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官员将推动各国对伊朗实施制裁
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10/July/20100802142932xdiy0.0331341.html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美国参考》Merle David Kellerhals Jr.

华盛顿——美国高级官员将于8月分别前往东亚、中东和南美，推动各国履行义务，贯彻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伊朗和北韩的核武器项目所实施的制裁决议。

美国国务院核不扩散和军控问题特别顾问艾因霍恩（Robert Einhorn）7月29日在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现在的目标是确保能够最严格地执行各项制裁。艾因霍恩作证说：“我们并非独自行动；欧盟也随之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已跟进。”

艾因霍恩和负责防止恐怖分子获取资金和金融犯罪事务的财政部副助理部长格拉泽（Daniel Glaser）于8月2日至4日前往韩国与日本同两国官员举行会谈。8月稍后，他们还将前往中国访问，财政部副部长利维（Stuart Levey）也将于几周内前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他们说，计划中的出访地还包括一些南美国家。

两位官员在听证会上谈到了制裁措施对伊朗造成的影响。对伊朗与北韩实施制裁的目的是说服两国政权放弃核武器发展。

艾因霍恩说，去年，美国政府根据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所作的保证开始作出与伊朗官员进行接触的重大外交努力。但他说，这些努力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回绝，同时他们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的核项目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的能源生产。

艾因霍恩说：“伊朗的一意孤行使国际社会除了使用施压这第二种外交手段外别无选择。我们认为，制裁本身并非目的，制裁是迫使伊朗改弦更张的一种手段。”

联合国安理会6月通过的制裁决议是努力迫使伊朗停止铀浓缩及其发展的第一个步骤。艾因霍恩说：“决议禁止向伊朗转移重要的武器系统，禁止伊朗开展一切与可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相关的活动。”

艾因霍恩说，安理会的制裁措施还直接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的作用，据信，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着伊朗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发展项目。他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行动进一步充实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边行动，以增加迫使伊朗停止其相关项目的压力。

艾因霍恩说：“我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重要的成果：过去几年中，已至少有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的油气发展交易被暂时搁置或终止，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向相关公司发出了会受到[美国]制裁的警告。”

他补充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些施压手段使伊朗看清自己面临的选择，以促使它与国际社会进行认真的谈判。”

格拉泽说，今后几个月要达到的目的是扩大并深化现有的制裁框架。他在证词中说，东亚、中东和南美是需要为实施制裁措施作出最多努力的三个地区。

格拉泽说：“最近采取的行动表明，国际社会在对伊朗施加金融压力的努力中更加团结一致。”（完）▲◆★●■☆


世界城市北京缺什么：摊大饼将难以为继
http://finance.ifeng.com/city/dhcs/20100710/2393891.shtml

2010年07月10日 经济观察报 ：随着北京CBD东扩规划和南城计划的相继出台，6月9日，北京城区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东城区；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西城区。这被认为是2003年北京构建 “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规划的延续。

在2003年的这个规划中，多中心就是指环绕北京的卫星城。这个规划曾提出，在京津冀城镇群的核心地区形成以京津城镇发展走廊为主轴，京唐、京石城镇发展走廊和京张、京承生态经济走廊为骨架的区域空间体系，从而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2003年这个规划出台的时候，国内的第三波产业转移路线正在逐步由长三角往环渤海地区走，但尚未形成热潮。如今，随着富士康等一大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内迁，让北方地区迎来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新一轮高潮，而作为环北京卫星城建设依托的工业化也迎来真正的发展空间。

☆ 世界城市北京缺什么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两会上，建设世界级城市瞬间成为热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北京的产业逐步向周边县市转移。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卫星城模式出现，而非北京之前的摊大饼模式。发展卫星城是北京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北京辐射力的体现之一。

卫星城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卫星城其实也是所谓的逆城市化，也就是郊区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第二轮城市化高潮的特点。固安、大厂、涿州等北京周边的县市将是这一轮城市化热潮的受益者。

其实卫星城的发展计划，一直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头戏，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制定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就有了“子母城”的提法，打算在规划市区发展的同时，在昌平、顺义、通县等地建40多个卫星镇。

在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再次提出，要重点建设燕化、通县、黄村、昌平等4个卫星城。北京于1984年出台地方性法规，试图以税收激励、财政补贴等形式，引导各类企业迁入卫星城。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卫星城计划依然只停留在纸面上。

由于市区迅速膨胀，到1993年，在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文件中，第三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包括昌平、顺义、通县、怀柔、平谷在内的14个卫星城。

直到2004年，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确定 “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计划在未来几年，建设若干个适合50万以上人口居住、就业的新型城市。这些当初规划的卫星城，正在逐渐分担主城区的功能，区域中心的辐射力在加大，教育、卫生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被认为是北京真正实行卫星城建设的开始。

☆ 摊大饼将难以为继

事实上，北京的城市规划近六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

50年代初，作为首都的北京，其城市发展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城市病。于是，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其主题就是控制，即试图控制中心城区严重的“摊大饼”现象，发展远郊区的卫星城。不过，这一控制并不成功，“摊大饼”日益严重，远郊也没发展起来。

当然，这种摊大饼模式也与当时北京的城市定位有关系。当时的北京不仅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被定位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很多工厂开始在当时的北京周边建成。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弊病逐一显现。

1993年出台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9-2010)》针对中心城区过度拥挤的问题，提出了城市建设重点要实现“两个战略转移”的目标，即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这一版的总体规划采用分散集团式布局，即在北京的近郊设立10个边缘集团，用来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转移，远郊则规划14个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作为市区功能的延伸。为了防止各板块之间连成一体，规划甚至设置了两道绿化隔离带以区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杨保军说，分散集团式发展成就了天通苑、回龙观、通州、亦庄等卫星城镇的诞生，这些地区也大多成为北京人新的居住地。只是由于城市空间的布局限制，这些人大多在城区工作，在卫星城镇居住，导致这些卫星城成为“睡城”。

