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朝鲜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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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2010年7月9 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P5(常任理事国)+2(韩国、日本)”此前达成的协议内容。安理会轮值主席在会议上发表了共11项的《主席声明》。《主席声明》记述了韩国“天安舰”遭到攻击的事件，并谴责了该行为的肇事者。不过，安理会的声明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该事件的肇事者究竟谁，由韩国等5国组成的军民联合调查团认定朝鲜为天安舰的肇事方的观点，安理会仅表示“尊重”和“深切的忧虑”，却没有确认。基本可以肯定，此轮较量的胜者为朝鲜和金正日，李明博则在国内外陷入说不过去和站不住脚的境地，其接下来的政治议程将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

　　对于这个结局的另一方面，美国和韩国预定于6月在黄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在中国的强烈抗议下已经多次推迟，至今也没有举行。可以说，从天安舰事件以来，美国主导下针对朝鲜的“外交战”、“威慑战”都没有取得进展，朝鲜已经安然度过最危险的时刻。紧张了很长时间的半岛局势，也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了。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针对安理会声明发表评论时也略微表露出了“松了一口气”的心情。在回应了声明，表示朝鲜将重返六方会谈之后，他对天安号事件做了总结：“一个阴谋剧就使得朝鲜半岛局势转瞬间发展到如此地步，这无疑再次提醒我们现行停战体系的危险性和建立和平体系的紧迫性。”

　　毫无疑问，朝鲜半岛的停战体系确实相当不稳定。在朝鲜战争结束57年之后的今天，交战双方仍然没有签署和平协定，并且都保留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三八线上相互对峙。既然是对峙就免不了发生冲突，特别是在不存在清晰分界线的海上边界，朝韩之间小型舰艇的相互射击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这次天安舰就是在距离朝鲜海岸非常近的白翎岛附近爆炸沉没的。韩方在事发后指责朝鲜是肇事方也是很自然的。只要朝韩双方还处于在“停火”而非“和平”阶段，就不会有制止此类突发事件扩大的有效沟通机制，很难避免悲剧的重演。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半岛和平协议并不是遥不可及。在李明博上台之前，韩国曾一度推行对朝鲜的“阳光政策”，金大中和卢武铉都曾经历史性的访问过平壤，与金正日联合发表《北南宣言》等充满和解精神的文件。可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解和持久的和平，朝鲜仍然于2006年“悍然”进行了核试验，使得半岛的和解进程倒退了几十年。李明博就任总统之后推行的强硬政策显然也是面对已经公然“拥核”之朝鲜的最现实的选择。毕竟，在风云起伏的朝鲜半岛，任何宣言和协议都只是一张纸而已，核武器则是真正的威胁。

　　核试验使朝鲜的军事力量大大提升，但在军事之外的领域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任何在2006年之后到过中朝边境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即使不考虑因为核试验而遭到的制裁和国际援助的终止，核计划本身也是一个“无底洞”，会吃掉无数的外汇、能源、人力，肯定已经对朝鲜脆弱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在朝鲜的“先军政治”体系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比外交、经济乃至于温饱更加重要。在吸取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教训后，金正日极其重视军队在国家内部的作用，现在朝鲜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国防委员会。如果说已经连任了30年的劳动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是金正日的左手的话，国防委员会就是更加有力的右手，这两只手牢牢地抓住朝鲜的最高权力。而且，在负责为金正日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持的68名中央委员中，军人有18名，即超过四分之一。

　　军人有军人的思维方式。任何一名合格的军官，一定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时时刻刻抱着“祖国在危难中”的幻想——对朝鲜军官来说这不是幻想而是事实 ——因此而“神经过敏”，尽可能抓住手里一切资源来加强国防。其实，这非常正常，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的“鸽派”是军队里飞出来的。但朝鲜军人的悲剧在于，作为金正日控制最高权力的右手，他们能抓到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朝鲜的元帅和将军们能够让全国的每一个男人在军营里度过八年的青春，也能把联合国有关部门提供的救济粮从农民手中夺走，自然也能说服金正日把宝贵的资源投入到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中去，以确保他的统治不受威胁。

　　在核爆炸的巨大声音响起的一刻，开放了十几年的“先军政治”之花终于结出了成果——一个彻彻底底的死局。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是不可能与韩国和美国达成谅解，签署和平协议的。要想放弃对立、实现互信、裁减军队、节省军费、实现和平、开放搞活、接受投资，朝鲜必须学习九十年代的南非白人政权，放弃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对于已经陷入偏执的将军们来说，这句话无论是条件还是结局本身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甚至金正日也未必能命令他们接受。

　　金正日肯定不会在有生之年主动弃核。据各方报道，68岁的金正日正处于与疾病的斗争之中，而且情况并不乐观。据悉，他已经选定了三子金正银为接班人，并任命自己的妹夫张成泽作为正银的保护人。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金正日肯定会牢牢地抓紧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这两只手，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和过度，完全不可能为了改变政策而“清洗”这两个机构。而一旦被称为“金大将”的正银顺利接班，他也肯定会接过这两个由老人组成的机构，以及机构背后完全僵化的体制。

