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联欧抗美 中国银弹攻势破美国军事包围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267

   2010-11-11：  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召开前夕，主要与会国的矛盾已尽显无余。包括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G20主要成员国，对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提出质疑，此呼声渐渐盖过了此前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紧随首尔G20峰会的脚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8次峰会将于11月 13日至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中国主张“东盟+3”（中国、日本与韩国）为主渠道，美国则力主“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两国再现分歧。

　　在这两场国际盛宴到来之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频频出访欧洲，与欧盟各国首脑握手言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则频频出访亚洲，对中国周边国家大谈支持。一个东行，一个西进，各自施展招数，两国从强硬对强硬演变为软实力对抗。观察人士表示，全球格局悄然生变，中国均衡外交政策开始初见成效，中欧联手抗美将是一个里程碑，中美欧三足鼎立格局隐然成形。

　　美经济自私惹怒盟友

　　希拉里从10月27日到11月8日逐次访问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期间，10月30日，希拉里还代表美国首次出席东亚峰会。而奥巴马于11月5日至14日，先后访问印度、印尼、日本和韩国。美国领导人如此密集的亚洲行程可以说是奥巴马上台以来，努力重返亚洲的一个高潮。从他们的行程不难发现，到访的国家连接起来几乎将中国“包围”起来。

　　在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重心转向亚洲的背景下，美国抗衡中国的目的已是世人皆知。之前，美国插手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纷争，利用东盟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表现出美国维护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意图。

　　但美国面临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债台高筑，缺乏经济支持的力量。此次奥巴马高调访问印度，签订100亿美元军售大单，用奥巴马自己的话说，为美国创造超过 5万个就业机会。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满载而归，而印度得到的“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承诺更像是一个空头支票。事实上，不仅在印度，不论是美韩、美越联合军演，还是重申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等，美国所能展现的仅有军事力量。

　　金融危机过后的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联邦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居高不下。如果奥巴马不能尽快改善这些状况，不仅2012年的大选可能失利，而且美国经济很可能会步入“失落的N年”。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得令人失望”，自私的意识形态再次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美联储再推“量化宽松”政策，向银行系统注资6，000亿美元，以推动经济复苏，这也是美联储年内第二次下猛药。此杀手锏一出，不仅没有挽救盟国和伙伴国家于水火，而是让全球为其埋单。

　　美狂印钞票救市遭到多国炮轰。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就对美联储的决定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美国给他的印象是“黔驴技穷”和“不知所措”。

　　他指责美国一边说中国操控利率，一边压低美元汇价，实行的是双重标准。美联储未能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现在甚至在为全球制造麻烦。在上周末召开的APEC 财长会议上，美国也遭到了与会国家和地区财长的围攻。东盟等国家担心，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给亚洲新兴国家带来更多涌动的热钱。此外，在G20财长会议上，美韩提出“量化的盈余或赤字目标设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也同样遭到德国、日本、巴西等国的强烈反对。

　　中国撒钱拉拢欧洲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向多国伸出了援助之手。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亚洲经济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和亚洲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其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也同样对经济衰退中的欧洲诸国给予了互惠和支持。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说美国的欧洲传统伙伴集体倒向中国，有些言过其实，但在欧洲，经济衰退的各国，确实已向实用主义外交政策靠拢。

　　德国人首先盯上了中国，7月默克尔访华收获44亿美元大单，首次提出支持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最明显的变化是法国对胡锦涛11月5日到访给予了超乎常规的高规格待遇，萨科齐携夫人破例到机场迎接胡锦涛。以往的中法之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现在则大幅度地得到修正。而葡萄牙人甚至喊出了“中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此外，默克尔在谈及汇率问题时，称“不应该一味攻击中国”。即将接任G20轮值主席国的法国，也呼吁G20成员国同意协调货币政策，避免一场破坏性的“货币战”发生。

　　近几个月来，中国高层已分别与德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实现了互访。10月初，温家宝时隔24年首次访问希腊，宣布了一系列投资希腊的计划。欧洲媒体惊呼：希腊将成为中国企业打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除希腊外，北京瞄准的目标还有同样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甚烈的其他欧洲国家，温家宝还同时出访了意大利和比利时。如今，胡锦涛前往法国、葡萄牙访问。据悉，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刚刚结束叙利亚、波兰、阿曼和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而7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对法国、塞尔维亚、瑞士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而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如李长春、周永康之前也走访了欧洲数国。中国高层如此密集的访欧，其意自明。

