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亏得太惨了：中国在沙特修铁路赔了13.85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6882

     2011-1-2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21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为妥善处理沙特麦加轻轨项目索赔事宜，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其控股股东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建总公司）签订了《关于沙特麦加轻轨项目相关事项安排的协议》，将沙特项目移交给了中铁建总公司。

　　根据这一协议，上市公司将沙特项目的最大损失锁定在了13．85亿元，较去年10月公告的41．53亿元预计损失大大减少。

　　协议具体约定：自2010年10月31日后，由中铁建总公司行使及履行中国铁建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总承包合同项下及因总承包合同生成的所有权利义务，并由此应向中国铁建支付20．77亿元。

　　同时，索赔权虽一体转移至中铁建总公司，但索赔金额仍将优先用于补偿上市公司既有损失，最终剩余部分也将全部返还上市公司，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在锁定损失上限的同时，未来存在进一步减少损失甚至扭亏的可能性。

　　中铁建总公司持有中国铁建75．66亿股份，占总股本的61．33％。作为央企的中铁建总公司，更为适宜处理沙特项目，尤其是更有利于争取尽可能好的索赔结果。方案事实上是对股东、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作出的一项「多赢」安排。

　　根据公告，截至2010年10月31日，沙特项目合同预计总收入120．51亿元，预计总成本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41．48亿元，其中包含34．62亿元的已完工部分累计净亏损和6．86亿元的未完工部分计提的预计损失。

　　自业主方取得的索赔收入（如有）将按照下列顺序安排：如果索赔收入低于13．85亿元，则索赔收入全部归中国铁建享有；如果索赔收入高于13．85亿元但低于34．62亿元，则中国铁建享有13．85亿元，剩余部分（最多20．77亿元）归中铁建总公司享有；如果索赔收入高于34．62亿元，则中国铁建享有13．85亿元，中铁建总公司享有20．77亿元，剩余部分用于弥补中铁建总公司该项目后期亏损金额（如有）；补偿项目后续净亏损后再有剩余的，剩余款项全部返归中国铁建享有。

　　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作为中沙两国元首亲自见证签约的项目，是迄今世界上单位时间设计运能最大、运营模式最复杂、建设工期最短的轻轨铁路项目。这样一个被国外各大承包商预言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铁建按期建成并实现通车。

　　但是，项目开工后，由于业主不断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指令性变更、增加工程量、地下管网和征地拆迁严重滞后等原因，导致项目工作量和成本投入大幅增加，计划工期出现阶段性延误。在此情况下，中国铁建为确保工期进度，增加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项目成本投入超出了预期。

　　中国铁建已根据原合同约定，向业主递交了变更及索赔资料，沙特方也已承诺在项目结束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谈相关索赔和补偿问题。来源: 联合新闻 ▲◆★●■☆


朝鲜愿谈天安舰事件 意图引人猜测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1/chosun110122a.shtml

（韩国）朝鲜日报   (2011-01-22)：中美两国在首脑会谈中发表联合声明说“南朝鲜开展真诚和建设性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声明发表后，朝鲜20日向韩国建议举行高级军事会谈。但与过去的对话攻势不同，朝鲜表示“愿意讨论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对此韩国政府表示，如果是“把朝鲜对天安舰和延坪岛挑衅事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以及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作为议题”，就愿意参加南北高级军事会谈。也就是说，对朝鲜的“对话攻势”，同样以“对话攻势”应对。

　　◆ 朝鲜为何建议举行高级军事会谈

　　朝鲜在5日通过《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声明》建议“无条件对话”后，不断提高对话攻势力度。但朝鲜仅建议举行金刚山旅游会谈、开城工业园区会谈、红十字会会谈等可从韩国获得大米和金钱的会谈，而对南北关系的主要问题——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只字未提。韩国政府一位官员表示：“朝鲜可能预测到中美首脑会谈将呼吁南北举行对话，因此进一步加强对话攻势。很可能事先与中国进行了协商。”

