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北京为何赞成制裁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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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08 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召开会议，对相关决议进行表决。

　　中评社香港 2011年3月8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8日载文《北京为何赞成制裁利比亚？》，摘要如下：

　　近月在中东和北非政坛发生一系列事变的过程中，以利比亚的事态最为严重，进程也最为暴烈。迄今利比亚民众在冲突过程中，死伤者为数惊人，而且内战已经爆发。惹人注目的是2月底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下了赞成票。

　　以往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发生政治纷争或者社会动乱的一个国家，就相关国际制裁或国际干涉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中国往往遵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持反对或者至少也是弃权的立场。

　　这次中国的表现却大相径庭。中国投票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力度颇大的实质性制裁。3月1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记者问：美国“宣称将武力干预利比亚冲突。中方对此持何立场？”外交部发言人不作正面回答，仅声称“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为利比亚尽快恢复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换言之，即使美国派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压制以至镇压卡扎菲辖下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将予以认可。

　　据此，中国向来坚持的有关“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似乎发生了变化。是否可以如此解读中国对相关事态的立场呢？然则，此事涉及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变化，也关乎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此事体大矣。也有新闻分析指出，这次中国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主要是出于维护美、中关系的考量。

据笔者分析，中国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制裁，既不足以说明中国在有关“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上作出了根本性的调整，也不是单纯出于维护美、中关系的考量，而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因素所致。

　　考量之一，是北京同卡扎菲政权历来已久的貌合神离的双边关系。卡扎菲及其家人同北京早已结下梁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处不赘。如今卡扎菲遇到重大挑战，固然中国不会落井下石，也不至于幸灾乐祸，却也决不会从井救人。

　　之二，利比亚处于北非中心部位。中国与该国遥隔万里，鞭长莫及。北非向来是欧洲的势力范围。中国在那里没有什么重大的国家利益，仅涉及经济利益。任凭利比亚风云变幻，就中国而言，无非隔靴搔痒而已。假如友好的邻国如朝鲜爆发政治动乱，中国势必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寸步不让，甚至拔刀相助，也不足为奇。可见地缘政治仍然是大国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之三，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主张以务实态度对待中国，并对中国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概念。迄今为止，这一条仍然成为美国政府和学界衡量中国政治行为以及推动决定对华政策的基本标准之一。北京既然把中、美关系列为重中之重，当然一要做到即使不能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取向一致，却也须避免迎头相撞，二要做到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然则，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大外交取向，自然不能不予以考量。中国为了同本国国家利益不时产生纠结的卡扎菲政权的利益，同美国发生碰撞，岂是智者所为？

　　之四，尽管西方国家替安理会起草了制裁卡扎菲政权的决议文本，可是这项决议出台的背景是在绝大多数国家及民众心目中，卡扎菲政权倒行逆施，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尤其令卡扎菲同情者瞠目结舌的是，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居然与卡扎菲划清了界限，亲自写信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卡扎菲政权涉嫌反人类的罪行。何去何从，不言而喻。

之五，卡扎菲政权在其国内天怒人怨，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又众叛亲离，对本国局势渐失控制力，以动态的视野观察局势，则其成为明日黄花是迟早的事。中国对制裁投下赞成票，应该不存在后患的问题。

　　之六，中国撤退滞留利比亚的中国公民的行动及时而果断。截至安理会通过该决议之日，撤退事宜进展顺利，不会因为中国投下赞成票，滞留者成为牵制北京决策的人质。这相信也是中国如此做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北京对制裁投下赞成票，与其说是对利比亚这个国家实行制裁，不如说是对卡扎菲及其家人实行制裁。任何战略家换位思考的话，很难作出其他的选择。

　　至于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的意向，即使付诸实施，估计中国也不会出头反对。个中又另有玄机。简略说来，大致的原因概如下述：

　　其一，美国意愿不强烈。诚如最近盖茨引述一位美国名将所言，今后如果任何一名国防部长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非洲派遣规模庞大的美军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一下他的脑子是否正常”。他的话自然反映了美国军方的立场。