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近1800万人，城市压力日益加大。“退二进三”成为北京产业选择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这被称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大迁移”，北京发展绿色经济由此拉开帷幕。

回过头来看，如果按照摊大饼的模式一直走下去，对于北京周边的河北县市而言，被北京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但卫星城的模式却让这些周边县市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只有这种组团式的卫星城模式，才让河北的固安、大厂等县市可以透过发达的交通网络实现与北京的对接与融合。

☆ 北京空间路线：东南飞

因为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北京空间的 “扇形结构”日趋明显。“1990年以来是北京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杨保军说，这期间由于亚运工程的建设，改变了北京长期以来均衡发展的态势，城市开始出现 “北重南轻”的格局。

2005年获批的北京2004版 “两轴两带多中心”总体规划基本延续了1993版的定位。而由于北京奥运，北部地区再次成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重点。直到2009年，CBD东扩、南城计划、通州国际新城等规划相继出台，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呈现出 “东南飞”的景象。

这种逆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转移带来的郊区工业化，工业化带来郊区的城市化。

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计划未来3年以2900亿投资推动城南地区发展升级，固安地处天安门正南中轴线上，是“大北京”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安工业园区率先推出对接“城南行动计划”发展策略，加快融入“大北京”进程，通过北京核心区的辐射作用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固安工业园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三大产业，涌现出一批龙头代表企业，产业集群已然形成。从外部环境看，未来几年，北京约有8000家制造业企业要外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7.8万家企业北上投资，预计总投资额达900亿美元。

另一方面，2010年，北京新城建设的重心向通州倾斜，“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现在，通州新城已然成为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热点区域，发展前景空前高涨。

位于京津城市群经济隆起带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成为北京CBD东扩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曾指出，CBD的东扩促使周边产业发展呈现出“郊区化”的特点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过去所谓的边缘区域会迅速崛起，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经济中心(次中心化)，从而形成除北京中心地带外的 “多个中心”，即卫星城。

☆ 卫星城的三个层次

北京卫星城模式的发展，给河北尤其是位居京津之间的廊坊市区县，带来了发展的机会。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这些原本的小县城或小城镇，随着北京城的东移南扩，而渐渐长大为大北京的卫星城。

卫星城也有层次之分，北京六环之内的通州、顺义、大兴、门头沟等为第一层次的卫星城，紧挨北京六环的昌平、怀柔、燕郊、大厂、香河、廊坊、固安、涿州等称为第二层次的卫星城。更远之的承德、保定、张家口等地可以谓之为北京的第三层次的卫星城。

通州、大兴等第一层次的卫星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成为成熟的卫星城，而随着北京的不断东扩南移，处于第二层次的卫星城固安和大厂等开始迎来发展的机遇。作为储备型的卫星城，它们将引领这一轮的北京郊区城市化。

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正是这些卫星城融入大北京的主要路径。仔细研读京津周边县市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这些县市通常都是成立工业园区，借助工业园区进而发展成大北京的卫星城。

☆ 固安和大厂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

北京正南的固安，因为北京“南城计划”而在按照“京南卫星城”的全新定位，固安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产业对接、环境对接、民生对接”为着力点将加速推动与北京的无缝隙对接。作为固安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固安工业园区，充分利用毗邻北京的优势，已迅速走在区域投资和发展的最前沿。

而在廊坊的“北三县”中，不那么为北京人所熟知的大厂，随着首钢机电产业基地的奠基，尤其是大厂潮白河工业区的开工建设，也正在追赶大北京产业转移的顺风车。

尤其是北京CBD的东扩，大厂潮白河工业区，这个地处北京CBD地标国贸正东30公里，与北京东郊通州仅一河之隔的工业园区，同样因为其“CBD的工业区”定位而成为新型卫星城。

当然，有些地方也因房地产而迅速成长为北京的卫星城。比如三河市燕郊，房地产并非燕郊工业园的主导产业，甚至只占很微小的比例，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居住后花园的概念炒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燕郊的知名度，进而促进了燕郊工业园区的招商工作。

随着北京产业的不断外移，分布在北京周边的卫星城犹如繁星将逐渐开始闪亮。 (周燕军/文)▲◆★●■☆


美媒称X37能摧毁卫星　中俄等国颇为担忧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8-03  文章称X-37B太空无人机能够获和摧毁别国卫星。

　　中评社 2010年北京8月3日电／据美国外交官杂志7月29日文章称，美国的X-37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航天飞机，可以用来偷袭和监察——甚至捕获和摧毁——其他国家的卫星，因此诸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颇为担忧。而且，鉴于现今世界各国监视美国太空活动的能力有限，因此 X-37的出现会使太空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

　　东方网消息：2007年1月11日，中国中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一枚固体燃料火箭发射升空，在火箭的尖端，安装有非爆炸性“杀伤拦截器”。这次发射改变了世界。在距离地面500英里的高空，卫星所携杀伤拦截器击毁了一颗报废了的中国气象卫星，并造成了太空垃圾。

　　文章称，中国此次反卫星试验是自1985年美国空军利用F-15战机发射反卫星导弹之后的首次全面反卫星武器试验。对于中国此次反卫星试验，世界各国反应迅速且激烈，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纷纷表示谴责。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戈登.约翰乔称：“中国发展并测试这样的武器不符合两国在民用航天领域的合作精神。”

　　一年之后，此次发射又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当时为总裁候选人的奥巴马将反对反卫星武器作为其施政纲领的一部分。在竞选期间，奥巴马表示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反对发展反卫星武器。他认为，美国必需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与其他国家共同探讨预防太空成为新战战场的问题。

　　然而，文章指出，奥巴马执政两年来的事实说明，美国言行不一。今年4月22日，美国空军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人航天飞机发射升空——该平台旨在应对中国的反卫星能力——此举进一步加快了太空武器化的步伐。由波音公司研制的X-37无人航天飞机可用来执行侦查监视任务，甚至可轻易瘫痪他国卫星。

