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面临的十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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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荣荣    中国面临的十大社会问题  文/胡荣荣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目共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走到哪里跟随到哪里。其中有十大问题，值得执政党反思其执政思路，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将极大地困惑我们的社会。这十大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官和投资移民、恶性车祸、环境保护、事故、强拆。

☆ 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问题——食品安全

近来引起了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的食品安全，应该是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了。可以说，食品安全是一些带着脸谱的无差别恐怖活动。这样的恐怕活动，不分男女、贫富、地位、城乡等人群，见一个杀一个，借用一句国歌里的唱词，叫“中国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因为在这样的食品安全恐怕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在大幅度的下降。毫无疑问，食品安全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创伤，比鸦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社会问题——房价

和食品安全一样引出了温总理的怒喝：“你们专业工作者身上有无道德的血液”的地产商，他们所恶意炒高的房价，是目前中国的第二大社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GDP收入，其实通过推高房价来增加GDP收入，不过是在饮鸠止渴罢了，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地方政府在看到了直升天空的GDP之后，很快就将被飞速上涨的物价弄得焦头烂额。

☆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社会问题——物价

物价的上涨，既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也和房价牵连在一起。诡异的是，物价当然不仅仅是在上涨。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卖菜难”，也是物价上涨的伸延问题。政府对房价调控制乏力，对一般农副产品的调控却相当给力，但因为太给力了，隔山打牛，受伤的几乎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农民深感“卖菜难”，另一方面是城市普通居民感到“买菜贵”。卖与买的不和谐声音，是物价上涨之后的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 中国面临的第四个社会问题——腐败

腐败虽然是一小部分特权官员的特殊表现，但腐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从多个方面印证了时代的特色。没有房价和物价的飞升，腐败的官员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无畏地前赴后继。房价和物价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数，加速了腐败分子的滋生。虽然造成腐败的土壤，是因为太多有了缺乏民主监督的集权的自留地。不受约束的特权，和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的不安定因素，是催生腐败的温床。

☆ 中国面临的第五个社会问题——教育

对未来社会的不信赖因素，是教育走向了急功近利的歧途。教育为了钱，为了钱而接受教育，是教育彻底的变味了。最近一个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疯狂得杀害了一个车祸的受害者，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理性教育的可怕。以前我们常常把一些恶性犯罪归纳为“罪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现在很多恶性的犯罪，罪犯恰恰都受过精英般的高等教育。学子的疯狂，其实是教育本身的疯狂的一个侧面反映。

☆ 中国面临的第六个社会问题——裸官和投资移民

腐败和教育的问题，又派生了“裸官和投资移民”这样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裸官和投资移民是两个极端不相等的问题，但它们几乎一致的地方，都是把在国内积累的社会财富转移到国外。裸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是为了避免腐败的下场。投资移民，是因为对国内的未来社会投了不信任的一票。裸官和投资移民更相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因为都找到了一条可靠的后路，从而对目前的聚富手段非理性和非合法性完全没有过虑。因此，使得前述的社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以及腐败等问题更加特出。

☆ 中国面临的第七个社会问题——恶性车祸

以上的这些社会问题，归纳成一点社会伦理后，就是“有钱的人是爷爷，没钱的人是孙子”。爷爷和孙子的辈分，取决于每个人的钱包之厚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恶性车祸就集中地爆发了这个社会所抱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乎很多时候，那些车祸都会引发全民的辩论，比如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八刀等等，甚至南京的一个徐老太，其实也是一件车祸引发的社会问题。那些普通的车祸转变成恶性车祸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肿瘤转变成恶性肿瘤的速度。不亦悲乎？

☆ 中国面临的第八个社会问题——环境保护

同样，环境保护在中国也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聚焦点。房价活动物价的上涨，使地这社会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不拘手段聚财。不拘手段的聚财方法，其中之一是罔顾道德的腐败，或者是无视基本道德的产生非安全食品，在腐败分子和无视食品安全的富人都成为“爷爷”之后，谁还会在乎环境保护呢？但那些惨不忍睹的环境破坏，最终都要由我们的后代来埋单。

