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越协议的“敌对势力”是指谁
http://www.zaobao.com/yl/tx111024_001_1.shtml

（2011-10-24）● 薛理泰 中国、越南于本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今后将加大海上问题的谈判力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假如双方均有诚意，则对中国而言，这份协议可以牵制越南加速倒向美国、日本、印度的趋势，有助于缓和南中国海地区剑拔弩张的局势，对其他东盟声索国也具有示范意义。

中越协议的“敌对势力”是指谁

　　至于协议中强调，两国将坚持“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精神处理和解决海上争端，对关注南中国海局势的学者说来，四个“好”字用在这里，似乎有些拟于不伦。越、中关系被冠以这四顶帽子，显然尺寸不对，岂能自圆其说呢？参照过去三四十年以来越南、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客异位的演变过程，令人难免有一种感觉，即一方在实施战略欺骗，和、战并举，另一方则在自我陶醉，粉饰太平。

　　接着，中国、越南又于15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既然两国认为必须认真对待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可见敌对势力的危害性已经不容小觑。这里点明了敌对势力，却又闪烁其词，不讲明敌对势力究竟是什么，令人困惑不解。

　　这份声明针对南中国海局势，则所谓敌对势力自然是指除了越南以外的其他东盟（亚细安）声索国以及企图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列强。实则不尽其然。

　　在近年东盟峰会上，越南正是鼓动东盟声索国向中国发难的始作俑者。至于美、日、印等国，本来就是由越南力邀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借以抵制中国的压力。越南外交部于6月12日宣布，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协助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矛头即直指中国。

　　日、印两国也是越南邀来在南中国海对付中国的“借用力量”。就在中、越联合声明发表前一天，日本防卫相透露，在越南国防部长本月23日至28日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将讨论如何合作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另外，最近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问印度, 双方于本月12日就合作勘探南中国海石油之事签订了长期协定，明显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挑战。

　　毋庸讳言，美、日、印诸国同越南一拍即合，是出于本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需要，可是越南毕竟起到了“招鬼进门”的作用。据此，其他东盟声索国及美、日、印都不可能成为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敌对势力”。然而，联合声明却点明两国面对“敌对势力”，不禁耐人寻味。

　　据析，声明所称越、中两国共同面对的“敌对势力”，既不是指其他东盟声索国，也不是指日本和印度，两者还不够份量，称不上是越、中两国共同面对的“敌对势力”。说白了，“敌对势力”指的就是美国。

 　　最后，河内隐约其辞地以美国作为“敌对势力”，似乎与中国同病相怜。据此，河内在确保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同北京达成谅解，劝说中国继续向其提供庞大的经济支撑，有利于越南增强综合国力。
　　综上所述，越南以口头或文字形式的表态，从中国换取实惠，确实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判断越南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则是其在南中国海的立场究竟有否松动。

　　至于越、中双方在声明中不点明谁是两国共同的“敌对势力”，则是双方灵活性的体现，又可以避免直面美国的压力。这可以理解为两国留有余地，必要时可各自表述。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


对速度信仰般的崇拜，还要继续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345

   2011-10-23   作者 : 董郁玉  在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及其阐释，成为我们加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撑。然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我们深思：对速度信仰般的崇拜，还要继续吗？

　　近30几年来，“速度”，或前缀于“中国”，或后缀于“中国”，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依赖于速度，痴迷于速度。尤其是当全世界都惊讶于这种“中国速度”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在那些羡慕与嫉妒的复杂目光中，为速度寻到了正当的根据。

　　 也正是这种速度，让我们的发展屡现奇迹。其实，常态的发展并无什么奇迹可言。跨越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发展，是奇迹屡现的前因。常识伴随着常规，特色尾随着奇迹。习惯于奇迹的人们，喜欢用“特色”来解释奇迹；创造了奇迹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常识的力道，也很难再满足于常规的速度。