☆ 太空监察员

　　耗资数亿美元的X-37无人航天飞机项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启动，这是一种可循环使用、无人驾驶的太空航天器，可携带标准空军重型火箭进入预定轨道，并可以象滑翔机一样重新进入大气层。这种新型航天器的设计与载人航天飞机的设计，但重量却只有后者的1/4，而且从头到尾仅30英尺长。

　　美国空军负责太空项目的空军副部长盖里.佩顿表示，X-37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检测一批可重复利用的新技术，演习并证明可重复利用实验有效载荷的操作概念。“携有效载荷升空，并在轨道上呆高达270天的时间。他们可以验证新科技是否有效，然后再将之回收，并对之进行检查，以便明白太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这是空军进行实验的新方法，我们对此感到很兴奋。”

　　不过，文章指出，有关有效载荷和实验的言论只是一种可能，因此美国空军尚未就此发表声明。文章进一步指出，X-37可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而且，严格来讲，这种新型航天器所执行任务的本质是和平的。无论怎样，它自身的这种不明确可能会形成战略危险。

　　对此，华盛顿马歇尔研究所分析家埃里克.斯特纳(Eric Sterner)表示：“外界言论过于耸人听闻。”他补充称，X-37很有可能只打算测试如何将卫星更快、更节省地(与利用当代的火箭和航天飞机相比)送入轨道。”

　　文章称，一般说来，发展“作战快速反应”能力的目标主要是应对卫星及火箭日渐增加的成本，以及今年或明年计划退役的航天飞机。换言之，其本质完全是和平的。不过，这也可能代表着制衡中国新反卫星系统的一种对策。对于未来冲突中任何一颗可能会被中国摧毁的美国卫星，华盛顿政府都会安排相应的替代品，以便迅速将其送入轨道。

　　更重要的是，理论上，X-37有可能会“武器化”。对此，斯特纳指出：“打开有效载荷舱，你就能得任何东西你想的东西，那里就是航天器的一个关键部位。你可以放传感器，也可以放卫星。而且，如若需要，你也可以在里面存放弹药。”

　　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研究了从太空中发射无核导弹的技术，但从未正式承认在研发这种空间轨道武器。美国是联合国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的创始国，而且也是1967年禁止研发轨道核武器的《外层空间条约》的签署国。

文章称，世界安全基金会技术顾问布赖恩？威登在一份关于此问题的简报中写道，利用现今的科技，X-37‘作为太空轨道武器系统，攻击地面目标的可行性几乎为零’。威登称，航天器的有效载重舱太小，不能携带有效的空间发射武器，而且航天器速度太慢，再入大气时不能执行投弹。

　　不过，文章继续表示，X-37可以用来偷袭和监察——甚至捕获和摧毁——其他国家的卫星。与任何潜在的武器化相比，这种“监察”能力更令一些国家担忧，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北京，其已要求美国不要使用能够监测卫星的航天器。但从X-37项目的进展可看出，美国拒绝了那些要求。对此，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翟德泉指出：“美国之前曾称将放缓航天飞机研发开发步伐，但现在随着X-37的发射，表明了美国从未真正放慢脚步。”

　　三十年前，航天飞机的首次亮相也令苏联感到了类似的担忧。威登称：“航天器升空时，苏联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跟踪和捕获苏联卫星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为此，苏联人研制了自己的航天器“暴风雪”来回应这一情况。”“暴风雪”航天器项目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终止。事实证明，航天飞机——所谓的军民两用双重用途航天器——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执行任务任务。

　　但今天，由于世界监视美国太空活动的能力有限，因此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美国拥有很多技术可跟踪外国航天器，而其他国家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虽然中国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反卫星试验。威登表示：“当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或中国，使用其两用技术时，美国有能力判定其不是敌对行为。但当美国使用其两用技术时，大多情况下无人拥有信息来独立确定发生了什么。这就产生了问题。”

　☆ 言辞掩饰

　　不管美国空军X-37的意图是什么，事实上其能力已经代表了与中国进行太空竞赛的升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奥巴马的竞选纲领，其为应对中国反卫星试验作出的举动却是一种稳定因素。“在确认了它们的弱点后，奥巴马将推进新技术和能力，保护我们的太空资产，使我们避免攻击并从中快速恢复过来。’

　　奥巴马的竞选纲领继续提到：“美国致力于应对太空中重大行为的挑战，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信在加强国际合作和重振美国领导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视野都会扩大、知识增强、生活极大改善。”

　　文章表示，X-37可保护美国的太空体系，从而维持美国在太空中的领导地位，以造福全世界——奥巴马政府的出发点似乎就在于此。这可能是正确的，X-37只能用来替代失效的卫星。不过，在华盛顿方面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况下，X-37威及其他国家轨道系统的能力，实质上也会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对此，斯特纳表示：“如果我是俄罗斯、中国或者印度人，看到美国发展下一代太空能力的举动，我也会担心太空力量相对平衡的变化。”

　　威登(Weeden)称，为防止X-37引发太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应该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分享监测技术。他说：“这样做也能帮到我们自己。增加有关太空所发生情况的信息。当然，这之中棘手的部分是，要在分享监测技术的同时，保护那些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资料。虽然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它需要一个良好的平衡。”

　　最后，文章称，这种“平衡”合作相当于逆转当前美国故意将X-37模糊化的政策。就现实而言，这可能需要中国表现出对等的诚意。毕竟，中国的反卫星测试先于X-37的发射，而且突出了美国新式航天器的军事用途。鉴于华盛顿承诺不再插手其他国家的卫星项目，并从太空撤走武器，北京方面或许也不得不这样做。▲◆★●■☆


检察队伍面临腐败与反腐败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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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3： 曹建明指出，检察队伍一旦出现腐败，性质更恶劣，危害更严重，社会影响更坏。

　　中评社北京8月3日电／全国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会今天在烟台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强调，检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和采取更加坚决有力的措施，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推动内部监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确保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

