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 陌生概念引关注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28/2647996_0.shtml

2010年09月28日 中国经济周刊

胡锦涛主席公开倡导、或将写入十二五规划的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却又如此陌生——

什么是“包容性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9月16日，对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原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来说，是一个心情愉悦的日子。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胡主席在正式场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这对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作为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参与者之一的汤敏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这一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

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增长”，这个在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首次提出的概念，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公开发表后，就“包容性增长”问题，记者先后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从胡锦涛主席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之前并没有过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庄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当时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与了一部分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庄健说。

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或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亚行首提这一概念，到如今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再次倡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

庄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经过这场危机之后，大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对投资、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受这种冲击比较明显。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恢复较快。但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到中央政府都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更加可持续的问题。

这次重提“包容性增长”，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看来，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含义。马晓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大的判断。

据悉，即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向《中国经济周刊》大胆预言，“十二五”规划中肯定会明确提出包容性增长，今后这个概念也将越来越普及并被人们接受。“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是要加强社会建设，所谓‘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注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觉得肯定会写入的。” 邓聿文说。

包容性增长具有不同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人给予准确的定义。您怎样理解“包容性增长”？

庄健：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

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晓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从国内讲，首先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长中获得利益。第三，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国际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A国增长了，不应该去损害或者抑制B国，不要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跟国家之间应该是协调、和谐的增长，是共赢和多赢的，应该有益于多方。

汤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括环保、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较弱势的部分。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说得严重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

邓聿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如果再不改变，当前与未来的任务与目标都会面临着压力。

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

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的价值导向很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包容性增长”和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都是一致的，具体到经济领域和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都是有共同点的。如果能做到这些，也就能够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都是很明确的，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需要排除一时或者局部的困难，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实现这个目标。这些需要更多地去讨论、形成共识，采取有关的改革发展措施去推进。

马晓河：首先，我国应该尽快地转变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其次，要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

第三，要加快推进城镇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社会的繁荣富强稳定，都应该实现城镇化，只有这样，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者人口才会增加，社会才会形成一个中间多、两头少的“橄榄型结构”。这样，社会才能增加消费，只有消费占主流了，稳定才有坚强的保障，社会才能进步。

第四，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此外，还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关系，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

第五，政府下一步还应该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应该加快在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汤敏：“包容性增长”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相比，有更多的量化指标，也更具体了。“包容性增长”最终要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惠及更多的劳动者，惠及到社会的大多数，让他们的收入增长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些将变得更加明确。

“包容性增长”不但量化了GDP，而且提出GDP是怎么分配的。而衡量各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就要看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以人为本方面,对人的影响有多大，贫困人口、工薪阶层的收益有多高，他们的增长比GDP的增长更高还是更低，这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相对可以量化推动的事情了。

邓聿文：我国要达到“包容性增长”，首先，是政府价值导向的引导。政府出台的包括财政体制改革等各项措施等都要往这方面倾斜。政府的价值导向要改变，在收入分配等方面都要往弱势群体方面倾斜。这样才能使贫富差距缩小。

其次，资本也应该适当地向劳动力方面倾斜。一方面，资本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另一方面，政府应该赋予劳动者更大的权力，比如博弈的权力，否则单靠“资本家”的善行，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大多数是起不了作用的。

实现包容性增长

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之间，应该怎么配合来实现“包容性增长”？

庄健：国际社会有这么一种声音和倾向，就是经济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时，大家容易携起手来；一旦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并相对稳定时，便都去考虑各自的问题了，共同应对困难或解决问题的合作意向就会有所减弱。在这个时候，应该推广一种理念，去更多地寻求双赢、多赢。

据我了解，对21个成员，“包容性增长”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大家都会朝这些方面共同努力，这对于亚太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汤敏：和谐发展是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话题，各国之间的协调配合、合作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使得弱势群体、贫困人口都能得到有效地保护。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对投资、贸易、金融保护主义的反对。这些都是不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应该说，“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对中国，对全球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发展也是为了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是否能够利用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的老百姓，是值得关注的。

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成员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的国家在全球的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在华企业频涉行贿 中国成美国海外反腐重点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677

    2010-9-27：  中国成为美国海外反腐败的重点关注国家；石油、天然气、制药以及生物工程行业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2010年8月，世界第二大制药商德国默克公司收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质询函。此函怀疑该公司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并要求该公司提供在多个国家的业务信息。

　　随后，葛兰素史克公司、辉瑞制药等世界制药巨头披露，他们均在与美国政府就类似事宜进行接触。

　　近两年来，默克与其他大型制药公司都在开拓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巴西等国的新兴市场。在这些国家，药物审批、生产、进出口、定价、销售及营销环节，需要公共部门审批，被一些美国媒体认为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除医药行业外，石油、天然气、生物工程等，也是美国海外反腐的重点关注领域。

