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锦涛退休之后拟将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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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8-30：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决定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全会公报上，有这样一句话：“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胡锦涛以此给自己断了后路。

　　如果一切顺利，胡锦涛会在中共十八大上把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交给习近平。按照惯例，在2013年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安排。

　　问题是，胡锦涛会不会和邓小平与江泽民那样，儘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要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其实，这个疑问早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上就可以解决。四中全会的公报上有这麽一句：“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十三大修改党章时有决议

　　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党指挥枪”，要求把军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因此，党的最高领导人总该担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当然，其间也有个过程：中共御用党史论者视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夺得领导权之转机。其实，这次会议仅仅让毛泽东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没有获得军权。只有后来的会理会议才让毛泽东赢得军事领导权。从此，毛泽东在作为中共绝对领袖的同时，一直担任军委主席，直到去世，实践着“党指挥枪”的理念。

　　中共一号人物兼任军委主席的传统在华国锋时代得以继续。

　　华国锋在1981年6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的职务，自然也就失去了军委主席的头衔。奇怪的是，从这时起，中共的军委主席并不一定由中央主席（或后来的总书记）兼任。

　　先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接替华国锋的胡耀邦，只是当上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却让只是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担任。为此，在第二年举行的十二大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决定”或“产生”，都没有任何投票选举的含义，其间微妙之处耐人寻味。这裡用了“必须”的字眼多少显示党内有识之士的容忍度，就算中央主席不当军委主席，那，至少也得是政治局常委出任，十二大的常委仅有六人。

　　好在邓小平此时还是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主席的地位相差不大，加上邓小平本人在军界的影响力非胡耀邦能比。于是，中共开了一个中央总书记不担任军委主席的先例，“枪指挥党”的说法开始流传。胡耀邦还不如继任他的赵紫阳，连军委副主席都不是，整个军事委员会和他毫无关係！

　　情况并没有止于此。

　　1987年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当然也是邓小平自己的意思，连中央委员也都不当了，怎样继续保留军委主席的职务呢？于是，像变形金刚一样的中共党章，和1969年九大时将林彪当接班人写入党章一样，十三大在修改党章时居然有这样的决议：

　　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回到中共一向的老规矩上

　　这样一来，仅仅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而且已经83岁，还要担任军委主席。而中共第一号人物赵紫阳被安排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后边还有个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赵在军委其实也只是挂名。

　　邓小平的做法延续下来，江泽民于16大上交出党权之后，依然掌握军权两年。不过，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决定胡锦涛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全会公报上，加了这样一句话：“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就很难叫人理解了：难道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泽民任军委主席，会不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不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吗？

　　联繫到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军委主席的职位时，中央全会只是一味讚颂邓小平的功绩，并没有强调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意义。

　　这样，江泽民可以彷照邓小平的套路，“送上马、扶一程”，硬是要多当两年军委主席。

　　而胡锦涛恐怕没有这种打算，所以一担任军委主席，便突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此言一出，也就断了他全退之后再当军委主席的后路，回到中共一向的老规矩上。(《大事件》第2期)　　

　　胡锦涛没军权 军委主管都听江泽民的话

　　《明镜月刊》张知军

　　除了郭伯雄等兰州军区的将领是江泽民刻意栽培的嫡系，军委另外一位副主席徐才厚也是江信任的将领。目前军委中，仅有的两位实际负责军中工作的军委副主席都是江的人。导致的局面是，就算军中有将领向胡锦涛表衷心，但还是能被江的两大“馀党”郭伯雄和徐才厚压制住，使胡锦涛在军中至今难以形成自己稳定且庞大的亲信层。

　　互联网上也有文章爆料称：

　　【郭伯雄对军队事务一手遮天，一人便可决定各种人事安排和计划，架空现任军委主席胡锦涛。胡锦涛虽然对他的行为颇多不满，但也无奈他的流氓作风和霸道的言行。每当主要决策之时，郭徐二人先是私下通好气，联手称霸军委各项决议……

　　郭伯雄在任职期间大搞兰州帮，大力提拔原兰州军区部下，不问能力只问出身，完全小农意识和本位主义。徐才厚因是东北人，所以在部队中大搞东北帮和“哈军工”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所奉行的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

