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铁路建设大停工或威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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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3 : 由于受到国家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7月温州动车意外事故的影响，中国的铁路建设单位被迫暂停一万多公里的铁路建设。这显示中国曾一度引以为傲的高速铁路工程，目前正在减速，甚至处于休眠状态。近日更爆出部分省份因无法支付民工工资而导致数千起骚乱事件。

　　中国铁路承建商之一的中铁隧道集团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19日表示，今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直接造成了这次政策的转变，在该次意外中，一共有40人死亡，接近200人受伤，是全球迄今造成死亡人数最高的高速铁路事故。他说，停工的项目中，大概有一半就是列车运行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铁项目。

　　中华铁道网在今年8月份对23个铁路建设公司进行了调查显示，今年铁路工程处于停工、半停工和进展缓慢的占到70%。而王梦恕称，据他了解，情况比上述调查结果更严峻，约九成项目都已停工、半停工或缓建。全国范围内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1万公里以上，其中隧道里程约占5，400公里。

　　有关专家们认为，有鉴高铁项目负债率高、技术程度以及已完成铁路扩张计划的能力，已引起部分放贷银行的戒心，立场转趋谨慎，而7月份的动车意外，更令人对高铁工程的未来产生了质疑。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是，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对向中国的铁路项目提供资金一事感到更加担忧。

　　资金短缺导致工程单位停止支付工人工资和拖欠供应商的建造材料费。一些省份两三个月来都没钱向建筑公司付款，个别项目全部或部分停建。王梦恕坦诚，“包括中铁隧道集团在内的铁路建筑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我们难以向农民工和自己公司员工支付工资，也难以向水泥、钢铁和其他材料供应商付款。”

　　铁路项目大面积停工引发连锁反应。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在编的工人，都面临停工、拿不到工资的局面。中华铁道网的调查显示，铁路建设一线职工的工资有半数未按时发放。

　　王梦恕说，估计全国铁路项目雇用了约600万农民工，“以一家三口计算，影响的就是1，800万人口的生活。”而如果问题不能马上得到合理解决，很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指出，已经发生了数千起工人骚乱事件，比如农民工阻住公司大门或道路。

　　为了缓解资金吃紧的局面，今年以来，铁道部已在债券市场发行的超短融券、短融券、中票累计金额达1，400亿元人民币（约合219亿美元）。10月12日，铁道部再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债券。而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透露称，铁道部已获得国家拨款、银行贷款2，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应对当前的紧急状况。但该消息尚未获得官方证实。来源: 网讯▲◆★●■☆


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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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4  中共承担换届重任的十八大渐近，中国执政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将由第五代领导核心取代，中国政坛派系之争的话题再度被炒热。对于派系的存在，中共的缔造者及最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并不讳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他的著名论断。

　　通常认为，派系，是权力的衍生品。派系激化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催生派系。中共从她创建初期，党内斗争几乎没有中断。例如中共历史上被定性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政治思想路线的主张不同，大都形成组织上派系的不同。这些“路线斗争”几乎贯穿于中共夺权时期到文革结束。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次斗争都可以看到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子。

　　权斗不能解释中共所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即使是党内斗争曾十分频繁的中共，“权力斗争”之说，也不能涵盖其派系的生成和组合。如果说中共内部的一切派系都同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也不尽然。比如，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军时期的所谓“中央红军”派、“地方红军”派，以及未进行长征的刘志丹的“陕甘宁”派。在抗日战争年代，不同的根据地也在中共干部中形成不同系统。如华北根据地的“太行派”（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山根据地）、坚持江南抗战的新四军派、东北抗日联军派等。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依据野战方面军的组成，“某野”系统的干部也在地方和军队中形成一定派系。

　　不可否认，这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派系，可以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进行权力斗争。例如林彪在同毛泽东的斗争中借用“老嫡系”38军同当年四野（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以致在“林彪事件”后，四野的势力受到最大打击。毛泽东更亲自主导“八大军区换帅”。但大部分这些派系只是一种当时中国政坛的特殊形态，更多的表现在相互沟通及任用时的亲疏上，而不是参与权力斗争。

　　学识经历背景成中共政坛生态要素：中国政坛的派系，一直受海内外关注，每每被炒作成为“权力斗争”话题是其重要原因。每临中共高层改届时更是如此。但如果只从这一种角度看待中共派系问题，就难免失之偏颇。中共今日，特别是文革结束后，不再沿用“路线斗争”概念。而且，领导核心的轮替开始显现正规化的常态，权力斗争的痕迹较之以往大大减弱，权力斗争亦不再是形成派系的主要基础。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也不应该单一建立在“权斗”上。