　　韩国国防委员会安全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白承周说：“在中美首脑会谈正在进行的情况下，朝鲜可能是为了照顾中国的颜面。”他还说：“朝鲜希望经过首尔（南北对话）尽快飞往华盛顿（美北对话）。”庆南大学教授金根植分析说：“为了掌握南北对话的主导权，朝鲜先发制人。”

　　韩国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说：“因为粮食短缺，朝鲜内部状况正在持续恶化。对朝鲜而言，有必要通过任何形式的对话争取到援助。”据悉，朝鲜大米价格从去年年底的每公斤1200朝元飙升到现在的2000朝元，美元对朝元比价也从1比1500上升到1比2500。

　　◆ 韩国为何接受朝鲜建议

　　对于朝鲜的建议，韩国政府20日召开相关长官会议共商了对策。与会官员们分析认为，此次建议很可能是朝鲜的和平攻势。也就是说，朝鲜很有可能通过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重申否定北方界线的原有立场。但在中美首脑一致强调南北对话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很难一口拒绝建议讨论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的朝鲜建议。

　　韩国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说：“对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有必要确认‘真相’。”因此对于“讨论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的朝鲜建议，韩国政府反提议把“对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采取措施以及防止再度挑衅”当作议题，如果是这样的会谈就参加。换言之，如果朝鲜愿意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就是好事，但如果朝鲜像我们所预想的一样，主张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的责任在于韩国，就可以让国际社会认清朝鲜的真面目。▲◆★●■☆


胡奥会总结：中颜面增光，美获得实利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01/22/20110122000016.html

    ★ 中美首脑会谈各有得失

朝鲜日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 任敏爀 (2011.01.22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1日结束为期四天的访美日程并启程回国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落下帷幕。此次会晤实际上是中国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影响力后首次举行的“两国集团（G2）会晤”，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美两国表面上都高度评价称，通过此次会谈构建了一个框架，可以让两国关系走向21世纪的“双赢关系”，而非冷战时期的“零和关系”。但实际上，显然是各有得失。据评价，美国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中国得到了更多的“面子”。

    ◆ 美国

美国从中国获得了经济利益，即450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合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决定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时间里，从总部设在奥巴马政治故乡芝加哥的波音公司进口200架客机，价值190亿美元，这个合同可以说是中国送给奥巴马的一份“大礼”。美国认为，在最近对本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北韩铀浓缩计划(UEP)问题上，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配合，这也是一项重大收获。乔治敦大学教授维克托-车评价称，“对北韩铀浓缩计划表示关切”是中美联合声明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此次会谈奠定基础，可以在苏丹、伊朗等安全问题和气候变化、环境等全球问题上，同中国分担过去独立承担的责任。

但据评价，由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未达成协议，因此，一直以“人权守护者”自居的美国的地位有所动摇。奥巴马虽然提到了人权问题，但还是被更重要的经济问题所压倒。特别是，“奥巴马就是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他竟然以国宾规格接待将2010年获奖者软禁家中的国家领导人”的指责之声，对于奥巴马本人来说是非常刺耳的。

    ◆ 中国

中国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向全世界展示其名副其实的两国集团（G2）成员地位。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胡锦涛此次访美可以说是‘在美国心脏举行的G2就任仪式’。”飘扬在白宫的五星红旗、时隔14年的国事访问、两次晚宴等美国的特级待遇证明中国不再是“徒有其表的发展中国家”。胡锦涛本人也可以由此获得“任期内很好地处理了两国关系”的好评。

但是，中国在人权等普遍价值上的观点仍然很狭隘，由此可见，中国要想从“全球力量”变成“全球领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尔街日报》(WSJ)评价称，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美国人仍然对中国形象心有余悸。这也是出于上述原因。 ▲◆★●■☆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110121/16353823.html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离开中南海的江青，任意胡作非为，在政治上终于走到尽头。

