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三峡工程始终有争议　不能苛求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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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叫‘三峡后’，有的说叫‘后三峡’。叫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后面的事情应该干”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学习期间就到万县农村搞“四清”，一直到80年代前期执掌重庆钢铁集团公司，蒲海清对三峡工程都是“听说过、没想过”。但接下来二十多年，他与此事难分难解。

　　1985年，他调任四川省计经委，当年被选为四川省副省长兼计经委主任，代表四川参与三峡移民论证工作。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后，他一度成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称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下称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拟任人选之一。

　　1997年，他是重庆直辖后的首任市长，兼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

　　2001年，他最终“回到”国务院三峡办，两年后接任主任，直至2006年退离行政领导岗位。

　　这几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他曾两次入三峡调研考察，尤其是生态环境。日前，阅完本刊近期数篇三峡报道后，在国务院三峡办，蒲海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峡工程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论证与建设，争议始终相伴，政策几经调整。蒲海清认为，不能以今日标准苛求往日，应与时俱进看待之。

　　他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论证期，他既非三峡工程“主上派”也非“反对派”，他坚信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科学决策；现在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英明的，三峡工程是“伟大的、当今世界第一的工程”，“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在那里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定与中央保持一致”

　　《瞭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论证三峡工程时，你在四川省当领导，当时四川省领导层是什么态度？

　　蒲海清：当时省里有一些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因为当时有些专家也有不同看法，说治水要先支流后干流、先上游后下游，先干流缺少经验。再者，从地方经济受益上考虑，先建支流工程对当地效益更直接。
　
我1985年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后，曾向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汇报，建议向中央表明两个态度：一、四川省委省政府一定与中央保持一致，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二、希望加快对二滩、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俱在四川省境内）的论证，早点做准备、早上。

　　《瞭望》：这也是你个人的态度？

　　蒲海清：这是省委、省政府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我当时对三峡工程了解确实不多，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中央要办的事情，必须服从。

　　由于我对三峡工程整体上是支持的，当时又年轻，因此1992年10月开十四大的时候，钱正英同志（水利部原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我都是党代表，她就征求我对去三峡办做主任的意见。我考虑了一下，第二天找她汇报：这个工程既有政治性，更有科学性、技术性，是个伟大的综合性工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影响都很大，但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是学钢铁的，不是学水利的，很多技术问题无力决策，怕工程建不好，给中央带来负面影响，建议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有专业知识的人去干。（注：次年，原湖北省省长郭树言任三峡办主任。）

　但人生难由己，后来我还是到了三峡办。

　　《瞭望》：你来到三峡办后，作为综合主管机构负责人，遇到过什么争议、冲突，是如何化解的？

　　蒲海清：大的争议已经少多了。当然也会有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争论很大的导流底孔封不封堵。2003年135米蓄水后，张光斗院士（时任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多次给我写信或者面谈，要求在156米蓄水前封堵导流底孔。他讲，如果导流底孔不封堵，遇到洪水，就会被侵蚀，孔越冲越大，大坝就有溃决的危险。另一部分人，如陆钦侃（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家组顾问）等，就坚持反对，认为不能封，要留着冲沙。

　　我请教了很多专家，张光斗是水利泰斗啊，别人不太好意思表态。我又请教钱正英副主席，她说，可以堵，没得问题。后来钱正英副主席就打电话给潘家铮院士（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说，“不能让蒲海清来表这个态，他不是专家，说不清楚这个事情。”最后就由潘家铮表态，可以堵，“有问题我负责。”

　　定下来后，那个夏天我天天提心吊胆睡不好，就怕遇到特大洪水损坏导流底孔，但是没有。

　　又如2002年，左岸大坝曾出现裂缝，有报道讲“连拳头都能伸进去”。事实上只是表面裂缝，按潘家铮院士的讲法，国际业界普遍认为“无坝不裂”。我是搞冶金的，知道钢材是不能有裂纹的，大坝虽是表面裂缝，但还是觉得问题不小，就去请教钱正英副主席，她也认为表面裂缝不是大问题。后来建右岸大坝的过程中，通过改善混凝土的配料比，加强管理养护等措施，没有出现裂缝，这是超世界水平的。

　　再如泥沙问题，黄万里先生（清华大学教授，2001年去世）曾担心会像三门峡工程那样淤沙。长江不同于黄河，水的含沙量差别很大，依现在情况看来比较好。但这仍不能马虎，既要心中有数，又要注意观察。我们要求泥沙专家组每年提出报告，看具体情况如何、变化发展情况如何……