　　华盛顿对于再次向伊斯兰国家出兵，要全面评估政治宗旨、外交目标、军事能力等要素，以及由此可能在全球范围以及伊斯兰世界引起的直接、间接的涟漪反应，并进行综合平衡。对此，就要三思而行了。

　　其二，即使美国继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之后，再次对利比亚诉诸军事干预，则“备多力分”，用兵大忌。作为这项决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中国周边针对性强的军事压力势必减轻矣。对此，就北京而言，求之不得，正中下怀。▲◆★●■☆


美中为何争相“拉拢”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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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10年12月2日下午，中国政府无偿援建蒙古国家体育馆移交仪式在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中评社香港2011年3月10日电／日本《外交学者》杂志3月7日《为何美国和中国都在拉拢蒙古》，摘要如下：

　　由于缺乏发展、政局不稳以及有限的资源持续制约增长，经济引擎之类的字眼通常与蒙古国无缘。然而，亚太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许多国家都逐渐意识到，这个疆域广袤的国家拥有成为重要战略伙伴的切实潜力。在尘土飞扬的首都乌兰巴托，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越南等国使团活动频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几个欧盟国家，也都显露出与蒙古提升双边关系的热情。

　　原因何在？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蒙古成为中俄相互制衡必不可少的战略伙伴。蒙古和中国的东部边界距朝鲜不到1000公里，使其成为一个有关安全事务的诱人潜在伙伴。蒙古或许没有野心或实力发展战略防御武器，但如果朝鲜政权垮台，形势就会大变。

　　此外，蒙古一直与美国加强安全关系，而蒙古向伊拉克派兵，更是促使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来访，开启美国在任总统访问蒙古的先河。奥巴马已表示将继续加强与蒙古的关系。去年8月，美蒙军队继2004年之后又进行名为“可汗探索”的联合军演。美国向蒙古示好不仅限于向蒙古派兵参加军演。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玛纳斯美空军基地或许能满足华盛顿的短期利益，但美国需要长期安全关系。蒙古似乎合乎要求，在世界上这片不可预知的地区，有望成为美国一个潜在而稳定的盟国。

　　但关注蒙古的并非只有美国。2004年首次“可汗探索”联合军演刚过，中国高层官员就开始与这个北方邻国加强安全和防务事务接触。去年8月，两国举行了旨在促进地区防务和双边防务合作的第五次中蒙防务安全磋商。会后，中方表示这次磋商“为增进两国军事领域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济和贸易也同样被列入中蒙两国的议事日程。今年2月下旬，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对来访的中国外长杨洁篪表示，中国是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杨洁篪则说，中方愿同蒙方进一步深化经贸尤其是大项目方面的合作，推动中蒙关系迈上新台阶。

　　看来，有理由推断北京已注意到华盛顿对该地区兴趣渐浓，并因此开始实施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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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开始产油 中日谈判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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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3-9： 中国曾和日本达成协议，对共同开採具争议性的东海春晓油田(日本名白桦油田)将进行签约谈判，但是中方企业的干部指出，春晓油田已进入生产阶段，此举势将影响双方谈判的进展。

　　中央社自东京报导，“朝日新闻”8日报导引述负责开採春晓油田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监查机构负责人宋恩来的发言，油田已经开採并进入生产阶段。

　　报导指出，中国外长杨洁篪7日才在北京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对中日恢复春晓油田的签约谈判表示积极态度；但如今中方开採企业则表示已进入生产阶段。报导称，这项片面的行动违反日中达成的协议，势将影响双方今后的谈判。

　　春晓油田位于日本主张的“日中中线”海域附近，中方先行探勘引起日方抗议，双方于2008年6月就日方出资共同开採并根据出资比例分配利益达成协议，但是随后未有进一步的协商。 中方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坚持中方拥有春晓油田的“完全主权”。

　　中国国务总理温家宝去年5月访日时，和日方达成协议，将开始谈判有关春晓油田共同开採的签约事宜。但是去年9月发生中国渔船船长在钓鱼台近海遭到日方逮捕事件后，中国宣布延后谈判。