    70年代初期，江青一般住在钓鱼台11号楼旁边的17号楼，那里有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功能厅，并能做头发，结果被江青一人占据。不过在1974年以前，她还经常回中南海拨弄是非，愿意长久住在外面，是因为搞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更为方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政治权力的增长，江青的生活追求也腐朽到了极点，完全以“女皇”的派头自居。她在北京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附近专门修的201号住所、钓鱼台的10号楼（17号楼实际也被她一人控制）、颐和园一处小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搞得全国老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八亿人口只有八个戏”这种极为可悲的文化荒漠状态，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黄色的影片和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享用，并用于在政治拉拢所需求的人（当时江青对其死党表示亲近的重要手段，便是请其看片子）。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到哪里吃饭不满意，便声言“我不出钱”。

    1974年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后，毛泽东一面肯定这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举动，一面也认清了江青的野心，从这年起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一再批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并亲自给他们加上“四人帮”这一称号，还申明：“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从这时起，江青想见毛泽东，也要事先写报告，得到批准才能进“游泳池”。

    1975年5月，毛泽东最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此时毛泽东已经说话口齿不清，需要身边的人翻译。当着众人的面，他带着满面怒气斥责说：“江青混蛋！”

    由于这话别人听不清，在身边做翻译的那位女士出于害怕，改用比较婉转的意思表达出来。毛泽东当时却急了，气愤地挥着手，要求按原文说。结果“江青混蛋”这话在会上当众翻译出来。

    听到这话，王洪文、姚文元脸都吓白了，大概是感到自己攀的这棵大树眼看要倒了。江青本人和张春桥这时却脸不变色，毕竟是有些政治斗争经验，知道毛泽东还不至于真正打倒自己。

    1975年5月到毛泽东身边当护士的孟锦云也回忆说，毛泽东此时在生活上对江青已是厌恶至极，平时不许她来看望。江青为了拉拢张玉凤、孟锦云，送来衣服和其他东西，毛泽东得知后便生气地说：“她给的东西你们不要要！”

    有一次，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孟锦云，如果自己同江青离婚，全国人民会怎样看？

粉碎“四人帮”后，毛泽东当年怒斥江青一伙的那些话也都公布出来，这都是事实。不过许多人也产生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毛泽东晚年那样厌恶江青，斥责如此严厉，甚至一针见血地说出她“是一个大女流氓”，可是为什么不处置她呢？当时受到“四人帮”攻击的周恩来，为什么也会对此事搁置而不便处理呢？

    如果把领袖当成人而不是视为神，其实这一问题也好理解。作为一般人夫妻之间气愤之时的一些责骂，局外人有时不可过于当真。而且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自己骂自己的老婆，无论怎样严厉都可以，别人来骂则不行。

    毛泽东不能处理江青的问题，更重要的考虑还在政治方面。由于毛泽东已经将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虽感不如意却还要坚决维护。江青作为这一运动的干将，如果将她否定，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75年内一再批评“四人帮”后，发现邓小平事实上在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又感到不能容忍，于1976年初同意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此又要依靠“四人帮”这一伙人。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虽极度讨厌江青，也长期不同她生活在一起，却最终也还是留给她一个夫人名份和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地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职务）。粉碎“四人帮” 后，叶剑英于1977年在讲话中也说明，毛主席去世，才解决了处理江青一伙“投鼠忌器”的问题。

    不过，毛泽东晚年将江青一伙定为“四人帮”，一再怒斥，并不肯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于党内健康力量同他们斗争，以及最后将其粉碎还是有重要作用的。虽然当初重用江青是一个严重错误，然而毛泽东毕竟还是认清了其丑恶面貌，这在历史上仍应公正地写上一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审判“四人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客观地说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属于一个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结论是科学的，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属于过左的思想指导，目的还是把国家搞好，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从生活追求看，毛泽东直至晚年还是朴素的，进行政治斗争的确不是为了个人私欲。江青则完全不同，这个从旧中国黑社会和污泥中滚出来的“大女流氓”进行的“政治斗争”，则完全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私欲，并且一直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工作过的人也都体会到，他们二人的情操和志趣也完全不同，当初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和悲剧。