　　中国市场被重点关注

　　FCPA是美国1977年制定的一部惩治本国公司、企业或公民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法律。根据FCPA，中国在美上市的公司、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代表处及其雇员，以及在美国境内从事腐败行为的中国企业或者个人，甚至通过美国银行转账的腐败行为，都可能受到该法的管辖。

　　尽管是美国的国内法，但FCPA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去美国发展的中国企业，同样是一柄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0年6月底，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的150多名高管相聚北京，讨论遵守中国和美国的反腐败法律的问题。据西门子公司相关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门子（中国）近60家分公司合规方面的负责人、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以及德国总部合规方面的负责人。

　　与会人员可以借此平台了解合规项目的新动态、新政策、新发展，交流合规项目执行中的困难，以便及时对公司的合规项目进行改进和调整。自2007年开始，今年已经是第四届。2007年正是西门子公司因全球腐败案而全面清查整顿的时候。该案被美国证交会视为历史上最严重的企业腐败案。

　　另外，2009年，美国不干胶标签材料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因“向中国地方官员行贿以获取项目”的行为触犯FCPA，被美国当局处以20万美元罚款；其后，美国控制组件公司因在30多个国家行贿约236次，被处以1820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国内有19家企业卷入该案，仅大型央企或其旗下企业就超过 10家；2010年3月，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克莱斯勒受到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间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数千万美元，被处以1850万美元的罚款。

　　“中国是FCPA执法的重点区域之一。”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爱德华·鲁宾诺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美国翰宇律师事务所的统计显示，自2005年1月1日至今，美国司法部审判的FCPA的案件中，一共有34件涉及到中国，而可能违反FCPA规定发起的调查则更多。

　　不过，美国司法部在回答《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问时说，因在中国涉嫌商业行贿，共计有15家跨国公司受到美国FCPA追究，分别为：戴姆勒股份有限公司、UT斯达康、控制组件公司、艾利丹尼森、ITT、西门子、法如公司、AMAC International、AGA、朗讯、约克国际、Paradim BV 、Schnitzer Steel Industries、德普、GE InVision。

　　“这15家公司已经跟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达成和解。”中国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进行调查，未必确认公司违法，也有可能是涉嫌犯罪。比如，戴姆勒的案子从2003年左右就开始调查，但是直到2010年4月才正式宣布和解。

　　受访的美国律师均表示，虽然就是否违反FCPA，在中国进行过大量的调查，但是跟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相比，比例还是很低的。

　　不过，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的爱德华·鲁宾诺夫表示，随着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多，而且反腐败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涉及中国的FCPA案件会越来越多。

　　外国受贿官员或被美起诉

　　根据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迄今49项FCPA诉讼中，有两项涉及中国；2009年共计44项，有10项涉及中国；2008年共计35项，有5项涉及中国。

　　2010年6月，第三届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峰会在上海举行。美国司法部反欺诈局副局长纳撒尼尔·埃德蒙兹在会上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把反腐作为其首要任务。

　　石油、天然气、制药以及生物工程行业成为此轮反腐败风暴的重点关注对象。“司法部正在启动更多的秘密调查，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打击腐败。”美国司法部部长、首席检察官埃里克·霍尔德在参加5月底经合组织的反腐败大会时表示，“加大对个人的惩罚力度将是下一步FCPA的执法重点。”

　　“今后，外国受贿的官员也可能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起诉。”美国翰宇律师事务所、曾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的丽贝卡·珀斯顿说，司法部正在寻求其他渠道绕开FCPA对外国官员没有司法管辖的限制。

　　“美国政府对FCPA的执法方式正在改变。FCPA的执法力度不是这两年加强的，只是这两年的案件越来越多。”爱德华·鲁宾诺夫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一个经济政策，强调公司要通过公平竞争而非行贿获取获益。FCPA正在试图影响外国公司和外国的政府，使反腐败正成为一种全球趋势。

　　王志乐则表示，美国FCPA的实施是随着企业经营形势的好坏、腐败严重程度的高低而一直变化的。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进一步加强商业反腐败打击力度的客观原因。当年，美国金融机构发现自身问题后，不但不采取补救措施，还弄虚作假去误导投资者，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由此，美国政府意识到企业不合规将带来严重后果，因此2008年底以来，美国加大了FCPA的执法力度。据悉，美国证交会近期在旧金山办事处增设反海外腐败专案办公室，重点监控硅谷跨国公司的亚洲业务。

　　八成涉华案例自我披露

　　美国司法部涉及中国的15个诉讼案例中，近80%是由跨国公司自我披露的。对此，王志乐分析认为，跨国公司有一套十分严格的内部举报体系。

　　如果公司员工认为公司或者同事有不合规的行为，可以通过电话热线、邮件、信件举报给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或者直接给董事会。任何公司的高层接到内部举报都不敢掉以轻心，会即刻着手调查，并向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报告相关情况。