　　欧洲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受到重创后，中国已逐步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合作伙伴。观察人士指出，中欧高层互访传递出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北京更长远的目标是透过海外投资，逐步从经济上在欧洲大陆立足，而且这种“蔓延”已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发展到直接工业投资，甚至渗透到欧洲工业大国，这是最切实的经济利益收获。中国扩展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也同时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美国围堵反引华西进

　　奥巴马政府近来在人民币汇率上不断发难，将失业率、出口不济等问题不公正地归咎于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同时，今年亚太地缘政治发生诸多演变。天安舰事件后，中美关系因军演、南海、汇率等问题频发摩擦，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导致倒退，诸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越发升级。这些都成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及印度等中国邻国，编织对华战略包围的时机。而美国的举动也确实让中国倍感压力。危机亦是机遇。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为破解西方要求调整人民币汇率的联盟，缓解亚太地区不利的外交格局，与法国、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以经济促政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成了逻辑中的必然。

　　法国、英国、德国都是欧盟体系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国家，他们态度的明朗化，或者说更加愿意与中国打交道，这对协调中国和整个欧盟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整个国际格局中进一步打开局面起到突破性的作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与中国回到全方位战略合作的轨道上，中俄经贸、区域合作前景广阔，特别是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俄罗斯知名政论家塔夫罗夫斯基日前指出，目前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阶段。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冷战时代的霸权主义思维再次作祟，试图利用东盟等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势崛起的担忧，通过军事力量鼓吹联合对抗中国，建立所谓的C型包围圈遏制中国。但国际政治最终还是实力和利益起作用。美国这种传统冷战思维下的炮舰政策，随着美国实力的减弱，其包围圈的影响也面临衰退风险。反观金融危机后经济一支独秀的中国，已成为周边国家依赖的对象。中国更是凭借自身经济优势，成功西进，突破美国的环亚太包围，渗透欧洲。欧洲——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大后方”，俨然成为中国向西冲出C型包围圈的突破口。与美国不顾盟友死活，抛出量化宽松政策相比，中国与欧洲多国的经济往来，无疑对陷入财政困境的欧洲多国更是雪中送炭。而中国正是利用这一机缘从经济入手，以图在军售及未来战略合作上分化欧美，建立中欧美多极世界格局。

　　种种迹象表明，相较于美国“陈旧”的冷战式包围，中国运用经济实力“华丽转身”，大踏步挺进欧洲的“现代思维”更胜一筹。同时，亦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实行的均衡外交政策已初见成效。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政治策略在国际博弈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来源: 多维▲◆★●■☆


动向：中国军方强硬派走向前台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265

    2010-11-11：  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方高层官员就中国外交问题、军事问题和人权问题频繁公开地向外界发出强硬声音，引发广泛关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指出，在重要领域，特别是在领土和海洋问题上，中国军方对中共决策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卡特中心刘亚伟博士认为，中国军方一些高层军官以美国为敌，试图影响中国的对美决策。

　　刘亚伟说，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影响决策的过程中发现，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思想家们，过去一般是通过中国政治黑箱发挥作用，但是近年来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他举例说，一些中国军事畅销书作者和军事评论员在公众视野中曝光率越来越高，他们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上镜头发表军事评论，其中相当多的言论反映出视美为敌的情绪。他把军方试图影响对美决策的动向称作 “人民解放军共识” (PLA Consensus)。

　　刘亚伟关于 “人民解放军共识” 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反应这一共识的言论在中国军事网站，像三军论坛、军事论坛、强国网、军事天地网等，随处可见。其中一些网帖赤裸裸地表达了中共军内的著名学者和高级将领普遍对外交部长期主导中国对外决策不满，特别是在涉及主权领土、利益争端、军事国防等方面，他们认为外交部长期由温和派主导，蔑视军队的意见，其僵化路线使中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摆脱外交被动的良机，一次又一次失去在领土和利益争端中掌握主动的契机。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军内的学者和将领们试图用强硬的语言公开向外界宣示他们的强硬主张，以增加他们的话语权。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前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原解放军防化学院院长徐光裕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空军上校戴旭等，也包括职业军人总参谋长陈炳德和副总长马晓天等人。有人说，这不过是几个军官在制造一点噪音而已。其实不然。这些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理念和主张，已经形成了中国军方强硬派。