　　报导指出，中方在宣布谈判延期后，把挖掘石油的器材运进春晓油田的设施内，主张对春晓油田具有全面的主权和管辖权，但告诉日方运进器材只是为维修使用。刚宣布辞职的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在去年10月21日，再指责中国“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对油汽田进行单方面行动”，原因是为“在油气田附近发现一些之前没有的钻井器材”。8日的报导则称，由于春晓油田周边海域的海面颜色有改变，日方认为中方已开始开採石油。

　　日本表遗憾

　　日本政府官员周三（3月9日）对中方的做法表示遗憾。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Yukio Edano）在一次新闻会上表示，据媒体报道，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官员作了相关表态，日本方面非常遗憾，希望同中方一起查证。春晓油气田靠近位于日中两国均提出主权要求的海域。2008年，日中两国达成共同开采东海油气共识。本周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裁宋恩来在回答有关春晓油气田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但我们已经启动开发，已经开采原油”。他指出，“我们已说过，中方愿意在有争议海域进行合作，但在我们相信其主权是属于我们的海域，我们已启动开发”。来源: 综合▲◆★●■☆


政协委员痛斥城建热衷造假古董 质疑“首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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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8日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黄利明 姜雷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黄利明 姜雷 3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政协委员、香港房屋协会原主席潘祖尧做了《城市建设中的隐忧》大会发言，指出：近 3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城市建设中的痼疾非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又有新的发展，令人忧心忡忡。他的发言引起众多委员的共鸣，因此也是当天下午大会发言中获得掌声最多的一个大会发言。

潘祖尧指出，这其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一、城市规划论证不充分、不合理。人们常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政府换届，规划改样”，无视专家意见 “搞一言堂”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治，从而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超高层建筑防火问题未得到切实解决，就遍地林立。道路交通规划缺乏全面的前瞻性研究，就盲目发展这个中心区那个核心区，以致交通堵塞在许多城市成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 第二是首都效应。所谓首都效应，就是北京干什么，外地也跟着干什么。北京建了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等建筑，地方上也照葫芦画瓢，盖了不少剧院、体育馆。钱是花了，效果如何？任何建筑，要从本地实际需求出发，不仅技术上要可行，经济上也要合理。现在，各地许多标志性建筑都存在经营成本过大、后续利用困难等问题。

◆ 三是千城一面，到大陆城市去看看，感觉每个城市都差不多。类同的规划，类同的建筑，类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的名称也类同。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大家热衷于大拆大建，结果把城市的个性和灵性给扼杀了。“真是令人痛心！”潘祖尧如此评价自己的感受。

◆ 四是高大全思想横行。各地竞相攀比高、大、全——你高我比你还高，你大我比你还大，如同放卫星一样，你一亩地搞1万斤，我就搞2万斤，这难道不是大跃进思维模式的翻版？

◆ 五是建筑师缺乏话语权，建筑的决策权不在建筑师的手里，建筑师往往只能起到参谋、陪衬的作用，政府投资的建筑，大都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还有暗箱操作，导致建筑造价飙升。六是非洋莫取，我国在科学技术上还相对落后，所以总在找差距，这是完全正常的。可是，建筑上的差距，往往仅是形式上的差距。要知道，形式上只存在差异，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即使外国是好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接受。

◆ 六是 “近年来，我们对外国人的建筑方案奉若神明，如果外国人做了在国外都不敢用的新、奇、特，就更以为了不得啦！总认为洋和尚会念经，瞧不起中国建筑师。1958年我们自己设计的人民大会堂，现在看，也很好嘛！5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自信了？”当潘祖尧说到此时，会场响起的掌声最为热烈。

◆ 七是被破坏的近现代建筑和被不断复制的假古董。对古代建筑，痛定思痛，大家脑子里还有根要保护的弦，可是对近现代建筑，却几乎没有保护概念。10多年来，在城市大发展中，不知拆了多少有历史意义的近现代建筑。有一个城市为了建新楼，把一个一百多年的天文台给拆了，试问全国还有几个百年前的天文台？当年德国人建的济南火车站拆了，哈尔滨的老火车站也给拆了。

