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已成功瓦解美国在南海的战术
http://news.stnn.cc/ed_china/201008/t20100811_139267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8-11：  中评社11日发表社评，题为《菲律宾南海表态 美国合纵术破产》，作者为评论员余永胜。文章摘编如下：

　　自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南海问题表态后，东盟国家的态度一直备受关注。8月9日，菲律宾外长阿尔韦托.罗慕洛就此事表明菲方立场，罗慕洛表示，南海谈判应严格在东盟国家和中国之间进行，不需要美国或其它任何第三方介入。在被问及是否支持美国介入南海冲突时，这位外长掷地有声地说出了一个字：“不！”罗慕洛还重申，菲律宾将继续执行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将其作为解决争端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刚上任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也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表示，菲律宾将遵守东盟与中国可能要签署的南海行为守则，这个守则是“保证东盟在2015年实现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目标的方式之一。”

　　在东盟国家中，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最为亲密，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菲律宾的表态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对东盟国家有示范效应。这一点，在近期越美热衷于联手牵制中国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国已经成功地瓦解了美国联合东盟对付中国的“合纵术”。

　　现在看来，在对待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问题上，东盟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越南式的，倾向于寻求美国庇护，在外交上奉行的是远交近攻术；另一类是菲律宾式的，拒绝外力介入，力主在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谈判解决。

　　美国之所以要介入南海争端，既有保障和扩大自己南海利益的企图，也有以此“合纵”东南亚国家，组成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的意图。不过，美国的算盘能否打成，关键在于东南亚国家的态度。如果东南亚国家对其敬而远之，那美国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沆瀣一气，那中国就会陷于孤立被动的局面。因此，中国能否成功地防范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关键是要处理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常言道：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首先要理解并照顾东盟的关切。站在东盟的立场上看，与一个世界级大国为邻，难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顾虑，如果考虑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争端，就更是如此。对此，中国的姿态完全可以放大度些，除了多做释疑解惑的工作外，对东盟国家的外交平衡术也不必太在意。事实上，中国越是反对东盟国家的平衡外交，就越坐实了平衡外交的必要性；相反，如果中国顺其自然，反倒有助于打消东盟国家的疑虑，甚至令其重估平衡外交的必要性。

　　应当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此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的。前段时间，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决定邀请美俄加入东亚峰会，谁都知道这是在平衡中国，但中国依旧表示“尊重东盟共识，愿继续同各方保持沟通，以最终达成协商一致”。这样的坦荡胸怀，无疑有助于化解东盟的疑虑。当前，东盟国家最为关切的问题，是想把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修订为“行为准则”，以增强它的强制效力。对此，中国可以考虑满足这样的要求。毕竟，心底无私天地宽，中国也没有以武力解决南海争端的打算。
 
　　其实，即便中国任其自然，东盟国家也不至于在偏向美国方面走得太远。谁都知道，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如果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东盟国家也会有安全心理上的缺失。毕竟许多事靠域外大国，是帮不了多少忙的。2008年格鲁吉亚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教训。当时格政府天真地认为，凭借自己和美国的军事关系，俄罗斯不敢对它轻易动武，所以挑起了南奥塞梯冲突，结果被俄罗斯打得落花流水。美国仅在口头上谴责了俄罗斯，并未有任何实质性救助。当时以至有人调侃说，做美国的敌人很容易，做美国的朋友却很难。这一点，东盟国家不会不清楚。

　　事实上，美国的东亚政策也是置于其国家利益这个大盘子里的。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美国都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需求，很难想象它会为了小国利益，牺牲重大的战略利益。如果个别国家认为攀上美国这棵大树，就获得了抗衡中国的本钱，那就太天真了。

　　这次菲律宾率先就南海问题做出反对美国介入的表态，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作为东盟频有影响力的国家，菲国的表态对其它国家应有很好的示范作用。这样的表态，对于仍执著于搞远交近攻的国家来说，将具有警示意义；而对于仍执著于搞合纵术对抗中国的美国来说，也该清醒一下头脑了。 来源： 中评社  ▲◆★●■☆


