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蒙古国民间仇华情绪大爆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601

     2010-11-20： 蒙古国一工地前不久发生一起中国工人与当地人冲突事件，媒体报道称，该事件有极端排华势力 “泛蒙古运动”组织介入，近期蒙古国的极端势力表现“排华”苗头。

　　蒙古国技术监督局大楼是湖南建工在首都乌兰巴托承建的中国援助项目。8月23日前后，工地上的中国工人与当地极端组织成员、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多名警察和极端组织成员被打伤，9名中国工人被羁押。2010年9月29日，最后一名被羁押的中国工人被保释出来，蒙古国技术监督局大楼工地冲突事件终于暂时平息下来。

　　该事件在蒙古国引发巨大震动，令原本不佳的华人形象在蒙古国雪上加霜，民间的仇华情绪进一步升级。而在蒙古国施工的中国工人在浓烈的仇华氛围下，则遭遇巨大生存压力，举步维艰，以至于冲突之后被迫在国内互联网发出求救信，希望国人能为他们撑腰。

　　此次工地冲突事件，是蒙古多年来民间仇华情绪的一次大爆发，也是无数次蒙华群体冲突中影响最大的一起。在蒙古，此事件被贴上“中国人打蒙古警察”的标签被长时间炒作；在中国，国人第一次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在境外形象如此狼狈不堪。

　　据了解，乌兰巴托的一处中国援建项目工地饮水管发生爆裂，中国承建公司员工在进入隔壁工地维修时，由于语言沟通不畅，和那里的蒙古国人员发生了冲突。事发后的8月21日，蒙古国警方来到现场，称有人报案“中资企业员工打人”，在未出示证件，且未做任何有效沟通的情况下，欲强行将两名中资企业员工带走，被现场赶来的120多名中资企业员工阻拦。在解救被抓人员的同时，中资企业员工砸损了警方车辆，打伤了两名蒙古国警员。中国大使馆人员赶到后，平息了事件。 8 月22日，两名“泛蒙古运动”组织成员又进入工地，与中资企业员工发生肢体冲突。

　　“泛蒙古运动”是目前蒙古国较大的极端民族组织之一，带有“纳粹”色彩，其特点是仇视和排斥外国人，中国人则是它们的头号“敌人”。“泛蒙古运动”头目、 24岁的巴特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公然表示，自己领导的组织“从血缘到文化，都坚决抵制中国”。他说：“我们有5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们的任务就是追捕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以及一些父亲是中国人的蒙古人”。他们还将那些与中国男子交往的蒙古女性作为打击对象，剪掉那些女人的头发，甚至仿效德国纳粹在集中营残害犹太人的做法，在妇女前额打上烙印。

　　该组织自称目前有活跃成员300人。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于2010年春天针对前往蒙古国的美国游客发出旅行警告，“因为蒙古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经常把亚裔美国人当成中国人或韩国人，可能会没有警告就发动攻击。”

　　一位已在蒙古国生活三年多的中国企业家对记者感叹说，蒙古国的“排华情绪”一直存在，但今年的感觉格外明显。一些极端民族组织在乌兰巴托的广场等处打出 “驱逐华人、杀光华人”的口号并定期集会，听说不久前有华人在华人聚集区被杀害。“我们下班后都关上防盗门待在家里不出去，非要出门也是尽量多几个人，还必须带着翻译。来源: 多维▲◆★●■☆


社会主义蒙古的转身：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0_11/19/3164916_0.shtml

2010年11月19日 凤凰周刊

图：1971年，蒙古总理泽登巴尔。他在成为国家元首后，继承了前任乔巴山对苏联领导人的亦步亦趋、紧跟起政策的路线。

图：蒙古民主之父卓力格坐在几位同志的肩膀上，举起喇叭呼吁民众情绪冷静。

图：2000年， 乌兰巴托住在下水道里无家可归的人们。

《凤凰周刊》2010年32期 《凤凰周刊》 段宇宏 周宇

[内容摘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机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的远算不上成功。

陌生的外蒙古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本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于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嘛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并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达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唯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伦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伦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伦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赢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名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为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的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定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 “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邮电、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有成吉思汗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得使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效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管理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 1990-1995年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计达9.2亿美元。最高年份援助一度高达蒙古GDP的10%。这些援助对蒙古迅速走出经济低谷起了决定作用。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地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会主义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入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越南开建潜艇基地觊觎南海 进攻性海上力量剑指中国
http://news.ifeng.com/fhzk/detail_2010_11/18/3151805_0.shtml

