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大陆掀起“新道德运动”抵制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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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3：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整改相亲节目是开始，低俗化已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新课题。《明报》8月3日刊文说，胡锦涛近日公开提出要 “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低俗文化产品是物欲社会的影射，先除去滋生这种文化的社会土壤，应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入手

　　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在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整改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是一个开始，这个节目充斥的金钱、美色和性话题被政府主管者认为是“非主流的”，不应该被公开展示。

　　刚刚结束首轮播出的新版《红楼梦》是另一个近例。这部为林黛玉设计了裸死情节的电视剧不仅遭到了内地网民的恶评，还罕见地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批评文章称其“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

　　在“反低俗”的同时，官方希望努力倡导先进性的文化。8月3日至9月4日，北京将举行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这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集中展示。官方称这次活动旨在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

　　一系列行动显示出政府在“启动民族优秀文化”上的努力，但靠行政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不必说，文化的问题不能单在文化范围内解决。在当下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要重建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价值理性时代下克己、利群的传统道德观念确实有很大难度。

　　一些低俗文化产品是当下物欲社会的影射，而非源头所在。若要眼不见为净，倒是应该先除去滋生这种“低俗文化”的社会土壤，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上入手才是。

　　进一步看，“低俗文化”的泛滥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的道德困境未必就能完全在大众层面内解决。从道德滑坡自高阶层向下“落势化”移动的角度来看，“反低俗”还应有新的物件。来源: 多维▲◆★●■☆


“世界第二”位置充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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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3： 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第几，这个话题已让中国社会厌倦得打磕睡，但外界却依然警醒着。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说了一句“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国际媒体揪住了小辫子。中国GDP 总量近年一路压倒法、英、德，现在日本老二的地位岌岌可危。中国的中西部农村正穷得叮当响，北京郊区的小餐馆和印尼的餐馆一样肮脏，但浅薄的舆论场只认 GDP。中国被强行推上“世界老二”的位子；这个位置曾埋葬了苏联等多个世界强国，无论是世界老大的打压，还是老三，老四们的妒忌，都是令人生畏的陷阱。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史上最贫穷的老二，不仅中国GDP冒尖太偏科，中国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都面临着诸多麻烦。真正的困惑就发生在这里：我们不想对外惹是生非，不相信一个GDP的干巴巴数字能代表什么，但外界却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们已经有了当世界老大的野心。中国正不经意间走向大国是是非非的风口浪尖。

　　☆ “世界第二”成中国新头衔

　　早在今年年初，日本媒体就曾集体“预告”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消息，时任日本财相菅直人曾说，日本人对这一“让位”有“遗憾的心情”。然而，当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马来西亚《星报》还是惊讶于中国赶超的速度。该报1日题为 “令人惊讶的龙”的报道说，如果经济排名是一场竞赛，中国是在不经意间将一场马拉松变成一次百米冲刺。美国《纽约邮报》则将中国称为“不可阻挡的中国”。但文章同时强调，中国的里程碑伴随着一个警告：其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不及日美两国的零头。

     ☆ 中国正不经意间走向大国是是非非的风口浪尖

　　“中国经济世界第二”的消息在中国周边国家引发的议论有些复杂。俄《观点报》题为“赶超”的文章说，中国在超越的同时承认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很明智。俄罗斯专家不怀疑中国GDP 规模超越日本，但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类似于工业化时代的苏联，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来自贫穷农村的劳动力，这种增长并非无止境。韩国《先驱经济》2日报道则列举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地区间两极化、社会阶层分化、国际贡献原地踏步、争霸引发外交矛盾增加”等。文章标题是，“中国9年后将成Gl ，但是……”

　　所谓“中国9年后将成Gl”，指的是中国9年后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国际媒体在此轮热议“中国超越日本”时传递出的最夸张的预期。此前，西方媒体上普遍流传的“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答案已2040年悄悄改为2020年。法国电视5台评论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法国和欧洲未必不是一个机会，也许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机会，以及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格局。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另一种看法，该报称，易纲的言论不足以表明中国正式夺过了日本戴了40多年的“世界第二”的头衔，他的话显然是无意中脱口而出的，“具有新闻价值，但没有经济价值”，变幻莫测的国际汇率意味着这一结果远非十拿九稳。但文章同时承认日本很可能在今年向中国交棒。

　　《印度时报》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呼吁印度做好应对的准备。该报2 日以“如何与第二打交道”为题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件大事，印度人肯定不会是唯一挠着头紧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群。此事最不可琢磨之处在于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战略决策，目前的信号显示北京不仅在世界舞台，而且对其周边近邻正变得越来越强硬，不仅在南海宣示主权，还有可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不能让步，并将破坏印巴和解进程，从而给新德里制造最大的外交难题。文章说，要应对“中央之国”的挑战，印度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经济数据，1990年时，印度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0%，而现在只占中国的1/4。此外，印度还要放弃冷战时的策略，加强与西方的全面合作，同时加深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有中国分析人士说，《印度时报》此文预示了中国被推上“世界第二”之位后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对中国的嫉妒和防范风可能在全球越刮越紧。

　　☆ 各国学者剖析“老二的难处”

　　中国真的为此做好准备了么？许多国际观察家的答案是否定的。美联社近日一篇被广为转载的文章称，中国对日本的超越凸显出其在国内外遇到的挑战。国内挑战是指贫富差距等矛盾现象引人注目，而国际挑战是指周边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不久前，意大利《新闻报》编辑弗兰西斯科·西斯曾在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刊登题为 “超级大国之梦受阻”的文章，认为中国人希望国家有朝一日成为“老大”的梦想合乎情理，但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并不能包办一切。

　　文章说，即使假定20年后中国的GDP 超越美国，进而使中国的军力有可能有条件超越美国，但中国仍将孤身面对由美国与欧洲、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组成的同盟。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样一个集团代表着一支远强于中国的技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中国无力以一敌众。文章说，从这一点看，中国要变为“老大”，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先进的强大军力，而是真正的同盟和朋友。只有当中国编织起一种复杂的新政治关系网，才有望在经济上成为“老大”之后跃升为政治上的“老大”。