　　发电单位总希望早点蓄水、晚点放水，从排沙、防洪考虑又要晚点蓄水、早点放水好。为什么以前定10月1日开始蓄水，就是考虑在9月中旬冲沙。现在泥沙少了，就可以提前蓄水。
三峡工程的管理体制创造了很多经验，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务院三峡建委以前都由总理当主任，一个副总理当副主任。三峡办不到100号人，是公务员，和三峡总公司没有经济关系。还成立了质量检查专家组、设备检查专家组、工程稽查组，组长、成员都请国内有关方面的权威、专家担任，在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瞭望》：一直到前几年，陆钦侃等人还屡次上书中央，你介入处理过程了吗？

　　蒲海清：他们写的信，中央有关领导批过来，我们就找专家，把意见收集起来回答他们。一是表示欢迎他们对三峡工程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介绍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将如何处理。

　　像移民、生态、泥沙、污水处理、学校迁建、交通、地质灾害处理等，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后来我们采取很多措施，通过政策调整、加大补助、捐赠、对口支援，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清水下泄对下游的冲刷，也在研究并采取措施。所以我讲：反对三峡工程的人，也是为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做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不少建议和意见都在实践中采纳了。

　　“不能简单讲‘估计不足’”

　　《瞭望》：1985年你以四川省副省长身份参与移民论证，提了些什么意见？

　　蒲海清：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移民后靠、种柑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还有一些国外的友好人士提出在库区建两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把百万移民顺利安排了，看来也不现实。

　　我做副省长兼任计经委主任时有一个经历：四川有个升钟水库，移民后靠以后，海拔提高了，带来很多问题。我去调研发现，一是粮食减产。后靠以后，种粮的土地海拔高了一些，无霜期减少，气温降低，土质变薄，收成比原来减半，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个实践。第二个也是过去想不到的，蓄水后，水位上升，形成许多河汊、库湾，道路交通成问题，对库区生产、人民生活、学生上学等带来很多问题。

　　有了这个经历，我们向主持论证工作的钱正英同志汇报，她很重视这些问题。她赞成开发性移民的方针，要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对后靠的问题，她要求采取多种方式，不能光靠种柑橘。

　　三峡移民的经费和过去、和1992年以前的移民比是较好的，人均两三万，在1992年看来，整体上还可以。但现在看来不能满足“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要适当调整。

　　《瞭望》：1999年加大了三峡移民外迁力度，这个政策是如何调整的？

　　蒲海清：这已是朱　基同志当总理兼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主任时决定的了。我们反映过，重庆的环境容量太小了，有的移民就三分多地。

　　中央在征求意见时，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同志等都赞成外迁，各省分摊一点，所以后来有19.6万人外迁出去（包括自主外迁和在重庆市、湖北省内库区外的安置）。

　　19.6万人迁出去以后，大概在2005、2006年的时候，钱正英同志还跟我讲，希望再移20万人出去，更有利于生态和环境保护。
 
《瞭望》：2007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三峡工程移民投资概算，新增投资79.5亿元，有何内情？

　　蒲海清：随着移民工作的深入，过去测算的人数、考虑的情况等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国务院三峡办已在此前向国务院三峡建委提出了在总投资内调概的报告。后来，一位在重庆挂职的公安干部在三峡库区调研后，写了个报告，锦涛、家宝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要求针对移民稳定和库区发展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根据调研情况，我们请长江委设计院进行科学测算，中咨公司等权威机构进行评估，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各部门一起审议，最后经国务院三峡建委会议确定了具体调概事宜。

　　《瞭望》：当初可行性论证结束时，推算出来的移民人数是113.2万，现在三峡办公布的移民人数已达到了近130万，为什么？

　　蒲海清：人数增加有几个原因：一、当时一部分是逐村逐户统计，一部分是根据以往普查资料推算，这样不会很精确，就算全部是实测，也存在没有户口的人居住在淹没线下等情况；二、占地移民增加，当时算得不够，后来迁建占地扩大了；三、外迁移民增加，比如一家8个人，只有6个人需外迁（另外2人的土地或房屋在水位线上，不需外迁），实际上剩下2个人也得迁走；还有超生、婚嫁问题，避灾迁移等等，各种因素叠加。