　　朝鲜人民天天合唱“金大将”的歌曲，或多或少知道接班的日子即将到来，却弄不清“金大将”究竟长得什么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前些天有位朝鲜劳动党干部向我透露说，朝鲜有关部门已经把“金大将”的照片复印了100万张，只是从未亮相而已。至于金父子之间的顺利接班和过渡，这位高官保持怀疑和警惕，“金正日被选为接班人的70年代，朝鲜经济非常良好，比中国、韩国好，只有比日本差，但今天的状况属于世界上最恶劣。金正银接班所面临的局面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何况金正银所具备的时间和经验太少了。那么，即使金正银在张成泽的帮助下实现了接班，被军方推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毕竟，金正银在军方的背景和经验太薄弱”。

　　可想而知，现在的金正银和1994年的金正日所面临的局面也彻底不同，金正银面临的问题更多，选择却更少。今天的朝鲜经济已经陷入崩溃，改革开放成了唯一能走的道路。然而，一方面，控制着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不会轻易同意弃核，也就很难签署和平协议，难以吸收外资;另一方面，在中央委员会呆了三十年的高级官员们，由于肯定不能适应开放之后面向世界经济，也不会成为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1994年的金正日根基已经很深厚了，尚且需要用高明的政治手腕来不断清洗政敌、收买盟友，才能确保自己的体制走到今天。而年轻的金正银，想清洗没有工具，想收买又没有本钱，很难驾驭住局面，实现“软着陆”。如果要软着陆，朝鲜必然走向一定程度或相当意义上的“集体领导”。

　　所以，在后金正日时代，区域内的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负起相关责任，和最终走上前台的“三朝元老”、“高龄将军”们深入打交道，让他们看到改革和开放的好处，鼓励和引导他们在自己的负责范围内实施它们。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朝鲜毕竟是一个孤立而贫困的国家，即使是中央委员一级的高官，其生活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官员，还是有办法在交流中赢得对方的羡慕的。——作者：加藤嘉一▲◆★●■☆


中国高院院长呼吁化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7/100718_chinalaw.shtml

中国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和透明性

2010年 7月 18日：新华社星期天报道，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新一期《求实》杂志发表题为《扎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努力实现人民法院工作新发展》的文章，呼吁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官员严重腐败、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等基本状况之上，负有支撑社会公平杠杆的司法部门的公信力也在不断丧失。

而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文章，就是为了在社会危机越来越加重的情况下，提醒中共最高领导层，化解社会矛盾刻不容缓，否则无法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王胜俊在文章中指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这三条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国家长治久安。

他在文章中还强调了法院工作与推进以上提到的三项工作的密切关系，因为法院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能。

尽管中国近年来在法治建设方面付出很大力气，但是有法不依、人治高于法治的状况仍然普遍存在，把司法作为在政治上打击异己的做法也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司法系统历来缺乏独立性和透明性，并且没有完整的监督体系，使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近来出现了许多体制内的焦急声音，呼吁高层重视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以保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王胜俊的这篇文章也算其中之一。▲◆★●■☆


中国官场恶性内斗反映现行政治体制深层问题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806&msg_id=367

2010-07-18：中国媒体近日报道了多起官员内斗爆出的腐败案件。有评论认为，中国官场的恶性内斗反映出现行政治体制的深层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道

在北京，《民主与法制时报》7月5号报道了被“双规”的原中国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涉嫌的受贿案。张敬礼最初被审查是因为他指派自己的秘书在网上发帖，指责国家药监局高层领导任人唯亲等，后来有关方面通过IP查出帖子来源，才开始调查张敬礼的受贿问题。

在广东，《南方都市报》披露, 广东佛山原高明区副区长梁瑞强, 近日因诬告陷害罪和受贿罪被起诉。检方称，梁瑞强在去年7月指使人在网上发帖，称区委书记马亮照的情妇伙同他人盗走了马亮照存放在宿舍保险柜的500多万元财物，并在网上公布了马亮照的银行帐号。但窃贼供认的作案数额仅有6万多元现金，梁瑞强被认定诬陷他人。

还有报道说，今年1月到4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三名副厅长相继因受贿问题落马，也是源于官场内斗。三位副厅长不服从外地调来的厅长刘积福，并在刘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刘发现后向纪委举报了三名副厅长。

美国纽约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 “狗咬狗”式的官场内斗，并不能净化中国官场，或推动政治的进步：

“中国官场内部政权夺力的以至于不责手段的这种斗争它一向存在，它不足以构成制度改革，尤其是民主转折这么一个动力。而是最主要他们官员自己要改变对整个事情的态度。除非他们自己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感觉到在现行制度之下当个官有这种不测的危险，因此寻求一种更阳光的，更公开的一种权力有所约束的方式，那么他们才会把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变成一个转向民主的这么一个动力。但我想这个情况并不是这么容易发生。因为现在中国官场的跟毛时代还不大一样。毛时代主要是互相政治迫害，这么才能促使这些官员觉得自己这样做很不好，对自己都没有安全感。那么现在的官员他有很多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物质利益又是非法的，是不正当的。所以现在关键是黑社会，黑社会里分赃不平，打得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是他们全不找警察，因为一找警察他们全是坏人。所以他们宁肯底下来阴的。”