　　英国国家经济及社会研究所的宏观经济研究员道恩· 霍兰德是几天前大胆预测中国再花9年时间就能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西方学者之一。霍兰德2日对《环球时报》表示，当世界老二对中国来说是有副作用的，西方国家毫无疑问会以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政治义务和国际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经济还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这一点与“前老二”日本不能相比，经济上的问题加上外交上的压力，“世界老二”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艰难的角色。

　　在中国学界，“世界第二，早早就被认定为一把充满风险的交椅。一些主张中国冷静对待此事的学者认为，“GDP 老二”并不能说明问题，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20年后被英国击败。1950年，在被世界掠夺一百多年后，中国的GDP仍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位，但当时的列强谁也没把中国看做大国。此外，从近500年人类历史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风平浪静中兴起的，大国兴起同时伴随着打破现存格局引发的利益摩擦，中美之间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和汇率政治已经是这种新旧国际秩序冲突的表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对中国来说，世界第二的头衔太重了，从历史经验上看，世界老大总是要和老三联合起来打压老二，这意味着中国当上老二之后，有可能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江涌说，二战之后，资本主义阵营中的老二之位先后被英国、德国和日本坐过。此外，还有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世界老二”——苏联。对于这些“老二”，美国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先是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及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浑水摸鱼，排挤英法。此后又利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经济。在苏联经济困难时，美国抓住了苏联依靠出口石油换食品的软肋，联合欧佩克国家压低石油价格，同时联合加拿大和拉美国家拉升粮价。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打压也是人所共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学者说，中国这个老二在经济上面临的风险和当年的日本类似，而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与美国的隔阂又让人看到了苏联的影子。或许中国将因此承受双倍的艰难。

　　☆ 中国如何迎接“世界老二”的挑战

　　未来很长时间里，如何扮演好世界老二的角色将是中国绕不开的一道难题。中国该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呢？江涌认为，首先一点是中国不能怕。江涌说，当年苏联在和美国对抗时，还曾赢得美国的尊重，但当后来主动放弃对抗，却没有从西方得到任何好处。这说明对付美国这个对手，靠的终究是实力，而不是乞求。在目前情况下，中国需要尊重美国的地位，遵守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这套规则对我们来说还有剩余价值，可以从中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对话和博弈对国际秩序加以改造，使它部分反映新兴大国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认为，“世界老二”这道难题意味着中国以往在经济和外交上的一些做法可能需要略作改变，如调整对外援助的政策。有中国分析人士表示，《印度时报》暗示新德里应与西方及中国其他邻国合作的说法已经给中国敲了警钟，他提醒中国人周边国家一些人对于中国坐上“世界第二”的位子是有疑虑的。不久前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已经说明它在中国周边煽动对中国的敌视是很容易的，而中国需要真正忠诚的朋友。该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时，届时该忍辱负重还是发脾气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发脾气的能力，即使在周边出现军事对抗这样极端的情况，中国打赢也不成问题，但真正的麻烦在于脾气发过之后怎么办。

　　不过，起码从目前来看，周边对中国当世界老二并非都是消极反应。乌兹别克斯坦新闻网1日说，中国的超越使中国自18世纪以来首次回到亚洲军事、科技和文化强国的位置。在该网站跟帖上，有网民畅想中俄联合，称那样将诞生世界上最强的经济和军事联盟。来源: 环球时报▲◆★●■☆


我为什么既不入美国籍又不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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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8-02： 我来美国旅居近二十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这不仅让与我同期来美的朋友们疑惑，也让素不相识的网友们不解。你为什么不加入美国籍呢？如果你因为爱国才拒绝美国籍，那你为什么又不回国呢？这两个问题，真要把我问傻了。

简单来说，我不加入美国籍，是我暂时没有这种需要，这和我是否爱国基本无关。某些国人似乎有种雷打不动的共识，他们认为，放弃国籍就是不爱国。持有这种观点的同胞，真是委屈了我们这些海外游子。

对我们海外侨胞而言，祖国像娘家，美国像婆家。如同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样，娘家和婆家对我们缺一不可，两者是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双方。试想想，有哪个女人嫁到婆家以后，就反哺为仇而憎恨娘家了呢？如果你能把这一点想通，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华人加入了美国籍。

美国绿卡或美国籍，其实就像当年北京城的户口制度一样。有了绿卡或美国籍，旅美华人在解决就业，贷款，买房等方面，会有很多便利之处。以我家亲身经历的故事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几年前，我老公在申请美国住院医时，面临一个很明显的尴尬现实。美国很多医院只接受美国公民的住院医申请，尤其是申请美国军队医院，拥有美国国籍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能找到更多的申请机会，我老公只好放弃了中国籍而入了美国籍。在他国籍转换的过程中，是生存就业问题而不是爱国问题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我们海外游子就是母亲生养的孩子们。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不让母亲操心，是孝敬母亲的另外一种方式。同理，不在异乡穷困潦倒，不给祖国丢人献眼，这是我们海外游子爱国的另外一种形式。

的确，像李四光或钱学森等早期回国的前辈们，确实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加入了爱国的行列。与他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应该用死板的眼光看问题。建国初期，祖国百废待兴，急需大量人才。而现在呢？如今国内不仅人才大爆炸，很多单位还对女性的就业年龄有那么多的限制。即使我想回去报效祖国，祖国哪个单位能接纳我呢？

几年前，为了寻找在家就业的机会，我曾经对国内的一份医学编辑工作特别感兴趣。当我仔细了解到这份工作的招工要求时，我不禁大冒冷汗。首先，这份工作不仅要求女性应征者年龄必须要35岁以下，最滑稽的是，这份工作对申请者的长相还有要求。什么端庄文雅，什么落落大方呀，我心想，这是找编辑还是找对象呢？

几天前我读到一篇美国最新医学研究进展。最近美国科学家发现，人们脑力最活跃时期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到六十岁。由此可见，国内对女性就业年龄的苛求，太不符合科学原理了。这么搞下去，极有可能把能胜任工作的大龄编辑们都拒之门外了。这真是太可惜了。