　　军方强硬派不仅要增加话语权，还要影响中国政局。他们在近几个月对中国军事、外交乃至国际政治问题进行表态，其强硬风格一反温和派主导的中国外交部，令外界瞠目结舌。譬如，8月12日，罗援在 《解放军报》 发表评论，谈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时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篇措辞严厉的评论被广泛认为代表了中国军方的强硬立场。9月24日，朱成虎在新加坡的一次会议上，严厉斥责日本前副外相田中均为日本处置钓鱼岛争端所做的辩护，其风头大大盖过了与会的中国前外长唐家璇。11月3日，总参谋长陈炳德高调批评西方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的人权政策，等等。

　　这种解放军将领介入外交和国际政治事务的严重反常现像说明，胡锦涛领导的文人政府已经无法掌控军方强硬派。如今，就连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军方说了算。据华府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披露，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共的文人政府跟美国谈判时，从来没有把南海提出来当成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由中共军方人士向美国提出，南中国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例子更证实了我在上篇评论中所作的分析，习近平之所以打破常规加速接班，是因为胡锦涛这个中共总书记已经指挥不动军方强硬派这些“枪”了。

　　总之，中国军方强硬派从幕后走向前台，向世界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他们试图通过影响舆论、制造民意，散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干扰决策等方式来干预政治，对世界和平具有直接的破坏作用。来源: 明镜网▲◆★●■☆


中印关系不可能好 中国有“越轨行为”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11/11/3072420_1.shtml

2010年11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叫板中巴机不可失？

挟美印密切关系和经济发展势头的印度，现在有底气叫板中国和巴基斯坦了吗？

“中印关系在过去18个月里已经恶化，而且今后可能不会有所改善。”在奥巴马访印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现供职于美国著名智囊团 “外交关系委员会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的罗勃特·布莱克威尔爆出惊人言论，称自己和一些印度战略家的观点一样，认为“中国在利用巴基斯坦遏制印度的崛起”。

布莱克威尔说，“事实上在过去的18个月中，两国的关系一直在恶化”，“对于中国的‘越轨行为’，印度人心里有厚厚的一本账。在我看来，这主要和中国对克什米尔的政策、中印的边境纠纷以及所谓的‘珍珠链’有关”。

对于有印度战略家所谓中国正通过印巴边境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印巴之间的紧张关系来减缓印度发展成为世界大国速度的观点，布莱克威尔总结说：“一句话，中国正在利用巴基斯坦来阻止印度的崛起！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不可能会好，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上考虑。现在的双边经济关系还不错，因为中印都乐见其成。”

虽然美国媒体上频繁出现“遏制中国”的报道，但布莱克威尔认为这并非印度人的兴趣点所在。

他认为：“印度感兴趣的是和美国订立长期合作协议，加强两国的联系。这样即能关注中国的举动，又能对这些举动进行识别。当然，美印加强高层接触也可积极‘塑造’中国的外部行为。”

对于中国的崛起，布莱克威尔认为：“大部分印度人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印度即将面临的最大的长期战略挑战，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和印度人有众多共同话题。”

美国主导权不会放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大卫·兰普顿甚至将“中国议题”称为讨论桌上的“幽灵”。

他表示：“在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中，在其停留的每一站，中国都将成为讨论桌上的‘幽灵’。”

兰普顿还表示，奥巴马此次亚洲行的第一要务，在于保证美国对该地区市场的出口，从而实现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但他也提示说，奥巴马即将会见的各国领导人都有一个疑问：美国究竟是不是平衡中国崛起的长期抗衡力量？

对此，印度媒体和学者也不失时机地鼓噪政府应借此良机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不久前，印度rediff新闻网站曾宣称，中国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必须引起印度注意，尤其应当注意中国与世界、亚洲以及印度打交道的方式。

文章称，尽管印度对于中巴“全天候友谊”关系以及中国企图击败印度成为亚洲霸主的意愿深表不满，但印度对此应当沉着冷静，无济于事的愤怒不能取代强有力的回击。文章称，印度在继续集中精力提升本国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基础上，应“广泛交友”抗衡中国。

