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十二五”改革 政府转型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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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十二五”改革。

　　中评社北京2010年10月31日电／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文章表示，从“十一五”已有的实践看，政府转型是改革攻坚的关键和重点。“十二五”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解决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十二五”改革。

　　☆ 政府转型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文章认为，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重要的是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市场的因素，更有政府的因素。例如，国有资本配置本质上是政府行为问题。因此，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在“提低、扩中、限高”中的重要作用。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相关。以追求G D P总量为导向的增长方式，重投资轻消费；以国民收入为导向的增长方式，是消费拉动的增长，目标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与追求总量的增长方式相关，而且又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使公共财政体制难以建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倾向于长期压低劳动力报酬，由此使得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 D P增长速度；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偏好“做大蛋糕”，使“分好蛋糕”的矛盾逐步突出。

　　以政府转型推动“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大焦点问题。能不能破题，能不能有所作为，都直接取决于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及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

　　以收入分配改革带动财税体制改革。这些年，财税体制以及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滞后，是收入分配关系难以理顺的根本原因。“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完善财政收入体制，在将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润、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非预算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初次分配中降低政府生产税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再分配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占比，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重要的财政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形成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有效地促进政府转型；建立和完善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批准体制，实现财政公开化和民主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寻求现实的突破口。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垄断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进一步打破垄断，尽快建立起规范化的收租分红制度，提高国有企业上缴租、税的比重：一是防止“国进民退”。这两年社会对“国进民退”有比较大的意见。建议尽快出台详细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放开垄断领域门槛、引入竞争，通过市场法律规范国有企业的投资领域；二是尽快建立常态化的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建议将征收“特别收益金” 改为征收“超额利润税”，将垄断利润以税收名义收归公共所有；三是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

　　促进工资谈判制度和工资定期增长机制的形成。其中的关键在于赋予并保障工人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利。除了工会外，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此外，应当加强对最低工资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

　　确立政府在“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从社会对这项改革的需求看，在这方面要有明确的约束性指标。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建议“十二五”这五年 应 努 力 把 我 国 消 费 率 从2008年 的48.6%提高到55～60%左右，并且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上制定相应的约束性指标。例如：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在15%左右，是一个结构性的增长，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实际收入、劳动报酬、最低工资增长幅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税制改革、通胀预期控制。“十二五”时期，要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65%左右，劳动报酬占G D P比重从2007年的39 .7%提高到50%左右。

　　☆ 政府转型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文章指出，“十二五”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这既有利于拉动消费，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实际出发，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重要的是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增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落实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首先，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十二五”使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职责明晰化、法定化。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立法滞后于整个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低、各级政府法定责任界定不清楚，在一些比较细的立法中，往往难以体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为此，应当尽快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立法层次，明确规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使政府能够依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和任用相联系，将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为建立一个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改变干部考核中事实上仍然把G D P视为重要的刚性指标、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当成软指标、重对上负责而忽视社会成员实际需求的倾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目标应该逐步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仅仅评估基本公共服务人员数量、设施等投入，避免忽视供给结果和质量。

　　建立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制。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计划经济时代以事业机构为主体、政府包揽所有社会事业的格局，形成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这包括：第一，推进增量改革，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从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实践看，如果没有外部的竞争力量，推进传统事业机构的转型与改革会相当困难。因此，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多元的供给主体，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第二，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市场供给的有效模式。仅仅由政府或公益机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往往不计成本，并容易形成垄断性，从而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为此，可以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形式，将原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交由市场主体行使。可以考虑开放经营性公共服务市场，消除社会资本进入障碍，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不仅可以打破传统公共产品生产模式的垄断状态，缓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状况，而且可以利用对于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同类项目的竞争压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第三，建立公益机构与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当前，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慈善总会、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民间组织，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和众多领域，以非营利性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为主要宗旨，在消除贫困、尊老扶幼、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这类社会组织还可以利用其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活动具有自主性等优势，在某些公益机构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环节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形式，引导和鼓励民间机构广泛参与基本公共服务，尽快把某些公益性、服务性、社会性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给具备一定条件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探索建立公共服务监管体制。公共服务监管体制不完善，是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原因。比如，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现行的监管体制并不对此问责。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事业“管办不分”的体制下，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核算成本、如何评价效率等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包括事业单位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些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效、是否需要调整等，都需要通过加强监管体制改革才能得到解决。为此，建议在教育部、卫生部等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设置具有独立性、权威性、专业化的公共服务监管委员会，负责设定监管内容、监管程序和监管标准，对各类公共服务提供机构，如医院、学校、基础科研单位等进行监管。与此同时，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监督机制。

