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学者称中国社会现病态迹象 体魄强健缺失信仰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7/news-gb2312-1126515.html
    
 国际先驱导报 于 2010-07-20  

　【访谈对象】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昆明。在国际汉学界，被公认为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访谈动机】

　　一见记者面，杜维明便笑着说：“原来，‘我们的社会病了’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啊。”

　　今年5月21日，第540期《国际先驱导报》推出核心报道“我们的社会病了”，指出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缺失信仰、严重畸形化。这一观点与此前杜维明的呼吁“异曲同工”。

　　去年9月，杜维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奥运向国际宣示了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令世人惊叹，可是‘毒奶粉’、‘毒饺子’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却暴露出某些中国人人文素质的缺乏，即使再举行10个奥运，也难于弥补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负面形象。”

　　作为当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几十年来，一直为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思想教育活动而奔走。他疾呼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创办人文精神国际论坛，倡导对话的文明，发扬宽容与包容的对话精神。

　　有人说，儒家伦理对勤奋、节约、家庭观念、团队精神，以及人际网络的重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促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那么，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这一大背景，新时期儒家学说是否能为中国的“精神病状”找到“药方”？抑或重建崇尚“仁义”的久违的信仰？

　　【先驱语录】

　　★ 人们对物质上有所期待，也叫做“物欲的释放”。我想，这些也是社会病态的重要原因。

　　★ 现在人们虽然心态浮躁，但仍有爱的心态和向上的志愿。社会虽然“病”了，但“元气”还很充沛。

　　★ 儒学，应当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它代表的中国文化积淀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这是在你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有人把它比作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元气越来越薄弱”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的社会病了”，您对此也有体会。

　　杜维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启发大家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有社会心理问题。我觉得这一说法是一个创意，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回应，也值得我们大家深刻反思。

　　Q：您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有哪些“病态”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A：一般认为，中国现在发展的势头很好，因为中国经济在腾飞，政治影响力也日益提高，老百姓的自信心不断加强，在国际社会也树立了较好的国家形象。

　　但就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大家也在忧虑，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的期待比较高，期望人民素质达到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自己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社会秩序不够稳定、生态环境遭受污染、人文环境有很多缺失……；再比如，市场经济的急速膨胀带给人们烦躁的急迫感，对健康的社会氛围也有很大冲击。

　　Q：有学者概括道，当前中国社会人心“溃散”，您对这一概括和归纳认同吗？

　　A：我想，这只是一个方面。用“溃散”一词来许形容这个社会，说明一些人有一种内心的忧虑甚至焦虑。

　　目前社会贫富极度分化，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以往维持社会安定的因素发生很大变动，再加上伴随着全球化，我们的参照体系扩大了。我们发现，与韩国、日本，还有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所以人们对物质上有所期待，也叫做“物欲的释放”。我想，这些也是社会病态的重要原因。

　　Q：您曾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为什么市场的力量可以超越信仰和宗教？

　　A：在中国，我们确实有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包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现在看来它们能使社会和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爱，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曾是批判的对象。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天斗、与地斗、和人斗，在那种社会心态下，维系传统文化很是艰难。

　　但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因，在中国人心里一直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基本上还健康，还是有“元气”的。人会生病，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元气”越来越薄弱，在这个情况下一病将不可收拾。只要有“元气”在，社会就还能恢复。

　　现在人们虽然心态浮躁，但仍有爱的心态和向上的志愿。从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青海玉树大地震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同情心，可以看到社会可以调动方方面面的资源进行抗灾自救，说明社会有很大的弹性和动力。她虽然“病”了，但“元气”还很充沛。

　　唤醒“元气”需内外兼修

　　 Q：那怎样进一步唤醒“元气”，使社会摆脱这种“亚健康状态”呢?

　　A：我认为恢复“元气”的可能性很大。主要问题在于“心”。信仰、态度和行为互为作用，行为靠态度来支撑，态度靠信仰来支撑，信仰靠内心深处的精神价值来支撑。现在我们在行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和态度、信仰有关系，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从最基本的信仰和人生价值入手，但也不仅仅只从这条路走，还应该内外部力量同时进行。比如，希望开车行走遵守交通规则，这得靠法制，也就是外来秩序。如果法制能和内心的信仰自觉配合起来，就达到了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不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体用兼备，以全球为事业，不局限在古今中西之争），能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实现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Q：在唤醒心灵重建信仰方面，儒学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A：从目前我的感受是，儒学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现代的儒学者，一方面具有全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启蒙所带来的核心价值内化，从而发现更多非常深刻、具有意义的资源，比如今天没有一个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不接受自由、人权、法治、理性、个人尊严等价值。因此，我觉得，世界上很少能够找到像儒家所体现的全面而整合的人文精神。

