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天安”号事件　中韩两国同陷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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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军方将“天安”号警戒舰舰首残骸打捞出水。资料图片

　　中评社香港2010年5月21日电（记者　梁卓钧编译报道）由美韩主导的“多国专家调查团”报告指出，朝鲜对韩国“天安”号发动鱼雷攻击，导致46名韩国水兵死亡。据路透社20日报道认为，朝鲜半岛陷入危机之中，但同时，亦令中国及韩国陷入两难之中。中国的对“天安”号事件的处理，将会是他作为世界领袖的考验，然而，期望中国与韩国站在同一阵线是不现实的，而韩国则恐怕对朝反击会对经济构成重挫。

　　韩国政府20日表示，“国际调查报告”指出，今年三月，朝鲜一艘潜艇在韩朝争议水域附近击沉韩国一首小型护卫舰“天安”号。

　　路透社报道指出，“天安”号沉没事件发生后，国际谴责排山倒海，然而，中国却对此事保持低调。

　　“朝鲜问题的确是中国作为世界领袖的一个重要考验。”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政勋表示。他说，中国可以藉此向世界展示他是真正的世界领袖，这视乎中国如何处理这次危机。

　　北京对“天安”号沉没事件表示不幸，但没有对朝鲜及其领袖进行谴责，而金正日就在本月初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分析人士称，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支持金正日政权，否则朝鲜可能陷入崩溃之中，并对中国本土构成影响，更严重的是，这或会导致韩国及其盟国美国的军队有机会移近至中国的边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对中国而言，“天安”号事件使中国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金正日仅仅于月初访问中国，期望中国与韩国站在同一阵线是不现实的。

　　时殷弘表示，中国将会为他在地区的影响力付出代价，特别是对韩国的影响力。现在邻近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感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失去平衡。

　　过去10年，中国投入巨大资源与其周边国家建立关系，派遣官员出席了无数峰会，高级官员定期进行双边访问，并对外推广“和谐世界”的理念。

　　对韩国而言，他或因未能承担起对朝鲜实施反击的代价而感到愤怒。韩国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投资者对韩国而言是非常重要，他们一直对韩朝冲突感到憎恶，但同时却又认为，战争是遥远的。

　　虽然，“天安”号沉没后，韩国国内出现愤怒的声音，但韩国总统李明博并未即时谴责朝鲜。他当时正在等待“国际调查报告”的结果。虽然韩国现在有理由对朝鲜进行更加强硬的谴责，但韩国担心朝鲜的崩溃会对其经济构成严重的影响。

　　另外，假如朝鲜半岛出现突如其来的统一，韩国将会被迫接收2300万朝鲜人民，他们对现代经济运作模式所知不多，而他们的经济几乎是停顿状态。

　　韩国已经对朝鲜开放边界，在当地进行巨额投资，假若韩朝最终实现统一，也能减缓统一带来的冲击。

　　不过，韩国可能错误计算了朝鲜的习性。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专家赵民（Cho Min）表示，挑衅是朝鲜的本性，韩国可能对朝鲜问题的处理出现了错误。 ▲◆★●■☆


中国当代国防动员战略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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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志亮　刊发时间：2010-05-20　光明网-光明观察

　　国防动员战略是对国防动员准备与实施的总体筹划与指导，是国家战略体系构成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分类战略，是国家战略在安全与发展维度上的交汇与枢纽。随着党和国家对国防动员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中地位作用认识的深化，已经构建起指导中国当代国防动员实践及其发展的战略体系。

　　总体目标：建立现代国防动员体系

　　从战略思维和指导上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国家层面上对国防动员问题的认识和筹划基本上是被涵盖于“国防建设”这一大范畴之下进行的，还没有将国防动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性问题从国家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考虑。从党和国家重要纲领性文献(主要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看，这一时期，关于国防动员的认识和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国防教育等具体领域、具体问题方面。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国防动员体系建设”。这是新时期“国防动员体系”第一次以完整概念出现在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中。此后，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五年(计)规划中，“国防动员体系”或 “国防动员体制”建设问题始终被给予专门强调。如在“九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的三个五年规划中则对“国防动员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门阐述。其中，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的要求，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结构合理、反应迅速、权威高效的现代国防动员体系。”这一表述反映出国家战略层面已经开始把“国防动员体制”视为“国防动员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把“完善国防动员体系”作为国防动员建设的一个总的目标。据此，可以把“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立现代国防动员体系视为新时期我国国防动员战略的总体目标。建立现代国防动员体系是统揽新时期国防动员建设各方面、各领域的全局性、长远性目标导向和要求。

　　从理论研究领域看，把动员作为一种体系即“动员体系观”的确立以及运用体系思维的方式去认识和研究动员问题，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成为我国动员研究领域的一种学术现象。1988年，吴景亭在《战争动员》一书中指出，“战争动员作为一种体系，它是国防体系的一个子体系。武装力量体系、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体系、战争动员体系，是国防体系中的三个主要子体系。战争动员体系，是连结武装力量体系同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体系、连结军事和经济、连结平时和战时的纽带。”在曾仲秋主编的《国防动员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国防动员体系主要包括“动员指挥体系”、“动员法规制度体系”、“动员计划体系”、“动员储备体系”和“动员行为调节体系”。根据《中国战争动员百科全书》的解释，新时期建设国防动员体系，通常应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国防动员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体系；动员组织指挥体系；动员法规体系；动员理论体系；动员计划体系。军事科学院长期从事动员理论研究的学者张羽在其《现代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及对策研究》一文中认为，“国防动员体系就是构成国防动员活动的各要素，包括动员组织体系、动员政策体系、动员基础体系和动员法律体系”。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笔者将“现代国防动员体系”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国防动员组织体系。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动员组织体系通常包括动员决策机构、动员领导机构，动员执行机构三个组成部分。动员决策机构，通常由国家动员准备与实施的最高统帅机构及其辅助性机构组成，是动员体制的神经中枢，其主要职责是：适时做出动员准备与实施的决策；确定动员准备与实施的方针、原则、政策和计划；审议并发布有关动员的法律；监督各级动员领导机构执行有关动员的法律和规定，等。动员领导机构，是根据国家动员决策，领导国家各部门、各行业及各地区进行动员活动的最高行政机关。其成员一般由政府部门、军队系统和社会团体方面的代表组成，在动员准备与实施过程中，负有组织、计划、协调、监督等重要职责，主要包括：根据最高动员决策机构的战略意图，研究与分析国际政治、军事形势，预测安全威胁程度和可能发生战争或危机的规模与特点，提出有关动员的方针、原则的建议；组织有关部门拟制动员计划和方案，经法定程序审批后，具体组织实施；组织有关部门草拟动员法规，建立和健全动员制度；组织协调、检查监督各部门、各行业及各地区落实动员任务；按照规定组织动员演习、点验，不断提高动员指导与管理能力。动员执行机构，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落实与执行动员任务的单位。它伸展到政府各部门、军队各系统、各地区和各行业之中，形成彼此相联的动员网络体系。