　　☆ 政府转型与行政体制改革

　　文章称，“十一五”时期的改革实践表明，如果不把主要目标放在政府转型上，行政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为此，“十二五”要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制。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分工并未真正理顺。建立中央与地方规范的职责分工体制，已成为“十二五”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任务。首先，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使其法定化、可问责。要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权力运作方式、利益配置结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下来，逐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第二，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平衡的体制。要按照政府间财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实现由层级财政向辖区财政的转型；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为重点，建立辖区财政能力均等化机制；强化省、市两级财政的辖区责任，保证县级财力。第三，推动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的联动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不突破，财政体制改革就没有方向。例如，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不清晰，中央地方财力如何配置的问题就没有依据。近年来经常出现的“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看似是财政的问题，但实质上是行政体制的问题。

　　推进行政区域体制改革。“十二五”需要按照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主要建议是：第一，推进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向行政上的“省直管县”过渡。“十一五”时期，适应城乡一体化的趋势，绝大多数省份都实行了财政上的“省直管县”，在强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上迈出了一大步。“十二五”加快推进行政上的“省直管县”，将为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第二，将部分发展条件比较好的中小城市扩大为大中城市。以长株潭为例，三市合并成为一个大城市不仅有利于三市经济一体化，还可以带动周边，在湖南形成“3+5”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从短期看，增设大城市可以形成全国城市群竞相发展的新局面。从中长期看，也为未来实现行政层级扁平化创造有利条件。第三，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县改市或改区。“十二五”实行“省直管县”行政体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县都要保留原有建制。应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趋势灵活选择改革模式。对于人口和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县，对周边有较大辐射力的县可以考虑升格为市；对于大中城市周边规模较小、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县，可以考虑撤县设区并入中心城市。

　　以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为重点完善公共治理结构。政府公共职责的有效履行，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从政府自身建设看，应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现行政范围内决策、执行、监督分开，增强公共权力行使的有效性。要一方面，正确划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使政府的职能严格限定在市场和社会解决不了的领域，使政府能够集中精力履行公共职责。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与此同时，进一步培育微观经济主体和社会组织，发挥企业和社会组织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和谐创造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十一五”规划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这几年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总体上没有大的突破，根源在于政府自身利益的束缚。由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综合性因素，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开始形成并具普遍性。由此，不仅使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重重，也使结构性改革难以有效推进。政府转型的深刻意义在于，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和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也是决定“十二五”改革攻坚成败的关键问题。▲◆★●■☆


南海周边出现多个潜艇基地 已呈现扎堆局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3825

    2010-10-30： 据最新一期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披露，越南海军近日确定在越南中南部的金兰湾附近兴建潜艇基地，它将容纳购自俄罗斯的6艘“基洛”636型潜艇。那么在俄制潜艇2012年到货前，越南海军如何培育水下战力呢？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越南军方媒体消息猜测称，越南正在朝鲜帮助下获得有限潜艇战力，为今后使用更高级的“基洛”级潜艇做好“人才储备”。

　　☆ 未来潜艇基地定在芽庄

　　据《汉和防务评论》10月号披露，越南海军已确定在中南部庆和省的芽庄（Nha Trang）兴建潜艇基地，它将是未来6艘俄制“基洛”潜艇的大本营。

　　芽庄是越南庆和省省会，在金兰湾以北60公里的海岸。作为越南国土向南海突出的部分，芽庄与金兰湾构成越南海军重要的前进基地。报道称，20世纪80年代，中越围绕南沙群岛展开激烈争夺，而作为越南中南部主要军港的金兰湾又被越南租借给苏联，因此芽庄就成为可供越军使用的前沿基地。当时芽庄是越南空军苏 -22轰炸机的基地，而芽庄港则是水面舰艇开往南沙的主要出发地。

　　如今，越南海军决定在芽庄建设潜艇基地，正是看中那里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先，那里有现成的港口设施，便于潜艇部署。其次，芽庄面向南海，地理位置重要。再则，潜艇基地动态需要保密，芽庄远没有金兰湾“热闹”，但又与金兰湾相邻，是难得的战略宝地。