事实上，对“广泛交友”政策的落实，印度早已启动：10月初，印度为越南修复和升级了100多架米格-21战斗机，并向后者提供改进型航空电子设备和雷达系统。

10月底，印度为了确保本土经济发展和能源需要，将目光投到缅甸的天然气资源，提出投资10亿美元推进合作开发，试图以此抗衡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不过，印度媒体和学者可能都过于乐观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美国是否愿意放松在南亚的主导权，更不要说在整个亚洲了。

以印度最为敏感的印巴关系为例，奥巴马7日的表态就显示出美国仍将牢牢掌握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在谈及印巴关系时，奥巴马宣称：“我希望两国能建立信任的关系，从比较不具争议的问题开始对话。我坚信，如果巴基斯坦实现稳定与繁荣，那么对印度最为有利，而巴基斯坦最大的利益攸关国家仍是印度，印巴应该进行对话。”

此外，如果印度此时就挟美印密切关系，高调叫板中巴，显然也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立场相悖。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应印方邀请率团访印期间，印度总理辛格曾表示，中印友好对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印度把发展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辛格还盛赞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并称印方希望加强两国各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对于奥巴马此行高调提升美印关系，爱尔兰网民德斯·坎尼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如果印度想成为美国的傀儡的话，就看看那些非白人国家当傀儡的命运吧。

在美国的怀抱里，印度可能会得到一些实惠，但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部分。就像日本就永远不可能像英国、加拿大和德国那样与美国同起同坐。”▲◆★●■☆


钓鱼岛是颗不定时炸弹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011/t20101111_145270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0-11-11  台湾《中国时报》11月11日发表评论，题为《钓鱼台是颗不定时炸弹》，作者孔杰荣。文章摘编如下：
 
　　2010年9月，日本在钓鱼台列屿附近的12海里领海内逮捕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此事再度使得两个东亚巨头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钓鱼台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向，地处偏远，由五个渺小的小岛和三块寸草不生的岩礁组成，土地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已被证实无法维持人类居住。除了能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外，本身没有多少重要性。但是，由于日本控制了这片群岛，且坚称这片群岛不仅应当享有领海，同时也享有广大的专属经济区以及相邻大陆架的一部分，这使得群岛的主权问题，牵涉到如何在东中国海上公平划界这一重大挑战。

　　中国对这片群岛的主权主张是基于对无主领土的“发现”，此一“发现”可以追溯到1372年，并由数百年来中国政府与该群岛的接触和相关官方文献中推知。日本的主张亦基于“发现”其所谓的无主领土，尽管一系列的日本明治时代官方文件显示（其中数份文件是由台湾学者邵汉仪爬梳寻得），日本政府在 1885年欲将该群岛编入领土时，已深知中国对该群岛在历史上的权利与主张。往后十年中，明治政府不仅未完成必要的实地调查，以确认群岛是否为无主地，并认知此事“与清国不无关系”且牵涉“与清国之交涉”，这与日本现今的口径完全相反。明治政府当初为避免中国起疑，刻意选择隐瞒其占领群岛的意图，“待他日之机会”再采取行动。那时机在1895年一月来临，当时日本即将于“甲午战争”击败中国，日本内阁选择在那时通过决议，宣称群岛为日本领土。但即便是这项内阁决议，也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公诸于世！

　　中国坚持，这片群岛不是因为日本单方、秘密的内阁决议而归属日本，而是和台湾以及其它一些没有提到的附属岛屿一道，在1895年5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因此，中国主张，这些小岛也应当与台湾和其它附属岛屿一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并归还给中国，而不是同琉球群岛，一起落入美国政府的临时行政管辖。

　　日本则指出，群岛在战后被置于美国行政管辖之下，不管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都未提出抗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实曾拒绝接受战后所有的和解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当时都将它排除在外。

　　1968年，联合国经调查，称这片群岛附近区域可能藏有大量石油与天然气。此后，当时相互竞争的两个中国政府，都开始对美国计划在1972年将群岛归还于日本管辖表示抗议，尽管美国当时对这片群岛的最终主权归属不持任何立场。如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而这些小岛的法律地位尚未解决，这项悬而未决之领土争议不仅开始阻碍这个地区石油和渔业资源的开发，同时也威胁到和平与安全。

