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姚洋提出自己的观点：“北京共识”有终结的危险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11/09/content_3923034.htm

2010-11-09 本报记者　黄智慧：近年来国际上有关政府主导的“北京共识”是否将取代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探讨方兴未艾。最近，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在一次演讲中又提出“孟买共识”（指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并认为未来“孟买共识”可能超越“北京共识”。

　　１１月６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弟子姚洋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２０１０）”学术研讨会上再次就“北京共识”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果说有所谓‘北京共识’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政治经济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姚洋说。

　　首先是“实用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当中检验真理。第二是相较于政策的“纯洁性”而言，更加注重政策的“有效性”，“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此前姚洋曾撰文指出，所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不纯洁，但可达到一定目标。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他如价格双轨制、地方财政分权等，都属于这种中间状态的制度。就单个制度而言，它们无一是完美的，但组合在一起却把中国的制度变迁向前推进了一步，而许多这样的步骤加总在一起，就完成了中国的制度转型。

　　第三个特点即“中性的政府”。“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姚洋说，“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但姚洋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北京共识”有终结的危险。今年年初，姚洋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收入失衡不断加剧，内部和外部的发展不平衡。

　　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于２００８年达到０．４７，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

　　同时，中国增长的奇迹也留下了不稳定因素。当一个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０００～８０００美元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此阶段。

　　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没有感到收入的同等进步。而且，人们开始希望得到经济发展之外的福利改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已开始失灵。

　　他认为，如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以相互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那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依然可以保持中立。但是最终，如果中国政府希望鼓励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更多的民主化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联合国报告：中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11/09/content_3922974.htm

2010-11-09 作者：　Ｂｉｌｌ　Ｖａｒｎｅｒ 译者：小河

　　联合国一份有关全球发展的报告说，过去４０年，中国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增长，但在改善民众健康和教育上相对滞后。

　　４日在纽约发布的联合国《２０１０年人类发展报告》称，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但就该时期预期寿命和国民受教育年限增加而言，中国在１３５个国家中排名第７９位。

　　报告说：“３０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８％的增长率高速增长，按货币衡量，从１９８１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逾８０％。但这一成功与其他方面不相匹配。”

　　这份联合国报告认为，这种差距源于中国“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往往以牺牲社会服务为代价。这份２２７页的报告根据人均收入、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挪威位列首位，其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爱尔兰。中国排在第８９位。

　　经济的快速增长未能转化为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相应的改善。除了中国之外，印度、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存在类似情况。报告说：“１９７０年，在突尼斯出生的婴儿预计可以活５４岁；而在中国出生的婴孩可活６２岁。而如今，突尼斯的预期寿命上升到７４岁，比中国还多一年。所以，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速是突尼斯的近３倍，但突尼斯的预期寿命增长率是中国的两倍。突尼斯在教育方面也远比中国强。”

　　加拿大渥太华的国际发展资源中心副总裁罗辛顿·梅德霍拉表示，在中国，过去２０年的社会发展滞后于收入增长。

　　梅德霍拉说：“中国的收入增长是惊人的，所以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滞后也不足为奇。医疗和教育不再像以往那样有保障。但当时人人得到的都是平等的初级教育。现在，一些人能得到真正好的教育和医疗，而其他人则缺乏相应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美国彭博新闻社）▲◆★●■☆


工资改革不是为公务员加薪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1/11/content_3441776.htm

巴山牛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1-11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据悉，此番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在保证与GDP相匹配的原则上，将重点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缩小系统内收入差距，同时摒除“单纯以官衔职务定薪酬”的僵化模式，推动职务与职级并行定薪。（《京华时报》11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要求。《建议》刚刚出台不久，就拉开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序幕。在公务员工资改革中向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倾斜，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公平。但按正常的财富分配逻辑，公务员工资改革，应该在社会平均工资得到进一步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率先以公务员工资进行改革，追求的是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公平。这个小公平，应该服从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公平。

    按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公务员工资应该基本等同于社会平均工资。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在确定公务员工资标准时，参照的都是社会平均工资。因为公务员工资全部来自纳税人。如果公务员平均工资超过了社会平均工资，就意味着公务员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财富，甚至可以直接和腐败挂钩。我国《公务员法》也规定，“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而所谓“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在不同行业中又相差甚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议》中“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应该是公务员工资标准调整的前提。

    仅就企业而言，不同行业工资收入的差距，其实远甚于公务员内部的差距。按著名经济学家、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提供的数据，我国最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垄断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这种悬殊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一些工资收入微薄的阶层自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城乡公务员之间，领导干部与普通公务之间，尽管在工资收入上也有一些差距，但肯定没有15倍。缩小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应该远比解决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分配问题更为紧要。