中美猜疑加深 重大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8/10/1919140_0.shtml

2010年08月10日 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王缉思（国际先驱导报图片）

【作者简介】

王缉思，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兼任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被业界称做“中国知名智囊人士”、“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观察家”、 “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

【评论动机】

当一些中国网民尚在惊诧于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何以突然地“伏击”中国，美国对华强硬派已经将“希拉里主义”推向前台了；当一些中国人尚在将“华盛顿”号航母不开至黄海视为外交“胜利”，美国报刊已在欢呼雀跃于“美国顶住中国的威吓”；当中国舆论还在观望并争辩美国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西方舆论已明确将今夏美国在亚洲一北一南两场争端中的出手定性为“里程碑”和“枢纽”，“这一刻改变的不仅是美国对华政策，还有该地区各国的对华政策”。

这一刻，预示着中美新战略较量的序幕已经开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将为我们深度剖析：中美关系的渐变是如何发生的；在双方重大利益关切问题上，两国是否渐行渐远；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两国客观实力及主观认知的变迁将给两国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中美整体战略态势将如何发展。

【先驱语录】

★ 在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 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

★ 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2010年年初，美国宣布新的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相继发生，引发了自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最严重的政治风波。4月上旬，以两国元首通电话及宣布胡锦涛主席赴华盛顿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为标志，双边关系实现转圜。5月24日－25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金融和能源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然而，尽管近来中美关系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在激化。正如美国防部长盖茨抱怨未能如愿访华以及美韩黄海联合军事演习等事件所揭示的，中美战略互信远未培育出来，而战略互疑却在近几年中日益加深。

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战略互信

本文将当今中美关系同2003年的中美关系作对比，来证实以上判断。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参照系，是因为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当年11月，正在访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鲍威尔国务卿不久前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来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2003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当时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贸易不平衡、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一般来说，经贸关系在总的双边关系中起着“压舱石”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扩展到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时，高盛、谷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对中方扶植自主创新产业等政策十分不满，指这些政策影响其利润和市场份额，认为中国开始排挤外资。双边经贸关系不仅不再是“压舱石”，其中许多问题反而成为培育战略互信的严重障碍。

再看中美军事关系。在南海撞机事件后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国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美为标志，实现了“全面恢复”。当年两国海军舰只在良好气氛下互访对方军港。今年初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进入“冷冻”状态，军方之间的对立言论也在升温。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碰撞的危险上升。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天这种局面，与美国国内政治与领导人因素密切相关。2003年，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得手，布什总统声望如日中天。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对布什本人亲自掌控的对华政策不持异议。但是，今天奥巴马总统的国内支持率低于当年的布什，对美中关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党将在今年 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的严峻挑战。国会议员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攻击中国，外交和国防班子中的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使现政府对华政策呈左右摇摆之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调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少新变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反恐与国际安全问题。当年美国深陷中东，排除了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国不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中国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所投的赞成票相当勉强。国内不少观察家担心美国反恐告一段落后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对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构想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的动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国最为关切的朝鲜问题上：目前中美都视对方为事实上的消极因素，战略互疑增加。中方怀疑美韩加强军事联盟含有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则指责中国越来越偏袒作为“盟国”的朝鲜，同美国的目标分道扬镳。

再来看中国大陆至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从布什本人到所有负责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都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由被动不接受“台独”转为主动“防独”。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政策协调。反观今日，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时候，美国更多地被视为其中的负面因素。前外长李肇星今年3月说，美国对台军售相当于“在兄弟拥抱时递过一把匕首”。

非传统安全问题。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认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出现了一些让双方不愉快的场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怀疑对方战略动机者大有人在。

总之，在以上两国关系的几大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实力拉近，认知差距却拉大

综合来看，数年来国际格局和中美的实力对比相对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美国仍然在是否、又该如何承认中国崛起问题上游移不决。

2003年，中美两国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8多一点。当时国内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2009年，中国GDP高达5万亿美元，占美国14万亿美元的1/3以上。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3年的29％降低到现在的23％左右。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无论如何解读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整体实力和影响下降，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权力中心。

