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富翁最希望做的事：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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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09/08 西安晚报

中国目前有许多支持着中国经济迈向世界最强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繁荣、影响力扩大、军事强盛，预计将主导21世纪的国家，但是他们最希望做的事情，却是离开中国。

一名苏姓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建造摩天大楼，然而他却和许多新富起来的中国人拥有一样的愿望，即期盼有朝一日能够离开中国。这名苏姓富翁的理由是，他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资产，在中国他必须小心自己的言语，同时，他还想要第二个孩子，但这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中国的富翁们越来越多的开始在海外投资，获取外国护照，使他们在做国际贸易以及旅游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给予了他们一个最终离开中国的道路。

对于中国移民来说，美国是最流行的一个目的地，中国富人都在赞颂美国的教育和医保系统。2010年，近6.8万中国出生的人成为了美国的正式居民，占据了当年成为美国正式公民总人数的7%。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中国人非常流行的目的地。

这种趋势的出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中国领导人成功的令成千上万普通的中国人脱离了贫困，但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超级富裕的阶级。

苏姓中国富翁匿名表示，在中国，没有任何的东西属于某个个人，就如买一套房子，人们可以买房子，但是房子在70年之后，将属于国家。确实，尽管中国现在有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但是共产党政府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例如，共产党惩罚公共异议以及挑战他们权力的人，审查能够在网络上以及传媒上被阅读的文字。

苏姓地产商表示，在国外，如果一个人买了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将永远属于这个人。中国的商人和政府官员都在担心自己的资产安全。

这名中国地产商要求采访他的美联社记者在刊文时，不得使用其真实姓名，担心会受到政府报复，影响他在中国的生意。他表示，国外的生活条件要相对更好，例如旅馆条件、食品安全以及教育等。他称，许多中国富人都担心政府的干预，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而在海外则更加的自由。

中国北京移民顾问公司Goldlink的市场部经理表示，在公司成立的15年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想要移民，特别是想要移民加拿大。人们想要出国的最大原因是想要他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或者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系统。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非法获得了一些资金，如贪污公款的政府官员或者商人。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些是被已经移民国外的朋友所吸引。

尽管中国很多富人依然在中国国内做生意，但是他们希望获得绿卡，希望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出国。其中一些人喜欢西方的生活。

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分析，中国富豪们认为，获得外国护照就像是上了保险一样。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事情可能会出问题。因此一旦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或者突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这些人依然能够通过外国护照避难海外，这是一种额外的安全保证。

根据中国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以及美国顾问公司Bain & Co.在4月发生发布的报告，中国至少拥有一亿人民币资产的2,000人中，有27%的人已经移民海外，47%的人正在考虑移民。近60%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孩子的教育是他们想要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他一些在此次调查中排名靠前的出国动机是保护自己资产以及准备退休。想要更多的孩子以及更加容易开拓海外市场也是中国富翁想要离开祖国的原因。

不断增长的移民令中国私有资金出现了大规模的外流倾向，尽管中国实施严格的货币控制。报告预计，中国富人约有3.6万亿人民币投资于海外地区。中国经济分析人士称，中国经济目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


老北京的“一环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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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9-05 中评社香港9月5日电／《北京晨报》报道，“一环路怎么走？”刚到北京的外地人经常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还真不好回答。共有三种答案：首先，没有一环路：北京最早出现的是三环路，以后才有二环路，并没有所谓的一环路。可这么回答，难免让人一头雾水：北京有四环、五环、六环，为什么没一环呢？

　　第二，指的是紫禁城周围的这条路：始建于明代，长3.5公里左右，但这条路有宽有窄，有的是胡同，道路规格不统一，怎能称为环路呢？

　　第三，老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的线路：1924年12月18日通车，从天安门前开始，绕西单、地安门、东单再回天安门，全长17公里，基本是原皇城沿线，但东西两线较皇城范围更远，称环形路，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但一直被称为环形路。但这条路的问题依然是规格不统一，亦无环路气象。

　　那么，老北京的“一环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老北京本无环路，上世纪50年代参考苏联城市规划方式，开始设计北京环路，1958年开修，但当时没有贯通，只有北环路、东环路、南环路，且三条路都没修完。由于三条路距老城区比较远，人们日常很少用到这三条路，所以在口语中将其合并称为“三环路”，并非第三条环路的意思。这种说法流行甚广，1970年北京交通图上，尚未采用这一说法，但几年后便正式开始承认了这一说法，因当时已有贯通计划，1981年，三环路全程通车，如果从开工算起，它算北京市第一条环路。

　　而二环路晚于三环路，规划三环路时，老北京不可能有二环路，因它是老城墙所在。但老北京沿城墙有一条铁路线，是货运使用，道路基础设施比较好，老城墙被拆除后，铁路已无实际作用，也被拆除，这就给修建环路提供了便利条件，上世纪70年代，北京修建地铁2号线，彻底拆除残余的城墙与城门，这就为修建二环路创造了有利条件，故它的道路规格基本统一。

　　既然三环早于二环，那一环显然是无稽之谈。以紫禁城环线当成一环显然没有道理，因为那里属皇家重地，过去根本不允许平民进入，皇家内部的人数才有多少？根本不需要用一条环线公路来保证其通行。

　　至于以老北京电车为环线，更不合理，因为直到今天，这条路不少地方是禁止转弯的，既然如此，怎能称为是环线呢？况且公交线路多为环形，难道开通早就可以自命为一环？那么在有轨电车前北京已有公交运行，它们经过的线路算不算一环呢？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曾有过修建内环的规划，根据规划，西单将建立交桥，但对长安街景观影响较大，故未能执行。▲◆★●■☆


宋庆龄 基金会 一工程长期不开工引质疑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80854531

2011/09/07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满羿

■ 位于玉渊潭南路北侧的项目工地杂草丛生 ■ 摄影/本报记者　满羿

　　本报讯 日前，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两个地产项目被叫停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最近，玉渊潭南路的“宋庆龄基金会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及配套工程项目”，由于两年始终没有正式开工，引来了周边居民的疑虑：该工程是否也是先占地后开发商业项目。

　　昨天，记者对此项目进行采访。宋基会的相关人员称项目未开工主要是资金未到位，并保证此项目将只作为儿童科技培训基地使用。

　　■ 现场

　　工地全是荒草 废品站占据一隅

　　这块已经被圈起来的工地位于玉渊潭南路北侧，复兴路11号院1号楼对面。其东侧临近世纪坛公园，西侧与“缘溪堂”三栋居民楼接壤，北侧可到八一湖南岸，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工地的大部分为绿色荒草所覆盖，北侧有一处被截断的山包。

　　在工地东侧则是数十栋简易房和砖房，并围成各个小院。每个小院里面存放了大量的诸如旧钢筋、破木板等废品，不时有人员出入。“现在刚是秋天还好一些，等到冬天这里就成了黄土朝天，一刮大风，尘土飞扬。”复兴路11号院的居民张女士（化名）说。

　　据张女士说，这里原来是一片绿地，去年国庆节前，这块工地曾经突然施工，铲走了草皮，挖了小山，砍伐了大树。由于施工严重扰民，10月27日被迫停工，一直到今天，这里就再也没有开过工。

　　■ 居民　

　　希望工地还原为绿地

　　这块工地属于宋庆龄基金会儿童科技培训基地以及配套工程项目。根据羊坊店街道城管科于2009年3月20日下发的《关于宋庆龄基金会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及配套工程项目居民座谈会意见的回复》中显示，2008年10月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羊坊店街道的协助下，就这个项目与周边居民进行了座谈。

　　据张女士说，当时由于主持座谈会的宋基会工作人员称此项目已经有了规划，并且答应解决包括菜市场、交通以及停车场等问题，因此大家都同意了。2009年12月6日，这个项目在搞了一次奠基仪式后就再也没有动静，直到2010年国庆前。

　　由于工地长期无人管理，这让居民们开始质疑这个项目是否经过相关规划审批。为此，张女士就此问题于2010年11月24日下午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信访办进行咨询。她于当天下午接到来电答复，称2009年批过其用地许可，但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张女士随后以书面形式再次咨询北京市规委。2010年12月28日，规委对她的回复是这个项目属于“机要项目”，该项目的行政许可结果不予公开。

　　2011年2月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京信复查【2011】23号）对张女士的回复称这块地属于文化娱乐用地，拟建的项目符合规划要求，并认为规委对张女士的回复并无不妥。然而，北京市住建委3月21日在对张女士的书面回复中称，工程目前尚未办理正式开工手续。