相反，各地却热衷于造假古董，“中国传统文化城”、“明清一条街”，花样翻新，不一而足，甚至有人想复制老北京的“八大胡同”，简直不可思议。这些劳民伤财的假东西又有多少价值？

八是建筑的质量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大陆建筑物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幢幢的学校、民居在瞬间烟消云散。楼房下陷、倾斜甚至倒塌也时有发生，被网民戏称为“楼脆脆”、“楼歪歪”，这说明在建设过程中缺乏严格的监管、或者在设计上有欠缺、或者存在腐败问题，令人担心的是，这些被曝光的建筑质量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建筑质量人命关天，所以一定要尽快进行全面的、扎实的检查及修补。

九是献礼工程、政绩工程、标志性工程仍大量存在。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面子，为了政绩，违背科学，不少建筑缺乏充分的前期论证和准备，匆匆上马，赶工期，抢时间，刚剪完彩又花大钱改造，总是这样折腾的话，老百姓受不了，国家也受不了！

潘祖尧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集中有关专家学者，建立若干研究小组，认真、全面总结我国几十年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争取在一年内提出科研报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务之急是各级政府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快制止重复过去的疏漏和错误。▲◆★●■☆


我所经历的艰辛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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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09   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我做企业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个做内容出身的人，没想要做渠道，好像也没想做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的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为了这个内容来配备一个相匹配的运作机制。这有点想喝杯牛奶就自己养头奶牛的意思。因为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的，你就必须自己养奶牛。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时间久了，你对养奶牛的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奶牛有奶牛的意义。慢慢地，你看到周围这片草原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他们也养着自己的一头或者一群奶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了，我这是有点难为自己。我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这和真正做企业完全是两回事。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自己不完全喜欢、起码是不完全热爱的事情。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传媒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你只要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就可以了。但上世纪末，中国传媒从过去的僵化体制到逐渐开放，它需要很多鲜活机制在运作成长，才可能有市场，才可能有个体的创造。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许再过30年，我就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了。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从做节目到做企业，这个转型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就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

　　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一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是一个小众市场，又是基于一个境外卫视不能够完全落地的现状，我当时应该更多地以采购节目为主，减少制作成本，尽量不要做这么多的原创和这么大的制作中心。

　　这就说明我的幼稚。在商业上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我还记得，当我非常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关键是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的时候，你会越做越累，并且事倍功半。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这样一个收入模型还没有得到稳定来源和实践肯定的公司，一下就上市了，然后上市又对财务报表有要求，这使得你在短期的营收和长期的战略定位上经常产生矛盾，实际上是给整个经营团队带来很大困扰，也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困扰。

　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在阳光卫视后期，他跟新浪、贝塔斯曼等公司做了一系列资本操作。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是不是喜欢资本操作，但其实他是希望用资本操作的方式引进不同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让这个卫视平台能够撑得更久一点。我理解他的这份苦心，其实这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我觉得是。所以回头想想，他也非常不容易，真的。

　　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覆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得多。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个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做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毕竟那之后才有了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各种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的出现。我经常被人嘲笑说，是用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该做的事情。

　　去年在世博会的一次活动上，我碰到王石，他还主动跟我谈起阳光卫视的事情。他说阳光卫视有它的成功之处，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事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了一种文化和商业的结合，虽然商业上不成功，但是为后来的人指出了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不是一个溢于言表的人，但是你做的一件事情过了那么久还有人记得，并且有人肯定，我觉得很温暖。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也是一次完成战略转型和业务调整的机遇。公司过去是一个平台的运营商，在阳光卫视出售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内容提供商。但我在这之后慢慢看清媒体市场的走向：在一个整合媒体的时代，单一的媒体平台是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无论是品牌的推广还是商业的合作，都需要一个整合媒体的概念。“整合”现在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观点了，应该说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很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向，而且正因为我没有一个平台去经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了唯一的商业出路，所以我们比较早就开始多媒体经营和战略的转型。现在看起来，这种预见还是正确的。