　　正因为军中嫡系培养的断档，十八大时，在至为关键的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人选上，胡锦涛至今尚没能找到自己如意人选。再考虑到习近平对军中事务更是才入门，対军方人事上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有熟悉军中内情的人对笔者说，十八大时，弄不好军中的江系人马会继续担当这一要职。

　　而徐才厚是最想得到这一位置的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衹有像江西、湖北、四川、湖南等一些革命老区才出很多将军。然而，在大连的一个县级市――瓦房店也以盛产将军而闻名遐迩。据不完全统计，从瓦房店走出的将军已近30位，这在东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就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中央军委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前北京军区政委穀善庆上将，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郐万增等。

　　值得一提的是，徐才厚曾担任过于永波的助手。江泽民的亲信于永波对老乡徐才厚的照顾自然也是徐后来飞黄腾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来解放军中照顾老乡、老部下的传统早就有之。其实这也和军队性质的特殊性有一定关係。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军人讲究的就是“仗义”和“亲密”，这样有利于凝聚战斗力。但这样是否公允和有利军队“去派性”和“去山头化”化则另当别论。

　　关于军中老乡“照顾”老乡的说法，李成专门研究过57名现任解放军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背景、职业经历和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一群体包括了中央军委的全体军方委员，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主任/部长、政委和副主任/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的司令员、政委，七大军区（北京、渖阳、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3大军事院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的院长和政委。

　　李成分析指出，解放军军队中同乡更易获得政治青睐的这种现象似乎延续到了如今。两名海军最高级将领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出生于同一个县（河北省吴桥县）。孙建国是今后两年中继任吴胜利海军司令员职位的最有力候选人。中国的非官方媒体一直都有报道说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也出生于同一个县（四川省三台县）。

　　另外，解放军目前高级军官出生地最为集中的5个省份中，山东高居榜首 (15.8%)。以前这一比例更高。例如，在 1997年16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67名军方成员中，14人(21%)生于山东；更令人惊讶的是，1992年第14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46名军方委员中，山东籍佔了28%。出生地相同这种关係在军方官员的提拔中作用很大。山东籍官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军方领导层中大量涌现，而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当时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和迟浩田上将恰好都来自山东。

　　“出生地可能有助于解释现任军方高级领导人的晋陞，”李成说。

　　过去20年间，中国的最高级领导人齐心协力将军队中的派系政治严格控制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是，裙带关係和个人偏袒在军方选拔与晋陞中虽然不至于“一人得道，鸡犬昇天”但却从未绝迹。来源: 明镜网



中国买美债几十年 到底赚了没？民众不知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747

      2011-8-30：40年前，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曾经傲慢地告诉他的欧洲同行，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彼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的决策者们还不能很好地理解“康纳利狂言”背后的意思。

　　40年后，“中美国”这个词被用来广泛形容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合作关系，更有人形象地将其解释为“美国消费，中国埋单”。作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开始真正体会到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和苦涩。

　　买了40年，民众依然不清楚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8号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所在地。有关外汇管理法律法规的起草，国际收支、对外债权债务的统计和监测，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其他外汇资产的经营管理全都在此进行。2011年8月5日，因美债规模不断膨胀，标准普尔公司调低美国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之后，市场上关于“中国投资者持有的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变成废纸”的说法不断出现，恐慌情绪蔓延。

　　作为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管理者，国家外汇管理局再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于1979年3月（此前外汇管理由人民银行负责），是副部级国家局，内设8个职能司。其中，储备管理司（事业单位名称为中央外汇业务中心）下设10个处，投资一处主要负责美元政府债券、美元机构债券、美元公司债券的投资。这些投资的具体信息都是保密的。

　　为什么不能对社会公众披露？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方回答是：“由于规模大，市场影响力较强，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投机者对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经营的动向一直密切关注，希望借此发现和捕捉获利机会。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在博弈，每一方都希望尽量多地获知对手的信息，尽量少地暴露自己。”

