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央插手 赌王何鸿燊家产最终分配揭晓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3/news-gb2312-1316010.html

 苹果日报 于 2011-03-24：「分燊家」风波真正大团圆结局，事件焦点─澳门娱乐股权分佈亦尘埃落定，长房获分浅水湾一号大宅及现金，合共不少于 30亿元，二房继续掌管信德及新豪两公司，三房保有原先获分的澳门娱乐股权，至于四太梁安琪则取得澳门博彩的话事权。何家四房太太「求仁得仁」，中央亦乐见何家争产风波和气收场，不致影响澳门赌业。

澳博昨日公佈， Lanceford持有的 31.655%澳娱权益，当中 6%由梁安琪持有，另外 0.117%由何鸿燊持有，至于馀下 25.538%由何鸿燊家族成员（即二房及三房）拥有。由于澳娱持有 55.68%澳博股权，按最新分配比例，加上梁安琪本身持有的 7.69%澳博股权，她在澳博的持股量达 11.03%，按昨日澳博收市价，市值约 79亿元。

昨晚澳博发出声明，赌王四太梁安琪获分配 6%澳娱股份，她早前已获分 7%澳博股份，梁安琪昨晚在电话中说：「已经好多人打嚟，唔系多分 6%，呢样（分股）系实事求是」。问她是否大感公道？她说：「呢个系我应该做就做嘅，其他野我唔需要回应」。

此外，赌王何鸿燊昨日 5时由三太陈婉珍布力径寓所出车，多名保镳护航， 5分钟后抵达二太蓝琼缨谷柏道大宅。

据悉，这个「分燊家」安排是四房商讨后的最终结果。

去年底赌王何鸿燊透过将 Lanceford股权重新分配，把名下 31.655%澳娱分给二房及三房，比例为 49.45%及 50.55%，即二房及三房分别持有 15.653%及 16.002%澳娱，掀起「分燊家」风波，结果要由澳门前特首何厚铧及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代表中央出面，摆平四房，并签订家族和解协定。

在商讨协议时，问题最大是二、三、四房就澳娱的股权争斗，据悉，长房对赌王的赌业王国并无兴趣，故「要钱不要股」，较早前已获分浅水湾道一号大宅及现金，传闻至少约达 30亿元。至于二房，由于无意将控制的信德集团股权拿出来再作分配，而三房此前并未获任何分派，亦不肯将已获得的澳娱股权拿出来分派，最后二房何超琼考虑到本身是美高梅的法定代表，拥有其中一个澳门赌牌，故「弃守」澳博，「保住」信德，在原先分得的 15.653%澳博中，抽 6%分予梁安琪。

虽然梁安琪在是次分配中，多取了 6%澳博，但据悉有关股权会透过特别安排，令其仅名义上持有，梁安琪获得澳博 6年的管理权，但不会行使投票权。

虽然二房透过信德持有澳娱，在澳博的持股量逾一成，与梁安琪仍拉成均势。不过，梁安琪手上还持有 3,000万股澳博认股权，行使后的持股量将增加 0.55%。加上二、三房已同意不会左右梁安琪管理澳博，澳博于 4月 29日举行的股东周年大会，梁安琪及支持梁安琪的澳博行政总裁苏树辉重选董事，料将会顺利连任。澳博真正话事权最终仍落入梁安琪手中。

各房：长房

分配所得：浅水湾道１号大宅及现金，合共不少于 30亿元

各房：二房

分配所得：信德及新豪控股权

各房：三房

分配所得：澳娱 16.002%股权，各房内最多，市值约 64.4亿元

各房：四房

分配所得：澳博 11.03%股权，各房内最多，市值约 79亿元▲◆★●■☆


赌王家族争产风波尘埃落定　四太疑成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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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四太梁安琪成为本次分配最大赢家。资料图片

　　中评社香港2011年3月25日电／赌王何鸿燊家族争产风波终尘埃落定。澳博（0880）24日最新公告披露股东持股情况，透露身兼澳博董事的四房太太梁安琪获分配6%的澳娱股份，令她在澳博的持股量上升。据澳博公告表示，获悉于何鸿燊及其家族成员之间签订并且完成和解协定后，由何鸿燊实质持有的Lanceford公司，其持有的31.655%澳娱权益将重新分配，其中0.117%为“赌王”本人拥有，6%权益由梁安琪拥有，而余下之25.538%权益将由“何鸿燊家族成员各自分别及／或实益拥有”。
　
　　香港《文汇报》报道，澳博在24日的公告中，并未披露其他家族成员分得的权益比例，仅指公司认为Lanceford在澳娱股权的和解协定，对该公司并无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管理或策略性方向有所改变。