《中国新闻网》星期三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官场近来暴力频发，出现多起“官员杀情妇“、“官员杀官员”的案件。个别官员为了升迁或稳定职位，不惜使用各种暴力手段，进行私下或公开的威胁恐吓，或直接进行人身伤害，或和黑恶组织勾结，威胁或伤害潜在的官场对手。文章说，中国官场暴力频发的根源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并建议提高官员选拔任用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使相关官员心服口服，减少恶性竞争。

现在美国纽约的叶宁律师对中国官场的恶性内斗评论说，“一般来讲，官场的内斗是由一些规则的束缚。如果这种内斗不超越这种规则和潜规则的容忍程度的话，那它不会成为社会新闻。那么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就是存在这种制度性区别是什么呢？它没有一个不受政府完全控制的新闻媒体。所以社会的阴暗面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得到揭露和报道。所以现在有一些官场的黑幕是通过小众媒体甚至是通过官场内部的知情人物去捅出来的。而且在官场内斗发生特别恶劣的时候，特别不讲究规则的时候呢，那些被迫害的官员也会求助于那些小众媒体，甚至求助于所谓海外敌对势力的媒体，通过这样一个窗口来把自己得不到宣泄的声音传递出去。”

叶宁认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如果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的腐败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官场恶性内斗也会层出不穷。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从胡锦涛的年工资谈起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0712-SALARY-HU-98238339.html

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2010年 7月 12日：中国出台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同时，他们的隐形收入引人注目。不过，最新统计也显示，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及政府公务员的薪酬，相对其他许多国家又很低。如何改革政府公务员薪酬？在中国建立官僚体制，还是公益性和服务型政府？对此，学者们发表了不同意见。

*国家领导人工资与GDP*

中国公布官员申报财产新规定之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表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工资，与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关系的统计报告。

统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工资，约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依据媒体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学人杂志资料编纂的统计显示，胡锦涛的年工资为一万零六百三十三美元。按照目前汇率，折合约七万两千多元人民币。这一比例几乎位于统计表最底端。

相比之下，肯尼亚总统的工资是该国人均GDP的240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为GDP的40倍，香港特首工资为GDP的11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工资为美国人均GDP的8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和执行院长阎雨说：“中国的工资制度如从标准上来定，在国际上比较低。像我们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先生的工资，一年只有一万零六百美金，相当于我们人均GDP的两倍，这在国际上非常低，不要说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匹配，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薪水制度也不算高。”

* 公务员的隐形收入*

上述比较只是一种相对比较，中国的公务员之所以依然是许多人极力向往的行业，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员制度，为当官者乃至公务员，可能带来许多无形好处。阎雨教授说：“这么低的薪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想做公务员，从事领导工作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的(公务员工资) 标准制定脱离了实际，造成了体制内不足，体制外补。这是我们很多腐败问题的因素之一。”

*公务员的“内补’*

报道援引《南方周末》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在北京西直门地区，有政府公务员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便可从内部购得那里的住房。

*‘高薪养廉’?*

陈永苗是“后改革思想网”总编辑，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地位尴尬，低于经商成功人士和许多国家同类人员之间，中国公务员一定意义上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薪酬又高于广大工薪阶层。他说，提高公务员薪资，实行“高薪养廉”，似乎可以抑制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不过，中国庞大的政府公务员体系，又使这一思路可能行不通。陈永苗说：“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处在一种单立(状态)之中，处在与民众对比，和与西方，或者富人奢侈生活标准的对比当中。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公务员数量比较小，实行‘高薪养廉’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不过，中国很大的一个难处在于，公务员的数量太大啦！现在中国公务员工资已占财政百分之四十四，如果再给他们加薪，可能占到百分之八十八，那还了得？”

陈永苗说，再给公务员加薪，取之于民的庞大政府财政，还能有多少剩余还利于民？中国民怨可能会进一步沸腾。

*两点意见：加低不加高*

改革中国政府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出路在哪里？陈永苗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中低层公务员的工资应该提高，高层的宁可不给他工资，或者低工资；干到部级，没几个人能干到部级，而且干到部级，他本人也不缺钱了，你给他高工资干什么用啊？越干越高，工资应越低，下面公务员向上升迁，往上爬的欲望也减小了。”

*建立公益性官员制度*

北京大学教授阎雨则强调，中国公务员薪资同地方经济状况和环境挂钩的同时，要录用那些具有社会公益心的人士：“我们这个国家，东西部的差距，南北的差距很大，政府工资制度应该区别对待。第二，政府官员应该是一些热衷于公共事业，真正想有所作为的人参与其中，而不是找一些政客，或者搞一些裙带关系进来，要公平竞争。”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新公布的《关于领导干部申报个人事项有关规定》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能否落实；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官吏任用和待遇制度的深层改革，走建立公益性，服务型政府之路，不要沿袭中国传统官吏制度，构建庞大而沉重的官僚体系。▲◆★●■☆