　　《检察日报》报道，曹建明表示，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是检察机关加强队伍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要求。近年来，高检院党组坚持把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和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改进监督制约方法，加大监督制约力度，内部监督工作明显加强，内部监督体系更加健全，为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形象和公信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建明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检察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依然面临诱惑与反诱惑、腐蚀与反腐蚀、腐败与反腐败的严峻现实考验。检察队伍一旦出现腐败，性质更恶劣，危害更严重，社会影响更坏。坚持从严治检，加强内部监督工作，必须始终抓得紧而又紧，一刻也不能放松。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注强化政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今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检察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突出强调检察机关要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强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反腐败的重要职能部门，只有首先把自己监督好，才能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只有坚持把自身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好，才能提高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水平。各级检察机关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检察机关自身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充分认识检察队伍中、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及其严重危害性，充分认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的极端重要性，切实从保障检察权依法公正行使、强化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出发，坚持不懈地把强化内部监督制约作为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关键环节来抓，推动内部监督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曹建明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内部监督工作，要正确把握内部监督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始终坚持把加强内部监督制约、加强队伍自身建设作为确保公正廉洁执法的关键环节来抓；始终坚持从严治检的方针，切实做到对广大检察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确保权力不被滥用，确保廉洁从检；始终坚持突出监督重点，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系，切实把防止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检察权运行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把上级监督与下级监督、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始终坚持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执法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曹建明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内部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内部监督工作力度。既要实行全面监督，防止监督缺位，又要突出监督重点，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着力抓好五方面的监督：强化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始终把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紧紧抓住侦监、公诉、反贪、渎检、控申、民行检察等执法办案重点部门，立与不立、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撤与不撤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与变更等重点环节，以及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和受利益驱动办案等重点案件，切实加强执法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强化对重大决策部署和制度执行的监督；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强化对重大经费开支等工作的监督。

　　曹建明强调，全面加强和改进内部监督工作，要不断完善内部监督制约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坚持把中央的部署要求与检察机关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完善检察机关党内监督的有效方式；拓宽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监督的有效途径；积极探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制约的有效方法。要着力加强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和机制建设，完善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健全执法办案内部监督制度；完善选人用人监督机制；完善重大经费开支、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制度；完善内部监督责任制度。逐步建立起科学完备、衔接配套、有效管用的内部监督制度体系，真正形成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查处的内部监督长效机制。

　　曹建明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增强内部监督工作合力和实效。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关键是落实。再好的机制和制度，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各级检察机关在加强内部监督制约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对发现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决不护短；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要及时核实，决不遮掩；对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追究，决不姑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要从小事、细节管起抓起。发现小问题也要早核实、早提醒、早打招呼，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曹建明要求，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要加强组织领导，又要自觉接受监督，带头开展监督。要自觉把自己置于各方面监督之下，牢固树立在检察机关内部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没有不受监督的个人的观念，习惯于在监督下行使职权，干乾净净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内部监督职能作用。要积极营造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接受监督的良好氛围。要把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检察权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山东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刘伟出席会议并致词。高检院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高检院纪检组组长莫文秀主持会议。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柏继民，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国家森出席会议。▲◆★●■☆


俄罗斯贪官吞掉俄一半GDP 莫斯科最腐败
http://news.stnn.cc/guoji/201008/t20100803_138671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08-03  星岛环球网消息：根据俄反贪污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总数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与世界银行公布的48%相差不远。

　　据《重庆晚报》报道，俄罗斯的《每日商报》报道称，根据“干净之手”社会组织的报告显示，俄首都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州是俄罗斯最为腐败的地区。 “黑手”90%伸向国家和公共服务领域。据估算，俄罗斯官员贪污金额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符合世界银行公布的48%数据。而商人被腐败掉的金额几乎占到收入的一半。

　　“干净之手”在报告中说，根据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31日获得的数据，“黑手”集中的地区莫斯科第一，莫斯科州第二。专家解释说，因为在上述地区集中了更多的现金渠道、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行政体系。▲◆★●■☆


美国情报部门有多少？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7&postID=22157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标志

　 2001年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情报机构急剧膨胀。这一系统由于太过庞大臃肿、复杂隐蔽，以致没人能说清它花了多少钱，雇了多少人，有多少项目在运作以及究竟有多少机构在做着重复的工作。《华盛顿邮报》记者历时两年揭秘这一隐藏在公众视线背后的“绝密世界”。

　　☆ 重金打造的情报网络

　　去年美国情报部门公布的预算达750亿美元，为 2001年的10.5倍。美国政府九年来共新建、重组了超过263个情报机构。全美现有1271家政府机构与1931家私民间公司在近1万个不同地点开展与反恐、国土安全、情报收集相关的活动。华盛顿及周边地区共有33座用于绝密情报工作的大楼在建或已经建成，总占地空间约合170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3 座五角大楼或22座国会大厦。

　　目前美国约有85.4万公务员、军事人员以及承包商的合同工拥有处理绝密信息的安全许可证，相当于华盛顿常住人口的1.5倍。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上周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承认庞大的情报机关的确影响了精确情报的收集，但不承认“失控”之说（在美国所有的情报机构中，国防部情报局的规模最大，运作最诡秘）。

　　☆ 权责模糊的组织构架

　　据《华盛顿邮报》调查，过度扩张的情报网络在机构协调方面存在重大问题。布什政府于2004年设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已前后换过三个主任），旨在协调各项反恐情报工作。但由于国会未明确其权限，该办公室无法对单个部门行使权力，经常受制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老牌情报部门。

　　此外，大量安全、情报部门重复劳动，浪费严重。例如，美国15个城市的51个联邦组织与军事指挥部都在从事追踪恐怖网络经费流动的工作；几乎所有主要情报部门和至少两个军事指挥部都声称，自己在“网络战”这一缺乏严格界定的新兴领域承担主要角色。