2010年11月18日 凤凰周刊： 距南沙腹地咫尺之遥，越军企图“以近打远”，越南开建潜艇基地觊觎南海

《凤凰周刊》2010年32期 《凤凰周刊》 魏洁

越南国土狭长，整体呈“S”形。在“S”形国土向南海凸出的地方，散布着以芽庄（Nha Trang）、金兰湾为代表的天然良港。芽庄是越南庆和省省会，在旅游界素有“小马尔代夫”之称，而与其相距60千米的地方就是金兰湾。芽庄距南沙太平岛（现为中国台湾地区控制）仅582千米，军舰航行只需16小时，战斗机飞行只要40分钟。相比之下，中国三亚海军基地距太平岛有1100千米，军舰直线航行要30个小时，飞机则要75分钟，并且该航线靠近越南，容易受越军威胁。目前，越南海军已经确定在芽庄兴建潜艇基地，它将容纳俄罗斯从2012年开始交付的6艘“基洛”636型潜艇。传统上，芽庄不是越南海军的大本营，但潜艇基地建成后，它无疑会成为越军经营南海的重镇。

“小马尔代夫”的军事价值

芽庄的战略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越反目才开始上升。当时南海局势紧张，中越围绕南沙群岛展开激烈争夺，而作为越南中南部主要军港的金兰湾又被越南给了苏联太平洋舰队（2002年俄军撤出金兰湾），因此与金兰湾一步之遥的芽庄就成为越军可供使用的南沙前沿海空军基地。

当年芽庄是越南空军苏-22前线轰炸机的基地，而芽庄港则是越南海军开往南沙的舰艇的主要出发地，越南海军还在芽庄设立前进指挥部，直接指挥一批批船载物资和人员前往南沙与中国争岛。如今越南海军选在芽庄建设潜艇基地，正是因为看中那里优越的地理位置。首先，那里有现成的港口设施，便于潜艇顺利部署。其次，芽庄面向南海，可直接为南海作战服务。再则，潜艇基地需要“安静”，芽庄远没有金兰湾热闹，但又与金兰湾相邻，是不可多得的“大隐隐于市”的宝地。

与水面舰艇不同，潜艇需要专用港口和码头，为突出水下作战的隐蔽性，潜艇基地工程一般要包括专门的地下或岸洞出口，以达到秘密出击的目的。与此同时，潜艇基地还需包含一系列通信、指挥、后勤和技术保障、维修等设施，这对越南来说施工难度较大。目前，越南海军仅有2艘朝鲜出售的90吨级微型潜艇，没有建设潜艇基地的经验。但这并不要紧，去年12月俄越达成销售6艘“基洛”636型潜艇的合同里，就包括俄罗斯帮助越南建设潜艇基地的相关费用。

实际上，俄罗斯向外国出售大型武器时往往要承担人员培训、武器维修及改扩建相关基地等义务。今年3月，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访问越南，越方还特地提出希望俄方加快兴建潜艇基地的步伐，以赶上6艘潜艇到货的日程。

另据印度“Sifa”新闻网披露，在俄罗斯撮合下，印度已接受50名越南海军学员，在印度海军现役“基洛”877型潜艇上实习，他们实习的照片曾在 “雅虎韩国”网站上张贴过，未来这些越南种子潜艇兵将前往俄罗斯接艇，然后直接把潜艇开回国。近年来，越印军事关系日渐升温，印度海军装备有10艘“基洛”级潜艇，且操作该潜艇的历史超过20年，完全有能力在人员训练、作战演习等方面帮助越南人。

进攻性海上力量剑指中国

“2010年前，努力增加新型舰艇，逐步淘汰落后的现役装备，发展海军潜艇和航空兵部队；2015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海军，拥有远洋护航能力和海上作战能力；2050年前，形成独立的远海和立体作战力量。”这是越南海军在《21世纪初海军三步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具体目标。在世界各国全面推进新军事变革的影响下，越南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多个领域展开军事改革，目标是建设“正规化、精锐化和逐步现代化”的军队，而其中的重点则是提升海空战力。

在越南海空军的装备现代化进程中，采购俄罗斯潜艇无疑最受外界关注，放眼东南亚诸国，越南将拥有少见的水下战力，势必对区域内的各国海军造成极大之威胁，以确保其在南海占领的岛屿（已占领25个，在各国中数量最多）。

