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揭秘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5980

   2011-10-9    文章作者: 徐焰

　　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历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内地人逃入缅境，成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

　　1939年，在英国对缅甸实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他们在普遍笃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并无太大影响。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打出“帮助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国家独立”的旗号，当地主张民族独立的德钦党多数领导人竟欢迎日军，只有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并发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从而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

　　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在英国恢复统治后成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此情况下，如何对待缅共，中共中央一时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列宁认为世界革命是连成一体的，按这一原则要求，一国共产党掌权后便有义务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国党进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便以此原则要求下属各党。但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的共识，一国又不应干涉他国内政，这种党际关系要求与国际关系准则存在的矛盾，曾使共产党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陷入“两难”处境。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对外宣传中便停止鼓动世界革命，与缅甸、印度等国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当时周恩来强调，中国想支持各国的革命进步事业，关键是把自己国家建设好，以榜样的作用去影响他人。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中最早同新中国建交，因为缅共的存在，其政府对华自然抱有担忧情绪。1954年缅甸吴努总理首次访华时，曾于北京饭店的宴会上坦率地讲了自己的心态，那便是：“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当时因美国大力组织反华包围圈，争取缅甸中立和对华友好，便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同吴努总理一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时又说明“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周恩来、刘少奇访缅时，也都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支持缅共来推翻政府，并以朋友的态度表示希望缅甸政府领导人与缅共坐下来一起谈，中缅两国关系由此进入非常友好的时期。

　　1955年以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其内部也分裂为“白旗派”和“红旗派”。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重新凝聚起来并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自然欣赏这一表态。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其根据地在国内发展到九块，人口近百万，还建立了3万军队。

1963年8月，中南海，毛泽东与来访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边走边谈

　　“党内革命”，内部滥杀 人人自危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据地内每个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并挂毛泽东、德钦丹东像，每天人们都要举行宗教仪式般的“早请示、晚汇报”。从1966年底起德钦丹东还展开了“党内革命”，将与他过去有派别纠纷及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都上纲定为“修正主义分子”，随后又模仿中国的政治口号，将他们宣布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缅共的代理人”。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7年允许缅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在群众集会中亮相，《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缅共党内此时的斗争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内部“肃反”的悲剧。在德钦丹东直接掌握勃固山脉的中央根据地内，所谓“党内革命”进行得最为残酷，斗争方式是一撤职、二开除、三处决，为节省子弹，对被批斗者都由“红卫兵执法队”用竹尖刺死。两年前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时逃到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过去曾被认为是“革命新鲜血液”，随着深入清查成份，这些家庭出身较富裕的学生几乎全被杀光。

　　看到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政府军于1968年春季以后，以主力第77师、第88师向勃固山区进攻。德钦丹东提出“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硬打硬拼，反对这一主张的军队领导人波吞迎于同年8月底被公审处决。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缅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刻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层也掀起投降风潮。同年9月，众叛亲离的德钦丹东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向东转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时被身后的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后，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并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中国《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缅共这种遇灾祸不检查自身缺点，反而一味推诿客观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续错误。

　　缅东北根据地由第一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直接掌握的“中央远方委员会”领导，在“党内革命”中注意学习毛泽东强调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宽大些。缅共中央转移到当地后，背靠云南边境，周围多是少数民族，政府军进攻也缓和了许多。但新任主席德钦辛继续沿袭德钦丹东的极“左”一套，于1975年春在与政府军作战时战死，德钦巴登顶回国接任主席。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缅共得到的外援随之减少。此后十年间，缅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装来勉强支撑，成员中还有不少抱着“世界一片红”幻想而越境的红卫兵。

　　毒品开禁，利益击败理想

　　缅共中央退到贫瘠的东北山区时，根据地内百姓粮食自给尚未不足，百年来都是靠种植贩卖鸦片弥补生计，对“人民军”及脱产干部2万多人自然难以供养。缅共领导人多年间习惯于住茅屋、穿草鞋，身无私物，中央级领导才配一台中国产半导体收音机以了解新闻，便以自身榜样号召学习“延安精神”，干部战士都耕地生产。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差，种粮收获不多，缅共只好严重依赖外援“输血”，起初还严禁任何干部战士参与当地鸦片贸易。