☆ 中国面临的第九个社会问题——恶性事故

恶性的土木工程事故，和恶性的矿难，多发性的工厂事故，甚至消费场所的火灾事故，凡是有经济利益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恶性故事的源头。这些事故的背后，一方面应该和恶性敛财的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又和教育有关，而恶性敛财手段，仔细想想，又和腐败房价物价等问题密不可分。

☆ 中国面临的第十个社会问题——强拆

强拆是腐败和房价高涨后的派生问题。强拆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大于人命”的执政思路。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知道“社稷为轻民为重”的道理，但现在的很多GDP执政官员，根本就不相信“民为重GDP为轻”的民主理念。他们在实施强拆的同时，当然忘记了“权为民为赋，权为民所用”的党的基本方针了。

在这十大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是食品安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我们所食用的食品都成为有问题的食品了，那么，也就是说这天不再是安全的天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样的红歌唱词，就真正成为了讽刺艺术。当天都不再安全时，那么许多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不是“杞人忧天”的问题了。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都和漠视人命有关。因漠视人民的利益，从而漠视人命；因漠视人命，从而造成大量的不安全食品的泛滥。因不安全食品的泛滥，一切基本道德完成被经济利益所冲垮。 ▲◆★●■☆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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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01： 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 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熔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中国人均ＧＤＰ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中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中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

　　☆ 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中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103美元涨到114.23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我们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ＧＤＰ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中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中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 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

　　◆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中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ＧＤＰ、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
　
    
老龄化加剧 中国计生政策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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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计划生育政策可谓“批评最多，贡献最大”。

　　中评社香港2011年5月1日电／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30日载文《老龄化加剧 中国计生政策何去何从》，摘要如下：

　　中国最新一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减慢，而老龄化速度却在加快，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做法的质疑──尽管中国一些主要人口问题专家对中国逐渐显现出来的人口结构危机提出了警告，政府仍然拒绝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出生率下降意味着未来劳动人口将会萎缩。1980年中国政府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试验时，政府说将需要约30年的时间才能控制住中国人口爆炸性的增长。毛泽东时期曾经鼓励多生孩子。

　　看起来中国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周四公布的初步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人口从2000年的12.7亿增至13.4亿。换句话说，过去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0.57%，较1990年至2000年的1.07%有所下降。去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还显示，60岁以上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13.3%，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10.3%。此外，未来劳动力储备减少：14岁以下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16.6%，10年前这一比例为23%。

　　然而，中国领导人本周再次郑重承诺将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但并不是全部）有多子女的夫妇面临相当于数月工资的罚款，如果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可能丢掉工作。计划生育政策还造成强迫堕胎和绝育。据数位熟悉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说，据信该部门正在考虑进行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限试点计划。

　　不过，这些措施微不足道、为时已晚，无法解决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


《朱镕基功过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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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王霄

朱镕基前总理参加母校校庆时的讲话，虽然根据他的要求不得外传，但已经透露出来的内容，一如当初地引起争议不断，一如当初地让人感到他的坦率与激情。朱先生老则老矣，个性更鲜明了。

　　由此连带引出的人们对朱先生的功过进行评价，是一件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他的襟怀坦荡使这种评价在他健在的时候进行成为可能，而他的崇高威望让这种评价客观上绝难产生一叶障目的扭曲后果。

　　我想谈一点看法。由于水平所限和篇幅所限，我只谈一点，即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功绩和最大的失误是什么，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点联想。

　　我对朱先生的景仰首先是在他的人格上。我认为他的最大功绩是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

　　说点事例吧。

　　朱先生在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给上海官场面貌及风气的震动是极大的。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极少参加各种庆典仪式活动，从不题字，说话绝少官腔，疾恶如仇，且批评疾言厉色。在一次会议上，他问一位抽中华烟的官员收入几何，何以能够抽得起这等好烟。作为另一面，他的亲民也是上海老百姓有口皆碑的。杂乱的棚户区和凌晨的菜市场，都曾经有他的身影。而他甫赴任上海市长，正赶上上海的甲肝疫情的疯狂流行，那状况正如2003年中国的非典。在一片人心惶惶下，是朱先生的凌厉手段，及时控制了疫情，稳定了形势。