　　最近两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速度的另一个侧面。因了这种认识，适当降低发展速度，适时转变发展方式，遂成为决策层的一个政策选择。只有把发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紧绷的关联链条才有可能松弛下来，结构的变动才有可操作的空间。但是，实际上，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长，前冲的惯性也就越大。

　　 9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吹风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向进行了描述：中国宏观经济整体走势良好，风险挑战并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仍然会在9%以上……

　　9%的经济增长速度，绝对不是一个让市场关联方的紧张关系可以松弛下来的速度。9%的经济增长速度，于中国的现实而言，仍然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速度超过11%；“十二五”规划，中国政府把发展速度定为7%，但是，今年——“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增速“冲10”的呼声甚高……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觉中国已然慢不下来了。

　　市场发育，社会发展，都向中国这个飞奔向前的列车发出缓速前进的信号，但是，中国慢不下来，驰骋依然。就像担心动车和地铁的信号系统失灵一样，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前行道路上的信号系统也会变得扭曲失效。我们还担心，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生态以及经济本身的诸多险象，仍旧会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进的信号。

　　30多年的惯性，让始终高速行进的人们产生了速度依赖。希冀用增速发展解决“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存量”减少不多，“增量”累积更快。实际上，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全部处理其所带来的所有后果。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本身，处理不了其所带来的大部分后果。经济发展产生福利，增速经济发展产生不断增加的福利。但是，让整个社会泽荫于福利之中，让社会成员感受到不断增加着的福利，却是政治的分内之事。

　　现时中国，不少握有经济发展大权的政府官员，喜欢干一些大工程。这固然是其政绩之大手笔，也固然是为经济增速添加数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财政的软约束尚付阙如、硬约束形同虚设条件下养成的行为偏好。这种偏好叠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给经济发展“刹车”的努力。

　　在经济与政治各自发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获得渠道的固化，让许多人不断膨胀着加速发展的冲动。现行利益结构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当性，使不少从中得益的人对其得益的方式有着非常暗淡的预期。不过，这种预期非但没有使他们停下来、慢下来，反而使他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驱使经济发展的列车尽可能快地抵达他们期待的终点。他们解决代际公平发展中“存量问题”的方式，就是继续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际发展中的不公平。

　　而实际上，正是这种超高消耗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后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和焦虑。于是，越是后来的掌控经济发展权力的官员，就越是想在生态还能承受、资源还未耗尽的时候，来完成自己的政绩，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员看来，短期利益，虽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当性不足，但份额足够多；长期利益，取得方式正当性的预期增加，但份额不确定。这也是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深化制度性变革的原因之一。

　　因此，生态系统的坍塌、资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规范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当化，既是一些官员在经济发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诱因，也是为什么任何减速的措施，都会使他们焦虑不堪的原因。
　　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后发国家在经济起步期间，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发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经济成就，往往不仅没有使后发国家产生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虑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发展的经济结构以及“后发劣势”的制度环境中，经济越发展，官员就越焦虑；官员越焦虑，就越是要加快经济发展……

　　在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及其阐释，成为我们加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撑。然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我们深思：对速度信仰般的崇拜，还要继续吗？来源: 南风窗▲◆★●■☆


中国的美元资产到底将何去何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344

   2011-10-23 : 美国财政部本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中国在连续4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后减持365亿美元，这是近年来最大幅度单月减持量。目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370万亿美元。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美元资产到底将何去何从？

　　中国的美元资产何去何从，新华网文章认为：

　　　　是否表明中国开始系统性减持美国债？　　

　　“增持和减持总是根据市场行情在变动。”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说，“过去几个月间国际避险情绪上升，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降低，美国国债价格升高。中国在一个相对较好的价格上变现是合理的，外汇储备的投资也是高效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外汇储备持有美国国债是市场的投资行为，根据市场状况动态调整，增持和减持是正常操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中国减持数额相对于庞大的美债市场是很小的部分。“减持的操作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很有限。”