　　今天谈中国政坛的派系，实际上是分析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更主要的是探究中共今日的官员格局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方向。其中，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会成为政坛派系纠合、组成的基础。而且可能是中国政坛新派系的重要成因。

　　为了方便理解，文中仍然会借用一些目前流行的中共政坛派系称谓，但会进行尽量合理的划分，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很可能在将来影响中国政坛的新势力组合。这些派系分别是：太子党，团派，江派，地方实力派，精英派，中央官僚派，秘书派，清华帮、北大帮，职业官员。

　　以上两部分九类官员中，太子党、团派、江派，为时代产物，随着中国政治的清明，不会在中国政坛长期存在。地方实力派、精英派、中央官僚派、同职业官员，则应该成为今后中共政坛官员组成的重要途径。而清华帮与北大帮，则是观察中共用人科学的尺度之一。但秘书派，如果今后获得较大发展，而且真正达到“成帮结伙”，亦将标志中国政坛走向腐败。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一：太子党

　　太子党是中国历史上的称谓，现今借其作为对中国政商界中央高官子女的泛称。由于此称呼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以致被滥用，成为用来吸引人们关注的名号。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关注太子党，是在于他们在当下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及作用。如果他们只是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受到的关注自然大大减弱。因此，从研究中国政坛角度，被称为太子党的前提应该是在政经方面占据了重要职位的中央高官的子女。再者，太子党应该主要涉及中共高官的第二代（多为40至50后。重要领袖的第三代也可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在近年开始登上重要职位。

　　太子党分类：

　　1、依父辈分

　　元老太子党：其父母通常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或中共革命时期的元老。当前的代表人物为：习近平（习仲勋子）、薄熙来（薄一波子）、俞正声（黄敬子。黄敬原名俞启威，领导过一二九运动，属中共元老。曾与江青同居）、刘源（刘少奇子）等。邓朴方（邓小平子）、邓质方（邓小平子）、胡德平（胡耀邦子）、王军（王震子）等中共元老子弟，由于未担任重要职位或已退休，所以忽略。

　　这类太子党，属于“根红苗正”的正宗品牌，身上老一代的“革命”味最浓，对“革命江山”有责任感，人生观中理想的成分也相对较高。

　　新贵太子党：其父母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当前的代表人物为：胡海峰（胡锦涛子）、李小鹏（李鹏子）、李小琳（李鹏女）、朱云来（朱镕基子）、温云松（温家宝子）、江绵恒（江泽民子）等。

　　这类太子党，更多现代化精英色彩。也由于其父辈只是“坐江山”且任期有限，对国家的“革命责任感”相对较弱，而且人生态度比较现实。比元老太子党少些理想化。

　　2、依职位分

　　中央太子党：在中央、省级层面任职的，如习近平（政治局常委）、薄熙来（政治局委员）、俞正声（政治局委员）、李小鹏（李鹏子，山西副省长）。通常他们已选定政治仕途，不进则退。

　　国企太子党：在国企高层任职的，如胡海峰（胡锦涛子，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书记）、李小琳（李鹏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云松（温家宝子，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募集资金达10亿美元。2010年10月，为了避嫌，温云松离开新天域资本，转投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公司，不过他在新天域仍有自己的投资）。江绵恒（江泽民子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并担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会成员）。这类太子党对政治若即若离。进可入政坛，退有安逸晚年。

　　金融太子党：在金融界高层任职的。如朱云来（朱镕基子，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燕来（朱镕基女，中银香港及其附属公司助理总裁）、陈元（陈云子，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鲁（陈毅子，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这类太子党对政治官场意在敬而远之，更多着意在享受“金色人生”。

　　之所以特意列出以上三方面的太子党状况，一是因为这三个领域都由党及国家掌控，云集的各类太子党最多；二者，均属政经钱权重要领地，且相互关联紧密；三，除军界外，此三地都是官场，可保老来无忧。

　　需要说明的是，在外界所称的中共“太子党”中，有些只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的女婿，严格来讲不应该包括在“太子党”中。因为他们在血缘及出身上，更多的反映为“外人”，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助力通常为“借光”，难同于直系子弟。目前在政坛，这类官员最富代表性的就是王岐山（姚依林女婿，副总理）和王光亚（陈毅女婿，港澳办主任）、刘亚洲（李先念女婿，国防大学政委）、潘岳（刘华清女婿，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外界将他们囊入太子党，更多的作用大概是凑数而已。