　　朱先生1993年调任国务院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灭火”，即煞住因伟人南巡讲话而在全国掀起的又一轮经济热，特别是开发区热和海南房地产热。这特别地表现了他的清醒与勇气，好在点燃这把火的邓小平先生给予了他坚决的支持。朱的做法也在某些方面是和当时的官场逆向而行的，特别是此时成型的官僚阶级已经从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中看到了以权谋私的最大机遇：既有政绩，又有租金。朱先生要在这时搞整顿是格外地费力的，不但要讲经济，而且要讲政治，与官僚集团作战。

　　朱先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以从根儿上控制住银行的货币泛滥和贷款腐败。他力挽狂澜，将几个省的人行行长撤职。朱先生的壮举得罪了金融系统的传统势力，而且他的许多做法太超出官场规矩，给人不近人情之感。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一点。某省人行行长也是被朱撤职的，某省政府随即任命此人为省政府主管金融工作的副秘书长。不久，国务院在天津召开金融工作会议，该副秘书长赴会。不料开幕式上，竟被朱先生点名起立并轰出会场，理由是“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

　　朱先生的“铁面”与直率，在官场的口碑并不好，而且我感觉他很落寞。但今天回顾朱的业绩，让我重申：真正让我感动并且觉得他最大的业绩就是他对官僚集团的拒斥和打击。当然在这方面他未必没有失误，比如他连续三年给公务员涨薪，让官员从社会的冷落职业变成了灸手可热的职业，而我认为前一种状况正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政治成绩。不过总体说起来，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国官僚集团的弊病，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和抑制。在他就任总理首次记者会上发表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誓言，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但是我们要是想到，当时他所面对的“万丈悬崖”和“地雷阵”是谁，就不会在今天笑话他“义不容辞一往无前”的理念与信仰， “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决心与勇气。是的，他一人所面对的，是中国的官僚集团，而他又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权力。你难道不觉得，在这种以一人敌一个集团、一个阶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举动是一种伟大？一种崇高？一种坚定？一种悲壮？何况，在这样寡不敌众的力量对比下，在其后的机构改革中，朱居然将国务院系统从70部门压缩为28个部门，工作人员减少了近一半，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当然，国家机构的改革有很多粗糙的地方，省以下的改革基本是走形式，但这已经是在当时朱所能做到的最大成果了。

　　朱在与官僚阶级的斗争中是失败了，这是一种必然的失败，也是英勇和光荣的失败。朱先生在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清醒地评价自己一是清廉，二是做了一点实事。这就很不容易啊！其实在我看来，朱先生是新中国领袖中，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清醒地看到官僚集团弊病并且试图与之斗争的人物。当然，与毛一样，朱的斗争也失败了。毛泽东尚且不能胜利，何况朱乎？虽然对于朱公子的职业，社会上有一些议论，但是如同对温家宝先生的同样议论一样，我姑且存疑不议。退休后，朱先生仍然持守节操。在每年暑期国家退休领袖们集体前来北戴河避暑渡假，甚至因为人多房少，中直疗养院不得不扩展地盘、大兴土木的时候，只有朱，从来不凑这个热闹。退休了，他仍然特立独行。朱清醒并自觉地拉开了与那些退休后仍然贪恋体制好处的人的距离。

　　从最低限度，我也得说，朱镕基代表的是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袖中的开明派，这一派其他代表还有乔石、李瑞环、胡启立、吴官正、田纪云等。他们是一批道德高尚者，是当今统治集团中的君子，继承的是中国历史上儒家的贤能治国传统，奉行的是民本主义的仁政。他们虽然不能与官僚阶级决裂，但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带有孟子称道的“圣之任者”的柳下惠的特点。朱镕基先生在任时，最令人称道的政声，不是他对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减小通胀，国退民进、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进退自如地度过亚洲金融风暴(姑且不论其中的争议)，而是他嫉恶如仇，对官僚阶级的腐败和颟顸进行了铁面无情的斗争，因而落下铁面包公、不近人情的名声，当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要。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失误。

　　朱在任上的工作失误，公认的有三：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二是大学扩招且产业化，三是国企改革。第一点争议最小，连朱自己也承认；第二点有点争议，但不怎么公开，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第三点争议最大。