　　减持背后是对美元资产质量的隐忧？

　　　　透视本次减持美国国债背后的原因，一些专家认为，这反映了我国外汇储备管理者对中长期美元贬值的担忧和中国迫切需要摆脱“美元陷阱”的考量。

　　陈凤英说，美国“寅吃卯粮”滚出巨大债务雪球，国际货币体系又是美元本位制，中国由于外贸结构等原因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迅速积累。但是在美元贬值风险加大的同时，增持和减持美债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陷入“美元陷阱”中。

　　“美国‘悄无声息’地增发美元，获得减少债务负担的好处，可是这会导致中国外储大幅缩水。”陈凤英说。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这种因素的担忧。

　　美债是否仍为“现实选择”？　　

　　“持有一定量美债对丰富外汇储备投资有益，确可说是一种‘现实选择’。”陈凤英说，“世界经济就像是很多个长疤的苹果，只是美国的疤要轻微一些。”

　　对于有观点提出中国外储可以用来大量投资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外管局负责人表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风险较高，并且如果利用外储大规模投资，则可能推升其市场价格，反而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

　　“短期内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改变，中国继续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也不易改变。”陈凤英认为，“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海外市场直接投资中去，也可以挑选优质外国公司购买债券。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

　　也有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尝试新的外汇投资途径，对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有积极意义，但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体格局，关键还是要依赖开掘国内经济动力，减少对外贸易依赖度，进而减缓外汇储备增速和减小规模。来源: 中评网  ▲◆★●■☆


美国欠每个中国人5700元人民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323

   2011-10-22 :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还将持续。中国作为美元资产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正为手里上万亿美元资产的保值担忧。

　　早在美国就国债上限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外汇管理局就连续三次刊发“热点问答”，来解释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问题。但质疑声仍然不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7·23”事故后，人们都在关注中国铁路的问题，而有金融界的“深喉”向他透露，实际上，中国外汇的风险比铁路更大。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就以接近1.8万亿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主要7大工业国G7的外汇储备总和。危机后这三年，我国外汇储备仍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而巨额外汇储备里，约超过70%的份额都是美元资产。

　　美国国债危机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保持多年贸易顺差，以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和商品换来了大量美元，再反身过去投资美国债券。有人做过测算，仅以中国外汇储备目前投资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计算，这相当于美国欠每个中国人约5700元人民币。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两轮货币“量化宽松”。即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最近的讲话中暗示可能推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但他仍然留了一个包袱——在9月20日和21日，美联储会议仍要对是否继续“印票子”刺激经济展开争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此表示，从整体上讲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定是宽松的，否则美国经济复苏将相当困难。

　　美元滥发的恶果很可能加剧。两年前就有人预警，中国外汇储备要小心“缩水”。这一次，评级下调后的美国经济似乎还要在“印票子”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一个明显的大趋势是，美元走势长期看会疲软。而一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比例并没有降低，难道“非如此不可”吗？

　　“肉已经在锅里”，能否分掉外汇储备

　　早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就有国内学者建议，与其把外汇储备投到美国市场3万亿美元面临巨大风险，为什么不干脆分给国内居民？

　　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前主张分国企，现在则提出，把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老百姓，说这将激发很大的财富效应。相应的，把外汇储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用外汇储备成立基金，用于国内社保、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这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建议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外汇储备是一国持有的外币资产。当外币通过贸易、投资通道进入国内，首先要在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再拿这笔外币，到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换取人民币。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在形成之前，事实上已经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经济体循环，用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话，就是“肉已经在锅里”。

　　外管局的专业解释是，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应着本币负债”。这就是说，这笔外汇是国家负债，是国家信用的预支，其“债主”本来就是全体中国公民，只不过央行用人民币暂时把它换走了，集中起来由外管局代为管理和使用。

　　如果把外汇再分一次给国内居民，或再次投入国内经济体，不论以什么方式，都会形成货币的二次投放或超额投放，就是一笔钱花两遍，这在性质上等同于央行加印钞票，扩大货币发行，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机率。