　　国防动员政策体系。动员政策体系是国家意志在动员上的体现，它是国防动员组织者开展国防动员的依据和工具，也是连贯组织体系和动员基础的桥梁。动员政策体系主要由三个层面的动员政策构成：国策层面的基本政策，即国家对国防动员的基本态度，包括国防动员在国家安全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及宏观发展战略等；执行层面的行动政策，即可以用来指导国防动员准备与实施的可行性方针、原则等；面向社会的调节政策，即用来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因动员活动而产生的利益关系的方针与原则，包括强制性的动员义务政策、经济优惠政策、补偿政策和优待抚恤政策，等等。

　　国防动员基础体系。动员基础体系是国防动员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动员组织体系和动员政策体系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国防动员体系建设成效和国防动员能力的集中体现。动员基础体系的构成，从大的方面可以划分为军事动员基础、政治动员基础、经济动员基础和科技动员基础等。

　　国防动员法律体系。动员法律体系是对动员组织体系、动员政策体系和动员基础体系所做的法律规范，主要用来规范和调节国家、集体和个人因国防动员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国防动员理论体系。动员理论体系是关于动员本质和规律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成果，一般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史学理论，其价值在于阐明动员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应对战争或危机中的地位作用，把不同历史时期的动员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揭示动员内部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以推动和启发人们探索适应未来战争要求的动员途径和方法，为动员战略筹划与指导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现代国防动员体系作为中国当代国防动员建设总体目标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在战略思维上已经把“现代国防动员体系”这一对象性问题完全认识清楚了。恰恰相反，这一总体目标的确立同时意味着“现代国防动员体系”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理论研究，形成关于“现代国防动员体系”的广泛共识并得到国家战略决策层面的确认，才能使建立“现代国防动员体系”从理念形态走向实践操作，并最终得以实现。

　　功能取向：应战应急一体化

　　从世界范围的动员实践发展看，在20世纪中期以前，动员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应对战争或军事危机上。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世界和平在较长时期内得到维持，以及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科技进步推动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平条件下国家内部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应的危机管理应运而生并成为一个战略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的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交通、通信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的发展，危机事件也因此而具有前所未有的扩散性，一时一地的危机如果处理不好，极容易发展成持续的、大范围的灾难性事件。因此，面对危机事件，各国政府必须及时处理，否则，不仅公共利益、民众利益乃至民众生命安全将受到重大损害，而且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因此，在危机特别是特大危机面前，政府必须迅速行动起来，调动全社会资源和力量，控制和消除危机。也就是说，应对危机的应急性动员是危机管理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危机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如何合理地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依照一定的机制来应对突发危机，不仅是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的一种必要责任，也从另外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国家动员－－反映着该国的动员能力。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实践发展，发达国家的国家动员机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危机管理机制结合并协调起来。这种结合方式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得以被调动起来，以应对任何具有威胁性的国内外突发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动员已经超越了传统国防动员－－动员国家力量维护国防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范畴，而拓展到动员国家力量维护国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福利方面。

　　国防动员从应对战争或军事危机向包括应对危机在内的国家动员的功能性拓展，有其自身发展和国家管理客观要求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国学者对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做了深入分析。有学者指出，国防动员之所以能够参与应对突发事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应急准备与动员准备内容上的相似性。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应急监测与预警体系，组织危险源、危险区调查、登记和评估，编制应急规划计划和预案体系，组织应急演练，搞好应急所需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应急处置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建设应急保障队伍，完善应急储备，健全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等。这些应急准备工作，与国防动员潜力调查、规划计划和预案编制、动员演练、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战略储备、专业技术保障队伍建设，以及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法制和理论体系建设等，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应急处置和动员实施时，应急准备与动员准备中涉及的很多民用经济社会资源可以相互通用、互为补充；

    二是、应急处置与动员实施手段上的相似性。应急处置与动员实施，在手段上通常都采用行政、法律、经济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应急处置常用的手段主要包括紧急疏散安置受威胁的人员，紧急调用应急队伍、应急物资和设施设备，组织抢建、抢修和人员抢救，必要时对生活必需品和应急生产、运输、供应、金融、价格、税收、贸易等采取管制措施，以及组织征收征用等。国防动员实施常用的手段主要包括：紧急调用储备，组织企业紧急转扩产和搬迁，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领域实行经济管制，组织紧急采购和征收征用，组织抢建抢修，根据需要实行特殊作息制度，必要时甚至可以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等。尽管这些手段在动用权限、启动程序、使用强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在运作机理、运作方式等方面仍有很多相似性；

    三是、突发事件事后恢复重建与战后复员工作特点上的相似性。突发事件事后恢复重建主要包括灾害损失评估，制定恢复重建计划，防止次生和衍生事件发生，修复公路、铁路、民航、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组织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补充应急物资储备，制定地区和行业发展扶持政策等。战后复员工作主要包括：复员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基础设施的修复与重建，经济管制的解除，征收征用的返还与补偿，储备物资的补充等。两者在工作特点上同样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因此，实行应急应战一体化动员体制，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选择。

　　从我国的情况看，以应对突发性事件为目的的国家动员的实践，始自1998年抗击特大洪水灾害的行动。此后，2003年抗击“非典”、 2008年春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应对汶川、玉树特大地震灾害的行动中，都进行了国家动员。在这些实践中，国防动员系统作为一个基础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一系列实践的发生，应急管理开始进入国家战略思维视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实施，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确定为一种国家政策目标。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战略决策层面形成了关于国防动员功能的崭新认知－－“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是国防动员在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和保障安全三个方面发挥功能作用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防动员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指导方针。” 2009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国防动员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增强国防动员能力。”标志着应战应急一体化的国防动员功能取向的确立。