　　美国最近尝试提出针对此争议“主持”一次讨论，但中日两国无一接受该提议。中国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任何有关中国的海界问题，并且已经在有关南中国海的讨论中表明这一立场。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介入东中国海争端显得更为不宜，因为虽然美国公开表示对领土问题保持中立，但却重申这片群岛目前在日本管辖之下，且受到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这一点大大激怒了中国。

　　尽管日本通常重视美国给予的支持，以平衡中国日益壮大的势力，但也不欢迎美国提议介入这场争议，因为日本根本荒唐地否认任何争议的存在。此外，假如美国真要成为一个公正的调解者，它就不得不注意到，日本对这片群岛的主权主张是建立在对十九世纪晚期历史的扭曲之上，这在国际社会中完全站不住脚。

　　如同中国屡次提及的，一个调解者也会提醒日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的规定、国际法院相关判决以及国际实践，这些渺小、无人居住且不能维持本身经济生活的海中零星土地，不能和真正的“岛屿”一样享有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也不能享有相邻大陆架的资源。

　　该是日本重新检视其国际海洋法观点的时候了。那些明显不负责任的观点，只会使另外那些本应被认真考虑的观点也丧失可信性。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或许最具侮辱性的，是日本主张，构成其最南部“陆地”的一块叫做“冲之鸟岛”（中国称冲鸟礁）的岩礁也享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而这个暗礁系，涨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还没有一个加宽双人床大。

　　如果日本想要和平解决和中国之间有关东中国海的海界纠纷，它还必须抛弃那毫无说服力的主张，即钓鱼台有权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样一来，该群岛的所有权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争议也就可以暂时搁置。之后，就东中国海的划界问题，虽然中国主张要控制其广大大陆架的经济资源，日本则拥护在相邻海岸间划分等距离的专属经济区界限这个盛行的原则，但双方可以继续磋商，以求达成妥协。即便是在敲定边界协议的复杂细节之前，他们也可以实施其长期搁置的计划 ——共同开发争议区域内的石油资源。

　　为避免在未来就钓鱼台再起冲突，争议双方应当建立一些协调机制，包括开设一条“（领导人）热线”，就像中国向越南建议的那样。尽管中日两国都不热衷于国际裁判，但为将国内民族主义激情导入建设性管道，双方应对其所持法律立场展现足够的自信，不惮将领土主权争议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或是双方同意的仲裁机构。更多的犹疑不定既危险又徒劳。

　　注：作者孔杰荣 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


中国海洋政策咄咄逼人摊牌不可避免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8450/c108

日期: 2010/11/06：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11月号文章 原题：中国更加咄咄逼人的海洋政策

　　加刊认为重型气垫船等信心装备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两栖作战能力，而日本水面舰艇在吨位、种类、技术水准方面的对华优势正在被迎头赶上。

　　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不到的时间，具备了轻易占领中日、南中国海海上争议岛礁的作战实力。

　　得益于长年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一旦中国决定武力解决争议岛礁，实施机械化重装备登陆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登陆作战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海军服役的新型 70吨级中型气垫船、从乌克兰进口4艘550 吨“野牛”级大型气垫船，不完全是针对台湾海峡，而且还立足于长期的海洋权益，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集团军内的两牺机械化步兵师，也可能投入到必要的中日海上岛礁争夺战中。日本明显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小规模的登陆行动，得益于 071大型船坞登陆舰的制造、70吨级中型气垫船的服役，而与日本形成了对称优势。

　　尽管在登陆舰的总吨位上，日本因为拥有4艘“大隅”级大型登陆舰和新一代直升机母舰仍大大优于中国海军，海上自卫队也装备了美式100吨排水量的LCAC气垫船。双方都有能力实现机械化登陆，各自的气垫船能够一次携带一辆重型坦克或者多辆轻型装甲车。因此，在钓鱼岛的争议之中，谁先登陆，谁就可能占有有利优势。自卫队已经在检讨是否要在岛上驻军的问题。

　　上述新型装备使中国在台海、钓鱼岛、南中国海上的渡海作战速度提高了整整二倍．尤其是使用重型“野牛” 级、或者中国产70吨级气垫船、05型远征战车的时候。

　　日方早已在演练“西南诸岛防御作战”，并且希望得到美军的支持。中国的两栖机械化部队大大多于日本海上自卫队和陆上自卫队，至少两个师的两栖机械化部队，装备了中国版的05型两栖火力打击车，相当于美军的海上远征车，能够实施40公里之外的超视距登陆，时速也至少达到40节以上，这种装备，日本目前还没有。