　　它关注了个人、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天4方面关系。即个人的身心问题，人和社会如何健康互动，人与自然如何保持和谐，人与天道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社会缺乏敬畏感，对自然，还有很多科学家认为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是绝对有问题的。我们需要和自然保持一种持久的和谐关系。

　　Q：您的意思是儒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学说，它的作用是不是会使人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A：一般我们希望了解，能治什么病，围绕病源来治病。更宏观地看，这里有人生观和宇宙观的问题，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常常和对财富的积累形成非常巨大的反差。有一个全球调查机构曾经针对大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大学生最想拥有什么？从4个选项中选一项：金钱、权力、智慧、知识。在国际上不少知名大学里，选择“知识”和“智慧”的比例相当高。我担心，中国大学生很多人会选择权力和金钱。一旦 “智”和“知”被剥夺了，就使社会变得比较浮躁，形成心灵之弊。我想，儒学能在这方面让人的心态平和。

　　儒家文化应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Q：您也提到了法，有人说与儒家相比，现在的中国社会更需要法家的思想。

　　A：不一定是法家，我认为，应该是法律。因为法家的传统比较突出“耕田”和“战争”，重视军人和农民，轻视商人和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各种专业，需要的是“法治”，非制度的“制”，而是治理的“治”，比如宪法精神。如果市场没有“法治”，就很容易腐化。

　　“法治”和民主制度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最终就要靠人来执行，需要人们拥有法的观念和意识，使法律条文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常是以法作为获得利益的手段，对法的精神并不尊重。因此怎样建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如何有效地把法治付诸实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Q：依您前面所谈，“法治”的理念已经是新时期儒学所包含的精神了。

　　A：是的，宽广的人文精神是所有宗教和信仰的基础和参考。中国社会之所以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靠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如果没有精神性，这种文化传统很容易沦为工具。

　　儒家文化有一套它的基本价值理念，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觉得，在21世纪的儒学，一方面发展的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本身要通过学习使得自己更为丰富。

　　儒学，应当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积淀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这是在你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有人把它比作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Q：现在您觉得中国对儒家文化的推广到位吗？有舆论认为，大陆的“国学热”有一种功利的成分在里面，您对此怎么看？

　　A：功利性是有的，但是“国学热”还是能够推广国学本身的价值。现在有很多企业家到大学学习国学，虽然有功利的一面，但他们愿意花费很多精力于此，这表示企业家们已经从简单追求“企业做大，获得更多财富”的目标之外，也想获得一些人文价值，人生的意义，追求心灵的满足。

　　目前有不少大学发展国学的工作还是非常扎实的。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传统完全成为批判的对象。我们社会曾经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长期积累拥有的文化资源，荡然无存，比如“克己复礼”就成为成千上万人批判的对象。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这种改变正面价值非常高。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书院和读经班，还有学堂也恢复了，开始讲授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这是好事。

　　Q：我们现在能不能这样说，现阶段对中国社会而言，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就看我们怎么转？

　　A：我们现在确实处于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如果处理不好，就每况愈下。但转折点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问题。

　　单就中国社会而言，要是儒学发挥它的积极效用，还是要“综合创新”。“综合创新”不能靠一个阶层，一种职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自由是世界所有人自由的基础”。每一个人对儒学的认同或者价值的基本实践，都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胡锦涛晋升11名上将 贾廷安意外落选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19

    2010-7-19  中共中央军委7月19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向11名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颁发命令状。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意外落选。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高级军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童世平、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总装备部副部长李安东、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南京军区政治委员陈国令、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张阳、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宣读了7月5日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持晋衔仪式。至此，自1955年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和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中国已有167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这11名新科上将中，章沁生、童世平、李安东、刘成军、房峰辉、王国生、赵克石、陈国令、张阳、李世明等10人晋升中将已满四年以上或者刚满四年。王喜斌 2007年才晋升中将，堪称破格提拔。

　　而江泽民的亲信、早在 2005年就晋升中将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却意外落选。尽管有网友质疑贾廷安半路出家、从军资历太浅，不该晋升上将，但他晋升中将已满五年，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已满三年，完全具备晋升上将资格，如今未能晋升，备受关注。

　　贾廷安1982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开始追随江泽民，先后出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秘书，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秘书，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秘书、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秘书。 1994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2003年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200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07年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胡锦涛上一次晋升上将是在去年7月20日，授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等3人上将军衔。

