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为什么要冒风险解救欧盟呢？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01/t20110105_148842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1-05  

　　美国之音网站1月4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购买欧债承担很大风险》，作者为记者木风。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领导人星期二（4日）表示要继续支持西班牙，购买其国债，帮助它渡过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的立场对欧洲债券市场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不过，专家认为，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从1月4日开始展开对西班牙的访问。这是他此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随后他还计划访问德国和英国。李克强在启程前就高调表示，中国将在新的一年继续购买西班牙公债，帮助这个在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下岌岌可危的欧元区国家走出困境。

　　李克强在西班牙主流报纸《国家报》(El Pais)发表文章说，中国支持西班牙采取的一系列经济金融调整措施，并坚信西班牙能够实现经济全面复苏。中国是欧洲金融市场和西班牙金融市场负责任的长期投资者，对西班牙金融市场抱有信心。

　　对正在准备在新年发行公债来延续现有债务的西班牙政府，这位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已经购买了西班牙国债，今后还将继续购买。

　　西班牙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中具有高风险的国家之一。在希腊和爱尔兰接受欧盟援救资金之后，世界的关注焦点集中到西班牙这个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身上了，密切关注它的债务状况和融资能力。

　　反映融资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0年期公债收益率在去年12月的表现对西班牙来说很不好，跟10月份相比平均上涨80到140个基点，达到历史最高点5.77%。希腊和爱尔兰都是因为公债收益率涨幅过大而丧失融资能力，被迫向外求救。因此，西班牙是否能够在新年顺利发行新的国债成为投资人判断西班牙债务危机走向的一个关键。

　　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在去年年底表示，2011年西班牙融资任务艰巨，该公司可能会根据债务发行情况而下调西班牙的债务评级。2011年，西班牙的融资规模约2000亿欧元，其中1700亿是中央政府的，300亿是地方政府的。

　　华盛顿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本·卡林纳(Ben Carliner)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再次表示要支持西班牙，继续购买西班牙公债，这会对稳定债券市场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国是西班牙主权债务最大的买家之一。据道琼斯新闻社的数据，中国持有西班牙国债数量占西班牙全部公债的10%左右。

　　不过，卡林纳说，中国的支持很重要，但并不能解决西班牙或者其它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

　　卡林纳博士说：“问题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的问题，还有欧元单一货币的问题。在危机时刻，这些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调节来增加经济竞争力，缓解危机。”

　　卡林纳说，货币贬值行不通，西班牙等国就只好通过国内通货紧缩的办法，也就是砍福利、降工资、压物价的办法来应对危机。但这个办法在政治上难以行得通。即便行得通，卡林纳说，结果会进一步增加了偿还债务的困难。

　　因此，这位经济专家表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并不会因为中国的支持而很快得以解决。由于欧盟是中国在世界上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如果这场危机继续恶化，中国所持有的大量欧洲公债就面临很大的风险。卡林纳说，其实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担心中国的外汇储备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中国为什么要冒此风险而坚决支持欧元区受困国家呢？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希望换取西班牙等国家推动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卡林纳博士并不赞成这样的分析。他认为，解除武器禁运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在防止欧盟解体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

　　卡林纳说：“欧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继续存在下去，欧盟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利益。中国非常希望国际经济体系保持稳定，欧元区是这个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是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区，甚至比美国还大。”

　　在这次金融发生之前，欧元已经成为美元最强有力的竞争货币。卡林纳说，欧元的继续存在对急于摆脱美元持续贬值困扰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掌握着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

　　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雅格布·柯克加德(Jacob Kirkegaard)对西班牙的债务前景有不同的评估。他认为，西班牙接受外界救助的机率并不大。

　　柯克加德说：“在我看来，西班牙跟希腊和爱尔兰不同，没有它们那样的全面问题。西班牙的债务比例远低于其它国家，去年的数字是50%多一点。我放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这样低的债务水平，西班牙政府将有能力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这跟爱尔兰完全不同。”

　　李克强这次的欧洲之行总共九天，从1月4日开始到12日结束。▲◆★●■☆


中国解放军部队的军事素质整肃情况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1/news-gb2312-1248544.html

     搜狐 2011-01-05：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中国军事部队纪律素质调查报告》称：罗杰斯·培特尔专员对中国的近期以来的解放军部队的军事素质整肃情况，感到十分担忧。

　　罗杰斯·培特尔：解放军的部队作战素质与美国军人有着很多相同的机制。他们经历过以往的很多的战火的洗礼。积攒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是值得赞美的。但是， 自中国进入80年代的改革经济以后，中国的军队作战不断下滑。在中国与越南交手时期，中国军队中出现的逃跑军官比率较之以往大幅上升。

　　90年代中国军方大多数·部门进入"经济时代" 他们的很多的部队由于过于安逸的周边局势，开始在金钱上谋求利益。中国一些集团军的部队例如：通信、工程。分队被提交出来用于支持"地方建设"实际是开展 获取经济的来源。在这一时期，解放军部队作战素质降低到最低程度。那个时期，这支曾经十分"光荣而令人畏惧的部队"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无比的安全地。