　　1976年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对缅共的支援。严重依赖外援而自身又没有“造血”功能的缅共，为增加收入，于1978年内在东北根据地进行了“阶级排队”，按中国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其实当地丛山中的经济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尚不明显，连土地买卖都未产生，哪有什么“地主”！硬性采取的“阶级排队”，只能将住竹楼、养水牛和口粮勉强够吃的人划为“地富分子”，并展开斗争没收他们几背箩就能装下的可怜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下属的四个军区和十个县委的拨款要求，缅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据地加收粮米，结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

　　当缅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陷入困境时，一些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在中国深受传统教育的德钦巴登顶主席坚决反对，认为影响既坏又会腐蚀队伍。但缅共领导人政治威信此时已大幅下降，无法约束下属。各军区见部队仅能吃盐水泡饭，决定自筹经费，不择手段“创收”，德钦巴登顶主席最后只好妥协。

　　缅东北山区中的特产有柚木和宝石，当地人却缺乏销售经验和渠道，只有对鸦片最为熟悉。70年代末缅共开始进行秘密的“特货”贸易时，中央曾做出严格规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组”经营，得钱全部归公，不许向中国贩运，也不准在“解放区”内销。其外销方式是将老百姓种植的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送。当时缅共只允许加工“黄砒”，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黄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二是“黄砒”不能直接吸食，当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没有用，便能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民的目的。

　　缅共中央的这番考虑用心不可谓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放出来的魔鬼就难以控制了。“五一小组”将鸦片生意作为中央主要经费来源后，四个军区乃至一些游击队看到毒品的巨额利润，也纷纷经营此道，获利后留为单位小金库或直接收入私囊。缅共过去的“党内革命”已把知识分子为主体领导的党委、党支部砸烂，各民族武装实际形成了首长个人专权，经商后造成“枪－钱”结合，变成中央无法控制的一个个“独立王国”。80年代中期以后，缅共“人民军”各部都各显神通赚钱，一些单位由贩黄砒发展为直场卖鸦片，甚至设厂加工海洛因，缅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义冲击下完全失效。

　　据知情者透露，至缅共后期，除德钦巴登顶等几个人还洁身自好，其他中高级干部都或多或少卷入鸦片贸易。归公的经费越来越少，某些领导（包括个别政治局委员及其亲属）个人的腰包却畸形膨胀起来，有的军区司令员还由茅棚住进了模仿云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楼，根据地内还不断出现谋财害命的凶杀，过去生死与共的团结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不断加剧。

　　缅共后期，“人民军”的主力已是彭家声的“果敢指挥部”部队和鲍友祥（佤族）指挥的中部军区。他们长期感到“大缅族主义”压制排挤其他民族干部，对中央严重不满，最后发展到对抗地步。此时，德钦巴登顶主席仍然拘守《毛泽东选集》中的教条，不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僵化的传统政治教育已近乎对牛弹琴。在这种党内凝聚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变化，缅共解体已势在必然。

　　缅共镜鉴：如何跳出盛衰周期？

　　1988年，国际大气候发生变化，缅甸奈温军政府下台，苏貌执政后宣布施行多党议会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内各派武装也采取“对话沟通”。缅甸新政府同彭家声谈判并承认果敢地区“自治”，彭本人也决定同无法再革命的缅共分家。前些年彭家声接受记者采访还说，自己很珍惜担任缅共人民军副司令员的多年战斗历史，“311起事”反抗缅共中央是顺应形势和为当地军民谋福利的不得已之举。

　　1989年3月11日，这一天彭家声宣告归顺政府宣告了缅共中央走向覆亡。面对彭部脱离组织，中央主席德钦巴登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认定此举是“反革命叛乱”，却已无力镇压。4月11日，佤族县长赵尼来和鲍友祥也起兵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将德钦巴登顶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礼送出境”。八天后，“815”军区也宣告脱离缅共领导，成立“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德钦巴登顶和政治局其他几名委员又组成临时中央，于6月下旬迁回境内基本由克钦族组成的101军区。该军区过去便对中央若即若离，此时司令员丁英接待也不热情。同年9月，因缅甸政府又同意这里“自治”，丁英最后通知临时中央要其离开，缅共中央失去栖身之地只好解散。德钦巴登顶再次被“礼送”去一个地方，那里既不干涉邻国内政，对昔日的朋友还会养老送终。

