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南海问题，中国的挑战越来越大
http://news.stnn.cc/ed_china/201008/t20100809_139090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8-09： 美国之音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美越军事关系升温平衡中国南海影响》，作者为记者海彦。文章摘编如下：

　　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星期天（8日）造访越南，停泊在重要港口岘港外水域。有分析认为，美国和越南这两个前敌手近来关系不断升温表明，越南希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介入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同时美国在韩国天安舰被击沉事件后，也提高了维持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兴趣。

　　作为纪念美国和越南上个月建交15周年活动的一部分，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在上个月与韩国高调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演后，星期天抵达越南岘港访问，而岘港则是越南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报道说，岘港是越南实际控制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一些有争议岛屿的起跳点。

　　美国和越南的关系近年来明显升温。美国最近证实正在与越南就一项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进行磋商，与越南分享民用核能燃料和技术。另外，美国与越南就中国需要与相关邻国磋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也达成共识。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上，呼吁中国与周边邻国和平解决南海岛屿领土争端问题，表明美国希望维持亚太安全与稳定的愿望。

　　美国一改以往就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中立的立场，令中国不满，因为中国宣称拥有对整个南海以及有争议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岛屿的主权。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越南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表示，越南不支持围堵中国，但是希望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介入以平衡中国。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阿瑟·沃尔顿也表示，美国也在弥补和加强在这一地区影响，提醒中国美国的影响力并未消退。

　　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越南在南海岛屿领土与能源开发权争夺上，与中国矛盾最大。因此，越南与美国的关系增长是必然趋势。

　　他说：“美国和越南关系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在整个南海问题上，越南和中国的矛盾是最激烈的，目前控制的岛屿相当多。而且，越南还与一些石油公司探讨合作探勘南海地区的石油。所以在一些岛礁的领土争夺，和未来能源开采权的抢夺方面，越南与中国的针锋相对未来只可能加剧。”

　　不过，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称，由于中国近年来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威力，周边国家也做出回应，因此，如何解决南海领土争端问题未来出现复杂化。

　　他说：“美国想参与、扮演某种角色，目前看是很明显的。当然，这几年，南海周边的相关国家也是冷眼旁观中国方面的一些发展，充分关注到中国在南海地区，她的海空兵力是大幅地增强，感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也因此，周边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军事投资，那当然最明显的就是越南。这次把美国因素搀杂进来，大幅增加了日后问题解决的复杂度与困难度。我想，对于中国当局来说，挑战、未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家苏浩教授表示，美国在亚太的影响是事实，中国并无意排斥。他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构建抗衡中国的战略安排。

　　他说：“现在美国确实也和越南的关系在加强，那么越南是南海问题争端国的相关国家之一。外界看法呢好像是华盛顿和越南关系的加强似乎有一种抗衡中国的意图在里面。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一种事实，中国也并没有这么一个意图排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我不希望美国有这么一种意图，是不是要建构一个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一种似乎抗衡中国的这么一种安排。我想这种安排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不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苏浩教授表示，美国改变以往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可能与中国明确表示南海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有关，不过苏浩教授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反应过度。

　　他说：“今年年初，美国在和中国对话的当中呢，中国提出了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国对于南海的核心利益实际包括台湾、包括南海，包括中国的周边一些地区，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国家利益更多的融和。美国通过中国这么一个核心利益的表述，就把中国视为一种扩张，甚至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抗衡中国，我想这样一种理解是没有意义的，也不符合现在的时宜。”

　　近日，越南政府抗议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地震探测活动，而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指挥官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一直视南海为国际水域，敦促中方在有争议的水域应当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不要引发政治和安全的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重申对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反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的言行。来源： 美国之音    编辑：张振国 ▲◆★●■☆


中国富豪捐光财产未必是福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8-10/08312086365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最近，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号召富豪们捐出至少一半身家用于慈善事业，已得到美国40名富豪响应。两人计划今年9月来中国，明年3 月到印度，游说富人捐款。但世界首富、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近日已公开拒绝两人的号召，称其财产必须用于向重要的社会工程放贷。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出号召以来，国内舆论通过赞扬美国巨富的“财富观”，向国内富豪作出了道德暗示。中国贫富差距巨大，数千万人还衣食、看病有虞。如果中国富豪跟美国富豪一样热心慈善事业，很多穷人就会成为受益者。    