　　在进入2000年以后，特别在2004年以后，中国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可以说是空前的"部队整肃"运动。主要负责官员是解放军一名上将。这个工作委员会，可以有最高的"军事处罚决定权"而这个权力是胡锦涛刚刚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赋予他的。

　　目前，依据我们的数据统计，总计有23名少将以上的高级解放军军官被革职，送交军事法庭。3名中将级军官遭到解除军籍。1名上将军官被判刑。120名中校以上军官被处理。

　　这次的整肃风暴还包括了中国解放军的军队训练提高的能力。目前中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训练的要求，与以往的"游戏演习"断然不同

　　中国自2004年以后开始的几乎全部的军事演习无疑不是具有十分针对性的以及悍然使用了"全程实弹"演习。在这样的结果下一大批中国中高级军官由于难以适应这样的没有了"固定模式"的演习，而失去了以往的能力。他们被大批撤换到解放军二线部署部队。

　　另外，解放军海军，空军，提拔了一些曾经参加越南、77海战。等具备有真实作战经验的军官进入高层指挥机构。这批军官大多具备有与我们空军、海军在现代化意义上的战场交手的经历。其中海军至少有13名高级军官来曾经与吴庭艳越南政府时期的南越海军交战的77海战。

　　罗杰斯·培特尔：这样的一个局面说明了一个主要问题，那么就是中国解放军如此开始的大规模整肃运动，自毛时代以后是空前没有的。这说明至少在近期阶段，中国很可能要动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但是，后来的整肃运动，给了解放军一个"生死"性质的转换。大批的"不适合、不合格"军官被淘汰到二线。一线11个主力军团目前已经恢复了他们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斗志"。而在2008年以后解放军将开始重点对于二线本土防御部队实施更加残酷的整肃运动。

　　解放军这样的做法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中国周边在1986年以后早已经失去了"战争威胁"这个具体含义。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周边国家愿意在去与毛所创建的军队去打拼一场大规模战争。

　　而中国军队作战素质衰退也是我们应该预料的。这是正常的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也就是说以往中国体现的是：我的装备虽然不断更新，但是我的军队作战素质与士气低落。军队内部腐败成风。我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威胁任何人的。

　　但是，解放军在我们信任了这一点以后，不断增加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时却开始了毫无征兆的内部整肃运动。我们的善意再一次被他们所左右与欺骗。"双提高"就可以说明他们要准备去开战但是对手是谁？情况很明显。目前只有我们具备有短时间击溃解放军的实力。

　　因此，中国的军队整肃运动比他的装备更加具有对于我们的杀伤能力。值得我们注意与思考。


中国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世界地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6251

   2011-1-5：已故中国领袖邓小平曾用“韬光养晦”这个成语来敦促国人耐性等待时机到来。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的中国领袖们似乎认为养晦期已经结束。

　　中国正在坚定而且自信地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世界地位。他们把南中国海归为“核心国家利益”，就像台湾和西藏，宣称对其拥有不可协商的领土主权。中国在亚洲版图划上了一道红线，禁止任何人越界。

　　这一行为不仅使中国与五个自称对这片海域拥有主权的邻国发生了直接冲突，同时也被视为挑战了美国在此片海域的主导优势。北至台湾，西至越南，东至菲律宾，南至马来西亚和文莱，这片海域是全世界近三分之一商业船舶的必经之地。，中国自称是这里唯一的主权国。

　　由于这里蕴藏有石油和天然气，有的中国分析家称之为“亚洲的波斯湾”，潜藏的财富和冲突也正与波斯湾相仿。中国曾在2002年与其东南亚邻国签署了一项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领土纠纷的非约束性协议。中国政府的行为无疑是对这项协议的否决。

　　一场危机正在上演。但是，这是一场无声的危机，主要原因是，面对中国这个强大起来的邻居，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反应都极为小心谨慎。虽然越南已经直接了当向中国提出，要求其尊重协议，但是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美国的反应呢？

　　主管东亚和太平洋 地区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科特·坎培尔（Kurt Campbell）在接受《晨锋报》采访时说：“在国家与国家的层面上，美国和中国一直就很多问题在进行频繁和积极的对话。在这个大背景下，美中两国肯定 会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台湾和西藏的权利，同时也包括诸如南中国海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寻求建立紧密对话的渠道，不仅是与中国，同时也与我们在东南亚的朋友们，以便让他们放心，我们完全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2002年缔结的以外交方式解决纠纷的协议。”

　　换言之，美国也希望中国返回以前的状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非单方面宣布拥有主权。与往常一样，东盟面对危机一筹莫展，寻求解决方案的差事又落到了美国的肩上。

　　东盟地区论坛，在新增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国家之后，计划于7月23日在河内召开会议。届时这定将是一个炙热烫手的话题。

　　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呢？用一名海军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因为中国需要。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少将张华臣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说：“随着我国经济利益不断扩大，我们需要海军保护国家的运输航线以及重要海域的安全。”