　　这次晋升上将之前，中国军方进行了频繁人事调整。其中，济南军区、海军总部以及武警部队多个高层职位都做了人事变动。济南军区原副政委杜恒岩中将、总政治部原主任助理许耀元中将分别接任济南军区政委、武警政委的职务。海军高层人事方面，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王长江少将“回调”海军总部，升任海军副参谋长。

　　在武警方面，除许耀元接替退役的喻林祥外，许耀元在总政治部原职则由武警部队政治部主任魏亮接替，魏亮的武警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武警政治部副主任于建伟升接。此外，中央军委还任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潘昌杰为武警部队副司令员。

　　而济南军区和武警也因此相继有职务变动，原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健接杜恒岩，任军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而某集团军政委张烈英则接王健，升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来源: 多维▲◆★●■☆


中国工程院院士称水土流失是洪灾频发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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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7-20  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日前表示，水土流失是中国洪涝灾害频发的元凶，水土流失导致江河湖库淤积，加剧洪涝灾害，对防洪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在水利部主持召开的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成果通报会上坦陈，水土流失是我国洪涝灾害频发的元凶，水土流失导致江河湖库淤积，加剧洪涝灾害，对我国防洪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沈国舫说，水土流失搬运大量泥沙进入河流、湖泊和水库，削弱河床泄洪和湖库调蓄能力，增加了洪水发生的频率。尽管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是超常降雨，但从根本上说是水土流失所致。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说，黄河水患的症结在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1950—1999年黄河下游河道又淤积泥沙92亿吨，使河床普遍抬高2—4米。辽河干流下游部分河床已高于地面1—2米，也成为地上悬河。洞庭湖年均淤积泥沙0.98亿立方米，是造成洞庭湖调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全国8万多座水库年均淤积泥沙16.24亿立方米。

　　我国水土流失总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总量为45.2亿吨。主要江河的多年平均土壤侵蚀度为3400吨/平方公里·年，侵蚀强度远高于土壤允许的流失量。专家以2000年的数据分析认为，水土流失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在2000亿元/年以上。来源: 人民日报 ▲◆★●■☆


我们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28

    2010-7-20：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欢欣，曾悲伤，曾愤怒，曾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我们司空见惯的许多现象，未必就正确和理所当然。邱炯/ 插图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 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 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 “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踏上回家的路，咋就这么难？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 “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 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病从口入，不只是卫生问题，更是良心问题。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堵车，让城市居民更痛苦。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 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非诚勿扰”非常呈现“拜金女”。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 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戏说历史，新《三国》后来居上。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 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７０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 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本报资料图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 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 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 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社科院专家称中国养老体制已走进死胡同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30

  文章提供 于 2010-7-20    文章作者: 王羚 高永诚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称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约1.3万亿，中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体制走进了死胡同。他建议成立采取记账式大账户模式，改革养老金投资管理制度。

　　7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已达1.3万亿元”的研究数据，立时引起社会热议，短时间内各网站评论高达数万条。

　　本报记者随后采访了郑秉文。这位长期专注社保领域的专家表示，社会如此关注1.3万亿元的个人账户空账令他颇觉意外，而他最想表达的，是目前中国养老体制路径选择面临的巨大挑战：引进拉美的个人账户在中国已经证明失灵，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体制走进了死胡同，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建立记账式养老保险大账户，才能真正有利于全民的福祉。

　　空账不一定是坏事

　　《第一财经日报》：你不久前提出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高达1.3万亿元，普通百姓会觉得这个数字很可怕，空账好像就是被侵蚀、被剥夺的感觉。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郑秉文：社会如此关注1.3万亿元空账这个数字，坦白说令我感到意外。事实上，空账对目前的中国统账结合的养老金制度来说，并非一个坏事。我说它不是坏事，并不意味着说它是好事。只是说，如果这笔钱不是空账，而是放在那里，就目前不足2%的投资收益率来说，低于 CPI，这是个巨大的福利损失。如果是空账，意味着被挪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至少在这个时候，这笔钱从使用效果来说，是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

　　日报：但对于个人来说，会担心自己的个人账户出现空账，等老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养老金的支取?关于这个问题，曾有官员表示，国家会兜底，你认为呢?

　　郑秉文：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的强制性制度，是公共物品，出现问题国家应出面解决，收不抵支应予以补贴。但是，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制度目标，十几年来发达国家改革的目的就是想减轻这个财政包袱，我们刚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十几年，在财务上应实现自我平衡，避免重蹈覆辙。

　　日报：中国从拉美引进了个人账户，为什么他们能成功，而中国现在面临困局?