　　实际上，对于这块地和整个工程的性质，张女士和其他居民都有些“糊涂”，再加上长期搁置，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居民们希望这里能够还原为绿地。

　　■ 宋基会　

　　用地许可和规划许可都有

　　实际上，近期河南宋基会的事情也加剧了周边居民对该工程的怀疑，有居民说工地之前的围挡上写的内容与河南宋基会出事工程围挡所写的内容一样。“我们现在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没有获得审批的情况下，先圈起地来再进行其他的开发。”张女士说。

　　为此，记者以居民身份电话咨询了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秘书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该项目是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工程的用地许可和规划许可都有。目前，他们已经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及配套工程项目”筹建办公室专门负责此事。至于为何长期没有开工，是因为还有一些相关手续在审批和处理之中。

　　据这位工作人员说该项目属于国家投资，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但是对于去年的短暂施工，这位工作人员的解释为“当时是有个人捐赠资金”。此外，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与河南宋基会不同，他们不会将该工程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而该工程筹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目前所以没有开工就是等着资金。据他称资金属于财政部拨款，而财政拨款的计划最早要到年底才能出来。对于居民反映的暴土扬尘问题，他们将尽快解决。

　　相关链接

　　项目前身为

　　“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

　　据宋基会官网报道，5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宋基会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的总用地、建设用地和总建筑面积，以及项目主要内容和项目投资等进行了批复。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渊潭南路，前身为“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一期工程——“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

　　另据环保部所发的《关于同意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基地——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变更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复函》中称，“此次变更的主要内容为：项目名称由‘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基地——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变为‘中国少年儿童科技培训基地及配套工程’；工程建筑面积由70000平方米增至925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不变，增加地下建筑面积22500平方米。”

　　文中提到：项目变更后总投资8.45亿元，其中环保投资845万元。 ▲◆★●■☆


习近平宣誓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09/08/1465402.html

2011-09-08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日前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作为当下主管中共具体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作出上述表示。

这也是习近平首次向外界显露其“走共同富裕道路”政治理念，虽然其中表述多已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可谓老生常谈，但作为观测中共未来领导人政治取向的一个窗口，颇受外界所瞩目。曾经跟习近平有过接触的北京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有明显“左”的倾向，但这种“左”即不同于极端崇毛、倡导激进革命的“老左”，也不同于那些反对市场经济、批判社会不公的“新左”，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相对于江和胡来说，是个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他未来的执政倾向既不是一味发展经济，也不是只顾补贴底层民众，而是寻求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真正内涵，体现自己的执政方向，此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他“习左”的宣言。

“左的宣言”显政治取向

作为中共“储君”，习近平将在2012年秋天的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党总书记，到2013年3月接任国家主席。由于中共领导层惯于守口如瓶，外界对习近平这位即将接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了解不多。曾经跟习近平有过接触的北京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有明显“左”的倾向，但不同于当前社会中的“老左派”与“新左派”，习笃信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在不断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就强调“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上述人士表示，习近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他“左的宣言”。

而习近平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被认为源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众所周知，习近平出身于“红二代”，父亲习仲勋为中共元老，是“正宗左派”的社会主义者，虽在“文革”时期曾遭迫害，但后来恢复权力担任了副总理。习近平曾说，父亲经常会让孩子们站成一列进行一场训话，鼓舞革命精神。而习仲勋遭迫害并没有动摇习近平的信念，为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习近平分别写了8次和10次申请书。“红二代”的出身和经历的苦难煎熬，铸就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江泽民是邓小平经济理念的践行者，胡锦涛是平衡江泽民时期单边经济发展的执行者，那么习近平更像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的领导者，他的政治理念比前任领导者都更强烈。

习近平的座右铭是“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务实不浮躁”，他给予外界的观感是一个沉默寡言、行事谨慎、行为端正的人。但普遍认为，习近平有一种以信念和原则为本奋勇前进的气魄。筹备北京奥运会期间，习近平曾表示：“我们经历很多逆境后实现了国家的发展。我们从不怨天尤人。我们只是确立方向，走自己的路。”从这句话中可以感觉到习近平的非凡力量。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习近平评价称：“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有强大的感情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由是观之，在习近平真正走上中共政治前台的时候，以其强烈的政治信念，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也势将成为必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落脚点的共同富裕势必会是他重点推进的。

习近平课题积如山

尽管“共同富裕”愿景可嘉，但知易行难，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伴随着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矛盾堆积愈演愈烈。时代变化带给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班子的课题着实不少——从高层到基层官员，腐败等丑闻接连不断；社会存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此前刊文称，中国今天的改革，正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要突破的是利益“雷区”，触及的是深层矛盾，惟有改革才能赢得下一个三十年。

而所谓利益雷区，学者提醒，久改不革、久推不动、久治不愈的地方，掩藏的往往就是利益的雷区。以楼市调控为例，为什么中央政府的一次次雷霆万钧的调控，一次次被绵绵无形掌化解为无功而返的“空调”？不是政策不给力，而是被依靠执行和兑现政策的人，正是借此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和指望卖地收费自肥的地方政府。对于即将接班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来说，前路不可谓不曲折，改革阻力不可谓不巨。

力挺薄熙来？

就共同富裕，上述文章指出，收入差距拉大，是告别共同贫穷、收入普遍增加、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恼”。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才能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习近平给出的总路线图是：“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的这次表态，不仅是向世界表明态度，更是对中共一贯宗旨一种宣誓。

近期，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可谓此起彼伏，以薄熙来主政的重庆表现最为积极——6月24日，重庆举办了一场“共同富裕”专题研讨会，4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随后，薄熙来发表了自己的“蛋糕”理论——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引发热议，一时似乎共同富裕成为了薄熙来个人的政治标签。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提走共同富裕道路与薄熙来阐述共同富裕明显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习近平的表态是对中共一贯宗旨的延续和对未来执政理念的宣示，而薄熙来的一系列有关共同富裕的动作与表述，则明显有投民众之所好的政治投机之嫌，因此有言论称习近平的表态是在力挺薄熙来，实属牵强。▲◆★●■☆
 

愚公：《关于习近平先生的三则预言》
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421057.html

不管世人用何种目光看待习先生，2013年10月他都将如期成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对此全世界都不怀疑。现在人们能够做的，就是对他执掌权柄后的行为进行种种猜测。那么笔者愿意在此提出三则预言，简称“近平三不”，留待历史验证。

预言之一：不搞和平演变

不少悲观者认为，杜勒斯曾寄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的预言已经破产，因为习近平掌权时，中共政权已然传承五代，成功度过危险期。此话大谬。杜勒斯预言的是世代概念，而非换届交替。从生物世代角度观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与毛泽东同一时代的革命前辈，邓小平也属这一世代，只是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相比毛、周、朱诸人年轻而已，毛开始革命时已年近30岁，习开始革命时只有16岁。毛与邓属于杜勒斯说的第一代掌权者，此后江与胡只是夹在两代之间、无关紧要的过渡，正如台湾两蒋之间也曾有严家淦作为过渡。到了习近平掌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习这一代权力将禅让几届，暂不知道，但可以明确的是，目前在英国留学的帅哥薄瓜瓜同学、在美国留学的美女习明泽同学，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如果他们有机会执政，杜勒斯所预言的和平演变，就将在那个时候隆重上演。

撇开杜勒斯的预言不谈，单论习先生本身，相信看法不会分歧——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中庸稳重之人，并无开创新纪元的雄心壮志与远大抱负，也就是不搞和平演变。正因为他是一个循规蹈矩之人，是一个肯定不搞和平演变之人，才有机会被选作“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可作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世代、位置相同的薄熙来，其人风流倜傥，才华盖世，高出习先生不知几个档次，可惜不为第一代元老们所放心，立储时未能入选，抱憾终生。薄氏聪慧玲珑，擅于权谋，借打黑以赢底层民众拥戴，凭唱红可获上层权贵青睐，以为自己智慧非凡，左右逢源。岂不知打黑虽获民意支持，但同时已震慑上层权贵，招致严重猜疑，个个心怀惊惧，而唱红又引起底层民众和知识界强烈反感，到头来变成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他治下的城市从民间荣获“西红柿”雅号，只值一嘻。

纵观习先生一生，其最为出格的经历，大概是15岁左右的青春期，恰值父亲坐牢、母亲受整、个人失学，爆发出一股破罐子破摔的牛劲，公然与当红造反派对着干，被专政机关抓起来，并认定为一群孩子里的“坏头头”，威胁“可以枪毙100次”，遭送派出所、少管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夜夜学毛选，天天挨批斗。无奈之下选择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以逃避少管之灾。但又受不了农村之苦，趁春节“回流”北京，再被收容、扭送学习班，每天拉到北京海淀一带掏下水道，形同劳改。大概除过这段“青春期叛逆”，他的一生，可以用“听话”二字概括。