　　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沃特·鲁梭·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认为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从中国的贸易扩张角度来看，这里是贫瘠之地。保护什么商业利益？中国需要源源不断进口世界各地的能源和原材料。”

　　正如目前已经退休 的许光裕将军所说的，中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过去几十年，中国一直没有专属经济水域，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历史现象。中国现在只是恢复正常 而已。”他告诉《南华早报》，“在疆域纠纷问题上，我们过去一直与邻国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那是因为我们的海军尚无能力保卫我国的经济区域。今天，海军有能 力实现这项任务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海事专家王汉灵的分析，中国认为现在这样做并不会遇到阻碍。他说：“实际上，早在1970年代，在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群岛）和南沙以及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石油和其他海洋资源之后，这些纠纷就已经存在了。”

　　过去，东南亚各国 曾经有计划结成一个对抗中国的联合战线，这个建议一度“让北京担心”，但是北京现在已经对此嗤之以鼻，因为几十年来这些国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王汉灵指 出：“我们发现，这些邻国有他们自己的疆土-水域纠纷，需要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所以要形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非常困难。即使最后团结一致，它们联合起来 的力量依然无法与中国抗衡。”

　　今年，北京实施了 数个扩大其海域优势的行动，这是其中的一个。首先，中国公布了全新和扩展的海军条令。在这之前，海军的活动局限于从日本一直延伸至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 链”的范围内。但是，北京现宣布的“远海防卫”战略将海军活动范围扩展至了“第二岛链”，覆盖的海域远至关岛、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其次，中国不断加强海防巡逻，高调开展海军军事演习，旨在将海军条令付诸实施。例如，由十艘军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队于今年四月远航越过了第一岛屿链，其规模可谓史无前例。

　　第三，中国继续飞速加快能力建设，包括在海南岛建设一个地下潜水艇基地，开发建造航空母舰及配套战舰群，这些在今后数年都将开始服役。

　　美国太平地区司令部总指挥罗伯特·维拉德（Robert Willard）上将在四月份时说：“具体来说，中国在实现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元素是特别为挑战我们在这个地区的自由行动而设计的，这点特别令人担忧。”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各方面能力不断加强，北京已经不再需要韬光养晦，它正以实际行动显示自己的自信。来源: 明镜网▲◆★●■☆


三峡移民，三任总理，三个主意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4117&msg_id=706

2011年1月6日 作者：王维洛

“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共产党总是这样要求中国老百姓。自一九九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三峡工程以来，经历了三个总理。三峡工程移民到底应该如何安置？三个总理，有三个完全不同的主意，而且找出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前任总理总是留一堆问题给后任总理，后任总理总是否认前任总理的政策和措施。党中央的三峡移民政策一变再变，让三峡移民根本无法“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峡工程移民

中国媒体说：“三峡工程移民是世界级的难题。中国（领导人）破解了这一世界级的难题。”

水库移民是水库大坝工程建设中最为头痛的事，在世界上，人们难以找到水库移民成功的案例。原因很简单，水库大坝建设的目的，并不符合移民的根本利益，移民失去的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水库移民的性质是强制性移民，压力来自外部，政策和措施也来自外部，移民无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水库移民总人数已经超过两千多万。水库移民是中国贫困人口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分之二的水库移民在搬迁之后就陷入贫困状态，而且往往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无法摆脱这个贫困状态。著名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迫使近四十万人搬迁，从陕西最富裕的关中平原迁到宁夏最贫困的山区安置。近四十万移民经过十多年的抗争，最终从宁夏又搬迁回陕西，但是他们已经是一无所有。同样，湖北的丹江口大坝工程也使近四十万移民异地安置，最后他们是以“黑人”的身份偷偷地回到故乡，连正常的户口都没有。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也是规划移民人数最多的工程。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三峡工程，规划移民人数为一百一十三万。而世界上移民人数最多的水库大坝工程是印度的萨尔达．萨罗瓦大坝工程，移民人数为三十二万。所以说，“三峡工程移民是世界级的难题”这是实话；而“中国（领导人）破解了这一世界级的难题”这是一个尚未被证明的命题。

第一个总理说：三峡移民就地安置

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要编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三峡移民是可行性论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原水电部副部长、原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负责可行性论证中的三峡移民课题。从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和丹江口大坝工程移民失败的经验来看，如果三峡移民还是采用异地安置的办法，则难以获得全国人大代表的同意。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峡移民组的结论是：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大，三峡工程的全部移民可以在当地置。