　　郑秉文：拉美是开历史先河，把公共养老金制度变成一种私有的方式。智利在现收现付的情况下改成引入账户，马上遇到一个转型成本。以前现收现付一个人工作能养活父母，改革后，一个账户自己养活自己，这样父母谁养活呢?这就出现转型成本。

　　智利和拉美国家用认购券的方式解决了转型成本。这样转型成本就均摊在各年中。我国将个人账户引入进来，但却没有解决转型成本的问题：没有认购券，没有转移支付，于是形成较大规模的空账。目前，全国个人账户做实仅1300亿元，空账高达1.3万亿元。这是我们不成功的地方。

　　日报：中国从2000年开始做实账户试点，总体来说进展并不满意。你如何评价这个状况?

　　郑秉文：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已陷入困境。试点进行了10年，但做实的只有1300亿元。尤其是去年金融危机以来，做实改革试点停滞不前，中央已允许个别省份从做实了的个人账户中取钱来补足统筹部分所缺的资金。这个口子一开，意味着个人账户名存实亡，甚至成为一个山芋，弃之可惜，“实”之无味。

　　中国首创的统账结合走入死胡同

　　日报：存在这么多问题，你认为现行的养老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选择吗?

　　郑秉文：基于我刚才的分析，这个制度存在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现行的融资方式和给付方式都不可持续了。

　　总的来说，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首创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其账户的引入是不成功的，其功能是失灵的，难以实现市场化投资。其统筹部分，在典型二元条件下，也基本是失灵的(统筹层次难以提高，派生很多其他制度弊端)，没有实现当初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这也是因为，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没有料到中国会有一个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

　　日报：高速的经济增长反而使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

　　郑秉文：在过去30年中，智利GDP增长保持在2%~3%左右。在GDP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引入个人账户做完全积累是合适的，因为账户的回报率容易超过经济增长率。但中国不同，过去许多年经济增长平均超过9%，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在10%以上，最近 10年是15%，在这种情况下，账户的回报率很难超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如果中国还有另一个高速增长期，例如今后20年，那就必须要改造这个制度本身。否则，这个制度就已走到头，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不能为拉动内需和转变增长方式作出贡献了。

　　改革上策：记账式大账户模式

　　日报：根据你的研究，到底怎样的养老保险模式才最适合当前的中国?

　　郑秉文：根据我多年的研究，我提出了改革中国现有养老金制度的上中下三种对策。

　　上策就是试行记账式大账户模式。所谓记账式大账户，就是将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也就是说将目前统筹的部分和个人的部分全都划入个人账户，这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账户。缴费公式可以变化不大，也可逐渐适当下调。

　　采取 “记账式大账户”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解基金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制度的逆向选择，在中央政府层面形成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

　　日报：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养老金管理统筹层次低的问题。

　　郑秉文：因为它是个人账户嘛，就像银行账户一样，所以方便提高统筹层次。

　　全部划归个人账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钱变成个人的统筹层次可以随便提高。这样可以集中起来变成一个“资金池”进行投资，国家可以把最好的项目分配给养老基金，比如机场高速类似的项目。

　　至于回报，国家可以承诺一个固定的、较高的利率，我个人计算这个利率可以在8%.

　　日报：从国际上来说，现在实行这种记账式大账户的国家有多少?他们实行的情况如何?

　　郑秉文：目前全世界有7个国家实行这种养老保险模式，有瑞典、意大利、波兰、蒙古、俄罗斯，还有两个中亚国家，其中瑞典是公认做得最好的国家。另外，我想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关键是要跟这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契合。

　　养老金投资管理制度急需松绑

　　日报：不论采取什么模式，都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巨额资金如何进行投资管理。毕竟，现在养老保险基金只允许存银行和买债券，这样的规定过于保守了吧?

　　郑秉文：现在不足2%的投资收益率，实在是太低了。政府投资制度必须改革，社保基金必须得投资，这样才能战胜通货膨胀。

　　对于投资管理，中央政府应建立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构，对全部缴费收入进行市场化投资;同时，该机构也作为待遇计发机构，将各种资产投资的利率统一起来，对所有账户实行统一的8%的固定利率，其目的为了扩大覆盖面。

　　我计算了一下，到2020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滚存在10万亿元以上，这笔巨大的财富，应该想办法保值增值。另外，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强制执行的，既然是强制性的，就更应想办法有个更好的投资回报，因此必须改革投资体制，投资体制不改福利损失太大。

　　日报：目前来说，和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改革投资制度应该并不难吧?我看人保部有官员也表态说正在酝酿改变投资制度。

