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杀光了贪官 谁来干事情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9/01/content_1235232.htm

黄晨灏　 2010-09-01 光明网-光明观察

　　中国几千年来流传着一个故事，贪官才是干事情的。如果，我们把贪官都杀光了，谁来干事？然而，中华民族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有仇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传统观念，又该如何运用法制意识去化解，去规范呢？我看，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去深究的主要问题。

　　在近日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会议上，据说就是否应废
除贪官死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废除贪官死刑，一向是某些学者的专论，怎么却走进了国家的立法机构？仔细回顾一下，自胡长清以来，经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到不久前的文强，贪官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屈指可数。因贪腐而被判死刑的，就更少了。试问有多少官员或公民还记得刑法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 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也就是说，如果某个贪官涉案金额只有10万，网民会争捧他是个廉洁的“清官”。就像那位跌入了“日记本”的著名烟草局长韩先生，涉案金额居然只有几十万元，一份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网民认定韩局长是个“好官”。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的贪腐金额动辄以“亿”计算。比如最近曝光的“三最女贪官” 罗亚平，涉案金额多达1.45亿元。这位辽宁抚顺市原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被中纪委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但对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来说，“三最”只是一个传说，现实中没有最恶劣，只有更恶劣。从法律经济学上分析，既然贪10万元最多不过死缓，贪10亿元最多也只是死缓，为什么不贪 10亿元？

　　也有另一种担心，在一个素有“治乱用重典、杀贪平民愤”传统的国度，“死刑”俨然是最后也是最严厉的震慑——有死刑贪官污吏尚且为所欲为，取消死刑还不更加肆无忌惮？

　　其实，我们的担心严重了。中国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他（她）们在全球化网络文明撞击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国家意识在不间断文明推动中，更加坚定自强。社会意识正在脱离“中华民族最民主、最混乱、最讲规矩”的中国式传统陋习。

　　记得，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告诉孩子贪官也不能杀”的文章，再次冲击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底线。它不得不让大家，再次讨论华夏文明中的糟粕成分。

　　一种积极观点认为，拿南平血案教育学生，应该让学生学会好的东西，比如每个人要有安全防范意识，不能滥杀无辜，对他人要有爱心等。而像这名小学生，不仅口口声声要把凶手“碎尸万段”、“放进搅拌机搅拌”，还让他要杀就去杀贪官，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思想意识，不是以暴制暴，就是选择性杀人。这，无疑有悖教育初衷。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呢？不说对凶手也要慈悲为怀，用爱心和宽容进行救赎，至少，不该把仇恨莫名转嫁到贪官身上吧？知道贪官不是好人，这是对的，但应该怎么去对待贪官，也要有理性，更要遵循法律，怎么可以想杀就杀？视贪官为可杀之人，不仅是无视法律，更是人性的扭曲，实在要不得。如此充满仇恨意识和血腥色彩的字句，很难让人相信出自一名小学生之手。

　　对于所谓社会正确引导，根本不能收到良好效果。因为，我们中华文明中有一种长期渲染的趋势，就是反政府、杀贪官等作乱思维。无论是“三国演义”如何讲述乱中取胜；“红楼梦”如何讲述做官奢华；“水浒”如何讲述自裁社会不公现象。它们都毫无例外的教唆人们去自我面对，与自我处置任何社会问题。而不是，面对已经订立的行为规范去衡量和裁决。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另一个问题，即中国社会几千年运行中“人治与法制”，它们都历经了哪一些过程。但是，我们还是无法说起。我有一种观点，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用网络全民参与、全球参与模式规避整个民族道德、意识上的风险，这未尝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

　　所以，我才提出，贪官才是干事情的。那么，如何让干事情的官员不贪呢？我想，这是一个文化领域里的意识问题。不是中国社会法制，健全不健全的唯一借口。

　　我可以大胆预言，中国人意识会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网络文明进程中发生一次巨大变化。我们继承的很多文化与传统，将会像地方戏曲被自然淘汰一样，演变得荡然无存。另外，我们必须明白：规矩比道理，更重要！▲◆★●■☆


中钢集团领导为自己捞钱有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638

    2010-8-31：  8月21日，星期六。对于中国中钢集团（下称中钢）上百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来说，这个周末并不轻松。

　　在中钢北京总部大楼，中钢集团和股份公司管理班子、职能部室负责人以及中钢二级子公司的党政领导，上百人聆听国家审计署工作组对中钢审计情况的通报，外地子公司党政负责人也都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这次通报披露的中钢管理之混乱、决策之无序、投资之冒险，令中钢上下触目惊心。审计署工作组在情况通报中指出，中钢存在财务管理混乱等诸多重大问题。这次通报意味着审计署对中钢的审计基本告一段落。但中钢的内部整肃可能才刚刚开始。多位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确认，国资委纪委已成立工作小组对中钢展开调查。