解放军上将选拔优先考虑海空军将领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7月16日电／东方网消息：美国著名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中国简报》日前发表文章称，最近有关解放军现代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优势以及解放军部队转型尽可能少依赖人的问题上，但这些讨论资料却缺乏有关中国上将级别军事领导人的公开数据库。解放军称武装部队重新定位是其军事现代化的构成部队，在这种背景下，对解放军118位上将(1981-2009年间)的晋升模式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对解放军转型进行深入了解。文章称，如果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维持其提升上将的步调，那么到2012年其中央军委主席任期结束时，他还有可能提升另外10名上将，其中海空军等非地面部队将领将优先获得擢升。

　　★ 解放军逐步增强海军及空军力量

　　最近，中国军队高官的一系列声明暗示，解放军的重组意味着武装部队的构成或许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今年4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黄雪平大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自然想要打造一支最新型的武装部队，这样的部队要更加关注技术而不是人力。”近几年来，解放军在日本附近国际海域以及南中国海的信心日益增强，在这一背景下，黄雪平的这一发言引起了外界对解放军意图及能力的关切。

　　中国军队领导人似乎在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打算将其重点由陆军转移至空海两大军种身上。北京政府的目标似乎是，通过增强空军及海军的作用，扩展中国向太平洋投射兵力的能力，同时减少其总兵力。

　　据解放军第二炮兵专家杨承军大校透露，中国军队内陆军所占比率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指出，解放军要让“不同军种构成实现最优化”，以便使中国军队有能力迎接现代挑战。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也指出，中国关注海军及空军发展是一种“必然”。解放军已退役少将、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理事徐光裕进一步指出，他相信通过将陆海空三军拨款分配比率由当前的60:20:20调整至50:25:25，解放军能够实现这些改革目标。徐光裕没有提及40:30:30的比率，因为他认为海军及空军将“主要用来增强我国(中国)地面部队战斗力。”徐光裕的这一评论似乎意味着解放军(至少暂时)并没有仿效由军事预算支持的美国全球力量规划方式——近几年来，美国陆海空三军的资源分配率约为40:30:30。

文章称，海军“远洋防御”战略的出现要求中国发展远程海军能力，该战略似乎是推动中国武装部队构成转型背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退役海军少将，现海军设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尹卓在接受采访时称，解放军海军负责两个主要任务：保护中国的海上安全(包括领土完整)，保护中国迅速发展和广泛分布的海上经济利益。虽然前者目前仍然是解放军海军的主要关注对象，但海军现在正开始给予后者更多的关注。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张华臣少将提出：“随着国家经济利益的扩大，海军需要保护中国的运输路线及其主要海上航线的安全”。张华臣少将的声明指出了解放军海军新战略的正当理由。

　　中国远洋防御战略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它宣称中国海军的抱负已延伸至传统沿海地区或“近洋”之外。第二，它扩大解放军海军的防御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护中国的海上经济利益——中国最新国防白皮书上并未明确说明。显然，中国武装部队重新调整的主要动机可能是，中国意识到自己需要向其沿海地区以外投身兵力，在那里解放军海军必须执行新扩展的远洋防御任务。

　　★ 解放军上将选拔优先考虑海空军将领

　　作为中国最高军事政策制定和指挥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监管和指挥中国武装部队的五大军种：解放军地面部队、解放军海军、解放军空军、第二炮兵旅和人民武装警察(人民武装警察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务院联合领导)。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共提升了188名上将：邓小平时期 (1981-1989)17人，江泽民时期(1989-2004)时期79人，现今的胡锦涛时期(2004至今)提升了22人。

　　中国作为陆地大国的历史地位使其部队历来受地面部队影响。此外，解放军地面部队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军种成立的时间都要早。因此，出身于地面部队的上将占总数71%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与前任相比，中国现任政府提拔了更多的“非地面部队”(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人民武装警察)上将。按比例来说，本届中央军事委员会提拔的上将中有45%出身于非地面部队，而江泽民和邓小平时期分别为25%和24%。

第二炮兵控制中国核武库和常规导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监管和指挥。尽管人员少(估计为10万人，占中国军事人员的3%)，但第二炮兵中已产生了大量上将。在晋升为上将的118名军事领导人中，有6%(或5%)出身于第二炮兵——这可能反映出了第二炮兵在中国武装部队中的特殊地位。与邓小平和江泽民相比，胡锦涛从第二炮兵提拔的上将比例最大，为9%(邓小平和江泽民分别为6%和4%)。胡锦涛对第二炮兵上将的相对重视反映了其对第二炮兵的战略重视。

　　其他军种都属外向型部队，而人民武装警察则定位于国内，其“根本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生活安居乐业。”1998年，江泽民提升了第一个人民武装警察上将，成功地将人民武装警察融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结构。另外，他还提升了5名人民武装警察上将，占其提升总数的6%。胡锦涛继续重视人民武装警察上将，已提升了两名上将，占其提升总数的9%。由于国内稳定仍是本届政府的重心，因此可以预计，胡锦涛会提升更多的人民武装警察上将。