　　我认为，第三点即国企改革的失误是朱最大的失误。

　　人们至今不能说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不足，但是我要说改革的方式不对。当年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取向的国企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企的无人负责和亏损严重。企业经理人和政府管理者责任心不强，并且互相勾结形成内部人控制，同时政府对国企的无限责任以及意识形态束缚，逼迫着政府对国企娇生惯养。国企一方面担负着维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职责，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落后，社会包袱沉重，大多数步履维艰。及至最后，国家实在是难以承担无限向国企输血的重负，于是不得不改革，并且进行了扩权、技改、承包、转让、兼并、破产、转卖等各种尝试，总体效果不彰。到了信奉政府管制的朱镕基总理主政时期，不得不真刀真枪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根据“谁的孩子谁心疼”的基本原理，国企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试图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营主体，方向并不错，路子也对。但是，一切好事在中国，都会变味。地方中小国企中除了必须破产和策略破产的之外，最后改革的措施其实就是最原始和最黑暗的一卖了之。而低价收买者，往往是原来的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层，他们用企业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有两大现象：一是这种改革与发展缺少理论指导和切实而科学的设计，二是中国官僚阶级的崛起。从第一点说，中国的领导人对于重大的改革与发展事项，基本上是奉行“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因而在国企改革的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案设计上，有巨大的盲目性。比如，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在改革过程中如何体现全民所有？全体国民在国企改革中如何体现主人的权利？又如，国企改革涉及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在改革中如何保障他们作为国家打工者的权益，以及如何补偿当年他们为国家付出但国家并没有完全报酬的巨大贡献？又如，国企改制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真正实现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在市场上圈钱，并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改制的国企内部，如何建构经营者、技术人员与生产工人的沟通制度，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管理？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在某一时期突然地急切上阵，于是造成了相当的混乱和被动。这一点在第二点也就是中国官僚阶级以权谋私的推波助澜下，就发生了改革的质的恶化。国企改革在地方的起步实践中，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好的典型的，比如山东诸城改革中的全员股份制，这种直接将企业资产与劳动者结合的典型前此就有，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如蒋一苇的特别肯定与鼓吹，认为是企业改革中兼顾社会主义性质和解决企业实际困境的成功模式，在地方中小国企特别是所谓资不抵债的企业是很适合的。可惜，这一模式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不禁让人暗生疑窦：统治者有意为之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成了官僚阶级瓜分巨量国有资产、窃取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完成了他们从形式上依靠工人阶级到彻底抛弃工人阶级的轻松转身。

　　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谴责国企改革的诸多失误，但是，过分地指责朱镕基先生是不公平的。他所做的不过是为前三十年统治阶级的失误擦屁股。当然这个屁股没有擦得太好。朱镕基表现出一种草率：他刚开始不赞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只强调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后来他同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了，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卖了之，并且贱卖给官僚自己。

　　国企改革失败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广大的国企工人和技术人员。无论是政府将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全国据说有3000～4000万人之多。对于这部分下岗工人的补偿，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工龄买断，即工龄一年折合一个月的工资，一次性发放给下岗者，从此断绝企业与工人的关系；一种是对那些年龄较大者则只负责缴纳社保基金的企业负担部分，或者再发放极少的生活费(根据企业的不同经济状况)，并由个人缴纳部分社保基金，但可以得到退休年龄时养老金的发放。总之，政府只用很少的钱，象征性地补偿了曾经为它打工的工人的失业损失。而国企的技术人员特别是为国家做了巨大贡献的高工们，即使没有下岗，也在退休后只拿着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与他们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中国工人阶级、国企中的知识分子成为国企改革最大的受损者。

　　现在总结朱先生的功过，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改革都会南辕北辙。朱先生特别不满意人们对他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批评，其实他也不必不满意，如果这种改革真的有所失误的话，可能也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不是他的方案的问题。又如国企改革的失误，也是现行政治体制使得中国官僚阶级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巧取豪夺成为可能。朱先生的经历向我们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有一批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的成员，但他们能否认识到， “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起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二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缺点都会被放大。在我们批评中国国企改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使得中国国家的重大决策不能做到科学化与民主化，而是取决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智慧和魄力，这时领导人的缺点也被放大了。