　　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共高干子弟进入了军界。但因为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政坛派系，所以这类太子党除非进入总部一级，如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其余忽略。

　　太子党的由来及未来趋势：从目前从政的太子党可以看到，他们从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其父辈的政治资本及父辈的官场资源。这在元老太子党身上更为明显。而随着中共打江山的老一辈强人去世，太子党这种可借用的政治助力渐衰，在政坛的升迁上亦越来越不容易同其它人拉大距离。从大部分新贵太子党选择从商而非从政已可见一斑。可以预言，中共未来愈少政治强人，就愈少目前类型的政界太子党。

　　再者，中共在“家族问题”上多少是有所避忌的，虽然有一定的照顾含义，例如许多中共高干子弟相对可以比较容易进入党政军部门，但能升到相当高位，还要看本人作为，是否能在政坛站稳。所以真正能脱颖而出的可谓凤毛麟角。加之，近年中共在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及民众对官员政绩的重视，又因为互联网加剧了透明化过程，太子党靠特殊途径在政界上位的难度日益增大，最终将被迫同平民子弟在相同跑道竞争。

　　其实，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共太子党，在政坛上人数从来寥寥。且中共最重要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子女，在政坛几乎不受重用。但往往因为太子党的父辈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派系整合中的背景及其政治能量而被外界拿来做文章，试图说明中共的“家族政治”。但随着中共权斗及强人政治的走淡，以及元老们的纷纷离世，中国政坛上的太子党应该越来越成为“珍稀品种”，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现象，相信在中共十九大后太子党会逐渐淡出政坛。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二：团派

　　团派原意应为由中共的重要干部储备及培育系统——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但由于其名称的产生直接涉及中共内部斗争，目前更被当做“国王的人马”介入中共换届时的权力安排，以致成为中国现今政坛上一个特定的官员团体。通常指在胡锦涛当政期间得到重用的，具有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背景的官员。

　　由来及范围：据查，团派的名称起用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期。胡耀邦曾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来在批评胡耀邦的会上，有中共元老指责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由此，“团派”之名叫开。

　　但实际上共青团人士的相互亲近、提携，由来已久。过去，由于中共队伍中存在大量的“老革命”、“老资格”，而使用和提拔官员基本遵循“论资排辈”。再加上“老人政治”，因此从共青团出来的人通常被认为“嘴上没毛，做事不牢”，很难上位得到重用。但依团中央规定，团中央书记一般不超过45岁，35至38岁应占总数一半；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35岁；团省委书记不超40岁，副书记38岁以下；届龄者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这批人身份尴尬，一方面被称为“后起之秀”，一方面又因为年轻、资历浅而前途无“位”。他们面对“老资格”的压力，相互之间亦“惺惺相惜”。“团中央来的”、“共青团的人”，成为他们之间的普遍身份认同，在思想感情上很容易接近为伍。

　　而文革后，邓小平力推“干部年轻化”。胡耀邦执政时，此项中共干部制度改革普遍展开，大批当年受“老革命”、“老资格”排挤的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也因此而生。

　　胡锦涛在胡耀邦当政时期（1981—1987）的1982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84年至1985年接任王兆国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担任中共总书记。也因此，作为“总书记”的人马，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受到关注。不可否认，这里有“任人为熟”的观念起作用。做到共青团省或团中央高层，大多在学生时代就是学生会骨干。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多年来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较少被揭贪污受贿，政治可靠度相对较高。因经同一系统培育，成长经历类似，共青团出来的人使用自己系统的干部会感到“得心应手”，比较放心。而胡锦涛对共青团背景官员的“偏爱”在圈内是有“口碑”的。他在“储君”期间，对“团官”亦颇关心。任中共总书记后，更在团派大将李源潮掌控组织部大权后，较大数量的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明显增加亦不足为怪。以此类推，在胡锦涛主政及李源潮主掌中央组织部后（2007年10月），在中央高层及被提拔为省市大员的，曾任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的官员都可以视为总书记人马的团派。

　　当前阵营：以下为当前团派在中央、部委、省市官员中的代表人物。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除中央直属机构及国务院部委外，在中央决策层和地方大员中，团派势力基本可达三分一左右

