络技术、概念产业、3G通信等方面。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规律四：致富越来越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基本消费品时代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再从耐用消费品时代迈入知识创造品时代。

　　基本消费品经济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衣食”，即主要解决吃饱饭不挨饿、穿好衣不受冻，蔬菜、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都属于典型的基本消费品时代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0年间大概处在基本消费品时代，生产和销售服装、鞋帽、打火机、罐头、煤油等都是当时普遍的致富形式，东南沿海的个体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产业来做。

　　耐用消费品时代主要解决“住行”，住的方面有房子、家具、空调、洗衣机、电视、装修等行业，即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行的方面有汽车产业、交通运输业、铁路网络(高铁、地铁)、出租车行业等。1990年至今，中国仍处在此阶段。

　　预测：未来中国的富裕群体将更多的是知识创造者

　　知识创造品时代，主要与知识产权创造和精神消费有关。典型形式有文学产业、电视产业、电影产业、音乐产业、创意产业、概念产业、软件产业、广告设计、奢侈消费业等，主要是靠知识智力来生产，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潜力无限的智力创造资源，不断加大的政策支持，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富裕群体产生的内在逻辑。

　　财富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分配财富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最为稳定、和谐的财富分配目标。除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重大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之外，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

　　中国需要先富群体，需要越来越多的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造富裕起来的百姓大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都离不开谁，只强调一方的重要性都是片面的。

　　如果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关系，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将会是畸形的，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将难有持续的动力支持，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遭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者：谢志强 吕 鹏 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