　　郑秉文：如果养老保险制度不改革，这样的目标也很难达到，因为缺乏一个“资金池”。因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层次很低，难以提高。现在的统筹是以县为主，全国是 2800个县，统筹单位是2000 个，就是养老保险和“五险”的钱在县级手里，如果以县级为单位放开投资，那就会天下大乱。

　　所以依然要回到记账式大账户。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了这个大账户，就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像现在社保基金7000亿元的资金池一样，才可能谈到成立专门机构，进行专业的投资并取得较好的收益率。

　　新闻回顾：专家称养老金空账1.3万亿 官员:国家自会兜底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日前透露，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约1.3万亿，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并不成功。郑秉文是在中国和拉美养老金制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这一看法的。一位与会政府官员认为，不应过分担心"空账"问题，如果出现养老金赤字，将会由国家兜底。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传朝鲜处决一名负责朝韩会谈高官
http://news.sina.com.cn/w/2010-07-20/13552071874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20日  环球时报

　　环球网实习记者李亮报道，据美国《纽约时报》消息称，朝鲜于7月20日以“政治失误”为由，处决了一名曾负责朝韩会谈的高官。

　　权浩雄（音）是2004-2007年朝韩部长级会谈的朝鲜首席代表，也是前朝鲜内阁责任参事。首尔发行量很大的《东亚日报》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他已于20日被枪毙。另外还将有其它朝鲜高官由于渎职而陆续被处决。记者致电韩国负责对朝关系的情报部门和统一部，但没有得到答复。另外，处决的时间和地点也未得到证实。

　　报道称，这并非朝鲜第一次因政策失败处决高官。上世纪90年代，朝鲜因大范围饥荒处决了一名最高层农业官员。今年三月，朝鲜又处决了两名高层经济官员，罪名是搞砸了朝鲜货币改革，迫使市场暂时关闭，引起社会动荡。

　　在朝韩两国因“天安”舰事件而处于紧张对峙时，朝鲜处决了这位负责朝韩会谈的官员，传递出的信号大有深意。▲◆★●■☆


未来十年，中美之间的冲激烈突、较量的前景和结局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military&MsgID=667373

    来源: 董申章 于 10-07-17   《前言》。从2010到2020年，在国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激烈冲突和较量的10年，这是中国的主要外患。在这10年中，由于美国要在衰落中拼命挣扎以维持霸权，决不当国际上的老二。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又上升到老二的地位。所以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大于合作。美国在这10年中会继续衰落，但美国是有一个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制度的国家，10年之后，仍然会比中国强大得多。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勒索和赚取利益的手段主要靠两手，一手是用各种方式搞乱中国内部，另一手收买操控买办汉奸。这两手中国对美国却完全用不上。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和命运。现在，中国旧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拐点，内部不稳，危机重重，这是中国的内忧。中国只有实行胡锦涛愿望，成功地“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才能稳定内部，使中国避免动乱和分裂，才能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对中国也将无可奈何。中国就可转危为安。经过10年，中国克服内忧和美国的冲突和较量的外患之后，且由于世界多极化的形成和稳固，中美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缓和淡化成为既矛盾又合作的较正常的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如果不走胡锦涛提出的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而无法克服特殊利益集团操控，坚持现在旧有的“劫贫济富”发展方式，中国就有动乱分裂的可能，更谈不上应对美国的挑战了。故曰：“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1》、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没有（不讲）法制，只论拳头大小的黑社会，美国是老大，中国现在既然上升为老二（但不是美国手下的老二），在黑社会，老大与老二、老三、老四之间的斗争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老大凭据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般最好当。它的眼睛是不会停止死死地紧盯着老二的。老二是最难当的。老大经常堤防和敲打老二是黑社会的常态。老二即便对老大俯首帖耳，老大也不会放心，而且还要防范老三老四僭越的明枪暗箭。老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挑动和唆使老二、老三、老四之间互斗，以削弱老二的实力。这就是目前国际上美、中、俄、欧之间斗争的实质。所以美中之间今后10年的激烈斗争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实力上升到第二的地位所决定的，即是利益所决定的。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是次要的，往往成为利益冲突的工具。这就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中美斗争成为主要矛盾的原因，也是中国主要的外患。