　　综合地讲，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所有经济改革在涉及根本体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现行体制既不能提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协商平台，又不能吸收真正的专家的意见，不能集中社会第一流的智慧，仅仅是为了给政府卸包袱(如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或者为了减缓就业压力和扩大内需(如高校扩招和产业化)，就使政府轻率地做出了有失公平和后遗症很大的决策。当时做出这种改革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如朱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政治家和治国专家。他们在决策方面的失误，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误，而是体制的缺陷。

　　这也正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政治，决不把希望寄托在个别优秀的领导人身上，而是通过一个好的体制，来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方向的对头。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不但会形成错误的决策，而且会使好人办坏事，甚至好人变成坏人――这是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的话。作者：王霄，来源: 选举与治理网，原标题为《朱镕基功过之一瞥》 ▲◆★●■☆


刘志军的高铁时代将成旧梦 今年少投2000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441

    2011-4-30 作者: 温淑萍： 自4月20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向外界公开铁路的发展思路后，中国的高铁发展也从人们的议论声中正式转身。

　　本报获悉，近期以来，盛光祖召集各路专家、官员已经多次召开小范围会议，论证未上马高铁是否具有开工的必要性。

　　知情人士透露，在“保在建、上必须、重配套”的发展思路下，有些计划内的高铁项目将被停止。而铁道部在经过几天研讨后，对于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也基本达成一致：缩水2000多亿左右，即从年初计划基本建设投资7000亿减少为4000多亿。

　　多方信息显示，高铁发展已从以往的狂热中逐渐冷静下来。

　　招标压缩2000多亿

　　“我们也听说建设规模被压缩了很多，但具体到了什么程度不是很清楚。”中铁公司内部人士告诉本报，高铁建设投资压缩，最直接的影响者应该算是建设单位，目前他们正处于心急如焚的状态中，“当然是7000亿或者是越多越好，这样有钱赚啊”。

　　2011年的首份工作计划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审定的。在高铁的发展上，刘志军被评价为激进派，在其计划内，2011年仍将是高铁发展的高峰期，基本建设方面投资额就将达7000亿元。

　　这些投资包括近70个高铁项目的诞生，7935公里的新线铺轨和6211公里的复线铺轨、7901公里的新线投产和6861公里的复线投产，以及8800公里的电气化投产。

　　通过巨额资金的投入，到2011年年底，中国的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将突破1.3万公里。在2010年底，中国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为8358公里，即2011年全年中国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将增加4642公里。

　　然而，随着刘志军被免职，这一计划停留在了纸上。知情人士称，盛光祖上任铁道部部长后，先有了压缩投资的计划，随后才产生了“保在建、上必须、重配套”的保守型发展方式。

　　业内人士对“保在建”的解读是，“已经开工建设的项目，保证投资并顺利完工”。据有关工作计划，目前铁道部在建工程包括京沪、哈大、京石、石武、广深(香港)、天津—秦皇岛、南京—杭州、杭州—宁波、武汉—宜昌、合肥—蚌埠、武汉—孝感、武汉—咸宁等高铁，以及锡林浩特—乌兰浩特、龙岩—厦门等铁路。“上必须”则是在计划上马、但未开工的项目中，选择必要的内容。按照铁道部的想法，为了使已建成高铁发挥效果，周边的连接线、枢纽是必须要建的，这类的连接线和枢纽被包含在必须上马类的项目中。

　　比如成都至西安的高铁，本身已经建成，但是辐射该条高铁的周边连接线、枢纽没有开工，如果这些连接线、枢纽不开工建设，周边的交通压力无法释放到这条高铁上。

　　但“在这些连接线中，具体哪一条是必须的，还要专家组进行论证，如果不上马影响不大，就会搁浅，如果不上马对已建成线路影响非常大，就得数以百亿的投资上马。”在一些专家眼里，铁道部目前的心思是能省就省、压缩开支。

　　地方政府冲动

　　从经济危机之后4万亿投资大举倾向铁路建设开始，全国各地都陷入了对高铁的狂热之中。

　　首先从铁道部层面上看，2003年制定的“中长期铁路规划”在2008年修改时，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增加了13条，涉及6个经济群，总里程增加了4000公里。此外，路网布局和西部开发性新线增加了40条以上，10条以上的新线处于讨论中，总里程增加了2.5万公里。