　　与水面舰艇不同，潜艇需要专用港口和码头，为突出水下作战的隐蔽性，潜艇基地一般包括专门的地下或岸洞出口。在去年12月俄越达成销售6艘“基洛”潜艇的合同里，就包括了俄罗斯帮助越南建设潜艇基地的费用。

资料图：越南海军已向俄采购基洛级常规潜艇。

　　☆ 利用朝鲜潜艇培养人才

　　英国广播公司BBC10月3日则援引越南媒体的报道分析称，越南正在利用朝鲜潜艇“温习潜艇功课”，为操作6艘先进的俄罗斯潜艇做人才储备。

　　BBC所引用的内容主要来自越南主流媒体《青年报》，该报记者曾深入越南中南部某基地采访，他在驻扎该基地的第96团码头上亲眼看到数艘微型潜艇，而该团属于越南“最高军事机密”。

　　《青年报》记者在文中提到自己在参观时“只跨两步就能从舱门下到潜艇内室”，其他细节则语焉不详。但根据这个细节以及之前简氏集团对越南海军动态的跟踪，BBC报道推断越南记者所参观的就是1997年越南从朝鲜购买的“鲑鱼”级微型潜艇，该潜艇被韩国视作今年3月击沉“天安”舰的杀手。至于报道中提到的96团，此前从未见诸媒体，有可能是越军为组建“基洛”潜艇编队而成立的训练部队。尽管朝鲜微型潜艇性能与大型潜艇相去甚远，但基本结构、操作流程大同小异，96团的使命可能是通过朝鲜潜艇培养一批潜艇人才。

　　从目前情况看，越南培训潜艇人员借助了多国力量，除朝鲜和俄罗斯外，印度也涉足其中。据印度“Sify”新闻网披露，在俄罗斯撮合下，印度已接收数十名越南学员，在印度海军现役“基洛”877型潜艇上实习，据称这些越南潜艇兵将前往俄罗斯接艇，直接把“基洛”级开回国。

　　☆ 南海周边出现多个潜艇基地

　　近年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力发展潜艇部队，南海周边出现多个潜艇基地，呈现潜艇扎堆的局面。马来西亚已将两艘法国产“蝎子”级潜艇部署到面向南海的巴生基地，印尼则积极寻求韩国帮助恢复两艘德国产209型潜艇的战斗力，并帮助翻新泗水潜艇基地。而新加坡也已从瑞典获得多艘“索尔门”级潜艇，部署在樟宜基地。日本《朝日新闻》分析称，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各国开始致力于增强潜艇实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安德鲁分析说：“东南亚国家试图通过增强潜艇实力来提升政治谈判力。”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贫富差距悬殊是中国当前严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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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评社北京 2010年10月30日电／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方早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文章表示，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把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笼而统之地归罪于市场。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

　　对于由市场经济引起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它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该用政策和民间组织的工作来加以消减，但是，现在有些人运用民粹主义的说辞来转移目标，把大众对贪腐分子的厌恶、仇恨转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提倡盲目仇富，会扰乱社会阵线，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文章分析，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左、中、右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群。问题在于，这些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极右和极左两极走的状况，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极右方面的权贵腐败不仅对弱势群体剥削压榨，也严重损害没有权势的中间阶层(专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家等)的利益。然而，“极左是对极右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极左力量又力图利用大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极力宣传回到毛泽东晚年的道路。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文章称，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是不是中国人的宿命就是如此了？并不尽然。原因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古代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上层是极少数权贵，下层是广大无立锥之地的农民，所以，生长出两种力量——暴君和暴民。在当下的中国，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新中等阶层正在成长起来。

　　这个阶层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或称白领工人组成。这个阶层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他们是一种保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基本上认可，虽然要求改良，并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社会基础的这种变化，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高度666米　中国将建世界第2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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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29： 可容纳7万至11万人在其中居住、工作、就学、娱乐、购物、游览，一幢“混合社区”式建筑有望明年在国内建成，而其采用的正是上海世博会远大馆所展示的“一天建成”的“可持续建筑”的技术体系。

　　据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透露，这个建筑将全部在工厂生产，工厂周期约4个月，现场安装周期约2个月，安装现场不使用混凝土、不切割、不焊接、无扬尘，它将是全球第二高楼，设计高度666米。