    或许有人会说，人社部这次研究的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与其他行业本不相关。其他行业收入差距再大，只要求出总和，再算出平均数，就可以得出社会平均工资。但需要明白的是，任何一次工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公务员内部的低收入者，期盼通过“削峰填谷”实现公平，那么，低收入行业群体就更希望从国家层面实现行业之间薪酬待遇的“削峰填谷”。并且，按常理，凡工资改革都会以“涨”为结果。公务员工资涨了，整个群体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和普通公务员皆大欢喜，低工资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无疑会加剧。

    温家宝总理讲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是“一盘很大的棋”，下好这局棋，不仅应该以公平正义为取向，还应该多从全局考虑。作为政府，不应该只对公务员系统内部的工资差距重视有加，并迅速出台政策予以矫正，而对整个社会行业之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熟视无睹。▲◆★●■☆


人民日报批“身份决定命运” 指特权制造社会不公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11/11/3069742_0.shtml

2010年11月11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 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

希望在于建立完善公平正义制度

人们如何靠自己的奋斗而不是靠身份来改变命运？开启希望之门的关键钥匙在哪里？

石秀印：开启人们改变命运希望之门的钥匙中最关键的一把，就是通过教育公平，促进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第一，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低廉的大学教育，给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像高层群体一样享受优质教育。第二，让农民工子女随农民工在同城就读。第三，提供免费的公益培训，鉴于政府直接举办的一些培训项目效率不高，宜多购买民间的优质培训服务。第四，鼓励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将此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提供职业指导，引导底层公众为适应某一较高层次职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源，进入拥有特长和优势的职业阶梯。总之，公平正义的社会，既允许有序竞争带来的合理差别，也不会规避社会对底层群体的道义与责任。

“身份”背后也存在一套规则。要讲公平，就需要适当修改和完善当前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其关键是各阶层民众共同和平等地参加社会规则的制定，通过共决程序让社会规则中的标准包含多元，让社会规则中的程序容纳多层民众的参与。一方面，通过这样的规则修改完善，淘汰“条子户”、“关系户”，实现底层民众以人力资源品质为标准的向上发展。

另一方面，让社会规则融入符合底层民众条件的标准，诸如社会平等标准、社会福利标准和照顾弱者标准，使底层民众进入中高社会层级的渠道和可能性增多。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改变命运的希望之门，就在于成为影响这一合力的力度和方向的力量之一。

陈刚：在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根除。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存在在所难免。告别“身份社会”，舍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六大原则无他途。当前应着力塑造体现这些原则的制度、观念和文化，对与此相抵牾的应尽力铲除或抑制，符合的则应努力发扬光大。更具体地说，当前对于权力应加强监督和制约，对于资本应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尽量用其利而避其弊，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在制度层面把这些原则落到实处。

到底是身份决定命运，还是奋斗决定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初步回答。如何彻底告别“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巩固和壮大“奋斗决定命运”的社会进步主流，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关键课题。

【众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感到社会身份给自身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如何能在现实情况下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成为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唐 钧

法制的好处在于能够消除特权。所谓公平，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办事，最后也就能接受待遇的不同。特权和垄断构成了不公平，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存在很多不平等，没有法制，就没法保证民主，也很难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陆益龙

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清

只有个人发展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后劲。建立一个有利于阶层流动的社会机制，防止阶层间壁垒出现，则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和保障。当务之急是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尽量避免权力垄断、钱权交易和裙带关系的影响，维护竞争的公正性；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税收体制来保证发展机会的均等，从而有效地打破阶层壁垒。

——河南某单位职员 王世奇

尽管“身份”在淡化，但现实生活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渗透到各行各业，“官本位”思想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人民网网友 草根一族

在很多情况下，“身份”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与暗箱操作、信息不对称很有关系，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打着各种正当旗号。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信息公开，程序透明。人人知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身份”背后隐藏的猫儿腻必然难以遁形。

——新浪网网友 华山松 ▲◆★●■☆


李开复的“创新工厂”为何失败？
http://bbs.wenxuecity.com/teatime/305700.html

来源: QuarterThousand 于 2010-11-10  李开复的“创新工厂”为何失败？

李开复辞掉高级打工职位，想从零开始搞创新。其心可嘉，有个人理念原因，也有为民族原因，这都是很好的。然而，具体的展开、过程以及目前结果都很幼稚，很大层面是中国文化的原因：