在美国的各类招工广告上，都明确写着不以年龄性别歧视申请者。甭管人家是真是假，至少人家态度在那儿摆着呢。我大胆设想一下，如果祖国各大单位能放宽海归的年龄限制，肯定会有更多的海外游子回国报效祖国的。比如说我吧，等我三个孩子都上了大学时，我肯定还有工作能力，而且还处在大脑的最活跃时期，但我肯定不会是35岁了。年龄一卡，我报国无望，估计我只能在美国游山玩水了。

在一些同胞眼中，国籍和爱国总是牵手并行的。既然如此，我就顺便说几句我心目中的爱国行为。爱国是我们由衷的心愿，天佑祖国是我们期待的福分。美国人爱说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我们中国人爱说天佑中华。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道理是殊途同归的。

很多美国人信奉基督教，他们心中有自己明确的上帝。比如美国人说上帝保佑美国时，他们确实会放下谦卑的心，切切祷告求他们心中的神看护美国。我们中国人呢？“天佑中华”中的那个“天”字，到底是哪个神呢？是千手观音，还是神秘的大佛？喜欢高喊“天佑中国”的人，应该把这个“天”字搞明白之后，再劝解他人爱国为好，否则就是稀里糊涂地空喊口号。

旅美华裔孟浪诗人写过下面这样的诗句：远征已无必要，因为前方不是故乡，也不是圣地。对我们来说，美国就是这样的地方。美国不是故乡，也不是我们心中的圣地，它只是我们生存抚育后代的异国他乡。

因此，是否拥有美国籍并不绝对重要。我们是否能适应美国的文化并能生存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沦落它乡时，只有祖国才是我们向往的故乡。这就如同在婆家受了委屈时，我们非要回娘家诉苦并寻求帮助时一样。

讨论国籍问题就像是一层一层地剥洋葱。剥着，剥着，眼泪就出来了。

作者：陈晚 曾用笔名水影儿。闲时喜欢写字消遣。中美华人报刊自由撰稿人，新快报专栏作者。毛主席说，健康是金，快乐是银，吃亏是福，助人是乐。 ▲◆★●■☆


美军或用导弹和炸弹终结伊朗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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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分析家预计，如果美国计划攻打伊朗，五角大楼将会倚重B - 2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来轰炸其地面设施。

　　中评社香港 2010年8月4日电（记者　陈晓编译报道）正当美国国务院核武器特别顾问、伊朗制裁协调官罗伯特・埃因霍恩出访亚洲，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之际，五角大楼放出风声，美军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已经拟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表示，虽然攻打伊朗并不是美方的优先选择，但“军事选项一直并且依然被放在桌面上，……它是一个重要选择。”

　　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迈克尔.马伦本月一日表示，美国政府确实已经拟定攻打伊朗的计划。他的言论引起了国际各方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已表明了反对立场。德黑兰方面的反应尤为强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局负责人亚杜拉.贾瓦尼表示，如遭美国攻击，伊朗将会做出强硬的还击。

　　对此，华盛顿时报请来专家试图分析美军攻打伊朗的可行手段，认为五角大楼准备用导弹和炸弹终结伊朗核计划。文章摘编如下：

　　军事分析家预计，如果美国要进行作战计划，五角大楼将会倚重B-2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来摧毁该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美军的战舰、潜艇和B- 52轰炸机都有能力发射导弹摧毁伊朗的防空部队和核设施。B-2轰炸机将会投下数以吨计的炸弹，其中包括了地面穿透弹，用以破坏德黑兰的地下核设施。

前美军战斗机飞行员、退役空军中将托马斯.麦金尼（Thomas McInerney）认为，在美军发射巡航导弹之时，B-2轰炸机将在伊朗上空盘旋，执行空袭任务，整个行动将持续数日。

　　军事分析家、“全球安全”网站经营者约翰.派克（John Pike）指出，虽然伊朗有很多潜在的攻击目标，但只有大约6、7个极为重要的核设施，如果破坏了这些设施，伊朗的核计划将遭受重创。他的网站推测了如果开战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美国空袭伊朗的范围将大大超过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中心塔姆兹的打击，而会与2003年空袭伊拉克时极为相似，美军将动用全部的B-2隐形轰炸机，从迪戈加西亚岛起飞或由美国本土直飞伊朗，摧毁其境内可疑的核设施目标。”

　　奥巴马政府今年夏天赢得了联合国的支持，出台了新一轮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方案，可是通过银行和贸易手段实施的制裁，是否能令态度强硬的德黑兰政府放弃发展核设施，令人生疑。

　　一名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向华盛顿时报表示，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经多次讨论过伊朗问题，但是没有定下确实的行动方案。当时与会的高层担心如果美国采取行动，伊朗人民将会团结起来支持政府，放弃正在萌芽阶段的民主运动。

　　如果美国经济制裁伊朗的计划失败，华盛顿将会面对一个两难的困境──任由伊朗建造核武器，威胁美国在当地的盟国以色列，或进行空袭行动。

随着2003年执行伊拉克轰炸任务的F-117夜鹰隐形战机的退役，美国空军可以动用的隐形攻击机只剩下两个型号：B-2和F-22猛禽。可是F-22猛禽并没有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只在上月举行的美韩军事演习上部署过F–22，其作用仅为了对朝鲜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

　　如果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长距离轰炸任务，F–22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它擅长于穿透严密防卫的空域并将炸弹投向指定的目标。

　　可是退役空军上将查尔斯.霍纳（Charles A.Horner）认为B-2轰炸机可能更适合这次的任务。他指出，如果要破坏核设施，我们很可能要将其地下设施一同毁坏，而B-2轰炸机就能做到这一点。查尔斯.霍纳上将是1991年波斯湾战争时的美国空军司令。

　　另一方面，据法新社报道，针对中国反对美国单边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莱赫蒂宁2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根据其法律，对中国和俄罗斯加以制裁，惩罚中俄近期在伊朗能源领域的投资行为。她指中俄两国公司“蔑视美国的制裁”，在伊朗能源领域投资巨大，有效支持了德黑兰。有美国官员称，美国的制裁令许多公司迁出伊朗，而中国的公司随后填补了这些空白。▲◆★●■☆