　　据公司此前披露，澳娱持有澳博55.702%权益，按此计算所有“其余家族成员”共可分配到约14.23%澳博权益。而「赌王个人则持有约0.065%权益。而梁安琪将可分配到3.34%权益，令其持股量达到约10.97%，以澳博昨日收市价13.16元计，市值约为79.06亿元。

　　不过，Lanceford发言人24日回应查询时指，由于持股情况复杂，四太最终持股量应以联交所公布资料为准。而梁安琪本人也没有确认，她仅表示已经按照条例，实事求是地公布了数字。根据联交所权益披露，梁安琪于3月17日获得3000万股澳博权益，好仓权益由此前的7.62%增至8.17%，即有4.47亿股在手。以此计算市值约为58.83亿元。
　
　　即使四太最终仅获分配3000万股澳博，也是此次分配方案的大赢家。因为澳博今年1月曾公告宣布，将Lanceford分给三房陈婉珍和二房何蓝琼缨5个子女共同持有，何鸿燊本人仅象征性地保留100股澳娱，而四太则未有获得任何股权。按照当时的方案，三房最终将持有澳博8.91%权益，二房也将持有8.73%权益，均超过梁安琪的持股量。
　
　　该方案公布后引起一连串风波，律师高国骏一度代表赌王入禀高等法院，指有关股权转让予二、三房并不合法，未能达至赌王平均分配财产予四房的意愿，要求撤销有关安排并向二房女儿何超琼、何超凤及三太陈婉珍等11人追讨赔偿。
　
　　之后事情又有戏剧性变换，3月10日何鸿燊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事件已得到圆满解决，何鸿燊2月21日已亲自终止入禀诉讼，并与家族各成员坦率对话，各方于3月8日已签订和解协定，将齐心协力开拓澳门博彩事业。▲◆★●■☆


西方故意把人权与主权对立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077

   2011-3-23：西方军事干预利比亚内战已经进入第四天，中国已表明反对滥用武力立场。中国官媒23日发表社论称，西方故意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道德依据”。

　　利比亚内战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无论它的结局是卡扎菲下台，还是利比亚分裂成两半，都将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痛苦过程。也门局势也于近日陷入大动荡，中东的混乱决非几个月甚至几年能够整理出新的秩序，世界将跟着受到拖累。

　　在中东之外，当前比较纠结的是美英法这些发动空袭的国家，因为它们面临今天做什么，明天又做什么的急迫选择。由于把“中东革命”强行往某个方向扭是很吃力并风险重重的事，西方很可能已被中东的乱局套牢。

　　美英法对空袭利比亚仍无统一的政治目标，让这个国家成为“民主的”更像是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有可能实现它的各种路径都被内战的空前混乱堵死。美英法的空袭仓促而无奈，有点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随着也门局势走向摊牌，中东变局的能量越积越大，操控它的难度也越来越高。积极介入“中东革命”的西方大国，正在付出代价。

　　然而意外的支持从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近日有人针对多国空袭利比亚，在国内著名网站上发起“人权高于主权”的奇怪讨论，并称“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独裁者的蹂躏，比维护一个屡屡作恶的政权重要得多”。这种讨论乍一看很像是西方保守主义者搞的。但它不是。

　　其实在中国国内，人权的重要性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人权和主权同样重要，是西方故意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道德依据”。中国一些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跟着这样喊，好比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踢“乌龙球”。

　　国家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及民族实体，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各国的利益不同，谁主导世界，谁就能更容易地实现本国的利益，这是全世界学者广泛认同的冷冰冰的现实。

　　西方主导世界已经几百年，西方当前最大的战略就是要保住这一主导权。空袭利比亚固然含有西方民众同情利比亚平民的元素，但它同时更是西方大国的政治决定。这个决定很匆忙，却很固执，它传递出的头一个国际政治信号是：这个世界仍要由西方说了算。

　　中国在开放，崛起，我们缺少应对复杂国际事态的经验，但有一点我们决不能糊涂：不能让西方拥有随意处置某一个国家的权力，无论这个国家是多么糟糕。西方对利比亚的干预应限制在安理会规定的设立禁飞区，它干预过度是胡来，和卡扎菲的胡来一样应当受到谴责。