　　《瞭望》：政策调整是否说明当时估计不足？

　　蒲海清：三峡工程通过几代人的勘察、调研、测算、论证，我认为是我国做得最深入、最细致，设计和概算都比较精确的一项工程。最近二十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三峡工程总投资仍未超过概算，你能再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吗？移民投资超过最初的概算，而工程投资节约了，这一增一减，正说明符合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方针。

　　我认为要与时俱进地认识这些变化，我们不能要求当时的设计者一定要准确预测到这些，比如谁能想到今天农民不交农业税、小娃娃读书不交学费…… 不能简单讲“估计不足”。当然我也赞同陆佑楣院士的说法（注：原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资源所在地的居民没有得到资源开发的好处，这是大的分配不公的问题”，建议三峡电力提价回哺库区。参见本刊今年第12期《陆佑楣答疑三峡工程》），要从三峡发电利益中出一部分用于库区建设。我觉得每度电2毛5分太便宜了，不利于我们发展清洁能源。起码要3毛，增加5分钱，这样一年就有约50亿元，解决库区的问题。

　　“重大工程都应有后评估”

　　《瞭望》：现在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在做后续规划，但陆佑楣不赞成“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这个提法，你怎么看？
蒲海清：“后续工作”是我考察巴西伊泰普水电站回来后提出来的。陆佑楣院士说的是对的，按原来的设计，工程任务完成后应该有个句号。但我说的也是对的，三峡工程完工以后，要考虑后面的工作还需要做什么。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叫“三峡后”，有的说叫“后三峡”。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后面的事情应该干。

　　按全国人大批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建设内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工程院做了阶段性评估，认为“三峡工程规模宏大，效益显着，影响深远，利多弊少，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杰出工程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将得到广泛而久远的称颂”。对这一段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根据现在的认识，三峡还需做什么应有一个规划，工程院在论证时也提出了好的建议。

　　《瞭望》：对后面的工作，你有何具体建议？

　　蒲海清：首先，我建议结合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把库岸周边地带的一部分人搬出去，建立库周生态屏障区，这对解决面源污染、保护一库清水以及库区减载等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还强烈呼吁把三峡工程作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巴西人提到伊泰普，没有不伸出大拇指的，他们为之骄傲。伊泰普从发电收入里拿出一点钱，还有社会上募点资，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参观，改造过去的工棚，用计算机把建设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巴西的学生、各国公众去参观，有专门的讲解员。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巴西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顶呱呱，世界一流，是集中国人民智慧的一个伟大创举，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伟大工程，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为什么不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该免费参观，可能的情况下还对参观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还有一个建议，要理顺流域管理体制。美国有一个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管七个州的资源分配，49个水库，统一调度，不浪费一滴水，发电利润统一分配到七个州搞建设。我们长江流域的管理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调度，这一点我也赞同陆佑楣院士的意见。金沙江上有723个装机5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至少是做过初探的。其中有民营的，有股份的，有国有的。如果将来一起蓄水，下面怕是会断流。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有权威的调度，而且要像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现在的管理一样，由一位副总理来牵头。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再一个，三峡工程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这是尊重民意的体现，是民主的决策，科学的决策。既然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就应该在全国人大的监督下，看这个工程建设的情况如何。重大工程都应有后评估，重大政策也应有后评估。工程最终验收要到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至少三年，但现在工程基本完工，应该有个说法，起码要把中国工程院做的阶段性评估告诉全国人大代表，告诉人民，三峡工程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该完工了，还有什么工作要继续做。（来源：《重庆日报》）▲◆★●■☆


大国角逐中亚　形势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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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9日在塔什干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谈。新华社图

　　中评社北京 2010年6月10日电（评论员　齐云鸿）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开始为期四天的中亚行程。中亚历史久远，邻近欧洲但地处亚洲西北部，处于欧亚大陆边缘交接地带，带有大陆边缘性质和特点，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种族、多样文化和大国交融互动的洗礼。