　　对主动披露其相关行为的公司，美国政府会向其提供“实际和有形的益处”。比如，戴姆勒公司由于积极合作和恰当的补救措施，使美国司法部开出的罚款数额减少了20%。

　　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柯礼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如果公司对违规行为秘而不报，根据FCPA规定，不仅公司责任人锒铛入狱，负有管理责任而知情不报者也可能受到刑事牵连，违规公司不仅将遭受巨额罚款，还可能会丢掉市场。

　　“除了公司自我披露外，美国政府有很多渠道获得公司违法的消息和线索。”曾担任过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的丽贝卡·珀斯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美国联邦政府各种调查机构，比如，美国特勤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局等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相互合作进行调查。

　　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会监控外国报纸、网络上的信息。已经查处的海外腐败案件中，有些就是调查部门根据公司竞争对手在媒体上的撰文找到的线索。有时相关部门也会从公司向国际商会提交的报告中寻找线索。最近国际合作进行调查的趋势日益明显。

　　另有25%案件的情况是通过公司内部的“告密者”了解到的。丽贝卡·珀斯顿说，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签署，规定一旦举报的情况被证实为真实的，告密者将得到跨国公司罚金的10%~30%作为奖励。

　　不过，由于司法部和证交会还没有就什么情形下会或不会进行FCPA立案做出具体指引，因此美国政府什么时候会实际采取执法活动，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的回答才具有权威性。

　　“虽然美国并没有一个有关FCPA立案的固定标准，但是有几个因素可以帮助政府进行评估。”爱德华·鲁宾诺夫说，腐败程度、商业规模、公司的行业类型、是否有完善的合规体系等，都是政府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

　　跨国公司在华“囚徒困境”

　　“最近公司在合作伙伴资质审查方面又严格了很多。”来自甲骨文中国公司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有些代理商被加入公司的黑名单，与他们相关的合作将被禁止。据悉，大型跨国IT企业在华基本上都是奉行间接销售模式，代理商是重要的中间环节。

　　据报道，2010年5月IBM开展在华最大规模廉政自查风暴，因牵涉“培训资金”的申请作假，超过120名IBM中国雇员被集中“清查”，其中约有100人被降级，20多人被要求离开。

　　长期负责FCPA诉讼案件的律师柯礼晟接受专访时认为，在中国遵守FCPA有两方面挑战，即“政府官员”定义的广泛性，以及礼物、招待定义的广泛性。

　　首先，FCPA是对行贿“政府官员”的行为加以处罚。不过，“政府官员”的定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机关的雇员，还包括政府的“执行机构”——被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解释为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任何商业实体，如国有企业、国营医院或国家出资的大学——的雇员。

　　中国大部分大型企业是国有企业，政府参股其中，有时很难确定某一公司实际上是否由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使得跨国企业很难把握尺度，风险意识会降低。

　　其次，在国际商业交往过程中，为建立关系或者表达对商业伙伴的尊重，提供礼物、用餐、娱乐和其他招待是普遍的。

　　柯礼晟解释说，跨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在于如果上述行为被（或将被美国当局）视为带有腐败意向就会构成违法。由于FCPA没有针对“最小额”的例外，也没有适用于所有公司和所有行业的统一标准。许多外国跨国公司无法确定在中国什么标准的礼物、用餐和娱乐是适当的。

　　王志乐认为，中国的人情文化里的礼尚往来有一些灰色地带，如果跨国公司掌握不好合规规定与中国风俗之间的平衡，就会踏入雷区。“很过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就面临着‘囚徒困境’。”王志乐解释说，一方面坚持合规有可能失去市场，另一方面不合规又面临比境内企业更大的风险。

　　受访公司的合规负责人均表示，对于任何公司来说，支付、销售、采购环节以及通过第三方同政府、客户打交道都是高风险的领域。

　　商业反腐调查取证难

　　一旦美国政府告知公司，政府认为公司存在违规问题，大多数公司会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内部调查。柯礼晟解释说，一方面，企业需要向美国政府提交所需的文件和信息；另一方面，企业的内部调查必须尽快进行，以确定违规是否发生，同时对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补救。

　　公司自查或者通过独立第三方调查是FCPA案件最主要的取证方式。“一般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不大，它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无力去查”。王志乐认为。

　　丽贝卡·珀斯顿则表示，是公司自己调查还是寻找第三方来做调查，对政府来说是一个经济问题。她解释道，美国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调查。而对于公司来说，虽然自查或者寻求第三方调查的费用很高，但是如果不配合政府进行调查，将面临比调查费用高得多的惩罚，公司别无选择。