为何有的专家总是回避“国富民穷”？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8/03/content_1202190.htm

邱 林　刊发时间：2010-08-03 　光明网-光明观察

　　根据已披露的全国财政收入预测，全年财政收入总额或达8万亿元。针对此预测，有媒体随即引发有关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过重的讨论，并归纳出这“国富民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近期关于“国富民穷”的说法失之偏颇，预测的今年财政收入将达8万亿元并不是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和“国”与“民”间分配格局的指标。（8月3日《中国证券报》）

　　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贾康针对“国富民穷”频频发表看法。7月9日，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认为，“国富民穷”的说法“过于苛刻”，中国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百姓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成绩有目共睹，但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确实不容忽视。7月26日，他在《中国证券报》发表题为《“国富民穷” 太偏颇收入鸿沟须警惕》文章认为，“国富民穷”之说带有明显的偏颇与内在逻辑的紊乱之处，但也可带来某些有益的提醒。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带有官方研究机构色彩的经济学家，为何频频表达对“国富民穷”的不屑一顾，或者极力回避？有分析认为，也许是由于他身份的原因，只能这样做。当然，赞同贾康的观点的人也有。同样带有官方色彩的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张培森指出，虽然中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但财政税收安排明显体现了向民生倾斜、低收入者倾斜的力度，“国富”与“民富”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是有利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的。

　　然而，上述专家的观点却与事实大相径庭。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54；据世行2008 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 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

　　这是典型的“增长性贫困”，一边是中国GDP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收入跟不上GDP增长，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在日前新浪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应提防“增长性贫困”》的博客称，经济增长，未必社会和谐。只有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忽视国民和社会的利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才不会遭遇到“增长性贫困”之尴尬。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增长性贫困”正是发生在3000美元以下这个重要发展阶段，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从初次分配看，虽然近年来国内居民的收入确实在增长，但是其收入增幅仍落后GDP和财政在快速增长，其根源仍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这正是中国“国富民穷”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 的现象——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众所周知，GDP和财政收入最终还是由普通百姓创造的，如果不还利于他们，就可能影响经济的再增长。为什么我们的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困人口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却难以解决，普通大众不仅幸福感增加缓慢，还为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许多人甚至怀念起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来，其原因就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了。

　　那么是什么人占有了主要的经济增长成果呢？是那些特殊阶层、是那些垄断行业。他们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垄断经营，首先攫取了巨额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种种霸王条款，收费、罚款，使普通公民原本有限的收入进一步缩水。中央给老百姓的种种惠民政策，也被他们或层层截留，大打折扣，或明顶暗抗，不予落实。

　　当前，“国富民穷”的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极力回避“国富民穷”并利用主流媒体为其辩护。但他们也承认，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了部分群众的不公平感。居民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与之相对的是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近年来增长更明显。▲◆★●■☆


末代皇帝自传《我的前半生》并非溥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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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手稿

　　2010-08-02：一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尽管它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 “写得不错”的书。而认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兄弟，当然，也有在特定的“极左”时代精神迷乱者。历史是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或许还能从中抽绎出一家出版社对这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作出突出贡献的史实。

　　☆ 溥仪挨批评与困厄前的征兆

　　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我的前半生》，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恩来总理说： “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与《我的前半生》相关联的是申伯纯的一句对周总理的批评进行理解的话：“我揣度，出书事实上有别人帮助。”这个玄机，伴随着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同时的这本书的版权纠纷的发展，逐渐被公开且详细化了。

　　周恩来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问世一年之后，就把“又为他出书”的玄机道破了。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言，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溥仪的“飘飘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总理和溥仪离开尘寰之后，谁能抑制溥仪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飘飘然”呢？

　　周总理针对《我的前半生》的言论，是批评溥仪的一个角度。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针对这本书批评溥仪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面世后，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做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　“过招”了。

  ☆ 逆境中溥仪欲说还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仪的肾病加重，口不离药，经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对动乱岁月的一些反常情况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他的历史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恐惧以负罪心理为依托，久久不能释怀。1966年9月15日，孙博盛以长春市政工程处文化革命战斗队队员的身份，致信溥仪，批评《我的前半生》的错误。溥仪于第二天复信，表示“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坏作用的，应当打倒的”。还表示，作为危害中国人民的罪人，“不应当领稿费”。以此为开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孙博盛向溥仪致信8封，严辞斥责《我的前半生》，溥仪以及李淑贤给孙博盛回信9 封，表示低头认罪。真是难为溥仪了。实事求是地讲，孙博盛讨伐群众出版社，是找对了单位；而兴师于溥仪，则认错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书的几年中，溥仪干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不断地接待各国来访的外宾以及参加其他外事活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随机进行的重要活动。譬如，溥仪曾说，在1963年7月23日“下午3时，公安部于处长、李文达、聂陈宗同志，偕蒋匪帮九股特务中进窜大陆的、投降并立了功的、受过政府奖励的五人来访问，让我介绍自己学习、改造经过”。

　　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北洋组，具体负责审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来稿。这个组是编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重要机构，溥仪在这个组从事看稿、梳理卡片、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日常工作。撰写《我的前半生》不仅仅要靠个人记忆，更需要大量的调查、采访活动，即广泛收集人证和书证。溥仪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到群众出版社来，因为“目标”太大，曾引起许多干部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去国家档案馆坐冷板凳找寻相关历史资料了；回长春伪宫，如果不是组织行为不合时宜；造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可是从那里出来的（许多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所成为国民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于一些老太监、亲朋故旧、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仪的身份不好意思为写书的事去找。

　　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虽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并不是溥仪，但他还是向孙博盛承担了责任。溥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1966年9月15日当天，他迅速给李文达打电话求救，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群众出版社一姓张的人员，代李文达回话，说他工作忙。实际情况是，社方干部张宗德把溥仪的求救推掉了，因为，造反组织掌了权，社已不社，李文达作为“走资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溥仪，又于10月21日与王兰升电话联系，告诉孙博盛给他写批判信一事。这应该是试探性的行为，还是想找李文达，也知道了王兰升没有出事。10月24日，溥仪给孙博盛复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后不应当出版， “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因此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信中还极准确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扬党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伟大。”似乎试图扭转孙博盛的思路。