　　国家安全的限制、百姓金融知识的匮乏、媒体报道的“不贴近”，导致很多中国人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买美国国债，买美国国债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金融专家、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和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陈保森，试图通过他们的解释，让读者明白个中原因并了解相关金融知识。

　　为什么要买美国国债？

　　环球人物杂志：据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计1.165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分几种，中国购买的是哪种？

　　谭雅玲：按期限划分，有短期（3个月到1年）、中期（2至10年）、长期（10至30年）三种，一般来说期限越长，利率越高。中国买的是哪种类型的国债，每种买了多少，目前并未有明确的分布或指标，或许是安全利益的需要。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也只是总额，没有每种类型的比例。

　　环球人物杂志：投资可以有多种选择，为何要买美国国债？

　　谭雅玲：这是一种市场必然的选择，或者说是无奈的选择。外汇储备在投资时必须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其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而且相比较美国国债的流动性也是比较好的，其背后是美国国家资信的保障。美国国债流通较好，有较高的收益率，美国国债的背后是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支撑，为什么不选择它呢？

　　环球人物杂志：有观点认为，投资美国国债不如投资美国企业，您怎么看？

　　谭雅玲：相对于国债之外的股票投资流动性太高，安全性很灵活甚至变化多端，它是一个市场的短期指标，国家长期投资的比例会很小，外汇管理局不可能大规模的投资。而且投资企业必然要涉及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很综合的效率和制度。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投资美国企业，但我们管理得了美国企业吗？我们的知识能力、技术能力和对美国国情的了解能力，能轻易驾驭美国企业吗？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总是说“黄金是最佳避险工具”，为什么外汇储备不用来多购置一些黄金呢？

　　谭雅玲：中国因素是国际市场的敏感因素，大量购置黄金，必然会导致金价进一步升高，届时，国际市场就会把“推高金价”的罪责加到中国头上。近期黄金价格高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很多国家央行在购进黄金。黄金是外汇储备多元化重要一个层面，但必须看时机和条件，并且要有策略和自己的掌控力。

　　环球人物杂志：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之后，美国债券的安全性大减，中国会不会减持美国国债？

　　陈保森：首先，减持和增持都是正常的市场投资行为；其次，尽管主权信用被降级，但从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来说，美国国债仍然是各国外汇储备投资最理想的选择之一。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要想实现保值增值，必须进行投资。我想各国之所以还增持美国国债，是看好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即使美元贬值，美国也不会像一些欧洲小国一样一泻千里。

　　买美国国债亏了没？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网上有种说法，认为随着美元贬值，中国手里的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将会沦为废纸，对此您怎么看？

　　谭雅玲：美国经济不还是世界第一吗？美元的地位依然没有动摇。我觉得大家应该学会独立思考。独特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使美国受伤太重，美元的货币制度主导格局没有改变。所以短期的美元价格下跌并不代表美元的价值失效。

　　环球人物杂志：截至今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97491万亿美元，很多人认为美国国债占了整个外汇储备的1/3还多，这一比重是否太大了？

　　谭雅玲：美元在全球整个外汇储备当中占比是60%，在外汇市场上占80%，金融衍生品市场占90%。全世界都是用美元在定价和计价的。所以，我们在比较的时候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到美元现在的势力和实力。我认为这种不考察全球金融市场就进行的简单比较不仅不是爱国，反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投资选择。想象力太丰富，脱离现实，将不利于对资产价值的把握和投资选择。

　　环球人物杂志：美元进一步贬值的话，中国手里的美国国债的价值会不会“缩水”？

　　陈保森：这不是实际上的“缩水”，顶多是账面上的“浮亏”。比如你今天花2块钱买了一斤黄瓜，明天黄瓜跌到1块钱一斤了，这时候如果你倒手卖了，那你亏1块钱，但如果没卖，还在手里，这种“亏”就是账面上的，不是实际发生的。因此，只要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没有真正卖出，就不能说它“缩水”。未来，美元升值了，这些债券还是可以带来收益的。