同样是少年时代遭遇磨难，薄选择了剑走偏锋哗众取宠，习选择了埋头苦干温良谦恭，这大概是个人气质所决定的。试想整个九零年代，习在福建历练，其起身之地厦门，1999年爆发远华大案，厦门、福建官员几无幸免，传凡处级以上官员，护照全部收归中纪委保管，习独出污泥而不染，在次年反升任福建省长。这种为官之道，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真正的中国智慧就是藏拙、装傻、无为而治，习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习先生牢记在心的，是其父习仲勋的日常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不能只看自己愿不愿意，还要看其他人愿意不愿意”。那么从的他角度，“其他人”是谁？所能看到的“不愿意”又是什么？人总是有局限的，习先生眼里的“其他人”，自然是他从陕北梁家湾大队开始一路入党、任党支书、推荐上清华大学、选拔进中央军委工作、安排到河北正定锻炼、再选调厦门到沿海开放特区锻炼等等人生旅途中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那些不断关心他、帮助他、照顾他、提拔他的各位老领导、老上级。这些人“不愿意”什么？答案不言自明。虽不敢断言如果薄氏荣登极位后，会不会头脑发热，大搞和平演变，但可以断言习大权在手，绝不会头脑发热，少年叛逆的青春期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说，在习先生任内，中国不会发生民众所期待的和平演变。

预言之二：不会有所作为

相比过度人物江胡，习有更好的作为机会，但他决意放弃。

江冒着炮火进京，踏着血迹加冕，在位12年，如临深渊；胡隐忍一生，练就面无表情独门功夫，勉强维持10年，如履薄冰。他们是注定会被历史遗忘的两个小角色、小人物，一如台湾的严家淦。不出三年五载，什么三块表也好，和谐号也好，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偶尔提起名字，甚至还要想半天才知道说的是谁，这就是江胡的所谓历史地位，咎由自取。

江登大位，出乎意外，本人惊惧忧疑，他人鼓励激发，这才勉强就位。意外的含意有两层，第一，其人才干一般，不堪治国，不曾入选储君；其二，本人既无心治国，也未预备治国之策，车到山前才修路，能走多远算多远。掌权一朝，贻笑大方，实不足奇。胡处心积虑二十余载，立储又十二载，终登大位，按说应该有备而来，成竹在胸，一朝权在手，便能施号令。但无奈这胡氏起于草根，出身寒微，登基之后，环顾左右，皆是些陌生面孔，喝令手下，总是些不服之人，勉强弄得一批团干，也仅能派作地方大员，身边近臣，面和心异，悉数为他人安插，这胡氏能够平安交班，已属超水平发挥了，更不可能指望他弄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静出来。

但习先生与江胡大为不同，习首先是革命江山的正宗二代传人，嫡长为储，既合乎皇权继承传统，民间觉得理所当然，也满足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合法性，官方认为无比正当；其次习有其父70余年品德积累的荫庇，朝野上下，人脉广布，抬轿、鸣锣、开道、欢呼者有之，支持、鼓励、帮助、保护者有之；再次，习在官宦经历中，时刻以“三刘”为楷模，以尊重他人、团结他人、信任他人为第一要务，他执掌权柄后，左右虽不由他各取所长量材录用，但元老们安排给他的一套人马，他一定会左谦右恭，甘作刘备，乐得给左右各展所长的机会，这也就最大限度的团结了他们；最后加之他有在中央军委工作的经历，穿过正宗的军服，不同于江胡身上那冒牌一般、临时借用的、非军非民的怪异服装，在讲究资历的军队来说，对习的认同与服从，远高于江胡。对专制国家的最高领导来说，谁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谁才算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

有以上这些，习在自己任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但他为何甘心放弃？

这首先是基于形势判断，其次是个人性格。但凡历史上有为之君，多是个人凭借雄才大略，打倒一批，征服一批，远如李世民，近如邓小平，外国如戈尔巴乔夫。李世民干掉太子建成，夺嫡登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邓拿下已经登基的华某，隔空取权，强势逆转，这才有了所谓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更加特殊，是在三位最高领导接连死在任上、统治集团内部急于推举一位健康领袖的特殊情况下，意外上台的。戈氏上台后，乘人不备，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左冲右突、战斗不休，迅速打败一系列政敌，快速确立个人权威，这才得以推动政治改革。大凡按部就班、排队等候、被他人选拔到大位上来的，一如江胡之辈，都是历史过客。习是聪明人，深知自己是如何登上龙床的，其在位期间，不可能四处树敌，并逐一打倒，然后放手施为，这是他对形势的总判断。其次他性格敦厚温和，早过了偶尔露峥嵘的15岁青春叛逆期，不愿弄些剑拔弩张之事。试想，如果想有一番作为，不剑拔弩张，与身边的政治对手大战几百回合，怎么可能？他既然打定主意要团结大多数人，这就只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妥协，得到容人、容事的美誉。何况他所要团结的大多数人，绝非13亿民众，甚至也不是8000万党员，具体而言，就是政治局的另外8个常委，身边要害机构的工作人员，执掌兵马的军头，再包括一部分地方大员。除此之外，他精力有限能团结得过来吗。

如此团结，实际就是平衡各派利益，做一个维持会长，任内还能干成什么？也不尽然。他会让媒体适度放开以缓和政治氛围，对腐败官员加大惩治力度以平息民怨，放缓垄断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的脚步，通过控制政府预算以适当减少征税额，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数量以缓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对立等等，凡此种种，江胡不可能做、甚至想做而做不到的，他都可能会作。而党内民主、推进政改、司法独立、言论自由、遏制腐败、打破国企垄断、缓和官民冲突等等议题，江胡任内搁置，在他任内也不会有大的改观。待其十年任满转身离去之际，人们蓦然发现，他是一个平庸之君，顶多被誉为“慈君”，留下一些相对宽容、相对温和的故事供人们怀念。

预言之三：不想严厉镇压

这个预言，是基于习先生本姓善良而言的。他虽平庸，但绝非大奸大恶。这从他一生与人为善的经历可以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他父兄的各种事迹得到印证。中共党史界对其父习仲勋的评价是“一辈子被人整，一辈子不整人”，在陕北肃反时期，明知即将对他和刘志丹等人挖坑活埋，他给身边人交待的仍是，干好工作，不要埋怨。一生被整肃无数，但心地纯正，不怀私怨，甚至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爱你的仇敌”。据说在1987年1月保守派拿掉胡耀邦时，只有习一人敢拍案而起，怒斥“这是政变”！其兄习正宁曾任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海南省司法厅厅长等职，其为人善良正直，口碑之佳，甚于其父。对于其兄的评价，不管来自官场，还是来自民间，不管来自身边人员，还是来自远乡外地，笔者听到的是“这是共产党最好的官”，“这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惜好人命不长，其兄1998年在计划出任海南省高院院长前夕突发心脏病而亡，留下无尽遗憾。

可以说正是其父其兄的善因，才结下习先生立为储君的善果。纵观习先生从插队知青、大队支书升任一国副主、兵马副帅的传奇经历，可以说一路走来，艰难之处有扶手，烈日之下有阴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陕北的县委书记敬仰其父，在他写了8次入党申请、公社书记一请示，县委书记马上就暗示应该批准入党；如果不是感激其父的与人为善，在他1975年争取陕西省仅有的两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指标之一时，会无人出面作梗；如果不是感佩其父人品，在他入学尚需要一份关键证明时，其父当时下放劳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又如何敢冒着风险出示“习仲勋子女升学不受影响”的证明；当他作为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时，如果不是其父的老战友中有人暗中相助，他又如何能够幸运的进入中央军委工作？可以说习先生一生受尽父荫，其后的一系列升迁，在每个关键环节，总有各种有利因素碰巧发挥作用，如果不是其父一辈子善良正直、积德行善，怎会有那么多人在关键时刻愿意出手？而这些特殊经历，无可避免的塑造了他的个人世界观：与人为善，好人好报。我相信习先生推崇刘邦、刘秀、刘备，低调谦虚，尊重他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不是出于弄权的现实主义需求，而是出自他的真心实意。

不管愿意与否，习先生任内都将陷入维稳的两难困境：出手维稳，显得神经过敏，杯弓蛇影，遭人贻笑，但不出手维稳，则可能弄假成真，顷刻覆亡。维稳是一种现实需求，他只能继续沿用胡某任内已广为泛滥的种种维稳手法，包括下流手法，对各种批评声音进行压制，对此起彼伏的民间行动进行围追堵截，以图自保。