　　然而，孙博盛的来信催逼得越来越紧，对《我的前半生》的上纲上线越来越高，痛苦而又无奈的溥仪，于12月2日再次给王兰升打电话向群众出版社求救。他说：“我不是依靠李文达个人，而是依靠组织……自限于水平，再检查，检查不出什么来……”他还表示，“政协领导对于书的来源不接头”。溥仪就差说这本书不是他执笔写的了。王兰升不能跟溥仪说实话，只好讲李文达出差了，而别人不知道书的内容。44年后，王兰升告诉我，当时这样讲，是请示过造反组织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正经“组织”。

　☆ 重灾区在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着几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档案，其中许多内容颇具史料价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为是罗织罪名的诬蔑不实之词，引用起来有些为难，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个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个段落，决无延续诬蔑之意：

　　《我的前半生》这本黑书，是大特务李文达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复之和苏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党阀彭贼和大学阀陆定一和旧统战部、旧政协的支持下，于1961年动手改写，1964年正式出笼。名义上是写大战犯、大卖国贼溥仪的劳动改造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帝修反反华、为刘邓黒司令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的。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叫这本反革命黑书“写得不错”，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写剧本”，反动学术权威黎澍，在一次黑会上更肉麻地吹捧说：“咱们私下里说，这是一本不朽的书。”（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书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大卖国贼溥仪翻案。

　　②为大汉奸、大战犯溥仪树碑立传。

　　③积极与大卖国贼溥仪及其反动家族、王公相勾结，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④阴谋炮制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李文达背着谢部长去找旧文化部走资派陈荒煤，在陈的支持下，决定由北影拍摄，由《早春二月》的黑导演谢铁骊作导演，日本特务赵丹作演员。

　　⑤大肆镇压革命工农群众给这本黑书提出的批评。

　群众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于1966年的夏天展开，第一个被打倒的是总编辑姚艮，不久之后，副总编辑李文达也被打倒。据王兰升回忆，上述史料，大约产生于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达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监狱。这些文字不是面对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当时作为底稿，写成大字报后，贴在公安部大院内食堂东边临时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无意于探讨“文化大革命”思维。这是一种在当时司空见惯且极少遭人质疑或批判的思维。笔者关注上述文字的出版史价值，约略说，有三条。

　　第一，它用简短的语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以及为这本书的撰写出版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我的前半生》“写得不错”的话，第一个说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泼到了少奇同志头上。彭真是第一个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编成剧本的人。陆定一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后拍板。兼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刘复之，在造反派当面声讨他的“罪行”时，坦然而明确地表态，《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组织下具体完成的。在公安部，无论受迫害的老干部，还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由溥仪来承担责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艺术途径传达的机会（以21世纪出版界的行话应称为影视作品与图书互动）。王兰升回忆，李文达确实写了这本书的电影剧本，他曾经看过。从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到演员赵丹这条运作线索是真实的。世人只知改革开放以后，中意英合拍由尊龙出演溥仪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国内由陈道明出演溥仪的电视连续剧，又有谁知道赵丹丧失了出演溥仪的机会呢？

　　第三，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刘大年，都说过《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话，并且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同。在一本书尚未出版的撰写过程中，就做出了这么高的预期，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为我们今天根据历史与逻辑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较高的位置上审读书稿，提供了良好借镜。（摘自：中华读书报）▲◆★●■☆


“关于南海领土争端要积极谈，准备打”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2171906/2716/24/59/2_1.html

海军原副司令张序三中将的看法，是奉命出面通过媒体警告那些“南沙集团”国家么？“南海准备打”表态代表中国立场强硬么.....

非常罕见地，各大网站将我军海军原副司令张序三中将关于南海争端“南海准备打”的看法，即“主张调整周边外交：领土争端要积极谈、准备打”，全放在了显要的位置。这发表于前天开幕的第三届中国智库论坛、又于24日《南方都市报》刊载的强硬观点，实在是好！看到这海军高官的主张，一直觉得我国在南海领土争端始终软弱、太自我“克制”的国人，这一回总算感受到了一点大国的军威。这实在是值得中国人兴奋高兴的一件事。

海军原副司令张序三中将对我国与他国领土争端的看法，即“主张调整周边外交：领土争端要积极谈、准备打”的主张，是代表军方的表态么？是标志着我军海军要跳出“口头表示有实力捍卫海疆，实质眼看他国侵占主权（实际没有发挥作用）”　的状况？海军原副司令张序三中将的看法，是奉命出面通过媒体警告那些 “南沙集团”国家么？“南海准备打”表态代表中国立场强硬么？

相信不仅大兵会有这样的想法，其他的人恐怕也要产生类似的猜想。

海军高官副司令员张序三中将“南海准备打”的表态，的确就是表明了中国在南海将要行动的强硬立场。

准确地表述，张中将的阐述，是两分法的，是以积极谈为基础的，是在积极谈为基础上的准备打，但联系中国的一贯抗议，一贯的“搁置争议”，现在的确是体现出“后兵”的味道了，至少大兵是闻到火药味道了。为了表述的方便，大兵将张中将的阐述片面地缩简为“南海准备打”，即使片面化了一点，但也许更能表达中国的立场、更能表达中国海军的强硬态度。

一、海军高官副司令员张序三中将“南海准备打”的表态时机很微妙。前不久，外国媒体也注意到了中国对南海在逐渐强硬，猜测可能会在南海采取行动。然而，突然发生的新疆“7.5事件”给南海问题的解决，客观上直到了分神的效果。目前，在新疆初步稳定、国庆节大阅兵取得极大成功之后，国人的注意力又聚焦到了南海的危机上来，南海需要新办法新手段，我海军应该有所作为，南海应该列入高层的解决范畴之首。所以，这时候海军高官副司令员张序三中将“南海准备打”的表态，不能说不微妙，怎能不让人解读？大兵认为张序三中将“南海准备打”的表态，与20天前温总理朝鲜祭奠志愿军烈士的意味联系起来思考，是在目前的时间点上引人注目的代表了中央军委的态度。