　　需要指出的是，“应战应急一体化”是国防动员功能向以维护国防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综合目的的国家动员的拓展。这种拓展并不意味着国防动员应对战争或军事危机的核心功能的削弱或消失。相反，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动员体系下，国防动员体系作为基础要素，其功能的生成与发挥，将因应急动员建设与实施而得到资源、经验方面的支持和增强。

　　主导建设模式：军民融合式发展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国家安全策略，在发展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兼顾强化国防能力，以期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双赢。在这种背景下，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的战略思维应运而生。根据较为普遍认可的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在《军民融合潜力评估研究报告》中给出的定义，军民融合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更大的民用技术工业基础相结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于军民分割格局使军费开支和国民经济发展投入呈现此消彼张的关系，很难获得双赢。一方面是民用工业有很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军用工业在尖端领域有很大的需求，然而由于体制的分割，使二者不能得到有效的互联互通，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从动员的角度讲，军民融合的实质就是通过推进军用和民用两大技术与生产体系的有机融合，把动员基础与能力手段建设纳入国家科技工业基础战略建设和战略资源配置的全局统一规划，同步展开。事实上，军民融合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国防动员建设的主导模式。

　　如同美国二次大战后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动员决策与筹划过程，我国国防动员战略对国防动员建设主导模式的选择与确立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如何认识和把握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战争潜力生成与民用生产的相互关系是筹划和指导国防动员实践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在生产上也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同年，在听取国家某部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再次指出：“军事工业要学会军用和民用两套生产技术本领”。在这两次重要讲话中，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新中国国防动员建设应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发展模式的战略思想。1978年7、8月间，邓小平在听取五机部和七机部汇报时，先后指出，“要走这个道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以军为主，搞军民结合”，“国防工业要以民养军，军民结合”。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与军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国防工业有四句话：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其中，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其他三句不变。”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国防动员建设必须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是新时期国家战略层面在国防建设大视野下关于国防动员建设主导模式问题的首次明确表述。1998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二十年来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按照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提高国防动员能力。”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行通盘考虑，把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定阶段联系起来，提出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成为筹划和指导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动员建设发展的科学理论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这是“军民融合式发展”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得到完整表达。很显然，这里讲的“三个体系”、“一条路”，不仅是涉及国防科技工业，而是事关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方针，是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良性互动，不断开创军民融合式发展新局面。从“军民结合”到“寓军于民”，再到“军民融合”，这些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党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其核心是必须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能够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不另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条件办的事都要实现社会化保障。“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军民融合式发展”作为包括国防动员建设在内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主导模式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确立。

　　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军事和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是影响和决定国防动员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冷战结束后，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纷纷打破军民分割、自成体系的格局，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资源和整体力量来实现包括动员在内的防务能力的整体跃升。例如，美国实行军民一体化战略，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每隔10年左右就推出一个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计划，依靠这些计划，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相继涌现，始终保持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一至两代的领先地位。而冷战时期的苏联，“要大炮不要黄油”，各种资源过度向国防建设倾斜，使经济建设陷入困境，这成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深层原因。俄罗斯也曾一度继承前苏联“军民分离”的国防经济管理体制。普京上任后对军事工业实行全面改革，大力推进军民结合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军民融合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以色列强调“以军带民”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军用技术转民用机制，用军用技术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质也是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当今世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体系对抗，已集中表现为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而不仅仅是军事体系之间的对抗。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信息化战争呈现军民一体、前后方一体的趋势，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国防动员是联系国防与经济、军队与社会的纽带与桥梁，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既有利于通过国防动员建设，为国防和军队从经济建设中积蓄更加深厚的物质、精神潜力支撑，也有利于经济建设从国防动员建设成果和充分的国防动员准备中获得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新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是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利益和谐共进，实现富国和强军内在统一的必须要求和时代抉择。

　　基本原则：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

　　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实质是把国防建设纳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采取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有效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在基本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的生产中采取工程技术措施，使之具备国防功能”，不断增强国防动员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基础性支持和保障，对于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和谐统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的要求”，是国家战略决策层面关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关系的认识在国防动员战略指导上的具体反映。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十分重视把战争动员工作纳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在增强国民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增强反侵略战争的潜力。毛泽东认为，社会愈是前进，战争愈是发展，战争胜负就愈加依赖和取决于经济条件。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要求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并不是说等国家建设好了再来搞国防建设，恰恰相反，国防建设不仅不能忽视和削弱，也不能消极等待，必须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步加强。建国初期，在制定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要求统筹考虑国防建设问题，国家发展战略的确定，不仅要想到建设本身，同时也要考虑到战争动员的需要，新建的一些国防工程项目，也应该在优先考虑战时的需要的同时，兼顾到平时的民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对国民经济建设布局进行统筹规划，较好地实现了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科技工业相结合，常备军建设与后备力量建设、国防工程建设与国家基本建设相结合，有力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并有效地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战争潜力，从根本上为战争动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分析国际战略总体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强调要抓紧利用当前和平时期这个良机，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认真地搞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的长期性、根本性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他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作为正确处理两个建设关系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推动了新时期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取得了新的进展。如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国防交通条例》；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颁布，该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和平时期进行动员准备，将人民武装动员、国民经济动员、人民防空、国防交通等方面的动员准备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和计划，完善动员体制，增强动员潜力，提高动员能力。”2000年，原国家计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基本建设贯彻国防要求的规定》。其后，军队和政府有关部门又制定下发了《铁路基本建设贯彻国防要求技术规程》、《公路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实施办法》、《水路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实施办法》、《公路飞机跑道建设标准》、《电信基本建设贯彻国防要求技术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把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提高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层面，纳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中。2004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实施了《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为“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的执行与落实奠定了法律基础。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下同)指出，要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的要求，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明了方向。针对“增强国防动员能力”问题，《纲要》指出，要“深化国防动员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的要求，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结构合理、反应迅速、权威高效的现代国防动员体系。”笔者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的要求”在国家纲领性文件中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国防动员战略指导原则的确立。 ▲◆★●■☆


三千多中国官员因受贿等不当行为受惩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law/20100520-CHINA-CORRUPTION-94510404.html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2010年 5月 20日：3000多名中国官员因收受贿赂和其它不当行为受到惩处。其中一些罪行涉及北京当局的四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86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中国监察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这些腐败行为发生在2009年10月到今年4月之间。监察部说，在最严重的案件中，官员收受价值相当于320万美元的贿赂。