　　☆ 重复低效的信息处理

　　国家安全局每天拦截并存储各类信息近17亿条，并整合部分进入 70个互不相连的数据库，数据无法共享，也没有足够的人手进一步翻译、分析。

　　各情报机构每年撰写近5万份情报报告，但由于数量过大，不少都被忽视。目前受聘的分析人员往往刚刚毕业，对重点国家如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情况及语言都知之甚少。即使是负责分析最敏感、最难获取的情报的美国全国反恐中心，其报告也常常被指缺乏创见。

　　美国超过2/3的情报计划都归属国防部管理，这些计划的代号名单长达300页，只有极少数“超级用户”才能接触。其他机构成百上千的计划和子计划也分别有不同接触权限。正如国防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克拉珀所言：“全宇宙只有上帝才能见到所有秘密计划。”

　　☆ 神秘的办公地点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家反恐中心总部藏身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巿郊一处名为“自由十字路口”（Liberty Crossing）的地方，其四周还聚集着大批“9·11”事件后涌现的反恐政府机构和私人承包公司。“自由十字路口”有意避开公众视线，任何公开发售的地图都没有对其进行标注，也没有任何路标指示。持枪的黑衣警卫在周围巡逻，随时防止无相关证件者靠近。

　　中央情报局又建造了两栋大楼，拓展了1/3的办公空间。新建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大楼耗资18亿，成为联邦政府第四大建筑。

　　所有这些办公楼均由高科技全副武装。入口安装电磁锁、视网膜扫描系统；办公地点墙体均有防窃听功能，内设部门敏感信息沟通中心，并配备内部监视网络、视频墙、装甲跑车以及保镖。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奥巴马刺激经济方案中有上千万美元都用在情报机构办公楼的兴建上。（特约调查员朱利·塔特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戴娜•普利斯特，威廉•阿金 文 危炜 译  来源：华盛顿邮报：绝密美国 (一)


中国改革后，贫富差距缩小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688

    2010-8-2： 作者: 茅于轼   人都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可是如果我们检查一下近来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和突发冲突，像杨佳杀警案，瓮安动乱案，邓玉娇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极少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没处讲理，不得不走向暴力。杨佳不是因为穷才去杀人的，唐福珍更是一位有家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一口气咽不下才诉诸暴力。如果政府愿意和百姓对话，认真接纳上访，大家放弃武力，充分交流，这些事件大部分都能避免。为了社会平稳，到底是应该抓收入差距，还是应该抓政府讲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如果分析错误，对策也跟着错，结果是费力不讨好。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问题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一个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做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的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来元。二者相差三百多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大约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块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反过来，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低收入时，一两块钱的差别可超过高收入时几千上万的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块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前小了。改革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菜或吃蔬菜。拿通讯来讲，改革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只表要几万几十万，一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块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比较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多了。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方法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挨上，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做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块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暴力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全社会都变成穷人。这是改革前三十年共产的结果，中国变成了穷人国。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的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的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讲，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错误的政策得以长期维持。来源: 人民网▲◆★●■☆


北京区划调整意欲打造世界级城市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02/14172080809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  《小康》杂志

　　北京的“心脏”大手术

　　北京的内城，在之前的规划中被定位为“首都功能区”。

　　这里是共和国的心脏部位，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地点、中央大部分部委办公楼均处于这一地带。但在北京之前的行政区划中，这里分属东城、崇文、西城、宣武四个区，自1958年行政分区以来，这个格局持续了52年。

　　此次北京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划调整，选在即将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前启动，显然是对北京未来之发展重新谋篇定局。行政区划调整除了为城市发展松绑，同时也趁机整合资源，但首当其冲的则是官员的人事变动，这一系列的变化背后则是北京图谋成为“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自然，大北京与老北京的争议再度浮现，保护与发展的命题一直伴随着北京的扩张脚步，有更多的专家则建议将来把新的东城与西城区合并为一个区域。

　　北京首都功能区“脱胎换骨”

　　将北京打造成能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相媲美的世界级城市，成为了北京的新追求。在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两年之后，北京再出大手笔，一张全新的东城、西城区域图正在北京的“心脏”位置铺开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实习生李雅男 北京报道

　　北京内城的行政区域改变，来得迅猛而突然。

　　虽然北京市的区划调整方案与6月初政协提交的一份建议案不谋而合，但对公众来说，这次区划调整还是显得有些“突如其来”，此前几乎没有听到任何“风声”。

　　故宫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与中南海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同时向南扩充版图。7月1日，北京市向公众宣布了涉及最核心城区的区划调整方案：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崇文、西城、宣武4个区将撤销，同时成立两个新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

　　新设立的东城区，辖区范围为原东城区和崇文区辖区范围，面积为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6.5万；新设立的西城区，辖区范围为原西城区和宣武区辖区范围，面积达50.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6万。

　　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的10位专家、学者中，有7位认为区划调整背后的核心战略是北京要加快打造世界级城市的步伐。

　　肥肉搭瘦肉 大车拉小车

　　“东、西、崇、宣，并为两区”的北京市区划调整方案被不少专家形象地称为“肥肉搭瘦肉，大车拉小车，有钱的帮没钱的”。

　　“这次区域合并主要还是从整体资源整合的角度来考虑的，整合就是在更大范围内使资源配置能够优化，降低行政分割造成体制摩擦的低效利用，从这个角度说，区划越小，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越是像老东、西城这样相对发达的地区，越是要提高行政区划的范围，更好地调配资源，“因为资源的跨区流动在我们国家并不自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流动，城区的财税也随之流走，如果城区范围扩大，调配的资源就能够更有效、更快速的利用。例如金融街是西城一个财富的集聚区，西城和宣武区合并后，金融街可以向南拓展，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中心城区被一分为四的时代，老城区核心地段的规划与发展常常受制于行政限制等因素，其价值难以被充分发掘。例如前门地区，地处四区交界之所，在改造的过程中也难免受到行政划分上的制约，“以前的划分很难管理，虽然现在东西还没有分得太清楚，但南北并不存在边缘地带的问题，这样一来，行政管理清楚了，就更有利于统一实施规划，缩小南北城的发展差距。”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分析说。