　　中国在思想领域目前仍处于弱势，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总体上一直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个藏有巨大私利的老师。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学习西方的很多东西，同时我们保持清醒，我们切不可以在重大利益上被他骗了。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究竟持什么立场？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香港2011年3月25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24日载文《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究竟持什么立场？》，摘要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在利比亚对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进行了大量新的嘲讽，虽然这一军事打击是北京允许进行的，这一现象显示，在中国政府想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愿望和对多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冲突和人权事务的恐惧这两种情绪之间，存在着矛盾。

　　《环球时报》周三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颂扬了中国政府在利比亚爆发抗议浪潮时将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人撤出的行为。文章说，(如果没有这一撤离行动)，三万多名中国同胞就会被困在这场发端于利比亚内部冲突、并由西方军事干预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环球时报》是中国一份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小报，它由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出版。

　　同时，在周三出版的中国国有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庆功发表评论文章说，美、法等国推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时用以作为其行动理由的人道主义担忧，不过是“精心装饰的借口”，文章说，利比亚的动荡局面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国家的政治鼓动导致的。

　　上述批评声音与中国官员的声明遥相呼应，但在此之前北京已决定在上周四联合国安理会表决1973号决议时不使用否决权，从而使盟军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得以进行。这项决议授权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保护受到忠于卡扎菲部队袭击威胁的平民。虽然俄罗斯同样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它也与德国、巴西和印度一道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观察中国的人士说，这是北京首次没有阻止安理会支持因人权或人道主义原因而对某一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虽然北京在199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678号决议时也投了弃权票，但这一决议是对伊拉克侵略主权国家科威特作出的回应)。

　　中国政府自联合国安理会上周四表决通过1973号决议以来一直坚持说，它虽然对这一决议存在疑虑，但考虑到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和非洲国家联盟(African Union)的愿望，它没有阻止该决议的通过。中国本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上周四说，中国支持安理会“采取适当和必要行动尽快稳定利比亚形势并停止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但中国也“对决议的部分内容有严重异议”，中国反对在和平手段没有用尽时使用武力。

　　但不投否决票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3月2日说：让我们实话实说吧，禁飞区始于对利比亚的打击。

　　中国上周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之前，上个月还曾更加少见地投票赞成安理会一项授权制裁利比亚政府的决议。授权制裁的原因是利比亚政府对平民示威者的血腥袭击。

　　对于那次投票是否有违北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长期立场的问题，中国官员做了回覆，但并未说服所有人，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在国内，不少民间评论人士支持针对卡扎菲的军事行动，并指出北京因他国政府侵犯人权而同意予以制裁存在的讽刺之处。

　　知名博客作者韩寒周一写道：“中国投了一票支持制裁，一票弃权禁飞，让人欣喜。……朋友转而问我的观点，我说，我的观点特别简单，独裁者没有内政，杀戮者当被侵灭。昨天正好是十九年来最大的月亮，无论是谁，无论为了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他。”

　　近几天中国官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大加批评，说明北京希望清楚表明，它在安理会的两次投票不会是先例。外交部一位发言人周二说，中方对于多国部队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尚未证实）“深表关切”，说军事行动有可能违背初衷，加剧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初衷是保护利比亚平民的安全。”她的话和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秘书长穆萨(Amr Moussa)周日对空袭的抨击差不多。姜瑜说：“我们反对滥用武力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据报道，利比亚已要求其武装部队停止了军事行动，我们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使以及非盟、阿盟继续为和平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开展外交努力。”

　　此前在周一，《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文章，把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斥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又一次欠考虑的战争选择。文章说：“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是继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一些国家本世纪第三次对主权国家动武。”

　　评论说：“伊拉克八年来的血雨腥风、广大民众苦不堪言的生活既是一面镜子，更是一种警示。”  ▲◆★●■☆


审计掀起风暴：中国高铁被指犯下“7宗罪”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088

    2011-3-24： 内地审计风暴颳到近期成为焦点的铁道部，审计署昨天公布审计结果，指通车在即的京沪高铁有「7宗罪」，涉及的问题款项高达50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约5亿元涉及大型国企使用虚假发票及挪用公款。审计署已将有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调查。