　　本届世博会上，远大的“可持续建筑”可谓大出风头，一天建成的展馆，可抗9级地震强度，6倍节材、5倍节能、1%的建筑垃圾、20倍洁净空气、全年20℃～27℃的恒温，这一系列的数字都让游客称奇不已。但这种建筑究竟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大力推广却让很多人心存疑问。在世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远大终于让人们看到这种高科技的建筑将真正从博览会走向人们的真实生活。
　
　　据介绍，该建筑功能布局为1至125层附楼为住宅，设有52—225平方米住宅4120套，平均每户净面积125平方米，容纳1.8万至 2.5万人居住。0—40层主楼为“立体街区”，设有商店、农贸市场、餐厅、游乐园、影剧院、培训学校、中小学、幼儿园、诊所、银行、派出所等公共服务功能，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可容纳3万至5万名顾客、学生和游人。41至125层主楼为写字楼、约28万平方米，可容纳2万至3万人办公。126至 164层为五星级酒店，有2128个套间和酒店式公寓。165至190层为七星级酒店，有145个套间。192至200层为餐厅，可容纳800人用餐。 126层为五星级酒店大堂，165及166层为七星酒店大堂，191层为餐厅厨房。

　　所有的功能均可根据市场需求而不断变更，因隔墙、门窗、管线拆装较为容易，这就是“可持续建筑”独有特点。据张跃透露，“住宅房的造价是 7000－8000元／平方米，因此售价不超过1万元／平方米。”但最为关键的一点，这个神秘的社区将落户在哪个城市，张跃表示尚不便透露。（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高铁电脑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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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30： 中国超级电脑赶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中国京津城际铁路以时速350公里排名全球营运铁路最高速之冠；这在中日就钓鱼岛撞船纠纷的争议，或者是上海世博入场人次超越7000万声音之中，显得不为人们注意。然而，超级电脑争霸战和高速铁路速度提升这两场争逐，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资源投入模式来看，逐渐显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这将是中国整体发展的主流。这对于一向强调信赖市场力量的香港官商学界来说，甚有反思的价值。

　　● 国务院发文件推动 高铁4年提速七成

　　京津城际列车时速350公里，是全球当今客运列车中的最快，虽然其他国家的实验列车曾创下时速500公里的超高速，但于实际营运层次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必须指出的是，时速350公里的中国牌极速，6年前尚在时速200公里的大关前徘徊。速度上的飞跃，和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係，若无国务院发出文件推动城际高速铁路，从2004年下达提速到350公里的要求，到08年京津城际铁路试运行，4年间速度增加75％根本匪夷所思。日本1964年东京奥运前夕推出时速200公里的新干线，过了30年，才把时速提到250公里。中日之间的提速落差，反映出来是高速铁路技术发展的一日千里，以及倾一国之力投入的正面效益。

　　高速铁路和超级电脑其实都是战略项目，高速铁路令城际之间的交通距离大大压缩，北京和天津可以即日来回，因为单程只需 30分钟。这样，以大城巿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周边卫星城巿群马上活跃起来。日本的经验是，东京向旁边城镇赋予第二次发展机遇，如今，不少负担不起东京高昂楼价的上班族，住在一小时车程外的横滨，每天通勤上班。以中心城巿带动周围城镇发展，通过高速铁路，类似的城巿族群将会愈来愈多。至于超级电脑更是不言而喻，从冷战期间的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对电脑技术输出社会主义国家的设限，不难明白超级电脑的战略价值。于民用而言，超级电脑对气候预测贡献甚大；军用方面，太空科技倘没有超级电脑运算，火箭都没法飞起来。

　　因此，不光是中国，在很多西方国家，高速铁路或超级电脑这些大型项目，大都由国家直接投资，就算在民间资本发达的美国，初始发展时都是国家资源投入。美国太空科技如今虽有民用企业参与，但太空总署仍是国家部门，统筹一切。这是由于初期投资庞大，牵涉部门繁多，国家资本主义必然出现。六七十年代，亚洲一些国家经济腾飞，最明显的例子是韩国和菲律宾，在朴正熙和马可斯执政时代，两人执行强力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指定银行贷款，以军事方式指挥，造成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现象。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最多资源及最强人力，集中发展推动某一产业，这在该项产业发展初期是未可厚非。中国发展高速铁路及超级电脑，若无全国上下努力，以目前的基础科技水平，不大可能在短短几年间超日超美，这和美苏五六十年代倾全国之力发展太空科技并无不同。国家资本主义的角色在于国家扮演「推手」，一旦起动，倘若在其后阶段有民间参与，使到更多企业及精英加入，减轻政府投资负担，同时也可把相关技术由政府转移到民用，如今人人手上一部的手提电话，便是军转民技术的彰显。