监察部官员说，在土地管理部门工作的官员尤其容易发生腐败。监察部承诺进行改革，减少问题发生。

自中国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开始实施后，人们担心可能会出现与中国飞速增长的建设工程相关联的腐败现象。刺激计划大部分用于建设项目。▲◆★●■☆


多位知名企业家涉嫌行贿卷入郭京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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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5月21日电／北京晚报报道，郭京毅案中，一家富豪企业向郭京毅行贿人民币160万元、美元25万余元、港币22万余元，让郭京毅低价买房获利42万余元，还向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行贿3万元，同时这家企业还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行贿310万港币。

　　这个郭京毅系列案的最大行贿者，就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燃气企业——新奥集团。

　　去年初，新奥集团曾因“行贿风波”引发关注：一份山东聊城新奥公司“公关账单”在网上曝光，聊城212名官员赫然在列。

　　虽然新奥对此断然否认，但记者发现巧合的是，聊城新奥当年的负责人与郭京毅案中的行贿者是同一人——新奥集团总裁杨宇。

　　杨宇与郭京毅初识于1999年，当时新奥集团谋划在香港红筹上市，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境外公司，反向收购境内的廊坊、葫芦岛、聊城、北京 4家新奥燃气公司，但因我国禁止外商投资城市燃气管网建设，新奥必须通过法律政策审核。

　　负责此环节的，正是郭京毅所在的外经贸部条法司。我国外资领域碰到的法律问题，很多是由这个部门给出答案，几乎握有“生杀予夺”的话语权。

　助公司上市得半价房

　　杨宇通过廊坊当地的工商局，结识了时任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外资管理处副处长的刘伟，又通过刘伟，结识了郭京毅。

　　郭京毅爽快地答应帮忙，但办成此事还要托付一人——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因为在审批过程中，证监会向条法司发文征求意见，按规定条法司要会签外资司才能作出答覆。于是，杨宇又通过郭京毅找邓湛做工作，希望在外经贸部的环节上不要出现意外。

　　郭京毅和邓湛商量后，得出了新奥公司是为城市远郊区县供应燃气，属于住宅小区配套设施，而非城市燃气管网的结论，并复函证监会证明新奥公司不违反中国的法律政策。

　　这一纸意见，令新奥成功在港上市。

　　1年后，杨宇按郭京毅的要求，把郭京毅的大哥安排到新奥集团旗下的北京新奥广厦房地产公司工作。2005年，新奥广厦公司在昌平西三旗开发了 “知本时代”住宅小区。当时，“知本时代”的销售价格为4320元/平方米，而杨宇指示下属，以2100元/平方米的价格将两套房卖给了郭氏兄弟。这一笔，令郭京毅获利42万余元。

　　高尔夫球场拉同僚“下水”

　　200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现新奥集团的外汇往来异常，检查发现新奥集团及其子公司涉嫌逃汇、非法套汇、非法使用外汇等违规行为。

　　2005年4月，外管局前往新奥集团进行现场检查。负责这次调查的，正是郭京毅的老熟人——外管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刚。许满刚还指出，新奥集团在外汇方面有很严重的问题，不排除要负刑事责任。

得知情况后，杨宇让郭京毅从中斡旋，别让香港联交所知道，并称公司接受罚款，希望不要承担刑事责任。两人商议决定，在高尔夫球场拉许满刚“下水”。

　　新奥集团廊坊总部建有一个36洞高尔夫球场，由欧美名师设计，曾入选华北最佳，配有顶级会所。

　　在多次拒绝杨宇的邀请后，许满刚终于经不住郭京毅劝说，同意去新奥打球。球场上，许满刚与杨宇见了面。郭京毅趁机告诉许满刚，杨宇为他准备了 300万人民币，许满刚既未表态接受，也未明确回绝。

　　许满刚痛陈“交友不慎”

　　2005年底，杨宇宴请许满刚、郭京毅，希望外管局拖延对新奥公司的处罚，避开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时间。这次，许满刚不但表示可以考虑，还为杨宇出了主意。吃完饭后，杨宇送给了许一块欧米茄牌手表。没过多久，杨宇又安排郭京毅和许满刚赴广东东莞打了一次高尔夫球。

　　许满刚回京1个月后，外管局作出处罚决定，认定新奥集团违规使用外汇及非法套汇总额近亿元，按5%比例罚款人民币500多万元。

　　对于这个结果，杨宇颇为满意。很快，郭京毅以购房用钱为由，要求杨宇兑现承诺。他分4次收取了杨宇给予的人民币160万元、美元25万余元、港币22万余元，共计人民币387万余元。此后，杨宇又塞给许满刚1张内存310万港币的恒生银行卡和密码单。

2008年8月13日，郭京毅被“双规”。与他接近的人一个个落马。许满刚赶紧怀揣巨额银行卡到了廊坊，在新奥球场把卡交还给杨宇。不久，纪检人员出现在许满刚面前，许被对外宣称“休假”。记者了解到，羁押期间，许满刚写下10万字的悔过材料，痛陈自己“交友不慎”。

　　苏泊尔并购案　　30万买来一句话

　　2006年，炊具业巨头法国SEB集团欲收购浙江民企苏泊尔，引发了中国炊具行业的激烈抵制，并迅速演化为公共事件。2007年，苏泊尔并购案反垄断调查获商务部批准，后法国SEB集团控股苏泊尔。

　　随着郭京毅案的审理，真相才浮出水面。记者获知，当年苏泊尔公司董事长苏显泽抛出的“一口锅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著名论调，竟是出自郭京毅之口。为了得到这句话，苏显泽亲自行贿郭京毅30万元，并向潜规则律师张玉栋支付了100万代理费。

　　2006年8月，法国SEB集团开始苏泊尔并购谈判。爱仕达、双喜、顺发等6家中国企业联合签署《紧急声明》，反对此次并购。希望有关部门阻止这项“危及行业企业生存”的垄断式并购。

　　2006年9月，商务部对苏泊尔并购案启动了反垄断调查。为应对调查，苏显泽通过新奥集团总裁杨宇找到了律师张玉栋。

　　见面过程中，张玉栋不断炫耀自己与商务部“关系密切”。他的胸有成竹来自于，郭京毅此时不但是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还兼任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副主任。