李伯宁在报告中提出：在水库淹没涉及的十九个县市中（面积四点五一万平方公里），有可以开垦的荒坡地二千多万亩，其中三百六十一个安置乡中（面积一点二三万平方公里）即有开垦的荒山草坡三百八十九万亩。李伯宁认为，只要每个农村移民开垦一点五亩荒坡地（一亩种柑橘，零点五亩种粮食），便得以解决农村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因此移民都可以在本县内安置，且农村移民大部份可以不出乡安置（参见：李伯宁：《库区移民安置》，水利电力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第八页）。李伯宁还说：“各县（市）都提出保证，所有的移民都能在本县容纳，根本不用出县安置。这比其他水库的集中大面积淹没和整县、整乡的远迁、外迁，既可以节省移民投资，又可以减少移民难度，也符合农民‘热土难离、穷家难舍’的习惯心理，移民易于接受，易于稳定。这是三峡移民有别于其他水利工程的一个有利条件。” （同上）

其实李伯宁出任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移民组负责人，是李鹏和钱正英点的将。一九八五年担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考察三峡工程，就带领他的一批爱将从宜昌到重庆考察，这就包括了李伯宁。李鹏称赞李伯宁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是：“呕心沥血，力排众议。”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立了大功。（参见：百度百科，李伯宁条）。李鹏在《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一书中特别感谢李伯宁等人的鼎力相助（参见：李鹏：《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三峡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后，李伯宁虽然已经超过年龄线，仍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继续领导三峡移民工作。

一九九四年国务院根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峡移民组的结论制定了“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三峡工程移民条例”的第十条规定：“三峡工程移民应在本村、本乡、本市、本县内安置；本村、本乡、本市、本县安置不了的，应当在本省内安置；本省安置不了的，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外迁安置。”

为了安置三峡库区的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三峡库区大量开垦所谓的 “可开垦”的荒坡地。这些荒坡地都是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山坡地。“中华人民共和水土保持条例”明令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山坡地开垦农田。但是李鹏明知故犯，说只要把二十五度以上的山坡地开垦成梯田，就不会造成水土流失，给三峡库区一个特别的许可。

第二个总理说：三峡移民外迁安置

其实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峡移民组的结论，三峡库区有开垦的荒山草坡三百八十九万亩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三峡库区可以开垦的荒山草坡不足三十万亩，而且这些可以开垦的荒山草坡位置偏僻，高程偏高，土壤瘠薄。

朱镕基接李鹏的班担任总理。一九九八年长江发生洪水，大家把眼睛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抗洪过程中，而忽略了在三峡库区发生的一些灾情。这一年的大雨，把三峡移民在偏僻陡峭的山坡上新开垦的农田冲入了长江。

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给了中共政府一个警示：如果长江中上游的森林和植被得不到保护，水土流失继续加重，未来长江洪水的危害将更加严重，出现的次数也更加频繁。

朱镕基决定：部份三峡移民必须外迁安置。为此国务院于二零零一年修改了“三峡工程移民条例”。修改后的“三峡工程移民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实行就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移民自找门路安置相结合。移民首先在本县、区安置；本县、区安置不了的，由湖北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市、县、区安置；湖北省、重庆市安置不了的，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安置。”第十七条规定：“三峡工程受益地区和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市、县、区应当接收政府组织外迁和投亲靠友自主外迁的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并及时办理有关手续，统一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

这时的朱镕基根本就不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峡移民组的结论当一回事，也不提李伯宁所说的三峡移民就地安置是三峡工程有别于其他水利工程的一个有利条件。

和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与湖北的丹江口大坝工程外迁移民相比，三峡工程的外迁移民采用了分散安置的办法，把他们分散在全国十几个省，每个省再分几个县，每个县再分几个乡，每个乡再分几个村。具体分到一个村的三峡移民也就是几户人家，人少力薄，不容易聚众闹事，不像三门峡工程移民，几万人在一个县，一来就是几万聚众闹事，最后来一个几十万人的自发大回流。

根据统计，三峡工程外迁移民一共十九点七万人。

第三个总理说：三峡移民再迁重庆安置

温家宝接朱镕基的班担任总理。

按照朱镕基的政策，十九点七万三峡移民迁移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他乡异土去安家落户。朱镕基还批准，平均计算的移民经费（三万五千元人民币）将随移民外迁而转入迁入地政府的手中。几年下来，外迁移民的经费花完，而外迁移民却因无法适应异地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陆陆续续地返回三峡库区。

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的命运也不比外迁移民来得好。三峡移民目前的状态是，无地种，无工做，无出路。

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在搬迁后，按照国家的规定，后靠安置，在海拔一百七十七米高程以上的地区新建房屋，因为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加上两米风浪高。“高峡出平湖”，三峡水库的水不会淹没海拔一百七十七米的地区。移民把一辈子的积蓄，加上银行的贷款都投入到新屋的建设中去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技术负责人潘家铮对记者说：“没有（高峡）平湖，哪来的（高峡）平湖？！那只是诗词写的。”潘家铮否认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移民组关于三峡水库淹没线基本是一条水平线的结论。温家宝是学地质的，他听懂了潘家铮的意思。现在国务院把三峡工程的淹没线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比原来的海拔一百七十七米整整高出了五米。