　　在除第二炮兵部队和内向型人民武装警察之后，陆、海、空三军上将数量比例显示，在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升的上将中，有33%出身于非地面部队(即出身于海空两军)，而江泽民时期该比例为17%，邓小平时期该比例为19%。具体而言，在由胡锦涛提升的上将中，有67%出身自陆军，11% 出身自海军，22%出身自空军。由江泽民提升的上将中，83%出身自陆军，7%出身自海军，10%出身自空军。邓小平提升的上将中，81%出身自陆军，13%出身自海军，6%出身自空军。通过强调空海军两军上将的提升，胡锦涛似乎已经启动了中国武装部队新定位的进程。鉴于中国的海上抱负和海军上将比重相对较低的情况，人们可以推测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强化海军上将的晋升。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1988年一次性提升了17名上将。在1989年到2004年间，江泽民平均每两年提升一次上将，平均每次提升约10名。在 2004年到2009年间，胡锦涛平均每年提升4名上将。照此来看，江泽民制度化了晋升过程，而胡锦涛则正规化了晋升过程。

　　如果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维持其提升上将的步调，那么到2012年其中央军委主席任期结束时，他还有可能提升另外10名上将。鉴于中国武装部队重新定位是解放军的优先事项，所以可以预见，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提升更多的非地面部队上将。

　　在未来有可能晋升上将的十人中，假定先为第二炮兵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各留一个名额，那么最合理的分配可能会是陆军3名、海军3名和空军2名。这种组合将导致海陆空三军上将最后比例为陆军58%、海军19%、空军23%。中国海军上将的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增长，因为预计未来中央军事委员会会一如既往的综合考虑各军种的利益和表现，在提升上将时会继续采用渐进主义和均衡方法。这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端。▲◆★●■☆


王华元反腐十余年一朝倾覆 落马疑祸起公海赌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03

  文章提供 于 2010-7-19    文章作者: 贺信

　　☆ 王华元受审

　　王华元是1949年以来首位落马的省级纪委书记，亦是近三个星期以来广东省第三位受审的前高官。

　　作为1949年以来首位落马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7月14 日在山东省枣庄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面临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项指控，涉案金额分别为771万元和895万元。

　　王华元曾先后主持广东和浙江两省纪检工作。其十余年反腐成绩，一朝倾覆。

　　☆ 涉案事实

　　据新华社报道，检方指控：1998年至2009年3月间，王华元利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71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另外，王华元还对共计折合人民币895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有数十名群众、有关媒体记者及王华元的亲属旁听了案件庭审。本刊记者了解到，王华元涉案行为主要发生在他任职广东期间，涉嫌受贿财物来自五位商界人士，除被称为“赌王”的连卓钊，还有广东商人张伟明、黄光苗、苏壮强、陈忠良。而来源不明的财产，指向现金、存款、房产和股票、基金等资产，以及包括名酒在内的实物。

　　王对其收钱的事实指控均予以承认，但对为行贿者“谋利”持不同看法。据旁听者介绍，其涉案事实多数不属于直接的“钱权交易”，主要为利用本人的地位和人脉资源，为他人介绍商机，或介绍认识权势人物，亦存在为商人“批条子”等行为，但所涉事项不在其职权管辖领域。

　　本刊记者获悉，王华元家庭财务主要由其妻子打理，其涉嫌受贿的财物，相当多数也由其妻子出面收取，部分款项王华元本人事先未必知情。尽管王妻没有被同案起诉，但目前仍处于被羁押状态。其女儿旁听了庭审。

　　上述指控恰似对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结果的回应。此前有关党内通报称：王华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企业经营、承接工程、干部调整和违纪案件查处提供便利。纪检监察部门另外认为王华元纵容家属收受财物，他本人多次参加境外赌博，且“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位列行贿人名单的“赌王”连卓钊，是引致王华元落马的重要人物。

　　连卓钊又名连钊，活跃于粤港澳三地，行走于黑白两道之间。他因早年协助广东警方摧毁张子强犯罪集团而获内地扶持，后来成为香港海王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为其座上常客，连后来因帮助黄光裕非法兑换外币被警方控制。

　　知情人士介绍说，连卓钊和王华元曾有财务来往。王华元出于落叶归根之意，在老家安徽宣城附近兴建别墅。连闻讯后，通过中间人送上35万现金。王当时未拒绝，但在别墅竣工前后，王华元妻子出面归还了这笔款项。

　　连卓钊在高级官员中寻求和编织关系网的谋略由此可见一斑。据不愿具名的广东官员介绍，主管禁赌的王华元和“赌王”连卓钊关系微妙。一方面，王华元鲜有涉足澳门赌场，其境外赌博行为主要发生在加拿大等地；另一方面，他亦落入人情关系俗套，对连卓钊暗度陈仓、跨境接送赌客的行为网开一面。

　　据本刊记者了解，原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是王华元与连卓钊之间的桥梁人物。双方信息多由刘友君代为转达。广东省纪委于2009年5月对刘友君立案调查，该案已进入诉讼阶段，但官方尚未披露案件细节。