偷换概念助苏泊尔过关

　　2006年10月，张玉栋在廊坊新奥球场组织了一场球赛。人们事后回忆这场球赛时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当事者除了苏显泽和杨宇，现多已案发入狱，他们包括郭京毅、许满刚、张玉栋以及思峰所另一名律师、郭京毅原部下刘阳。

　　张玉栋召集的这种官商聚会，大多带有让官员为他撑场面、抬轿子的意味。此时，他已就并购案向苏显泽开出了100多万的代理费要价。

　　当天球赛结束后，张玉栋安排苏显泽和郭京毅面谈。郭京毅最后表态，这次收购是个好事，一口锅影响不了国家安全。他会起草反垄断调查报告，手续上的事让张玉栋去办就可以了。他还暗示，这其中需要好处。

　　苏显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后同意了张玉栋的高额代理费要价。

　　2007年4月，苏泊尔通过反垄断审查，并购案获商务部批复同意。4月底，苏显泽在新奥球场贵宾楼和郭京毅打牌时，送上了一张10万元的银行卡作为酬谢。但张玉栋等人并不满意，称苏显泽并不懂事。于是，当年“五一”假期，苏显泽又接待郭京毅、张玉栋、刘阳3家人去杭州度假，在郭京毅住宿的杭州西湖国宾馆，苏显泽又给了郭京毅20万元的现金。

就在各方皆大欢喜之时，郭京毅已经进入了纪检部门的视线。

　　落马

　　张玉栋女友举报捅破天

　　郭京毅案发落马提供线索之一的，就是张玉栋已分手的女友张某。

　　2005年5月，离异后的张某在交友网站上结识了张玉栋。并被带进了他的交际圈。

　　同居期间，张某发现他与多个女人有染，两人矛盾升级后，张玉栋提出分手。此举激怒了张某。在网上发表题为《通缉情感骗子张玉栋》的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但内容受到网友质疑。因迁怒于郭京毅从中作梗，张某又向有关部门举报了郭京毅。

　　调查在暗中展开，纪检部门很快发现重要线索，2008年8月13日，郭京毅、张玉栋、刘阳同时遭到抓捕。邓湛也很快被控制。郭京毅被“双规” 后，即供出了伙同刘伟低价买别墅及与许满刚共同受贿的事实。许满刚到案后，为求立功检举了他的同事——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司司长邹林涉嫌受贿的线索，邹林随即落马。

　　至此，这个在我国外资审批领域盘踞多年的官商利益同盟，顷刻间覆灭。事发后，“神秘女人”张某曾隐秘接受采访。她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封举报信，会捅破了天。

　新闻链接

　　原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巡视员郭京毅受贿案近日一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郭京毅收受人民币441万余元、美元25万余元、港币22万余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产获利人民币165万余元；受贿数额总计价值人民币845万余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郭京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利用从法律角度审核外资项目的职务便利大肆收受贿赂。多位知名企业家出现在郭京毅案的行贿者名单中，除首富黄光裕向郭京毅行贿110万元，苏泊尔公司董事长苏显泽也被曝出向郭行贿30万元。法院还认定，郭京毅的北大同学、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为郭京毅买房、买车支付贿赂款78万余元。

　　法院认为，郭京毅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鉴于郭京毅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不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依法可对其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

　　据记者了解，郭京毅在案发被抓后，已退回全部受贿赃款，共有677万元赃款扣押在案，他在昌平区西三旗的“雪梨澳乡”联体别墅也被查封。▲◆★●■☆


中方就沉舰案调查结果表态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5/21/20100521000009.html

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 崔有植 (2010.05.21)

中国政府对于韩国20日公布的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表现出高度信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表示：“中国赞同对这起事件进行科学、客观的调查。中方正在对韩国公布的调查结果进行评估。”马朝旭还表示：“中方一贯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公正、客观地看待和对待国际和地区事务。”

▲ 20日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关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中）正在就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发表看法。崔天凯的右侧是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左侧是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照片=韩联社

对于中国外交部提及“是非曲直”，北京外交界评价称“非常罕见”。北京的一位外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对韩国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进行评估后，如果认定是客观、科学的结果，就会接受。考虑到中、北关系的特殊性，这已经是很高程度的发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表示：“韩国政府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了慎重、严密的调查，而且还让国际专家参与其中。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很高。”

不过，虽然做出上述评价，但就目前而言，中国政府直接谴责北韩或赞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加以制裁的可能性还是很低。

马朝旭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韩方公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此番言论明确表明中方反对对北韩采取强硬措施的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调查结果毋庸置疑，但也正因如此，让中国和韩国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加以制裁的实效性很低，而且考虑到中北关系，中国也很难赞同。”

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本月初访问中国后，中国《环球时报》等部分官方媒体纷纷强烈抗议对中方持谴责态度的韩国舆论，但这种氛围现在已经消失。《环球时报》 20日登载对张琏瑰的采访内容称，长期以来，中国就像北韩的人质一样，北韩总是欺骗中国并惹出事端，使紧张局势升级，一旦如此中国就会被牵入其中，面临困境。▲◆★●■☆


美国曝光惊人真相：支持制裁伊朗 中国损失不大
http://junshi.blog.china.com/201005/6372957.html

2010-05-21：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伊朗的草案，中国不会有什么损失。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士据此认为，北京方面不太可能撤回对制裁措施的支持。

近几个月，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寻求对该国发起新的制裁，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反对者。北京方面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中拥有商业和战略利益，使它更不愿意支持制裁。

今年4月份，德黑兰举办了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冶炼国际展览会。伊朗需要中国等外国合作伙伴的帮助来开发国内天然气资源。在制裁草案中，这些利益得到了维护。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中国外交官员的话说，这个决议案是经过20轮「艰苦的讨价还价」过后达成的。制裁草案不直接限制针对伊朗能源行业的投资。这样，中国石油企业可以继续在伊朗作业，中国也可以继续消费伊朗的石油。去年，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的中国第三大石油供应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周二宣布，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已经同意采取这批新的措施。

但中国外交部在本周不止一次地对一项和安理会决议案构成竞争的燃料互换协议表示公开支持。这项协议由巴西和土耳其促成，已于本周一宣布，以抢在制裁措施的前面。中国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称赞了巴西和土耳其，但一字不提它对联合国决议案的支持。北京方面是否完全支持安理会的制裁措施，因此而留下了疑问。