　　据悉，当年西门子公司曾聘请了一位德国司法部门退休的官员来主持公司的清查工作，聘请的第三方律师事务所查阅了所有相关的业务记录，询问了西门子多个国家子公司的高层、中层和相关人员。西门子为此支付了高达8.57亿欧元的顾问费。

　　此外，由公司或者聘请独立第三方而非政府部门进行调查，可以避免跨国司法管辖权限制。但是，国家间国情和法律制度的不同，常常给调查取证带来挑战。

　　曾参与过海外腐败案件调查取证的丽贝卡·珀斯顿认为，在国外调查取证比较困难。

　　首先，语言不同，尤其涉及到法律术语，用词的差别常常导致“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状况。

　　其次，对所在国的法律不了解。比如，调查时律师需要查看公司的业务文件、资金账簿等相关资料，有时需要把它们带回美国进行数据分析。但是，律师首先要清楚他们是否有这样做的权限。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进行调查，当地律师的帮助非常重要，以免违反当地的法律。

　　最后，当地律师对美国法律不了解。由于两国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环境不同，需要对当地律师做基本的培训。

　　除调查取证困难外，丽贝卡·珀斯顿告诉记者，她曾咨询过前负责FCPA案件的美国检察官，与中国政府合作感觉如何。她回答说，有时很不错，有时很糟糕，中国司法系统的层级太多了，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合作。

　　反腐国际合作日益增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目前在经合组织《反腐败协定》下进行调查的腐败案件有250件左右。

　　前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的丽贝卡·珀斯顿认为，腐败现象是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有惩治腐败的法律，只是实行力度强弱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的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也日益增强。

　　目前，一些国家正试图在全球掀起反腐大潮。中国欧盟商会法律工作组组长、翰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博凯德告诉本刊记者，FCPA越来越被大家熟知，不仅美国公司，欧洲公司也加强了腐败的打击力度。美国的FCPA是一个标杆，而即将实施的英国反贿赂法的标准比FCPA还高。

　　“中国是反国际腐败的重要环节。”经济合作组织法务部部长尼古拉·博努奇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指出，一方面，大量的跨国企业为了在中国立足，可能会行贿中国的公职人员；另一方面，中国有大批的企业“走出去”，有可能涉嫌在其他国家行贿。

　　目前，中国正积极投入国际反腐败行动，开展国家间合作，共同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案件。中纪委监察部外事局副局长孔祥仁近日表示，目前正讨论专门整治跨国商业贿赂的立法问题，正在研究如何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条款与中国法律的衔接，

　　中国的纪检委、商务部、国资委等部门都专门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的小组。王志乐认为，目前，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政府机构很多，但是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特别要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治理。来源: 中国网▲◆★●■☆


金正日任命三子金正银为人民军大将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0/09/100927_nkorea_kim_general.shtml

朝鲜劳动党周二（28日）在平壤召开党代表会议前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三儿子金正银和妹妹金敬姬被任命为人民军大将，显示金正日开始为自己身后的权力交接进行准备。

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27日下达第51号命令，任命金敬姬、金正银、崔龙海等6人为大将，柳京为上将，卢兴世、李斗成等6人为中将，赵敬准等27人为少将。
报道同时说，根据27日发表的朝鲜国防委员会第7号决定，授予李英浩朝鲜人民军次帅称号。

朝鲜建国以来一直是金家父子统治，目前仍是“先军”思想下的军人政治。

有分析认为，由于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健康状况恶化，金正银在被任命为大将后很可能在党代会上被推选为党中央委员，为接班铺路。

同时，本来负责轻工业的金正日妹妹金敬姬成为大将则意味着她和她的丈夫张成泽可能成为金正银接班过程中的“摄政”。

任命“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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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朝鲜问题专家刘鸣对BBC中文网表示，关键在于金正银什么时候接班，如果能在六、七年之后接班，应该说是比较稳固的。

但是，金正银年轻，资历浅，又没有父亲那样的长时间历练，如果五年之内就接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刘鸣说，因为金正银权力基础不稳、经验不足、没有建树，处理重大问题时没有决策能力，所以有可能出现军人掌权或由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掌握政权，而这样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稳定的问题。

他说，金正银可能会从中央机关的主要部门开始做起，比如在一个中央部委任主要负责人，过一、两年后再升到国防委员会，甚至担任内阁的不同重要职务，积累经验，提高威望，锻炼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特别是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
金正银

从朝鲜叛逃出来的人对金正银评价不一

普遍分析认为，金正银这次可能会当选中央委员。

根据劳动党章程，金正银要正式成为接班人，首先应当选为党中央委员。韩国《朝鲜日报》援引不具名的朝鲜消息人士说，军队推选金正银为党代表后，党中央委员会将通过内部宣传把他树立为金正日的唯一接班人。