　　公正地回顾缅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历史，应该承认，缅甸像德钦丹东、德钦巴登顶这样的知识分子，引来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党组织，浴血奋斗多年，还是为着国内人民摆脱贫穷压迫的理想。没想到美好的奋斗理想与可悲的结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缅共兴起于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衰败于极“左”的内部斗争，最终亡于腐败，这种教训在不少落后国家带有规律性，有识者不能不站在时代高度进行深层次反思。

　　一个革命政党，出于对民族、阶级双重压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顺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当初进行的革命势必会出现异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往往是──先由内部狂热的极“左”自残，造成理想破灭，接着又是腐败滋长导致组织崩溃或“易帜”。要跳出这种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仅要靠社会结构的改造，更要靠实行民主。当人们站在云南边境，望着对面那片仍然长有罂粟花的土地，有必要对本国发展道路展开更多的思考。来源: 人民网▲◆★●■☆


中俄对叙利亚问题说“不” 西方插手叙企图受挫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1_10/07/9668471_2.shtml

2011年10月07日 来源：南方日报

10月4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叙利亚代表发言时离场。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否决上述决议草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面对当前西亚北非的复杂局势，中俄与少数西方国家的政治思维方式存在明显差别。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此份决议草案是根据“对抗的思维方式”起草的，俄罗斯不能接受对叙利亚政府进行最后通牒式的威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说，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

其次，这一被否决的决议草案只是片面地向叙利亚政府施压，而没有鼓励叙利亚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妥善解决分歧。而中俄都主张尊重叙利亚国家主权和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叙利亚危机。另外对叙利亚内政的粗暴干涉将导致该国陷入内战，进而严重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份决议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并被付诸实施，将会沦为外国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工具，并成为叙利亚内战的直接导火索。另外，北约利用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对利进行军事干涉，俄罗斯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在叙利亚重演。

中国外交部5日就安理会涉叙利亚决议问题发表谈话时说，中方希望安理会的有关行动应有助于缓解叙紧张局势，有助于推动政治对话化解分歧，有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4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这是中国在联合国成立66年来第7次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也是与俄罗斯自2008年7月以来首次共同动用否决权。

美国大使“愤怒”离席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沙尔·贾法里当天面向安理会成员国发表演讲说，寻求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西方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贾法里指责西方国家“煽动”在叙利亚的暴力活动，指责西方国家对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立场。此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率领美国代表团离席。英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克·莱尔·格兰特随后离席，但留下一名英方代表。

表决后，赖斯说，美国对安理会没能应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和道德挑战”采取措施感到“愤怒”。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说，他对表决结果感到失望。美国和欧盟各自通过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和中国先前多次重申，将阻止一切由联合国决议提及的对叙制裁。(庄北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政治思维方式明显差别

中国和俄罗斯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法国、英国等国提交的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继2008年7月11日中国、俄罗斯在安理会否决有关制裁津巴布韦的决议草案以来，两国再次共同使用否决权。决议草案被否决，表明西方国家几个月来意欲插手叙利亚内部事务的企图受挫，也预示着安理会内部围绕西亚北非局势的激烈争执将持续下去。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否决上述决议草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面对当前西亚北非的复杂局势，中俄与少数西方国家的政治思维方式存在明显差别。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此份决议草案是根据“对抗的思维方式”起草的，俄罗斯不能接受对叙利亚政府进行最后通牒式的威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说，中国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制裁或威胁使用制裁无助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

其次，这一被否决的决议草案只是片面地向叙利亚政府施压，而没有鼓励叙利亚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妥善解决分歧。而中俄都主张尊重叙利亚国家主权和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叙利亚危机。另外对叙利亚内政的粗暴干涉将导致该国陷入内战，进而严重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份决议草案如果获得通过并被付诸实施，将会沦为外国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工具，并成为叙利亚内战的直接导火索。另外，北约利用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对利进行军事干涉，俄罗斯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在叙利亚重演。