　　有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团派，主要是指1980至1990年代（之间的4位团中央第一书记分别是：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的团中央干部这一群体，包括胡锦涛、王兆国、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中央大员以及刘奇葆、张宝顺、袁纯清等地方官，而不应无限扩展。同时认为曾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的现任省长黄华华是“团派”，毋宁说他是广东本土地方派更准确些，因为他的升迁很大程度得益于粤籍元老叶选平等，而非共青团中央的王兆国、胡锦涛等。同理，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秦光荣，其升迁更多地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熊清泉等人有关；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的罗保铭，则显然有曾主政天津的李瑞环（曾在韩英主掌的团中央任职，却未被列入团派）的背景。但这里大部分只提到了他们的早期任用。时至今日在其“靠山”过气后，能成为封疆大吏，也不能说其团派背景没一点作用。

　　未来趋势：从胡锦涛的用人好恶及有共青团背景的高官数量、布局看，团派可以说是在中国政坛成型最明显的政治派别。最重要的是，团派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正规来源。而且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思想束缚少，对新事物接受快，并为政尚清廉，会成为未来中共官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也由于他们容易讨青年喜欢，组织能力相对较强，具有相当的煽动能力，一旦结伙，能量极为可观。

　　然而，今天中国政坛上的团派，如果作为“总书记的人马”，其前景应同太子党类似，也属于一个时代的范畴。纵观中共历史，共青团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但在以往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作为中共干部的来源之一及外围组织而存在。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当前，由于共青团的4位第一书记均位列中共最高决策圈，其中2人更贵为中共总书记，“任人为熟”的潜规则使团派背景一跃成为进入政坛高层的靓丽通行证。

　　那么，这一现象将会维持多久？应该主要看未来的中共主要当政者是否继续有团派背景，并是否需要该系人马维持自己的后续影响。现在看来，如果十八大上，团派的新领军人物李克强，只能位居总理，而且在党内又不够强势，团派势力将受到一定的挫折。但目前中共省级大员中6个60后的官员：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吉林书记孙政才（1963）、福建省长苏树林（1962）湖南书记周强（1960）内蒙书记胡春华（1963）新疆主席白克力（1961）。其中苏树林、周强、胡春华、白克力4个都有团派背景。如果再加上团派新生代的强力涌入，其后势不可小觑。不排除胡锦涛已从邓小平那里得到“隔代接班”真传。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三：江派

　　江派通常指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重用的中央高层官员及省市级大员。这些官员也多为同江关系密切或有特殊交往，并对江有一定的效忠度。

　　江派的形成：主要因为邓小平从江泽民开始，决定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于一人，并强调以江为核心。这使从上海党书记一步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座椅的江，得以大权独揽，享有了聚集人马建立自己治理团队的条件。这在当时，对于处在中共元老包围下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实施管理时是有利的。加之江本人的重义好施，长年跟随者及俯身效忠者均受提拔重用。很快在江周围形成了一斑人马。

　　江派当前在党政军中的势力：目前在位的中央决策层人物有：吴邦国（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主席）、贾庆林（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李长春（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政治局常委 纪委书记）、周永康（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刘云山（政治局委员 宣传部长 有共青团经历）、张德江（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部委及地方大员有：孟建柱（公安部长）、韩正（上海市长 有共青团派经历）、张高丽（天津书记）、李鸿忠（湖北书记）。

　　军方将领：徐才厚（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军委副主席）、陈炳德（总长）、贾廷安（总政副主任）。

　　需要说明的人物：孟建柱。有分析称孟2001年以前一直在上海任职，官至副书记、副市长，同江关系紧密。后因江属意陈良宇任上海书记而未选孟，致其疏远江。此属误传。孟对江十分忠心，公开宣称他就是一切听江的，并因此话惹过麻烦。现上海书记俞正声，能当此位应该是江认可的。但其心是否属江待考。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外界不少传言说由于习是江力荐的，所以亦归于江派。其实不然。习作“储君”虽然得到江的很大助力，而且他对江也很尊重。在他任上海书记期间有空就登门拜访江。但这只是习对老一辈一贯的尊重。在思想见解方面，习有自己的体系，更不存在效忠江的问题。在团派及江派之间，习更多的是均保持一定距离，洁身自好。

　　与团派的抗衡：江派目前被外界认为是同以胡为代表的团派相抗衡的最重要力量，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将竞争激烈。现在江派人马在政治局常委的9人中占有5席，而团派只有两席。温同习都只是双方可能的借用力量。在突出“集体领导”的趋势下，胡锦涛即使戴有总书记的头衔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大概也是他作了10年总书记，外界仍难在他的“一本正经”下窥其真身的原因。被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的胡锦涛在江任总书记期间一直低调谨慎。但当他坐上大位时应该发现，他这个“媳妇”面对如此强大的江团队，仍要低眉顺眼，还是熬不成婆。而江亦不会想同团派硬对，他只想掌控胡。但胡在自身难有作为的情况下，唯有依靠他最熟悉的力量——团派。于是，形成外界所看到的江派与团派抗衡的格局。