　　☆ 谁来监督纪委书记

　　王华元是2009年4月12日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的。此后有关部门通报全党，将王华元滑向腐败深渊归结于个人放松了思想改造及党组织疏于管理。其中引述王华元本人的话作为反面教材——“在位和不在位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手里有点钱，将来什么事情也不用求人”。

　　通报还特别提醒说，要警惕高级官员身边所谓大方、可靠，实则谋求钱权交易的私营企业主。

　　王华元亦是最近三个星期以来，第三位接受审判的前广东高官。另外两位分别是：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侦局局长郑少东。相关案件均为指定异地管辖。

　　尽管坊间传闻王案与陈绍基、郑少东、黄光裕等案有关，但检方指控中，并未涉及上述人物。其涉嫌犯罪行为主要发生于其在广东任职期间，与浙江基本无关。

　　61岁的王华元系安徽宣城人，拥有25年军旅生涯，后转业至纪检监察系统。他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主持全省政法工作，属实权人物，且以工作作风强硬著称。

　　在其主政广东省纪委期间，省纪委曾严厉查处省直机关违规发放公积金的行为。他落马后，亦有舆论指他擅用强权，在其直接支持下立案侦查的“南都案”曾引发广泛质疑。

　　2006年11月，王华元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广东政界人士认为，王华元调离广东，与当年地方党委实行“一正两副”、纪委书记原则上不再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有关。

　　王华元在广东的最后一年，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纪检监察机关的核心任务，是学习、遵守、贯彻和维护党章，全面执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任务。他的“两面性”暴露后，“谁来监督纪委书记” 这一话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来源: 新民晚报▲◆★●■☆


怎样看待当前社会中的“怀旧”情绪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0_07/19/1792917_0.shtml

2010年07月19日  北京日报：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怀旧”情绪——有些人常发“今不如昔”感叹，言语中流露着对几十年前社会风气、“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的怀念，认为当今世风日下。那么，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怀旧”情绪呢？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和探讨。

本刊约请中央党校宋惠昌教授作答。

——编者

一般说来，怀旧情绪，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流露，是对逝去的岁月一种恨爱交加的情感；带有对现在的生活的一种不满足而失落的情绪；可谓一种“现在还没有找到家又迷失了来时路漂泊无根”的感觉……但是，这里所谈的“怀旧”情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而是特指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对社会现实的随意指责甚至不满而萌发的一种情绪，这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的负面现象，对此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

■ 如何认识当前“怀旧”情绪？

当前我国社会中这种“怀旧”情绪的主要表现，是沉湎于对过去事物的回忆、留恋，如有的人常常感叹：“现在真不如以前活得那么舒心，那时没有失业和就业的压力，大家生活水平差不多。”相应地则是对改革事业的责难、反感，而对进步的历史变革持形而上学的态度，这是“怀旧”者在思想方法上的特征。这种“怀旧”情绪，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对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就其主流而言，则是对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某种抵触情绪，在客观上是对新时期社会进步历史潮流的一种否定。其实质是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实践的一种否定性评价。面对社会变革，一部分人反映出对因制度、体制变革而失去了的特权及其既得利益以及过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留恋，并且表现为旧价值观对新价值观的强烈抵制。这就是“怀旧”情绪的实质内容。抱有这种情绪的人在指责新文明形态的时候，也可能找出一些“根据”来，但是，就其为旧制度、旧体制及其价值观辩护这一点来看，他们的“怀旧”情绪本质上是一种倒退思潮。

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作为一个社会总体的革新行为，就目前的发展内容来说，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而它的社会成果则是由人治转变为法治，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内对外的全面革新。事实证明，这是当今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而且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强大支柱。所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必然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着更高的文明水平前进。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所以，改革开放事业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但是，有一部分人由于利益机制、价值观和思想方法的偏颇，也产生了“怀旧”情绪，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消极精神力量。这是需要认真研究和科学对待的。

■ “怀旧”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先来探讨一下这种“怀旧”情绪的“利益”机制。历史上任何一个大的社会改革，都要从根本上改变该社会已有的利益格局，也就是说，这样的变化往往会使一些既得利益者暂时有损失。比如说，在曾经存在的人治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总是要有少数人享有某种特权的，而由人治转变为法治、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相应的特权的废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就失去了。这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的话，这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对个人终究也是一种好事。但是，总有一些思想狭隘的既得利益者，斤斤计较于一时的得失，甚至如丧考妣，而怀念起“昔日辉煌”，于是对改革开放事业产生抵触情绪，这就不难理解了。

再从价值观层面研究一下有些人为什么会产生“怀旧”情绪。改革的实践使我们逐渐深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更加觉醒了，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更加增强了，竞争机制所激发出来的独立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更突出了，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主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能动力量。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机制，进步性质的变革就是要在人们的利益冲突中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说，由人治向法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某些人基于既得利益而形成的落后价值观，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这些新趋势，总是看不惯，想不通，进而将其视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弊端”而加以责难。于是，有人哀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朴素的社会风气再也不见了，人们对个人利益太重视、太计较了；由于思想观点趋向多元化，人们的分歧意见越来越难统一了；甚至有些人认为，当今社会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集体主义精神泯灭了；由于体制上的某些缺陷而孳生出了腐败现象，等等。这类“怀旧”的人认为，这些是改革造成的，是由于搞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带来的结果。如果仅从现象上看，的确能够找出某些“根据”来为这些人的观点辩护；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就可以看出这些观点是肤浅的、片面的。因为改革的大趋势是向着更高文明层次前进的，所以，如果以改革的一些支流、细节末叶来否定改革事业本身，那就意味着要把社会拉向倒退。而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大事。