草案提出的一些措施是法定义务，比如禁止向伊朗出售八个类别的重型常规武器，禁止伊朗在国外投资铀矿。

但多数新措施将由各个国家斟酌决定。草案呼吁各国检查被疑载有禁运物资来往伊朗的船只，但对此不作强制要求。船只旗籍国也必须允许外国人登船检查。

不过，如果西方国家公司因为制裁威胁而撤离伊朗的话，中国在伊朗的角色可能进一步壮大。伊朗已经因为西方公司在投资方面行动迟缓而威胁要将它们逐出国门。举例来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已成功取代道达尔公司成为南帕尔斯大型气田项目的主开采商，此前这家法国巨头在如何开采上无法与伊朗方面达成一致。其它与伊朗有业务关系的中资公司还包括中海油和中石化。

中国对2006年以来三轮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国制裁都表示了支持。

在美国等国认为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德黑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的同时，北京方面更广泛地呼吁实现中东无核武。一位密切关注中国对伊立场的西方外交官说，中国认为地区稳定是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关键。而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摆上桌面有助于促使伊朗重回谈判桌，这是北京方面所主张的双轨战略内容之一。▲◆★●■☆



你知道中国为什么制裁伊朗吗？
http://junshi.blog.china.com/201005/6371327.html

2010-05-21：伊朗、土耳其和巴西17号达成协议，伊朗同意将其国内生产的1200公斤纯度为3.5%的浓缩铀运往土耳其，以交换120公斤浓度为20%的浓缩铀，从事医学研究和作为核电燃料使用。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议的签署，使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再现曙光。但就在昨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透露，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德国当天下午在安理会散发关于制裁伊朗问题的决议草案。那么为什么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妥协后，还要对它进行制裁？伊核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著名军事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为您深入分析。

签署对象与预想不符

记者：此前，伊朗和有关各方在核燃料交换的时间和地点上曾存在分歧，伊朗坚持在本国境内进行交换，并且坚持同步交换的原则。这一次，伊朗、巴西和土耳其三国达成的协议，表明伊朗在核燃料交换的时间和地点上展现出了让步姿态。但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还坚持对伊朗实施制裁？

张召忠：伊朗是签署了核燃料交换协议，但是伊朗签署的对象不是俄罗斯，而是土耳其，这和以前联合国安理会，包括西方一些国家的认知有差距。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在协调，希望伊朗能够从国外进口20%以下低浓度的浓缩铀。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可以信任的进口对象就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的铀燃料的生产质量比较高，而且能够大批量的生产，另外，俄罗斯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其他国家就认为由俄罗斯来承担这项任务比较合适。

最初俄罗斯和伊朗都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双方闹了一些别扭，包括伊朗驱逐了俄罗斯飞行员，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中途更改了出售给伊朗S-300导弹计划，这些事情就导致了俄罗斯和伊朗之间铀燃料交换的冻结。冻结以后伊朗就转向土耳其来商谈核燃料交换协议。这次在巴西总统卢拉的调解下，土耳其和伊朗正式签署了核燃料交换协议，希望通过前一阶段伊朗外交的涡旋，通过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以及17号伊朗和土耳其条约的签署能够缓解国际上对伊朗的认识，推迟或者取消第四轮对伊朗的制裁。但非常可惜，就在第二天，希拉里表示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制裁，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伊朗签署协议未赢得认可和谅解

记者：17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签署核燃料交换协议后作出一个代表“胜利”的手势。这是否意味着伊朗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的较量上占据了优势？

张召忠：关于要不要进行第四轮制裁，以及第四轮制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国际社会已经斡旋了几个月了，但是结果一再地推迟，主要原因是中国、俄罗斯的态度一直没有最后定下来。还有一点就是伊朗把核燃料交换的问题作为一张王牌不停地打。在联合总部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因为伊朗坚持自己是和平利用核能，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认为它在发展核武器，所以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未定的。

那么，伊朗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和俄罗斯进行核燃料交换，转而和土耳其达成协议，它自己认为通过外交斡旋已经说服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一些大国，进行第四轮制裁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伊朗在这一轮的外交斡旋中，它成功地和土耳其而不是俄罗斯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它感觉是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对国际社会缓和对伊朗的制裁和认识也是一个“胜利”，但是在第二天“胜利”马上就变为一个失败。

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

记者：伊朗核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呢？

张召忠：大家都一致认为伊朗难以逃脱第四轮制裁。这一轮的制裁可能会附加某些条款。比如，伊朗要是再这么折腾，再一意孤行继续搞核燃料，联合国有可能采取别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很可能会用武力解决——以色列也一直在推动以武力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一直压着以色列，不让以色列动手。

下一步，美国或者以色列有可能对伊朗的核设施动手，这一切都得看第四轮对伊朗制裁之后，听其言观其行，再看一下伊朗的执行情况以及制裁的效果。如果制裁效果不好的话，我很难想象再进行第五轮制裁，因为已经制裁了四轮，没什么效果，可能就会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手提供一个借口。▲◆★●■☆


韩公开调查结果 国际目光聚焦中国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5/22/20100522000011.html

    朝鲜日报 驻北京特派记者 崔有植 (2010.05.22)：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公布以后，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到中国身上。因为，中国一直凭借对北韩的影响力主导北核六方会谈，而且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因此，中国如何行动将决定这起事件的惩罚方向。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现在正“一脸怒气”地前往北京。曾发起《北韩人权法》的美国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21日表示：“对中国的态度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应该立刻谴责北韩并参与对北制裁。”日本官房长官平野博文在20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天安舰沉没事件是一起重大事件。我认为中方也应发表谴责声明。”这是日本政府官方评论史上非常罕见的高强度评论。 由此可见，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向中国施压。

     但是，中方20日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称“各方应冷静克制”后，一直保持沉默。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做出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反应，一直保持什么都不做的态度。

    不到万不得已，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20日怎么会在《环球时报》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就像北韩的人质一样”？香港《南华早报》21日报道说，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让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中国一直主张“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北韩所为”、“这是南北问题”。如果调查结果中没有让人难以否认的物证，中国恐怕还会继续保持这个态度。但是现在，确凿的证据和结果都摆在眼前，让中国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