 中国在与美国的斗争中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战而不败。

《2》、2008年秋美国爆发百年不遇的金融经济危机，随即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各国政府为了用纳税人的钱刺激经济发展，美国和欧洲是补助、放贷给银行和大金融经济公司。中国是发放贷款搞基建和房地产。除此之外，各国都必须对各自的经济作出某些结构性的调整和转型，才能使其经济未来能够走上正常、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就是说，以后发达国家不能完全靠发展舒服的、高利润的上游经济，而不发展实体经济，以剥削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完全靠输出低端产品和资源，来发展出口经济。这种美欧创道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结果只能造成实际上国家间的贫富悬殊，而不可能形成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最后必然造成世界周期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3》、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的延续已造成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两大共同问题：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兼通货紧缩。从长远看，各国只有基本上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其经济才算恢复到正常轨道。就是说，世界上各国都要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才能保持经济发展和贸易持久的基本平衡。但是各国调整经济结构并不能在3 ~5年内完成，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也不可能在3 ~5年内结束。比如，美国已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即便积极努力，措施得当，估计也得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见实效。而中国的产业升级、转型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困难就更大，估计至少也需5年以上。现在各国政府高层为了缓和国内高失业所引起的政治问题，与外国大打贸易战和汇率战是必然的、非短期的决择。其目的都是为解决其这两大问题。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非3~5内可以解决。

 中国经过前30年的经济大发展，经济总产值已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因此，在世界上， 很显然中国已经上升为美国的主要对手，而且互相渗透很深。就形成了上述老大老二斗争的局面。

《4》、韩国人指出：“ 美国为了他的全球利益，是必须要抑制中国的。因为抑制中国，就是保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受威胁。第一；从政治体制上，美国人眼里容不下一个共产政权存在。因为存在共产政权，会让美国感受到未知的恐惧；第二；中国在亚洲角色的提升，严重威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甚至威胁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第三；一体化的欧洲和崛起的中国，将会是美国价值观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第四； 一旦全球形成美元、欧元和“亚元”（人民币）这样的三边均势货币结构，世界经济将部分摆脱受美元本位控制的局面，美国就无法称霸世界。而困扰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决不做世界第二”。

 郎咸平说：『奥巴马这个家伙这次来中国给我们带来了3个“礼物”，当然肯定不是好东西。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贸易大战、汇率大战和成本大战。』。也许美国只要时不时地将手中的绳索（如反倾销、反补贴、要求人民币升值等）勒一勒，就足以让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速度降下来。 美国由于巨额的外债和内债，高失业率，经济在3~5年内是难以完全走出困境的。但是，它的军力和国力仍然强大，不会倒。因此，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就只能向国外，特别是中国转嫁危机，和中国长期的打经济战、贸易战、政治战（3独，背后挑动中国周边领土领海纠纷，台独）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中美经过10年的斗争之后，根据彼此实力的消长，大概能够达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因为中国的国力即使能够极大地增强，中国也只是一个中康水平的国家。而且，中国人没有称霸的传统思想，而只是想往“大同世界”。这就是10年之后中美冲突可能缓和的原因。

《5》、现在的国际大气候是金融经济危机的大风暴尚未过去，风暴的冲击引起中国和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美欧澳等国为了向中国和其它国家转嫁危机，对中国打起了贸易战、金融战、能源战、矿石战等等，现在西方最新发明了“碳”战争。这是它们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要维护超额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同时，由于其国内失业率大增，民众普遍捂紧荷包，这就使得中国低端产品的出口产品产值大降，这是长久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迫使中国低端出口产品企业必须升级和转型。另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有经济贸易资源的冲突。

《6》、中国与美国现况的优势与劣势的比较：

 1*。谁都明白中美现在是敌手，绝不是什么战略伙伴。在今后10年的中美较量中，美国的王牌比中国多多。最主要的是美国消除了城乡、地区和工农3大差距, 社会稳定. 美国的高级科技管理人才、高新技术、军事、财力都优于中国，国内稳定，还把台湾握在手里，再加上盟友伙伴一大帮。中国肯定斗不过美国。中国在与美国斗争中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搞好自己的事，降低贫富、官民对立，稳定内部。只要内部不出大乱子，就不用怕美国。韬光养晦还是没有过时。第二，要注意中国内部“买办卖国”和“买办误国”的问题，以免遭暗算。第三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在此基础上，坚持原则，善于利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纵横捭阖，不吃大亏，给美国一些小甜头就不错了。中国的优势是：在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即使再穷一些也无防，而且有2大保命的杀手锏，1是具有第二次打击的远程核武器，2是持有2万亿美元的债券。所以美国并不可怕。 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无论是在军事经济的硬实力上，还是在技术、人才文化教育等软实力上，美国都比中国优胜得多. 所以跟美国硬拼是不行的。