按照国务院现在的规定，在海拔一百七十七米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之间落后的三峡移民需要全部重新搬迁。另外，三峡水库蓄水位的升高，使得三峡库岸失稳；三峡水库蓄水，使得河流变宽，波浪作用加强，波浪淘蚀库岸，也使得三峡库岸失稳。由于库岸失稳，三峡库区起码有三座新县城将会发生严重地质灾害，它们是湖北的巴东县城，重庆的巫山县城和秭归县城。在这些地方安置的三峡移民和原来的居民，也必须搬迁。

温家宝的主意是三峡移民全部再迁重庆安置。这就是重庆市党委和市政府提出的要把重庆的全部居民聚集到距离重庆市中心一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市区再扩大四百万至五百万人口的规划。三峡移民全部再迁重庆安置，就是三峡工程后续规划的最终的主要内容。

温家宝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三峡移民再迁重庆安置的经费问题，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后面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最终承担这笔费用的是中国老百姓。那么这个负担到底有多大呢？

先前，重庆提出先安置十至二十万移民，要求的移民安置经费是一千七百万亿元，其经费总额可以和三峡工程的总投资相比了。根据最保守的估计，需要搬出三峡库区的人口为二百四十万，比较客观的估计，需要搬出三峡库区的人口为四百万。这样，三峡移民再迁重庆安置的投资额是上万亿的数目。

结语

李鹏说三峡移民可以就地安置，是因为三峡库区有很大的人口环境容量。

朱镕基三峡移民必须外迁到千里之外的他乡安置，是考虑到三峡库区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安置三峡移民。
温家宝说三峡移民全部再迁重庆安置，准备在重庆新市区内再安置四百万至五百万人。重庆新市区还有容纳四百万至五百万人的环境容量，这是温家宝主意的核心。

朱镕基怎么就没有看到，靠近重庆市中心的地方，还有这么大的环境容量，可以安置三峡移民，非把十九点七万人赶到千里之外？李鹏怎么也没有看到这块风水宝地？潘家铮和李伯宁怎么也没有看到这块风水宝地？要是当初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提出，把一百一十三万三峡移民全部安置到重庆新市区，也就没有就地安置还是外迁安置的左右摇摆的问题了。

其实，重庆市根本没有扩大四百万至五百万人口的能力，而且目前重庆现有的部份城区也将被三峡库水所淹没。

三峡大坝工程对重庆水位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过去中共政府把三峡水库的淹没线定在海拔一百七十七米上（正常蓄水位加上两米风浪高），现在把淹没线修正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提高了五米，这是一个进步，是对原有错误的修正。但是其中的损失是要高达几百亿元到几千亿元。这个损失算谁的？谁要承担责任？

人们必须再问，把淹没线修正到海拔一百八十二米就万事大吉了吗？水库库区的淹没线就不会再升高了吗？重庆的水位就不会再升高了吗？

不是的。水库库区的淹没线还会再升高，重庆的水位也会再升高，直到三峡水库的泥沙冲淤达到平衡为止。这个过程起码要长达一百年。当重庆的水位足够高，重庆和大坝坝址处三斗坪的水位差所造成的水力坡度可以将每年进入水库的泥沙全部冲刷出大坝，这个过程才会结束。将来后任的总理必须搬迁重庆的几百万人口来解决那时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

上马三峡工程，就像把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再也无法将魔鬼收回瓶子里面去。▲◆★●■☆


中国医疗体系中的丑陋现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6227

    2011-1-4  中国医院的“黑”，想必海外华人早有耳闻。母亲生病，虽然我身在远方，通过电话仍然切身体会到中国医疗行业的“厚黑”。

　　家乡在山东的一个小城市，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家姐电话中说，今天是第四次“孝敬”医生了，我不想用“黑暗”这个词，因为送红包早已成为民众就医必经的惯例。从约专家医生，到仪器体检和诊断，再到住院和手术，各路白衣天使的的红包不送到位就别想过关。虽然大陆三番四次出台规定打击送红包行为，显然并没有起到效果。当然，即使有医生没有暗示要红包，患者也会主动去送，而且大有医生不收决不罢休的架势，否则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不甚踏实。当然，也有中国人传统的世故在里面。

　　红包现象，只是中国医疗体系环境中的冰山一角。医生和患者的心态，更让笔者想起了台湾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鞭笞丑陋的中国人及其劣根性，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放眼中国目前的医疗体系，自从被盲目的推向市场化后，该行业的道德水准和公益性已消失殆尽，中国的医疗体系已成了丑陋的代名词，改革的劣根端。

　　更为严重的是，只有重病病人才需要的输液，在今日的大陆医院却变成了“常规动作”，无论大病小病都输液。大陆一位官员透露，2010年的一年中，中国公用了104亿瓶输液，以13 亿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人平均输液8瓶，远远超过国际水准。而事实是，大陆医院过度用药的现象非常严重，就那抗生素来看，在美国，买抗生素比买枪还难。在大陆，西医生给病人打抗生素的量甚至比他自己的饭量还大。

　　医生开处方时大手大脚，无论病情是否需要都开贵价药，还动辄安排各种昂贵的检查。我母亲仅仅做了一个息肉割除的小手术，在医院住了2天便花去了1万元人民币。但比起报道中有儿童发烧，看一天病竟花去1万多元要好很多了。

