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清明上河图》千古谜团争论至今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评社北京2010年5月27日电／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盛誉无数，因图中道具众多，场面宏大，有人称它为中国宋代生动鲜活的百科全书。

　　《清明上河图》千古谜团争论至今

　　世界新闻报报道，目前，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着两幅各具特色的《清明上河图》。一幅是明代仇英版《清明上河图》，另一幅则是张择端版本的电子投影。

　　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盛誉无数，因图中道具众多，场面宏大，有人称它为我国宋代生动鲜活的百科全书。鲁迅曾说过，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清明上河图》被人们谈论得多了，也便有了“清明上河学”之说。

　　各种论着层出不穷

　　据日本人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59人，动物209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5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5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这样波澜壮阔的社会风俗画卷，世所罕见。

《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北宋城市风貌、地理位置、建筑特色和汴河航运以及绘画艺术、医药店铺、广告传播、民风民俗、市井家具、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成为各行学者专家研究的对象。

　　针对《清明上河图》的各种论着层出不穷，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很多人认为，《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足以媲美《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红楼梦》研究者众，分门别派，成为一门“红学”。因此，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也被一些人称为“清明上河学”。

　　千古谜团争论至今

　　《清明上河图》作为旷世名画，针对它的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引来了无休无止的争议。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宋代经济史研究专家汪圣铎在接受《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清明上河图》一直存有各种争议，这跟史籍记载资料少有关。在传世的宋代文史资料中，既无只字提到张择端，也没有《清明上河图》的其他记载。在记录历代画工的专着里，也找不到张择端的名字。

　真假之争是古代书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清明上河图》现世后，各种仿作纷纷出现。仅1945年从末代皇帝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4本之多，一时之间《清明上河图》真伪之辨甚嚣尘上。直到1950年冬，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库房的赝品堆里翻出有张着亲跋的《清明上河图》，经众专家鉴定，一致认定此本才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版本之争始才告一段落。

　　不过，还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真迹其实有两幅。张择端自从汴京被金人侵占，便和家人南下避难，因思念家乡，他又重新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这幅真迹也流传至今。这一说法由于缺乏充分的遗存资料，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景色是哪个季节？这也是争论颇多的一个话题。金代以来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的观点几无异议，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先生均主“春景”之说。最先提出秋景说的是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此画八处是秋景特色。

　　《清明上河图》的名称中“清明”二字也有三种不同的解读。一为“清明节之意”；二是地名“清明坊之意”；三是认为“清明”是颂辞，即“清明盛世之意”。▲◆★●■☆


档案解密：中越两国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
http://bbs.voc.com.cn/topic-2363629-1-1.html
 
----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中越美苏四国的越战档案披露，当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队越过十七度线，中国将出动陆军迎战。美国获知后不敢将战事升级。越南脚踏中苏两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祸根。

　　从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战争，主战场在越南本土，却将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国家都卷了进去，而中、美、苏这三个大国也都在这场战争中恩怨交缠，敌我友互相分化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後来也一度变为兵戎相见的仇人。越战使越南南北方军民丧生约二百万人，上百万人投奔怒海，流亡他乡；美国军队死亡五万八千人、受伤三十馀万人。

　　越战结束后，有关秘密档案相继揭开，世人对这一历史悲剧渐渐有了新认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派遣大军赴越南参战，以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挡住“赤潮”，整个中南半岛，甚至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然而， 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想到，这场战争以南北越统一告终後，亚洲不但没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现了北京出动数十万军队教训越南的戏剧性变化。中越这一仗标志著冷战思维破产，新世纪国际政治告别了两大阵营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两个亚洲共产大国为甚麽会从“同志加兄弟”变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见呢？这场战争到底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近年陆续解密的东西方有关档案，提供了解读的关键 。