　　审计署在2010年5月至7月对京沪高铁项目进行跟踪审计，昨天公布《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2010年跟踪审计结果》，列出项目中7大问题。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挪用公款和虚开发票问题。审计结果指出，京沪高铁的个别施工单位及个人，转移挪用公款和建设资金1.87亿元及其他相关问题，涉嫌违法违纪。与此同时，中铁属下11个局，以北京建工集团、中建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在砂石料採购、设备租赁等业务中，使用虚开、冒名或伪造的发票1297张入帐，金额合计3.24亿元。

　　审计署指出，作为京沪高铁建设单位的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京沪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扣回物资供应合同履约保证金5558.74万元，而相关单位的履约保证函已经失效或被京沪公司退回，以致资金已难以追回。

　　审计结果还指出，在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等工程，中标单位在招标前已提前开工，涉及合同金额44.46亿元；京沪公司则排斥其他潜在投标者，与中铁建工集团、中铁建设集团签订6份工程合同，涉及金额4.9亿元。

　　中国政府网引述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司长徐爱生说，审计署从2009年开始，连续两年对京沪高铁项目进行跟踪审计，其中招投标不合规和虚假发票入帐问题，在两年审计中均有发现。审计署已将这些涉嫌违法违纪问题，分别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今年2月中突被免去职务。内地传媒透露，刘志军涉及8个铁路建设项目中，向中标企业收取仲介费，涉及金额高达8.22亿元。至于这次审计署查出的问题是否会与刘志军拉上关系，值得继续关注。来源: 明报  ▲◆★●■☆


中国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102

    2011-3-24：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山西大学教授吴敏3月22 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文章指出：

30多年来的改革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没有”：

◆第一，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等旧的教条社会主义思想实行割裂；

◆第二，没有摒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所谓“基本制度”；

◆第三，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第四，没有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作为判断改革的根本标准。

身为一名体制内学者，作者敢于公开发表大胆的批评性言论，比较罕见。特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文章全文如下：

　　1949年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就摒弃了作为“建国大纲”和“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离开发展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既定道路，大张旗鼓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政治运动，以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紧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直接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使得经济形势稍有好转之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又恶性膨胀，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致使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极为严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动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以启动，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的一页。

　　30多年来，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取向，改革开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其主要表现，一是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基本上平反了建国后30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二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愈益显现；三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到相继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四是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猛地增长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年均增长约 10%，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也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五是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为任期制，初步实现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职务比较有序的新老交替。

　　不过，相对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大趋势而言，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存在着相当突出的缺陷和差距，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其主要表现，就是以下“四个没有”——

　　● 第一，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等旧的教条社会主义思想实行割裂

　　根据恩格斯的分析，任何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都是某种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的“物质附属物”，是由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而且，这种制度一旦形成，又成为一种既定的现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这表明，体制作为制度的具体形态，必然有其所依赖和凭借的意识形态，必然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主要上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其本原的理论依据就是当时在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宰地位、而后来已被历史实践所唾弃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里包含有某些有益的探索成分(如对“十大关系”的分析)，但其主体内容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演绎。因此，我国要推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必须顺藤摸瓜、寻根究底，从源头上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清理，同其实行根本性的割裂。但是，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至今，承担改革大业领导职责的执政者不仅没有致力于对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清理，还一再强调要牢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项“基本原则”。但仔细分析主流意识形态所阐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不难发现，其最重要、最具现实性的内容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比如，30多年来历届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说“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新的社会形态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投影。我们既要顺应时代潮流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又要把悖逆时代潮流并被历史发展所摒弃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化表现形态奉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改革怎么可能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

　　● 第二，没有摒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所谓“基本制度”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启动伊始，执政者就一再声明需要改革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体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予以维护和坚持，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其所说的基本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公有制为主体”。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呢？中共十三大曾经诠释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试图将国家权力从党的领导中剥离出去，以实现“党政分开”。但是，1989年之后，最高领导人又从十三大的立场上退回去了，重新将“共产党的领导”表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并将其具体实现方式定格为各级党委“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后面这一种党的领导制度，与前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制度没有实质性差异，邓小平曾批评其是“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是传统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总病根”的主要根源。我们的改革既要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总病根”，又必须坚持“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的基本制度，这势必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使得改革的实践进程在“党的领导”的强大威力面前难以迈出决定性的步伐。然而，人们很难理解，此种与现代政治发展和国家管理规律相悖谬的“一党专政” 制度，早在20年前就在其原产地俄罗斯及其近邻东欧各国被人民抛弃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在顷刻之间多米诺骨牌坍塌般地相继丢掉了执政权，它怎么能够能长久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始作俑者是斯大林。其具体的实践形式，在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国有企业和所谓 “集体所有制”组织的一统江山；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30多年后的现在，则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以绝对垄断地位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排斥、挤压和剥夺。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公有制根本不是一码事，与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势必产生尖锐的矛盾。在坚持此种“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怎么可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最终的成功呢？