1，太高调。在国内各大学大张旗鼓地演讲，如何如何，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内容。而国内的浮夸气氛又给其自我感觉良好的土壤。他的美国老板们都没有他那样出书立传地风光。

2，逃不脱中国人的虚假不务实。目前的8-11个主要项目，没有一个具有任何创新的涵义，都是很基本的技术应用，而且没有国外的先进。且其中一部分是耗尽资金了的“创意”找过来的，李的团队由于没有项目，不得不降低门槛接纳，因为这些项目还有成功和赚钱的可能性，尽管跟创新根本不搭边。这是别人在忽悠李目前募集到的钱。

3，李自身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李抱怨说，他所认识的所有美国和国际高管都不愿理睬他的团队，他很惊诧。问题应该是在李本人。李先前在中国的所有职业生涯都是外国著名公司的中国总管，带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光环，受到所有人的恭维和崇拜。李飘飘然认为自己在中国很能干。事实证明，李离开了那些职位平台的支撑，不过是平凡人一个。现在他的基金还有钱，还会有人为了钱来找他，再过些时日，等李的目前团队拿不出来东西的时候，连钱也会没了。

4，李本人没有看清自己。李不过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罢了，搞创新、管理和商业运作他一没有经验，二没有能力，三也没有意识。这可从其“创新工厂”开张前6个月，他自述没有任何想法和进展可以看出来。他一方面低估了创业的困难，另一方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唯一的优势在于自己职业生涯带来的名声所筹来的资金，而且只有中国人认这个名声，这可以从其资金只有华人投资看出来。

李现在开始了反思，得出结论：中国文化和环境，表现在教育上，使得中国没有创新的可能；而且能直白地说出来。这是他高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地方。但太晚了，以他在中国国内工作那么多年的经历来看，他应该早就看到，现在说出来，有些为自己的失败开脱的味道。那些根本不理睬他的美国和国际高管们，比他高明多了！这个差距，不能只怪李本人。这是文化的差距！海归者应仔细思考和体会这个事件！▲◆★●■☆


为加强收集中国军情 日本拟驻军与那国岛
http://www.zaobao.com/gj/gj101110_001.shtml

（2010-11-10）● 东京特派员 符祝慧 报道

　　日本为加强西南群岛沿海一带军防，准备在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上驻军。日本防卫部门昨日也对外宣称，已开始和韩国协商缔结《情报协定》，以加强在边境收集中国和朝鲜军情的机制。

　　据日本报章报道，日本防卫部门锁定了中国海军在东海的频繁行动，正在紧锣密鼓提高该海域的军防机制。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将会是它最新的监视基地，目的是用来看守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

　　该报道引述防卫部官员消息透露，日防卫当局要设立一支暂称为“沿海军防”的部队。最初计划是先让200名队员组成一“中队”驻守于与那国岛上。此外，它还将在那里建设起雷达设备，以随时为驻守在冲绳的日美两国部队提供情报。日本政府为了这些布局，已决定拨出3000万日元的调查费。

　　报道称，日本当局要加强在离岛的军防，主要是为了填补日本的“边防空白地带”。日本有2100名自卫队部队驻守冲绳，可是目前那一地区所拥有的雷达设备，仅仅能覆盖冲绳、久米岛和宫古岛。比较靠近钓鱼岛的石垣岛，以及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只是每天依靠海上自卫队的巡舰进行定时巡逻。

　　报道进一步也指出，基于中国海军势力扩大，日本当局有了提升其监视中国军事行动的需求。

日国协商签署《情报保护协议》

　　另据报道，防卫部长北泽俊美昨日就针对收集军事情报一事透露，“目前正在与韩国协商签署《情报保护协议》。

　有分析认为，日韩都是美国的同盟国，这项情报共享机制能给日美韩在应对朝鲜和中国军情上维持更密切关系。▲◆★●■☆


教育部长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不必妄自菲薄
http://news.sina.com.cn/c/2010-11-11/02342145020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1日 新京报
 
　　今年是“十一五”迈向“十二五”的重要转折，也是落实教改纲要的第一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日就此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十一五”期间教育发展的成就。

　　针对“钱学森之问”，袁贵仁说，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22年全国普及义务教育

　　记者：如果把“十一五”这五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在你40多年教育工作生涯中去衡量，你会给出什么评价？

　　袁贵仁：“十一五”提出的关于教育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有的已提前实现，有的可望如期实现。

　　近五年，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可以概括为四方面：第一是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惠及1.6亿学生；第二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提高，2009 年在学总规模达2979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第三是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职高职分别占据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第四是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最突出的是建立健全了国家教育资助体系。