俄罗斯圣彼得堡海军上将造船厂总经理亚历山德罗夫对《独立军事评论》记者表示，越南所购的全部6艘潜艇均由该厂建造，规格比照该厂在2005年交付中国的“基洛”636型潜艇。但俄消息人士指出，考虑海军上将造船厂还要满负荷完成本国海军订单，因此必要时，位于北德文斯克市的北方机械厂也有可能承担其中1-2艘潜艇的建造工作。

据香港《亚太防务》杂志报道，越南海军一旦获得号称“水下黑洞”的“基洛”636型潜艇后，势必会将它们部署到南海水域的交通要道上，主要任务是监视、攻击试图夺取南沙岛屿的敌方舰艇并实施“破交”作战，6艘艇的规模足以让越南海军随时保持有两艘艇出海作战。以中国南海舰队现有力量构成看，其水面舰艇更新速度虽快，但大多注重提高区域防空等对空作战能力，反潜作战仍是薄弱环节，南海舰队中的核潜艇和常规潜艇比重不大。考虑到南海水域宽广，水深变化较大，似乎力有未逮，而最关键的岸基反潜航空兵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可见，越南海军如此下血本引进俄制潜艇，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另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在之前结束的俄中第14次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俄罗斯明确表明不向中国出口包括第五代战斗机、S-400防空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后，俄中军贸关系趋向冷淡已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工界人士开始把越南看作至少部分取代中国的新兴军火出口市场。俄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研究员鲁斯兰·普霍夫强调，不能排除俄罗斯通过俄越军贸来对中国购买俄罗斯军火越来越少进行报复。

中国有效应对越“南海攻略”

作为霸占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越南在该地区的军事准备从未停歇过。据报道，越军在已占领的南威岛等面积较大的南沙岛礁上建立起发电站和永备工事，甚至有的还建起机场，在南沙的驻军总人数达到一个团的规模，给中国造成现实上的“军事压力”。同时，由于1988年中越赤瓜礁海战惨败的教训，越南了解到海空力量配合上的脆弱，随之而来的是围绕这一课题引进大量有针对性的高技术装备。

据美国“全球安全”网站提供的数据，21世纪初，越南在俄罗斯帮助下对苏-22战斗轰炸机进行改进，使其具备使用Kh-29、Kh-31等先进空对面导弹的能力，再加上陆续引进的约30架苏-27/30战斗机，两者“高低搭配”可对北起中国海南岛，南至马来西亚沙捞越在内的广阔水域构成威慑。越南还早在1999年从朝鲜购买过两艘“尤高”级袖珍潜艇，用于配合特战蛙人行动，随着“基洛”636型潜艇成规模引进，越南海军的区域封锁与水下攻击能力必将上一个台阶。

不光如此，越南还从俄罗斯购买了“堡垒-M”岸基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达280公里，可实施超音速突防，被外界视为越南对付中国南海舰队大型主力舰的重要筹码。考虑到俄式武器攻击力强、威力大的特点，在东盟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对海攻击能力有越南这般齐全与完备，其威胁效应更是值得重视。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购买俄制潜艇，越南均非只针对中国一家，实际上它也怕其他东南亚国家来夺取自己在南海的利益，因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惦记”着越占南沙岛礁，2005年甚至发生盘踞在南沙某岛上的越军向低空掠过的菲律宾侦察机开火事件。特别是近几年越南大力发展军力，东南亚邻国对此颇有警惕之心。因此，越南大力扩充军备，也有威慑其他东南亚国家之意。

正如外界所言，一旦越南顺利完成上述整军经武计划，其海空军控制南海的能力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南海问题上势必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策略，对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无疑是个巨大障碍。作为南海问题的受害方，中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确保南海问题公正合理解决的必要砝码。

一位中国军事专家指出，随着中国水面主战舰艇的技术发展，先进的搜潜反潜手段日益完善，中国南海舰队完全有能力在有利条件下先发制人地摧毁敌方潜艇，况且“基洛”636型潜艇早已落户中国多年，中国海军可谓知根知底，中方完全有能力利用装备和经验上的优势，破解越南大肆扩充潜艇舰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至于越南十分倚重的“堡垒-M”岸舰导弹，专家强调这款号称有数百公里射程的导弹固然厉害，但它必须相关目标引导才能奏效，越军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得到空间信息以及超地平线信息支持，在中国军队有把握先制掌握南海制空权的情况下，“堡垒-M”导弹想发挥完全功效十分困难。这位专家认为，中国军队将着重发挥“系统作战”方面的优势，运用“不对称”作战手段是破解越南未来骨干装备的重要途径。▲◆★●■☆


中国周边外交急剧变化　如何扭转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习近平这次外访临时决定增加新加坡行程，别具深意。