外交斗争将持续下去

尽管中俄两国阻止别国干涉叙利亚的内政，但有关各方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斗争仍将持续下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赖斯说，叙利亚问题将一直摆在安理会日程上。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劳德也表示，否决不能给予叙利亚政府“自由处置的权利”，“否决不会阻挡我们，我们将继续对叙利亚施压”。

出席当天公开会议的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决议草案被否决后面露笑容。他在随后的安理会发言中感谢那些“智者的声音”，称赞他们“敢于对抗那些注定要失败的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军事企图”。安理会内部在干涉别国内政问题上的分歧非常尖锐，有关各方之间的斗争短时间内不会停止。(新华社记者 顾震球 白洁危玮)▲◆★●■☆


中缅电站停建美国无资格谈缅甸民意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0/10/9717010_0.shtml

2011年10月10日  来源：人民日报

针对缅甸准备搁置密松电站项目一事，中方立场是明确的。该合资项目经过双方的科学论证和严格审查，实施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应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中国企业合法和正当权益理应得到投资对象国政府的保障。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做派对待中国投资有失严肃，有损相关国家的投资环境。

西方媒体发起新一轮炒作，美国国务院也在第一时间对缅甸的决定表示欢迎。“旁观者”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其实，旁观者一词还真有点委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密松电站等中缅两国合作项目，这些国家或政府直接出面，或借助所谓非政府组织造势，前前后后没少忙活。西方媒体对此有披露，当事者更是心知肚明。

平心静气梳理一下旁观者的思路，不难看出其盈盈笑意源自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乘西方制裁缅甸之机”不断巩固和发展同缅甸的关系，这一背离西方意愿的外交行动“遭遇挫折”；其二，缅甸新政府正在“平衡中国影响”，该国“向西方靠拢”出现新动向；其三，中国投资再一次被摆到了投资对象国民意的对立面。

中缅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中国巩固和发展同邻国的关系莫非还需要西方提供机会？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没必要也不会看西方眼色行事。

密松电站项目出了问题，自然需要正视并积极推动解决。但是，以一个具体合作项目来推论中缅经济合作乃至两国关系受挫，未免过于天真和一厢情愿。

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没有哪个国家不欢迎中国平等互利的投资。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自信。美国不乏缺少良知与责任感的反华人士，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不是也在不断加强吗？西方一直在刻意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中国非洲全方位经济合作的列车因此减速了吗？

缅甸政府是否准备借削弱对华合作来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对此需要认真观察，妄下结论没有什么好处。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是谁试图推动缅甸政府如此行事？是谁施加压力迫使缅甸政府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一再希望中国“共同行动”推动缅甸局势改变吗？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西方“干涉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更不会以缅甸这样一个邻国为筹码同美国协调关系。令人费解的是，按照旁观者设计的蓝图，共同行动的一大成果就是直接损害中国的利益，削弱中国同邻国的关系。究竟是自以为是的霸权思维膨胀到了极点，还是脑子出了问题？其实二者有时候本来就是一回事。

用所谓民意打压中国投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惯用手法。中国企业走出去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即便是完全合乎市场规则的竞争也常常招来恶意中伤。噪音固然不讨人喜欢，但中国企业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

美国等西方国家时至今日仍保持着对缅甸的制裁，它们究竟有什么资格谈论这个国家的民意呢？西方的制裁严重影响了缅甸人民的正常生活，中国的投资给缅甸人民带来新的希望。缅甸人民究竟要生活富足，还是要贫穷无助？究竟要平等相待，还是要盛气凌人？如果旁观者没有勇气广泛接触缅甸民众，不妨认真读一读本报记者在缅甸深入采访后发回的翔实报道。

旁观者笑意令人生厌，其背后不仅有矫情、伪善和霸道，还透出一股不自信的小家子气。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面对一个多元且更加平衡发展的全球格局，对立分裂、按意识形态划线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老路。亚洲的和平发展，只能建立在合作共赢基础之上。▲◆★●■☆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与宋美龄致廖承志信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10&postID=8112.html