《朝鲜日报》还引述从朝鲜叛逃的“脱北者”的看法说，人们对金正云的主要担心是27岁的他“太年轻”。

但也有接近高层的人士说他性格像金正日，“大胆爽快”。

政治局扩充

除了接班人的问题，这次党代会也可能决定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补充更多委员，很多可能是国防委员会的高级将领，也很可能会包括总理、副总理及地方政府一把手。

政治局主席团是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上次1980年党代会时该机构有五名成员。但当时的成员中已有四人过世，仅有金正日一人在世。

路透社报道说，可能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核心人物的，包括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对金氏家族忠心耿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内阁总理的崔永林、现任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并在国防委员会担任金正日副手的金永春。

刘鸣认为，朝鲜外交界负责对美政策的新任副总理姜锡柱和负责对韩国事务的统战部部长金养键可能也会进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朝鲜人民军高层调整 金正银被任命为大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682

    2010-9-27：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8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27日下达命令，任命李英浩为朝鲜人民军次帅。报道说，金正日同时任命金敬姬、金正银、崔龙海等6人为大将，任命柳京为上将，任命卢兴世、李斗成等6人为中将，任命赵敬准等27人为少将。

　　◆为加强领导机构 时隔44年召开党代会

　　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已于26日抵达平壤。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准备委员会日前发表决定说，为了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将于本月28日举行。

　　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类似的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1958年的党代表会议主要总结党内反宗派主义斗争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以“党的唯一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党的统一和团结。1966年的党代表会议主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劳动党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原则立场。

　　◆为党领导机构补充血液

　　时隔44年后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是在朝鲜国内外面临新形势下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作为朝鲜执政党的朝鲜劳动党自1993年召开六届二十一中全会后，再没有举行过中央全会。此次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把党代表会议的主题定为 “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正是要为党的领导机构补充新鲜血液，加强和完善党的机能机制，有力地领导国家经济建设。

　　在对内加强党的机制的同时，朝鲜也希望通过这次对领导机构的加强，进一步缓和半岛局势，为国内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平壤庆贺党代会召开

　　平壤市的路边、火车站、万寿台议事堂前，随处可见各种庆祝会议即将召开的标语板，上面写着“热烈庆祝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一心团结、誓死拥护伟大的党”、“热烈欢迎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代表”等。

　　朝鲜《劳动新闻》27日发表文章祝贺即将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这篇题为《不败的党：全党成为思想意志的统一体》的文章说，历史性的党代表会议即将召开，全体朝鲜军民都为拥有这样百战百胜、强有力的党而感到无限的骄傲和自豪。

　　◆朝鲜党代会意义不输全国代表大会

　　朝媒评价称，此次党代会召开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按照1980年通过的《朝鲜劳动党章程》，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党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有关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战略策略方面的紧急问题，进行人事调整。由此可见，党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不亚于全国代表大会。

　　在此次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朝鲜媒体就指出，此次会议是在朝鲜革命“迎来新的历史时期”举行的，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将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此次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朝鲜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随着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朝鲜今后的发展动向将更为引人关注。来源: 综合▲◆★●■☆


日本深陷误区　中国须做强硬准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 2010年9月27日电／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表示，虽然詹其雄终得返家，但日本却断然拒绝中国的道歉赔偿要求，预示着中日间的宿怨仍不会一笔勾销。今日发生的日右翼分子袭击中国领馆事件，彻底暴露了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严重误区和不光彩计谋。尽管日本多次表示要用一种新视角来看待中国发展，但是旧有的对华思维仍在作祟，一些人仍然抱着疑虑、戒备甚至敌视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

　　香港文汇报报导，中国战略研究学会研究员江风表示，如果日本真的想同中国友好相处、互利互惠，就不能总盘算着借损害中国利益占便宜，更不能一面想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一面又想防范中国，自作聪明地打“遏制牌”。

　　另有专家表示，近几年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寸进尺，而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正计划扩军，如果日本今后真的选择在钓鱼岛驻军，事情将更趋复杂，性质亦将发生本质变化。对此，中国须及早做好军事准备，强硬应对。▲◆★●■☆


中国警惕释放船长后的“胜利”情绪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263915

    2010-9-28 ：因钓鱼岛撞船风波被日本逮捕的中国船长詹其雄，于24日下午被日本地方法院以“保留处分”的形式释放。　

　　按照日本法律规定船长要被拘留到29日，这样的结果，可以认为是日本政府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而作出的一个政治决断。但中国需要警惕对这一结果欢呼的“胜利”情绪，因为这种“胜利”只是一个假象。中国对这种假象的应对，将关系到今后钓鱼岛在法理上的归属。

　　此前笔者已经指出，钓鱼岛撞船风波存在“立即无条件放还船长”的“显在要求”和“归还中国神圣领土”的“隐伏要求”。这次日本作出放还船长的决定，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的显在要求。然而，这种显在要求的满足，却是以“保留处分”的条件作为结果。