两难处境也造成习先生的内心焦虑，他不是一个“只见权力不见人性、只讲利益不讲正义、只有利害没有是非”的权力怪物。须知他曾当过整整7年农民，在那些日子里，他与泥腿子们一起摸爬滚打，一起讲女人，一起睡土炕，一起说黄段，一起骂皇上，这与面无表情的政治辅导员、全国学毛选积极分子之类不可同日而语。举例而言，如果他面临1989年赵紫阳先生同样处境、需要凭借人性作出选择时，相信他至少会做出与赵紫阳相同的选择——宁愿失去权力，也不愿意亲自下达向人民开枪的命令。但枪杆子打出来的万里江山此刻在他手上，如果就此葬送，他又如何面对父辈的信任与重托？

当一个人内心出现矛盾时，其外部行为就会犹柔迟缓，1989年的赵紫阳就是这样。基于这种判断，相信在他任内，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大规模人权灾难，甚至良心犯频频坐牢的现象也一定会受到遏制，像刘晓波、刘贤斌先生这样的案件，如果发生在他任内，采取长期监视居住，待形势缓和后就释放回家的可能性更大，决不会动辄11年、10年冤狱，轻易就将谁的丈夫或父亲送进深狱大牢，背上千秋骂名。即使再出现1998年的组党活动，他的手法可能也与江某大为不同，估计会受理申请，但不予登记，而申请者、参与者被长期软禁、甚至借机驱逐出境，当然不会再以颠覆罪罗织10年冤刑，让自己在全世界声名狼藉，骂声不绝，也使家世清白、个人清誉尽毁。

如此以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的春天就来到了吗？当然也不是。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敢言媒体等还是会受到各种压制，尤其是某些与利益集团结盟的权贵，一定会借口社会稳定祭出镇压手段，甚至不惜编造虚假情报来请求采用“断然措施”。这个时候，习先生将面临一次次艰难选择，是宽容以待，还是断然处置，是服从所谓党性原则，还是坚守人性伦常，是遵从自己内心不做恶的戒律，还是恪守权力游戏的既定规则？这将成为对他最大的折磨。如果这样，只要他梢有迟疑，他的十年任期，也将成为22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将给公民社会的发育创造难得的历史机遇，杜勒斯预言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宽容时期作为过渡。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2011-09-04）▲◆★●■☆


何清涟： 民富国安之梦何时圆？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4117&msg_id=472   

    中共政府郑重宣告，“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发展方式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被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之一是改善收入分配。

    其实，改善收入分配在“十五”与“十一五”期间均被列为规划重点。只是那时中国人大多没想到国富与民富并非同一回事，总相信党的宣传“大河涨水小河满”，以为国家富了，民众的收入自然会水涨船高。

    今年8月初那条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终于让中国人看到了自身的真实处境：亲爱的祖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却排在世界第103位。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中日两国民众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零年代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机会不均等及权力市场化；而本世纪以来，除了上世纪形成的财富及社会资源占有格局之外，还有政府对民众生存资源的直接掠夺（主要是征地拆迁及引进污染企业）。因此要想改善收入分配与民生，政府至少得做几件事情：

    第一，让利于民。这让利有两重意思：一是在分配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时，必须将政府的份额相对切得少一点，直白地说，就是让政府少收税。2008年以前，政府在GDP这块大蛋糕中切去的是四分之一，而2009年却达到了三分之一（32.2%）。二是要将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满足公共福利，解决贫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匮乏。

    这让利于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因为“十二五”期间中共政府还需要“保持强大的行动能力（包含维稳能力）”，这行动能力是需要钱来保证的。就在前不久中国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称，通过减税让利于民不现实。目前中国30%的宏观税负尚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 GDP比重还将继续上升。为了证明加税的合理性，肖大人还驳斥了国外某杂志在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将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列在世界第二位是谬误。

    第二，还公共资源产权于民。政府必须将资源控制权还给其真正主人――资源所在地的民众。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财富增长，基本不象日本那样依靠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土地与资源支撑。也因此，中国国土上的任何资源――尤其是农村的资源，不管是土地、矿产、河流、古迹，只要被地方政府发现其价值，毫无例外地都被其以国家的名义强征。因为事涉民众生存资源，于是各地相继上演着一出出政府与民争利的暴力拆迁与暴力征地事件，造成了不少“失去土地的村庄”，造成了数千万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的“三无农民“。如今要让武装到牙齿的地方政府放弃与民争利，谈何容易？

    第三，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让民众就业，就是让其获得参与生产蛋糕与分取蛋糕的资格。这对中国这个知识型劳力与低素质劳力都严重过剩的人口大国来说，也是个难以解决的天问级难题。按照官方数据，2009年底，中国大陆劳动力年龄人口 106,969万人，城乡就业人员总计77,995万人（农村的4亿多就业者按其耕地面积算其实只能算不完全就业），还有27％的人未能就业。这些失业者连工作都没有，自然无法参与分蛋糕。

    从物质的丰裕程度来看，中国目前已进入历史上最为丰裕的时期。但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如果分配不好，政府又坚持继续在富国强兵的道路上狂奔，中国的发展方式还会停留于生存型，民富国安之梦只会是一块难以企及的画饼。▲◆★●■☆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税万税万万税！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438&msg_id=2948

   核心提示：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一份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中国社科院一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布斯》的榜单带有一种明显的主观判断，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税负水平。

近日，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而中国近来房地产“加名税”和“月饼税”等税收问题也引发了公众对我国税收制度的讨论。

那么中国内地的税负程度到底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我国税负改革的进程如何？应当如何完善我国的税负制度？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我国税负水平被夸大

“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

杨涛认为，《福布斯》杂志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带有一种明显的主观判断，由于税制结构的不同，仅仅是按照《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对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权，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税负水平。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我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借鉴意义的。他认为：纵向地看，我们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

杨涛分析，之所以现在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其它政府性税收收入的影响，比如，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税收比重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所以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

将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

“其实，在我国所有的税收种类中，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并不高，世界上大部分税收与企业有关，只是我国的企业税赋比重可能更高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表示，企业的税收成本通过商品转移给了终端消费者。而事实上，终端消费者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税款来自存在重复计收的营业税，而该税种涉及交通、建筑、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体育、娱乐、服务业等方方面面。

“其本身折射的并不是税赋过重和征税细节的问题，而是我国税制和税收收入结构中，国库收入主要依赖间接税的征收，而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导的间接税制度改革却相对滞后，直接税征管重点并未真正实现向高收入阶层转移的问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收入对于间接税过于倚重的弊端在我国已开始显现。贾康认为，目前的税制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政府占比的较快增长趋势，还会使收入的使用环节对居民消费的抑制，即社会上低收入水平成员的实际税负过重问题。

贾康表示，我国现行税制架构是以1994年税制改革为基础的。那时，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十分紧张，财力上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政府正常履职的管理要求。在税制设计中选择了易于实现收入的间接税为主体，突出增值税、营业税的重要地位。

不过，随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正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逐步减低中低收入阶层的直接税税负。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见》，表示将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同时，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

完善税制调节收入分配

对于税制改革的方向，杨涛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上着手进行。从技术层面上，由于我国主要税种税率偏高，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需要优化，避免重复征收，改变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格局。而非技术层面上，税收体系应该维持国家之前提出的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要适度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进一步让利；另一方面，就是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对个人、消费者进行适度让利。

对此，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也表示认同。“我们国家的税种基本上都与企业有关，企业税赋占税收收入85%，因此企业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主体。”王朝才表示，目前增值税正逐渐向营业税“扩围”，其目的就是为企业减税。但同时，他也表示，如果突然将企业的税赋大幅度减少，这对于我国来说也不太现实。目前个人所得税已经减少了很大一部分，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会少缴不少税赋，而且实际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税收负担的总体下降是我们所期望的，将减轻的部分偿付于民。”孙玉栋表示，应该加快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进程，切实增加纳税人的幸福指数，这样才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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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经费60%被科学家硕鼠们贪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023

  2011-9-8  科研经费缺不缺？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一次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利用率怎么样？中国科协一次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北京市海淀区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堪称学术重镇。海淀区检察院近日调查发现：2003年至今，该院共立案侦查科研经费领域职务犯罪17件21人，其中，贪污、挪用类犯罪较为集中，涉案人员不少为高级知识分子等是这一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