　　苏联秘密档案曲线曝光

　　这些逐渐披露的资料有许多是从苏联解密档案中辗转取得的，其中数据不少属越南国防部和中国有关部门的高级机密资料，它们掩藏在铁幕之后、尘封已久。原来，当年越南政府周旋於中苏争拗之间，一方面，不满中方阻碍其与苏联交往，但也不愿得罪中国，失去中国方面的军援 ；另一方面，又日益亲近苏联，每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会后常将有关情况通报苏联。另有一些绝密资料，来自美国的解密档案。至於美方如何得到这些情报，至今仍是个谜。内中是否谍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资料是首次公之於众的。例如资料披露，一九**年十月，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外长陈毅元帅、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等人赴河内，与越南主席胡志明、总理范文同 、越共总书记黎笋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等举行秘密会议。当时三方商定，如美军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战斗，派机轰炸北越，中国也只派出防空部队赴越；一旦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将派出地面部队赴越参战。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队。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国志愿部队开入越南。从此起至七零年七月，与越军并肩作战，浴血战场。

　　其后，这一机密，由中方通过英国间接转给美国，目的是通知美国：这是底线，不能打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十七度线，避免了中美两国军队在地面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

　　中国援越军人阵亡逾千

　　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料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援越部队伤亡情况：一千一百人阵亡，四千二百馀人负伤。同时还详细披露了中国军队的战绩：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对空作战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击落敌机一千七百零七架，击伤一千六百零八架；铁道部队则在越南新建铁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铁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时入越的还有通信工程大 队、后勤部队、筑路部队、扫雷工作队、民兵等。中国给越南的物资援助，总额达二百亿美元。

　　六十年代开始的这场越战，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战争；中越的结盟起於中国支持越共抗击法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者曲爱国披露，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共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照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数据表明，越南抗法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共十一万六千馀支，各种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门和大批通讯、工兵器材及粮食、被服、医药等军需物资。中方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共二十三支队，九十五个团另八十三个营，总计三十二万馀人，最多的一年达十七万人。

　　中共和越共这一对“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反目成仇 ？从战争年代的档案中其实已有迹可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李丹慧研究有关档案后发现，中越两国关系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於国际冷战 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的制约和影响；中苏关系及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她指出，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苏联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动；後来中国为了抗衡 苏联而改善中美关系，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变了初衷又要强人所难之嫌。

　　其实，就是在越战期间，民族主义感情也高於战友关系。当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钢铁厂和纺织厂学技术，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们，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一带的优质民居腾出来让他们住。他们也一直对上海人民怀有好感。可是，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却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令上海吃惊的是，北越人策划在尼克松访问上海的时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议的横幅。此事被中国方面及时发觉，预先做足了防备措施。在尼克松到访上海期间，北越人受到所在单位和部门的“热情款待”，又是带他们到景点去参观和游玩，又是领他们去高级饭店美餐，哄得开开心心，总算避过风头。双方都嘴上不说，但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中越民间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国学者杨奎松、沈志华论及上述变化时表示，中国的立场是从主张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从反对越美和谈转向联美抑苏，一直发展到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造成了後冷战时期另一种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

　　李丹慧还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实际利益，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藉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而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在中越两党这一对欢喜冤家的恩仇记中，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意见有时左右了局势，深化了矛盾，加上两国之间历史上从属关系遗留下的成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利害关系，更使积怨日深，以致连蜜月时期的频繁交往及好话说尽的外交辞令也无法消融这些嫌隙，最後使关系迅速裂变。

　　共产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往往可由两国领导人的言辞交锋中寻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英译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领导人七十七次谈话的珍贵记录文本。中国学者据此向越南学界覆核其中一些资料，加上注释，除选出一部分译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则引入各自相关论文中。

　　会谈记录显示领袖性格

　　这些谈话记录了一些事件的蛛丝马迹并再现了领袖的独特风格和魅力。譬如毛泽东经常谈笑风生，以幽默口吻议论天下大事，其个人意志乃两党两国关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他主导了这种变化的趋势，也因此影响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邓小平则坦率直言，对越南方面的误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从他的谈话中正可领悟，七十年代末邓决定教训越南原来早有伏线；而周恩来的耐心细致，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主意，似也可略窥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笋外，参与最多会谈的就是越南的总理范文同。这些谈话记录将为研究两国、两党的微妙关系提供新的历史证言。