　　但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到底是靠慈善，还是靠发展？也许两者并不矛盾，慈善与发展，我们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每个人都蒙其利。而富豪捐钱做点善事，也会有人受益，社会就会多些暖色。    

　　问题在于，慈善指向消费，而发展有赖于扩大生产，两者还是存在矛盾。慈善与发展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一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增长已达极限，发展无求于积累，富豪捐钱无损于经济运行。而在像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财富必须变成要素，投入生产。    

　　假设中国富豪捐出全部私产，整个国家彻底均贫富，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也不过38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是接近4万美元。均贫富的中国人还是很穷，由此可见，慈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而发展离不开投资，需要资本，也就离不开富豪的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有财富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参与利润分配。财产是私有的，但作为资本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后，私有财产实际上已经社会化了。    

　　回头再看私有财产和慈善，我们就会有新的认识：美国富豪倡导的慈善，实际上是把私有财产抽离生产领域，用于救济穷人，资助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而富豪不捐出私有财产，其财产也不是被富豪消费了，其绝大部分还是在生产领域为社会服务。    

　　就拿墨西哥富豪卡洛斯·斯利姆来说，他现在拥有535亿美元财富，但他没有私人飞机，不喜欢奢侈品，生活开销全部从自己2.4万美元月薪中支出。他的535亿美元私产，实际上还是被社会占有着，这跟捐了有什么两样？    

　　美国富豪，实业家有之，投机分子有之，遗产继承人有之。钱不捐出来，未必有利于生产，倒真有可能被奢侈消费掉。中国积累私人财富的时间不过30 年，亿万富豪大抵是些实业家，从投资的需要来看，他们不是钱多得要捐出一半，而是资本积累不足。近几年来，中国已有一批上市民企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崩盘，民企经营者则走入穷途末路。最近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在资金方面，也不得不寻求“外援”。   

　　美国经济非发展中国家可以同日而语，美国富豪的“活法”也非中国企业家可以效尤。早在190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就宣布“停止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奋斗”，他卖掉公司，全部私产用于慈善。比尔·盖茨从微软抽身，做全职慈善，也是在他登顶世界财富榜之后。如果中国企业家把财产从生产环节抽出来，不事生产，而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做慈善，那决非中国之福。▲◆★●■☆


中石油为何懒于追责急于表功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8-10/04062086139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0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据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职工的材料中反映，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日前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8月9日《中华工商时报》)。

　　孤立看这次“抢险表彰会”，似乎无可非议，因为在大连油管爆炸事故抢险救援中，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也是有功劳的，但若将表彰会与“7·16”火灾事故联系起来整体审视，不难发现这个“抢险表彰会”是个“黑色幽默”，足以刺伤公众的眼睛。

　　大连“7·16”火灾事故是一场生态灾难，污染海面50平方公里，生态危害可能持续十年左右。而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公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情况的通报》称，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及相关单位对此次油港爆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既然权威部门已经认定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是责任单位，那么，最紧迫之事，应当是厘清谁是责任人，继而问责，然后再将赔偿摆上桌面。至于抢险，说白了，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一种过错补救。退一步讲，即便有功，但功不掩过。因此，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对自身应该担负的过错与责任视而不见，而以“功臣自居”召开“抢险表彰会”，实在有悖于事故的严肃性和警示作用。

　　在此，笔者不得不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在整个事件中，相关方表现出来的担当令人钦佩。比如，多名政府高官因此事辞职谢罪；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多名CEO宣布辞职，英国石油公司还将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

　　而反观我们一些企业，事件爆发后，未见哪位官员辞职谢罪，更未见企业高管辞职，或主动向社会道歉，或拿资金补偿损失。相反，责任未究，就载歌载舞开“表彰会”了。试问，企业的社会责任哪里去了？ 有关部门应该对相关责任人依法问责，不能一边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另一边却开着表彰会，逍遥责外。▲◆★●■☆