■ 消除“怀旧”情绪的出路何在？

其实，当前我国社会中的这种“怀旧”情绪并不是新奇的现象，因为纵观古今中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当经过深刻变革而使社会发生巨大进步的关键时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现象。这种思想情绪的基本特点，是在指责社会变革中的种种“弊病”的同时，对旧时代的种种“好处”发出赞叹，用曲折的方式提出回到旧时代去的“愿望”。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揭示过这种现象。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文明的前进发展，即新文明取代旧文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制度、新体制取代旧制度、旧体制的历史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以现实利益博弈为基础的价值观冲突。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承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常常会出现一些失误，对此，不要讳疾忌医，更不要刻意掩盖；与此同时，改革大潮涌来，有时沉渣泛起，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这其中，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交错之际，不完善市场经济中的资源垄断和不完善民主法治中的权力垄断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这些现象说明，问题的确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它们恰恰是改革不彻底而形成的。因此，要消除当前社会中的这种 “怀旧”情绪，其出路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坚决进行下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通过继续改革来克服改革过程中的不完善。新时期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一味沉湎于往昔的“尊荣”之中，是没有出路的，更加彻底的改革才是我们的希冀之所在。▲◆★●■☆


美国从未说航母入黄海 韩国单方面热炒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7/19/1795813_0.shtml

中新网2010年07月19日电：最近，美韩两国决定在日本海和黄海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围绕此次军演，“美国航母将到黄海”的话题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美国航母到底可不可能到黄海、这个说法何以传开？19日，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做客中新网，解答了这一问题。　

☆ 美国从未说航母入黄海 韩国单方面热炒

朱教授说，关于美韩军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韩国方面一直在炒作这个事情，美国人到底是准备怎么参加这次演习，以什么样的兵力参加这次演习，一直没有公开透露。

他表示，韩国其实想“绑架美国”。他们一开始就宣布，给美国人设一个套。钻还是不钻，这个问题非常明显。美国人没有具体的计划要在黄海地区进行演习，无论美国的国防部发言人或者是国务院的发言人，从来没讲要在黄海地区进行演习，更没有说华盛顿号航母要进入黄海。

有很多网友关心，美国航母是否真的可能到黄海来？对这个问题，朱教授认为，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如果是美国人不顾中美关系的发展，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他就可能过来。如果美国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从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它应该克制一点。

朱教授说，尽管是公海，但黄海这个地方非常特殊。◆ 第一它是有争议的海域；◆ 第二，在双方的经济圈内，海峡只有那么宽，很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海。如果美国真的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大局，它绝对不能派“乔治。华盛顿”号到黄海来。

他还指出，在海洋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分歧。面对全球海洋，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如打击海盗，维护海上的秩序，保护沿海地区资源开发的安全等等。　

☆ 美韩军演动机很多 意在向中国“炫耀武力”

对于美韩为何要举行此次军演，演习的动机何在？朱成虎说，美韩举行军演的动机很多。首先是针对朝鲜，是对朝鲜的威慑和恫吓。

实际上，韩国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反应是不一致的。起初认为是朝鲜干的，接着他们就称也可能是自己的原因。在经过调查后，韩国认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事故与朝鲜脱不了干系，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准确的定论。

朱成虎说，美国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是主导的作用，从事件一开始到最后，美国都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是要朝鲜承认错误，◆第二是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第三是要朝鲜向国际社会道歉。

最近这一段时间，朝鲜在一系列问题上似乎表现出不愿意与国际合作，所以美国决定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也有针对中国的因素，因为事件爆发后，韩国一直想得到中国的支持。朱成虎说，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事情上的立场和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采取的态度，如果没有证据来证明是朝鲜所为，你不能武断地决定。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在韩国国内，老百姓当中的反华情绪可能比过去更高一些，主要是在韩国媒体的引导下，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没有配合韩国。朱成虎说，我觉得韩国的舆论可能有一些误导。

在被问及此次美韩军演是否意在向中国施压，要向中国“喊什么话”的问题上，朱成虎表示，

从这次演习的角度来看，谈不上练兵，因为这次军演事先并没有经过充分准备。一般情况下，像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至少要经过4个月到半年的准备，但这一次准备的时间显然非常仓促。第二，演习也没有协同的动作，因为美韩两军举行的演习很多，一年100多次。但这一次并不是计划内的演习，所以说他是练兵并不现实的，完全是为了“喊话”。

至于此次演习与中国存在多大的关联性，朱成虎说，演习可能包含一些其他的意图。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今年上半年美国防部长盖茨想到中国来访问，但被中国拒绝了，很显然美国并不高兴，特别是五角大楼。因此，利用这样一次机会来展示一下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存或影响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朱成虎说，演习范围包含黄海海域，这就在中国的家门口，显然是要向我们炫耀武力，显示美韩之间军事联盟的巩固，所以这种迹象显然并不正常。