    如果中国继续以“确凿证据”为借口庇护北韩，那么中国作为两国集团（G2）的一员在国际社会上将颜面尽失。首先，在24日开始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SAED)中，美国可能会以天安舰沉没事件为主要议题，呼吁中方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另外，近20年来苦心经营的韩中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如果韩美两国在西海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但是，彻底背离北韩也并非易事。本月初，在韩美两国的强烈谴责声中，中国仍jieshou 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访问中国。北韩2006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去年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以及之后因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导致中朝（中国和北韩）关系不断恶化，因此中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两国关系。对北韩拥有的影响力是中国通过六方会谈主导东北亚局势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表示：“如果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好不容易恢复的中朝关系就会再次回到原点。”

    中国部分领导人担心，国际社会的“强硬”（对北制裁）措施不仅不会使北韩得到教训，反而会引发第三次核试验等更加强烈的反抗。这是中国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中国一直把“谋求经济发展的稳定的韩半岛局势”视为最高战略利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表示：“难道韩国会同北韩进行战争吗？中国和韩国有着一样的苦恼。”在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内，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出现了南北韩等距离外交主张和甚至放弃北韩的主张。▲◆★●■☆


中国因“天安舰”事件陷入两难
http://www.zaobao.com/zg/zg100522_003.shtml

----对韩调查报告采取模糊态度

（2010-05-22）● 于泽远  北京：  朝鲜半岛局势近日因韩国“天安舰”军舰沉没事件出现新的紧张。中国学者认为，“天安舰”事件的调查结果令中国陷入两难境地，预计中国对韩国的调查报告采取“既不接受、也不否认”的模糊态度，尽量在朝韩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局势继续恶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昨天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如果韩国、美国等国家因“天安舰”事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进一步制裁朝鲜，中国绝对不会赞成，中国最多会勉强支持安理会发表一个批评朝鲜的声明；如果韩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对朝鲜进行单方面制裁，中国不会干涉。

　　时殷弘认为，现在朝鲜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包括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身体欠佳，继承人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货币改革失败，人民生活困难等等，弄不好就出会出乱子。中国不会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刺激朝鲜，而希望“天安舰”事件风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平息下去。

调查报告仍属“一家之言”

　　他指出，在5月初韩国调查“天安舰”沉没事件期间，金正日访问中国就是向外界发出一个中国支持朝鲜的信号。中国当然知道“天安舰”事件对韩国造成的伤害和压力，但也不得不接待金正日。因为中国不愿和朝鲜翻脸。对中国来说，维护朝鲜国内稳定是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优先政策，如果朝鲜一乱，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对本报说，韩国关于“天安舰”事件的调查报告仍属于“一家之言”，中国并没有参与调查，因此中国也必须参考朝鲜方面的说法。无论事件真相如何，中国的主要目标还是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

　　查道炯认为，除了要求联合国或盟国继续制裁朝鲜外，韩国手中报复朝鲜的“牌”并不多，韩国已基本中断与朝鲜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要进一步制裁朝鲜只能依靠联合国通过更为严厉的决议，但中国可能不支持这么做。

他说，外界往往认为中国能够影响朝鲜的政策，影响朝韩关系，而忽略南北朝鲜有共同的民族特性。其实，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所能扮演的关键角色有限。朝鲜和韩国毕竟属于同一民族，它们之间的历史情感，现实纠葛和互动模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外人有时并不理解，最好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在两者之间多做一些劝和促谈的工作。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昨天在平壤发表声明，指韩国日前发表的有关“天安舰”沉没事件的调查结果“捏造事实”，并对韩国进行战争恫吓。

　　声明说，如果韩国以“天安舰”警戒舰沉没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朝鲜现在把当前的事态视为“战争局面”，并将从这一立场出发处理朝韩关系中发生的所有问题。朝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全面冻结朝韩关系、废除朝韩之间签订的互不侵犯协议、全面停止朝韩合作事业等。

　　一名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北京学者认为，金正日近日访华期间，应该与中国方面讨论了应对“天安舰”事件的问题，但中国应该没有保证无条件支持朝鲜，也不会支持朝鲜进行军事冒险。中国还是从朝鲜以及朝鲜半岛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朝鲜根据国情实行改革开放，走出经济困境。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学者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一致同意谴责甚至进一步制裁朝鲜，中国恐怕也不好反对。但中国将反对任何国家借“天安舰”事件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毕竟，如果朝鲜出现大的动荡甚至政权崩溃，中国将面临周边国际环境变化、难民潮等难以预料和应对的局面，可能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


朝鲜卑劣行径应受制裁
http://www.zaobao.com/yl/sl100522_001.shtml

（2010-05-22）社论

2010年5月22日：韩国政府昨日正式公布沉艇事件的调查结果，确定韩海军“天安舰”因遭到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而沉没。韩方表示，在事发现场搜集到的鱼雷零件和朝鲜鱼雷的设计一致，而且鱼雷电动机内部有用“手写”的“1号”韩文字，这就是朝鲜袭击天安舰的确凿证据。

　　由韩国、美国、英国、澳洲和瑞典等国调查人员组成的调查团的报告一发表，美、英、日、澳等国立即纷纷谴责朝鲜的暴行，中国方面呼吁各方克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只能无奈的对调查结果表示忧心。朝韩之间发生致命事故，这并不是第一遭，但3月26日“天安舰”被炸沉，致使46名水兵葬身海底的事件，仍然令人震惊。

　　鉴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敏感性，“天安舰”爆炸沉没后，韩国其实表现得相当克制，首尔和华盛顿的即时反应也都非常谨慎，表示不宜马上妄下定论，认为那是朝鲜干的，而应等待多国调查团的深入调查。把调查工作交由多国调查团负责，其用意至明，那就是要加强调查结果的公正性。如今调查结果出炉，证据确凿，朝鲜难辞其咎，很难说这是韩国一口诬赖。但是，平壤的表现仍然一如既往的蛮横，指调查结果是“一派胡言”，还嚣张地警告若朝鲜因此受到制裁，将进行全面反击，准备发动全面战争。

　　众所周知，金正日政权在国际上所依仗的就是在安理会有否决权的中国，因此，北京在这一事件上的反应和态度也显得备受关注。一般预料，韩国不太可能对朝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因为面对不可理喻的朝鲜，贸然的军事报复引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首尔肯定必须做出某些有力的回应，否则誓言要对肇事方采取明确而严厉的行动的李明博总统也很难下台阶。一般预料，韩国比较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是进一步削减同朝鲜的经济联系，同时力求把事情提交联合国处理，以便对朝鲜作出新的制裁。