有多少中国人能攒够500万养老？
http://blog.ifeng.com/article/6836465.html

 　　2010-08-09： 科恩兄弟曾拍过一部很著名的电影《老无所依》。 他们以惯常的黑色幽默，讲述了一个德州西部牛仔意外获得黑帮200万的意外之财，然后陷入漫长而绝望的被追杀苦旅，逃亡竟成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将上演真实版的《老无所依》。他们不可能获得意外横财，但却难逃被孤独、贫困、疾病袭扰的厄运。

 　　除非你在60岁攒够500万——按现在物价涨幅3%计算，到时可以过上富足老年生活。最不济你也需要在退休时拥有170多万元，这样可以过上优质老年生活。

 　　这不是危言耸听。

 　　媒体报道，在第八届世界华人保险大会上，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中国发展中心秘书长郑森源语出惊人：中青年人应该作好“空巢养老”的准备，必须从现在起留出自己“过冬的粮食”。

 　　但要获得富足老年的经济基础，你需要从30岁始规划，每年应该拿出6万多元用于投资。而要达到优质老年的标准，则需要从30岁开始规划，每年应该拿出2万多元用于投资。

 　　尽管郑秘书长疑似在为各保险理财机构当托，也姑且不论目前投资渠道多么狭窄——炒房似乎是唯一靠谱的，但其揭示的问题还是一针见血。

 　　在贫富差距相当严重的中国，按照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7175元看，每年能拿出数万元进行投资的一定是少数先富群体。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麻烦的是，现在多数中国老人忧患了一生也难翻身——年轻时叫穷人，死时竟可能成穷鬼。

 　　古时的解决方案是养儿防老——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标志80后都三十而立了，都开始有新的独生子女了，有出息的都在奋斗，不少还在为美国奋斗，不可能照顾老人；没出息的根本养不起老人，八成还得啃老——“养老防儿”的趋势日益加剧。

 　　很多人因此怪计划生育政策，天天呼吁放开二胎。越有钱的人声音越强烈。

 　　其实，对于穷人来说，结合目前的体制不公、阶层分化、就业压力和教育现状，多生孩子不一定能改变家族命运——当然我希望更多的寒门子弟能获得公平博弈的机会，能让含辛茹苦的父母夕阳无限好，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拼爹游戏泛滥、贫富世袭严重，且看不到短期改良的希望。

 　　子女靠不住，还得靠自己。一是希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早日实施——但由于体制性不公阴霾浓重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短期工资大幅提升的可能微乎其微；二是中彩票——其概率仅仅高于遭雷劈。

 　　没有收入，何来投资，即使投资，股市又像赌场，没内部消息只能当分母；楼市——现在又在宏观调控，且门槛高得连收入高出国人十倍以上的欧洲人投机炒作都吃力。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目前的窘境是：老人可能晚景凄凉，孩子可能被教育谋杀。

 　　在“空巢养老”、“未富先老”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只能靠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

 　　但现实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相当薄弱。也就是说，多数中国老人连基本退休生活都成问题。

 　　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会长刘光和披露，据统计，2008年国家投入社会福利事业103.1亿元，仅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6%，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 0.034％。这意味着在世界上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祖国，每个老人获得的国家福利只有45元。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各种类型的养老床位 234.5万张，仅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1.4%，与发达国家5%-7%相去甚远。

 　　1999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成就举世瞩目。遗憾的是，各项配套的社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国家福利投入始终没有真正同步上升，被各方天天视为的教育也从未到达GDP总量的4%。

 　　联合国预计，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这意味着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人，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全世界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老年人。

 　　电影《老无所依》中，代表公平正义的老警长一面惊异于社会的变化、人性和法制观念的没落，一面感叹世界已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怀念那曾有的公正和人性的温暖。

 　　我不希望这是大多数中国老人的宿命。▲◆★●■☆


美国媒体称：中国高估自身实力可能造成中美冲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889

  文章提供 于 2010-8-9  作者: 约翰•李   文章译者: 汪析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5日文章，原题：中国的崛起与战争之路