2011-10-09 本文网址: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1-05-31/57765345.html

【多维历史】198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当时大陆媒体不平静了一段时间，被称为“廖公不计前嫌，虚怀若谷，令万民仰慕，赞誉不绝，而致蒋信亦成为中共开拓和平统一大道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从写作角度评价，致蒋信堪称上品佳作。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皆恰到好处，令人叹服。”但后文如何，就没有人提了。
 
事实上，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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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 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 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 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 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 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 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 “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 “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 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 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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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 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 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 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 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 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 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 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 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 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 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 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 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 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思，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 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 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 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 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 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 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 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 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 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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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后的第三年，74岁高龄的蒋经国在台湾再度当选连任总统。蒋经国在古稀之年，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1986年3 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 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 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7日，蒋经国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Graham女士时，告知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 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 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国策 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声音不大，语气轻微，但这一句话，分明如同万 钧雷霆，振聋发聩。

蒋经国儿媳蒋方智怡称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推动台湾 “民主化”并非形势所迫，而是顺时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是蒋经国的开放党禁使国民党衰败，而是挽救了本来已在衰败的国民党。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威 权统治，转为真正依靠民心、立党为公的政党，也才能更健康地生存下去。当初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他，诚如廖承志所言：“就国家民族而论， 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蒋经国本人“可谓忠孝两全”。
在蒋经国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


蒋介石的日记里无一句骂共产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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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7： 引发蒋家后人继承权纠纷的「两蒋日记」官司，将在本月底于台北宣判。两蒋日记一直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还收藏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宋曹琍璇作为宋美龄弟弟宋子安次子宋仲虎的夫人，现为该中心的访问学者。受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委託，她负责分类、检阅两蒋、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的私人档案，被外界称为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者」，同时也是三大家族在美的主要代言人。

　　与蒋、宋家其他亲属一样，宋曹琍璇为人非常低调，不轻易接受採访。记者有幸于不久前在纽约见到她，当时她陪同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郭岱君一起来到纽约，向美国东岸的读者做了一场「解读蒋中正日记」的演讲。

　　蒋中正的日记，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性情中人。老蒋喜欢骂人，他骂过许多人，如好友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喜、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无人倖免，而且骂得够狠。但令宋曹琍璇等惊讶的是，儘管老蒋痛恨共产党，毕生反共，但是日记里却找不到骂共产党的记录，相反他还经常记载他某月某日读了毛泽东的讲话。内战失败后，他经常问自己，为甚麽青年学生、妇女、知识分子会跟共产党走。即使在国民党迁台后，他也没有把内战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党。

　　郭岱君回忆说，宋曹琍璇有一天兴奋地打电话给她说：「我找到了一个老蒋骂毛泽东的话了，他有天在日记里写到说当天看到一条毛毛虫，然后说『这个毛泽东……』」。郭还透露，两年前，一位大陆的中央领导人在访美行程中，特意在中国驻美大使等人的陪同下，专程前往胡佛研究中心，独闢一室专心研读老蒋在 1949年的日记，「要看看蒋介石是怎麽骂我们的」。他停留了有 70分钟，离开前，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想到，在蒋介石日记里找不到一句骂共产党的话。」

　　有人说蒋中正不抗日，宋曹琍璇、郭岱君在研究后认为，老蒋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对日的实力非常清楚。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的日记里，老蒋写到了做好了「大丈夫惟有一死」的准备，决定与日决一死战。但是他也很清楚，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抗日，「日本三日可亡我也」、「日本三月可亡我也」，因此他认为这个战是不可打的，而且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他有点不知所措，遂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安内并非要对付共产党，而是要解决军阀割据等现状。

　　在蒋中正的日记里，另一个让蒋家后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隐私，例如早年逛青楼、搞「三陪」，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而在蒋经国日记中，也有很多自律自责的内容。来源: 苹果日报▲◆★●■☆


中方上当？对美开放酒泉基地欲对等参访遭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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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29： 据香港《文汇报》9月29日报道，酒泉卫星发生中心主任崔吉俊透露，中国和美国决定在载人航天领域展开合作后，崔吉俊一行原计划于今年10月访问美国载人航天发射场，迫于美国国会议员阻挠而取消。