 毛泽东病逝前夕，江青毫无悲伤之感，于9月初不顾中央其他人挽留跑到大寨，一再宣传所谓“共产主义也要有女皇”之类令人惊愕的怪论。这不仅反映出她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和利令智昏，也说明其政治水平和品格的极其低下。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青到达大寨后，把人们集中起来，询问大家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在当时中国的农村环境中，回答自然是都随父姓，在场找不出一个随母姓的人。江青大为不满，竟要求当地人以后要随母姓。这一番荒诞不堪、违反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普遍习俗的做法，让大寨的干部和老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并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这时的江青，不仅大肆称颂宣传历史上暴虐却又能擅权的吕后、武后，甚至还有韦后、西太后……其司马昭之心，当时对国内有政治头脑者而言几乎是路人皆知。她还模仿武则天的唐装模式，设计了奇形怪状的裙服，骨子里的封建帝王思想完全暴露无余。她口口声声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干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复辟。她的这一套当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上受千年封建主义遗毒的影响之深，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任务的实现真是任重道远！

    9月5日，毛泽东病情恶化，中央值班的领导人通知江青尽快回北京。当时中央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这是1976年1月21日由毛泽东确定的。

    病危之际的毛泽东，头脑仍然清醒，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最后的自我总结：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自己晚年干的“另一件事”即“文化大革命”已非常失望，也知道其很不得人心。但是他已经无法从理论上检讨这件事为何会遭到多数人反对，还担心交班时可能“血雨腥风”，对后事认为“只有天知道”。从这番话看，他预见到了那些“左派”可能会被解决，不过随后并没有出现 “血雨腥风”，而是不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人就顺利地解决了早已激起天怒人怨的江青一伙。

    经过一次次抢救，毛泽东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过这时他对老一代同志的怀念之情也涌上了心头，也许是晚年心理矛盾的一种表现。据孟锦云回忆，当快到最后的时刻之前，政治局的成员围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毛泽东的床前，实际上是在告别。毛泽东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反应，发现叶剑英走过来时，嘴唇却微微动了一下。孟锦云长时间照顾毛泽东，意识到他肯定是想说什么，就告诉了叶帅。叶剑英马上走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那位领导着老帅们夺取了政权的领袖，此刻凝视着自己的这位老部下，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临终之前，对那些“文化大革命”中提升起来的“左派”并无什么感情，对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友还有些眷恋之谊。至于他最后想对叶剑英说什么，这已永远不可能知道了。本文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徐焰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颗子弹 马英九连战矛盾面临大爆发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112/c5

    2011/01/22 东森新闻：连胜文抢击案发生至今，案情扑朔迷离，阴谋论越描越黑，马、连阵营的深层矛盾，已牵动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蓝营内部权力竞逐已经蠢动。

五都选前之夜1颗子弹，贯穿连胜文的脸颊，发挥震撼逆转选情的威力。子弹打在连胜文身上，贯穿的却是马、连经年累月的心结与矛盾，无形的痛楚已经酝酿发作。

子弹影响选情，当权的马英九不承认，刻意抹煞连战家族的牺牲，连系势力忿忿不平；枪击案的真相，当权的马政府有意导向「误击」，连家高分贝反弹，直呼难以接受。

选举有明朗结局，案情却扑朔迷离，动机来源不明，阴谋论越描越黑，检警则是越查越複杂；子弹的威力，果然很不单纯。

枪击案发生当晚，震撼各界，选情为之震动，马总统以下府院党高层都往医院探视，气氛凝结紧绷。知情人士透露，当党务高层人士看过连胜文伤势之后，当场说了一句「还好只是擦伤，没有生命危险！」党务高层的态度与发言，听在连家人士的耳朵裡，非常不是滋味，不满怎麽会是如此幸灾乐祸的心态。这位党务高层，也就只看过连胜文这麽一次，选后一大早还去跑步游泳，冷漠无情的程度，连家人都看在眼裡。