　　谭雅玲：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买了一只中国市场的股票，买完之后它跌了，如果你不卖，你有损失吗？我们拿着这么多的美元资产，看着美元在贬值，但如果没有卖就没有实在的损失，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账面损失是一种警示，并不代表实际，这种预警有时是好事，但也会加剧恐慌和不理智的判断。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减持美国国债，转而多购买一些信用评级高的国家的债券，如英国国债、日本国债？

　　谭雅玲：日本国债可靠吗？日本是全世界债务扭曲最严重的国家，它的债务和GDP的比重是270%，比美国还要严重，而且日元还不是主导货币。英国在欧元区之外、欧盟之内，你甚至都不能判断英镑到底是一国货币还是一个区域性货币，这样的债券有吸引你去投资的魅力吗？市场比较之后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是相对的，也会随时调整。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这么多年，现在能不能知道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呢？

　　陈保森：买美国国债就像炒股票。即使今天整个大盘狂跌，仍不排除个别股票上涨的可能性，投资者只要能选对股，选对买和抛的时间就可以赚钱。汇率也是随时变动的，能不能把握住关键的时机，在美元总体贬值的情况下盈利，就看外汇管理局的本事了。这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学术界不知道外汇管理局减持和增持的具体时间点以及当时的汇率，不能判断到底是亏还是赚。

　　谭雅玲：亏了赚了的问题不可能是我把每个年份累积起来就能有答案的，因为它在不同的时间买进，不同的时间卖出，怎么去权衡？每一笔投资都是有赔有赚的，老百姓自己炒股也不可能拍着胸脯说“我的股票是只赚不赔”的吧？

　　万亿外汇储备怎么办？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全球第一，且以每年3000亿元的速度增长。为什么我国会积累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

　　谭雅玲：一是跟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关系；二是跟我们的经济结构扭曲有关，出口占比很大；三是跟我们财富创造价值的能力有关。外汇储备多了有好有坏。坏的方面主要是造成自己的压力很大，简单的囤积加大对冲成本和管理压力，市场投机因素很多，热钱大量流入，政府的金融和货币管理能力跟不上，只能靠不断地买美元、放人民币来对冲，所以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储备越来越多。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不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刺激国内市场的发展？

　　谭雅玲：我们的中行、工行、建行、农行上市都是用的外汇储备注资。这部分钱当然也可以用来投资国内建设，但是现在法制体制有缺失，专业机构并不足，技术含量并不高，还有腐败率这么高，投资国内能够保证它的回报率吗？而且这部分钱转入国内，在经济良性的时候可以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现在国内通胀压力本来就很大，大量的资金流入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明显不合适。

　　环球人物杂志：现有情况下，要转变外汇储备量大、增长快的局面，有哪些可行的措施？

　　陈保森：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要搞那么多的出口，投资、贸易、内需三驾马车平衡发展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谭雅玲：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十多年，依然没有解决。我们需要从结构和体制上解决问题，尤其是需要有所突破，不能光说不练。就像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一样，我们反复地讨论“马车经济”有结果吗？“马车经济”的下面是“轨道经济”，轨道代表的是产业链。产业链是扭曲的，怎么可能指望马车平衡呢？外汇储备的解决需要从汇率制度、货币自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多角度入手全面治理与疏导，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会利用外汇，而不要炒作人民币。来源: 环球人物杂志


邓小平没有想到：既得利益集团是共同富裕的拦路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745

       2011-8-30： 中秋节将至，月饼少不了。税务机关也算是友情提示，食月饼者，别忘了要交月饼税。专家特别解释说，这不是新税种而是早已有之，有利于规范货币的实物发放。没错，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好事一桩；然而，联系收入分配的现实状况，这税着实透着捡芝麻、丢西瓜的小气，不能不让人转而关注共同富裕的话题。

　　邓小平曾强调：“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理解这个“一定程度”，包括国家经济总量达到相应规模，财税收入已有相当积累，富裕阶层拥有足够财富。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这一阶段，但共同富裕“必须搞”的共识似乎尙未达成，“怎么搞”还在游移之中。