　　报道称，中美两国近年来多次在正式场合提及，要在载人航天领域展开交流合作。据有关人士介绍，美方在此前曾主动联系中方，要求展开航天合作，并提出参观酒泉发射中心的请求。中方随即安排美国两个航天界代表团在2009年、2010年参观。

　　崔吉俊曾亲自接待这些美国同行，他表示，酒泉基地的很多设施都向美方开放参观，“我们也希望去美国看看，很希望和同行交流”。可是，原定于10月的赴美行程却因美国某国会议员的阻挠而失败，参观美国发射场一事最终告吹。

　　报道还说，除与美国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航天合作进展十分顺利。崔吉俊透露，中国和德国在11月“神八”任务中将合作进行太空实验，搭载生物培育箱。目前已有德国科学家在酒泉工作。“神八”发射时，酒泉还将迎来20多名德国工作人员。来源: 环球网  ▲◆★●■☆


高原上凝成的“战斗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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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总书记的得力干将胡春华

   2011-10-7：作者: 任华一
 
　　1988年末，时任中共西藏区委书记的胡锦涛指挥镇压藏独示威时，把胡春华调到身边工作，担任联络组成员，直至1992年胡锦涛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小胡成了大胡的心腹。

　　1992年3月，胡春华被任命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当地的老百姓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胡春华到任后，注重实干，常深入各地搞调研，试图从林芝地区摸索出藏区发展经济的新思路。那年秋天，胡春华带领行署几名干部，为了寻找加快墨脱公路建设的最佳方桉，开始了横穿墨脱全境的徒步踏勘。他们穿过了雪山和森林，去了连探险者都不敢去的地方。墨脱公路还没有建好，胡春华就被调离林芝，出任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但他心裡却一直惦念着墨脱公路的修筑。墨脱公路通车时，胡春华立刻致电墨脱县，连声道贺说：“喜事、喜事，真是天大的一件喜事！”

　　1993年5月，胡春华当选共青团第十三届中央委员。1995年7月，胡春华出任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一年零两个月后，被派往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毕业后不久，便昇任山南地委常务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工作），但一个月后便调回北京工作。

　　1997年12月，胡春华被安排进入共青团中央，出任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34岁的他又成为全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之一。在这个职位上，他干了三年，其间再次到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三年之后，胡春华又返回西藏。这次职务就更高了：2001年7月起，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2003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5年起任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校长。

　　有官方媒体报道，胡春华在西藏工作期间，稳重、持平、爱下基层、精明能干、办事能力极强，而且能说藏语、跳藏舞，很好地与藏族官民打成一片。

　　2006年11月，胡春华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43岁的他成了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之一，也成为这个拥有7200万成员的庞大组织的“一把手”。

　　2007年3月17日，在共青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胡春华在共青团“烧了一把火”。他痛斥部分团官员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要求团干部低调做人、少说多干。其措辞之严厉，在共青团领导的讲话中，颇为罕见。他在讲话中说：“在团的岗位上工作，我个人体会更多的是一个锻炼的过程，论直接做贡献肯定比不了党政部门。因此组织对我们评价的标准，主要也是看你是否健康成长。”

　　“现在社会上对团干部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浮躁。”对此，胡春华一针见血，他归纳了林林总总的浮躁表现：工作漂浮、敷衍了事；活动花样翻新、形不成项目品牌；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喜欢出彩上镜，急于出成绩、出政绩。

　　“归根结底是对团的岗位认识有偏差，没有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胡春华在讲话中认为，部分团干部太看重个人的所谓“进步”，总是在算计自己的任职年限，总是在比较自己和别人“成长”的快慢，“更有甚者，来了就想提，提了就想走”。

　　此前，2007年1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以下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包括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等。

　　而胡春华3月17日的讲话主题正是“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团干部作风建设”。在讲话中，他先是肯定了“团干部队伍是一支朝气蓬勃、能打硬仗的队伍”，“团干部作风的主流是好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随即话锋一转，“对照党对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对照广大青年对团干部的期望，团干部作风还有差距。”