　　审计署此次审计始于今年5月，由境外司司长带队，从中钢在香港的子公司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钢国际）入手，着重于中钢的贸易及货运业务。中钢国际成立于2005年12月，主要参与中钢集团海外资源开发及管理和国内外项目投资的优化等。

　　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透露，审计署对中钢国际进行了详细审计，发现多笔佣金支付存在问题，涉及金额高达四五千万美元。

　　“这些费用支出是现金支出，没有合同。”一位曾在中钢工作多年的高管告诉本刊记者，正常佣金支出都有合同，一般比例在交易的3%-5%左右，而且少有现金支出。知情人士称，2009年初出任中钢国际副总经理的辛希乐已于今年8月被撤职，目前被限制出境。此前辛曾担任中钢钢铁总经理。

　　这之后，审计署对中钢展开延伸审计，进一步发现中钢与民营钢铁企业山西中宇钢铁有限公司之间的巨额资金往来形成了近40亿元欠账（参见本刊2010年第32期封面报道“中钢被套”），而在中钢与另一家民营钢铁企业河北纵横之间，问题严重程度可能甚于山西中宇。

　　中钢的货运业务也被怀疑有可疑之处。最近几年，中钢80%的货运交予在香港注册的两家小货运公司。2007年以前，中钢货运与鹏荣国际有限公司（Glory Prans）合作。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鹏荣国际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万港元，施伟东出资9999港元，占比49.99%；周艳萍出资1港元，李天翔出资1万港元，占比50%。

　　2007年后，因中钢部分管理层反对，认为鹏荣国际没有实力，中钢货运开始与另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货运公司海达船务有限公司（Sea Win Shipping）合作。知情人士透露，海达船务控制人为陈建华。

　　施伟东、陈建华二人均出身于五矿货运公司，而中钢集团董事长黄天文在2003年调任到中钢前，正是五矿主管货运的副总经理。

　　2008年，全球船运业遭遇金融危机，普遍陷入亏损，但海达船务得益于中钢业务，丝毫不受影响。审计署估计，近两年中，两家货运公司从与中钢的货运业务中盈利近2亿元。

　　从2005年开始，中钢进行了一系列并购重组，逐步构建起了“矿业、炭素、耐火、铁合金、装备制造”五大产业运作格局，“中钢模式”受到国资委认可。然而，这些收购并没有给中钢带来较好回报。2008年，中钢出资14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100%股权，原计划铁矿石年产量3000万吨以上。不过，2009年这一项目还处于前期勘探阶段，当期亏损9281万元。

　　重要投资项目回报较差的情况下，中钢盈利能力也在下降。中钢2009年向国资委报告利润5.8亿元，但扣除政府补助、汇兑收益等非经营性收益后，主业则亏损3.8亿元。“营业收入下滑，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却在上升。”看过中钢财务报告的知情人士表示。

　　针对中钢现状，大股东国资委已要求中钢加强公司财务管理，确保资金流安全，加快应收预付款的回收速度，控制带息负债规模，降低资产负债率。不过，知情人士称，国资委高层对于中钢问题的严重性仍存在认识分歧。来源: 《新世纪》周刊▲◆★●■☆


中国人赴美生子调查 投资回报率比抢银行还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640

   2010-8-31

　　生个孩子到美国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

　　140余年后，因为这条修正案的鼓励，一些年轻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选择把腹中的生命诞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

　　他们希望用人力改变“天意”，让这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孩子，从来到世间那一刻起，便有机会享有美国的优质教育、福利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一个为之服务的赴美生子产业链也逐渐发展起来。在不乏“灰色”与投机的色彩下，中国父母和商家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但让人深思的是，在移民热的背景下，“赴美生子”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当现实让他们无可奈何时，他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制造“美国人”

　　在一些赴美生子的家庭眼中，这是一项“回报率比抢银行还高”的投资行动。他们希望尽自己所能来改变孩子的命运，让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便站在最优的“起跑线”上。

　　本刊记者/陈薇

　　“我是济南人，也是美国人”，两岁半的聪聪已经学会了这样介绍自己。聪聪的母亲王静曾是一位妇产科医生，2007年末利用一张商务签证去了美国。这项耗时三个月、花费近 20万的“投资”，回报给她的是一个拥有美国护照的儿子。

　　“当然，对于济南人和美国人究竟有什么不一样，聪聪还不知道。”王静说。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由代办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们归纳的：成为美国人，能享受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享受美国13年义务教育、进入美国大学学费节省上百万人民币、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住低价高品质的老人公寓，甚至在其他国家政局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亦享有优先搭机离开的权利？？总之，“投资回报率简直比抢银行还高”。

　　1868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论其父母的种族以及是否拥有合法身份，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受此“落地公民权”吸引，有业内人士统计，最近两年，每年约有四五百位中国大陆妈妈持旅行或商务签证赴美，在洛杉矶、旧金山等地的月子中心生下她们的美国孩子，婴儿满月后再带回国内抚养，完成她们的“生产之旅”。 条条理由选美国