☆ 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举行的错误演习

据报道，这次美韩军演是先在日本海演习，然后再在黄海演习，这样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对此问题，朱教授认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说明美国是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了。朱教授表示，这次演习是完全错误的，只能给紧张的东亚局势火上浇油。

朱教授说，如果真是先日本海后黄海演习的话，说明美国人是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了。如果美韩先在朝鲜半岛东海岸演习，美韩两家举行联合演习，第二阶段是韩国人在黄海演习，那么美国操持的兵力肯定是有限的。

朱教授认为，这次演习如果举行，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举行的一场错误的演习。现在东北亚的形势已经够紧张了，举行这样的演习明显就是要火上添油。　

美韩称此次演习针对朝鲜，朝鲜能接受这样的演习吗？朱教授认为觉得可能性不大，这无利于缓和当前紧张的趋势。错误的地点意思是，黄海是非常敏感的地区，这次演习会把中国带到历史的记忆中去。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受的帝国主义列强屡次侵略都是从这个方向来的，这样就会使中国人担心历史会不会重演？

中国人有这样的担心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国过去在这个地方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今天有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朱教授觉得这样反对声，不存在什么胜利或者是胜算有多少的把握，但是中国人发出反对的声音，完全是有理的。　

这次美韩军演韩国媒体表现的非常高调，美国就低调了很多，而且有评论说，未来左右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海权较量。对此，朱成虎表示：这个说法他不敢苟同。在海洋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分歧，分歧无非就是在东海，即中日之间的海洋问题上，美国人站在日本这一边。

但是在全球海洋问题方面，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这里面有打击海盗，维护海上的秩序，包括保护沿海地区资源开发的安全等等。在这样一系列问题上中美都有共同利益，所以朱教授不认为海权较量将是中美的主要矛盾。

韩国刚公布成功研发并部署射程为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能够覆盖北京，而且韩国媒体也是毫不避讳这一点。朱教授表示，中国的巡航导弹肯定比韩国好得多，中国的军事实力要远远远远强于韩国的军事实力。

朱教授说：不过还是有担心的。因为这样一次演习，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举行的一场错误的演习，就是因为时间不对，地方不对。所以这一点肯定会担心：中国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事件上持中立的政策和立场，就是因为中国担心，因为天安号事件如果真的不是朝鲜干的，美韩各方对其施加压力，朝鲜冤不冤？所以中国担心这个事情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

朱教授表示，他甚至担心如果美韩对朝鲜不改变思维，不改变观念，这个事件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安全事件发生。　

☆ 美韩军演削弱地区互信　强化冷战思维

朱教授表示，这次军演，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是负面的。首先，朝鲜半岛的形势会更加紧张；第二，可能导致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军事同盟是冷战产物，到现在不仅不解散，而且还充分利用甚至加强，这本身就是冷战的思维，所以这会导致冷战思维在这一地区进一步膨胀；第三，可能会使整个地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会进一步减少或者削弱。更重要的是，可能会使这一地区老百姓生活在恐怖之中。

不过，朱教授还指出，这个军演对美国来说是例行的。美国过去和一些盟国在亚太地区搞的军事演习是传统安全的演习，现在转为非传统安全的演习。但是，这次美韩军演仍然是传统安全领域的演习。他认为，从练兵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实兵演习可以达到练兵作用，可以检验美韩之间的协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检验一些新式武器装备，看看这些新式武器装备能不能发挥作用？或者有多大的效率？这些都是要通过演习来检验的。　

☆ 三大障碍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忽冷忽热怪圈

对未来中美军事方面的交流，朱教授表示，中美关系对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是相当重要的，但由于美国有三大障碍，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忽冷忽热的怪圈。

朱教授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最近几年这一关系陷入了一个怪圈，所谓怪圈就是交流中断再恢复再中。

朱教授认为，回望一下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现在中美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怪圈，根本问题是美国有三大障碍：

◆ 第一、是“与台湾关系法”，这有置外法权的嫌疑。

◆ 第二、对台军火销售。中美817公报规定，美国方面要逐渐地减少，直至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但去年美国又向台湾销售军火。过去中国老百姓认为美国是为了维护军火公司的利益，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认为军火销售的主要目的或者是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的统一，中国老百姓当然无法接受。

如果中国老百姓再把其他美国人对我们做的事情加在一起，事情看起来，好像就是美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所以美国卖军火给台湾，中国大陆老百姓做出强烈的反应，这也是正常的，中国网民这样一个意见，这样一种反对的情绪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 第三、美国2000年的国防部修正案和迪莱修正案(音)，规定了中美双方交流过程当中12项不可涉及的内容，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美国人想和我打交道，什么东西都可以谈，只要中国愿意。但是美国声称不想和中国人谈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这个可能不太公平。这是最主要的三大障碍，导致中美关系时起时落，所以出现交流中断、再恢复、再中断这样一个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