　　东西方学者反思越战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些学者正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反省和总结，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於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在香港大学举行。会议由港大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越南、美国、俄国、挪威的二十六名学者。

　　参与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史研究室等智库。他们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根据美国、苏联解密档案、越南有关文献和中国有关资料、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辛， 同时阐述了许多新锐的论点。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一九**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提出了新论点，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著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作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道，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


俄邀美国合造安-124巨型运输机 乌克兰严重不满
http://news.ifeng.com/mil/3/detail_2010_05/29/1565125_0.shtml

2010年05月29日  中青在线-青年参考  

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式上亮相的安-124运输机（资料图）

负责军工发展的俄罗斯副总理伊万诺夫，日前在访问美国时表示，莫斯科愿意同美方联合生产安-124重型运输机。绰号“鲁斯兰”的该机曾被誉为苏联航空工业的骄傲。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网站5月21日载文，对这一消息予以关注。

据了解，俄罗斯现有的安-124运输机都是苏联时代生产的，很多被美国公司租用，租期延续至2016年。伊万诺夫5月18日表示，俄美双方可以成立联合工厂，共同生产新款安-124，“我们将分享飞机的知识产权。”他还称，美国客户可以购买军用和民用两种版本的安-124。从成本上讲，这些飞机最好还是在俄罗斯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生产。当然，俄美双方今后共同分享技术也没问题。

实际上，与美方合作制造安-124的主意，最早是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的。去年11月，梅德韦杰夫访问位于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航空之星-SP”飞机制造厂时曾表示，空运行业的利润十分惊人，俄罗斯应该在这一领域努力发展，“同美国人合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安-124由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上世纪8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的重型运输机。放眼世界，可以与它一较高下的只有美国的C-5运输机，但后者的性能仍有所不如。安-124的货舱容积为1013立方米，载重可达150吨，起飞重量405吨，相当于C-5的1.25倍。

俄专家表示，安-124的出色性能有助其轻松占领市场。即使现在很多国家都倾向于采购本国制造的运输机，但一旦碰到过大过沉的货物时，还是得求助安 -124。

俄《观点报》5月20日刊登的评论文章认为，重型运输机市场潜力巨大，俄罗斯尽管拥有先进机型，近些年在市场开拓上却进展不利。为改变被动局面， “我们有必要同美国合作，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靠独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乌克兰《运输产业》网站同一天则声称，俄罗斯希望同美国一道制造安-124的建议是让人惊讶的，也是让人不满的。因为，该机目前是由俄乌两国合作生产，俄罗斯在向美国递出橄榄枝时，却没有同乌克兰方面商议。不过，到目前为止，美方尚未就这一问题做出最终表态。（岳明）▲◆★●■☆


美国富人为何如此热衷慈善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5月30日电／广州日报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如下：

　　在美国社会有大大小小上万个民间公益基金会，它们独立于政府。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予以鼓励，同时用相关的法律予以监督。专门做美国研究的资中筠认为美国基金会之所以如此庞大，“更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和社会价值”。

　　资中筠介绍，美国现代公益事业与传统的慈善活动不同，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其目标是“治本”，美国不少基金会的口号是“向贫困的根源开战”；二是有组织、科学地用钱，其有健全的组织架构，每笔钱的用途都会加以严格评估；三是“授人以渔”，不是“授人以鱼”，其主要是帮助人自立以摆脱贫困，很注意避免养“懒汉”。因此，美国的基金会所开展的项目虽然林林总总，但教育和健康领域始终是最集中的关注点，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健康的体魄，就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从上世纪末开始，这些基金会更加侧重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一些大基金会与联合国有关机构联手合作，这也成为现代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面。

　　在资中筠的观察中，美国人普遍认为，发财是自己有能力，但发了财就应该回报社会，每个公民、包括每个企业都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公益捐助在美国不但被看作是一项义务，而且是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从全社会的价值观而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人们为社会尽义务。

　　20世纪初，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尖锐社会矛盾催生公益慈善事业

而美国则是较晚一些，它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生产力大大发展，财富的积累速度是空前的，任何一个社会无法比拟，而且财富主要集中在私人手中，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也尖锐化，而且政治也有腐败的趋势。它的政治腐化都是些诸如大资本家与国会议员勾结，在国会中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法令，还有一种就是分赃。在此形势下，在社会中必然出现各种力量或者反抗，或者平衡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