　　未来展望：当前中共决策层的态势，应该是江派在中国政坛上最为鼎盛的状态，同时也显现出弱点。即江派人马现往往年龄较大，十八大上面临淘汰者多。从胡对江到团派对江派，年龄法码将使政治天平向年轻者倾斜。再者，江毕竟已下野多年，其影响力渐衰。长者易逝，江一旦离世或病重都对其派系造成严重影响。

　　从江派的形成可以看出，这个派别主要靠江的权力及影响力凝聚，较多的是靠对江的个人效忠，相互之间少有太明显关联，江一倒人心自散。可以说，这个派系成亦在江，败亦在江，缺少坚实、广泛的基础。这样的派系较之团派的“正规化”和凝聚力自然有差距。

　　江之后其跟随者能否真可以结派同其它势力相争还是未知数。十八大人事安排上，江力荐习近平上大位而不愿李克强接班，以求自保，其势渐微可见其端。所以，可以断言，江派相对于太子党及团派，应该最早淡出中国政坛。

　　以上三种派系的成型，基本上没有完全摆脱中共传统“权斗”的背景。太子党，虽然表面看似乎与“权斗”无关，但其父辈在政坛的地位波动，直接或间接都会影响“太子”的地位。而团派与江派则与“权斗”关系更密切。但如文前导言所说，中国政坛的生存环境及政治生态，并非只与“权斗”相关。特别是随着中共自身及统治的不断正规化，更多的政坛派系已经脱离“权斗”基础。以下的分类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四：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主要指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的官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所以，地方省市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所以这部分官员是中共传统上十分重视的基本力量。

　　地方实力派“文革”后官场走红：中共在文革后实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打破靠资历升迁的旧规，将有政绩、民众口碑好的地方大员直接升入中央担任重要职位。例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77年至1979年任安徽书记，主导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农村责任制改革。他凭此政绩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书记处书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因为在四川书记任内于农业上的佳绩，受“要吃粮找紫阳”的名望所载，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步入中央决策层。

　　虽然，近年中共在官员提拔上尝试多种方式和渠道，但地方经历和业绩仍然是重要标准。目前在62位省及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和省长、市长、主席中，30人一直在地方任职，未有国家、中共中央工作经历。

　　地方实力派官员特点：中国进入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中共面临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增加，在日益看重民心的形势下，这类官员的亲民、稳民作用会越来越吃重，成为中央与民沟通的重要依靠。这凸显了中共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所以省级主要官员的统筹兼顾的本事和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的能力成为重要特质。

　　另外，这类官员，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态度务实。特别是没有 “权斗”派系靠山的官员，往往表现低调，“埋头苦干”型居多。这类官员多看重政绩及走后在地方“留名”。

　　这类地方大员一方面人数较多，同时辖区广大，属下官员众多，所以能量很大。通常是中国政坛、官场的重要稳定因素。例如在近期薄熙来高调唱红与汪洋大谈“蛋糕”的对弈中，这类官员基本循规蹈矩，“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参与不添乱，使薄汪只是“各说各话”，政坛未因此而兴风作浪。但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的“埋头”与低调，使政坛沉闷，多固守陈规少思想解放之举。

　　再者，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在地方浸润日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习难纠，易成为与中央暗抗的势力。也由于他们注重地方政绩，以往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变成经济发展上“地方保守主义”，形成顽疾让中央头痛。而且，这类封疆大吏有权有钱有资源，其中更易滋生腐败现象。近数年，不少地方大员落马亦是旁证。

　　仕途发展两极：中共未来核心习近平看重实干，他本人就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此次在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访问时，他还强调，他以往每年都会到各地基层转转了解情况。他多次在对干部考察的中，要求重视“实干”素质。可见他主政后，“地方实力派”官员仍会是中共重用的势力。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

　　但这种传统的官员晋升途径虽然仍旧被看重，但也面临发展瓶颈。一般认为，由于这类官员无在中央层级的工作经验，经历不完备，少有“新型官员”特性，今后在中国政坛中的比重难有大的提升。如目前经历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调换任职的官员中，政治明星居多。这类官员在地方省市大员中占有27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团派大员中的佼佼者，如：汪洋、胡春华、张庆黎、周强。其它包括江派的李鸿忠；太子党成员俞正声、薄熙来。而且，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5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排除9常委及2名军方将领，政治局中7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现今中国政坛，虽然不能说中央地方交替任职者一定可以一路升迁，但有此经历的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的几率相对较高。