两国实力相对拉近，但舆论反映的认知差距却在拉大。针对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于2003年12月和11月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受到美国舆论的关注与欢迎。当年美国学界关于中国的评论相对公允，普遍认为中国的长远走向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今天美国舆论界除了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之外，又出现了“中国傲慢论”，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负面报道明显增多。诸多评论家认为中国强大之后终将同美国分庭抗礼。在中国方面，以《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梦》等书籍为代表，舆论风向也有明显变化。褒扬“中国模式”、批判美国模式和“普世价值观”、抵制美国政治文化影响、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军事强国的观点日益上扬。质疑“韬光养晦”外交思想等论调，在国内媒体中屡见不鲜。

中国掌握主动还需要时间

不可否认，同2003年相比，今天中美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确实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教育、卫生、环保、能源、金融等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综合而论，在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实力消长与国际地位均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框架正面临重大调整。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上升，在维持对美关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将要求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政策底线，改变现状，争取主动。在中美博弈中，中方控球的时间更长了，而球越来越频繁地踢到了美国那半场上去。

可是关键问题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地说“不”的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图和迹象。而美国不改弦更张，中美关系就难以维持稳定。

美国政治主流并未承认美国实力地位正在衰落，不承认西方在国际道义、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根本缺陷，反而宣称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美国战略家仍在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问题上发现“软肋”，并试图加以利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在战略上“重返亚洲”。

还应当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弦更张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迅速转化为对美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因此，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空间将受到挤压，重大较量将难以避免。也许只有在经历一场或几场重大较量之后，双方才能摸索出若干新的政策底线，构建一个更为稳定的战略关系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把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才能把对美关系处理得更好。当前，涉及对美关系的决策部门越来越多，外交、国防、维稳、外贸、金融、能源、涉台、宣传等部门的相互协调并在重大政策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是稳定对美关系的关键。（原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略有增删）▲◆★●■☆


中美关系再度恶化 胡锦涛下个月不访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937

    2010-8-10： 据“中央社”8月10日引述《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外交人士说，在两国关系呈现紧张下，北京方面已推迟与华盛顿方面就胡锦涛访美之行所举行的预备会议。现在看来，外界所期待的胡锦涛访美之行，短期内变得不可能发生。

　　报道引述中方外交人士说，中美双方原先期望在目前这个时间就胡锦涛访美之行完成低层次官员的协商，并于8月底达成协议。

　　这些协商是胡锦涛访美前要完成的必要程序，但迄今，两国尚未完成有关协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双方也没有安排有关协商。一名中方外交人士说，“所以，胡锦涛下月很可能不能访美。”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胡锦涛曾两次答应对方的邀请，于本年内访美。但近期美国在黄海、南海等问题上的动作，被外界质疑为美国正试图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

　　美国除了准备派遣航空母舰与韩国在黄海军事演习外，其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8日也抵达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越南。加上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这一系列对中国的公然挑衅，使自年初美国对台军售以来已交恶的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有观点提出，美国此举是为“北约全球化”在亚太布局作准备。

　　中国国际战略、地区安全战略问题学者田一枫在《中美关系走向新的“拐点”》一文中指出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只能作出两种选择：要么采取妥协态度，要么采取“以强硬对强硬”的态度。

　　采取“以强硬对强硬”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美国“还以颜色”，诸如中止两国高层往来，中断双方关于“人权”问题的对话，在朝鲜、伊朗问题上奉行更独立、更灵活的政策，在南海、黄海加大军事作为的力度，同时对中美关系的全面倒退作好必要准备。

　　而对于美国作法，中方已多次公开表示不满，近期也以军演响应。还有消息指，中国正在广东韶关建设反舰弹道导弹基地，用来阻止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南海作战。来源: 南华早报▲◆★●■☆


北京将正视中华民国存在？调整对台军事部署？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962

    2010-8-10 ：在北京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可以讨论撤飞弹的背景下，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12年台湾大选前，就“中华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新说法，并可能在年内在对台军事部署上做出调整。