　　离岛冲突、发生中日大规模海战、空战的可能性不太存在，但是双方的总体海空军实力作为威慑力量将在冲突中加以展示运用。尤其是任何登陆行动都离不开空军的支持。中日空军在第三代战斗机的数量、质量方面，都已经进入以优对优的时代。苏27SK、苏 30MKK、歼10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2、F-15。苏 30MKK战机的对舰、对地攻击能力远远超过了日本的任何一种攻击机。日方在空中的主要优势是预警机的数量、技术水准和F-2战斗机的多功能雷达。空对空导弹的种类，双方也处于以优对优的时代，该有的中日双方都有。空对地精确制导武器，中国空军的种类多于航空自卫队，而且精确制导炸弹、导弹比日本的同类武器更加大型化。

　　在海上，日本海上自卫队无论在水面舰的种类、总吨位、技术水准等方面都远远高于中国。仅仅以“宙斯盾”舰的数量对比可以看出，中方的类似水面舰只有2艘，而日方是6艘。日方的主力舰包括4500吨“村雨”级、 “高波”级、最新一代的1.8万吨级直升机母舰都具备了最为现代化的电子、反潜、防空作战能力。但是这种情况正在被中国迎头赶上，尽管技术上仍然落后。目前仅仅是排水量超过 4000吨的054A 型护卫舰就已经建造了9艘，吨位的差距在缩小。而且中方占有核潜艇、海军航空兵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舰对舰导弹的射程，中方也占有优势。

　　在水下，自卫队的潜艇技术水平相当高，然而中方在数量上占有了压倒性优势，质量也因为12艘俄式“基洛”级、新一代的 “元”级潜艇的出现而迎头赶上，甚至占有非对称优势， “基洛” 636M潜艇能够使用射程220公里的“俱乐部”-S潜对舰导弹．这是日本所没有的。“元”级潜艇的建造已经完成了第三艘。

　　中国海军航空兵因为JH-7A歼击轰炸机和射程超过200公里的YJ_83 反舰导弹的装备，大大强化了攻击能力，对海上自卫队的水面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至于针对南中国海上的岛礁，中方对任何东盟国家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目前等待的只是政治决定，中方的踌躇，极有可能是因为害怕因此而加剧的中国威胁论大大升级，和“亚洲北约”组织的出现，此外美国的干涉势在必行。

　　总体上，基于中日双方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短期之内，双方都没有意图“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随着中国海洋意识的大大增强，摊牌的时间最终似乎不可避免。▲◆★●■☆


林彪坠机后老帅老干部的揭发信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192

1、朱德绐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2、陈毅给毛主席信 表态声讨林彪

主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毅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陈毅揭发林彪早年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3、  刘伯承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4、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贼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贼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贼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

                                           十一月二十八日



     聂荣臻揭发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 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5、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 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

     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6、蔡畅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7、李富春揭发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 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8、彭德怀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彭德怀还在监禁中。专案组向他宣布林彪事件，让他揭发林彪。彭德怀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实际上，彭德怀认为林彪是正人君子，和自己一样遭受了不白之冤。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提起几十年前的旧账，说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夺他的指挥权。林彪说：信是我自己写的，与彭德怀无关，是我提出让彭德怀出来指挥的。1959年黄克诚大将，钟伟少将替彭德怀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打成彭德怀分子，撤职查办，而林彪不仅不落井下石，还替别人开脱。彭德怀非常感动，这种时候，凭良心说话，英雄啊。

    1972年1月8日，彭德怀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彭德怀说：“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 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中发[1971] 57号文件。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问我，我不活了。”

    最后被逼无奈，彭德怀给林彪扣了四顶大帽子：“林彪有四个方面我反对：一、并冈山说我放弃根据地；二、会理会议推彭德怀上台实际上是他自己；三、解放战争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炸鞍山钢厂；四、他对抗美援朝不满，说中国和美国物资差别太大，不能打。”

9、小平和陈云对林彪的看法

    1971 年11月3日，邓小平在江西的工厂听传达中央57号文件，得知林彪事件。邓小平很兴奋，回家后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11月8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听到林彪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几年工作再退休……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陈云正在江西下放，得知林彪事件，陈云说：“林彪比我小两岁，毛主席马上就要叫我回京了。”

10、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