　　美国当时是如何缓解这种尖锐的贫富矛盾呢？第一是加强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第二是建立健全政府的福利政策。此外，就是大力推行私人的慈善公益事业，这对缓解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起了显著作用。

　　重点捐助教育与医疗

公益事业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就是慈善事业，只要有贫富悬殊的地方就有慈善事业，特别是在欧洲国家的教会，它的责任之一就是搞慈善事业。一般说来，一个社区的富人有责任捐钱捐物给社会，由教会再分发，这是最古老的形式，后来由法律将其确定下来。法令规定，教区的富人必须为穷人捐钱物。这是一种传统。但是说到美国，之所以称现代基金事业是一个新事物，就是它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它是有组织的，它自称是治本不是治标的，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基金会的捐赠是有组织的，它的资金的管理使用的是现代的管理办法，在给出方面又是有目的，有理念的，主要是以对社会的根本问题进行救助为观念。

　　洛克菲勒等美国早期慈善家认为，弱势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越穷越上不起学，所以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同时营养不良导致健康状况不佳，就无法与别人竞争。这样一来，它就失去了竞争能力，所以早期的一批公益家的关注点在于教育，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医疗卫生。当然他们各有自己的重点，像洛克菲勒就是大量捐赠医疗卫生，像那时的青霉素等很多发明都是他资助的。所以在早期，美国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教育中，各种社会基金会起了很大作用。

　　我一直喜欢举这样一些数字，就是在卡耐基基金会建立初期它捐赠给教育的经费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是500万美元，它一家就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一年的教育经费。不管怎么样，它的富可敌国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包括比尔.盖茨，据说比尔.盖茨最喜欢读的文章就是卡耐基的文章，他的文章讲了现代公益社会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人们要在生前把财产捐出来，卡耐基自己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所谓的体面生活是要全社会认可的，花钱的智慧和赚钱的智慧是一样的。

美国的教育台就是福特基金会和美国电台发展出来的，没有广告，专门搞教育的。像“芝麻开门”这样的项目，是刚开始有电视的时候，有些上不起学的孩子可以在家里接受教育。类似这样的有很多的划时代的东西。

　　这里面还有很多社会原因，为什么这个会产生在美国？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多财富集中在私人手中，而且集中得这么快；第二，就是思想方面的原因。相信人只要受了教育就能提高；三是他们这批人都是社会的受益者，有很强的主人翁精神，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社会变得更好。

　　美国政府通过免税政策鼓励捐赠，并对慈善基金或组织进行严格管理

　　慈善基金产生后，美国政府1917年出台了相关的免税政策鼓励捐赠。政府税法甚至鼓励不是很有钱的人也可以从自己的工资中捐出一部分来免除自己的所得税，所以后来捐赠就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监督这些非营利组织是否在做规定中要做的事情，要是借此逃税，或是用这部分钱来做生意或替企业做宣传，这都是不允许的。这些法律也不是一天就完成的，是几十年来经过无数次听证会，才使基金会有了比较健康的发展。现在执行的税法基本上完成于 1969年，后来还尽管还有些调整，但是格局没有变。这个税法中规定了什么是非营利组织，什么叫公益组织，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中最不可以做的就是不能够搞政治活动，就是不能用受捐的钱搞竞选、游说等。同时基金会自己也有股票，也是可以增值，有专门的人管理这些增值，但是不能用这些钱来炒股赚钱。所以后来就有一个规定，说基金会必须每年用去每年资产的5%，所以他们要经常向国会去报账。