　　“咔嚓”一声，2B铅笔的笔芯断了，可答题卡还没有涂满；作文在写最后一段，可是题目总是想修改，手忙脚乱中，教室铃声骤然响起——这是时常惊醒上海姑娘李琳的噩梦，那是高考的“苦难岁月”长久留下的“遗产”。如今已经30岁的李琳在上海一家外资企业做财务工作，尽管已经离开校园多年，却仍然摆脱不掉那些阴影：“我是被国内的教育制度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三个星期前，她不经意间看到报纸上有到美国生子的服务信息，立刻决定要成为一名实践者。她详细列好了自己的计划：为不让公司知道，她准备以别的理由获得公司开具的在职证明，以申请签证；怀孕后，再托医院关系向公司获得至少三个月的病假许可，前往美国生产。

　　当然，这其中的可变因素仍然很多。 她担心家里的活动资金可能不够，“中介说的两万美金应该不够，得再存几个月钱准备三万美金才行”；她只去过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担心签证被拒；她还在苦苦寻觅性价比较高的月子中心，“毕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生孩子”。

　　不过，这些困难在“以留学生身份就读国内高校、以美国人身份进入美国知名大学”的诱惑下，似乎不值一提，“想到孩子可别走咱的老路，能让他轻松一点是一点，我就觉得这折腾得值。”

　　一切为了“孩子”，尤其是，当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将会成为家里老二的时候。

　　同样住在上海的陈馨本来从未想过“一胎制”有什么不妥。她受着“计划生育”的教育长大：小学课本上就讲，我国地大物博，人均资源占有量却总是世界倒数；春节晚会，她也会看着“超生游击队”发笑。然而，当她知道第二个孩子已经孕育时，事情却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一胎制的政策，我会希望有两个孩子，我很期盼两个孩子在家打闹嬉戏，长大后也能有个相互扶持。”她说。

　　陈馨试想过很多可能性。怀孕时得避开居委会的耳目，是担惊受怕地在家待产，还是躲回乡下老家去？生了之后要罚款，根据《上海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若干规定》，将按夫妻双方实际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征收。“反正要罚款，不如拿了这笔钱去国外生”，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老公很快做了决定， “既然国内不能要这个小孩，我们就把他(她)生到美国去。”

　　更好的教育、“合理合法”的二胎，是众多赴美生子妈妈们的首要考虑，而其他理由则不一而足。聪聪的妈妈王静，曾在国内一家大型医院妇产科工作。因为床位紧张，只有临近生产状态的孕妇才会被送到待产室，“反正脱光了，有时候给你盖床被单，有时这都没有。很多家属就在外面等着，就这么从人堆里推过去了，让我感觉挺没尊严的。”王静至今仍有心理阴影。

　　还有的准妈妈只是“灵机一动”，比如公司恰好派去美国商务出差；或是赴美求学、培训交流。更有出人意料的理由——“可以逃离婆婆老人家的魔掌”。有妈妈在网上留言说，“免得老公在家“里外不是人”，免得为婆婆一知半解的月子知识而吵架，让坐月子就像在作战一样”。

　　精英妈妈群

　　2007年末，怀孕七个多月的王静终于站在温暖的加州阳光下。从签证到飞行、再到入关，整个过程是严格按照中介的嘱咐进行的：确定怀孕后立刻预约面谈，避免签证官看出迹象；最晚临产两个月前动身赴美(如果肚子太大还得提前)；入关时穿深色上衣，手臂上最好再披一件外套遮挡：在真正踏上美国国土前，“生孩子”还是准妈妈们必须千方百计隐瞒的秘密。

　　一旦跨过这个难关，便有月子中心派来的专车在机场迎候，妈妈入住后甚至可能有个小小的欢迎会：“生孩子”又立刻变得天经地义、正大光明。

　　月子中心在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均有分布，以洛杉矶地区最为集中。它最早专供移居美国的当地台湾人坐月子，后来才渐渐接待从台湾本土、从大陆来美国生孩子的妈妈们，提供食宿、交通、联系医院、代办证件等全套服务。

　　王静入住的，便是由一位四川人开办的、第一批成立的月子中心。每天早八点起床、晚十点睡觉，每周一三五产检，二四去附近语言学校上课。一周还有三次外出购物的美妙时光，日子舒适得“就像回到住在宿舍的大学时代一样”。

　　不过，她们的居住条件远非大学宿舍可比。王静所住的、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小套雅房，与另一位准妈妈共用客厅、阳台与厨房，每月租金是两万元人民币。如果是坐月子，还要加收一万八千元。

　　在国内，王静做的是外贸生意。未婚的她向签证官出示的资产包括，一套60平方的房子、一辆十二万的福特汽车、二十多万存款以及相同金额的年收入证明。

　　在那些去美国的内地妈妈中，王静的经济状况似乎只能算这个群体的“下限”。一些妈妈去奢侈品打折店，一次便刷掉六七万人民币；买的婴儿奶粉、衣服、家具，不得不租用集装箱运回国内；还有的妈妈，生完孩子出了医院，直接让司机拉到拉斯韦加斯，在赌场里一天就可以输掉几十万人民币，“有很多人真的非常有钱，很难想象”。