　　因此，地方实力派官员在仕途发展上面临两极：要么是为将来仕途打好基础，要么是在地方保晚节等退休。这里的重要因素就是年龄。依照惯例，地方省市大员65岁应该让位。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总共只有二十余人，所以除少数年龄轻、政绩佳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有发展前途外，其余人较难有良好政途。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五：精英派

　　精英派主要指有一定专业学识、业务专长的官员。其中包括高学历官员、国企高层转入政坛官员、“海归”官员。

　　“博士治国” 重学历成潜规则：中共在以往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期，官员中少有学历。甚至推崇“大老粗”式的工农兵干部。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后，由于江本人就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更提出“三个代表”的理念，启用知识型官员成为时尚。目前的众多省市大员及部委主管正是在那时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学历及学位。中共在省部级官员提拔上虽然无明文规定必须具备某种学历，但无学历难升官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是大学学历，其中习近平是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如果二人十八大后顺利接总书记与总理班，将是中共首次有博士学位人才执掌党政大权，首现“博士治国”。而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也表现出与国际政治首脑的学历背景接轨。

　　另外，现在地方大员中，绝大部分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大专学历只有宁夏书记张毅。国家27个部委中，除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学历为中专，国防部长梁光烈、民委主任杨晶、财政部长谢旭人为大专学历，其余皆大学以上学历。可见几年来中共省部级官员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学历大跃进”，如果单从学历上与以往比较，目前的中共高官可以说全部都进入“精英”层级。

　　高学历官员上位：精英派官员具有的学历应该为硕士以上。从数据可以看出，至少四成高学位官员占据了党政要职及地方高位。

在地方省市62名大员中，17人具有硕士学位，占27.4%稍强；博士学位8人，占总数12.9%；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37人，占59.7%左右。

在总理、副总理及国务委员10人中，拥有硕士2人，博士2人，硕博总数占到40%；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6人，占60%。

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22名主管中，有硕士学位5人，占总数22.7%；博士7人，占总数31.8%强；拥有大学本科以下学历10人，占总数45.5%。

在国家27名部委领导中，硕士学位6人，占总数22.2%；博士9人，占总数33.3%；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者有12人，占总数的44.5%。

　　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通常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眼光更宽泛。特别是在有海外投资的国企高层，更需要有国际视野。例如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高层是中国目前最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之一。如刚刚离职的前海南书记卫留成，在中国石油行业拥有逾30多年的经验，。其中在中海油任职10年，后接任海南省长、书记。类似的官员还有：福建省长苏树林（先后在中石油、中石化任主要职务）、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中国商业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广西书记郭声琨（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兼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河北书记张庆黎（曾任新建集团总经理）、新疆书记张春贤（管理学硕士 曾任中国包装与食品机械总公司总经理）。在国家部委任职的有：工业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水利部长陈雷（中国排灌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海归官员集中专业部门：海归官员主要指有海外留学和交流、培训经历的官员。这类官员，多集中于各大部委。如科技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央行……皆为公认的海归官员“驻扎”重镇。其中有代表性如，德国Clausthal大学机械系博士万钢，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是中国近60年来第一位由跨国公司经理走上中央部委领导岗位的“海归”人士。外交部是另一个海归官员重镇。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曾游学于政经名校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而在他之前，前后几任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等，也分别就读于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等院校。现任卫生部长陈竺，曾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并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卫生部的海归驻扎现象远非陈竺一人，现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卫生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蒋作君都有海外经历。现任地方大员中，只有陕西省长赵正永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

　　政治局委员张德江毕业于朝鲜金日成大学，应该算目前进入最高层的“海归官员”。但同前总理李鹏留苏和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前苏联实习一样，被认为是历史原因或涉及国际间政党交流，而不被看重。

　　精英派官员的未来政坛走势：相对于“地方实力派”，精英派官员还难以与其平分秋色。例如在国务院部委主管的学历与任职上有一些明显的“错配”：法学博士韩长赋做农业部长；而司法部长吴爱英只是“党校研究生”学历。公安部长孟建柱是工学硕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工学博士；交通运输部长李盛霖是农机大学学历。这表明中共在选配官员时学历绝非重要标准，而相应的实际能力才起重要作用。当然，也说明高层了解目前官员的学历“灌水”太普遍，所以难以当标准。