　　胡春华罗列了部分团官员六个方面的不良作风，诸如“学习上懈怠，不认真学习理论，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深入思考新问题，跟风，人云亦云”；“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作风漂浮、工作不实，不愿做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许多活动只有开头没有结尾，有的工作刚发文件就总结经验、树典型，抓工作浮光掠影，搞调研蜻蜓点水”。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归纳得不见得完全准确，也只在少部分团干部、一定范围中存在，但危害不可低估。”胡春华警告说：“如果听任这些不良之风蔓延，势必严重损害共青团的良好形象，最终会损害党的事业。”

　　“共青团并不是‘清水衙门’，团干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同样会经受各种诱惑和考验，受到社会上各种不好的风气影响。”在讲话中，胡春华要求团官员“在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强防线”，“慎重对待交友，注意淨化自己的社交圈”。

　　早在胡春华上任之初，外界即对胡春华的干练形象抱有期待。由地方党委领导到团中央担任正职，在近年并不多见。观察家认为，由一名拥有地方工作经验的人士主持团中央，对于改善共青团系统官员的工作作风颇有益处。来源: 《明镜月刊》▲◆★●■☆


朱镕基如何步入“高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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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6：  1979年，朱镕基到国家经委工作，任燃动局处长。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直言本色。经委党组负责人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镕基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脱掉“右派”帽子

廊坊岁月可以说对朱镕基是一个磨练，而这段时期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即告结束。

1977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科院的组建工作。次年，马洪担任副院长，并着手组建工业经济研究所。1978年4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马洪出任第一任所长。

工业经济研究所初创之时，人才奇缺。马洪回忆，“当时朱镕基在廊坊石油工厂里面，他向我提出想调换工作。我们在计委一起工作过，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很正直，意志很坚强，于是他就来到工经所。”

当时朱镕基被任命为研究室负责人，相当于处级干部。

1978年，对朱镕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1978年9月，中央决定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宣布为朱镕基等一批当年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会上，我当时在场，他很镇静，很严肃，不苟言笑。”马洪回忆说。

可以想象，当时的朱镕基应该是百感交集。从1958到1978，从30岁的小伙子到50岁知天命，“右派”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了整整20年。如今，这块巨石终于被卸去了，但，20年的似水年华，已一去不复返！

马洪评价，工经所时期，朱镕基工作成绩出色，发表过一些文章。1978年，当时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主政中国时期，高层在经济计划设计上，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朱镕基对此即表示异议。

《亚洲周刊》曾记载，“马洪带着欣赏的口气说，朱‘很有水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像他，国家大有希望’。”

朱镕基在工经所一共工作了约一年。可以肯定，这一年的经历，对他经济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极大。

经委岁月

1979年，朱镕基离开了社科院，转到国家经委工作。重新回到经济管理岗位上的朱镕基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当时，国家经委与国家计委，是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中的两大支柱，曾有“国家计委制定经济计划，国家经委执行经济计划”的说法。

来到经委的朱镕基起初任燃动局处长。据一个在老经委工作的人讲述，这个新任处长依然不改变他的直言本色。

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经委负责人首先讲话，主任、副主任讲完，会议主持人号召干部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的会议，都是司局级干部发言，处级干部多明哲保身，一言不发，而坐在后排的新任处长朱镕基硬是早早地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回忆人形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有回忆者说，朱镕基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言之有理，在会场引起一阵骚动，并立即引起经委高层领导张劲夫、吕东、袁宝华等人的关注。

经委党组负责人会后曾赞扬说：“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不久，朱镕基即被任命为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嗣后又被任命为技术改造局局长。“是金子总要发光”，当事人回忆，在当时的国家经委，朱镕基和赵维臣很快被上上下下视为“最干练”的两名局级干部。

赵维臣后来任经委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赵是副主任。后来赵担负起组建中国联通的重任，成为联通公司第一任董事长。熟悉赵的人说，赵的脾气不比朱镕基小。

经委时期的朱镕基特别看不惯走形式、花架子、不懂实际、没有知识的官员。他要反对什么，他会提出；他知道什么情况，而下属该知道却不知道，他就非常不高兴，就会提出批评。

步入“高层”