　　目前，过度医疗乱象在中国极为普遍，医生们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想尽办法推销药物，什么医疗道德、什么医患关系、什么行为规范，早已被他们当成“浮云”。背后的利益诉求才是最为重要的。

　　过度的医疗歪风邪气愈刮欲烈，根源不在于医院、医生、患者，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医患文化。完全是近些年来，大陆当局推行的医疗体系改革混乱的结果，是政府把本该更具福利色彩的医疗体系完全推向市场。在这种政策下，公立医院在彻底“断奶”后为了生存，于是各出奇谋，把盈利当成第一核心要务。并让这种医疗功利文化开始发酵并根植到医疗体系的各个环节中。当政府发现自己的改革存在错误时，再往回拉已是“病情”复杂期。

　　改革以前，医疗事业是一项偏向福利的事业，近年来，随着把医疗体系推向市场，认为医患关系是消费关系，因此就向商场学习提出病人是医院和医生的上帝，医院的工作以病人为中心的口号，这是极其荒唐。消费关系是等价交换的买卖关系。举例来说，一个患阑尾炎的病人找医生给他开刀，患者给一百元也是这样开，给一万元也是这样开。医生决不会，决不该根据病人提供钱的多少来制定和实施手术方案。

　　这种医患的消费关系也直接导致了更为严重的过度用药和抗生素滥用等行为，这关乎着中华民族整个族群的身体素质。日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世界各国相继发生了系列严重的药害事件，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用药者的伤残和死亡。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是死于自然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药。

　　回顾人类征服疾病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几千年来，人体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针对人体疾病的医学却总在变个不停，其结果不是人类的病种少了，发病率降低了。恰恰相反，比起古人，现代人的病种增加了不计其数，发病率更是与日俱增。经过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奇怪而又可悲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智慧“的人类开始采用各种代替人类本能自愈机能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其后果是具有自愈机能的人体免疫系统长期被药品替代，而人群整体素质被削弱，人体自愈机能压抑退化。

　　其二，现代林林总总的药品的毒副作用太大，药品随着血液循环时，不得不经过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许多无病的脏器)，并与脏器发生化学反应。它们引起的疾病在医学上通称为药源性疾病。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了不少诸如癌症之类的病种。

　　当中国医疗这样体系下，医院的员工要发奖金、院长要继续升职，都离不开经济效益做保障。医院会下达经济效益指标，落实到每个医生的头上，不能完成经济任务者要承担相应责任，甚至被换岗。医生带着沉重的经营压力来诊断，唯有多开药，开高价药以求完成任务并能多些收益。

　　不堪的是，医疗系统内部已经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医院和医生明知道这样的以利益为核心的诊治手法终究会毁掉患者甚至国人的身体自然素质。但他们在如此 “丑陋”的医疗体系下，只能“欣然”从事着贻害子孙后代，祸国殃民的医疗手法。或许他们并不在意未来，认为没有道义去承担未来的结果。但愿笔者是杞人忧天，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国民对药品的依赖不要如百年前的清末民初，国民对鸦片的嗜好一样。当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候，国人的整体身体素质可能已被毁于一旦。

　　中国，丑陋的医疗体系。希望中国当政者能真正意识到如此。

　　整治过度输液和抗生素滥用要更“给力”

　　中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过去一年，中国打点滴共用掉104亿瓶，居全球之首，按照每瓶500毫升推算，其体积足足超过了五百万立方米，抵得上一坐小型水库！除此之外，中国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增加800亿元医疗费用，致8万病人不良反应或死亡，也是世界第一！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数据都非中国统计局的成果，迄今为止官方也无人澄清或辟谣，真实性应该不成问题，卫生部在这个虎年岁末，奋起虎威，接连拿下两项第一，也可喜可贺，但作为中国人，听到这么两组数据，哀叹之外，却只能感到一种莫名恐怖。难道中国人如今真成了“东亚病夫”？或者是医生们的医疗水平低到除了过度输液或使用抗生素外就无计可施？还是病人们都到了非输液或使用抗生素不可救治的地步？

　　这当然不可能！其实任何人都知道，在中国，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医学问题，更不是人们的身体素质问题。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人不会愚蠢到一生病就主动要求输液或开抗生素吃的程度。从社会反馈的信息看，对于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人们也是心知肚明，来自社会层面要求扭转这种状态的压力并不算小。既然如此，为什么迄今都得不到有效解决呢？

　　我对中国医疗体系所知不多，但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全民声讨却又无力扭转的地步，往往就意味着体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某种极难破除的利益关系，钱的魅力甚至把政府部门也已经拉了进去，以至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不能拿出魄力和创新思维。如果这样，仅从中国反贪为例，就知道要解决起来决非易事！

　　中国腐败严重不严重？严重！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腐败程度排名，中国排名第78位，比印度好不了多少。