　　根据日本法律条文的表述，所谓保留处分，简单地说，是因为嫌疑人的供述及证据收集需要花费时间或犯罪嫌疑证据不充分，造成检察官在拘留期内无法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起诉的法律裁定。

　　也就是说，船长被释放还是依据日本的法律裁定。因此，如果认为此次外交战中国胜利了，就等于变相接受了这种司法裁定，也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在钓鱼岛上的法律执行权。所以，在对船长可以回国这一消息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不可沾沾自喜，更不可认为这是一种外交的胜利。同时，要对日本用国内法裁决钓鱼岛问题的恶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展开反击，实现日本国内法不适用于钓鱼岛的法理事实。　

　   当前，中国双重要求的“显在要求”有条件地实现了，“隐伏的内在要求”尚无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将其认为是外交的胜利，不仅中了日本的假象圈套，更是蒙蔽广大中国国民。不仅会遭到日本的嘲讽，甚至会遭到越南、菲律宾的蔑视，更会对中国的领土领海问题带来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日方在最初阶段指中方船长故意撞击日本巡逻舰，甚至威胁以公开录像对船长进行起诉，但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招待会上，日方检察官指出中国船长并非有计划性地去撞击日本巡逻舰。而且在日本防卫大臣要求公布录像后，日本尚未公布录像。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中国有必要带着追究到底的意识，将此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外交牌。　　

　　对于保留处分的决定，日本雅虎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回答：这是最佳的方案。日本履行了依法作出保留处分的原则，中国对内可以宣传外交上的胜利，对双方都有利。保留处分不等于不起诉，也不等于无罪。一旦发现新证据，就可以起诉。同时指出，最初逮捕船长的理由是妨碍执行公务，如果对方说不是故意的，即便是中国船只主动撞击日本渔船，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就不成立。因为船长否认是故意撞击的，即便起诉审判，用录像来作为证据也缺乏说服力。这种回答，表现出日本在此次风波中占尽了上风。

　　然而，这一日本占尽上风的决定，却也遭到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报道了各方的批评声音。批评的依据是日本地方法院对于保留处分决定而释放船长的陈述理由，尤其是对“考虑到中日关系”的表述批评。如自民党对法律屈服于政治的批评、民主党议员要求撤回释放决定的抗议书、大阪府知事对政治干预司法的批判、对因外交考虑而做出政治判断的特例的不满、甚至出现了日本的这一决定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和耻辱的声音。这些声音的出现，是他们认为“钓鱼岛属于日本、日本法律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是法治国家、政治不得干预司法”的外在表现，更说明中国在这场外交战中没有胜利可言。《读卖新闻》引用日本警察局人员的话说：犯罪嫌疑明确而不起诉的情况在刑事司法上尚无前例。

　　从日本的这些批评声音来看，日本舆论对于政府的决定依旧存在浓厚的强硬氛围。因此，中国需要从表象走向隐象，不可沉醉于放人的表象，还要看到日本舆论的这种强硬隐象。因为这种强硬的舆论向日本政府传达出不满的同时，更向中国警示了今后类发事件的必然性。 中国应该对这种必然性有所准备。▲◆★●■☆


中国将重启IL-78加油机项目以打造战略空军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0_09/27/2641255_0.shtml

2010年09月27日 东方网  IL-78加油机与SU-30战机空中加油（资料图）

东方网2010年9月27日消息：据印度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网站23日文章称，中国为打造一支战略空军曾计划购买16-24架IL-78加油机，但在 2002年引进4架该型机后项目一度中断，消息称该项目即将重新启动。IL-78加油机能将Su-27和Su-30战机的到达能力扩大到3000公里，其将提升目前装备部队的250架歼-10和歼-11战机的作战半径。

☆ 中国军事现代化重点转向信息和高科技战争

文章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世界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界以及智囊团讨论的主题。自2000年以来，五角大楼每年都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据《中国军队第三次现代化论纲》作者王文荣称，解放军现代化的主体是士兵、武器与装备、军事理论和力量结构。

据王文荣称，中国军队第一次现代化自建国开始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结束。在最初几年里，中国军队现代化是在苏联的支援和影响之下展开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概念化并贯彻“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并提倡人民战争理论，后来其又放弃了上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科学与技术、工业和农业造成了沉重打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在导弹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并将其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

第二次和第三次军事现代化起始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认识到世界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共关注的主要问题。“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又重新回到“积极防御”之上，之后又发展为“打赢现代化高技术条件下的下局竞争”。自198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军方开始大规模改组和精简解放军。到1987年底的时候，中国约裁军百万。裁军的侧重点是主要军区的总部及其直属机构。到1990年的时候，中国共裁军319万。与此同时，解放军还淘汰了大量过时的武器与装备，其中包括近万门火炮、1100辆坦克、2500架飞机以及610艘军舰。全军 11个军区也调整合并为7个。