二、张中将的身分层级高而显眼。以大兵分析，军中人物，属于不能随便对外或对媒体就我国我军的大事说事的，这有着专门的纪律约束，不要说高官，就是起码的基层官兵，都知道这纪律不能触碰，否则将受到惩处，不会有好果子吃。可是，这一次，海军高官高到中将副司令员的层级，发表“主张调整周边外交：领土争端要积极谈、准备打”的看法，而且为媒体和各大网站重点“顶”，其意味就肯定不简单了。

三、张序三中将曾亲自指挥1988年南沙赤瓜礁保卫战的背景显强。海军“南海准备打”的新主张新手段，由张序三出面阐述，其对南海侵占我领土主权的小国具有巨大威慑作用。在第三届中国智库论坛上，曾率海军首航南沙群岛及西太平洋、亲自指挥南沙赤瓜礁保卫战的海军原副司令员张序三中将提出“南海准备打”主张，是为周边安全形势新特点和新情况下，中国姿态的相应调整。

张序三作为当年亲自指挥1988年南沙赤瓜礁保卫战的人，对邻国的无理侵占，是具有指标性的强势人物，虽说已经退役，他代表海军表态，依然鲜明地向无理侵占我领土主权的邻国喻示，若再顽固不化必将重蹈挨打的覆辙。

张序三亲自指挥 1988年南沙赤瓜礁保卫战时，原本应该乘机扩大战果，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整个被小国侵占的南海所有岛礁，但张序三虽有能力却难以再展示铁拳，只能眼看战机遗憾丢失，感叹“最好时机浪费”，如今张序三出面强调“南海准备打”，显然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许，是对越南叫嚣“保卫长沙”的强烈回击。

四、点评周边形势危机，突出国家战略的调整。中国目前周边外交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不能再软弱，不能再固守过时政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张序三指出了现实和潜在的四方面不稳定因素：朝核问题造成的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东海和南海，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争端有升温的趋势；在中印边境地区，由于印度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造成了边境形势紧张；随着美国战略东移和重返东南亚，中美之间的摩擦将会更多，中国稳定周边也会更多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

张序三强调，面对周边外交面临的新问题，必须采取新对策。他主张，在新形势下，中国稳定周边必须直面挑战，而且要敢于和善于应对挑战。张序三建议，要把防止战争、逐步解决领土争端以及应对边境地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争取做到预先防范，未雨绸缪。张序三强调周边外交必须采取新对策，实质上就是宣称放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过时国策。是的，应对邻国的无理侵占，中国需要学习俄罗斯，需要调整国家策略，否则强盗在空洞的威胁前，怎会离开主人舒适的家园？

五、突出南海危机，明确解决顺序，为海军“南海准备打”扬威。自南海危机以来，特别是年初两会召开以来，海军不少官员出面发表谈话，阐述我国海军方针态度，但这一次海军高官副司令员张序三中将“南海准备打”的表态，为历次出面“表态”领海争端的海军最高级官员，也是最强硬的表态。其虽评说周边存四不稳定因素，却重在突出南海危机，突出了解决争端应“先海后陆”，意味国家对南海的更加注重和国家南海战略的调整。这符合先急后缓、先简后难的原则。

张序三提出，对领土争端应确立先海后陆的解决顺序，同时要有积极谈和准备打的两手准备；要把军事威慑作为稳定周边的重要内容，加速发展和有重点地展示新型武器装备，通过军事演习增强和显示军队作战能力，在潜在“热点”地区加快战场建设，根据作战需要适量适度地部署军事力量，从而使军事威慑成为防止战争的重要因素，配合谈判的有力保证。

“南海准备打”是确保我国南海主权的最佳手段，“南海准备打”才能向国人说明我海军的确有实力和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否则大笔的军费投入，表演性质的军事演习，得不到国人期待的主权回归，中国人脸上怎会有光？我们要为我国海军“南海准备打”叫好，全国人民都是海军的坚强后盾！一定要收回华夏祖先开拓的南海疆域，不能再让越南之类的小国再欺负中国了！▲◆★●■☆


邓小平生前曾指示，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2171906/2716/23/04/9_1.html

2010-08-04：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日前暗示美国要介入南海问题，中国外长杨洁篪予以反驳。港台和外国华文报章予以积极关注，报道多注意到中方严正强烈立场，有中国专家分析说，美国策略是维持争端以图扮演最后仲裁者，中国应对之策应是继续推进东北亚整合及与东盟合作，不必因美国战略调整而改变原来做法。

    对此南海邻国拼凑南沙集团、拉拢美国参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暗示美国要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越来越国际化复杂化，妄图永久侵占我南海主权的大问题，我至诚大兵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当前最需要的：落实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可武力解决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狂潮”的指示，军方要赶快趁美国尚未介入而拿出具体办法和时间，收复南海主权！
 
    虽然针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暗示美国要介入南海问题的言论，为了中国外长杨洁篪通过提问方式连抛七个问题，成功阐述中方立场主张，一气呵成揭露一些人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图谋，有效维护了中国主权和合法权益，可是杨外长的阐述，对于南海领土领海的争端实际上是不能吓唬必阻止那些侵略者强盗的。

    为了推进友好睦邻，面对南海诸多邻国占领我南海岛屿领海，中国从和平大局出发，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原则指导处理，并克制自我，甚至是宁可不开发，不愿意搞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这本是无可非议的问题。但随着南海蕴藏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被发现，中国周边各国纷纷宣称对南海“拥有主权”。而南海争端背后更有大国角力影子，美国等国家或地区集团出于各自战略目的，积极扩大在南海影响力，力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其实，目前公众绝大多数只知道“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原则，是邓小平提出的，却不知道邓小平在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同时，还说过：可武力解决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狂潮！
 
    既然中国的良好愿望依靠“搁置主权，共同开发”难以实现，那么现在中国军方为什么不落实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可武力解决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狂潮”的指示呢？

    1946年，国民党海军将领林遵，率领舰队代表中国政府收复了南海诸岛，南海太平岛，就是得名于当时林遵的坐舰，“太平”号驱逐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所谓“南海问题”。