　　《小康》记者在走访原宣武、崇文各个街区以及胡同时，了解到大多数民众对于此次合并表示赞同，相对平稳的调整和过渡对老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虽然心底埋藏着对区域文化的留恋，但更多的是对城市快速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期盼。

　　不少人提到，西城区的教育水平在北京首屈一指，这让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宣武和崇文的孩子感到些许不平。区划调整之后，各方面的投入指标、管理标准都会趋于均等，从而使得差异逐步缩小。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在原来的区划中，宣武、崇文这两个老区的学校相对弱一些，这和两区的总量是有一定关系的，总量小，师资和生源都有限，调整以后从区域均衡角度来说，应该尽可能对原来的宣武、崇文地区加强教育的投资、资源的配置。”

　　全国模范教师甄珍是宣武区名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教师，在她看来，一线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学生，没有区域之分，但区划调整对于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教研工作的互通、互融和共享非常有利。

　　与教育一样拥有极高讨论热度的话题是房地产。房产大亨任志强在一则微博(http://t.sina.com.cn) 中提到，“北京行政区划的合并变化，也许会改变房地产的格局。”原来的宣武和崇文区在房地产价格大战中常常处于被忽略的位置，随着此次城区合并的实施，宣武和崇文的部分楼盘，已经在价格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上调。对此，陈耀分析说：“随着城区的合并，房价可能会慢慢趋于均等化。毕竟原来宣武和西城、崇文和东城的差价是很大的，城区合并后，实际上是体制合一了，这方面的差异也会缩小。”

　　无论是教育、房地产，还是医疗、交通等，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民生问题，都有望在此次区划调整的实施中得以改善。“城区合并了，财政也合一了，各方面的投入也将实现公共服务的均值均等化，原来在东西城能够享受到的优惠，对于原崇文宣武的老百姓来说，也能享受到，这是最大的实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说。

　　“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

　　在老宣武区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王东(化名)感慨道：“宣武一直都是破破旧旧的，给人的感觉就是拆什么地方都不心疼，为什么我们宣武一直得不到更好的发展？就是因为没有钱！”

　　长期以来，北京南城、北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成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东富西贵、北穷南贱”的民谚由来已久，但亚运商圈、奥运规划等伴随地产开发应运而生的概念，让人们彻底抛弃了“北穷”的旧观念，“穷崇文、破宣武”倒是还深深地烙在老北京人的脑海中。

　　南城和北城之间的差距，仅从财政收入上就能看出。2009年，位于北部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区级财政收入分别为71亿元和152.17亿元，而位于南部的崇文区和宣武区区级财政收入仅分别为20.6亿元和46.7亿元。

　　一份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北京市南部五区(崇文、宣武、丰台、房山和大兴)GDP总量为北部五区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和石景山)的五分之一；南部五区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相当于北部五区的三分之一；而财政收入南部五区仅相当于北部五区的四分之一。南城、北城的差距，早已不能用一句简单的“楼价每平米相差数千乃至上万元”来概括了。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郭金龙到北京担任市长之前，上网查了一些关于北京市发展的资料，偶然间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请郭市长做北京的市长，别做京北的市长。”当时郭金龙并不明白什么叫“京北的市长”，经过一番打听，他才明白北京以前三门为界划为南北，北面是“发达”地区，南面是“落后”地区。所谓“京北的市长”，则源于北京市南北城发展不平衡，一个北京城仿佛就是“城北的北京”，资源、产业、人才都集中在北城。

　　此外，南北城的巨大差异还体现在居民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就业和工资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文化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等各个方面。在2008年初的一次北京市人大代表关于南城发展的讨论中，时任崇文区区长牛青山在介绍崇文区的情况时说，崇文区面积很小，除了2个公园之外，只剩下 8平方公里，为了保护文物、前门改造等项目，区政府贷款60亿元，每天的利息就有100万，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困难。郭金龙当即表示北京一直在兼顾南北的均衡发展。

　　“其实，北京市政府和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南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发展，发展有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等几种模式，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就像我们国家先发展东部，等力量壮大了，再搞西部大开发一样。”高毅存告诉《小康》记者，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发展南城就成为了北京市的重点工作之一，“南城面临着后奥运机遇，奥运时候的一笔账记下来了，现在肯定要偿还。”

　　新城区官员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个城区合并为两个城区，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行政官员的人事调整。

　　北京市先后宣布任命，新东城区的区委书记由原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担任，杨柳荫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崇文区区长牛青山担任，牛青山同时任新的东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东城区区长杨艺文之后出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而原崇文区区委书记夏强则调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

　　新的西城区，区委书记由原宣武区委书记王宁担任，王宁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区委副书记由原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东担任，张建东同时担任新的西城区筹备工作委员会政府筹备组组长。原宣武区区长王刚则出任顺义区代区长。

　　新的调整兼顾了原来行政区官员数量的平衡，如北京新西城区委13人领导班子7人为原西城区干部，6人为原宣武区干部；东城区的领导班子配置亦如是。事实上，北京的人事调整早已开始，从年初到6月份，已经陆续调整了128名副局级以上官员，此轮人事调整亦涉及到40多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北京各区县的官员轮换密集而频繁。

　　在行政和人事方面的调整仍在继续，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各区的人大代表至少在这届内不会重新选举，因为人大代表是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两个区合并到一起后，人大也就自然整合到一起了，以前崇文、宣武的人大代表成为新东城、西城的人大代表，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事先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为何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对此，汪玉凯介绍说：“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最高决定权在国务院，北京市地方人大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话语权、发言权，但是目前来讲还不具备法律效应。再有，此次北京区划调整涉及核心区，影响非常大，如果之前把信息透露出去，可能会引起四区官员、群众很大的心理波动，甚至影响到执行问题，所以为了不造成过大影响，采取快速的决定，然后再解决后续问题的改革策略。”