　　一家洛杉矶月子中心的老板And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些财力充实的妈妈们，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她们大多出生于1975至1985年间，“三成左右有出国或留学经历，二成英文流利”。

　　“大多是企业老板、外企主管、政商名流、医生、律师、会计师、教授等等。”在国内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中介服务的赵玲玲表示，能够有意愿、有条件且能成行的父母，在广大的人口基数中，“还是少数富裕父母中的少数人”。

　　不靠谱的月子中心

　　尽管“收益”可能颇丰，但“生产之旅” 绝非坦途。从签证时的小心忐忑、长达15个小时的飞行，到入关时的惴惴不安，再到月子中心的选择与居住，包括在医院生产的过程，对孕妇来说，时刻都可能遇到危机。

　　在洛杉矶，月子中心的服务质量直接取决于老板。有的老板会在超市买五六种新鲜水果混搭，但有的则只会拣减价处理的劣质苹果；有的老板允诺远途购物，说到做到，但有的总是忘记在约定的时间将准妈妈们接回来。“最严重的一次，一家月子中心让两个准妈妈在大冬天里等了两个小时，回来之后妈妈气得不行，第二天竟然全部提前生产了。”

　　王静讲诉她朋友的遭遇。

　　除了近30家月子中心，洛杉矶地区还有大量“民宿”提供待产及坐月子服务。在这类收费较低的地方，孕妇一般与老板合住在一幢别墅里，有可能需要自己做饭，或是与其他普通房客混居，居住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然而，无论是月子中心，还是民宿，其实没有一家得到政府商业注册，因为美国文化中没有“月子”一说。只被华人认可的月子中心，只以家庭式或私人经营的模式默默存在着。一旦发生纠纷，人生地不熟的孕妇们常常处于弱势一方。

　　“这里没有合同上规定的24小时专业人员护理宝宝，他们不管有几个孩子都只会请一个内地过来打工的农村老太太来看孩子。饭菜慢慢由四个变三个、两个，品种天天老三样，食物永远是不新鲜的带着变质的味道，没有合同上承诺的点心和果汁。水果篮里或干脆啥也没有，或有时会放几个酸得让人腮痛的长得歪瓜劣枣的 99美分店买来的桃或柚子？？”一篇发布在网上的《逃离狼窝月子中心》里记载，当老板在41摄氏度高温的天气下仍然不愿意打开空调时，三位内地孕妇最终联合斗争搬进了其他月子中心，而代价却是各自交纳“违约金”，住的时间越长，交纳的违约金越多。

　　收益很远 麻烦很近

　　经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煞费苦心的改写“天意”行动后，主角终于降生到这个星球上。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何为他乡何为故乡，这些让他(她)父母们挠头的问题，对这个新生命而言，暂时全无意义。

　　穿越大洋的“生子链”

　　赴美生子催生了一条搭扣在地球两端的“产业”链条，行走其上的人们，无论是期待新生命的家庭还是如火如荼的“淘金客”，都难掩身上的灰色和对未来的惴惴心绪

　　本刊记者/陈薇

　　8月22日，在北京朝阳区一栋公寓房里，一个推介赴美生子的小型宣讲会正在进行着。“听讲”的是20余位从北京各处赶来的年轻夫妇。

　　主讲人张继仁是最早从事赴美生子业务的服务商之一。此次，受国内中介机构邀请，分别到上海和北京为有意向的夫妇提供咨询。

　　“中国大陆用一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台湾六七年的路。”面对那些年轻的夫妇，

　　邀请张继仁前来的某中介机构北京代表左冰感慨道。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如今，赴美生子已经有了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并且，“这个行业已竞争得越来越激烈”。

　　台湾“先行者”

　　早在二三十年前，一些台湾居民因躲避兵役等原因移民美国，聚居于洛杉矶一带。之后，为台湾妈妈服务的月子民宿应运而生。当民宿老板有单独的住所、不再与孕妇混居时，月子中心也开始正式出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亲戚家生，九十年代在民宿里生，十年前才在月子中心里生。”张继仁总结在美华人的生育历程。

　　七年前，张继仁陪同妻子在洛杉矶生子，当时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不超过七家，且大多由移民公司代办，费用高昂。准妈妈们聚居在别墅里，饮食搭配、外出行程、保姆聘用等由老板随兴而定，品质良莠不齐。即便如此，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准妈妈们到此生产，从而迎来第一拨华人赴美生子高潮。

　　消费群增长刺激了月子中心的完善，在张继仁等 台湾“先行者”们的打拼下，月子中心开始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外出行程和餐饮标准有规可循，婴儿房开始采用从台湾海运去的医用看护床，接送车辆也从普通家轿改为豪华小巴。