国民党五都拿下三都，蓝绿阵营都承认，1颗子弹发挥逆转选情的威力。尤其，连战当晚探视中枪的儿子之后，还赶紧替郝龙斌辅选站台，发表简短又感性的谈话。蓝营人士坦言「深受感动！」加上蓝营媒体投票日当天反覆播放，蓝营选民倾巢而出，衝高投票率，一举逆转蓝营低迷的选情。

事实上，党务人士第一时间已了解连胜文幸运地「并无大碍」，随后看到连战「感性演出」，还说「儿子现在躺在医院，情况不明」，相当不以为然。党中央连夜发出新闻稿，强力呼吁勿炒作、勿揣测，降温的举动相当有针对性。

选后，子弹效应议论纷纷，马金体制的国民党却低调否认， 对于「胜选」，马说是「改革路线成功」，秘书长金溥聪也说，子弹效应「没有科学证据」。马金漠视子弹效应，不承认子弹逆转选情，不接受他们因此逃过败选的说法，摆明就是否定「连家的牺牲与贡献」。马金的刻意冷漠，连家冷暖自知，核心成员私下抱怨，子弹有助蓝营选情，「他们说没有科学证据，但这是人性！」对于马金种种漠视子弹效应的态度与说辞，连家感受深刻，内心非常不满，只是暂时压抑。

蓝营大老直言，国民党能够胜选，枪击案「不能说没有影响！」党内倾向连系的青年团体五六七联盟也公开表达，「连战气度从容的谈话」博得好评，「党实在要给连家父子正面的肯定！」马金对这些声音，继续视而不见。
甚至，统派色彩浓厚的平面媒体，选后第二天以大篇幅「检讨」国民党的「胜选原因」，直言民众感受不到马政府的政绩，肯定蔡英文的清新形象，更暗指若非连战父子，国民党难逃败选命运。

其中，多位蓝营色彩浓厚的学者坦言，没有枪击案发挥催票效果，国民党五都选举可能只有「二都」，甚至「一都」。

在马金高度迴避枪击案效应的情况下，看到统媒如此「直言不讳」，竟然吹捧连战、蔡英文，还把1 颗子弹定调为胜选原因。据悉，马金对此「异常暴怒」，大动作向该媒体提出「最后通牒」，诡异的是，该媒体再也不提「子弹效应」。

蓝营人士认为，马金不能承认子弹效应，也不愿意肯定连家父子，否则党内权威不保，背后也牵涉到马、连阵营长年以来的心结与矛盾。

马、连阵营的矛盾与心结，知情人士形容，「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话说2000年总统大选后，蓝营选民不满败选齐聚凯道抗争，马英九在金溥聪陪同下现身凯道人群，演出「向李登辉敲门被拒」、遭激愤民众砸中鸡蛋等戏码，被解读为企图凝聚蓝营民气，俨然自认是「蓝营少主」姿态。连战人马选后进驻党中央，马系阵营则在北市府高筑城牆，自成一格。04年大选之前，蓝营积极促成连宋配，马系未积极参与，但马系前市府成员在2004年大搞「废票联盟」，又被解读刻意恶搞。

三一九枪击案为当年大选投下巨大变数，知情人士透露，连战阵营当晚宣布停止所有选举活动，内部有人主张「要求暂停选举」，但马坚决主张继续选举。320傍晚确定连宋配以些微差距落败，连阵营内部会议上，气愤难平的连战接受「提出选举无效之诉」建议，并在321清晨4点带领群众静坐凯道，决定走抗争路线。

知情人士指出，当时马主张寻法律途径解决，以台北市长立场，反对街头抗争；马连两人对于街头抗争立场出现严重分歧。

凯道抗争持续数天，政坛气氛肃杀，马有意驱离抗议民众，再次与连战「意见不合」。知情人士形容，从此两人可说是分道扬镳，隔年连战赴中国「破冰之旅」，走两岸路线，马则击败王金平当选党主席，开始进军总统大位。
蓝营人士解读，三一九阻断连战的总统路，也给了马英九挑战总统的机会，连无疑是两颗子弹受害者，马则是受益者。