　　● 第三，没有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

　　邓小平原来设计的改革总体方案，不仅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还强调“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遵照这个思想，中共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所取得的实践成效也令人鼓舞。但非常遗憾的是，自1989年政治风波到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被搁置起来了，其实践进程严重地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一是这20多年期间召开的四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大都比较实在、具体，改革矛头已经指向传统经济体制的核心部位，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则往往过于空泛、抽象，只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翻来覆去地打转转，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至今没有触及；二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专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分别通过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决定，而20多年来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一次也没有召开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实施方案至今杳无影踪；三是20多年来不仅完全避开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传统体制“总病根”的根本要求，连邓小平认为应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的“党政分开”也不提了，还废弃了党的十三大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开了历史的倒车；四是对于这些年来一再重复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基层民主”等政治体制改革要求，不仅缺少实质性、根本性的推进措施，甚至在一些方面还进一步、退两步，走了回头路。

　　比如，不少地方在前几年就明确规定，不允许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进行个案监督，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的比例必须占到80%以上。这些做法，难道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基层民主”所需要的吗？难道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吗？

　　● 第四，没有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正作为判断改革的根本标准

　　对于一些人担心改革“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疑虑和恐惧，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判断和检验改革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这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三条标准中，第三条最为重要、最为根本。因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自1984年改革的重点转入城市、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改革进程更多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国库充盈，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则不仅没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中予以应有的注重，而且为了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还对权贵集团乘新旧体制转换空挡对人民创造的财富巧取豪夺的恶劣行径，对各级官僚凭借权力的寻租和自利行为，采取了默认乃至纵容的态度。当人民群众对此不满并表达愤懑和抗议时，领导改革的执政者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和专政工具来进行压制乃至镇压，堵塞了普通民众行使权利、表达意愿的一切通道。这样一来，随着国有企业“承包”和改制、商品价格双轨制、高校扩招、原始股上市流通等所谓改革措施的相继推行，一方面，不仅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因下岗和企业效益不好而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明显减慢，进城农民工在血汗工厂里受到的压榨和盘剥越来越残酷，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散户股民血本无归，连刚开始孕育的中产阶级也处境艰辛、前景堪忧。另一方面，权贵集团则凭借自己所垄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利用各种合法、非法乃至犯罪的手段，从普通百姓身上和国库里肆无忌惮地攫取了数额巨大的不义之财，成了当代中国寡廉鲜耻、骄奢淫逸的新剥削阶级。这样的改革实践，无论引领改革者原本的动机和意图如何，仅从老百姓的实际感觉而言，它已经背离了1978年刚启动时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想象，在相当程度上变异了，变成了一种充满原始、野蛮色彩的经济掠夺，嵌入了相当程度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关心、支持和拥戴，经过此后10多年的怀疑、忧虑和担心，逐渐变成了近些年来的冷漠、恐惧和排斥。来源: 网讯  ▲◆★●■☆


传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被带走调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078

   2011-3-23： 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由于涉嫌违纪，被有关纪检部门带走调查。一位知情人士称，苏金生近日被调查人员带走后，一直未回到单位工作，原定他本周一要参与的会议也未参加。

　　据记者调查获悉，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由于涉嫌违纪，被有关纪检部门带走调查，有业内人士猜测称，此次苏金生案或与此前中移动腐败窝案有关。

　　一位知情人士称，苏金生近日被调查人员带走后，一直未回到单位工作，原定他本周一要参与的会议也未参加。苏金生涉案缘由尚未有明确说法，不过业内传闻颇多。一位来自电信运营商的内部人士称，此次苏金生案发可能与此前中移动腐败窝案的进一步调查与审计有关。

● 工信部总工程师苏金生

　　苏金生曾长期担任电信管理局局长，也是中国移动成立初期的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根据公开简历，苏金生出生于1955年8月，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学硕士和挪威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历任西安市电信局副局长，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副局长、局长，1997年2月任中国邮电电信总局副局长兼移动通信局局长。

　　1999年6月，苏金生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筹备组组长、临时党组书记。2000年4月，他出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并于2008年7月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局长。2009年4月，苏金生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