　　然而，这一切还与大陆的准妈妈们无关。七年前，张继仁在洛杉矶所有月子中心见到的大陆妈妈，“全部找一找，不到 10个”。

　　张所不了解的是，那一年正是港澳自由行放开，一些大陆准妈妈们踏上了赴港生子之路。

　　“吃螃蟹”的大陆客

　　2004年，原本从事演艺事业的四川女孩王璐受美国亲戚指点，开始洛杉矶的“生产之旅”。寻找月子中心，她用的是土办法——带着行李挨家挨户去考察挑选。最后，她住进了洛杉矶一家最早由大陆人开设的月子中心，老板娘Wendy同为四川人。

　　此前媒体报道较多的台湾夫妇赵玲玲及丈夫周先生，则是在王璐之后赴美生子，也住在这家月子中心。

　　之后，王璐与赵玲玲回到内地，成为大陆第一批赴美生子的服务商。与台湾服务商一样，每介绍一位客人，她们可以从月子中心得到约500美金的酬劳。

　　缓慢提升的业务量，在 2006年迎来曙光。那年4月，美国驻华使馆宣布，中国公民可以以旅游目的申请赴美签证。

　　“开放签证其实是整个赴美生子链条中最关键的一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的美籍华人子说。当时她已有10年的签证办理经验。一天，一位咨询签证事宜的大陆准妈妈找到子。“(她)想办旅游签证，又说想多呆一阵子，然后又说能不能帮忙安排车。”这位准妈妈的吞吞吐吐让子最后才明白，“原来是要去月子中心啊”。

　　嗅到这一商机，凭借着在洛杉矶居住的便利，子从2007年起成为全职中介。“当他们把孩子生到美国，他们真的很感激你，觉得很值。”不过，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得知“赴美生子”的富裕国人，起初仍充满疑惑。子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不是拐卖人口的吧？不会一到美国就绑架，你们再要赎金吧？”

　　趁“需与虚”而入

　　2007年，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已发展到35家左右，基本都由台湾人经营。对台湾孕妇的收费稳定在一万美金左右 (一个月待产一个月坐月子)。其中，生产费用尤为优惠。洛杉矶部分私立医院及华人医生收取的费用顺产仅为约4000美金、剖腹产约8000美金。被剥去暴利泡沫的台湾赴美生子产业，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由于台湾妈妈来源充裕，即便当时有个别来自内地的准妈妈希望入住，一些月子中心也不愿意接待。

　　内地妈妈要吃土豆，台湾老板却买回了一袋花生(台湾人习惯将花生叫做土豆)，这样的文化差异还是小事，不关水龙头、开着窗户吹空调、护工未能及时应答便大发脾气、将公共取用的水果拿到房间却又任其腐烂等不良习惯，常使月子中心的其他人侧目。内地部分准妈妈的“不良习惯”还包括：相互打听收入与职业、成群结伙地孤立某一位妈妈等。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准妈妈赴美数量锐减，月子中心不再拒绝大陆客源。失去稳定客源的月子中心也开始打起了价格战。危机中，月子中心倒闭一半，余下的削减规模，苦苦支撑。

　　那时，大陆妈妈数量持续增长，占到月子中心全部客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随着陆续回来的妈妈们开设博客、或是为亲朋好友咨询代办，“中介”群体持续壮大。加上赴港生子政策收缩、国内媒体开始报道等因素，2009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终于迎来井喷之势。

　　在“灰色”中行进

　　三年前，为激发中介积极性，有月子中心广发邀请帖，主动将每介绍一位客户的酬劳由500美金提高至800美金，很快又涨到1000美金。同时，一些月子中心的老板开始培养“顾问”(指不按人头、而是同时收取多家月子中心固定服务费用的中介)，自行拓展行销渠道。到 2009年，大陆地区从事赴美生子的中介机构与个人增至上百个。主要分为三类：由美国月子中心老板直接注资的公司；同时为多家月子中心服务的专业中介公司；个人。

　　众多中介，品质不一。一些中介公司，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只有靠他们才可能通过海关”等虚假宣传，以骗取高额的服务费用。

　　“有终端服务、有客源、有市场、有行销，”总部在洛杉矶的美国生子综合服务商美宝之家的姜山表示，“赴美生子”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与生态，“当然也有尔虞我诈”。

　　激烈竞争中，洛杉矶的月子中心也经历过互相拆台的乱象。老板娘守在别家月子中心门口，直接挖人；员工、客户及同业者报警，以“虐待儿童、贩卖人口、房屋改建、环境不整、民宅经商、噪声过大”等为由，引来警察搜查。

　　2004年，一家月子中心因为没有及时将一位患有肝病的台湾妈妈送去治疗，导致其肝衰竭死亡，最终关门收场。2010年4月，某民宿里居住的一位妈妈，因提前生产亲人无法赶到，不堪自己做饭等生活压力，产后抑郁而自杀身亡。

　　此外，长时间的飞行危险、外出购物的交通安全、生育意外的健康危机等，对于一位在异国他乡生产的中国妈妈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在美国，因华人生育风俗而诞生的月子中心并不被承认，没有服务规范、没有行业公会，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少从业者也坦承它“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是一项“灰色经济”。