　　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了由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转变。

　　记者：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已提出免费义务教育，但为什么到“十一五”期间才真正实现？

　　袁贵仁：我们用22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普及义务教育之路，这在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仅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也减轻了亿万家庭经济负担，改善了民生。此外，免费义务教育还推动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制度建设。

　　记者：“十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质量问题相应凸显出来，“十一五”时期围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了哪些工作？

　　袁贵仁：“十五”期间，高等教育的“扩招”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这项决策和成果。提高质量，不是说只有一个标准，而是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体现办学特色，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五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2出自高校，社会科学领域2/3成果由高校完成。

　　完善资助促进教育公平

　　记者：过去5年，教育公平成为热词，国家采取了哪些举措？

　　袁贵仁：一是以加快发展促公平，推动入学率进一步提高。二是以资源配置促公平，坚持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三是以完善资助促公平。国家资助制度覆盖面更广、比例更大、标准更高。四是以规范管理促公平。通过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加强收费管理，建立教育收费听证、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行风行纪已得到明显规范。2009年反映教育乱收费的举报同比下降20.9%。

　　记者：从“钱学森之问”到11名教授联名给你写信，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受到了质疑，该如何看待？

　　袁贵仁：中国教育有很多优良传统，也有很多成功做法，在人才培养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与国外相比是各有短长，不必妄自菲薄。但我们也要放眼世界，认识到教育改革的空间很大，应实事求是地发扬优良传统，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和经验，使教育改革更加符合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

　　针对人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教育规划纲要》已提出了思路举措，要加大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先试点再推开，注重对学生实施“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培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激发创造力和积极性。

　　对实现“4%”目标有信心

　　记者：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有人对如期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忧虑。

　　袁贵仁：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提出2012年要实现4%，并保持稳定增长。现在离2012年实现4%只有不到三个财政年度，我对4%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持乐观态度。

　　中央领导都对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各地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努力增加教育投入。今后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提高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同时开辟新的渠道。

　　记者：最近媒体和社会各界都在热议教育部等部门出台10项硬招治理择校乱收费，感觉政府对治理乱收费第一次有了时间表。但也有不少人担忧，这是一个顽疾，3至5年见效恐怕难以实现。

　　袁贵仁：择校问题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发展不均衡的直接反映，择校引发了择校乱收费。经过共同努力，在义务教育发展比较均衡的地区，治理择校乱收费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不少地区，仍然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最近，教育部具体提出10条措施，出重拳治理择校乱收费问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经过3到5年的努力，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解决择校乱收费问题。

　　首先，这次出台的10条措施针对性强，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套组合拳。此外，各地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社会各界也在大力支持。由于择校问题由来已久，情况复杂，必须创新思路，突出重点。同时，欢迎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加强舆论监督。本报记者 郭少峰
▲◆★●■☆


钱学森:临终前仍关注培养杰出人才问题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1-09/105519007096.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9日 央视《新闻周刊》

　　CCTV《新闻周刊》2009年11月7日播出“本周视点：遗言中的“钱学森问题”，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

　　这一周的《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呢，我们要说说钱学森。听到这儿，您会认为我们节目的排序排错了，这应当是本周人物的内容啊？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说说钱老的遗言，但是，据钱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钱老去世的时候很平静，很安祥，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那么我们又该说什么呢？我们又该把什么当做是钱老留给我们的遗言呢？2005年的7月，钱老和去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深谈，这一次呢，他留下了本周被很多人谈论的“钱学森问题”。简单的说，就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我们的教育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是个很大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钱老留下的一个重要的遗言。钱老本人为什么会成为杰出人才？他的人生路上有哪些启示？他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关心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国家要冒出杰出的人才，我们的教育又要拥有怎样的变革？《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用记住钱老遗言的方式来纪念钱学森。

　　短片一：大师遗言   

　　(追悼会画面)

　　解说：

　　一朝谢世，万事了然，本周，与这位老人的告别，让一个国家变得有些思绪万千。无数的人、无数的目光，希望在此时此刻，找寻这位杰出科学家留下的点滴遗言。这既是出于对钱学森的敬重和怀念，更来自于后来者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进一步思索。于是，被视作钱学森遗言的如下文字，在本周开始广泛传播：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这是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所做的，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钱学森学术助手 涂元季：钱老看到这个《参考消息》连载了两天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他那时候在301医院，但是病不大，就是有点感冒发烧，已经快好了，精神好了。他看报纸看到这两条消息以后，他就告诉钱永刚(钱学森之子)，你打电话叫涂秘书来，我有话要说。