文章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认识到工业时代的机械战争将逐步被信息战取代。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侧重点应转向信息和高科技战争。在这个阶段，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基本因素是，将其军力投射到中国边境之外的地方。这其中包括将解放军海军打造成一支蓝水海军、获得空中加油能力、构建快速反应部队、改良核武库等目标。因此，中国军队第三次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就是打造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信息化部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国防大学韩旭东教授如是阐述解放军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中国军队应该从打局部战争向“全球战争”的方向转变。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需寻找军事同盟、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参与国际军事努力，以加强解放军战力。

☆ 中国空军将重启采购16-24架IL-78加油机项目

文章介绍说，解放军空军拥有空降师、地空导弹师（旅和团）、高炮旅（团）、雷达旅（团）及其他安全部队。就武器和装备而言，解放军空军目前约拥有超过700架现代战机。在俄制战机的基础上，中国设计并产生出了其“J”系列和“F”系列战机。据中国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称，1963年，中国复制了米格－19战机，成功的生产出了J－6战机，直到2006年8月的时候，这款战机才被淘汰。据信，J－6战机曾被用于执行信息化训练任务。稍后中国又研发了J－8I、FT－7III和FT－7教练机。随后，其又在F－8和F－8I的基础上，研发了J－8II飞机。上世纪90年代，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苏－27和苏－30战机，1998年春其在这些战机的基础上，成功的研发了J－10和J－11战机第三代战机。

据sinodefense.com,网站报道称，目前中国战机库存主要由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机与轰炸机构成，包括800至1000架J－7和 J－8II战机、76架俄制苏－27战机、95－116架J－11战机、76架俄制苏－39MKK多任务战机以及60至80架中国国产J－10多任务战机。

文章表示，在打造一支战略空军方面，中国采购IL－8空中加油机。在新千年前后，中国计划采购16至24架这种加油机。然而，在2002年，在引入 4架这种加油机之后，该采购计划似乎被暂停了。不过，在不久的未来，该计划可能会重新启动。IL－78空中加油机可使苏－27和苏－30的作战半径扩大至 3000公里。中国国本战机，例如J－10和J－11，也已列装部队，其数量大概在250架左右。解放军空军目前维持着约550架运输机，其中超过半数为单发运输机。

☆ 解放军海军将很快列装JH－7A战机

解放军海军拥有22.5万兵力，这些兵力被划分为三支舰队（北海舰队、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部署在10个大型海军基地（旅顺、葫芦岛、青岛、上海、舟山、温州、厦门、广州、湛江和榆林）。北海舰队的力量主要由潜艇构成，而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主要战力则是水面战舰和反潜与防空舰。

文章指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受多种因素驱动，例如强行统一台湾、恢复中国对南海的主权、日益增长的保护中国海上交通线安全需要，以确保中海上利益，特别是能源利益、向全世界范围内投射力量，以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的主导作用。

目前，中国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潜艇舰队，其中包括8至10艘核潜艇与50至60艘柴电潜艇。第二代093型商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和094型晋级核动力导弹潜艇已经列装解放军海军。老式033型R级(Romeo)潜艇和035型明级柴电潜艇正在被新一代国产039型宋级潜艇和俄制基洛级潜艇取代。五角大楼2005年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称，通过外购和自产，中国正以每年增加3艘新潜艇的速度扩大其潜艇舰队规模，在不久的将来，其将拥有一支由约80艘潜艇构成的潜艇舰队。进一步说，一旦列装工作完成，中国将拥有真正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文章称，中国已为其海军航空兵增加了24架苏－30MKK战机，JH－7A很快也将列装。目前，解放军海军航空兵装备主要包括J－7和Q－5构成，很难投射解放军海军军力。解放军海军计划采购150至200架战斗轰炸机。2007年底列装的新两栖舰艇可能会改变解放军海军作战的模式。071式两栖船坞登陆攻击舰堪比美国海军的奥斯汀级(Austin class)两栖船坞登陆舰。尽管可投射力量，但解放军海军目前仍仅拥有一艘这样的舰艇。

而且，文章表示，中国已经意识到，航母就是力量投射的终极象征。自2006年以来，中国已公开声称其有意拥有航母。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对到华访问的日本防长称，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与中国到2050年达成的经济三步走发展战略相似，解放军也制定了类似的战略，以便到2050年时将自身转变成一支全球性海军力量。目前，解放军海军已能够在第一岛链——由从日本向北至台湾，向南至菲律宾的一些岛屿构成——内海活动。在第二步，解放军打算超越第一岛链，触及包括关岛、印尼澳大利亚在内的第二岛链。