　　也就是说，5年时间，中长期规划扩大了一半左右。

　　而在铁道部的宏伟计划指引下，地方政府也逐渐加入到这场狂热中。包括山东、福州等地，在自己的路网范围内，也规划起了“小四纵四横”发展路线图。一些省份则借助国家性四纵四横主干道，大举侧修支线。

　　地方对于高铁的狂热，一方面动因是认为高铁能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在新建的项目中，铁道部的出资接近一半，这直接减轻了地方的投资压力。据了解，去年铁道部入手做“十二五”规划时，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申报高铁项目的规划。“很多的二、三线城市没必要建那么多高铁，如果这样冲动上马，建设资金从哪儿来？未来巨额负债怎么办？”一位铁路人士认为，如果控制不好建设发展，资金将来对于各地都是个危险的信号。

　　据铁路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好几百条项目中，到底什么项目“必须”上马正在论证之中，但未来由铁道部出资的铁路项目将严格审核、谨慎上马，而地方想上的项目，铁道部不再出钱。

　　高铁未来

　　如果论证结束，今年上马开工的项目就会被列入招标范围中，高铁建设招标大会也就能拉开帷幕了。据业内人士预测，乐观的估计是在5月中旬，最迟会拖到6月初。

　　目前，铁路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正处于“哪些高铁项目被搁浅了”的焦躁窥探中，这期间偶尔会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北京到张家口的高铁项目可能不会上马了。”一位铁路建设单位人士刚获知了这个消息。

　　早在去年8月初，国家发改委就已经立项、批复通过北京到张家口的高铁项目。该条线路估算总投资额为311.76亿，自北京北站，经海淀、昌平、延庆，怀来、宣化至张家口。项目工程投资为287.76亿元，动车组购置费24亿元。建成后，将使京张两地的客运时间由目前最快3个多小时缩短为1小时左右。

　　对于该条线路的功能，河北省称“对完善北京、河北及内蒙古地区铁路网结构，扩大旅客运输能力起到重要作用”。但今朝非昔日，该条线路的命运，及河北省的热切期望或将落空。

　　依据此前规划，“十二五”期间新建高铁将占新建路线里程的50%。到2015年，高速铁路达1.6万公里以上，铁路的投资将维持在3.5万亿左右。而4月22日铁道部视频会议中，盛光祖指出，“十二五”期间新线投产总规模控制在3万公里以内，安排基建投资2.8万亿元，到2015年全国快速铁路4.5万公里左右。“这显然是两种发展模式，第一个是以高铁为主，第二个是以快速铁路为主。”在铁路专家眼里，这已经是中国铁路发展根本性的转变。

　　标志着刘志军时代的380公里时速高铁，也将成为旧梦，随之降落的还有铁道部正在收紧的建设阀门。来源: 经济观察报▲◆★●■☆


“中国草”几乎无所不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467

     2011-5-1：野生草本植物五节芒（俗称“台湾芒”“中国草”）用途广泛，可作为建筑材料使用，也可用作取暖燃料以及用来生成氢气。

　　德国埃费尔山区的小镇克莱恩-阿尔腾多夫呈现典型的田园风光：农用机车在田间开来开去，马匹静静地吃草，对面的果园已经到了发芽长叶的时节。这里不是普通的农场，而是波恩大学的一个试验田。

　　这里种植的植物很特殊，用途广泛，生长周期短，对土壤消耗小。试验田的目的是种植一种能用来替代传统能源如石油、煤、天然气的生物原料。波恩大学的生态经济学家贝尔格（Ernst Berg）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面临的一大全球性考验是，逐步用生物取代目前的能源主体煤矿，而同时不能影响能源、食品以及牲畜饲料的供应。”

　　这位生态经济学家认为种植生物材料并不会影响全球的粮食供应，关键是要选择一种占地面积小、生长速度快的植物。相关专家在温室里种植了不同种类的植物，以比较其生长特性，还有利用转基因技术改变某种植物生长特性的尝试。

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解决方案之一

　　“救命稻草”-“中国草”