　　同样，选用国企人才任官时也还不普遍，更多的会考虑相关企业同任职地方的配合互动。例如，调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小鹏任山西副省长，更多的是为方便协调能源大省同国家能源重要企业的配合。广西是金属、稀土资源的重要省份之一，其中含有铝、锰、锡等优质矿。而该省书记是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郭声琨。所以中共在今后对这类人才的使用中，能否改变现有的“实用性”，而看重他们的国际眼光，也是一个选配官员上的重要环节。

　　应该看到，目前海归人士进入中国政界的还属少数，主要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同人大、政协中的政策咨询部门。进入中共决策层的更是没有。

　　这同中共一直防范西方政治侵入上层建筑的传统思维有关。但近年来，中共组织部门选派了多批官员、公务员赴西方国家受训。在国家机关和地方省市的司局一层的官员中已不乏海外交流、受训者。这些人中是否将有机会问鼎中共高层是很值得关注的。

　　因此，精英派目前还难以在中国政坛成为重要的组成力量。但从未来趋势看，中共已在选干方面，有意识地加强了这方面的比例。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六：中央官僚派、秘书派

　　中央官僚派、秘书派是相对于上述的“地方实力派”而言。主要指中央机关出身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同“精英派”或“秘书派”交叉。

　　中央官僚派特点：中央官僚派由于长期在中央部委任职，所以最主要的特点：第一，具有一定的全局观，视野相对于地方官僚宽阔，更少有“地方主义”、“地域观念”；第二，中央官僚派也因为在国家级机构工作，其大统筹大计划的能力亦相对较强；第三，也因为这种大统筹大计划的能力，需要他们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所以，这方面他们相对于地方实力派亦有优势。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较多时间在同数据打交道，所以也一直被指责为产生“官僚主义的”的主要群体。

　　代表人物：该类官员中，目前最典型的就是总理温家宝。温家宝早期为专业官僚，从事地质勘探，并进入地质矿产部。转职中央办公厅后，便一直在中央层面工作，从未在地方省市任职。几乎完全不具备“地方实力派”的优点。而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前总理李鹏，亦由电力部门进入中央上到决策层。同之前的“地方实力派”赵紫阳的“入朝”经历完全不同。而未来的总理人选李克强，则由团中央下到河南、辽宁任职后再上到中央决策层，又恢复到注重基层经验的传统路径。

　　目前中央官僚派多集中在国家部委的一些较专业性部门。如外交部长杨洁篪、教育部长袁贵仁、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监察部长马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国土资源部长徐绍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交通运输部长李盛霖、铁道部长盛光祖、文化部长蔡武、卫生部长陈竺、人行行长周小川、审计署长刘家义。（见下表）

　　未来发展：中央官僚派应该不是中共官场升迁的最佳途径，而往往是一些特殊专长部门的需要。李鹏、温家宝能够以此身份位居总理，进入决策层，相当程度在于当时的元老参政及权力分配的结果，不会形成常态。由于基层工作经验是中共衡量官员最重要的标准之一，而中央官僚派恰恰在这方面欠缺，所以这类官员会更多的以“技术官僚”面目担任相关部委主管或可以进入政治局。

　　秘书派：主要指由秘书出身的官员。

　　名称由来：此派别称谓主要因温家宝任总理而产生。在中国政坛，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不仅仕途未断，且再得重用，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

　　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而在中国现今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秘书帮”之名油然而生。据查，目前国务院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是秘书派的重镇。这也使人们对温家宝的用人口味产生联想。

　　地方省市大员中，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稍强。但在中共中央机构中，秘书出身者最少。

　　秘书派难以成“帮”：秘书派虽然数量不少，但应该难以成“帮”。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三者，秘书往往利益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七：清华帮、北大帮

　　清华帮、北大帮从字面解释，应该是指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官员与北京大学毕业的官员组成的不同群体。但这两个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只是象征意义的代名词。真正的含义是指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理工科学历官员与文科学历官员。清华帮，其实是理工科官员的代名词；而北大帮则是文科官员的代名词。

　　意义及特点：如果单纯地以两所大学毕业的官员分类，可能会颠覆以上所有派别分类。其实，提出这一学科派系的分类，更多的意义在于体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在治国理念上造成的分别。