　　中亚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地理位置相对独特，也带有比较完整相似的地域特点、政治文化、多种族风情和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宗教信仰。中亚民族成份复杂，各国都属多民族国家。中亚各国独立后，领土纠纷成为各国间最大争端，虽然局势己暂时稳定但仍是影响地区稳定的隐患。按照俄罗斯学者说法，中亚至少有19个争议地带，边界争执还夹杂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水资源争端。世俗特征与宗教因素同时存在、相互交织，东正教、基督教、犹太教在此都有信徒。中亚五国总人口将近6000万，其中穆斯林人口为5000多万，绝大多数信仰教义相对温和的逊尼派。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再次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伊斯兰影响尤为突出。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物资源，大部分尚未被开发。据称已探明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地区，超过2000亿桶（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正在跃入石油生产大国俱乐部行列。根据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统计，哈萨克2006年每天生产146万桶石油，相当于每年生产6610万吨石油，而本国只能消费 1006万吨。如果按每桶原油80美元价格计算，中亚已探明的2000亿桶石油就是16万亿美元。中亚的天然气已探明储量也非常丰富，初步预计达数十万亿立方米，其中土库曼斯坦年产天然气600亿—800亿立方米，大部分用于出口。

中亚还有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资源。哈萨克斯坦的钨、铬储量居世界第一，铜、铅、锌储量居亚洲第一。乌兹别克斯坦的黄金储量居世界第五。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都蕴藏着丰富的铝、锌、钨、锑等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哈、乌等国的铀矿储量可观，均进入世界前十。中亚还是世界主要产棉区之一，乌的棉花产量排在世界前列。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就人均GDP而言，目前哈为8千美元以上，土库曼斯坦为4000多美元，乌接近1000美元，吉为600多美元，塔为400多美元。

　　中亚五国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地位更为注目，已不仅是地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而是经常被国际政治学家和大国首脑关注的战略地区。独立以来至今，美国、法国、土耳其等西方大国和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与军政要员，以及俄罗斯总统、外长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到访；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也不断应邀出访，成为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土耳其、韩国等众多国家的座上客；一些名商巨贾更是纷至沓来。中亚国家努力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中亚安全议程，积极利用大国平衡外交但也有一定风险。

　　中亚五国仍面临犯罪、腐败、恐怖主义、改革不确定等相似的安全挑战，各国间的合作依然面临阻力。吉、塔的关系未来很可能因民族和领土纠纷而出现关系波动，各国内部改革和发展进程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吉统治基层集权特征比较明显，总统亲信掌握许多部门和权力，私有化进程中分配严重不公，引发反对派和民众不满，2010年4月上旬发生剧烈局势动荡，总统巴基耶夫出逃并宣布辞职，吉局势短期内恐无法稳定。

“三股势力”影响明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外来传入后，一些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政府反对派相勾结，　打着宗教幌子兴风作浪。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宗教极端主义不惜代价发动“圣战”，在中亚地区广募信徒，进行反美反西方恐怖活动。由于美军已进驻中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大本营一时遭遇重大打击，但“三股势力”仍有活动。2005年在吉、乌发生的骚乱中，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十分猖獗。

　　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权更迭事件后，美国等国普遍担心在该国南部费尔干纳盆地蛰伏的“三股势力”会再度活跃。中亚国家支持反恐但避免向阿富汗派兵。受到国际恐怖组织财政支持或得益于毒品贸易，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继续从阿富汗进入中亚。所有中亚国家领导人担心如果被迫承诺进入阿富汗反恐，将严重损害他们在国内平衡极端与世俗两股竞争性势力的能力。

　　总之，在当前和今后发展前进的道路上，中亚国家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但利用较好的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处理各种内外关系，中亚国家依然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局势稳定。▲◆★●■☆


中国不满美国对台军售仍冻结双边军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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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0日 东方网6月10日消息：据俄罗斯《独立报》6月9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期望的中美关系重启未能实现，中国仍在冻结双边军事联系，北京指责华盛顿对其推行敌视政策，主要根源在于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巨额武器，阻挠中国和平统一。

　　在新加坡国际安全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朱成虎指责美国推行对华敌视政策，美国对台军售就是明证，其唯一目的就是阻挠中国统一。他在驳斥盖茨时说：“中国人把美国人当作伙伴和朋友，而你们美国人却把中国人当敌人。”

　　盖茨希望在与朝鲜的冲突中得到北京的协助，美国认为是朝鲜发射鱼雷击沉了韩国的“天安”号警戒舰。中国拒绝批评朝鲜，朱成虎将军在反驳盖茨时特别指出，美国一味指责朝鲜，为什么却不谴责袭击驶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的以色列。