　　这灰色，直接导致中介与月子中心因费用而起争执，也造成中介与客户、客户与月子中心之间如果发生纠纷，找不到完备的仲裁与解决之道。

　　这灰色同样导致中介面对媒体时的矛盾心理。他们希望宣传，以进一步扩大客源；然而，这宣传又必须是低调安静的。赴美生子回来的妈妈们，则希望销声匿迹，不被注视，以免孩子的未来利益受损。如中介赵玲玲所言：“一旦没有了这个属地主义，一旦关上这个后门，赴美生子产业也就一夜蒸发了。”

　　然而，赋予“落地国民权”的美国宪法修改非一日之功，赴美生子产业还将继续发展。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月子中心数量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水平，最大的月子中心甚至拥有史上最多的58间客房。

　　早年曾在华为工作的四川人Andy，在经过三年观察后，正式接管了一家台湾人经营的月子中心。他打算自己兼做中介：“我的计划是和客户成为长期的朋友，她们以后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购房、保险这类的业务我将来都可以做。”

　　张继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今年年末，洛杉矶地区还将有两家酒店式月子中心开张。它们将拥有合法经营场地，采用更加严格与规范的管理制度，配备带除菌设备的婴儿房，甚至可能像台湾月子中心一样配置“Hello Kitty”等主题房间。

　　但服务商们不乏忧虑，除了前面提到的法律问题，还有部分内地准妈妈们的行为。比如，有部分内地顾客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美国政府专为残疾、“低保”和难民人群提供的福利，希望不花一分钱生孩子；还有个别妈妈，甚至谎称自己是当地基督教某支派的教友，利用该教派在家生产的习惯，由教会出钱请产婆上门接生。

　　“既然已经利用了人家的落地生政策，差不多就行了。别生完孩子还要从人家口袋里拿钱。我们应该学会适可而止。”子说道，她担忧这些行为会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台湾的赴美生子已经平平稳稳走了20年，我们不要自己把这条路断了。”

　　朴光星：赴美生子至少持续十年

　　“如果是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本刊记者/马军

　　朴光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在2000至 2007年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进修及担任研究员期间，对韩国准妈妈“赴美生子潮”便有所关注。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认为无论对于中国家庭还是韩国家庭，“赴美生子”都有其出现的必然性，其共同动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更反映了一国公民对其所属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的评价。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香港是一些内地准妈妈们追求的理想生产地，现在，一些内地家庭用美国取而代之，你怎样看这种变迁？

　　朴光星：精英阶层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加快，而且最近5年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升值，这些都为赴美生子准备了有利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陆这两年开放赴美旅游。与此同时，香港从2007年之后逐渐收紧政策，比如大幅增收内地孕妇在港生产的费用。据我看的资料显示，到美国生一个孩子的全部费用与到香港只相差几万元人民币，对富裕家庭来说这种差别几可忽略。因此，赴美生子现象继赴港生子之后，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其实，赴美生子并不只是中国有，很多国家如印度、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2000年后的那几年，我在韩国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不少韩国家庭去美国生孩子，曾在当地媒体上引发过大讨论。特别是因为牵涉到一些权力精英，非常受韩国民众的反感。现在这种现象在韩国仍有持续，只是经过媒体的几轮批评之后，不再有人张扬此事罢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观点认为赴美生子现象体现出“中国梦”的破灭，是对所处社会未来前景的一种担忧，你怎样看这种说法？

　　朴光星：因为社会财富的两级分化，赴美生子只是局限于少部分人群的一个现象，远远不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我非常反对“中国梦破灭”这样一个刺眼的说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处于量的扩张的初级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也还没有形成，我们哪里有什么“中国梦”的概念？赴美生子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种现象会存续多久？

　　朴光星：恐怕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在这之前，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提高在教育、安全、环境和财产保护等方面的全球竞争力。

　　与中国相比，韩国如今在这几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各种社会矛盾也曾经相当激烈。但经历过这些阵痛，进入21世纪后他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趋于相对稳定。这两年出现的新情况是精英回流，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毕业生选择回到祖国。如今赴美生子的现象在韩国已经开始收敛，更多只是少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且也只是一个多元化的准备而已，未必真的会去美国生活。

　　但在中国，在一段时间内，要满足这些精英人群的需求还比较困难。少则十年，多则不好说，要看这个国家的社会成熟度发展到哪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参照韩国的经验，赴美生子人群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朴光星：我认为应该分几种情况来看。第一种，如果是权力精英赴美生子，理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按照国外的一些经验，如果发生权力精英成批将孩子送往国外的现象，难免引起社会上人心动摇。如果领导阶层都不相信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又怎能让老百姓保持信心？比如韩国反对党领导人李会昌，就曾经因为儿媳到夏威夷生孩子，受到韩国舆论的广泛批评。