　　我们目前有三大业务板块。一个是以《杨澜访谈录》品牌为核心的精英阶层影响力社区。一个是以《天下女人》品牌为核心的都市白领女性影响力社区。第三个是我们在近些年拓展的新业务——承接地方城市大型活动和演唱会的制作。我们不仅是制作者，还会把城市文化推广和背后的立体宣传作为一种服务提供出来。这是公司成长性很快的业务。到2011年，这种大型活动和整合传播会占到公司一半以上的收入。此外，我们还有实体珠宝店、网络影视剧平台、信用卡开发等关联业务。这些业务都不是独立的，都和我们网络上的整合营销、整合传播捆绑在一起。

　　公司现在平稳发展，到2012年会具备更大的商业规模，这也得益于我过去四五年的积累。其实，我并没有想要做多大。可能吴征是做投资和金融的，有时候他会注重一种资本放大效应。但我做媒体还是喜欢踏踏实实的，对我来说，适当的规模和优秀的品质要比单纯的规模重要得多。不过后来我也发现，当你建立一个机构之后，这个机构会有自己的需求，它会成长，并且开始有自己的欲望。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十周年庆典。10年前的杨澜还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10年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前几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美术馆。那儿陈列了很多民间工艺品，其中有一种就是民间做馒头的那个范子，上面印个小鱼，印个小鸡，然后把它盖在馒头上面，馒头上就会有这个印子。我就觉得，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一个范子。所谓模范，其实一个模字一个范字，我觉得特别不需要做那些东西。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企业我自己说了算，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也更淡定，但是归根到底，你要是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来源：东方企业家) ▲◆★●■☆


梅德韦杰夫朝普京的菜园扔石头？
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1-03/08/content_4231269.htm

----美副总统访俄　俄总统再打自由牌

2011-03-08 本报特约记者　苏清
 
　　“美国方面并不准备利用副总统拜登对莫斯科的访问，表露对明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某些候选人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态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和欧亚问题主任迈克尔·麦克福尔３月４日在回答媒体有关提问时说，“在拜登副总统的访问中，我们绝不会表露对任何一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支持。我们不会去这么做。我们将会见梅德韦杰夫总统，会见普京总理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家——那些希望并有可能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人。”

　　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访问计划，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３月８日傍晚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在拜登的访问行程中，除了会见一系列的俄罗斯政要和商业精英，还将访问莫斯科大学以及号称俄罗斯硅谷的斯科尔克沃中心等地。

　　对于美国副总统将要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俄媒体颇多猜测，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迈克尔·麦克福尔所驳斥的“表示出对某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的支持”。

　　当地时间３月３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出席了名为《伟大的改革与俄罗斯现代化》的学术会议。俄媒体报道说，在这次会议上，梅德韦杰夫针对自由的问题，做了罕见的、热情洋溢的发言：“我们不能延缓自由的实现，也不应该对拥有自由的人们感到恐惧……不能够再拧紧螺栓，多余的、严酷的制度和过剩的控制不是值得庆祝的好事，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腐败，反而会促成更多的腐败；不能帮助我们提高管理的效果，反而会降低管理的成效。因此，极其重要的是，给予社会和民众自治的可能。”梅德韦杰夫还强调，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已经给今日的俄罗斯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一些人认为，造成俄罗斯在２０世纪悲剧历史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成功地嫁接‘自由’。怀疑论者则认为，俄罗斯人民不适合那些重大的改革。我认为，亚历山大二世与那些志同道合者为俄罗斯指点了未来的道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富有生命力的发展道路，不是什么特别的途径，也不是苏维埃的实践，而是正常的、人道的制度。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曾思考的。从历史上看，只有他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不是尼古拉一世，更不是斯大林。”梅德韦杰夫激昂地发言说。