　　一边走出了“短缺的时代”，一边却走进了“硕鼠的围城”？

　　贪腐不乏“学术权威”的身影

　　海淀检察院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科研单位都会制定严格的科研资金管理制度，但许多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经费不缺，管理不严，资金只要拨下来，就想方设法用完，用不完时，就在发票上大做文章，反正钱是剩不下的，什么都能报，大到房与车，小到给孩子买个铅笔，也都要拿回单位报销。

　　“项目老板”是科研圈流行的叫法。何谓“项目老板”？他们一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利用个人的声望和人脉关系，“专门”跑项目，揽课题。

　　课题项目“跑”下来，“圈钱”接续。项目越多，科研经费落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少“项目老板”开名车、吃大餐，动辄一掷千金，“老板”派头十足。

　　“风光无限”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2003年，“汉芯”发布之后，项目组组长陈进立刻“鸟枪换炮”，之前骑的是一辆普通自行车，升级为一辆价值30万元的别克轿车。又过了不到一年，这辆别克又换成了宝马。知情人都知道，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除了“骗”，还有“蒙”。2009年，海淀检察院审查起诉了某科研机构古千秋课题组私分国有资产案。课题组负责人古千秋手握10余项国家课题，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是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经费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

　　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为了使节余的经费不被收回，古千秋等人十余次采取与相关协作单位签订虚假“子课题协议”，将科研经费拨付给子课题承担单位，再变现后返还80余万元。去年5月17日，海淀法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古千秋等4人一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些人在科研领域非常成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法律素养和职业修养方面却有待提高。”该案主诉检察官叶衍艳对记者说。

　　科研立项应纳入公共监督

　　如果说，科研经费使用环节的职务犯罪令人“痛心”，那么出现在经费管理环节的职务犯罪不免让人“担心”。

　　目前，我国科研经费来源实行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个人捐助和单位自行出资为重要补充的资金管理体系。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分散化在许多环节上有被滥用的风险，也同时导致课题数量过多，降低资金投入效率。

　　“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环节已成为产生学术腐败的主要地带。”海淀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壮告诉记者,科研经费审批权为少数人垄断;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不合理;科研经费监督管理失控,浪费现象严重;一些课题负责人长期把持人财物资源,是引发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

　　在采访中，一些学者和专家也提出了建议，希望科研立项和经费投入能够纳入公共监督之下，并建立规范的评审机构和评审程序，落实和完善科学技术评价方法。▲◆★●■☆ 来源: 西安晚报


朱镕基1998年3月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就任讲话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urongjixinshu/content-3/detail_2011_09/08/9045757_0.shtml

2011年09月08日   凤凰网读书

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1-15页，作者朱镕基，原题：《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出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24日）

今天，我着重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年亟须抓紧解决、迫在眉睫的几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机构改革，当前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府机构改革，当前如果不做好这项工作，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三个问题是本届政府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否则不能完成任务。昨天晚上，我几乎彻夜难眠地在考虑今天的讲话。因为是国务院全体会议，我请国务院研究室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子，已修改过几次，并征求了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意见；稿子很全面，今天我不念这个稿子，会后印发给大家。这是即席讲话，我个人对自己的讲话负责，仅供同志们参考。上述三个问题我倒过来讲，从后往前，先讲国务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

一、转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同志们可以看到，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们这一届政府给予了极大期待，海内外的舆论都对这一届政府寄予厚望。我们如何能完成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我的真情。很多同志对我讲，你的讲话怎么没留一点余地？这是爱护我，也就是说，这些事情他们看来是不能完成的，别说三年，就是五年也完不成。但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深刻地感到，本届政府是跨世纪的政府，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政府，如果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机遇，下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李鹏同志领导的两届政府为我们创造了好的宏观条件，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比较强的，所有这些，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国家目前潜伏着很多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不是说政府危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强的、团结的，可以驾驭任何复杂的局势。搞经济工作的同志都知道，现在问题很严重，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干部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有的高级干部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的利益，人民对此很不满意；但有一条还是满意的，就是经济持续发展，物价只跌不涨，保持基本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届政府对存在的弊端不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革，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看下一个世纪中国的事情就很难办。

在座的人里面数我的年龄最大，在座的同志包括“年轻”同志也不年轻了。我们工作了几十年，深知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多么的艰难，知道计划经济的弊病。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在座的熟悉新旧两种体制的同志来担任主要领导。不能把那种夸夸其谈，理论讲一大套，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是怎么运转的人提上来，那是很危险的。对年轻有为的同志，看准了要选拔到上面来，甚至提到副手的位置上锻炼，准备提拔。但不能一步走完，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一点权威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核心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树立了江泽民同志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驾驭国内的经济形势，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运和幸福啊。本届政府可以说是集中了当今比较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不是说这个班子是十全十美的，但中外一致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是有能力的、有经验的，是可以应对复杂局势的。我们都应该为能参加这个跨世纪的领导班子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讲本届政府前面是“地雷阵”、“万丈深渊”，我一点没讲错，当然我们要避开，不要掉下去。我们确实很艰难呢！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你们要下定决心跟我一起跳啊。不是往下跳，而是要用巧妙的办法，克服前面的各种困难，避开各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大家把命运拴在一起，都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完，这样我们才好向人民交代。

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讲过“廉价政府”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一个精简的、成本很低的、不浪费人民血汗的政府。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变成这样一个政府，否则我们完不成这个任务。现在这样下去，是搞不好的。对于我们每个人，首先是我，同志们，你们后面也都跟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都要以身作则，做表率。只要国务院这个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在座的诸位，能够以身作则的话，就可以转变现在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一到上海工作，就信奉两句话：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就是说，老百姓并不是服我有多大的本事，有再大的本事不见得比人家强啊，而是服我办事公正。“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服这个道理。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我对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家属都是这样要求。而且我的秘书也经常这样提醒我，我们互相监督。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是可以改变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

我给大家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

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最近，中纪委派出巡视组到一些地区和部门进行检查，查出不少问题。我就想不到，其中很多人还是我的老朋友，这么无法无天，哪儿还有半点公仆的气味？！爬到这个地位，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享受啊？这怎么得了！

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有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我到现在也认为，他还是错的，他那种发国债的办法是不行的，去年不是已经证明按我的办法做是正确的吗？不能搞市场招标，把利息抬得那么高，国家怎么负担呀？中国是特殊情况，国债利率比银行存款的利率高，世界上其他哪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你搞国债市场招标，只能把高利息给那些投机倒把的人。但是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我认为选拔积斌同志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很适合的。所以，请同志们对我放心。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但是，我这辈子只是被人整，从来没整过人。所以我们都要变成这样的人，不仅敢于得罪像我们这样的领导，还要敢于得罪下面的人。不然，国家纪纲是树立不起来的。我对你们高度信任，我不担心你们打击报复，我担心你们不敢得罪人。你们首先要敢于得罪我们，其次要敢于得罪你们管的人，要把他们管起来。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我不是讲所有的处长都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同志，马上就把他换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当处长，他们不是公仆，要送他们去学习。

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从严治政，要严格一点，不能随便就放过了，这不是放过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否则，我们国家的命运可能就被“放掉”了。现在，我们很多同志怕说真话得罪人，怕别人不高兴，但是，你要糊弄我也不大容易。我们一定要养成敢于说真话的习惯。