　　第二种是公众人物，比如一些影视明星在国内大把挣钱，在国外大把花钱，他们赴美生子同样也会引起公众反感。在这背后隐藏着社会财富的转移。

　　但如果既不是权力精英，也不是公众人物，而是第三种即一般民众，他们赴美生子就无可厚非。侨民集团对一个国家来说，有利的一面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比如华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就非常大。从长远来看，我们未尝不可以认为“赴美生子”对国家的发展有利。▲◆★●■☆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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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田家英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并且要田家英做李讷的老师，教授她语文学习。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说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裂痕产生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失去信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

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悲愤自杀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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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利益最大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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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29：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 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 “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G.Tullock.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此书的案例非常丰富，包括英国、美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日本。今天，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某些大的方面的观察，也是非常契合的。

毛泽东时代从1949年到1977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一个例外，以后再专文论及），因为毛不让国家体制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有人会说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两码事。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1989年风波以后，保持了20年的基本政治稳定，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

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有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了，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许多中国人也能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前水电部长、前总理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上项目论证的“专家”们。

此外，在这20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大城市。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

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失望。

客观而言，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中国独有，这是进入工业化、商业化之后，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现象。在美国、西欧的体制下，也可以列举出一些利益集团，比如美国与石油有关的、与金融业相关的利益集团等。在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被人们指责最多、主要是被美国的中左派咬着不放的，是军方-产业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总是渲染别国的军事力量在突飞猛进，对美国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军产集团只有不断把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讲得很大，才能在大饼中分到更多的份额。

我本人认定，在美国另一个大特殊利益集团是律师，该群体虽然没有军产集团显眼，但对美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的社会，这是它的长处，法律是如此重要，所以吸引了很多聪明人进入这个领域。当律师的也可以从政、从商，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虽然在美国、西欧也存在特殊利益集团，但它们的大环境体制与中国的非常不同。在美欧的体制下，那些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影响法规政策，却没法一手遮天。第一，没有哪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选举行政首脑的全过程，尽管会影响它。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欧的全国大选中，常有异军突起，比如目前的奥巴马，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二，特殊利益集团也无法一手操纵全国议员的选举，尽管当中确有一部分是它们的游说者，但它们不可能把国会的两院操纵在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关军产利益的政策辩论时，两边吵得翻天覆地，有利于军产利益的方案也会被否决。

第三，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可能一手操纵全国的媒体，尽管会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在美欧的体制下，控制全国所有的重要媒体——公共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揭发官商勾结的战场。比如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斯蒂格利兹和克鲁格曼，都把在主流媒体上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当成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要务，其批评的力度，连很多欧洲学者都觉得太猛烈了。

第四，美国和西欧也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地方，始终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看，一个介入高强度多方面国际竞争的国家，其利益集团时时会被迫作出妥协。

上述四种制约，使得美欧的特殊利益集团，并不能长期绑架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尽管会影响一时或一处。然而，这些制约条件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脆弱。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担忧的理由。

中国的行政领导，不是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竞举出来的。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委员也不是民选出来的，各级人大里面一半以上的委员都是现任的或刚退休的官员，这给特殊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中国尽管有很多媒体在一些问题上能揭露部分真相，但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重要问题上，受到全国一致的有效控制。

相对令人鼓舞的变化是，中国在这30年中的国际化趋势，比以前有了极明显的进步。在这个领域，有时会把特殊利益集团试图一手遮天的状况戳一个洞，露出一缕光线，甚至迫使它们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不得不退让屈服一下，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进步。比如，中国的卫生系统也是特殊利益集团，SARS“非典”出现初期还想一手遮天，结果是国际化的原因，它经由香港传到多国，才导致失责官员撤职、公开抗疫的良性局面。这次的三鹿奶粉也差不多，要不是新西兰总理让其驻北京的大使馆跟中国政府高层把事情戳破，隐瞒还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我强调的是，那些普遍存在于美欧的三个制衡因素，在中国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惟有国际化还能发挥较大作用。

我们回头看一下相关的历史。在前苏联，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军产集团，它把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绑架到什么程度，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清楚，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一类，在没当上最高领导之前，也差不多。戈已当了好几年政治局委员了，都不知道苏联的实际军费是多少。一直到他当了总书记后，才看到实际的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4倍。而到那时他才知道，这个真的数字，只有总书记、总理、国防部长、计划委员会一把手才清楚，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得不到真情。所以戈当了总书记后，就得出一个简单、清醒的结论：苏联必须终止和美国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凭着苏联的经济实力再和美国搞下去，就会把国民经济完全拖垮。

从目前解密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年苏联军费为何能在那么长的和平时期保持那么高，基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用当事人的回忆录讲，他们控制了最高领导人的耳朵和眼睛——苏联没有自由媒体，也没有多党竞争，议会也不可能进行公开辩论，所以只有内部信息渠道，这个渠道是被军产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送到最高领导层耳朵和眼睛那里的信息，很多是夸张或伪造出来的，诱使高层在重要政策上，长期严重偏向军产集团。苏联的垮台有多种原因，但从1993年到现在解密出来的资料看，特殊的军产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绑架，使其在军备竞赛路上全速奔跑多年，是垮台的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相关制衡条件缺失的前提下，即使新一届领导人也想老百姓之所想，意欲有所作为，当他们接班之后，想推出一些有开创性的举措来使国家更良性发展，使政策更公平、更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时，他们手中都不具备能够对付强大的利益集团、迫使其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威。