　　解说：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日午后，参考消息的文章勾起了钱学森对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了十几年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回忆——在那所世界顶尖大学里，让外人难以想象的民主而活跃的学术风气，对创新的鼓励，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造就了许多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涂元季：这个毫不客气地说，这就是钱老内心的话，我们发表的时候，我也有所考虑。你说得罪那么多大学校长，过去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他不满意。

　　解说：钱老离去后，涂元季和同事们将这篇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讲话记录，拿给人民日报发表，并叮嘱编辑，不要更改其中有棱角的话，因为，钱老讲话向来是有棱有角、一针见血。

　　涂元季：他说，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我们到一块都是客客气气，你好我好。学术你不活跃、不争论，怎么能够探讨出真理来呢？就是通过争论才能碰撞出火花来呀。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人，他说“封建主义，向来如此”，就是见了面你好我好他好，一团和气，再就是说人家说过的话，这最保险。人家说的我就知道，我就可以说，至多在人家的边边角角弄点课题来做，不会有大的突破。你必须要敢于想人家不敢想的东西。他说加州理工学院就有很多这样的怪人。

　　涂元季：(钱老讲完之后)叹了口气，他也表示无能为力，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说他能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叹了口气。

　　2005年7月30日《新闻联播》资料：

　　温家宝亲切询问钱学森的身体和生活情况，……钱老接着向温家宝谈起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　

　　解说：2005年7月29日，在与秘书那次系统谈话之后四个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这，就是钱学森的遗言，这就是本周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钱学森问题”。

　　主持人：

　　话题要回到钱老本人的成长道路上。在本周，《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的密码》，其中有这样的细节，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出五道题，如果学生你都答对了，但是解决的方法比较平淡那也只给80 分。如果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创新，那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而且当时学生考试也不是提前要做大量的准备的，完全就看平时的准备跟记忆，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反而容易让同学们瞧不起。后来，钱老回忆的时候说，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段教育培养了他的思维方式，并且让他快速地成长。

　　未有天才之前

　　解说：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句话选自1924年鲁迅先生在北师大附中校友会上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鲁迅先生讲这番话时，钱学森刚刚进入北师大附中。

　　同期 北师大附中校长 刘沪：

　　说到钱学森先生所受的教育，一定要提到当时在师大附中的老校长林励儒先生。林校长在教育理论上我认为非常鲜明，也是非常深刻的。

　　解说：

　　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时任北师大附中校长的林砺儒，坚定地推行着自己的教育观。他认为，随着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应该辅之以“全人格教育”，使青少年的人格、素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同期 北师大附中校长 刘沪：

　　钱学森先生非常幸运，他整整是在林励儒先生当校长，八九年中间，完整地六年接受的所谓的全人格教育，这是我要说的一点。第二点就是1922年，我们中国教育应该说是一件大的事情，就是开始实行六三三新学制。

　　解说：

　　1922年开始的六三三学制，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作为“中学教育的开路先锋”，北师大附中第一个试行，自订大纲、自编教材，引入现代科学课程，聘用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等等一系列变革，让这所曾经因循守旧的学校变得焕然一新。除了钱学森，哲学家张岱年、经济学家于光远、还有十多位中科院院士，都是同一时期受益的北师大附中学生。

　　同期 北师大附中校长 刘沪：

　　最重要的(老师)，我个人看三位，一位还是说林励儒先生，一位董鲁安先生，还有傅仲孙先生。林校长不仅当校长办出了一所好学校，他自身教授的伦理学。钱学森先生的这种道德高尚，和他从小受到的伦理学的教育有关。第二点语文老师董鲁安，他把语文课变成了类似政治课，当然语文教得也很好，同时对同学们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深深地影响了钱学森先生的世界观这方面。第三位也就是数学老师，傅仲孙先生，影响也是非常大，使得他第一次得知科学的严谨性。

　　解说：

　　这份珍贵的手稿，是钱学森先生自己写的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去了七席。而在这份名单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他就是钱学森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功臣”，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

　　同期《钱学森在美国》作者 苏文洋：

　　每周卡门都会带着他的这些学生们要开两次研讨会、讨论会，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发展，研究喷气火箭的远景，大家畅所欲言，而且包括国际力学的顶尖的教授和他们一块平等讨论，谁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批评对方。

　　解说：

　　在钱学森的记忆中，“和权威辩论是很平常的事”，而在这所“弥漫着创新精神”的校园中，和他一起“开窍”的，还有两弹一星的元勋钱伟长、郭永怀，以及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等等一批顶尖科学家。