　　通常来说，外汇总是要用在境外。到目前为止，只有2004年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充实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算是一次“非常规的使用”。当时还成立了中央汇金公司做执行人。但这么做有个前提，就是外汇所注资的银行本身是要开展外汇业务的。

　　实际上，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和各类企业以及个人需要使用外汇，可随时用人民币换汇，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只是对个人需求来说，每人每年有5万美元的换汇限额。

　　由外管局统一调配、管理外汇储备，这最早由“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渐形成。该制度从1994年执行，当时我国还处于外汇短缺时代。不过，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急剧扩大，外管局不断放宽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户条件，提高账户限额。到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自行保留或者卖给银行。2011年起，企业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境外，无须调回境内。也就是说，“强制结售汇”政策已经成为过去时。

　　最近几年，外汇储备每年以数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主要来自我国增长迅速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时，在2005年人民币启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流入，也成为新的外汇储备积累的通道。

　　据外汇管理局估算，2001年~2010 年，我国波动性较大的跨境资金总体呈小幅净流入态势，年均流入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9.0%。如今外汇管理当局已把防范和监控跨境资金流动冲击，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着力点。

　　正是在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不论企业还是个人，对持有外币都缺乏动力。分析人士称，即便“强制结售汇”制度已成历史，但国内企业通常会选择多结汇、少购汇，手中多留人民币，这是构成外储居高不下的客观原因。

　　壁垒重重，不买美债买什么？

　　对“分掉”外汇储备的说法，反对意见其实很多。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当初就认为张维迎的提法不妥。他的理由是，外汇储备在管理和使用上，分散不如集中好，因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力量仍然很弱，“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会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这就像股市上“散户”容易被机构收拾一样。

　　高西庆掌舵的中投公司，在海外被称为中国主权基金，资本金就是从外汇储备中划来的。他认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债券，如同“原子弹”，在国与国的经济竞争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威慑力量。显然，这种“战略武器”是不能够“化整为零”来使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后美元指数大幅反弹走高，相对来说，日元、欧元区经济波动剧烈，从短期看，美元资产反而成为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中相对安全的避风港。由此看来，至少过去三年，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中把美元债券当作最重要的投资选择之一并没有错。

　　只是每当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中国这个“最大的债主”就变得紧张起来。人们的疑虑仍然无法消除。既然外汇投资要用于国外，为什么不买石油等战略资源，买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非要买美国债券？

　　经济学家李才元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做过实地调研。他分析，事实上石油等资源，中国一直在买，每年中国超万亿的进口额中，有很大一笔钱，主要就是用于购买海外资源。比如石油，去年中国消耗了4.3亿吨油，进口2.4亿吨，对外依存度是56%，“我们开车去加油，油从哪里来？都是中国企业用外汇买来的。”而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型企业的股权，中国企业同样有很强的“购买欲”，可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和并购限制，“中国想买，可买不来啊。”

　　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近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约1.6万亿，进口约1.4万亿。李才元做了一个比喻，每个家庭除了日常花销，总要留点存款，那么外汇储备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收支相抵之后留存的“家底儿”。

　　“我们出的多，进的少，该买的买不了那么多，好多想买的又买不到，钱花不完，因此节余越来越多”，他说：“事实上，买美债已经是排在第三位的次次优选择了。”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持有相似看法。他表示，要体谅那些外汇储备的操盘手们，因为在今天的国际金融市场“想不买美元国债，很难！”

　　鉴于外汇储备投资要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相对而言最好的投资品种就是政府债券。樊纲分析，在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上，欧洲的储蓄率约10%~20%，欧洲国家发一点国债，基本上都被欧洲人自己买光了。日本储蓄率更高，国债拿到国际市场的也不多。只有美国居民没有储蓄的习惯，储蓄率刚从过去负的2%上升到现在正的6%，美国可以向金融市场提供大量债券，有足够大的容量。

　　“大象掉进澡盆里”