　　“虽然改革涉及到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但是也包含策略问题，此次调整涉及到人事问题，这样的改革策略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腐败的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将人事问题‘冻结’了，有效防止了事前活动，突击进人和提拔官员。”焦洪昌认为。

　　“此次行政区划调整采用了最省事的办法，将影响、争议和振动减到最小。”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黄鸿翔分析说。

　　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东城、西城瓜分内城之后，北京各大区面积基本持平，一直以来关于通州是否将作为北京副中心的争议从未平息，尽管这次行政区调整只涉及到内城四区，但调整之后的北京行政区划料将改变北京未来发展的格局。

　　北京距离世界有多远？

　　在这之前的3年，经过长期研究和酝酿，北京确立了建设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的阶段目标：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国际城市的地位；第三步是到 2050年左右，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目标提出后的5年间，北京市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举办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庆典而展开，“世界城市”的梦想逐渐被许多人淡忘。直到2009年12月底，“世界城市”一词首次出现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工作报告中，报告提出北京要“瞄准建设世界城市”。

　　在今年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名词解释》中，“世界城市”被定义为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对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力的城市，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

　　据统计显示，中国现在有超过一百个城市想要成为“世界城市”，传统大城市京、津、沪正面临着这些后起之秀们的挑战，尽管北京以首都之先天优势获得诸多资源，但是能否在这一波的国际化潮流中成为标杆，仍未可知。熟悉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们都清楚，在过去三十年里，引领中国前进的城市发展模式，前有深圳，后有上海，而江浙之苏杭、西南之重庆、滨海之天津，都在这一轮国际化浪潮中欲抢做领头羊。

　　北京离世界有多远？“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对北京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北京市处于中等富裕程度。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北京在经济实力、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国际公认的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世界城市公认的人均GDP标准为15000～25000美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市公务员说。

　　在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策划中心策划副总监彭剑波看来，世界城市应该能够吸引很多跨国公司总部，应该可以打造更多的高端文化艺术、娱乐和体验平台，包括工作、生活、休闲、居住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按照世界级标准去配备。而现在北京市的基础设施、产业都和世界城市有差距，物业开发、建设、运营水平，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造完成的。

　　北京同时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近日，北京市政协《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披露，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人口总量以每年54.3万的速度膨胀，其中70%是流动人口。此外，北京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与此同时，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还不得不考虑周边城市的发展。在焦洪昌看来，行政区划合并是实现“大北京战略”的一个方面，如果不考虑到“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把北京建成“文明的孤岛”。

　　从年初到6月份，已经陆续调整了128名副局级以上官员，此轮人事调整亦涉及到40多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北京各区县的官员轮换密集而频繁。▲◆★●■☆


北京调整行政区划再引大北京与老北京争议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02/141720808093_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02日 《小康》杂志

　　大北京与老北京争议再现

　　在旧城里打算盘，可以调整的余地并不大，有更多的专家建议，如果将来能够把新的东、西城区合并成一个区域，将会更有利于北京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实习生李雅男 北京报道

　　一纸区划调整方案，对于“傍上大款”的老崇文和宣武地区来说，虽然在经济上能够得到老东城和西城地区强有力的帮助，但是北京市自195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最突出的矛盾以及争议的源头，还是在于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在北京这座古今重叠的核心城市，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设计方案从未间断。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梁陈方案”，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建议建立新的中轴线，在旧城以外建立新城区。但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并未落实。

　　几十年风雨变迁，北京老城区在改造的争议中历尽沧桑。

　　小胡同对抗强大商业资本

　　关于北京市调整行政区划的目的，官方表述为“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推进区域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核心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其中提到，“区划调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区改造，加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

　　“这样的表述显示官方对已残存不多的旧城仍有意继加拆除，如执意推行下去，不但伟大的北京旧城将承受彻底损失，而且城市的‘心脏病’将愈发严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无法缓解。”北京城市史著作《城记》的作者、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呼吁者王军得知北京行政区划调整的消息后感到担忧。

　　王军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宣武区作为京城肇始之地，同时也是宣南文化发祥地和京城传统商业区，见证了北京3000余年建城史和800余年建都史。崇文更是北京“四大名旦”和 “崇文三宝”的所在地。此番合并，让文化深厚的“文武”彻底被写入历史，许多在皇城根下生长的“老北京”们对《小康》记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有老建筑的拆除，才会有新建筑的高耸；新城区的扩大，又是以老城区的缩小为代价的。如何权衡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一直是北京发展道路上引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发现，现在对于“人文北京”的重视程度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但目前仍然没有一部法律来保护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人文北京的核心是保护文物，故宫、天坛、鲁迅故居等是文物，不能拆，那四合院、胡同呢？很难说它是文物，但它一定是文化，生活在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也是文化。这些都需要保护。”

　　焦洪昌的老家在北京顺义，他记得小时候，家乡有十来个小湖，孩童们在那山清水秀的地方一起捞鱼。而今，那些小湖、小河都被填成了平地，“现代和传统的文化就是一种对抗关系，看谁劲儿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以现代化为评判标准，还是以传统呈现呢？虽然北京是文化古都，这次区划调整也提到文化保护，但是在强大的商业资本面前，文化保护显得力不从心，小胡同怎能抗拒强大的商业资本呢？”焦洪昌无奈地感慨道，“现代化的蛮劲上来了，文化很难与之对抗，所以只能拍点照片，建个博物馆，留个纪念罢了。”

　　算盘还是要在旧城打？

　　“建设世界城市的核心其实还是北京旧城的风貌，因为我们的高楼大厦与国外相比，没有任何特色，外国人来北京，还是想看旧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赵中枢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参与过中英合作历史古城保护规划研究活动，他说花了3年时间，自己终于明白了究竟什么叫“保护”。

　　“在英国，保存文物，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持其原有状态，保护被公认为是一个过程，从人们的认识、行动、规划到落实，整个过程都叫保护。”