 2*. 美国经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经过金融经济危机，如不放弃霸权，肯定会走向衰落。但是现今真正的多极世界尚未形成，美国仍然是多极中的黑老大，它有美元、军事、石油、粮食4大优势霸权，离成为2流国家的路还尚远。现在那些过度唱衰美国的人往往是在有意误导别人，或者头脑发热。总的来说，美国现在更多的是金融危机，而较少经济危机。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的年增长率为负6.4%。到第四季度，就变成了5.9%的增长率。美国的私有企业很有活力。许多银行已经还清了政府的借款。2010年，道琼指数由过去少于7000点稳步上升到近11000点。房地产平稳。奥巴马上台后，从伊拉克撤军、医疗改革，金融改革等。最近，奥巴马政府宣布，2009年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助银行贷款现在只用了1000多亿美元就成功了。因为大部分给银行的贷款已经归还给美国政府。这说明美国经济还是有活力的。虽然这些改革不一定理想，也不一定会成功，但这表明美国正企图东山再起，也许会变得比唱衰美国的人所预计的更好一些。美国人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靠过度借贷的高消费时代。因此，中国不要指望今后仍然能够靠出口大量低端产品到美国以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观中国这2年，除了举国办60年大庆，举国办世界博览会，银行每年发放10万亿贷款等之外，只是把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泡沫向后推迟而已。并未消除经济危机。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潜伏下重大的隐患。

 3*. 美国要克服高失业率、大幅降低财政贸易赤字和内外债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中国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收入分配也要走一段更长的路，而克服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并非易事。中国要成功发展出来新技术和品牌，要低端产品转型和升级, 需要走一段更长的路。所以中国可能会走得更艰苦。因此，中國要完成现代化，关键就应发展城镇化，就需要推动 “國退民進”，大力发展民營企業，壮大中产阶级以降低贫富差距和对立。总之，中国只有搞好内部、稳定内部，才能在对外和对美国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大约中美经过今后10年的较量和冲突之后，特别是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转变发展方式之后，中国就不会再受到美国的威胁和勒索，中美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缓和到正常的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

 4*.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局部战争危机：戴旭：『就是未来10年中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形势？许多人的观点是中国不会面临战争，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会面临战争，而且不止一场战争。 宫崎正弘，他作为局外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实际上我用了10年时间，我在国内走，他在国外走，他在国外走完以后得出的结论和我一样，他说：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因为它的周边是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还加上恐怖主义，被全面的包围』。美国兰德公司早就建议美国政府花7000亿美元打一场战争以解决其金融经济危机决问题。因此，中美潜在战争威胁未消除，比如台湾问题，美国还在背后支持越南、印度、日本以挑起与中国的领土领海冲突。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是发生国家战争的根源。

 美国还威胁要使中国无法得到诸如沙特阿拉伯、苏丹、尼日利亚等“中国主要石油供应商之正常供应”。美国搞乱巴基斯坦，使中国失去伊朗。

《7》、今后10年，中美之间冲突（经济战、贸易战、政治战、包括台湾问题）的前景：首先必须认识到未来10年是中美摩擦和斗争激烈的10年。虽然中国已成为经济政治军事的大国，但是中国的软肋多多。两国在国际国家利益和政治上的冲突大于共同的需求，加上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美国压制和削弱中国的企图和措施是必然的、长期的。两国在冲突的同时，各自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内部的压力似乎更加巨大。两国争斗的前景和结果不外下列4种：

 (a)。两败俱伤，二者都一蹶不振，让别国坐收渔利。这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两国高层都有足够的智慧避免产生这种结果。但是在一些局部的争夺中，产生美国少输中国多输的情况可能会时有发生。因为毕竟美国比中国强大。最糟的情况是中国在武力统一台湾时，美国进行武力干涉，但这也只可能被双方限制在局部战争内。中国有2大拼命杀手锏，即可以2次打击的核武器和2万亿美元的债券，此2者都可以使2国互相毁灭。两国高层都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避免产生这种互相毁灭结果。而只为赚取更多的利益采取局部的冲突。

 (b)。双赢。这可能是比较正常情况。在一般情况下，美国赢得多，中国赢得少。因为美国掌控者中国许多经济命脉和台湾问题，掌控者石油定价权和海上运油通道，且在军事上包围着中国，再加上中共高层有许多买办和裸官。美国得便宜和实利，中国政府得面子可能会成为常态。关于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台湾绝对是只赚不赔的买卖，美国决不会无条件放弃。美国兰德公司早就建议美国政府花7000亿美元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解决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个负担，即买不到美国东西，也让美国老看着眼馋，而且年年贬值。中国如能化7000多亿美元从美国私下换回台湾，倒不失为一种实际上的双赢。比武力打台湾的损失和损害要小的多吧。当然，关键是整个过程难以实际操作和操控，难以找出双方（特别是中方）官民都可接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要中国有能力和做好了和平和武力统一台湾的两手准备。如能在2020年前交换成功，作者倒认为是一种特别值得的双赢。