　　慈善基金具有很高的透明度

美国慈善基金的透明度很大。1969年的税法规定他们每年要向税务局作报告，陈述他们要做哪些项目，需要多少钱，资产是多少。因此他们每年都有年鉴，在网上也可以查到，所以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我到卡耐基在纽约的基金会时，曾询问过他们每年的资产有多少，那位小姐就给我打印出了一份很详细的报表。这跟企业不同，它没有什么秘密。它的透明度保证了它的较少腐化。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很必要的条件，一方面有政府的监督、完善的法律、一定的理念，还有就是美国的这种志愿精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些是他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因此现在公益事业未必都是富人所为，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捐点钱。总而言之，每个人都要捐点钱，或者做些义工。一方面，我们认为美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讲究个人奋斗，残酷的竞争、淘汰；另一方面，没有这些公益精神，这个社会维持不到今天。

　　美国公益事业所占的比例大概占GDP的3%～4%。自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它代替不了政府的福利政策，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些保守政府，比如里根、小布什，都要降低政府的福利举措，许多人称为劫贫济富，就是又将大量的事情推给私人，当时就有很多人批判他们。目前私人的公益事业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仍然代替不了政府应该负的责任。美国尚且如此，在别的国家更是这样。（资中筠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有删节）

　　讲演者小传

　　资中筠，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师从钱钟书。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曾任《美国研究》主编。着有《战后美国外交史》、《财富的归宿 ——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等。▲◆★●■☆


美放宽对华高端出口　核能合作料成新亮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分析人士预料，未来中美在民用高科技方面，特别是在清洁能源等领域有望最先获得突破。其中，核能合作或将成为一大重要新亮点。图为中美合作的浙江三门核电一期工程。新华社图

　　中评社香港 2010年5月30日电／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虽然已经结束，但对话成果蕴含的个中新意，仍值得解析和玩味，其中消除对华输出高科技产品限制问题，可谓这场中美博弈结局的一大看点。尽管双方未在对话中就此达成任何实质成果，但美方的积极表态仍留给外界期待与遐想空间。有分析人士预料，未来中美在民用高科技方面，特别是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及新材料领域，有望最先获得突破。其中，核能合作或将成为一大重要新亮点。

　　文汇报报道，为期两天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达成大量成果与共识。这其中，由来已久但又最具新意的，可能要属高技术出口管制问题。对话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明确表示希望了解美方关于逐步消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障碍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美方就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包括美国政府评估中国政府就出口管制问题提出的关注。

　　美表态虽积极　尚未见行动

　　此前，提前来华为对话铺路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已高调抛出橄榄枝。他说，“美国正在重新检讨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未来数月可能会有更多相关消息宣布。”而在去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时也曾表示，愿意采取措施增加对华高科技出口。

　　尽管美方表态积极，却迟迟未有太多实际行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指出，美方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的消除问题实质上取决于其对华信任度，未来是否开放及具体清单，更取决于同一技术可用于军事用途的距离。同时，美国还认为中国军事不透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据了解，美国目前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从2007年起执行，在美国商务部的管制清单中，包括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

　　取消出口管制　中美方可双赢

　　今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专门成立“出口促进内阁”，并定下在未来5年内将美国出口额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但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不景的今天，美只有对华出口大幅增加，这项定得有点高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而美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有利于解决贸易不平衡，还可实现中美互利双赢。

据海关统计测算，如果美国放宽管制，其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600多亿美元。未来15年，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20％至40％，到2020年中国仅在集成电路、机床和民用航天领域的进口需求就高达6，000多亿美元，但其中恰恰有大量产品受限于美国出口管制。

　　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双方对清洁能源合作怀有强烈意愿，美践行“出口倍增计划”，在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及新材料领域，美国有技术，中国有市场，双方最有可能获得突破性合作。

　　核能合作料成新亮点

　　在中美此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签署的8份合作文件中，中美续签1份关于进一步加强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核安全合作的备忘录尤为引人注目。

　　据多位业内人士透露，与之前多份协议相比，此次中美新增了核安全监督员的交流内容。据称，西屋AP1000核反应堆技术在世界上并没有示范与先例，中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分析人士认为，加强核安全合作未来或成为中美高技术领域合作的一大崭新亮点。

　　中美建核电站　将占世界一半

　　网上资料显示，中美曾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确定中国将引进美国西屋AP1000核电技术，在中国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建设4座AP1000核电机组。