　　一战前4年，英国政治家诺曼•安杰尔在其作品中称，军事征服已不适用于当代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今天，许多决策者按照相同逻辑，预测中美可以避免战争。但这些人可能错了。这正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暗示的：就如上世纪欧洲的情况一样，对塑造亚洲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非经济。中国的崛起很可能引发在安全领域跟美国的激烈竞争，导致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大有开战可能。

　　这与时下的普遍看法相左。一般认为，美中关系会有个良性未来——这基于一种观点，即美国可以驾驭中国，办法是鼓励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中崛起。在华盛顿，持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

　　但历史告诉我们，米尔斯海默的警告不可忽视。一战前，英德法每年的贸易额分别占到其GDP的52%、38%和54%，且大量贸易发生于彼此之间。但经济上的彼此依赖并不足以防止悲剧性事件升级。

资料图：解放军红旗-7型防空导弹攻击空中目标

　　如今，中国所宣称的“和平发展”似乎也是扎根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为了维持高速发展，中国需要亚洲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至于美国，华盛顿没人想看到跟中国爆发冲突，特别是在美国还正在打两场战争的情况下。

　　虽说目前为止，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和美国为“驾驭”中国崛起所作的尝试成功避免了两国开战，但近来外交领域的战火——围绕中国重申南海主权、称其属于北京 “核心利益”——印证了一些学者过去10年来所持的看法，即上世纪初欧洲的局势有可能在今日东亚重演。若论战略目标，在经过数十年的故步自封后，中国正重新进入一个并非由自身建立的地区秩序。随着中国崛起，它会日益迫切地要保护其“核心利益”。

　　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大战略是避免与比其强大很多的对手(如美国)发生冲突，同时打造“综合国力”。但历史一再证明，不是基于战略利益的和谐，而是靠政治手腕和克制建立起来的和平具有天生脆弱性。由于没有亲历伤痕累累的中国近代史，该国未来的领导人会更加坚定自信。甚至现在，他们认为中国在确保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进展过于缓慢。危险在于，就像 100年前德国在欧洲那样，中国高估了自身实力，低估了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加之战略上的不满和急躁——会加速造成灾难性的误判和失误。来源: 环球时报▲◆★●■☆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中国再次大修"国史"(图)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8/news-gb2312-1138688.html

 新京报 于 2010-08-08：  点校本前四史曾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

2006年4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后，专家们合影，坐于前排中间的老者为任继愈，徐俊为国史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后排左三）。

　新中国二次大修“国史”修什么？

　　中华书局总编辑讲述重修理由，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因受时代局限存在缺憾，重修5年后完成

　　- 对话动机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此次为什么要修订？如何修订？本报对话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 对话人物

　　徐俊 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为何重修国史？

　　“存有缺憾，阅读不便”

　　新京报：为什么要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修订？

　　徐俊：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新京报：历次校刻，重点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点是文字校订和勘误，也有些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两次校刻，就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较多改动，此外，《明史》殿本与库本差异甚大，《元史》乾隆殿本与道光殿本也多有不同。

　　新京报：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时候？

　　徐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组织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整理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经历了20年。

　　新京报：但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为什么又要修订？

　　徐俊：这主要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体例不一”

　　新京报：能否详细解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随即在中华书局组织下，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由于时间比较紧，导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体例都不一样。最后只有《史记》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其他三种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什么时候整理出版的？

　　徐俊：在整理“前四史”的时候，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由于参加点校的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时间难以保证，1963年，中宣部发文将各地点校者全部借调到中华书局。那一段没有太多政治干扰，后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点校体例，在这一时段基本得以确立。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停滞。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清史稿》的点校，虽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开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后的事情。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也存在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吗？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历时20年，前后三个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为何存有缺憾？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新京报：“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新京报：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次修订我们要求每部史都必须确定好的底本，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新京报：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新京报：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新京报：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书。

　　新京报：这次提出修订经历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意见，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织修订。

　　新京报：做了哪些准备？

　　徐俊：2005年，我们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新京报：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新京报：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新京报：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大多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确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新京报：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新京报：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新京报：对目前修订的阶段成果，你怎么评价？

　　徐俊：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到肯定，我个人对新的升级版本有充分信心。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09/14582085818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9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 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 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 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 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 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