　　中评社北京 2010年11月21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11月14日至1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这也是习近平亚非四国行的第一站。据中国外交部官员透露，按照原先的安排，习近平此次出访本来只包括非洲三国，新加坡之行是习副主席临时决定增加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领导人多次发出盛情邀请，更重要的是新加坡领导人具有战略眼光，领导人之间需要战略沟通。这样的表态，放在近来中国周边外交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显得别具深意。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的隔阂、矛盾和冲突明显加剧。中日关系因撞船事件陷入僵局，中韩关系因“天安号”事件持续低迷，中印之间本来就一直暗中较劲。至于东盟国家，更是因南海问题明显加深了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外部力量加大了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一直声称要重返亚洲。今年7月，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首都河内首次就南海问题明确表态，称南海关系美国国家利益，应在国际框架内解决。

　　本来中国的周边国家就有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国的意图，美国这么一说，双方自然一拍即合。结果，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联合制华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不仅美日、美韩同盟显着强化，美印、美越关系也大幅提升。今年夏天，美国军舰自越战后首次开进越南军港，双方还举行了“非战斗类”军事演习。11月初奥巴马对印度的高调访问，开出了支持印度“入常”的支票，两国关系再次升温。
 
       不仅如此，区域内国家也呈现出联合制华的势头。日印关系就显得异乎寻常的亲近。上个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时，双方不仅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还就核能合作、稀土开发等敏感事宜达成了协议。考虑此前日本正指责中国对日稀土出口“断货”，印度的“雪中送炭”蕴含的战略考量，耐人寻味。可以说，近来中国周边国家出现了内外联合、域内联合，共同抗衡中国的势头，中国的睦邻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首先找到突破口。与中日、中印之间存在着战略性竞争不同，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很大程度上是小国与大国为邻时特有的敏感心理造成的。因之只要双方加强沟通交流，促进互信，这样的疑虑是可以缓解的。不仅如此，东盟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也具有风向标意义。作为小国联盟的东盟，在地区事务中一直扮演着“中立者”和“平衡者”的角色。因之，搞好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具有标杆意义。

　　而新加坡在东盟中的地位和角色则是非同一般。新加坡自命为东盟的“大脑”，经常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去年10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美时，呼吁美国加大介入亚洲事务的力度，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一时影响甚广。这次中方特别指出“新加坡领导人有战略眼光，领导人之间需要战略沟通”，显然考虑到这一背景。毫无疑问，中国希望通过改善与新加坡的关系，进而起到示范效应。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6日发表社论就认为，习近平此访希望借机消除中国最近的外交姿态在本区域引起的误会。

       其实，习近平这次增访新加坡，只是近来中国密集周边外交中的一环。自上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外交掀起了一轮新高潮：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周永康访问印度，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访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三国，稍后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又到访哈萨克斯坦。而在11月11日至 14日，胡锦涛主席赴韩国、日本出席G20峰会APEC峰会，并与韩日领导人举行会谈。接下来的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将在年底前出访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印度。可以说，年终的两个月，中国领导人对周边国家的访问超过了上半年的总和。

　　显然，中国正在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投入，以扭转此前出现的不利局面。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外交思路也有反思和调整的必要。比如，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略，实际上是以“富邻”作为“睦邻、安邻”的基本方式，即以经济上的好处换取政治和安全上的对华信任。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注重与中国的合作，而在政治与安全上则看重与美国的关系。这样的现实，无疑应促使我们反思原先的外交方略，并制定出新的应对之道。▲◆★●■☆


奥巴马抛“入常”空头支票 对中国有何影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4538

 　 2010-11-18：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连对两个亚洲国家给出“入常”许诺：本月8日，奥巴马在印度国会演讲中称，“期待联合国安理会在未来几年经过改革后，能接纳印度为常任理事国”，把印度政治家的自尊心飙升到半空。本月13日，奥巴马在日本再次表态支持日本“入常”。奥巴马在与菅直人的会谈中称，日本是联合国会员国 “模范”，应当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闻言，日本政要个个心花怒放，鞠躬“嗨嗨”。谁能“入常”好像是奥巴马一个人点头就算，奥巴马连续许诺是何用意？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

　　问题1：“入常”问题美国说了就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专家张国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奥巴马的‘入常’许诺是空头支票。联合国不是美国用来控制世界的‘操作系统’，把许诺‘入常’作为外交筹码，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印度和日本要入常十分困难。因为单靠美国的支持，不足以让某个国家实现“入常”梦，假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俄)否决，那么就会被“一票否决”。