　　在国家层面，“必须搞共同富裕”是发展方向，也是发展目的。现在要做的，是尽快将这一共识法制化，使共同富裕真正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意志。除了涉及直接分配的《工资条例》应及时出台，财税收入、使用的既有法规，也要进行突破性的改革与调整，而不只是拘泥于类似月饼税上的小修小补。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也不是同等富裕，而是经济上给所有人以享有体面而有尊严生活的保障。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拥有“底线富裕”，即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法制上给共同富裕以支撑，一是明确规定底线富裕的收入标准，二要强力推行所有人获得财富必须遵循的规则。前者体现社会文明与进步，后者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

　　日前有媒体报道，中石化河南油田工资表泄露，干部工资比工人高数十倍。原本是保密的，因为要吃空饷向省人社厅备案，一不小心让工人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上千人想见局领导，要一个说法”的事件。而对处长年薪30多万，普通职工仅有两三万，最少的只有几千元，最大收入差竟达45.17倍的分配现状，河南石油勘探局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高级政工师和元丽的回应是：“这是符合法律和规定的”。

　　《铁老大》作者夏业斌(铁路系统纪委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早年一个火车司机，比一个铁路段段长的工资高，现在段长拿到的钱是火车司机的几十倍。刘志军下台以后，平均每个职工加了几百，一些职工拿到手的也就两千多块。又是“几十倍”啊！

　　从油田到铁路，领导与员工数十倍的收入差距，让人五味杂陈，感慨万千。试问高级政工师，不论从政治文明还是执政理念出发，说这样的分配事实 “符合法律与规定”，能脸不红心不跳吗？若真有这样的法律与规定，又是依据什么而定的呢？我们从打破大锅饭、摒弃平均主义一路走来，所有的改革都许诺人们一个公正合理、充满希望的未来；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几无公正且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能说是改革的目标所在吗？

　　种种事实证明，一些人只记住了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而抛弃了这位智者仁人的“必须要搞共同富裕”。如何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个人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有两大拦路虎：立法滞后与法治规范不力，既得利益集团的挟私自肥。来源: 长江日报▲◆★●■☆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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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8-30：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8月30日将其在纪念《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授权给中国网络电视台在复兴论坛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

　　文章将中国自建党至今分为两个60年。文章称，当时搞《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是中共建党60年，作出了一个《决议》。今天我们纪念这个《决议》的时候，恰好又是回顾共产党掌握政权的62年。文章认为，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

　　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建党60年以后经过了一次反思，形成了决议。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真正的62年执政下来，我们也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要改变我们的维稳模式。我在政法机关工作十六年，又从事律师执业、法学研究，从那么多年政法工作的感觉之中，觉得我们的思路一直是“堵”，而不是“疏”。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的维稳思路，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方法简单粗暴。作为第一线的律师，我们最清楚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在哪里，这种思路，只会让老百姓愈发敏感。我们维稳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建党60年思考过一次，现在建国60年，需要再一次思考。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全面设计。《人民日报》月初文章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概念，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今天的改革，要从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三十年了，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正反面的很多的经验教训，有了很好的人才积累和思想库，我们应当有一个成熟的设计了。我们的前三十年，经常是一种拍脑袋决策，经济一下子要搞活，要高速发展，一下子又要治理整顿，“硬着陆”、“软着陆”不断。思想领域，也是风浪不断。我们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治安问题都是这样处理的。头三十年，小平同志提出来“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白猫黑猫”理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了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顶层的设计，全面的设计，有一个总的思路和框架，让国家少走弯路。

　　第三点，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关键。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里就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法院审判案件也应当公开，故意搞二十个人的小法庭审理大案，安排一些托儿占位子，旁边四百人的大法庭空着，然后给家属二张票、所有的记者不让进，作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器最应该讲公平正义的，而现在是公开也未实现。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第四点，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为什么要从司法改革突破呢？这个是个代价最小的途径，而且是可控的、恒定的，能够用稳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司法改革又能够为政治体制提供保驾护航，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国家要理性的解决矛盾，健全的司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好我们的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

　　文章最后总结称，两个60年要思考，一个是前面60年想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党的历史教训。建国后60年的思考，是思考如何更好地执政，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法制的国家。同国际主流社会要有共同语言。还有现在我们的反思，是实质性的、认真的，还是宜粗不宜细的？特别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这些我们需要不需要反思，都是应当认真探讨的。这个反思，也需要思想的大解放。来源: 网讯▲◆★●■☆