　　解说：

　　大师无法复制，时代一去不回。八十多年前，鲁迅的呼唤，八十多年后，钱学森的遗憾，今天，仍然需要教育界内外一起来回答。

　　主持人：

　　在加州理工，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是大家，但是有一次钱学森和自己的老师针对某一个学术看法有了面红耳赤的激烈争吵，气得老师冯卡门是拂袖而去。但是第二天年过花甲的冯卡门老师爬上三楼，来到钱学森小小的办公室，进门先鞠了一躬，然后说，昨天你说的是对的，我错了。这件事呢是钱老讲的，可见钱老对这种民主的学术之风是念念不忘的。而之后其实钱老也是如此对待周围的人，并且很多层面展现出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比如他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是的，目前的中国非常强调自主创新，但是如果科研人员不能在人格与很多方面真正的自主，又怎么能够创新呢？▲◆★●■☆


李政道率名教授试答钱学森之问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1/11/content_3441961.htm

----创新泡沫在淹没创新

本报记者 原春琳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1-11  近日，在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带领下，一批来自教育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创新话题聚首北京，参加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并各抒己见，希望破解“钱学森之问”，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

    有多少导师能一对一地培养学生

    李政道先生最近一直在思考困扰了中国学术界一年多的问题：钱学森之问。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可以问钱先生，看他的建议是怎样的。”李政道说。他仔细梳理了钱学森的成长之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这个一对一，并不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老师教两个学生、3个学生。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而李政道自己就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上世纪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李政道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者、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尽管费米教授当时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他都要花上半天时间给李政道做一对一的教导。

    1948年，李政道的同学Maria Mayer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不同原子核的能级，报告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神秘的稳定数。在报告将要结束的时候，费米问这个同学：有没有什么现象可以表示出轨道自旋相互作用的存在？这个问题导致了 Maria Mayer在几个星期之后的另外一个学术报告，以及她在这个课题上的第二篇文章。正是这个研究让她获得了196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完全是引导。他让你知道，虽然这不是你研究的问题，但你可以解决它。这影响了我一生：遇到问题我就会想，费米老师会怎么样。”李政道说，“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最近3年在内地大学任课，他得出一个印象：很多教学者都很忙。

    张信刚说，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只能把自己的学问分成很多块给学生做。比如28个学生就28块。28块拼成一个图画在老师脑子里，但是对做论文的学生而言，拼第7块和拼第26块的人是不接触的。“这样学生的发展就超不过老师，那么，社会怎么进步呢？”他问。

    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却没有创新人才

    何文娟是北京师范大学大四的学生。最近正在南宁实习的她，对一所学校高一重点班的54名学生做了一个质疑精神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看待当场质疑老师观点的同学的？结果是，78%的同学认为这是能够独立思考的表现，但是仍有10%的学生认为这样做不尊重别人，6%的同学认为这些人喜欢挑刺。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质疑的同学不受欢迎”。80%的同学认为，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而在“我在课堂上发表自认为比较独到的看法”时，只有21%的同学能自信地表达，而38%的同学怀疑自己的看法很不成熟，25%的同学害怕被同学嘲笑。

    “虽然对一个班级的调查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或者全国的普遍情况，但是想想我们身边的例子就不难发现，比如当同学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质疑或者是补充老师的意见时，其他同学常常会在暗地里嘀咕，瞧，这个人也太牛了吧，或者是这是什么问题，地球人都知道啊，或者是说，拜托，刚才老师不是已经讲过这个了吗，有什么提问的价值。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很多中国的大课堂上提出质疑或补充意见看起来都是非常不正常的行为。”何文娟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对提问人投以异样的眼光时，我们自己质疑的权利同样也被抹杀了。

    最近，哈佛大学公开课的视频在优酷网上被热捧，每集的点击率都超过4位数。1000多名学生坐在罗马剧场式的大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几乎每个老师的每一个提问都有一大片学生举手。教授在第一节课上就对学生说，这门课是一次冒险，因为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新信息，而是教会我们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他用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提问、应答、反驳、再追问，使学生不得不陷入思维的冲突，在满腹疑问中寻求出路。

    何文娟常听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等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的，也常听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她自己在中学时就常常遇到这样的老师。所以在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

    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思考。目前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在熊丙奇看来，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