　　也有植物天性生长速度就很快，比如原产自中国南方地区的草本植物五节芒，因为在中国多见，又被称为“中国草”。波恩大学教授普德（Ralf Pude）20年前还在读大学时，就注意到了“中国草”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的特性，认为这种植物很有作为生物原料的潜能。普德随即将“中国草”选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最开始想说服德国农民种植这种植物很不容易。后来我专门研究了五节芒作为能源载体的潜力，并说服了一些农民，尝试种植这种植物。”

　　因为“中国草”作为能源的性能不容忽视，虽然还不能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但经过捣碎压制后可作为燃料，在燃烧过程中还可生成氢气，作为零排放氢气汽车的燃料。目前欧洲生物燃料主要原料是油菜，植物学家普德认为，“中国草”的能量潜力毫不逊色于油菜：“种植和利用油菜作为生物燃料的成本和能量比是1比 2，而占地面积小、适应性强的'中国草'的这个比例能达到1比5。”

　　如此算来，一个农民种植一公顷“中国草”，收获的植物燃料价值相当于8000升可用于供暖的重油。“中国草”的生长速度快、多年生特性都特别受农民欢迎。

　　几乎无所不能

　　而且“中国草”的用途还不限于此。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还以“中国草”为原料研制出了一种建筑材料-轻质水泥板，可用作隔音隔热材料或屋顶瓦片使用。

　　“中国草”甚至也适合作为生产塑料制品的原料。现在已经有以这种植物为原料的汽车方向盘、保险杠、轮毂盖，还有其他一些塑料模型。生产这些塑料产品须将“中国草”在高温下压制合成。这一“全能”植物还适合作为包装材料、花盆的原料，以及泥炭等材料的替代品。来源: 德国之声▲◆★●■☆


本.拉登之死内幕、反恐战争转折点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10502-Bin-Laden-121065599.html

记者: 燕青 | 华盛顿  2011年 5月 01日：美国东部时间五月一号星期天晚间将近午夜时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宣布，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已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中被击毙。美国方面掌握着本.拉登的尸体。

奥巴马说：“今天，在我的指示下，美国方面针对(巴基斯坦境内)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营地发动了有目标的袭击行动。”

奥巴马说，参与行动的、为数不多的美方人员展示了“极大的勇气和不寻常的能力”。奥巴马并且表示，在这次行动中，美方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且美方在行动中还特别注意避免平民百姓的伤亡。他说，本.拉登在枪战中被击毙，他的尸体在美方掌握之中。

*指示中情局：首要任务*

奥巴马说，他2009年1月上任后不久即指示中央情报局长帕内塔将抓获或者击毙本.拉登作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一项首要任务。

*2010年8月获得情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五月一号晚间在白宫发表本.拉登被击毙声明
图片来源: voa
美国总统奥巴马五月一号晚间在白宫发表本.拉登被击毙声明

奥巴马说：“去年8月，在情报部门多年来大量工作之后，我得到简报说，或许知道本.拉登的下落。那时候，消息很不确定，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才逐步确定这一消息的可靠性。”

奥巴马表示，这期间，他反复从美国国安部门那里听取汇报，最后得知本.拉登躲在巴基斯坦的某个营地。

*一个星期前下令展开行动*

奥巴马说，上个星期，他认为已经掌握足够的情报，随即下令展开行动。

此时距离2001年9-11事件，也就是本.拉登在逃，几乎已经整整10年。在这10年间，有报导说，美方几次差点就抓获了这位基地组织头目，但是他每次都设法脱身，直到这一次。

*富家子弟*

本.拉登54岁，1957年3月出生在沙特阿拉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族，年青时就“投身”于抗击前苏联占领阿富汗的伊斯兰武装反抗运动。本.拉登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了基地组织，负责“抵抗运动”的筹款和人员培训，本拉登还将自己继承下来的财产贡献给“抵抗运动”。

除了9-11事件以外，基地组织还公开表示对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使馆的爆炸案和其他一些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反恐战争’的转折点*

英国《卫报》分析说，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必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本.拉登的死无疑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势必有助于奥巴马的竞选连任。

*有助于美国外交、奥巴马连任*

《卫报》还援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的话说，本.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不仅对基地组织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于美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一系列政策和运作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奥巴马说：“本.拉登的死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努力击败基地组织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绩，但是这并不标志着我们工作的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