　　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投资美国债券的困境，揭示了当下国际经济循环不平衡的矛盾——美国借钱消费，中国攒钱储蓄，中国人储蓄的钱，恰恰就是美国人借贷的钱。

　　这就如同知名市场分析人士谢国忠在2008年对当时金融危机的一个比喻——世界经济就像一辆冒了烟儿的两轮摩托车，前轮是美国的需求，后轮是中国的供给，只是谁也没想到华尔街这个驾驶员，竟然能把车开到沟里去了。

　　经济学家李才元提醒人们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主要是以“创汇”为目的，这个“创汇”主要就是挣取美元。因为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循环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中国扩大生产努力“创汇”，与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大踏步进入寅吃卯粮的“消费时代”，其实是一个“同步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依赖，本质上是这么多年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糟糕的是，“就像攒钱买房子，总是赶不上借钱买房子一样，因为攒钱的速度太慢，而房价上涨太快，不如早点儿贷款买房。”李才元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问题，就如同一个辛苦打工挣钱想买房的人，好不容易银子攒差不多了，可发现这些钱可能要缩水，从前想买的东西似乎还是买不起。

　　外汇管理局对外汇投资方向的解释很实际：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容量相对有限，交易和收储成本较高。虽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中已包含与之相关的投资，但把钱都投到实物资源中“风险太大”。

　　这正如一些市场人士的说法，把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都投到这些商品市场上，就是“大象掉到澡盆里”，只能大幅推高该商品价格，反而不利于中国经济和我国居民消费。

　　客观地看，以石油为例，2008年之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147美元，一路暴跌到33美元，然后又再度反弹到接近120美元，前一阵又下跌到80美元以下，这种剧烈的起伏，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各类浸淫市场多年的金融寡头手里，压根儿不是中国这个“门外汉”能够控制的。过去几年，有几家参与国际石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中国企业，都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几十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相对而言，将外汇储备投资于能定期收取利息的美国债券，应当算相对稳妥的办法。来源: 中国青年报▲◆★●■☆


历史上官员们享受的“福利分房”
http://history.stnn.cc/arts/201110/t20111021_1656623.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10-23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日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此事从头追溯，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特定含义的官舍不可能是普遍现象。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宋书》卷四十一记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其父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宋史·孝宗纪》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记司马光生于郫县官廨，其父时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记，欧阳修也是其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生于司户官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志纪念。

居住官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官多房少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以及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等。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唐李贤注解，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中东门是其中之一，门卫编制中有一个秩六百石的候吏，职掌是迎送从此门进出的宾客，“候舍”就是候的住所。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既然“称疾不朝”，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舍。但递进一层推度，京师官舍紧张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不如自己识相。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此外，还有一些部门依然保留着官员家属可住机关大院的待遇，各有其特殊缘故。如《东观奏记》称，“故事：京兆尹在私第。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而走，上（即唐宣宗）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又如隶属中书省的集贤院，类似中央学术文化中心性质，置有一批高级学士，也专为他们建造了舒适的住宅（《南部新书》），以示尊重人才。再如像御史台、大理寺这类肃纪司法的机构，有关官员亦必须住在衙署内，以防作弊。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典故纪闻》卷四）。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犯。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劲，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作者：完颜绍元 原题：历史上官员的“福利分房” 摘自《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来源：光明日报——书摘


欧盟恢复对华军售可离间中俄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10/t20111023_165713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10-23 :《环球时报》日前编译美国《世界政治评论》10月19日文章，原题《展望：驾驭衰落中的俄中军售关系》，作者罗伯特·法利，王会聪译。摘编如下：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新报告使过去10年间国际军售市场的最大变化之一变得清晰起来：俄罗斯对华军售逐渐萎缩。这并非源自于两国重大政治冲突而是困扰大国关系的“小别扭”。尽管俄中都能感受到由此带来的强烈冲击，但双方军售关系恶化绝不是地区问题。