野田出任日本新首相 鹰派首相将带来什么？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4755

    2011-8-30：日本首相选举29日冒出“黑马”：一向被认为“不太像首相”的野田佳彦成功打垮了民意支持率比他高七八倍的对手。这种“黑马”现象在西方政治中通常不被认为是好事。日本《东京新闻》把它归结为“日本政治的混乱”。《朝日新闻》的社论总结说，民主党捧出野田实质上“只用了50个小时”。民主党昨天的党首选举经过了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中野田佳彦只取得了第二名，然后他蹿到了第一名。这种“幸运”上一次出现是1956年。国际社会昨天紧急“熟悉”野田，发现他最“与众不同”的都是一些尖锐的右翼言论，比如他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韩国媒体29日已经迅速表示担忧，称野田上台可能导致韩日摩擦“比比皆是”。中国的实际担心大概不会比韩国小。中国社科院学者冯昭奎29日对《环球时报》说，不排除未来日本政治更加右倾化的可能，但他寄希望于在当了首相之后，野田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因为目前日本的主流思想认为，日本的核心利益就是周边没有“敌国”。

　　 “这真是一个惊奇”

　　29日的民主党党首选举出现了5位候选人，但一般认为这将是现任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与前外相前原诚司之间一场狭路相逢的激战，不过选举结果却让人意外。据日本NHK电视台29日报道，当天的民主党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对5位党代表候选人进行投票，在第一轮投票当中，海江田万里得票领先，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则意外地超过前原诚司位居第二。接着在稍后进行的第二轮投票时，野田佳彦得票数得到“逆转”，最终以215票战胜海江田万里的177票，成为民主党新的党代表，也将成为日本的新首相。

　　“这真是一个惊奇”，奥地利《维也纳日报》报道说。该报认为，民主党的议员们没有选择选前最受欢迎的前外相前原诚司，而是把票投给财务大臣，看来日本人把国内经济看得比国外关系更重要，未来的日本首相或许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但可能是一个扎实的政治人物。

　　英国广播公司说，54岁的野田是这次民主党代表选举中最早宣布竞选的，不过由于他是唯一主张加税重建日本财政和支撑救灾、保障社会福利的候选人，在国民反对加税的趋势中，引起党内议员远离，曾被视为竞选黑马。

　　29日的《东京新闻》说，像野田这种候选人第一轮选举排位第二、第二轮选举中击败第一的事情在日本政治中并不常见，1956年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曾经出现过，当时是石桥湛山战胜了岸信介。《东京新闻》认为这显示出民主党内以及日本政治的混乱，民主党这次党首选举是一次“下位联合”，就是排位后4位的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把选票汇集在一起了。《朝日新闻》则说，这次选举实际是民主党“反小泽”和“亲小泽” 的一种“内斗”的延续。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称，野田佳彦此次意外成为“黑马”，并最终胜选，但在此次选举中，执政党内的派系争斗超出了政策分歧。为期两天的竞选活动表明，候选人之间的政策差异相对较小。不管谁成为首相，很多政策都将在民主党体制下保持不变。

　　“鹰派”首相将给日本带来什么？

　　野田佳彦是个什么样的人？日本媒体29日普遍把焦点放在他的口才上。日本TBS电视台称，野田佳彦从当选议员起，有25年多早上都坚持“街头演讲”，曾经用巧妙的语言批判自民党，他这种“锻炼口才”的方式在民主党内获得好的口碑。而日本News Postseven网站则评论称，在民主党政权中星光闪耀的都是松下政经塾出身的议员们。比如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等。他们的共同点是“轻率”、“没有节操”，很多人在“金钱”和“女人”上跌跤失败。评论还称，整个松下政经塾的议员倾向是：不喜欢从头开始的积累，多数喜欢尽早变得风风光光，他们最专注的不是政策，而是演讲能力。