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我们自己要清正廉洁，才能惩治腐败，否则做不到。

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确实要学习好多新知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过去没遇到过，那只有学习。各驻外大使馆发来的电报，我一份一份地看他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好多内容是雷同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但看一看，可以加深一下认识，100多份电报我都看了。境外报纸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我都看，香港报纸我一天至少看3份，看的就是经济版，不然我怎么知道它的股票行情、石油多少钱一桶。你不学习，你怎么应对现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形势？不看材料、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焦点访谈》，民间疾苦你都不知道、不了解，你怎么工作？人民来信可能现在我批的是最多的。同志们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你看了才知道，有许多事情荒谬得不得了，令人发指，看了以后血压都会升高。我到国务院工作八个年头了，深刻地感到，出个主意是非常容易的。主意可以出得很多，可以天上地下，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定个政策也不是很难，只要你虚心听取各部门的意见，群策群力，也可以出台一个好政策，但是要落实就难得很。那不是你写一大篇批示，下面就会照着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最难就在于落实。我八年来的体会，就是要办一件事，不开八次、十次会议就没发落实。如果发一个文件，能兑现20%就算成功了，不检查落实根本不行。部委作出的任何决定、政策，也要下去检查、落实，反复地讲，反复地考虑。比如新疆的棉花，根本销不掉，几百万担压在国家库里面，不收上来也不行，农民就不种棉花了。为新疆的棉花，国家财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新疆的棉花价格比国外高，大家都愿意用进口棉花，我们自己棉花多了，却还拼命地进口棉花，走私猖獗。对这件事情我用过经济和行政办法，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落实了没有呢？落实了，到目前为止，才卖出去几十万担新疆棉花。难哪！你们看没看3月15日那天电视的“3·15”行动”节目？这次是对传销这种不法行为的集中报道。什么是传销？就是一个人发展10个人，10个人发展100个人，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害得参与者家败人亡。推销给病人的所谓“医疗器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病人原来还能站起来，使用后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些参加到传销网络里的人，有的几天就可以赚几千元，一个月赚上万元。我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以后感到痛心。但是李岚清同志告诉我，他去年作了批示，要取缔传销，文件给我看了，我也同意。时间过去一年多了，看来处理这件事情的阻力大得很呢。王众孚同志，我不是批评你，工商局下面好多机构不一定听你的，因为都是属于地方的，有的腐败得很！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岚清同志作了重要的批示后，你又印发了一个关于对传销的管理办法，那不就是说传销可以不取缔了！传销往往牵涉到地方的利益，那都是官啊，还有社会上的不良分子，都牵涉到里面。参加到这个传销网络里面的人，一旦要退出来，就要被毒打一顿。这是什么市场经济？简直是最黑暗的封建社会行为，所以非取缔不行，还能让它继续害人吗？我回忆起刚到国务院工作时，深圳的“股灾”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全国都在搞股票。当时成都的股市有十多万人。他们在房顶上拍的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照片上人山人海，十多万人在那里赶骡马大会似的炒股票。四川省领导问我怎么办？我说坚决取缔，就是不许搞，不下这个决心怎么行？！所以，同志们，要落实、落实、再落实，你的文件发下去以后，你不下去跟着检查，没有多少人理你。现在，我们一些公司的老总、地方上一些管经济的同志，既无知，又大胆，根本不懂经济，瞎指挥，胆子大得不得了。对这些公司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报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亏几十亿元的。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亏68亿元，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亏50亿元。最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国际期货，在伦敦期货市场上胡来，外国人都被吓坏了。后来，外国人看清楚了，这是一帮糊涂虫，就整了他们一下，结果亏了7.7亿美元，就是60亿元人民币，这不是对人民犯罪吗？！银行也是帮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炒期货都是借外国的钱，也没有指标，这样做完全是违法的。谁给它担保的呢？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个行长不但要撤职，而且终身不能在银行任职，我看他应该坐牢。中国银行总行都无权这样担保，何况一个省分行。领导班子是非常重要的。就怕这些“半吊子”，你说他不懂吧，他滔滔不绝，还能说几句洋文，搞得你晕头晕脑；其实，他狗屁不懂，在外面胆子大得不得了，就应该把这样的人撤了！不能怕得罪人。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大家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就可以为全国的政府系统做个表率。因此，我们要共同“约法三章”：

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我们带头做起，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下去考察工作，只带一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其他有关的部门最多去一个司局长。很多问题在下面根本解决不了，没有必要带那么多人。不然，副部长不够用。国务院这么多副总理，他们怎么陪得起？不要一大帮子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现在各省区市就这样，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吃吃喝喝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加一句：不陪餐、不迎送。关于陪餐，我刚到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要求不陪餐。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同意陪餐一次，刚到地方的时候，省委书记、省长陪餐一次。现在我看不能再妥协了，还是各人吃各人的，搞到一起干什么？弄得谈话也不能谈话，搞得很庸俗。岚清同志说，把这个规定在报上公布，公布后，大家出去就都可以说，这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们不想违纪。其实有一个省领导陪同就可以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

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我们可以到穷一点的地方去开会，大家去访贫问苦，也可以表示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国务院组成部门召开的会议，部长去讲，事先可以向主管副总理、国务委员汇报一下，该对你提的意见，当面就跟你讲了，你回去开会就行了。过去，我们把很多时间都泡在这种会议上面，没法思考问题。

还要作一下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我们要停止剪彩活动，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国外也没有在职政要参加类似的活动。除国务院统一安排的以外，一般都不要搞，也不为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在信封上签名例外。这个规定只管在座的这些同志。要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特别是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我们现在下去很难看到真实情况，地方事先都布置好了，我们有时突然改变他们的安排，马上就会发现问题。大家今后下去得想个办法，事先不要打招呼，想看什么临时决定，地方就来不及弄虚作假，否则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制定的政策也不符合实际。“五条要求”和“约法三章”，我们大家要共勉。

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当前，你们要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这方面来，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否则机关工作不能正常操作运行，会出大问题，火箭不能上天，飞机要掉到地上。稳定机关干部的工作情绪，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让他们心里有底，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也绝不能因为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就不认真执行这项改革措施，或者打折扣，这些都是不允许的。这次会议以后，各部门要马上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先定职能，否则部门之间扯皮；再定编制，不定编制就不能定人。这个事情要抓在前面。这项工作由主管各部门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负责，亲自抓。我想，有几个部门是比较难办的，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及国防科工委之间，彼此职能交叉。原则上一件事情只能由一个部门去办，不能由几个部门办，国家计委要尽可能在宏观调控，及时关注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总的走向等重大问题方面，帮助国务院出主意，少管些具体事情。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首先，国务院要带头，副总理由上届的六位减到现在的四位；国务委员由八位减到五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十位减到五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也不会减。我们的国务院机关应该是高效率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现在办任何事情都要钱，财政部门管收费的干部也要钱，最近人民来信反映，对企业的年检也要收费。现在财政和税务机关很不得人心，特别是直属税务局，你们要下去检查。人民群众最反感的是执法机关违法，腐败现象多半发生在这些单位。不客气地讲，公安、司法部门也是不得了。我看过一期《焦点访谈》，报道说陕西某地公路收费，交警穿着军大衣，一来汽车就责令司机停下，开一张罚款单就是60元；司机稍有不服，马上加到120元，再不服，就是240元。你这不是“鱼肉人民”吗？这算什么执法机关？贾春旺同志，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难题”，你那个公路收费工作一律交给交通部，公安部门要退出这个领域。你们因此减少了一笔很大的额外收入，今后国家可以考虑再补偿一点。这件事我们再商量，但是公路收费工作一定要交给交通部。一切工作都要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政策，收钱的人不能管用钱。

国务院各部门定职能的事情要尽快分头定下来，定了的事谁也不能违背，力争到今年年底就开始正常运行，有的部门可以更快一些。分流出的一半人怎么办？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的，先安排定向学习，工作、补贴照发。中央国家机关3万多人里有54%的同志在40岁以下，还可以去学习。请宋德福、陈至立同志商量，统筹安排培训学习。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据我了解，现在的机关干部并不是很恐慌，有下去的思想准备，下去的待遇还有可能提高。请大家一定要把政府机构改革的工作抓好，初战必胜，千万不要出问题。另外，也不要造成误会。有些同志跟我讲，听说事业单位同样要减一半人，部里直属企业也要减一半人，那怎么可能？如果那样，我们分流的干部往哪里去？企业的职工下岗分流，那是由于效益不好，不减人就不能增效。我们讲的是分流机关干部，对事业单位只有一个要求：逐步减少补贴额。教育系统不吃“皇粮”根本就活不下去，但要减掉闲人。有些科研机构的后勤人员不减也不行，否则科研人员的待遇难以提高。各部门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同样有一个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但我们没有对它们提出减一半人的要求。这一点要明确，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在整个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我估计还会发生一些问题，请你们及时报告情况。

三、关于今年的工作

在昨天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国务院汇报了几项当前急迫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汇报，并指示我们要抓紧落实。我们汇报的主要内容，与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讲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差不多。

第一是确保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为什么要保8%？因为现在是骑虎难下，“九五”计划定的是8%，如果达不到，人民群众就会没有信心。我们初步估计今年经济增长8%并不难实现，经过努力还是能达到的。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现在就是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含义可以更广泛一些，包括农、林、水、铁路、公路、高新技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还有大规模开展住房建设等等。我们在这些领域增加投入是有物质基础的，因为我们过去几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紧，控制了货币的发行，现在我们可以多投放一点银行贷款，特别是因为外汇储备在今年不会再按往年的速度增加。今年到2月底，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增加，反而今年就停止了增加，甚至还减少了一点。

第二是关于金融问题，主要是今晚将要公布银行降低利率0.6%，这样可以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折合一年将近300亿元，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同时，可能导致存款的减少，但长期利率未降，只是降短期利率，影响不大。