　　经济交流已不足以打动台湾民心

　　7月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在记者会上谈及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时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撤飞弹、军事部署等问题都可以讨论。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林中斌本周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认为，在台湾今年五都选举前，不排除大陆在对台飞弹部署上做出调整的可能性。林中斌指出，在两岸签署ECFA之后，台湾的民意显示，单凭经济交流已不足以打动台湾民心，要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发展，除了军事和政治议题，已没有更多的选择。

　　这一乐观的看法与眼下台湾舆论的普遍气氛相去甚远，毕竟不久前台湾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还显示，大陆在继续增加对台湾的导弹部署，从而引起台湾舆论对马英九政府大陆政策的质疑。

　　与民进党较为接近的“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怡忠也认为，马英九政府为缓和与对岸关系所采取的措施未能发挥作用，短期内中国的对台军事部署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我认为，首先，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超过台湾本身能承受得范围。但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目的是防御第三者，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所以所谓的移动对台飞弹的理由不会只关切两岸关系，还牵涉到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很难看到中国会为了提高马政府在台湾的支持度，单方面撤除飞弹。”

　　将政治对话作为撤除飞弹的条件

　　但赖怡忠同时指出，飞弹部署的局部变动是有可能的。中国对台湾部署的短程飞弹，很多是从1995年左右开始服役的。在15年后，这些飞弹面临更新换代： “中国有可能在汰换这些飞弹，代之以更新、射程更远的飞弹的时候，对外说是把沿海的飞弹撤除了，却不说他们在更靠近内陆的地方部署更精确、射程更远的飞弹，来弥补沿海减少的飞弹。他们会把更换沿海飞弹的动作当作对台的一种善意。”

　　赖怡忠认为，伴随这一信号的，会是中国要求马政府进行政治对话的信息。到目前为止马政府还不愿在政治对话方面作出明确表示，因此中方很可能将政治对话作为“撤飞弹”的条件，向马政府施压：“在ECFA签署之后，中方基本认为马政府不应该再回避政治谈判的议题，但同时也了解马政府在国内面临一些难处。所以中方的态度是，不会直接把政治谈判提上台面，但就政治议题进行对话，这个压力会变得非常强烈。”

　　茶杯里的风波？

　　淡江大学教授林中斌还认为，中国有可能在2012年台湾大选前，就“中华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个新说法。根据是，大陆的一些专业出版和研究项目，近期多次提到台湾的“政治定位”问题，认为这说明中共内部开始认真探讨这个议题。

　　但赖怡忠指出，所谓大陆内部对两岸政治定位的新说法，不过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解读。他举了2000年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提出的对台政策“新三句” 为例。“新三句”是相对“老三句”而言，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新三句”中钱其琛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改成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赖怡忠说：“当时就被不少人，包括林中斌认为是中国对台的一个新的善意。 但钱其琛的说法在1994年的官方文件里就提出来过，所以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我认为所谓对中华民国的新的说法，就类似于当年钱其琛提出的'新三句'里不同的部分，实际上台湾是茶杯里的风波，自己在兴奋而以。”来源: 德国之声▲◆★●■☆


暗娼业多涉黑涉腐 中国扫黄未进“深入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932

    2010-8-10 香港《明报》10日刊文说，近期，中国各地连番掀起“扫黄风暴”，规模之大、行动之高调，为近年来仅见。要清净社会土壤，“禁娼”应避“仇娼”，也还要长远谋划。

　　近期，中国各地连番掀起“扫黄风暴”，出警规模之大、行动之高调，为近年来仅见。此轮“扫黄”有三个背景：一是今年6月中旬开始实施全国性“严打”， “黄赌毒”为首轮“严打”的主要目标；二是中央最近明确宣布“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三是广东亚运会进入百日倒计期，相关地区“扫黄”声势尤壮。

　　目前全国性“扫黄”成果值得肯定，也有一些情况需要注意。

　　首先，“扫黄”整体还未进入“深入区”。暗娼业树大根深，涉黄却不涉黑、涉腐者甚少。而从目前披露的“扫黄”成绩看，类似北京整顿高级夜总会“天上人间”、重庆突查“希尔顿酒店”仍是个别例子。