面对信息战中联合军种构成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各式各样的联合军事演习。例如，在2001年，解放军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之后就是“和平使命-2005”、“和平使命-2006”、“和平使命-2007”、由济南军区机械化部队参与的“砺兵-2008”军演、“联合 -2008”、2009年成都军区举行大规模空中演习、跨越-2009演习有来自沈阳、兰州、济南与广州四个军区的四个师近5万兵参与，这些军事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 解放军正在打造约12个快速反应师

随着解放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认为，作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增长引擎，中国必需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解放军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就是向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打造快速反应部队，并打赢信息化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解放军已从100个师缩减为33个步兵和装甲师。而且，其还在打造约12个快速反应师，其中包括一个空降师、四个两栖攻击师等。尽管解放军现代化已大幅度改善了其机械化、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但是，鉴于目前解放军各级部队都面临着不同的瓶颈，所以其军队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

据前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称，解放军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障碍。例如，中国军队拥有装备世界第一，但因为投资不足，再加上军事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其很难大规模引入新设计、产生的武器系统。解放军空军战机远远落后于世界标准。尽管解放军海军水面战舰数量充足，但诸如舰载直升机、加油机等重要装备却仍显不足。其次，将对未来军事技术产生深远影响的微电子和信息处理技术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第三，国防研发和国防工业在产生高科技武器方面面临着艰巨的困难。最后，因为资金短缺，所以解放军必须限制实弹演习，而且空军与海军空降部队的训练时间也被迫缩短。多数资金都用来培养武装人员。刘华清上将认为，当前解放军现代化不符合中国大国地位，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正利用现代坦克和火炮升级地面部队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0_09/27/2641255_1.shtml

文章称，解放军地面部队的现代化主要围绕人员与装备削减和改组展开的，以便打造一支规模小机动能力更强、战力更高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2008年称，在改组之后，解放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部队所占比率提高了3.8%，而地面部队力量所占比率则降低了1.5%。在理论上讲，地面部队兵力约达 160万，约占解放军总兵力的70%。然而，这一数据还包括行政人员和后勤人员。所以，解放军地面部队实际作战力量的规模可能要小的多，尽管其可以通过 80万预备服役、66万武警以及1000万民兵迅速增强兵力。

至于武器发展方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解放军还在主要发展常规武器与战略核武器，80年代末中国才指出，中国需要在武器装备水平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弥合现有差距。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发展诸如防空和反坦克等武器系统。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发展了一系列新型防空武器与装备，包括小型/轻型/便携式肩射防空导弹、红旗－7和红旗－61防空导弹系统。中国正在利用现代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火炮升级其解放军地面部队。自2004年以来，解放军开展了对常规装备的信息化改造。2007年，中国首个信息化装甲师主战群完成了新装备的置换任务。

据军事分析家称，先进数字坦克火控系统和车辆定位系统可将攻击率提高90%。在“北剑－2007”军事演习期间，该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按照 C4ISR综合系统的指挥，执行任务。据2010年中国军力报告称，解放军地面部队正在获得或发展的新能力包括99式第三代主战坦克、新一代两栖攻击车、 200毫米/300毫米/40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回应网文《看待》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27/2643891_0.shtml

2010年09月27日 新华网：1986年2月5日，胡耀邦总书记(右三)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同志在黄果树大瀑布前合影。周浩荣/新华社发

今年4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引起广泛反响。近日，网上流传一篇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的文章，对此，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认为，该文作者引“知情人”所披露的全部“独有消息”，无一真实，只能解释为为了某一目的有计划地编造谎言。

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作者不知何人，亦不知网站谁办，但因其文章还转贴在国内其他一些网站上，所以有作答的必要。我的家人和朋友也催促我说明真相。

《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其中，《看待》作者引“知情人”所披露的全部“独有消息”，无一真实。既不是事实，却造谣惑众，为何？只能解释为为了某一目的有计划地编造谎言。面对谎言的挑战，必须戳破谎言。

☆ 《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

《看待》提到我，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为了兑现光彩事业活动的承诺，今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 温家宝曾陪同父亲骨灰回老家安葬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晚饭之后(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是。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的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至于什么“胡家的事”、个人的问题从未出口。她对温总理如此，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父亲当年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看待》一文称温总理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发表后，胡家受到所谓“压力”，故派出三儿子胡德华接受媒体采访。这又是作者的无端猜想。4月15日，三弟德华和妹妹李恒都在江西，参加国防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行车的路上，德华接到了《东方早报》和其他一些媒体的采访请求。德华婉拒不过，就接受了记者的长途电话采访。没有任何家庭压力，更没有家庭的派出。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

当然每个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让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写纪念文章是个例子。让更多“生面孔”能记住的人物，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同志的长子。此文撰写于2010年9月16日。(据9月27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主标题与小标题为《齐鲁晚报》编者所加)

☆ 《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摘录

●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

● 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 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作者：温家宝，据2010年4月1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