　　苏金生最近一次在公开亮相是3月16日，他在北京出席了2010年“ICT深度观察大型报告会”。

　　据了解，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等人的腐败窝案，中央纪委已经基本结束阶段性调查，专案组人员也于年前即撤离四川，但是案件仍未移交至法院，所有案件都尚未侦查结束，而对于电信运营商的调查与审计仍在继续。来源: 财新网  ▲◆★●■☆


利比亚战事升级 4央企410亿项目搁浅
http://finance.stnn.cc/Macroeconomic/201103/t20110323_153046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3-23： 遭遇“天灾人祸”后13家上市公司表态

　　星岛环球网消息：截至目前已至少有13家上市公司对日本大地震和利比亚局势这两大主要的“天灾人祸”造成的影响正式表态，日本地震影响较小，但利比亚人祸损失额度较大，四大央企有超过400亿元的项目暂时搁浅。

　　《广州日报》报道，近期资本市场多灾多难。欧菲光昨日发布公告表示，该公司业务并没有受到日本地震的影响。这也是日本地震后，第9家上市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再加上因利比亚战事升级，已经至少有13家公司先后表态。

◆ 多家公司表态地震影响小

　　欧菲光称，公司供应商和客户均不在地震震区，截至当前，主要供应商均回复能正常供货，主要客户也回复表示经营正常。

　　而在地震影响当中，多数公司表示影响较小，只有美达股份(000782)、中银绒业(000982)等三家公司表示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市场占中国软件外包业务的比重约为60%，因此海隆软件(002195)、东软集团(600718)、浙大网新(600797)、中国软件、南天信息(000948)等公司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不过，截至目前多数公司表示“影响不大”。

◆ 利比亚局势的影响更大

　　“同地震相比，利比亚战事升级对相关公司的影响更大。”华泰联合证券市场分析人士表示。

　　国资委透露，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目前已经有中国中冶(601618)、中国建筑(601668)等四家大型央企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达到410.35亿元。中国铁建(601186)未完成合同额达233.95亿元，占一半多。

　　但400多亿元的未完成合同不会对这些大型央企的业绩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如中国建筑去年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2466.33亿元，利比亚未完成的合同仅占收入的3%左右。

　　另外，目前这些公司的理赔已经启动。葛洲坝(600068)21日公告称，该公司收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付的16232.55万元的保险金。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


商务部：利比亚动荡对中资企业造成很大影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9004

   2011-3-22： 中新网财经频道从商务部网站获悉，商务部22日举行例行发布会，通报2011年1-2月我国商务工作运行的有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利比亚政局的动荡确实对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姚坚表示，利比亚政局的动荡确实对中资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根据材料显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政局动荡，大部分中资企业人员撤出之后，对于项目的进展，对于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实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姚坚表示，在人员比较有效、有序撤出的前提下，会同有关商会和企业，开展了在利比亚大型项目的资产评估和损失评估工作，妥善处理相关的后续事项。同时，由于西亚北非地区是中国在海外投资“走出去”的重要地区，中国和这个地区也有比较完善的经贸合作机制和相应的工作机制，也会通过这些机制来保护中资企业在利比亚、在西亚北非地区受到的影响。

　　姚坚表示，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参与海外项目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去年中国在海外投资是590亿美元，我们也预计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可能会超过中国的吸收外资。所以，怎么样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的安全保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他称， 前一个阶段商务部在这些方面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是在海外市场安全信息的采集、预警的发布、日常的监管、突发事件的处置、政府后续援助的提供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在加强预警预测方面，也及时通过政府网站来提供海外的安全信息。在安全监管方面，会在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之前，会同有关的商会定期对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安全应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培训和辅导。同时，在应急体系建设方面，国内也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分工明确的境外投资企业的突发事件处置程序。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境外企业的安全工作，包括通过商业化的手段进行相关的项目的保险和人身保险。以上是关于在利比亚项目的情况。来源: 中国新闻网  ▲◆★●■☆


美又陷入泥潭 中国可坐等收拾中东乱局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1_03/24/5337157_0.shtml

2011年03月24日 来源：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访谈对象】罗伯特·卡普兰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美国新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客座教授，获美国国会杰出公务服务奖。

【访谈对象】

里昂·哈达尔（Leon Hadar），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美国在中东的泥潭》等论著。