　　冷战即将结束时，由于中俄关系解冻和俄罗斯军工业亟须为前苏联产能过剩寻求出路，中国大量进口俄罗斯武器。中国人从中学到许多应用于国内军工业的宝贵经验。然而到2005年左右，两国保持稳固军售关系的因素开始减少。中国国产军事装备的技术含量和稳定性得到改善，俄罗斯的产品质量却逐渐下滑。俄罗斯也出现担心中国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声音。知识产权问题也演化为中俄武器贸易中的严重问题。如今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国际军火市场主要竞争者的现实，更使得该问题愈发明显。

　　困扰俄中军售关系的主要问题还是中国日益壮大的国力和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绝望和中国的虚弱使双方惺惺相惜，但随着莫斯科尤其是北京处境改善，双方之间的紧张在所难免。问题并非仅在于俄罗斯担心中国国力，还在于中国“必定”渴望充当与其实力相称的全球角色，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的重要玩家。

　中俄在安全事务上的有效合作显然影响美国的大战略。但两国轴心的未来前景绝非高枕无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即可加剧俄中紧张态势。如果中国找到替代俄制武器的供应方，俄中武器贸易或将彻底终结。

　　更密切的中欧防务关系将产生深远和难以估量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迫切希望获得中国市场将使欧洲更有可能容忍中国咄咄逼人或令人反感的军事行动。欧洲装备还能提高中国武器库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中国或将刻意保持克制以防止欧洲恢复军售禁令。更加稳固的中欧关系使中国有所顾虑，也使欧盟和美国有所倚仗。

　　美国决策者普遍只关注解除禁令潜在的负面作用，因此主张维持现状。然而，促使中国更加依赖欧盟和进一步离间中俄关系的双重前景，应该会引起华盛顿战略规划者的兴趣。否则，美国的决策者们或许还会因短期成本而罔顾长期利益。▲◆★●■☆


中国公安部长促侦破湄公河袭击案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0/111023_china_mekong.shtml

更新时间 2011年10月23日

在湄公河上遭袭身亡的中国船员的家人在泰国参加纪念仪式时痛不欲生

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河流域遭袭击导致13名船员死亡

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说中国将与泰国以及缅甸等过配合，尽快缉拿在金三角杀害中国船员的凶犯。

来自公安部、外交部、交通运输部、民政部、商务部以及云南省的官员星期日（10月23日）参加了这次在云南西双版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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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说，中国要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敦促有关国家全力查清案情，尽快缉拿凶手，给死者家属一个“认真的交代”。

孟建柱透露，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率领的中国公安高级代表团将赴泰国配合泰国警方进行调查，以加快案件的查办过程。

他还敦促云南政府做好遇难者家属的接待和安抚工作，并对有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救助。

安全

孟建柱乘船考察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航道情况，并强调要加强有关水域的航运安全工作。

他表示，确保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际航运安全，对维护中国和地区安全发展利益至关重要。

孟建柱说，中国希望与老挝、缅甸以及泰国建立维护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安全执法合作机制。

他说，建立这一合作机制意味着四国将可以加强情报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打击跨国犯罪，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孟建柱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及早恢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通航，但通航后要把维护航运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率团赴泰国调查湄公河惨案
http://news.stnn.cc/china/201110/t20111023_1657252.html

2011-10-23 : 星岛环球网消息：据公安部最新消息，玉兴八号船长杨德毅的尸体已找到。至此，在10月5日发生的湄公河货船遇袭事件中，13名中国船员被证实全部遇害。

　　中新网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23日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妥善处置“10·5”事件有关工作，敦促有关国家尽快查清案情、缉拿凶手，切实维护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已经受命率中国公安高级代表团赴泰国开展工作。

　　新华网的报道说，中方将推动尽快建立中老缅泰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情报信息交流，联合巡逻执法，联合整治治安突出问题，联合打击跨国犯罪。

　　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货船在湄公河水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和袭击，造成多名中国船员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