　　据了解，中美合作的AP1000核电技术属于第3代核电技术，是目前全球核电市场中安全性好、技术先进的商业核电技术之一，具有较大的市场推广潜力。有业内人士向本报透露，中美在上述项目的进程曾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目前项目进展顺利，质量可控。

　　官方预测，未来数年内，中美新开工建设核电站的数量，将占世界新开工建设核电站的一半以上。有分析人士认为，未来，加强双边核安全合作或成为中美高技术领域合作的一大亮点。▲◆★●■☆


中国精神病患者过亿重症者逾千万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5/100529_china_mental.shtml

人群

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一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以上，其中重症者人数超过1600万。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周六（5月29日）报道说，依照国际有关健康状况以及各类疾病的衡量标准，精神疾患在中国疾病中排名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和恶性肿瘤等疾患。

报道说，中国精神疾病数量约占全部疾病数量的五分之一，而且预计这一比率到2020年将升至四分之一。

《瞭望》周刊指出，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数量，中国社会在救助、监管方面普遍不利，不但使精神疾病患者深受其苦，也导致精神疾患频繁出现发病肇事、危害社会的行为。
缺乏重视

据《瞭望》介绍，在上周三（5月19日）至本周三（26日）短短一周内，中国就连续发生多起精神病患者行凶杀人事件，其中包括杀死自己的亲人。

另据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对1984年至1996年共13年间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所得的结论，患有精神疾病者1248例，约占82%。

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精神疾患状况达到如此严重程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精神卫生法规不健全，使精神疾患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受到严重影响，精神疾患人员在治疗、求医、就业、救济等方面遭受歧视。

其次是防治体系薄弱，专业机构及人员严重匮乏。

据统计，截至到2005年底，中国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有572家，床位13万张，注册精神科医师 16000多人。平均床位密度为每万名患者1.04张；平均每十万名患者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第一流氓才子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fe270100jga1.html?tj=1

   2010-5-28  意外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出版界人士的来信，告诉我，他们马上要重印一本备受非议的文学史研究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

尽管鲁迅文章里多次出现过的“才子+流氓”，事实上并非专指郭沫若，但是，许多人都以为指的就是郭沫若。这种误会，其实倒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郭沫若就是一个才子+流氓式的人物。

郭沫若究竟是否才子加流氓的问题，本人向来不感兴趣，这里也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是，就书论书，我认为，郭沫若先生初版于1971年的《李白与杜甫》，的确是一本流氓才子书。

我这里所说的流氓，并非指作者郭沫若先生的为人处世或者说人品，而是指他在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时的功利心理和蛮横态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鲁迅语）。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郭氏写这本书，是希旨行为。因为，毛氏曾表示，他比较喜欢李白，对杜甫则不太感冒。其实，在得知这个旨意以前，郭氏不但并非“扬李抑杜”派，他甚至曾经把李白杜甫称做“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郭氏对于杜甫态度的转变，是否完全源于希旨，恐怕很难论证了。但是，从《李白与杜甫》一书看，郭氏“扬李抑杜”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郭沫若先生的“扬李抑杜”，从目录的措辞，便可以一目了然。《李白与杜甫》一书分如下三个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三、李白杜甫年谱。其中“关于李白”部分的标题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李白的家室索引”、“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李白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败”、“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悟”、“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关于杜甫”部分的标题是：“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 “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除去“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 “杜甫与严武”、“杜甫与岑参”、“杜甫与苏涣”这几节之外，其他各节基本上都有褒贬之别。关于李白的，不是中性措辞（生于中亚碎叶、家室索引），就是带有同情色彩（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在长流夜郎前后）、赞赏意味（觉悟）。而关于杜甫，不是不屑（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便是幸灾乐祸（嗜酒终身）。众所周知，李白与杜甫是莫逆之交，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都有相似性，所有“关于杜甫”部分的标题，其实也都适用于“关于李白”的部分。郭氏的区别对待，存心是不太厚道的：“文革”期间，断言一个人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和生活，就等于彻底否定了这个人，这个人就属于必须批倒批臭的对象，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最后还要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总之是，万劫不复。