    同样，现在中国的科研已经实现第一了，为什么还感受不到创新呢？熊丙奇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学生的论文特别多，硕士、博士论文也特别多，每个老师拿出简历里面都有很长的文章。“但是其中大家知道有多少的垃圾论文？博士生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发表论文，很多学校要求本科学生写论文。但是这些垃圾论文是以创新为名义推进的。”他说，“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现在却没有创新人才。”

    用创新实验去回答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曾经这样转述了自己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对创新的理解：“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文化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吴德星认为，在国内的大学中，像冯·卡门这样的教授和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学术氛围浓郁的大学，大概不多。他分析，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甚至是无意识行为，使得敢于毛遂自荐的优秀人才如凤毛麟角。在吴德星看来，中国的大学有责任在实践中逐渐扭转这种不利于人才成长，也不利于发现人才的文化意识。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则认为，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让大学老师们，不管是从事行政工作的还是教员本身，都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专业上。通过多年的观察，张信刚认为许多有才华的人整日忙于应酬，这对专业研究和发展显然很不利。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是搞实验物理的，他想用另一个方法回答钱学森先生的问题，就是做实验。

    在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务后，这个学界有名的“思想者”被深圳市以全球遴选的方式选中，并接受了一个新的职务，成为国家高教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清时介绍，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立法工作正分步有序推进。他们以市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学校长远地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对于这个还在探索中前行的新事物，朱清时说：“希望我们的探索对回答钱老之问，能提供一次好的实验。” ▲◆★●■☆


科研人员应将科学知识与人文素养相结合
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1-09/105519007096_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9日 央视《新闻周刊》

　　短片三 追思 反思

　　解说：

　　本周五，九点就要登机离开北京出访埃及的温家宝总理，一大早就赶往八宝山送别钱老。2005年那场关于人才培养的讨论之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去看望钱学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清晰地记得，这句话，钱老曾经问过五六遍。

　　解说：

　　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紧接着，温家宝又问，我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今年1月和10月，《人民日报》先后刊登温家宝总理的两篇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核心内容都是在剖析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显然，钱学森问题，也是总理最着急的问题。

　　钱学森秘书 涂元季

　　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不赞成50年那个时候向苏联学习，他说还不如我们解放前的大学办得好，把专业分得很细，这样培养出来就懂得那么一点点的专家，那就培养不出大科学家，大师级的人物。

　　西安交大副校长 程光旭教授

　　钱学森学长他提出来“大成智慧”学，它主要是考虑到要打破各行各业之间的界限，要实行学科交叉，学科融合，跨学科。钱老认为学科跨度越大，以后做出来的创造性成果会越大。而创新的点，往往就会在学科交叉的点上会出现。

　　西安交大钱学森实验班 08级学生 贾曙乔

　　我觉得这个班(钱学森实验班)更是我期待中的大学，在学习过程中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很多东西是需要人的灵感和悟性的，这种东西就是把知识化为智慧的这么一种能力。就是说钱老的大成智慧学就是怎么使得这些有潜力的学生能够得到这么一种智慧。就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好像想象力前所未有的敢释放出来了，以前即使小的时候学画画，老师都有条条框框，你这样画不好，那样画不对。现在就是，泥巴在你手上，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像找回来了已经压抑已久的创造力，那种灵感。

　　解说：

　　悼念、座谈会、写文章，本周，大家都在讨论和关注着“钱学森问题”。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座谈会上，年事已高的钱老学生痛斥学术时弊；而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者则下决心要用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理念去培养出更多的创新性人才和科学大师。

　　西安交大副校长 程光旭教授

　　很多高校的人也都在谈论，怎么样我们以后培养出像钱学森先生这样杰出的人才？我感觉到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对各个高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大家更加紧迫地在思考，怎么样进行我们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怎么样能够尽快地培养一些创新性人才或者是杰出人才？

　　北京实验二小学生刘营雪

　　他做事很认真，从来都不放弃。

　　北京实验二小学生柳敬怡

　　我们应该学习他扎实的精神，干什么都很扎实。

　　清华学生

　　他离开了，但是他的那些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梦想，他对这个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还没有走。

　　片尾片花：大师的遗言

　　画面(国家领导人在追悼会上鞠躬)

　　钱学森一段同期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候更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文字：

　　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画面(学术界 学生百姓的悼念)

　　文字：

　　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黑场字幕：四个月四位大师相继离去…。。

　　季羡林图片一组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任继愈图片一组

　　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任继愈逝世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贝时璋图片一组