第三是关于再就业工作。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再就业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还要加强，要改变人们的择业观。“三三制”资金上财政已早做准备，中央和地方财政都留出了一部分资金来保证这些下岗工人再就业前的基本生活水平。今天下午，我将同吴邦国同志去东北地区，受江泽民同志委托召开三省一区的省（区）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也就是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的预备会，听取他们对我们方案的意见。今年5月，我们将召开全国性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我想，把再就业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安排妥当，一定可以激励我们的国有企业自强，使下岗工人安心，为我们今年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第四是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不改革不行，必须在夏收前解决问题。农业发展银行的收购资金一定要封闭式运行，准备在今年4月份召开会议。

第五是关于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各地试点都在进行，并且有自己的办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对此进行规范，解决几个关键的、原则上的问题，推动住房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更进一步。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如果政策配套，对于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很有好处。

同志们，我们将共事五年，要精诚团结。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是团结的。我们是信任、支持你们的，你们也要相信我们是全心全意在这里工作的。我们大家没有矛盾，但会有意见分歧，不能保证在每个问题上都意见一致。我们受党教育多年，会服从大局，发扬民主，使我们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能够符合实际情况。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会不会有矛盾、不团结？大家不要担心、没有！在大的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都是坦诚相见、畅所欲言，国务院一定会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建立了一种制度，停办国务院办公厅《昨日情况》刊物，改登国务院领导同志每天的批示，争取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在两天内登出，这样，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随时可以沟通情况。现在，我对其他几位副总理的工作不是很清楚，清楚一点的就是财政和金融工作，就是这些有的也不是很了解。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领导同志之间每天要了解彼此的工作情况，并且尽量使我们对外的意见保持一致，以免使下面难以工作。请大家大胆工作，你们都是党经过慎重考虑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我们信任并支持你们。同时，也请你们监督我们，不要有任何顾忌。自觉接受同志们的监督，这一点我一定能做到。▲◆★●■☆

注：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在会上正式印发的朱镕基同志讲话，曾发表于《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标题为《励精图治，廉洁高效，做好跨世纪的一届政府工作》。编入本书的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即席讲话的录音整理稿


朱镕基2003年1月在国务院全会上的卸任总结讲话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urongjixinshu/content-3/detail_2011_09/08/9046799_0.shtml

2011年09月08日  来源：凤凰网读书

摘自《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480-489页，作者朱镕基，原题：《值得纪念的五年》，出版：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值得纪念的五年（2003年1月27日）

今天的会议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过去的五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阶段。一是正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许多国家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二是面临国内大量困难，包括1998年的特大洪水，1999年的相当大的洪水，遭受了自然灾害；又正赶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内市场不景气，生产萎缩，造成1997年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回忆这五年，能够走过来，确实不易！没有想到我们不但克服了这些困难，而且还利用这个机遇，极大地发展了自己。虽然不能说这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因为我们过去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有过，但确实是历史上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时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五年的投资是过去几十年的两倍甚至三倍。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规模啊，不但改变了自然和社会的面貌，也改变了人民生活的状况。我想，这是由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同时，也由于国务院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具体落实政策，克服了重重阻力，一抓到底，政策到位，项目到位，资金到位，各种监督到位，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地实施和加强宏观调控，是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个成果的。党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我们集中力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整个面貌就改观了。我们并不是只集中于交通运输建设，在水利建设方面和其他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和力量，这是长远的投资。这些都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不但拉动了生产的发展，把原来萎缩的国内市场带动起来，而且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严格地控制信贷，主要是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国债项目的配套资金，没有造成全面的过热。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五年里面，发了6600亿元国债，也贷出了两三万亿元的银行贷款，使财政收入每年都增加，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过去一年增加财政入几百亿元，而这几年每年增加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中央把这些大幅度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量地转移支付到中西部地区去，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在这五年里，曾三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中西部地区增加工资都是中央拿的钱。这样有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别，至少使这种差别没有急剧地加大。

第二，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地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这五年，我们在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特别是着眼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为了促进农村的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帮助地方给教育发工资、搞教室危房改造。为了解决农村合作基金会、城乡信用社的问题，我们发放再贷款2000亿元，主要是还给农民。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村搞“费改税”，中央一年要拿出几百亿元，去年拿了250亿元，今年拿了300亿元，今后还会拿更多。帮助一亿多农民到城市里来打工，使农民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我们要始终牢记这一点：农业要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不要以为现在形势好了，就应该去搞汽车、搞房地产、搞什么主题公园，把农民丢一边了。国民经济缺了农业这条腿是绝对不能前进的。社会购买力主要是在农民，农民的购买力不提高，国民经济怎么能够持续发展？

第三，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敢于跨越，进出口就不会大幅度地增加。没有进出口大幅度的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增加、投资环境大大的改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的增加，是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的。我们原来曾经预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有两年或三年外贸出口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但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而且一抓到底，结果外贸出口不但没有出现负增长，反而是大幅度地增长。特别是去年，全世界的出口停滞不前，有的国家甚至萎缩，我们却大幅度地增加。另外，因为我们坚决打击走私，打击出口骗税，海关税收大幅度增加。对走私、骗税、骗汇的人不能手软，这方面还要严抓。如果没有这几年的打私行动，外汇怎么能出现今天的局面？不可能的！我们也确实没有想到外商直接投资能增长这么快，去年外资实际到位528亿美元，位列全世界第一，我们讲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进了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些都是我们过去不能想象的。

第四，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教育领域，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首先是农民义务教育事业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是欠教师的工资，几个月甚至两三年都没有发过；现在工资能按时发了，在农村谁都想去当教师了。我们把工资收到县里来发，等于中央财政给了保证。这件事情有极大的意义，因为一个民族没有教育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前途的。我想，这五年义务教育的发展，是历史所没有的，包括高中的扩招、职业教育的发展等等，极大地加强了我们民族的实力。这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实力，而且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

还有一条，我们如果不是始终坚持以社会稳定作为一个前提，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从1997年以来，我们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实施再就业工程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出了不少政策，中央财政为此花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是从中央财政预算里拿的。中西部地区都要靠中央补助。特别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立，中央财政拿60%，地方财政拿10%到20%，基本上都是财政拿的钱，还有一部分是从社会保障基金中的失业保险里拿的。没有这个，社会怎么稳定？人心哪能有现在这样安定？这是一点也不能放松的，特别是去年我们出台的新的再就业政策，一定要继续把它贯彻到底。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忽视这一点就到处出事，怎么搞建设？辽宁省作为全国的试点，基本上已经获得了成功。其他省区市都可以参考它的经验，把社会保障体系搞得越来越完善。这是一个安定社会、安定人心的百年大计。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结果，同时也与国务院各部门包括我们今天全体会议的成员、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过去的五年对我来讲，是我生命历程中最值得纪念的五年，因为我有可能给老百姓更好地办一点实事。我也相信对在座的诸位来讲，过去的五年也是你们生命历程中值得纪念的五年。水利部的同志们，你们回忆一下，这五年间你们干了多少事情，过去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干这么多事情！大江大河堤防，全部整修达标了，安然度汛。去年我的眼睛已经很不好，医生要我动手术，但我没有动，就是一定要到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沿线走一遍。在烈日炎炎之下，凡是我在1998年、1999年曾经去过的地方，我去年都去走了一遍。我不去看，我不放心，如果又是“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如果在我卸任前夕，来一次大洪水把大堤冲垮了，我怎么向老百姓交代？看了以后，我放心了。当然，我只能是重点地看一看，但是我从这个对比看出钱没白花。这些堤防的工程质量不是一点没有问题，国债项目的资金不是没有被挪用过，但总体来说这个钱花的值得，成效是看得见的。在长江、黄河、松花江、嫩江流域生活着这么多的人民，要靠这些江河才能够滋养生息。要是不能保证防汛安全，让人民群众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修堤上，他们还怎么发展生产？现在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面貌。

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五年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日子，我特别感到我们国务院全体成员，这五年工作在一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是一种相互默契。我确实感到我们国务院每一个成员，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尽管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那么出色，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都无愧于这五年。我衷心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国务院的全体同志对工作的支持、对我本人的支持。没有这种相互的信任、相互的默契，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不可能作出这么大的成绩。我只要说句话、打个电话，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说太多的话，大家就都一起去干。应该说，这是我人生历程中生活最愉快的五年，也是体会到自己还有一点价值的五年。这个价值就是，我跟大家一起，确实能为老百姓办一点实事。当然，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对同志们有过很多批评，也许有些同志感到跟我在一起不太自在。不管我批评得对或者批评得不对，我都请同志们谅解，请同志们相信我是出于公心。大家还了解我这个人吧，不搞阴谋，没有私怨。在这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一方面对同志们的努力、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向同志们对我本人的支持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请求同志们对我过去五年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或其他方面的问题予以谅解。