毛泽东当然有这样的权威，所以他隔几年就翻天覆地来一下。毛之后，只有邓小平有类似的权威。我们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只有邓才能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军队、军工做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

1989年夏秋之后，邓越来越不过问具体的政策。那时候成长的利益集团，他也不怎么去干涉了。之后，这些利益集团慢慢地愈益强大。在未来这些年里，除非出现非常情况，使任何领导人用老办法都不能有效处理，只能推出非常手段来解决非常的挑战——只有到那时，新的、高度的权威才能形成，才能迫使特殊利益集团大大让步。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所以，要想使得中国不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公共政策在太多的时候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得太过分，我们只有坚决稳步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这才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思路，比较现实的选择▲◆★●■☆。


美国所有战略目的在伊拉克均未达成
http://news.ifeng.com/mil/forum/detail_2010_08/29/2350185_0.shtml

2010年08月29日：美国媒体18日晚报道，最后一批美军战斗部队已开始撤离伊拉克，跨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境。这场历时7年零5个月的战争共造成4000多名军人丧生，大约10万伊拉克人死亡。那么，美军此番撤军是否意味着伊拉克战争的彻底结束？这场战争给战争相关各方带来了什么？谁又是美军的下一个战场？

本周《陈虎点兵》与您一起关注美军这次举世瞩目的伊拉克撤军行动。

撤军=伊战结束？

从2003年美国布什总统发布命令开始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7年零5个月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时会听到"战争即将结束"或"战争已经结束"这样的声音。事实上，战争并未因这些声音而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美军战斗部队已经撤出伊拉克，并承诺在2011年年底之前全部撤出伊拉克。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伊拉克战争真的到了结束的时候。

但事实并不会如此简单。

姑且不论美军并未全部撤出伊拉克，即使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这场战争造成的影响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怎样，伊拉克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影响它后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相当多的。

现在说战争结束虽然为时尚早，但它的参与者已经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只能说，这又会是一场新的战争了。

7年零5个月，得到了什么？

局势发展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战争相关各方的得失究竟是什么？

作为这场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伊拉克可以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者，尽管这场战争使得伊拉克赶走了一个"暴虐"的统治者，但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安定与和平，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发展的机会。

上个世纪70年代，伊拉克是中东地区最强势的国家之一，即使在两伊战争期间，它的实力与地位依然不可小视。

但如今，伊拉克连自己内部的安定都无法实现，伊拉克人民付出的是总数10万的伤亡，经济完全崩溃、被外来势力控制，人民连一个正常的生存环境都无法获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伊拉克应该是这场战争最大的牺牲者。

再来看战争的另一方面——美国。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美军死亡人数将近5000人，伤亡总数更是在这个数字的10倍左右。那么，美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究竟得到了什么？有没有达到目的？

这个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有些西方媒体把美军的此次撤军称为"体面的失败"。现在看来，美国的所有战略目的在这场战争中均未最终达成。因此，美军也不能称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美国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切勿轻言战争。发动战争或许很容易，但要想获得完美的结果，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就像我们古代兵法里讲的那样："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轻言战事，绝不是好事情。

那么，美国会不会吸取这个教训，今后对军事手段的运用有一个新的认识？恐怕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并未把此次战争的"失败"真正作为一个战略层面的教训去全面的吸取，相信在今后，美国依然会像以往一样，运用它的军队去试图达成它的一些"战略目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或许获得了另外一个"经验"。在此之前，美国曾经获得过"体面的胜利"，也获得过"没有任何体面的失败"，但现在却获得了一个中间的结果——"体面的失败"，这对美国处理今后的国际事务和战争不得不说是一个"经验"。

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格局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很难讲有哪一方从中达成了战略性的目的、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

但有一种说法是，这场战争给美国所谓的"对手"带来了一个准备、拖延、喘息的机会。这场战争将美国的国力、军力拖在了伊拉克，它像一个黑洞一样吸收、消耗着美国的国力和军力，使美国没有更多的力量对付其它的"对手"或"敌对势力"。

应该说，获取战略利益最大的就是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敌对势力"的人群或团体。

谁将是美军的下一个战场？

既然美国不可能从这场战争中吸取全面的教训、不可能改变对军事手段运用的看法，那么美军从伊拉克撤出，它的下一个着力点又将是哪里？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人都关注的。

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美国把如此重大的力量从它以往着力的战场撤出之后，这一部分力量将会投向哪里？

而它新的投向点必然又将会是一个动荡的、承受重大压力的新的战场，这个新战场的形成和尔后事态的发展将会对未来更长时间内国际战略格局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