 (c)。美国输，中国赢。这种结果无论在大局上或小局上都难以实现。一是中国实力不够，二是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盟友，但关键还是国内并不和谐，长期靠高压维持稳定，底气不足。

 (d)。美国赢，中国输。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情况是难以出现的。俗语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连伊拉克、阿富汗、朝鲜都搞不定，怎么能彻底搞垮中国？只有一种情况或许有可能发生，就是中国自己不争气，瞎折腾，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剥削压迫民众和中产阶级，造成大动乱而搞得四分五裂，然后美国和其它列强乘火打劫。但在一些局部的斗争中，美国利用其在中国周边喽啰，放狗咬人，从中渔利是大有可能的。

《8》、 结论：在中美今后10年的冲突中，如果中国不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稳定内部，对中国来说，可能最糟糕的情况是美国背后支持与唆使印度、越南、日本对中国的领海领土战争，或者挑起南北韩冲突，或者挑起台独的重大分裂活动，以从中渔利。2012年，中国的内忧外患将达到最高点，在国外，有3大重要选举：台湾总统改选，美国总统改选可能造成局势的紧张。俄罗斯总统改选和越南共产党的改选可能会使中国更失民心。在国内，中国共产党有18大换届。在18大换届之前，胡温政府为了权斗，对“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只能是 “空话治国”，难有实际有效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在18大之前会更加疯狂地压制和掠夺民众和国家社会的财富，或者砖逃资金移民外国，以使贫富更加对立，社会更不稳定。房地产大泡沫也可能破灭。因此，我相信，临危受命的中共18大中央，在内忧外患的危机面前，会有智慧、魄力和能力的高层或者领袖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扰，反对贪腐，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会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转危为安的。全文完 ▲◆★●■☆


1953年 梁漱溟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公开交锋的历史公案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memory&MsgID=310012

    2010-07-18：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8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报》开辟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上说话，我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于是，他秉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10日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梁漱溟没能安排得上。中间休息时，他写了张条子给周总理，说在北京的人讲话机会多，请尽可能先让外地人发言，自己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总理答复他说，你不必考虑时间问题，会期可以延长，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就是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

　　因为是回眸，也为了论述的需要，这里不妨将梁漱溟的发言做较为详细的摘录。

　　梁漱溟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我曾经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场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计划，这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表示赞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点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说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时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反对总路线呢？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总路线的啊！我哪里是在损害工农联盟，而是希望工农联盟的基础越来越牢固啊！因此他要申辩，要澄清。在会上就给毛泽东写信，但信没写完，会就散了。回到家，他继续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说明自己的发言没有一丁点儿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政府好。请求主席在大会上收回讲话，解除对我的误会。9月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由于时间仓促，当晚谈得不深，并没有解除误会。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罢休，要再一次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以让与会人员进行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准作大会发言。他先后复述了9日和11日发言的内容，再三表明自己并无反对总路线之心。当天仍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与会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一贯反动”：“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这位中央领导人下的结论使梁漱溟心绪烦乱，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在倔强个性的支配下，他视一切于不顾，要求当场发言作答。

　　在9月18日的大会上，梁漱溟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中共领导人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历史的任务，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认输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着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回答说，但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当下去的。让你继续当政协委员，是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时梁漱溟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回答得很干脆，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说的了。梁漱溟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时，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大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纷纷要求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钟不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梁漱溟满脸的不悦：“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付诸表决，看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带头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其他中共一些领导人也都举了手。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梁漱溟不得不走下台来，一场相持许久的僵局这才宣告结束。

　　此事过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在反思中，梁漱溟觉得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这个领袖。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检讨了自己。其内容这里也予以抄录。梁说：“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比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从这些话语不难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

　　1953年9月当众顶撞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便失去了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然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

　　梁漱溟依然有着对毛泽东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怀。毛泽东在心底里也仍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岁、1918年就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泽东。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一批在 “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给毛、周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并批示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中共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对他的点名实际上为解放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只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反动分子”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人情味的，证实了在毛泽东的记忆库里始终没有忘记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梁漱溟老先生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当笔者得知上述批示的内容，并在探望时向他作了转述后，他显得既严肃又欣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梁漱溟又一次回忆了1953年那次与毛的交锋经历，感慨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间显示出，梁漱溟虽脾气倔强，却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