　　中国有没有认识到贪腐的危害性？有！至少在公开的文件里，中共已经把反腐提升到了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地步。中国也设立了设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反贪机构，出台了最多的反贪制度，养活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反贪人员，腐败对普通中国人所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

　　中国有没有反贪腐的魄力和创新思维？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有自娱自乐、搪塞民意嫌疑。比如去年发布的首份反腐白皮书，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民调，称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已上升至七成，对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满意度达到八成，就被斥责为“睁眼说瞎话”。还有年年底的反贪部署，把2011年反贪重点放在了芝麻绿豆的小金库和公务车上，而对比这些问题要紧迫许多的事情却绝少提及。

　　那么，有没有更行之有效的反贪腐措施？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要根除腐败，有许多更简单有效、立竿见影的措施。譬如建立民主制度，放开舆论监督，建立法治社会，官员财产公示等等，这其中任何一项制度如果能切实落实到实处，腐败蔓延就能得到扭转。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缺乏反贪魄力和创新思维，不采取这些行之有效的反贪措施？很简单，因为利益！对于中共来说，维护执政地位属于核心利益，更不用提反腐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中很可能就有不少腐败分子，而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不仅可能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冲击，也可能让那些隐藏的腐败分子暴漏于无形，所以只能通过对现行制度的修修补补、以零打碎敲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纪委和反贪部门使尽浑身解数，面对贪腐滋生蔓延的趋势也无济于事。

　　回到开始的话题，其实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和反贪一样，遇到了同一个难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从病理学分析，这二者同病同理，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虽不至于冲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魄力，恐怕只能沦为类似反贪腐的结局。在这里，民众作为个体要挑战的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当这个制度体系生了病，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因为自身利益，不能跳出本位主义，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创新思维，最后导致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变得无济于事。

　　至于医生，当然可以对病人输液，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抗生素，但问题是这些都要使用有度，不能滥用。药液和抗生素毕竟不是稀饭馒头，大剂量长期使用，出人命是小事，搞不好会导致基因变异，甚至祸及子孙。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超级细菌，据说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想想看，如果某一天，类似病菌在国内爆发起来，到了所有药品都无法抵御的地步，那真让人不寒而栗！回忆起SARS爆发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和付出的社会成本，如果那种情景不幸再现，我们将何以面对子孙？来源: 多维▲◆★●■☆


贪官多成国外“投资移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6242

    2011-1-5：中国内地居民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伴随这股移民潮，一些官员非法转移资产出境并外逃不归现象，引人注目。

　　出逃前已是“裸官”

　　“2010年5月19日出逃的安阳市委副书记李卫民，目前出境的可能性很大。”河南省政法系统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据调查，李卫民与三门峡系列腐败案密切相关。一名负责李卫民案的人士透露，李卫民出逃前曾购买四部手机和多张手机卡方便联系，并准备了出国手续。李卫民除了留给妻子的部分财产外，其余财产现已不知去向。

　　2010年8月19日，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持因私护照出境前往美国休假。其后，他又以遭遇交通意外受伤骨折为由，请休病假1个月。截至目前，刘出境滞留已多月。记者从广州市纪委获悉，2010年10月14日，刘荣福被免去花都畜牧局长职务，其出境未归的问题已经移交给纪委监察局调查，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出境前，刘荣福曾多次拒绝向当地外事办归还因私护照，并最终持有此本护照出国。

　　“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 裸官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民说，贪官出逃的路径通常会经过聚敛财产 海外安家 资产转移 择机出逃 滞留不归等几个步骤。

　　贪官转移赃款出国出境已经形成了借商人之手直接转移出境、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出境、通过涉外公司在海外隐秘“截流”、在海外虚假投资等四种主要途径。

　　江苏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坦言，贪官跨境转移资产已成反腐斗争的主战场。随着国际经济往来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治贪必当夺其财”

　　虽然200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实现了国际间的协作治腐；但由于各国对于案件的定性差别很大，跨境案件的执行仍有难度。

　　多数腐败官员都抱有一种“一人坐牢，幸福几家人；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查不到转移出境的腐败资产，贪官心理防线就难以突破。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首先要“稳”、“准”、“狠”。追回腐败资产，是突破腐败案件的重要证据，也是防止贪官外逃的核心控制点。治贪必当夺其财，若是不把冒险心理打灭，很难产生效果。

　　其次要保证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的彻底性。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法网严密，违法必罚，这就像一把悬在贪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

　　追赃：政府合作+民间渠道

　　政府机构是反腐败的主体，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和配合，是有效防止腐败分子外逃和腐败资产外流的关键因素。

　　2002年8月，在查办中昊财务公司原董事长陈勇等人经济犯罪案件中，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监察部协调，江苏先后两次派员赴香港调查取证。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大力支持下，调取了陈勇炒股票的开户资料、资金进出单、股票交易记录，取得了陈挪用公款1.43亿元的有力证据。之后，在廉署的协助下，通过刑事、民事等手段，将其账户上剩余的110余万美元股票抛出，资金全部追回。江苏在这起追回腐败资产过程中，就充分发挥了这种政府间合作的力量。