【访谈动机】

如同当年9·11事件一般，在中东具有庞大利益、行政和智库资源紧紧围绕中东运转的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近期中东的政治大地震。但亦如同面对9·11事件一般，震惊之后的美国迅速发动各种外交资源，评估中东走向并调整中东战略。

不过，虽然美国在中东的应变速度和能力比别的大国至少“快了半拍”，但迄今为止，中东变局尚未停歇，大国的“中东新战略”也远未铺就。在这一轮的布局中，试图在中东填补真空、修补缺漏的国家各自的得失、利弊几何，不妨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美国的两位中东问题专家的剖析。

【先驱语录】

★ 奥巴马政府原先的战略目标的确是要向东亚地区转移的，但是，在中东一些国家发生的新情况导致这一进程的中断，又将这些高层决策者的焦点转回到了中东。

★ 美国并不拥有“重塑中东”的经济和军事资本。华盛顿应当制定一个新战略，目标是逐步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

★ 中国或许不必做太多事情，就让美国在中东泥潭里陷得更深，而后中国可以以胜利者姿态来出现，和其他大国一起参与收拾中东乱局。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颖 发自北京

◆ 告别“美国治下的中东”

《国际先驱导报》：按照大中东计划，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支点包括也门、巴林、以色列和沙特。中东的这次变动是否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受到严重冲击？

哈达尔：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停止了在中东与美国的对抗，美国则在中东寻求霸权战略。但是，这种“美国治下的中东”的根基已经由于一些结构性问题而严重动摇，美国的政策遭到一些重要中东国家的反对。

首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过度使用武力，以及美国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已经很明显地限制了美国向中东投射力量。

其次，美国的霸权遭到一些中东国家的抵制，比如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及想重建地区霸权的土耳其。由于美国实力的衰落，伊朗和土耳其都在争夺战略真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明显削弱了该地区的亲美势力。而且，可以预计的是，埃及、突尼斯等国的新组建的政府将采取较之以往更独立的外交政策。

最后，美国重启巴以和谈的失败也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卡普兰：随着埃及和突尼斯的专制政权被推翻，有的国家出现更民主政权，但有些国家可能形成混合型政权。军队、安全部门、部族和没有经验的政党会争权夺利。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美国今后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所面临的威胁怎么夸大都不过分。

难以想像，约旦会出现一个比现政权更开明、更亲美的政权。还有美国几十年来卖给沙特的军火如果落入瓦哈比激进分子的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此外也门面临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危险。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将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电话号码的事情了。华盛顿过去只需与某一国的一个领导人商讨就可以，今后就不得不与多个政治人物一起商量了。

◆ 美国须避免直接军事介入

Q：那么，美国会如何应对呢？会较之前更大程度地介入中东事务吗？

卡普兰： 美国必须避免陷入中东乱局，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正面临挑战。应该非常小心地避免军事介入利比亚。美国已经如此之深地陷入了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美国已经承担不起任何一场在中东的新战争了。

但是，美国应当支持中东的民主进程。美国应当根据每一个中东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各自不同的具体的战略。

哈达尔：美国应当结束它目前在中东直接军事介入的政策，尤其是，加速从伊拉克撤军的进程。美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只会点燃中东的反美情绪，及滋生恐怖主义。美国应当避免直接介入中东的政治变局，包括避免直接介入利比亚局势。美国并不拥有“重塑中东”的经济和军事资本。

我强调应当花大力气重新评估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且，华盛顿应当制定一个新战略，目标是逐步减少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美国不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意愿强加给中东政府和人民。美国应当欢迎在中东地区构建起新的势力均衡，包括土耳其、埃及、伊朗和以色列这些地区玩家，和欧盟、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国际玩家都可以在其中扮演角色。同时，美国仍将在中东通过贸易、投资扶持其盟友和伙伴国，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借助一些军事援助的手段。

Q：美国如何确保这次中东变局后上台的国家领导人就是亲美的？

卡普兰：对于中东的未来，美国还是要谨慎一些。看看历史上吧，同以色列缔结和平的不是民主派，而是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比如埃及的萨达特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牢牢掌权的独裁者比一位软弱的民选领袖更容易作出妥协——阿巴斯政府就是例证。正是民主导致哈马斯掌握了加沙的权力。

哈达尔：我不认为，通过自由民主的选举上台的政府就必然支持美国的利益和目标。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选过程中的获胜就是一个最好的利益。所以，我不期待中东的一些新政权将会亲美，我认为，他们很可能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的建国事业，甚至会继续支持武力对抗以色列。