　　2009年10月29日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逝世

　　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

　　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

　　主持人：

　　其实在钱老与温家宝的交谈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那就是科研人员不能只有科学知识，还要有人文素养，才能让自己的这个思维呢有所突破，成为创新型的人才。这一点钱老的夫人蒋英作为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恐怕给了钱老最多的灵感。而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拉得特别好，李四光会作曲这样的细节，恐怕也都在印证这一点，但是在应试教育压倒一切的今天，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又能在几个孩子身上实现呢？全国弹钢琴的孩子很多很多，但那是为了升学跟成为朗朗，真正用心听音乐的又有几个？显然，钱老的话语轻描淡写，却如重锤一般的敲击。我们该怎么办呢？恰恰在钱老离开的这段日子里，中国教育部的部长换成了袁贵仁，正常的人事更迭，却迅速带来人们很多的言论跟寄语，由此可见人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巨大的盼望。钱老走了，我们如何将他的期待变成现实呢？钱老一路走好。   
▲◆★●■☆


常被“传说”为疾病源头史上三次瘟疫大流行来自中国？
http://qnck.cyol.com/content/2010-11/09/content_3922912.htm

2010-11-09 实习生：许薇

　　一场可怖的瘟疫降临在美丽的佛罗伦萨。这座曾经繁荣的意大利城市一下变得十室九空，人心惶惶。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地葬下去，直到装满才用土封起来。而瘟疫还在一处处地蔓延开去……

　　这是薄伽丘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描述的发生于１４世纪的一幕。这场突然爆发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近三分之一人口，而瘟疫的来源却一直存有争议。日前，一项国际性研究从遗传学角度提出论证：黑死病源自中国。

　　英国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日前发表研究报告，称３次横扫欧洲大陆、带走数千万生命的黑死病是经由丝绸之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这项研究由来自中、英、美、德、法、爱尔兰和马达加斯加的科学家合作，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与完成，它揭示了一种细菌引起瘟疫的详细历史信息。

　　研究人员从全球采集了１７种鼠疫耶氏菌，比对它们的基因组，并用高性能ＤＮＡ分析系统筛选了２８６个鼠疫耶氏菌菌株，发现９３３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基因变异的结果，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上的碱基就像积木一样组成基因，基因变异就是“积木”发生变化，如调换位置、插入一个新的或拿走其中一个）。

　　变异数据就像一个家族的人会有某种传承下来的特征，从同一个原始菌株变异出的菌株会有同样的特征。研究人员根据这一原理得出结论：鼠疫耶氏菌在中国或其附近发生变异，之后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到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并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留下该地区特有的菌种“血统”，而这种“血统”可以通过各菌种特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追踪。

　　通过这种方法发现，目前全美存在的６２６个菌株来自同一原始菌种，马达加斯加存在的８２个菌株则来自另一菌种。研究人员制作了一幅谱系树图，标出从一个原始菌株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异。图中显示，约７２８年前有一个菌种分支大量变异，与黑死病爆发时间相近。

　　黑死病是由鼠疫耶氏菌引起，主要是从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到人体，患者的皮肤会因皮下出血而变黑。１４世纪的黑死病爆发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它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

　　此外，鼠疫耶氏菌还引起了另外两次大规模瘟疫。一次是爆发于６世纪拜占庭帝国君主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持续了４个月，夺走君士坦丁堡近半人口的生命。还有一次爆发于１９世纪后期的中国，当时瘟疫沿着从香港驶出的航线传播，于１９００年蔓延至美国旧金山。研究人员还表示，导致１４０９年非洲地区黑死病蔓延的菌株分布地区，与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吻合，推断该菌株是由混入船队中的老鼠传入的。

　　据报道，研究团队中的病理学家表示，虽然瘟疫来自中国，不过这与当时的中国人口并无关联，而是源自在中国土地上跑来跑去的老鼠等小动物。因为黑死病病菌对人类“没兴趣”，它们通常会寻找老鼠或土拨鼠等进行感染，让人类感染并死去属于“意外”。

　　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孙力舟介绍，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上，曾有一个叫加法的被意大利商人控制的城市，它附近则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而１４世纪的黑死病源头，就是金帐汗国和加法之间的一场战争。金帐汗国军队攻城不下，便将瘟疫患者的尸体用投石车丢入加法，将病菌带入城中，之后加法的船只又将病菌传到西方。金帐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与元朝中央政府是附属关系，其领导人虽与元朝统治者有亲属关系，但金帐汗国并不属于中国，与中国本土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

　　此外，孙力舟还介绍，很多疾病的源头传说都在中国，其实不然，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保存了许多疾病出现的首次记录，因为中国有记述历史的传统，并保存了大量相关文献，现在许多国家的历史还需从中国人的记录中寻找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