才华、能力、品质都出众的朱镕基受到经委领导一致好评。1983年，朱镕基出任经委委员、副主任(副部级)。

此时朱镕基已经是55岁了。据李锐回忆，“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他(指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的。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他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

李锐说，当时考察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

《侨报》曾发表文章说，“当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组织部申报，准备提拔朱镕基为经委副主任时，却再次遭遇小小麻烦。中组部一开始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朱先后被任命为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朱开始进入‘高干’序列。”

一位熟悉中共组织工作的同志介绍，朱镕基是不是第一个出任部级干部的前“右派”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55万“右派”中最早出任部级干部的人之一。

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能够升任副主任，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

出任副主任的朱镕基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要处理至少5封群众来信，对下属要求甚严格，但他有一个优点：只批评人，绝不整人。

据原经委工作人士介绍，在朱镕基担任经委副主任期间，有位处长向国务院领导报告，说朱镕基要对某项工作失误负责。朱镕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后，这位干部被朱镕基提拔为某局副局长。朱镕基解释说：“这个人工作负责任，而且敢打我的报告，尽管报告失实，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不应该影响对他的使用。”

朱镕基的这种性格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我觉得这是双刃剑，当他还是副主任，甚至是上海市长的时候，还可能有人敢当面批评他，甚至打他报告。但他出任副总理或者总理后，他就很难接触到这些年轻干部，而他接触的多是只比他级别稍低的干部。我们知道，干部越是到高级，越是谨慎。那么，还有谁会敢于向他提出批评呢？”

但无论如何，朱镕基在经委的经历对他熟悉中国经济运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时朱镕基对企业运作非常熟悉，据了解，他曾经对企业积压问题很重视，为提高企业效益，殚精竭虑，提出了不少思路。熟悉他的人说，他在经委工作非常细致，而且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出过严厉批评。

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朱镕基的照片，照片上的朱镕基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朱镕基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

“当时《人民日报》发谁的照片，用什么规格，要求很严。以朱镕基的职务，就只能发一张一寸相片。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朱镕基第一次以政府主管经济的负责人的身份，向公众陈述他的思想。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篇采访的珍贵。”当时采访朱镕基的记者、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说。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朱镕基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朱镕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在这篇专访中，朱镕基对当时的经济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效益进行了总结，提出了问题所在。“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当时就已经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思想。据我记忆，这是高层领导首次提出宏观调控的概念，不仅超前，而且很超前。”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朱镕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来源: 南方周末▲◆★●■☆


普京访华在即俄公布1年前“中国间谍案” 动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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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8 作者 : 苏幕遮 陆一平

　　据10月8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俄总理普京下周来华访问之际，俄联邦保安局5日突然宣布，一名中国籍男子1年前企图窃取俄S-300导弹系统机密文件被捕，案件已于周二交法院审理。俄联邦安全局拒绝解释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布此案，这让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觉得“蹊跷”。

　　俄联邦安全局称，这位名为童胜勇（音）的中国公民以俄语翻译身份作为掩护，曾试图以行贿等手段向俄罗斯有关部门人员收集和购买防空导弹维修等方面的技术资料。俄《独立报》称，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从俄罗斯购买防空导弹的技术资料。因此，目前很难对这一事件做出评价。

　　以色列国家新闻网7日分析称，俄罗斯选择此时公布这起已秘密处理一年的所谓“中国间谍案”，背后动机耐人寻味。因为此前一天，俄中两国刚刚在安理会联手否决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总理普京即将在一周内访华，这也是其在宣布计划于明年重返总统之位后展开的首次外访行程。

　　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负责人科罗特琴科表示，虽然把中国公民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公开曝光的做法非常少见，不过，在普京访华前夕公开这起间谍丑闻与普京此次访问并无直接关联，不会对中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7日文章称，能源问题仍然是普京访华的首要议题，此外，他此行是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重启出现暂停，似乎时钟又回到奥巴马之前的时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导弹防御、“大中亚”战略进行挑衅，这些也事关中国利益。俄中需要共同应对这些挑战。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