　　中国近期在科技领域上的骄人成就，确实有很多值得港人深思反省的地方，特别是香港长期无法扭转产业结构，过分偏重金融、地产等周期性极强的行业的困局，香港官商学界长期都迷信市场万能论，令政府及企业只强调短期效益，以致结构性问题丛生，科研投资极度贫乏便属一例。

　　● 若无监察制衡 易生特权阶级

　　话得说回来，国家资本主义也有不少缺点﹕容易造成垄断，包括资源以及巿场上的垄断，特权阶级亦易由此滋生，菲律宾马可斯政权是其中一例。倘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没有充足的制衡及监察，很难避免特权阶级的出现，进而形成所谓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国在高速铁路和超级电脑的巨大突破值得鼓掌，毕竟这是对13亿国人的福祉，推动基础科学飞跃发展；然而，若是没有制衡和监察，本来足以造福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随时会摇身一变成为一头吸吮人民血汗的巨兽。来源: 明报 ▲◆★●■☆


希拉里闪电访问海南 美欲插手中国周边领土争端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10-31/0951616869.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31日  新华网：10月30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海南省三亚市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新华社记者姜恩宇摄

    10月30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海南省三亚市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新华社记者 姜恩宇 摄

　　国务委员戴秉国30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下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日，杨洁篪外长在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在河内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法新社三亚10月30日电】题：希拉里对中国进行闪电式访问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30日在中国海南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举行了会谈。一位摄影师说，戴秉国在三亚机场的贵宾室会见了希拉里。

　　这是希拉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第六次出访亚洲，其目的是与中国开展“冷静而有建设性的外交”，同时增进美国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

　　今天早些时候，她在河内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进行了会晤，杨洁篪呼吁美国方面在谈到中国与日本有关岛屿主权问题的争议时避免“不负责任的言论”。

　　双方还讨论了中国的稀土政策引起的争议。希拉里说，杨洁篪表示，中国无意控制市场上的稀土供应。

　　【路透社河内10月30日电】美国一名高级官员30日说，美国今天告知中国，美国希望中日两国缓和因领土争端引发的紧张关系，并提议举行美中日三方会谈，以帮助建立信任。

　　这名官员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举行会谈后对记者说：“我们已经向双方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温度降下来。”

　　他说：“我们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与日方和中方一起讨论了在我们三国之间举行三边会谈的想法，以强调三国之间牢固稳定关系的重要性。”

　　【法新社华盛顿10月29日电】在中日积怨不断加深之际，美国今天呼吁中国和日本举行会谈，以缓解紧张关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对记者说，“我们希望中日两国坐下来对话”，并解决围绕争议岛屿以及最近发生的海上撞船事件的问题。

　　【美联社河内10月30日电】美国国务卿希拉里30日称，在中国及其邻国间日益紧张的领土争端上，美国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她向紧张的东亚国家保证，美国仍将是亚太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希拉里在越南向东亚领导人发表的演讲中宣布，岛屿争端的和平解决符合美国的直接国家安全利益。

　　她的言论充满了外交辞令的微妙，但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中国不能利用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威吓邻国。此前希拉里和其他美国官员的类似言论招致了中国的严厉批评。▲◆★●■☆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大原则
http://news.sina.com.cn/c/2010-10-30/081921382684.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30日 人民网

　　《人民日报》10月27日发表署名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读后感触颇深，笔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盲目求快不行，丢掉了大方向乱改更不行。

　　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表明了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和决心。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发展需要的部分实行根本性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而改革，为了中国老百姓更多的福祉而改革，改革是必须的。

　　往哪里改？肯定是往好的方向改，往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方向改，往能够更好地改善民生、惠及老百姓的方向改。正如邓小平同志的三条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背离了这三条标准，不能够促进发展、不能使人民更加幸福，那还不如不改革、不折腾好。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够丢掉大原则。什么是大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大原则。正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换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让中国老百姓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改革是为了适应发展需要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更好的造福老百姓。如果丢掉正确的政治方向盲目改革，结果会把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这必将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为改革原则，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

　　一副眼镜，自己的才是清晰的；一双鞋子，合脚的才是舒适的。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尊重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选择，要植根于千百年来积淀的深厚文化土壤。一味羡慕甚至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水土不服，这已是不少国家不断经受折腾的事例所证明的，正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脚下生根的坚实宽厚。　萧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