    1968年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作出南海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油气资源的研究报告，南海就开始成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等相关国家，纷纷或者向中国提出主权要求，或者是付诸行动，蚕食中国南沙群岛的强大诱因，从1982年起，这些邻国更是大肆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岛屿，形成了一股蚕食中国南海的狂潮。

    截至2002年，南海争议地区岛礁被占据的实际情况是越南30个，菲律宾9个，马来西亚6个，文莱1个。而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大陆却只占据了7个。印尼虽然没有占据岛礁，但是侵占了中国5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南海已经形成了“六国七方”的态势。

    当时面对这股蚕食中国南海的狂潮，邓小平非常生气，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提到南沙问题的时候说，“南沙群岛，历来是世界地图都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了台湾占了一个岛之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因此，在目前美国将要采取行动但尚未介入的时候，强烈要求军方充分利用我军南海军力的优势，迅速制定翔实具体的武力收复办法，在“时间表”内赶快收复南海主权，实现邓小平生前所说的“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否则，强盗在我家里好吃好喝，中国只会文明抗议，他会离开他占据的那舒服的家吗？
 
    “武力解决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狂潮”，这才是南海争端的最好解决的办法！

    我国军方将领不是多次说过“中国海军有实力保卫南海”吗？既然我们的主权不允许任何人染指，邓小平生前曾指示“可武力解决蚕食中国南海岛屿的狂潮”，那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就看海军怎样在南海展示雄风了，但愿展示的再不是俗话说的“病猫”！国人拭目以待啊！▲◆★●■☆


美国国际反腐中国遇阻 中国国企自证清白难倒美国司法部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00804/2477888.shtml

2010年08月04日 新财经： 贿赂案很复杂。行贿者承认做了，受贿方说“没有”，司法部怎么处理？美国CCI行贿案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虽然CCI已经承认行贿，但中方受贿嫌疑人却纷纷说没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很可能让美国国际反腐的努力功亏一篑。

文/沈克明 旅美学者

美国CCI(美国控制组件公司)行贿案有新进展。7月14日，美国司法部通报, CCI(美国控制组件公司)已承认违反《反外国腐败法案》，并同意支付1820万美元罚款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CCI是美国一个中小型企业，在短短的几十年能把液汽管道阀门产品打入到全世界40余个国家，获取高额利润，主要靠的是贿赂手段。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CCI去年获利4600万美元。近十年来，公司6个主管在海外30余个国家行贿超过200起，其中有70多笔行贿事件与中国40家余企业有关。

    ☆ 中国企业“自证清白”官方很冷静

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2003～2007年间，CCI向中国企业行贿名单中包括中石油、中海油、江苏核能、大唐电力、东方电力、国华[0.18 -3.65%]电力，等等，大多为国有企业，行贿金额约180万美元。2009年CCI行贿案初次曝光，当时曝光的涉案的中国企业仅有中石油等几家，随着案情的发展与行贿者的坦白交代，中国涉案企业越来越多。

CCI所使用的行贿方式是，让购买方在他们的报价基础上加价，然后提取回扣与差价。从CCI被司法部截获的电子看到，他们在给客户的邮件中常常这么写：“某产品报价是18万美元，其中有2%的回扣，如果你提价到25万美元，你可以获得回扣与差价。”这种行贿方式对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印度、中国和卡塔尔的国企很管用。

“CCI行贿中国国企”的新闻去年在中国报道后，涉案的中国企业纷纷“自证清白”，撇清与此案的关联。今年4月，国资委、发改委、中央纪委等部门表示派工作组到中石油等国企调查，但至今没有结论。

CCI 的母公司IMI对中国企业的“自证清白”很理解。今年6月 22日，IMI公司中国区总裁正式向中海油总公司复信，指出：“IMI公 司的外埠律师已经告知美国司法部，这些收款人并非中海油的员工，而是CCI的员工或他们的亲属或朋友。很明显，极有可能是这些CCI前员工及其同伙私吞了这笔钱。”

CCI并没有倒闭，现在上公司网站，还可以看到他们招聘产品推销员的信息。他们还是要与中国做生意的，毕竟中国能源工业的管道阀门市场太大了。母公司把一筐罪都揽在自己“儿子”身上是十分英明的。

纵观CCI对中国企业行贿情况，五年行贿总共花费180万美元，约1260万元人民币，共涉及40余家企业。可以说，美国人是十分“小气”的，与中国内地屡屡爆出的腐败案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对此表现很冷静。

    ☆ 中美贿赂定义不一 让美国司法部犯难

虽然全世界有反腐败法案与公约，但牵涉到两个国家的事会很复杂。中国的企业不承认CCI的指控，应该会对为公司利益作“贡献”的前财务总监理查德? 马洛克等6名高级执行官面临的刑法有减轻作用。不过案情还在审理过程中，这个判决将在2011年1月宣布。如果罪名成立，他们面临五至十五年的监禁，25 万～35万美元的罚款。

中国国企能够在CCI 案情上“顶住”，其实也不是要为难美国司法部，是因为大家对贿赂的定义不一样。美国的《1998 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的定义为：公职人员或实体，以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为条件，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的好处皆为受贿。可以理解为“俸禄之外皆非法”。美国在1961年制定的《旅游行为法》中还规定，为商业利益接受旅行安排也属受贿行贿。所以，CCI 为外国公职人员的子女在美上学付学费等，均属不正当的好处。

美国的反腐败法还规定，消费者因某企业腐败而遭遇利益损失，可以向企业索赔。例如，美国制造自动取款机的公司因腐败夸大其公司业绩，导致股价飙升到 11美元，后直线下降到1美元。为此，美国司法部勒令该公司向相关受损股民赔偿，赔偿额高达2.3亿美元。再比如，药贩卖药给医院，通过让医生拿回扣抬高药价，若案情曝光，凡高价买过该药的消费者均可得到补偿。类似案例举不胜举。

中国至今尚未出台专门的反贿赂反腐败法规。在百度搜索时，没有搜到相关法规，反倒搜出大量文章，讥笑外国企业倒在美国反贿赂反腐败法案上，还有文章称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中国的《刑法》第 385条规定中看到“受贿”一说，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接受“财物”，而且还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如此既狭窄又疏松的定义，留下了巨大的狡辩空间，也培养并造就了一批受贿老手。他们像魔术师一样，“钱”的来去无影无踪。中国的一位局级受贿老手曾说，要谈生意，请到澡堂子，大家脱光，没有录音，没有摄像机，要给钱，车停在外头，自己去搞定吧。