　　其次，功绩汇报模式值得探讨。从一些“扫黄”先锋城市的示范效果看，“扫黄”出政绩，但若将此因果倒置，则易使“扫黄”成为一桩地方“形象工程”。

　　以目前阶段性汇报看，基本都是在数字上做文章，例如强调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查获若干起涉黄案件、抓获若干名涉黄违法人员等。一些地方还提出“扫黄案数翻番”等作为成绩，并非合理逻辑。

　　“禁娼”应避“仇娼”

　　除此两点外，“扫黄”过程中还出现个别过激行为。这种行为背后的思路，于长期“禁娼”效果将是不利的。

　　娼妓古已有之，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亦相当繁盛。因此要清净社会土壤，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得有长远谋划。

　　内地卖淫女性情况复杂，对于其中的大多数，通过为其提供学习谋生技能的途径，创造就业机会，可助其摆脱这一行业。

　　而相反的行动，在不解决大环境问题的前提下，有可能会使这一群体进一步走向地下，使之受黑恶势力控制愈深，暗娼业利益链条也愈难斩断。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国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http://www.zaobao.com/yl/yl100810_001.shtml

（2010-08-10）● 郑永年

　　近日，有关中国的总体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越日本的消息，从中国官方有关人士那里传出来，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回响。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无疑，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一些人对中国何时能够赶上日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来了。实际上，一些人早开始关注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的问题了。从不同角度来看，GDP数字的增加所能产生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效应非常直接，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海外的反应看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的担忧也在上升，那就是，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中国是否会趋向“霸道”？很多观察家在密切关切着中国官方乃至学者的一言一行。

　　海内外的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但是从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为不了大国。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GDP总量是大国的一个综合国力基本标志。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GDP的来源，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扩张和财富的积累。再如GDP的去向，即所生产出来的GDP 如何配置和使用。配置和使用得当，就可以有助于制度建设，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配置和使用不当，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的发展。

GDP增大可能让中国更脆弱

　　从这些视角来看，人们不但不应当对中国成为GDP大国感到骄傲，而是应当对流行很久的GDP主义作深刻的反省。很显然，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

　　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但GDP主义并不新鲜，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们的一个共识。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地发展，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GDP）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清楚，一旦把GDP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从中国近代史看，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例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有制度建设的一些努力。但客观的结局是，较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显得困难重重，往往不了了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短暂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很清楚，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就是典型的GDP主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但GDP主义则继承下来了。

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

　　改革开放早期，GDP主义显现出其必要性来。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但是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社会”，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基本市场制度建设。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改革近代以来的GDP主义，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而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构架内，各方把GDP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年来的GDP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制度化，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党政官员的评介指标的核心标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各地方之间、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GDP，什么方法都可使用。这不仅导致了GDP中间包含着很多虚假成分，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为了GDP而不惜牺牲和破坏已有的社会制度。不难发现，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医疗卫生、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都已经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成为GDP增长的来源。

　　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近年来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构建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之一。为此，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是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的。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情况下，制度建设就常常会被无情撂在一边，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而非单纯的GDP。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 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就GDP来说，英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 GDP，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内部制度延伸到国际社会，造就了大英帝国。所以说，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意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


“研而优则仕”现象日益突出 中国科技界官本位泛滥
http://www.zaobao.com/zg/zg100810_006.shtml

（2010-08-10）● 于泽远 北京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揭露科学家渴望当官，科技界官本位现象泛滥的种种弊端，指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中国很难出现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在大学，几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也屡见不鲜，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人民日报》引述四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说，学者一旦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

　　而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报道介绍，受访的四名科学家分别是某重点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某重点大学学院院长，某项目首席科学家；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但这四名科学家都不愿意公开姓名。

　　某院长说，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不利。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普遍存在。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无官职很多事很难开展

　　某常务副主任指出，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介绍，在大学，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披露：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对于科研项目立项，领导才有实质性的决定权，而专家评审机制常常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说，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很简单，鉴定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

　　这些学者指出，年轻人在官本位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中国现在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

　　某副所长认为，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官方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