　　奥巴马在印度“入常”许诺一出，联合国官方马上表态：联合国改革是联合国的内部事务，怎么改是要通过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集体协商一致后才能进行。这无疑是给奥巴马“掴了一掌”。

　　问题2：奥巴马为何接连许诺？

　　那么，这样小儿科的许诺游戏，奥巴马为何连续使用呢？

　　张国庆认为，奥巴马那番支持印度“入常”的话出在他访印期间。经济问题成为执政民主党此次国会中长期选举失利的主因，为打破僵局，奥巴马需要在经济方面有所建树，借用外部力量就成为他振兴经济的主要途径。而人们看到，奥巴马一声支持印度“入常”，很快就获得高达100亿美元订单和其他经济合作。可见，奥巴马开这个空头支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许诺印度“入常”后，日本坐不住了，为了安抚“小兄弟”，美国再次对日本做出“入常”的许诺。

　　除了“一票否决”，印度和日本“入常”的另外一个重大阻力是要面临同样强烈要求“入常”的德国和巴西的有力竞争。印日德巴四国曾达成一致，在 “入常”上采取联合一致行动。然而，此次印度急切要求奥巴马进行明确表态，如果四国在“入常”问题上的“联合阵营”坍台，则联合国未来的改革必将面对更加混乱的状态。因此，奥巴马单方面支持印日“入常”的外交手法，必然会在其他国家中激起强烈反弹。

　　问题3：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国庆说：“奥巴马此番给予‘入常’承诺，其战略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意在中国，想挑拨中国同印日两国的关系。近年来，美国拉拢印度，在中印之间打入楔子的意图日益明显，并不断使出花招想赢得话语权。表态支持印日两国‘入常’，就是美国这一战略的最新体现。”

　　就奥巴马许诺印度“入常”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曾说：“中方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我们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我们希望各方坚持民主、耐心协商，争取就安理会改革涉及的各类问题达成‘一揽子’共识。中方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愿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就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保持接触与协商。”

　　总之，希拉里峰会前的亚洲之旅，加上奥巴马这次的行为，将美国一年前高调重返亚洲的姿态，演绎为一系列实质性动作。美国在亚洲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昭然若揭。但亚洲，终将以自身利益为依归。期待和平、稳定，谋求自身发展的亚洲人民，不会被空头支票忽悠。 本报记者 金静 J172

　　中俄：期待在安理会内深化合作

　　刚获得奥巴马口头支持的印度，15日迫不及待地在中俄印外长第十次会晤上游说中俄两国。不过，中俄均未明确对此表态支持，但会后发表的公报基调还算积极：“三国外长赞赏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三国外长重申联合国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使其更民主、更具代表性、更有效率，以更有效地应对当今全球性挑战。俄罗斯、中国外长赞赏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欢迎印度当选2011至2012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待在安理会内与印度深化合作。”

　　巴基斯坦：美国有违《联合国宪章》

　　据《印度人报》报道称，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单方面表示吸纳印度“入常”的提议有违《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扩大的问题不应当与全球体系改革的有关议题相脱离。 美国：助理国务卿坦承“入常”很复杂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布莱克15日就奥巴马的印度之行进行简报。布莱克表示，奥巴马此行虽然着重于扩大印度在亚洲与全球的角色，但不会伤害到中国利益。至于美国支持印度“入常”议题，布莱克表示，印度入常是安理会改革的议题之一，美国坚定支持安理会改革，但美国了解改革过程的漫长与复杂，美国也理解支持印度“入常”的复杂性。

　　中国应明确反对印度“入常”

　　“美国表态了要支持日本和印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美国并没有为支持真的做什么事。如果奥巴马打算兑现承诺，他就应该去游说印度的周边邻国。

　　于是产生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也应像美国一样对印度的‘入常’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呢？恐怕未必。一、印度至今未能取信于其南亚邻国。二、印度和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并且容留主张分裂中国的所谓‘流亡者’。三、一种主张认为，在安理会多数常任理事国表态支持的时候，将陷中国于国际孤立。果真如此，这正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需要支付的代价。而且即便用功利主义的角度衡量，中国即使表态支持也不可能换取印度的任何回报。”

　　印度即使“入常”也没有否决权

　　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专家俞邃表示“我国已经表示了在‘入常’问题上对印度的理解和支持，至于最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我们注意到在2005年联合国讨论增加常任理事国问题的时候，委员会提出即使此事解决了，新增的常任理事国也没有否决权，因此和原来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还是有差别的。”来源: 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