对今后的工作，党的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方针，中央的各次会议已经做出了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因为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感到有点儿担心的就是一件事。我想对那些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同志们说一说，提醒你们注意，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已经担心一年了。我不会公开地讲这个问题，我只在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我就是担心经济过热。现在有很多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经济状况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些钱都是银行的。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搞“城镇化”。现在“城镇化”已经跟盖房子连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这跟中央的政策精神根本不符合，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就怕这个东西。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一份简报《造镇运动劳民伤财》，我建议大家看一看，简报讲的是河南洛阳农村地区，从2001年开始“造镇”，遍地开花，搞了两年，既没有统一的规划，也没有资金的来源，反正是大搞房地产、圈地。没钱怎么办呢？本来是单层的房子，在靠街的一边盖一道墙，造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两层、三层楼的样子。这种做法我们过去已经有了，不是他们的创造发明，都是假的呀！我不知道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乡政府、县政府哪有这个钱？要不就是银行的钱，要不就是挪用了教育资金。我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这个简报，问题比国务院的简报揭露得要尖锐。1993年是大城市，在海南、北海这些地方搞，将来要是全面开花，都来“造镇”，形成运动，那怎么得了！我们银行的同志一定要警惕。你们老说在大好形势下，不良贷款在下降，我就是不相信。

还有，现在搞主题公园成风。在国外都没这么搞的，迪斯尼公园，美国有两个、法国有一个、日本有一个。现在主题公园在中国很多地方全冒出来了，外国人自己不出钱，你的地卖给人家很便宜，破坏了国家的土地资源，另外还用你的钱。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呀？！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没的吃，还搞什么主题公园，谁去看呀？上海搞迪斯尼公园没有搞成，于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天津要搞主题公园，现在北京又要搞主题公园，两个主题公园挤在一起；美国两个迪斯尼公园还隔得很远呢，一个在洛杉矶，另一个在佛罗里达。我们挤这么近干什么？我是坚决要收紧。最近国务院下了一个通知，不是说在限额以上不允许搞，而是一律都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搞。四川恐龙公园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吧，林业系统搞的，占地九平方公里，跟澳大利亚的一个银行合作，就为了盖一座五星级宾馆。

现在搞汽车也成风。去年汽车降价，大量汽车进口造成了这种形势，银行也给贷款。我想，小汽车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不要造成一种狂热，年轻人都以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为荣。我们早就讲过，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这个观点我到现在都没有变，应该以发展公共交通为主。现在北京交通拥堵得一塌糊涂，2008年怎么开奥运会啊！各种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管理设施等管理的水平都不适应。上海的汽车数量现在比北京少一半，还到处都塞车，2010年怎么开世博会呀！还有车位，也是个大问题。发展公共交通这条方针一点不能动摇。没有那么多石油啊！同志们，去年进口7000万吨原油，还不算成品油走私，某些省走私还相当厉害，现在不知道进口了多少油了，我们自己只生产了1.6亿吨，而消费达到2.6亿吨，这能维持下去吗？好在我们现在外汇可以进口，将来怎么办啊？没有油，哪能这么去发展小汽车呢？公共交通始终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一直没有发展好。现在我每天就担心两件事：一件事是煤矿不断爆炸、死人；另一件就是交通事故多，不断地死人。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材料，广西百色地区一辆农用车超载，拉了30多个人，一翻车17个人死了。农用车是不合格的汽车，但是遍地开花，这是非常可怕的。到处死人，天天死人，我作为总理天天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又拿不出办法来，你们说我多揪心！在发展公共交通上，我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要把公共汽车、长途汽车制造业好好地发展起来，把那些农用车、不合格汽车都淘汰掉，农用车不许上路，公安交通管理要严格，不要动不动以影响农业为借口。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去把精力放在这个方面，而去搞什么小汽车，这一旦成风可不得了！不是说不要发展小汽车，而是不要把目标定得那么高，不能一哄而起都去搞小汽车。小汽车一搞上去，需要一系列的原材料的供应都搞上去，将来一垮下来又全部都垮。搞什么东西一哄而起都是不行的。

总之，希望留在岗位上的同志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大好形势冲昏脑袋。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对经济过热一定要从严控制，国务院就是要搞得严一点。

最后一点，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在贯彻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方面是比较好的。我以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团队感到自豪。不是说没有问题，但问题还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在工作，今后务必也要这样。胡锦涛同志讲了“两个务必”还是要更多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接受他们的投诉，为他们撑腰，帮他们说话，解决他们的困难。我这五年或者说我过去十年，主持经济工作，一直是想这么做，我也尽了我的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只听下面报喜不报忧，冲昏自己的头脑，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呼声，绝对搞不好我们的工作，连判断都是错误的。毕竟还有一个《焦点访谈》节目，各省区市也还有一些来信来函反映问题。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有时也想不打电话了，反正这种事情多得很；但转过念来一想，我还是要打。我希望同志们今后还像我在位的时候一样，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直接的投诉、直接的呼声，帮他们解决问题，哪怕只是一个人的投诉、一封人民来信，哪怕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我不知道批了多少人民来信，这总算贯彻了我们国务院廉洁、勤政、务实、高效，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宗旨。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发扬精神，绝对不要听信报喜不报忧的、吹捧的、浮夸的、说大话的那一套，还是要自己眼见为实，尽管现在很难看到真实情况，但是只要坚持还是会知道的，这就是我最后提的希望。我现在不好说我们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对我来说是最后一班岗，不过距离换届还有一个半月左右，但对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你们都不是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继续在岗位上工作。毕竟是本届政府告一段落了，我们还是要把本届政府的工作善始善终，完美地画上一个句号。只要我们能够办的事情，尽可能在本届政府任期里面办好、办完。全国“两会”即将到来，希望同志们认真参加会议，虚心听取意见，更好地修改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改进我们自己的不足，这就是我对同志们的希望。▲◆★●■☆

注：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了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薄熙来要求年轻人 把毛著作当经典学习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6456/c5

     2011/09/07：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和在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摘金夺银的重庆运动员举行座谈时，从体育锻炼谈到推进“健康重庆”建设，数次引用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20多岁时写的《体育之研究》，更要求年轻人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当作“经典”来学习，显示薄熙来将延续他的唱红思路，从中共革命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

　　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昨天以全版封面，报道薄熙来上周末和获奖重庆籍运动员、教练员的座谈情况。重庆这次派出清一色九名巾帼小健儿，在大运会上摘得七金一铜。

　　薄熙来笑言，自己是特地放下繁忙公务，来感受年轻人的青春气扬，表扬他们为山城争气。

　　回忆自己从小学到大学，最享受的莫过于上体育课，他直说喜欢游泳，认为体育锻炼和学习是相辅相成，传承了也爱好游泳的毛泽东的“德智皆寄于体”的思想。

　　他强调，近年来在落实以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为具体内容的“五个重庆”建设时，重庆在不太富裕的情况下，率先把每周体育课从两节增加到四节，落实“健康重庆”的战略任务，是因为健康事关一个城市的效率，决定其未来。科学发展观里“以人为本”是核心，当然要身体好。

　　接着，薄熙来推荐大家读一读毛泽东年轻时写过的精辟文章《体育之研究》，还当场引述此文中提到的“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他说，毛主席一辈子坚持锻炼，70多岁还横渡长江，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万里长征等无数艰难，炼就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和平时期的学生更要积极锻炼，这个过程中还可排除杂念、使人专心致志，要求年轻人“不可不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及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这些经典著作。

　　他认为：“体质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状态就会大不一样，想问题、做事情就会更敏捷，更正确，也更有激情，重庆的发展就更有希望。”

　　在座谈会上，被市委副书记张轩、市委常委何事忠亲切叫做“熙来书记”的薄熙来，2007年主政重庆以来，便大力推行“唱红打黑”，提出“五个重庆”，并强调要“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标榜自己更关心弱势群体、重视社会公平的特点。外界近年开始把这些施政理念综合称为“重庆模式”。

　　薄熙来前个月在胡锦涛为中共90周年党庆发表“七·一重要讲话”后，当月于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做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主题报告，受到舆论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周永康日前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的亚洲政党专题会议上，均重申胡锦涛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力挺主张以“分蛋糕”达到共同富裕的薄熙来。

　　外界认为，薄熙来不忘借体育锻炼再次表明他的“毛派”思想基础，是要表明他将继续延续回归到中共传统的唱红事业上，也同时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做蛋糕才是重点”的施政理念，再次作出清晰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