　　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称，野田佳彦并不具备脱颖而出的特质，但是他身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他有一个健康的危机感和不错的幽默感。报道称，野田在8月中旬曾写了一篇博客，称必要时刻自己会“站出来”。那时候如果有人说这位鲜为人知的政治家将有可能取代菅直人，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投票开始之前，野田15分钟的慷慨陈词使得他的风头盖过对手。他讲述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联系的人怎样走到今天的故事。他还巧妙化解了自己“长得不像首相”的弱点，将自己比作生活在水底的泥鳅，而不是闪闪发光、惹人喜爱的小金鱼。野田说，这也正是他的吸引力所在。

　　国际媒体关注的多是野田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政治背景，他坚持认为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甲级战犯不是战犯的右翼立场，以及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鹰派”言论。德国《商报》29日评论说，野田实际上是沉默的代表，在国际上不知名，甚至在日本也很少成为头条新闻。对于他的当选，邻国们将不太高兴，因为他是民主党内少有的赞成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他关于日本历史的一个声明，往往会引来邻国抗议。由此可见，在外交政策上，他可能会与邻国连续发生碰撞。而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比以往更加依赖于与韩国和中国的良好关系，西部大邻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市场。

　　事实上，韩国媒体当天就表达了担忧。韩国SBS电视台的报道认为，随着有极右倾向的野田佳彦即将成为日本新首相，韩日关系前景堪忧。报道认为，野田佳彦曾经5次当选众议员，属于民主党内保守派人物，此前就曾经胡言“在靖国神社供奉的甲级战犯已经得到赦免，因此不属于战争罪犯”。报道认为，随着对历史问题有极右视角的野田佳彦走马上任，因为独岛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韩日关系恐怕将继续冷淡。

　　韩国《国民日报》29日认为，野田佳彦是主张否认二战甲级战犯和反对给予在日韩国侨民选举权的“问题人物”。今后在领土争端和“东海”（日本海）标记问题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野田佳彦很可能采取比菅直人更强硬的态度，再加上此前野田佳彦曾经扬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没有问题”，因此韩日在这些问题上的摩擦“比比皆是”。报道引用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表示，虽然野田佳彦不太可能大幅修改对韩政策，但由于野田的政治理念有极右倾向，因此今后两国关系很可能是“不近不远”。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担忧。美国广播公司说，野田的当选可能会与中国发生一些摩擦，野田曾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上力量给亚太地区带来不小的威胁。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认为，野田可以说是“民主党中的自民党”，是一个右派人物，他当选对于民主党的中间偏左势力很不利，不排除他会联合异党对付同党的异派，推动日本政治更加右倾化。他上台后日本对华政策走势要看他怎么组阁，安排谁当干事长，目前还很难马上判断其对华动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当首相之后，地位变了，要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应该会比前原诚司稳健一点，毕竟前原是偏执地关心安全问题。野田在竞选时的表态被媒体解读为对华强硬，现实中他如果这样干是要碰壁的，因为这不符合日本最核心的利益。日本外务省的精英认为，日本的核心利益是周边没有“敌国”。

　　29日环球网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回答“你是否担心野田佳彦会使中日关系逆转”的问题时，有74%的投票者认为不担心，认为担心的占26%。

　　与此同时，野田还被认为是“全心全意的日美同盟支持者”，因此“美国之音”29日对他的介绍是：“54岁的野田佳彦将是近年来最年轻的日本领导人之一，他的年龄也意味着日本政坛有望迎来一场世代交替。”日本《读卖新闻》29日报道美国对野田当选的反应时说，由于日本这场选举表现出“民主党内派阀对立激烈”，“美国国内最关心的是新任首相的任期，频繁的首相更换已经让美国感到厌烦”。

　　国际社会不看好日本政治

　　野田当选后，努力向外界表明他的强硬作风。据共同社报道，野田佳彦29日下午在东京召开记者会，他列举地震灾后重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严峻的经济形势等课题，表示“将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可谓国难的课题，争取推行‘有执行力的政治’”。

　　但他这番誓言并不被外界看好。英国《卫报》称，野田佳彦上台后将面临令人头痛的政策清单，但他在公众中的支持率并不高，而且他的前任们的经历也为他的政治寿命设立了基调——5位前首相在当选一年左右被迫下台。