2005年底，马以党主席之姿带领国民党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胜」，声势如日中天，党内无人能敌，马替自己铺陈了总统路，也彻底阻绝连战的总统梦。

马就任总统之后，马连矛盾也进入另一阶段，主要集中在两岸事务。马想要全盘主导两岸政策、布局、节奏，但连战在中国刻意拉抬下，在两岸事务上的极具声望、能量，尤其胡锦涛只买连战的帐，让马相当不平衡。

为拿回主导权，马2008年曾公开宣示：「两岸政策我说了算！」被解读是意有所指。该年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爆发朝野衝突之馀，也发生一段插曲。当时连战安排在国宾饭店宴请陈云林一行，但陈云林因安全因素「不被允许」离开圆山饭店，结果相当难堪的连战，连夜把菜餚搬上圆山饭店，以行动表达不满。去年陈云林来台中，又发生宴席事件，连战当众「酸言酸语」，又被解读是不满马政权。

2008年底国共论坛在马政府执政后首次举办，马指派当时党主席吴伯雄前往，结果吴、连人马在中国上海「打对台」，场面相当难看。马想要借吴拆连战的台，用意明显，结果连战只好性性然返国，被迫从此消失于他所搭建的国共论坛舞台。

马不想连战插手干预两岸事务，就是不想大权旁落，因此只给连战APEC领袖代表的空间。然而，今年马政府有意测试中国底线，想改派现任副总统萧万长担任APEC特使，结果碰壁。

然而，连战全部看在眼裡，连系人士私下抱怨，没有一声招呼，太不尊重。马连心结与矛盾，细数不尽。连系人士坦言，若非连战雍容大度，不然早就翻脸，多年来对马是隐忍未发。

枪击案当晚，警政署长王卓钧罕见地引述嫌犯说辞，指枪击案可能是「误杀」，连家第一时间大为不满，私下质疑「怎能有预设立场！」由于此案太过敏感，检警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尤其枪击案的「动机」为何，疑点重重。

此案侦办过程中，各界不断揣测案情，媒体也常报导「新进度」，从第一时间的「误杀」，到后来特定媒体以头版头报导「凶嫌二度测谎，确定为误击」，终于引起连家对检警「放话不断」的不满，还有对刻意操作案情的怀疑。

连系人士形容，马金对枪击案百般漠视并划清界线，然后检警洩漏嫌犯口供，警政署长在立法院公开模拟枪案情节，甚至透过特定媒体将枪击案导向「误击」，随后还指凶嫌可能「眼花」，实在太过刻意，让人有政治力介入的联想，连家对主政者的不满高涨。

知情人士指出，连胜文养伤期间，密切关注相关报导，固然不满绿营人士的恶意揣测，实际上对执政当局种种令人起疑的举措，更感不解与不满。

为澄清传闻与釐清案情，连胜文透过友人与助理对外表达「公布录影带」、「不排除亲自公开说明」的意思，据悉就是为了「反驳」检警的侦查方向。

连胜文也一度决定亲自召开记者会，后来临时打消念头，改採公开低调现身方式，但内心对「误击」的动机论，强烈地无法接受。▲◆★●■☆


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数 官方采纳“一千多万”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4117&msg_id=732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党史》二卷问世：

     ☆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中共党史》第二卷：

     ☆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在二卷编写时，对一些历史疑难、重大问题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张启华：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认为是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这29年是一部错误历史，你如何看待？

　　张启华：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符合事实。

　　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至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 ‘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

　　☆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张启华：“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文革”是这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还干了其他事，在某些领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经济发展等领域。

　　有人认为写成这样就是美化“文革”，这是不对的。当然，没有“文革”，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 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1000多万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分歧？

　　张启华：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

　　总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