　　新加坡国际安全问题大会每年一届，中美代表团通常都在会议期间进行双边磋商，但是这次会议期间没有进行类似磋商，而且与以前的传统不同，美国防长本想在此次会议结束后访问中国，试图修复两国军事关系，结果未能得到邀请，这一罕见强硬表态显示中国对于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强烈不满。实际上在 5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期间，中国军方在评论美国战略时态度同样坚决。上个月在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期间，西方外交官在北京称中国将军是“驯服蛮夷”的专家，指的是过去的中国曾经自视为地球的中心，周围全是野蛮部落。作为反击，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关友飞少将当着美国官员们的面指责美国是一个“霸主”，正在策划包围中国的战略联盟，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事实证明美国视中国为敌人。

　　中国将军们对待美国的这种态度令美国官员非常尴尬，他们希望能够重启双边关系，准确地说，显著改善因华盛顿决定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武器而导致双边军事联系日益冷淡的状况。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盖茨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中国军方的行动违背了中国领导层的方针，试图阻碍改善中美之间的联系。他们指出，军人是局外人，他们的言论与中美战略对话的主基调不合拍，并不代表中国政治的主流。但是，从中国官方人士的言论来看，美国官员显然没有搞清楚，北京实际上对美国非常不信任，指责美国企图阻挠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将军在接受美国报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军队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不相信美国人真的以为关友飞将军的言论只是代表个人。

　　北京分析家们表示，美国无礼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崔立如指出，以前中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很难做出有影响的行动，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得到增强，美国已经到了必须考虑中国态度和立场的时候。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卡缅诺夫指出，不应夸大中美矛盾的程度，中国仍然需要美国这个中国商品主要销售市场，需要从美国得到高科技，但是中国对这些技术的依赖正在降低。此前中国成功促成了西方对华两用技术进口限令的取消，中国军事工业现在已经能自主生产第4代武器，这些都促使北京在和华盛顿对话中更加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媒体上不断发布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文章实际上对美国军工企业有利，他们想借此促使华盛顿增加武器采购支出。(编译：书山)▲◆★●■☆


后危机时代中国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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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6-9   作者: 史蒂芬·罗奇、译者: 君悦

　　亚洲成功度过了2008-09年的全球危机。作为过去3年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亚洲业务的主席，我有幸亲自见证了亚洲这种非凡的适应能力。在如今即将返回美国之际，我感到有三个经验教训非常引人注目。

　　首先，亚洲很好地汲取了1997-98年地区危机的沉痛教训。那场危机主要源于亚洲易于遭受国际资本流动变化的冲击。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匮乏，短期外债过多，实施刚性的汇率盯住制度，因此在热钱开始逃离之际，几乎没有幸免于难的机会。当泰国倒下的时候，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以及发展中亚洲的其它大部分地区也很快陷入了危机。

　　相比之下，对亚洲而言，最近这场危机主要是一场外部需求冲击。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前所未有地下滑了 11.8%，严重打击了这个出口主导型地区。亚洲各地无一幸免，要么陷入严重衰退，例如日本、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要么经济大幅滑坡，例如中国、印度和韩国。但亚洲在两次危机期间的外汇储备积累——从1998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至2009年的近5万亿美元——使其免于遭受了雷曼兄弟(Lehman)破产后的金融动荡。

　　其次，这里有中国因素。我的足迹遍及亚洲，决不会弄错亚洲以中国为核心的新特征。我记得，在亚洲危机之后，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写过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一定会取代日本，成为地区增长的龙头。大多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就连我自己也承认，转换的速度比我预期的还要快。

　　但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经济力量。过去10年，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全都调整了自己的对外出口方向：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曾经是美国；现在则是中国大陆。结果，“亚洲梦”现在更像是“中国梦”。这一点无疑在回归中国近13年的香港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我也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业务交易中再三看到这一点。

　　这让亚洲陷入了险境——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繁荣。但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视——最近的房地产和信贷泡沫，以及富士康(Foxconn)深圳工厂问题所体现的劳资压力，都突显了这一点。但就像行政手术措施看起来有可能抑制泡沫的危害一样，生产力迅速增长应该会抵消最低薪资延期上涨的影响，将单位劳动力成本保持在掌控之中。这并不是降低中国最艰巨的结构性要求——刺激私人消费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我希望，在中国的“十二五”（2011-16年）规划中，中国能够实现有利于消费的转变，从而满足这一结构性要求。这转而将为韩国、日本和台湾等东亚供应商提供支持。然而，如果不能推动这种转型，从西方吹来的盘旋不去的后危机逆风，就会削弱中国的增长动力。届时，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其它地区就可能陷入困境。