Q：你认为，中东新的变动是否会牵制美国的战略中心向太平洋东移？

卡普兰：我认为，原先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标的确是要向东亚地区转移的，但是，在中东一些国家发生的新情况导致这一进程的中断，又将这些高层决策者的焦点转回到了中东。

哈达尔：除非美国的战略有重大改变，或者美国更愿意从中东抽身，否则，华盛顿并不会战略东移。仅就现实的层面来看，美国已经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源：军事的、金融的、行政的等等资源到中东地区，这使得美国无法轻易从中东转身，无法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东亚面临的挑战。我认为，美国无法轻易从中东抽身的这种战略情势，是有利于中国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除了中东以外，美国应该更关注在东亚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欧盟和俄罗斯各取所需

Q：中东的新局势对隔地中海相望的欧盟有怎么样的影响？

哈达尔：在法国和一些南欧国家的带领下，欧盟近年来承诺将在东地中海地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但是，只要美国继续主导西方在中东的战略，欧洲并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投入更多的资源以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欧洲不需要付出什么，就成为了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搭便车者”。

Q：整体来说，中国对中东乱局保持低调谨慎的立场。你对中国的中东战略有何建议吗？

卡普兰：中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包括帮助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帮助国际社会在利比亚展开外交努力等等。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上、在中东问题上提供外交支持。

哈达尔：短期来看，我认为中国或许不必做太多事情，就让美国在中东泥潭里陷得更深，而后中国可以胜利者姿态来出现，和其他大国一起参与收拾中东乱局。

中东权力格局走向多极化

Q：对于大国重塑各自的中东战略，你认为关键在哪里？

哈达尔：短期而言，华盛顿将强烈抵制其他大国借机插手甚至主导中东事务。长期来看，大国在中东的布局将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各大国将在中东既合作又竞争，同时中东国家会寻求大国支持来对美国构成战略牵制。随着美国势力衰退，我认为以色列的外交战略将转为多元化，它将加强和欧盟和中国的关系。

欧洲列强发明了“中东”这个词，用来指称这样一个不统一的地区，既包含了阿拉伯国家，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非阿拉伯的民族国家或种族族群，比如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库尔德人、北非的柏柏尔人、南部苏丹人。即便在穆斯林人口中又有如此多的派别，逊尼派、什叶派、为数众多的部落等等，更不用说还有其他的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了。这个地区中某个国家、某个部落的发展又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发展。或许某个国家里的一个小部落就会对其他国家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无法对此做出精准的预测。任何试图在中东扩大其存在或影响力的大国都应当避免对他的中东“客户”做出任何不必要的承诺，以免有朝一日反被喧宾夺主，大国政策被小国牵着鼻子走。


欧盟其实更依赖于中东石油，而且和这个地区有着地缘上、历史上和人口上的联系，中东是欧盟的战略后院，其实，欧盟应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

卡普兰： 中东的起义对美国的影响，不如对欧洲那么大，因为在地理上，中东就天然地更接近欧洲。然而，几十年来，北非实际上与地中海北部被割裂开来。随着北非国家变成混合型政权，同欧洲邻国的政治经济互动程度将增加。欧洲将通过贸易、人员来往，更多地和地中海南部沿海的国家联系，北非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Q：俄罗斯强调中东和北非不应该受到任何外来压力，似乎立场相对比较超脱。中东局势对俄罗斯有什么影响？

卡普兰：俄罗斯会从中东乱局中获利的重要一点是石油价格高企。但民主进程也会让俄罗斯感到压力。

哈达尔：俄罗斯宣布反对外界军事介入利比亚和北非可谓意味深长。苏联历史上对埃及和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他们的言下之意十分明确。当然，另一方面，俄罗斯很可能将从中东乱局导致的油价高涨中获利。

中国应继续走多元化道路

Q：中国和其他一些大国一样，在中东有着巨大的石油和经济利益。中国公司和人员从中东的大撤离，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如何保护自己的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

卡普兰：中国已经采取了更多元化的油气进口措施，比如更多从沙特、中亚进口石油，从缅甸、非洲进口天然气。中国应该继续走这种多元化道路，以避免依赖于一些不稳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石油。

哈达尔：中国目前的中东战略多少有点权宜之计和机会主义，中国应当对中东战略有一个更加持续性的规划。中国从利比亚的人员被迫大撤离表明，参与中东事务也是有很大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