宋代以降，“扬李抑杜”的人有不少，但是，他们基本上都限于艺术评价范畴。即使有人身攻击的色彩，也是相当含蓄的。没有一个人，是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生猛的，对杜甫实施人身攻击的同时，又加以致命的政治宣判。

《李白与杜甫》的流氓性，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证上表现得更加赤裸裸。“关于李白”部分的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表面看不含褒贬，其实，整篇的内容，全都是他“扬李抑杜”的阐述。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其三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这原本是李白的比喻，把洞庭湖水比作美酒，刬却君山，洞庭湖水便一望无际，也就等于美酒一望无际，美酒更多了。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这样理解的。他认为，李白的“刬却君山”以铺平湘水，是因为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扩大耕地面积。然后，种出粮食，酿成美酒。他说，“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他的结论是：李白“刬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是“真正为了人民”。跟“刬却君山”类似，《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中的“捶碎黄鹤楼”和“倒却鹦鹉洲”，也不是一般的醉时豪言，而是因为李白“不满于中国的风景区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 “他是想破立一番”。也就是说，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已经有了“农业学大寨”和“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

大约是“扬李”比较有难度，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郭沫若先生也只能自说自话地提出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比较富于平民性、人民更加喜爱李白的说法——杜甫描写李白的“长安市上酒家眠”被当做李白“同市井平民亲近”的证据，旧时乡村酒店的灯笼或酒帘上爱写“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而没有“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被当做人民更加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的证据。

因此，《李白与杜甫》一书，更多的是“抑杜”的篇幅，或者说，《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抑杜”思想的阐述上。这部分的阐述，“精彩”段落实在太多，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选取《杜甫的阶级意识》一节的部分内容，做一点儿简单的介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奉先咏怀》）是杜诗名句，深刻揭露、辛辣批判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千余年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还是会受到震撼，会被诗人敢于为穷苦百姓仗义执言的精神所感动。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这样的。他在承认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后，也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按照郭沫若先生的逻辑，杜甫如果真的是为人民百姓利益考虑的，他就应该立刻去发动农民起义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去梁山泊，或上井冈山，去推翻统治者，消灭地主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某某主义社会。

“三吏”、“三别”历来被认为是杜甫诗歌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风格的典范作品。作品中饱含的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体恤弱小等情怀，感动着一代代的读者。因为有研究专家称赞“三吏”“三别”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就大为不满，逐一进行了批驳。《垂老别》和《潼关吏》两首作品，郭沫若先生没有直接、明确的批驳意见。其他四首，他都有所批驳。

他认为《新婚别》“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因为，“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个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写得不够真实。

《无家别》是“三吏”“三别”六首作品中郭沫若先生评价最高的一首。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点大大的不满：杜甫只提出问题（战乱时期百姓难以生存的问题），没有写出答案。郭先生认为答案只能有两个，“只好造反”和“没有办法”。他根据杜甫诗歌的“情调”和诗人的“意识”，断定杜甫所能提供的答案只能是后者，即“没有办法”。

郭先生也肯定了写《新安吏》的诗人有同情心、表示了相当的愤激，承认“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都“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郭先生对此非常不满，他断言：“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又一首关心人民疾苦的名作。但是，这一首诗令郭沫若先生不满的地方也更多。“……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就还要讲究。”因此，他认为，“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杜甫不该“怨天恨人”。更使郭先生吃惊的是，杜甫竟然“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而自己的孩子则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对这几句诗，郭先生也有新的看法：“…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

总而言之，对李白，郭氏是回护有加，而对杜甫，郭氏则极尽求全责备之能事。

宋代以来的“扬李抑杜”和“扬杜抑李”的论著，我都读过一些。我认为，以论述过程中的上纲上线、信口雌黄而言，古往今来，无一能望《李白与杜甫》之项背者。换言之，没有比《李白与杜甫》更流氓的了。一本书，能流氓到如此地步，我们除了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太有才了！”还能做些什么呢？！因此，我称郭沫若先生的大作《李白与杜甫》为流氓才子书。一本书，能够流氓、有才至如此地步，其阅读与收藏价值是不必说的——好一本反面教材啊！（丁启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