　　英国利兹市的古城保护官员理查德·泰勒给赵中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与中方人员进行交流时，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涉及老百姓的“千头万绪”的事情，都是他的工作职责，他每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了解他们对于文化遗产、建筑等各方面的需要。他们经常在大街上和老百姓居住密集的地方工作，一次赵中枢问他：“你会不会利用上班时间办点自己的事情？”他惊讶地说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

　　在国外生活过十多年的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认为，在“新旧共存”问题上，和中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罗马和巴黎为北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罗马的老城没有动，新城建在了外围；巴黎的拉德方斯新城也建在了巴黎老城以外，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亡羊补牢总比都破坏了好。”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保护与发展经过了多年探索，上世纪90年代初曾采取过大规模进行危房改造的方式，对古城风貌造成很大破坏。

　　在质疑和反对声中，该方案随即叫停，取而代之的是“微循环”整改方式，其中包括《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虽然这种‘针灸式’的旧城保护方法，在效果上得到了提高，避免了一刀切的盲目，但同时也因为‘速度慢、面积小、效率低’的特点而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吃力感。”高毅存感慨道，“北京面积约16410.54平方公里，没有统一的政策，要真正保护老城市文化很难。”

　　这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城市规划工作者也是最早提出四城区合并方案的参与者之一，2007年，高毅存等人通过九三学社北京市城建委向北京市政府提出建议。

　　同样是出于对北京旧城古都风貌进行保护的目的，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黄鸿翔早在2005年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调整北京市城区及近郊区行政区划的建议》提案。“北京旧城被东、西、崇、宣四个区占领着，这几个区基本上没有一产和二产，所以区里面对发展产业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时候没有地怎么办呢？就必须要拆。”因此黄鸿翔当时的设想就是一个区要从二环以内一直延伸到五环以外，形成放射形的区域，“这样可以在二环内搞文化、旅游，在三环、四环建商务区、搞建设。”

　　黄鸿翔认为，把破坏旧城的行政桎梏彻底消除了，区政府也就不会在旧城里面打算盘了。黄鸿翔所设计的北京区划调整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实施，但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亲自牵头负责该课题的研究，足见北京市政府对这一提案的重视。

　　“这次公布的北京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和我当初的设想不太一样。”黄鸿翔坦言，“还是在旧城里动脑筋，若发展产业，还是要大拆大建。”

　　期冀一张棋盘上的共赢

　　7月10日至11日，原崇文区委、区政府与原东城区人大、政协在阴雨中完成了“双向”搬家。7月14日，新西城区举办了成立后的首场群众文艺汇演，区委的13位成员首度以新身份在媒体前公开集体亮相，两天后，原宣武区委、区政府与原西城区人大、政协开始“双向”搬家。

　　这次行政区划调整虽然酝酿许久，但合并的审批过程却十分迅速，从上报到最后批复再到启动实施，前后仅约两个星期。在平稳过渡的背后，不得不惊叹新东城、西城两区的行政效率。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谈及新东、西城区未来发展的目标时说，“我认为经过努力，使这个地区‘四个服务’的能力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相适应，城市运行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与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相匹配，并且能够充分体现首都历史文化名城特点，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示范区。”

　　在北京大跨步奔向世界城市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护古城，同时还要向世界看齐。 “像北京这次的区划调整，一方面是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益，同时还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强调要在一张棋盘上实现共赢，“世界城市既要有现代化的东西，又要有特色，体现不同文化的内涵。”

　　一些专家提出，如果将来能够把新的东、西城区合并成一个区域，将会更有利于北京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

　　“这次合并的力度还不够大，如果将来以二环路为界限，二环以内由一个行政区划来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旧城历史文化遗产的结构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战略策划中心策划副总监彭剑波说。

　　彭剑波的观点得到了焦洪昌、赵中枢和高毅存等人的赞同。“这次区划合并是一种进步，老城区建设年代建筑风格相对同一，质地比较匀一，对待老的城四区的政策应该相对统一，并且政策倾斜。如果将四个区统一成一个行政单位，一是有利于保护古城风貌，二是有利于行政管理，三是有利于改善老城区相对较差的生活环境。”据高毅存分析，现在的东、西、崇、宣，并为两区的方案，还只是一个过渡方案，未来新的东城区和西城区迟早也会合并。

　　重点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一览

　　1、北京城区“四合二” 整合利用核心区资源

　　2、深圳特区范围扩至全市 解决“一市两法”

　　3、厦门特区获批扩至全市 将建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4、上海南汇并入浦东新区 新浦东“二次创业”

　　5、天津撤三区并为滨海新区 行政架构精简高效

　　6、重庆设中国内陆唯一国家级新区

　　西部大市场催生

　　北京行政区划调整历史

　　1、1949年1月，在原国民党时期20个区的基础上临时划定32个区，4月将32个区合并为26个区，6月接管任务完成后调整为20个区。

　　2、1958年3月，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5县及通州市划入北京市。

　　其后撤销西单、西四两区，合并设立西城区；撤销东单、东四二区，合并设立东城区；撤销前门区，并入崇文、宣武二区；东郊区改名为朝阳区；撤销石景山区，分别划归丰台区、海淀区和门头沟区；京西矿区改名为门头沟区；撤销通县和通州市，合并设立通州区；撤销良乡、房山二区，合并设立周口店区；撤销大兴县，改为大兴区；撤销南苑区，划归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撤销顺义县，改为顺义区。1958年10月，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县划入北京市。

　　3、1960年1月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93次会议通过：撤销昌平区，恢复昌平县；撤销顺义区，恢复顺义县；撤销通州区，恢复通县；撤销大兴区，恢复大兴县；撤销周口店区，恢复房山县。至1960年底，北京市下辖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海淀、朝阳、丰台、门头沟等8区和昌平、延庆、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通县、大兴、房山等9县。

　　4、2010年7月1日，国务院批复：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以原西城区、宣武区的行政区域为西城区的行政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