　　俄媒体分析称，梅德韦杰夫３月３日关于自由的激情演讲，更像是自己参加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的誓言。梅德韦杰夫通过表达自己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崇敬之情，向社会提出了另一条俄罗斯发展的道路，即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制度，而这与普京为俄罗斯规划的腾飞之路显然有所差别。

　　分析人士还指出，在梅德韦杰夫的激情演讲中，还有多处影射普京的内容，比如，呼吁不要拧紧螺栓，就被认为是暗指普京试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梅德韦杰夫的讲话，无异于往普京的菜园子里扔了石头。”评论人士说。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不寻常的举动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即将到访，让俄罗斯新闻界躁动不已。人们纷纷猜测，再次强调自由主义风格的梅德韦杰夫将会得到美国人的公开支持，而这可能造成双头领导彻底分裂的明争，也可能造成暗斗中普京失利退出２０１２年的争夺。

　　俄《独立报》甚至开始推测普京未来的退路。“不排除拜登和梅德韦杰夫探讨在２０１２年大选结束后怎样安置普京的问题，也许普京将会担任一个国际职务，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或者联合国的一个什么领导职务。”《独立报》在报道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对于俄媒体的种种推测，普京这边表现得很淡定。总理的新闻秘书德米特里·别斯科夫对各种消息表示困惑。“都是些非常让人奇怪的消息，今天似乎不是４月１日吧。”别斯科夫在回应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的相关提问时说。▲◆★●■☆


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 幸福指数成为政治导向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3-03/123122045827.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3日  中国新闻周刊

       别了，GDP崇拜

　　2月中旬，从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此前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GDP一时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硬指标”，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标”的时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发生。

　　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也是万万不行的

　　本刊记者/李静睿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但是MPS在中国的推行也并不顺利，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专业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多年，他回忆称，在MPS的平衡表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而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已经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在经济危机的短暂回调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接下来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则开始以十万亿元为单位实现连级跳，到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GDP已经逼近40万亿元，到达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高峰之上。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

　　幸福美丽——GDP转型的宁波样本

　　“十二五”期间，宁波将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增加

　　本刊记者/赵杰  (发自宁波)

　　早春的东海之滨，集装箱已上船，万吨巨轮开始缓缓起航，背后是繁忙的北仑港码头，如山的货箱，还有如梭的运货车⋯⋯一个好消息经海风传来：去年北仑港的东家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听到这个消息，宁波人李冉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依旧安静品茗、听戏。这位来自事业单位的主管似乎和百余年前他的老乡陈鱼门性格喜好相仿：渔港船帆忙碌进出时，陈喝着茶，琢磨出了108张代表航海业各种特点的牌，并用宁波话名之以“麻雀”(音同麻将)。

　　麻雀环绕家门不远飞。陈鱼门以麻将安慰或提醒船员，家门不远，行海千里不忘家。

　　李冉对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几个关键词情有独钟：幸福美丽、智慧、生活品质。“这些词更符合宁波人务实顾家、注重生活的个性”。

　　从“幸福美丽”说起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一度厌烦官场辞职归乡，以毕生精力将自己爱好藏书的兴趣发挥到极致，留下了名扬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

　　经其后人打造的家园恬淡美丽，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缩影。李冉对前人范钦率性而生、淡然而居的理念颇为赞叹。

　　但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发展数十年后，“幸福”似成雾中花难以琢磨。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和网民互动时，“幸福”更成为热词。

　　两个月前，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网民互动时，对幸福一词下过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幸福美丽”出现在宁波“十二五”规划首页目录当中，对象是新农村。当然，不仅仅是农村。规划提出，要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重要内容既包括建设“幸福美丽”新农村，也包括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    

　　自200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且于2009年独夺该奖金奖的宁波，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定位幸福。根据该市资料，同样是连续三年，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均跻身全国十强，下辖县(市)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

　　“‘十二五’期间宁波促进社会进步有自身优势”，主笔该市“十二五”规划的刘兴景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老百姓要幸福，就需要社会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政府更加透明，服务意识更强。而在社会进步方面，宁波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更有条件进一步提升底层群众生活水平。