　　日本《朝日新闻》29日发表社论称，民主党的选战从公示开始，实质上只经过了约50个小时，用这种方式决定日本国家的“舵手”，让人不得不觉得首相诞生得轻而易举。社论提出疑问说，野田佳彦主张增税，这种应对严峻现实、寻求解决方案的姿态值得肯定，但是过分加重国民负担的话，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光明的日本？

　　事实上，对野田佳彦的悲观预期主要是冲着日本政治来的。《温哥华太阳报》分析称，新首相将成为1952年以来第30位，以及6年之内的第7 位首相。这一数字再次印证了这样一种分析：日本政治舞台上由行政官僚、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形成的“铁三角”结构中，选举出来的政党只是扮演了“小兄弟”的角色。在这“三驾马车”中，政客们通常都是涉世未深的新手和外行人，行政官僚才是政策决定者，而利益集团的工商业领导人才是政策执行者。

　　《温哥华太阳报》认为，新首相将面临二战以来最艰巨的挑战，而与此同时，在没有太多个人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还得推动不得人心但是非常必要的政策来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因此，摆在野田佳彦面前的将是一项艰巨的议程和一个短命的政治生涯。除非日本政党和派系在国家危难面前，把他们惯用的政治拉拢活动搁置一边，不然日本的前景仍将不甚光明。

　　美国《时代》周刊称，如果你住在美国或西欧，对目前经济复苏、政治瘫痪以及国家的前途不安，请记住事情可能更糟糕——你还有可能住在日本。日本在过去20年都经历了这些困境，时至今日，这些困境似乎仍然没有尽头。日本政治似乎不允许任何新想法变成实际政策。来源: 环球时报▲◆★●■☆


十八大序幕已经拉开 大赢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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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8-30：  一年后的中共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十八大），最高领导层将大换班，如无意外，九名政治局常委只留下习近平及李克强，政治局至少有一半新脸孔。如此大幅度换人，需要很长时间准备，日前三个省（自治区）“一把手”的异动，应已揭开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序幕。

　　上周四，中共宣佈西藏、云南、海南这三个省区“一把手”换人，河北省长陈全国升任西藏区委书记，云南省长秦光荣升任省委书记，海南省长罗保铭升任省委书记。

　　虽然这波省级人事变动的肇因是两位现任省委书记（云南的白恩培及海南的卫留成）刚过六十五岁，必须退休，但离十八大仅一年时间，自然让外界有很多联想。今次人事变动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胡锦涛的共青团系统（团派）是大赢家。三位获晋升的地方诸侯，都与“团派”领袖颇有渊源，两人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多年。其中秦光荣于一九八四年至八七年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罗保铭则在共青团天津市委工作逾十年，一九八五年至九二年担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可是，官方新华网公佈他们履历时，隻字不提这些共青团关系，耐人寻味！

　　调职西藏的陈全国，虽一直在河南及河北供职，但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陈是主要助手，据称两人工作关系密切。三名新省委书记，十八大必是中央委员，这对“团派”巩固权力大有助益。

　　其二，离职的西藏区委书记张庆黎只有六十岁，不仅未达退休之龄，而且在他治藏五年期间，多次铁腕镇压藏民的抗争，深得党内高层好评，至截稿时官方只说另有任用（说明他不是经济或违纪问题而离职）、却未公佈其去向。更重要的是，张庆黎与胡锦涛关系密切，胡锦涛掌管共青团中央不久，张就升为共青团中央工农青年部副部长；胡锦涛被“发配贵州”后，张庆黎也下调到山东东营任副市长。九九年张调到新疆，之后出掌西藏这个胡锦涛的发迹之地，都离不开胡的影子。

　　今次张庆黎在西藏工作了五年多而被调走的理由非常牵强，极可能要出任某个要职，为明年十八大的晋升作准备。果如此，则显示胡锦涛将主导明年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就像十年前江泽民主导中共十六大一样，影响所及，政治局的“团派”色彩更浓。至于本港政情，若颇具“江派”背景的唐英年不能迅速靠拢胡锦涛，要出任特首，殊非易事！来源: 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