　　安理会要对朝鲜作出制裁决定，中国的态度是关键性的。但中国截至目前为止的反应却极度的含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说，中国政府将会评估这份报告，希望韩朝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的反应同样中规中矩，表示“天安舰”沉没是不幸事故，呼吁各方维持朝鲜半岛的安全，避开对调查报告作出直接评论。

　　中国对朝鲜半岛安全和朝核问题所持的立场是一贯的，那就是通过对话与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六方会谈反反复复，始终无法对朝鲜产生制约的作用，至今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反而让平壤通过各种耍赖的方式绑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主持会议的中方往往陷于被动，拿它没辙，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北京很感无奈，也显得有点进退失据。

　　现在，国际社会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中国身上了。北京需要时间评估韩国方面提出的证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对付朝鲜的耍赖招数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不宜一直任由平壤倒行逆施，否则，最终必有损其大国的威严与形象。去年，朝鲜核爆，中国支持制裁平壤的行动，这是正确的做法，它给平壤发出了正确的信号。在“天安舰”课题上，中国也应该表明态度，制止平壤肆意诉诸暴力。朝鲜的卑劣行径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北京继续表现暧昧纵容，平壤必会更加肆无忌惮，这对谋求朝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是有害无益的。▲◆★●■☆


韩军情报本部长称沉舰案系北韩侦查总局所为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0/05/22/20100522000015.html

朝鲜日报记者 安勇炫 (2010.05.22)：韩国国防部情报本部长Hwang Won-dong（中将）21日就天安舰沉没事件表示：“北韩去年年初将劳动党对南工作部门等机构整合，组建了侦查总局。综合对所有资料的分析结果，虽然没有得出沉舰案系北韩侦查总局主导的确切结论，但从过去的昂山恐怖袭击事件、大韩航空客机爆炸事件等前例来看，很有可能是侦查总局所为。”韩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当天也表示：“拥有（攻击天安舰的）鲑鱼级（130吨级）潜艇的不是北韩军方，而是侦查总局。”此番言论直接将肇事者指向侦查总局。最近，韩国情报当局的一位高层负责人甚至说：“这起事件系北韩侦查总局某局某处所为。”

据一位熟悉北韩状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侦查总局由6个局组成。据说，号码是1至7局，由于4局发音与“死”字相近，所以将其排除。过去曾是劳动党作战部的1 局（作战局）专门负责间谍渗透和培养工作。该局在海州、南浦、元山、清津四处设有旨在进行海上渗透的联络处。目前全权负责对南工作的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克烈（大将）曾领导劳动党作战部20年。

2局（侦查局）是恐怖袭击专门部队，曾制造了1968年的青瓦台袭击事件和1996年的江陵潜艇渗透事件等。该局旗下拥有被称为448部队的潜艇渗透部队。据说，最近被派往南方企图暗杀前劳动党书记黄长烨的间谍就是侦查局下属人员。韩国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1983年昂山恐怖袭击事件是作战局和侦查局的联合行动。据判断，天安舰沉没事件也是作战局和侦查局联合所为，前者负责渗透，后者负责武器。”过去的劳动党35号室现在被改组为3局（海外情报局），主要在外国搜集对南情报。劳动党35号室曾制造了1978年绑架申相玉、崔银姬事件和1987年大韩航空858客机爆炸事件等。

5至7局目前尚未公开过。据悉，5局（某某局）参与南北对话，研究谈判技巧。6局（技术局）负责网络恐怖袭击和开发渗透设备。据观测，如果北韩像去年那样发动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技术局很有可能会参与。据说，7局（某某局）是支援其余5局的部门。▲◆★●■☆


建立解决海盗问题国际机制迫在眉睫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05-22/1420594787.html

　中新社海口2010年5月21日电 (关向东张茜翼)“非传统安全问题在‘9•11’恐怖事件之后，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南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言，如何面对和处理马六甲、南海、印度尼西亚沿岸的海盗问题首当其冲，建立解决海盗问题国际机制已经迫在眉睫。”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兰开夏法学院国际法终身教授邹克渊，21日对中新社记者说。

　　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主办的“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国际研讨会”正在此间召开，这是南海地区首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研讨会，来自国际社会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包括国际法、国际关系、冲突管理与解决方面的专家，以及政府顾问、联合国官员。

　　邹教授说，目前尚无防范海盗的国际规则，各国是否有权抓捕以及如何处置海盗亦无国际法依据。一些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制裁海盗，也有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中没有将海盗行为定为犯罪的条款和对海盗嫌犯提起有效刑事起诉的程序条款。为此，4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第1918(201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3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列出可采用哪些方案来推动起诉和监禁那些要对索马里沿海海盗和武装抢劫行为负责的人。

　　邹教授介绍说，“非传统安全”涵盖了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以外的各个领域的安全问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法角度，目前有20多种解释。其中，涉及海洋问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海盗问题、航行安全、海洋资源管理与养护、海洋环保、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等。

　　邹克渊教授是国际知名国际法专家，侧重海洋和国际环境法研究，先后在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德国的汉诺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在《国际海洋与海岸法杂志》、《海洋开发与国际法》、《海事法与商业杂志》等30多个国际法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并出版多部海洋法专著。(完)▲◆★●■☆


三峡工程175 米蓄水以来塌岸97段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23/022020327365.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23日02:20  新京报

　　据新华社电 自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害灾(险)情132起，塌岸97段长约3.3公里，紧急转移群众近 2000人。在二、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范围外已发生新生突发性灾(险)情30多处。

　　22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在此间举行的2010年度三峡库区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库区各县(区)应尽快开展全面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全面核查地质灾害有关数据并纳入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信息系统。

　　汪民要求，分级管理隐患点，在社会媒体上公开每个区域和每个隐患点的防灾责任人和群测群防责任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要求每个乡镇明确一支对口联系的专业技术队伍，专业技术人员汛期和降蓄水期间在当地驻守，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据汪民介绍，截至目前，三峡库区二、三期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已基本完成，项目实施期间，对城镇和居民集中区的887处地质灾害进行了工程治理，对出现地质灾害灾(险)情的480处隐患点近4.6万人实施了搬迁避让，对3141处隐患点进行群测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