根据美国的《1998 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司法人员应找涉案受贿人调查，或请受贿人到庭作证，或起诉受贿人。但CCI的贿赂案牵涉30多个国家，美国人有那么多精力吗？而且调查中国，难度相当大。中国虽然是联合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但已经声明中国不受第66条第二款的约束，因此，两国之间反腐败的争端不可能把中国拉上国际法庭。美国有《外国腐败行为法案》、《1998 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中国没有，大家底下扯皮吧，谁怕谁！

CCI案例中提到的中国数十家国企，今天“自证清白”或许难倒了美国司法部，但明天呢，难倒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国家了。

美国要进行国际反贿赂反腐败，任重而道远。

☆ 美国国际反腐路漫漫

美国政府认为贿赂是腐败，是有失公平的竞争，是犯罪。从历史上看，美国是最早制定反腐败法案的国家。

1977年，美国制定了《外国腐败行为法案》，禁止在美国的外国公司贿赂政府官员，受贿政府官员与行贿公司一并受到起诉。但美国的自由经济市场错综复杂，法案并没能有效抑制贿赂。单1995年美国就因腐败损失了价值450亿美元的合同，另有不知其数的呆账。

1998年11月10日，前总统克林顿签署了《1998 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法案。1977年的《外国腐败行为法案》主要针对美国官员与公司犯法。新法案在上述基础上，将管辖权扩展到所有在美国境内经营的以及所有与美国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国民、外国公司，甚至是国际组织官员，并且管辖的内容也扩展至为获取“任何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付款行为，同时扩展了对 “外国官员”的定义，并取消了对某些非美国国民的刑事处罚的豁免。定罪量刑也进一步加重。根据《外国腐败行为法案》，犯罪主体只需负民事赔偿责任。而《1998 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规定，犯罪主体除了要负民事责任，还需负刑事责任。个人最高处10万美元罚款与五年监禁，公司最高处200万美元罚款。

反腐，美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向贿赂腐败开战。拉丁美洲12个国家于1996年3月29日结盟，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反贿赂公约《美洲反腐败公约》。1997年12月17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9个国家签署了反贿赂公约《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目的是鼓励发展中国家制裁贿赂，打击腐败，这项公约在1999年2月15日实施。到2009年，该组织已有五大洲38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亚洲有韩国和日本。

2003年7月12日，非洲联盟国家与政府首脑签署了《非洲联盟预防与打击腐败公约》。

在全世界一片反腐浪潮中，联合国于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号召所有缔约国反对腐败，称腐败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与安全，破坏民主体制、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正义，并危害可持续发展。

2005年10月27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声明中国不受公约中的第66条第二款的约束。该条款内容是：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国对公约的解释发生任何争端，在合理时间内不能通过谈判解决……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国际法院规约》，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中国GDP历史上三超日本启示多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hwkzg/20100804/2477663.shtml

2010年08月04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8月3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3日刊文说，近日中国媒体报道，有中方官员指出，中国实际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被中国超过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现实。不过，这并非中国经济第一次超过日本，而是历史上的第三次。从中日经济发展变迁可以看到中国命运发展，有许多启示和经验。

文章摘编如下：

近日，中国媒体报道，有中方官员指出，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媒体7月30日刊发题为“中国称其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由此可见，日本被中国超过已是大势所趋，甚至成为现实。

不过，这并非中国经济第一次超过日本，而是历史上的第三次。从沧海桑田的中日经济发展变迁之中，可以看到中国命运的曲折多艰，悟出许多治国安邦的道理和思考，有许多启示和经验。

从古到今，中国共有三次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显而易见，从古代到清末，中国一枝独秀于东亚，曾占据世界GDP头把交椅、领先日本至少3000多年,即便甲午战争时,清朝的GDP也数倍于日本。而随着外强入侵、军阀混战、社会凋敝，中国的GDP不断下降，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日本GDP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改变了数千年来GDP弱于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GDP领先中国的现实仅仅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就由于美国的战略轰炸而终结。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下奉文中将宣布进攻美军命令，每一个将士都泪流满面，意识到同美国作战的后果。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闻知偷袭珍珠港成功时，脸上显出失败的愁容。他认识到弱小的日本要与美国作战，简直是发疯。面对美军日益不休的空袭和打击，日本共损失50%的城市建筑、70%的工矿业、85%的军工业、 90%的重工业、舰船和生产资料，共损失653亿美元，相当于1940年日本国家预算的十倍，导致经济倒退25年，使日本失去了再战的实力和信心，比军队损失更促使了日本决心投降。

不过，尽管中国比日本多打了三年内战，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远远超过中国。因为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饱经战乱的中国的GDP竟然相当于日本的两倍，由此可见战争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虽然中国人生活水平很低，但基本上安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不了解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率先“超英赶美”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随着日本逐渐崛起，1960年GDP与中国持平。此后几年接连上窜，连续三年超过传统老牌欧洲强国，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中国经济规模只不过是日本的11.7%。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2008年跃升至300670亿元。三十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2006年，中国赶上了英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中国正在逼近日本！

按照中日两国增长速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已是不争的事实。连日本内阁也坦然承认：“目前可以基本肯定，2010年日本将被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越。”而在许多具体经济领域，中国早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乃至跃居世界第一。不过，众所周知，两国经济具体情况仍有很大差异，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3800美元，这和日本相差很远。

2009年12月24日，《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位居第二的是日本，中国仅仅位列第七，这显然比单纯GDP差距更加明显，同样落后于日本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看到，即便甲午战争时期中国GDP超过日本，仍然免不了落后挨打。因此，看GDP的数量也要看质量，既看 GDP本身也要看其它诸多领域，这是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GDP三次超过日本的历程，是一部血泪史，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衰落和挫折。也是一部奋进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进和复兴。以GDP第三次超过日本为契机，中国人需要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王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