　　根据2007年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排名情况，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居第五位和第四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居第三和第一，外贸进出口(自营)总额第三。

　　根据该市资料，去年，其城乡差距为2.1：1，小于其所在浙江省2.3:1的比例，更远小于同年全国3.3:1的数据。而浙江省以上述数字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

　　“智慧”转型

　　去年5月15日，世博会首场主题论坛“‘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选址宁波，这场旨在探讨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论坛刚一闭幕，打造“智慧城市”战略即被宁波市委、市政府提上日程。

　　“会议结束后，市里就开始成立专项小组进行调研。”宁波市信产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顾德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产局局长吴胜武亲自牵头主编《智慧城市  技术推动和谐》一书，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包含公共服务管理、交通管理、突发事件管理和城市管理四个智慧系统。

　　吴胜武认为，构建这些系统是治理“城市病”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可推进新兴产业的勃兴；一方面可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效能。

　　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同样被写入宁波“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推进十大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包括智慧公共服务、健康保障、交通等五大应用系统建设和智慧社会管理应用体系建设等。

　　宜高(中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总监傅伟群感受到了城市变化，“市、区政府给我越来越多的是服务而不是要求”。

　　傅伟群此前加入了由宁波市人事局和鄞州区人事局发起的网上聊天群，“人事局会经常发放一些信息给我们企业”，包括培训、人才市场、人才福利等多方面内容。

　　她刚刚获得通知，下个月其所在公司高管将参加由宁波市经贸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工业产品设计与品牌战略高研班”，“本期培训费、资料费、证书费、中餐全免”。

　　傅伟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免费的培训和午餐很多，“都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并且培训内容都很实在”。另外，免费的活动还有人才市场招聘会。

　　类似培训项目成为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十大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根据规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和紧缺专门人才培训等，在今后五年间或将更多出现在政府服务活动中。

　　当然，顾德道也坦言，这一切距离真正的智慧城市差距尚大，“或者说一切刚刚开始”。刘兴景则认为，宁波转型包含着港口、城市、产业、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就社会转型而言，应“尽快完善社会管理”。

　　“唯GDP？早已过时！”

　　当宁波市发改委处长李献增激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市荣膺2010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榜首位的消息时，该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安平在思考如何通过更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推动“十二五”宁波新发展。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关于GDP考核的问题时，陈安平一挥手说：“唯GDP？早已过时了！”

　　曾经学过管理的陈安平早在1995年任职乡镇“一把手”时就提出要推进“科学管理”，从党建，到经济、社会和行政实施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打破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

　　如今，他仍旧一再强化党员干部的科学管理意识，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建立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和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强化行政问责。

　　陈安平提出科学管理理念十年后，就亲历了宁波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政绩考核体系的研究。该课题组最终形成《以“两观”为指导构建政绩考核体系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提出“唯经济增长论英雄”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成为唯GDP增长论，忽视了社会、自然、区域以及不同群体协调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

　　《报告》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党甚至一个地区而言，有怎样的发展观，就有怎样的政绩观。“要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及目标，关键要有一套与之配套、科学有效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做保证”。

　　现在的考核体系更显多元和复杂。目前，在宁波乡镇领导班子已全面实施的职位说明书需涵盖职位内容、任期要求、工具设计等等。该说明书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给出并予以考核。

　　据悉，根据新考核标准，已有数名部门、地方相关负责人被调整职务。该市鄞州区在2009年乡镇、区级机关部门届中考察中，一次性将11名考核基本称职者改任非领导职务。

　　“‘十二五’我们会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会增加。”陈安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十二五”开局，宁波市委组织部在近期连续出台新的政绩考核办法。今年2月，出台《突出科学发展导向 创新政绩考核办法》(下称“办法”)，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面，从各方面评判干部政绩。并提出考核指标的设置坚持质量与数量统一，速度与效益并重，“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标，引入环保、政府负债、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保障等指标”。

　　就考核体系的构建，浙江省委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较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

　　其实，告别“唯GDP论”已成全国上下一致共识。据悉，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该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介绍说，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