　　第三，亚洲不能只是因为安然度过了全球危机，就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发现了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里，困境的演变方式是无法预测的。2008-09年危机跨产品的蔓延方式与1997-98年的跨境蔓延截然不同。亚洲必须为不可避免的下次危机做准备，而不是陶醉于新发现的适应力的光环之中。

　　在这一点上，亚洲要做的还有很多。上世纪90年代末，出口约占发展中亚洲GDP的35%。1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45%。就在2008-09年危机的余震可能对美国和欧洲的需求产生长远影响之际，亚洲地区却已变得更加依赖外部需求。

　　在这种背景下，关键是亚洲要再次适应——转向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内部市场。如今亚洲在危机后必须要做到的是刺激私人消费——与上世纪90年代末危机后修复金融脆弱性的要求截然不同。

　　我看好亚洲——未来3年甚至会比我最近在该地区任职期间更好。我认为中国肯定已经明白——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国13亿消费者转变为内部增长的主要来源。

　　但在离开亚洲之际，我非常担忧世界其它地区并不明白这点。我尤其担心美国打击中国的持续论调——特别是美国今年即将进行中期选举。我害怕，前所未有的国内储蓄不足导致的巨额多边贸易赤字，会促使美国犯下大错——通过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寻求以双边“疗法”来促进就业。

　　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停止将自己的挫折归咎于他人。它应该自我反省，深刻明白自己是自酿苦果。这是美国的再教育要求，是我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执教的主要原因。

　　（本文作者为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亚洲董事长，著有《未来的亚洲》(The Next Asia)一书。他将于7月1日到耶鲁大学任教。）来源: 金融时报▲◆★●■☆


中国政府对有组织的抗议行为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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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6-9： 近期中国出现的一波劳资纠纷，正在给热衷于提高工人收入、但对有组织骚乱“过敏”的中国政府带来政治两难。

　　在这些纠纷——包括本田附属的两家汽车部件厂发生的罢工——成为头条新闻之际，北京方面迄今却一直避免坚定公开地表明立场，也许是希望这些不安定将逐渐平息。

　　然而，如果罢工事件继续发生，中国政府将面临压力，不得不表明立场。这些压力将来自多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者和普通中国人，他们把争取更高薪资的努力，视为缩小不平等差距道路上的可喜一步；二是企业，它们担心成本上升；三是党的官员，他们对有组织的抗议行为感到担忧。

　　“这对政府打算如何处理劳动法规将是一大考验，”咨询机构——化险咨询公司上海办事处政治风险分析师安德鲁·吉洛姆表示。

　　“如果发生一系列效仿本田（部件厂）的罢工，企业将感到非常头痛。”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中国曾发生相当多的劳工骚乱，其中很多是局部事件，未曾吸引公众关注。事件的起因往往是拖欠工资或堪比狄更斯时代的劳动条件。尽管这些罢工的组织者经常陷入麻烦，但在许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了相对放松的态度，视其为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前提是纠纷保持小规模和非暴力性。

　　但吉洛姆和其他分析人士表示，本田发生的罢工是一个新动态，因为这些罢工专注于薪资，而非工人感受到的虐待，这意味着即便是运营良好的工厂也有可能发生劳资纠纷。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罢工，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诚表示，他曾在2008年《劳动法》起草过程中担任外部顾问。刘诚说，由于薪资被长期压低，“最后终于发生了这次爆炸。这是因为工人们越来越了解劳工权利，（社会）对这个主题也有更多的探讨和辩论。”

　　对于这类想法，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人会将其解读为一种重大威胁，原因是一波相互效仿的罢工热潮，可能推动独立可信的有组织劳工团体在共产党及其官方机构 ——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的控制范围之外形成。

　　上周，宣传部门的官员向中国媒体发出指令，勒令媒体不得报道本田罢工或大型制造集团富士康一个工业园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

　　不过，鉴于中国政府对提高消费的重视，当局内部也有一些人会欢迎一些自下而上的争取更高薪资的压力。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薪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大幅下降。

　　提高人民收入，很可能是将于 2012-13年上任的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工作重点之一。普遍认为会出任总理的李克强在近期一次讲话中，强调了调整经济平衡、更注重家庭消费的重要性。

　　“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的一项紧迫工作，”他表示。

来源: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