　　民间渠道沟通往往是快速追回腐败资产的便捷通道。通过与有关当事人沟通联系、晓之以理、友好协商，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02年，为追回马向东转移到东南亚某国商人林某处178万美元赃款，江苏省纪委了解到林某系华侨，在国内有不少亲朋好友，便通过侨联做他的工作，终于使得林某有所松动。商谈中，林顾虑重重，既怕交出赃款后追究其责任，又怕背负“出卖朋友”的骂名。办案人员主动撤回，以退为进，又通过其亲友反复传递信息，晓以利害，林再次约办案人员赴香港见面。最终通过耐心细致教育，迫使林主动将178万美元赃款全部交回。

　　如何看住贪官转移资产

　　针对这些特殊的投资移民，应如何从制度根本上加大监督力度？

　　“解决官员外逃问题需要大力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介绍说，2010年7月，中央下发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增加住房、股票投资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现在的关键是各地要加大实施力度，同时也可以尝试吸纳民众监督。 “只有让官员财产接受更广泛的民众监督，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运用现代化手段加强监管是预防贪官外逃和腐败资产外移的治本之策。江苏建立了严格个人(副处级以上官员)重大事项报告信息化管理系统，内容包括股票、土地、汽车、有关投资、现金与储蓄等，尤其是其投资可能与官员职务冲突或者影响其职务执行的，都要及时申报，以供实时查阅。同时，江苏纪委联合央行反洗钱中心、审计、工商、公安等部门，共同协作，建立起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把预防工作做到前面，发现问题便扼杀于“萌芽”中，防患于未然。据介绍，江苏的内控机制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江苏辖内10年以上，甚至15年以上的逃犯均屡屡落网，贪官出逃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来源: 新华网▲◆★●■☆


中国中产阶层发展面临困境
http://news.sina.com.cn/c/2011-01-05/13192176338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05日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月5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登署名虞崇胜的文章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发展面临困境，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深层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继续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中产阶层崛起的进步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层异军突起。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文章指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不同于国外所流行的“中产阶级”概念。中产阶层是以体力或脑力劳动为职业，或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从事中小规模生产经营，拥有的经济、组织资源处于社会中间位置，而文化资源水平则处于优势位置的人群。

　　近年来，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产阶层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目前中产阶层发展的徘徊乃至回流，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其中既有现行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措施方面的问题，还有中国社会生态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等等因素，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中产阶层发展的认识上的问题。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继续解放思想，正本清源，重新认识中产阶层崛起的进步意义。概括起来讲，中产阶层崛起至少有如下进步意义。

　　◆ 其一，中产阶层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代社会结构则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其根本特征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因此，是否存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变化，就在于中产阶层逐步发展起来，他们代表着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从思想认识上予以肯定、从政策措施上予以扶持，推进中产阶层迅速发展起来，以期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

　　◆ 其二，中产阶层是市场经济的中坚。市场经济需要多样化的独立的经济主体，没有多样化的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就运作不起来。市场经济发展中可能会产生某些垄断群体，但垄断群体不是市场经济存在的支撑力量，反而是遏制的力量，因为垄断会扼杀多样性、平等性和竞争性。而中产阶层的存在却能够较好地体现和维持多样性、平等性和竞争性，这与市场经济是完全契合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产阶层队伍，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在当下的中国，只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扶持和培育一支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

　　◆ 其三，中产阶层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奋斗目标。从本质上看，民主所解决的是国家权力归属问题，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或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本质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必将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社会基础。

　　◆ 其四，中产阶层是法治国家的脊梁。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阶层，与法治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来看，中产阶层既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法治国家的脊梁。因为，中产阶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基本人权和各项发展权利的有效保障，而这正是法治国家最重要的职能。而且，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内在地要求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进而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这就为遏制权力的滥用设置了一道天然的社会屏障。可见，中产阶层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发展的主体力量。

　　◆ 其五，中产阶层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中产阶层的现实地位和生存条件决定了它们是公平正义的代表。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它们处于社会中层，有着积极向上的发展动机。但是，中产阶层的发展需要有客观的社会条件，不仅要求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思想氛围，同时要求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和公平正义的程序规则。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中产阶层往往是先进意识的先觉者、先进制度的倡导者和先进行为的实践者。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中产阶层实际上充当着践行公平正义的代表和实现公平正义的代表。

　　◆ 其六，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衡器。因为中产阶层正处于上升阶段，且已有相当财产，天然地渴求社会的稳定以利其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就会变得理性、务实和安宁，社会上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才能得以缓解，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一些民主法治发展得好的国家，正是由于中产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同时又有了广泛的参与，不同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较好的表达和整合，从而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文章最后总结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困境，主要在于人们对于中产阶层发展存在着诸多偏见，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发展的进步意义。只要全社会都能够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发展的进步意义，进而建立和健全促进中产阶层发展的法律、制度、体制和机制，中产阶层就会健康地发展起来，中国社会阶层也将迎来一个理性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