　　理工科思维模式，通常强调思维的逻辑严密性，典型的由原因推理结果，逻辑思维性强。严谨，深入、线性应该是这类思维的特点。有人认为，理工科思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理科的思维，即事物运动的规律是怎样的，根据大量的事实来产生一个假说，一个定律，一个理论，然后试图用进一步的试验来支持它。一部分是工科思维，即应当怎样做，操作的办法是什么？而理工科不关心道德，只关心解决方案。理工科对于对手的批判也是从是否可操作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更多从道德及精神角度展开的。从这一点讲理工科思维是更宽容的。反映在性格上，具有理工思维的人比较严肃，要求严格，相对死板。现实性强于理想性。但易受思维定势的束缚，做事循规蹈矩，不善创新，灵活度低。

　　而文科思维模式，最多特点是形象思维发达，横向联想丰富。对一事务，不仅注重其现时的本身，也注重其历史沿革、同相邻或相类事务的关联；不仅看其现实本质，也关注其产生、存在的影响、意义。形象思维模式多数都习惯于以事实说话，通常不太看重其因果关系是否联系紧密。据此性格的人，务虚强于务实，重精神多于重物质，激动易于冷静。文科思维的人相比于理工科思维的人在性格上更具有“霸气”和灵活性。

　　通俗地说，理工科注重实干，思维窄，表达能力通常比文科差。文科思维比较开阔，活跃，浪漫，较理工科的人更擅长表达自己。但失于严谨，不够扎实。

　　目前两大院校在政坛的差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曾就读清华大学的占多数，其中有有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就读北京大学的只有李克强。

　　中国校友网2007年1月公布的“高校杰出政治校友榜”中，清华大学以拥有41名“杰出政治校友”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拥有34名“杰出政治校友”紧随其后。 据清华大学统计，近10年来，清华至少已培养出300名以上省部级官员。一跃压倒传统的“干部摇篮”人民大学。

　　而目前，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重要高官有：李源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北大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薄熙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长 北大历史系毕业）、蔡 武(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北大国政系毕业)、袁纯清（山西书记 北大法律系毕业）、赵乐际（陕西书记 北大哲学系毕业）、胡春华（内蒙书记 北大中文系毕业）、郭庚茂（河南省长 北大国政系政治毕业）、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 北大化学系毕业）。

　　文科与理工科官员在政坛比例：如果超出清华、北大的侠义概念，从文科、理工科区分，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水利工程系）、吴邦国（无线电电子学系）、温家宝（地质构造专业）、贾庆林（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周永康（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7人皆为理工科。李克强（经济学专业）属文科。有些特殊的是习近平。虽为清华大学就读，但是毕业于清华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以应该也属于文科生。

　　这样，比例是7：2。但未来的总书记和总理都是文科，却分别属于清华同北大。

　　政治局中，除常委外，文科有：王刚（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乐泉（党校研究生）、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回良玉（党校经济类）、刘云山（党校文科）、刘延东（吉林大学政治系）、李源潮（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张高丽（厦门大学经济系）、张德江（金日成大学经济系）、薄熙来（北京大学历史系）。理工科为：王兆国（哈工大工科）、刘淇（北京钢院工科）、汪洋（工学硕士）、俞正声（哈军工工科）。其余两位军方人士，徐才厚（哈军工工科）、郭伯雄（解放军军事学院）。比例为10：6。如果加上上述常委的比例，文科与理工科为12：13。基本持平。

　　在27个国家部委主管中，文科毕业官员19人（其中2人又获得工科学位）；理工科毕业官员8人。62个地方省市大员中，文科毕业官员47人；理工科毕业官员15人。如果相加，在总数89人中，文科共66人，理工科23人。

　　“理工头脑，文科身子”：如果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家部委及地方大员这三部分联系起来看，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及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顶层是理工科官员绝对超过文科官员；而下来的政治局一层，则两类学科基本持平；到部委、省市一层则明显文科占优。形象的比喻，就是“理工头脑，文科身子”。

　　这是一种刻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不可否认，里面有巧合成分。近年，中国官员热衷学历大跃进，在这种“补课”的操作中，往往选择获取文科的学历相对容易，不像理工科必须按部就班的一路读上来。所以这也造成相当部分官员文科学历“灌水”多的情况。另外，文革之后，中国政坛开始出现提拔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之风，而清华刚好是理工科类学校，于是大量清华等理工科学校毕业生步入政坛。这也是中共高层多理工科出身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巧合中有没有理性的成分？比如，中共顶层的理工科占绝对多数，是否也由于这些人性格相对低调、沉稳、较死板，而符合中共对把握政治航程者的标准？早年胡耀邦当政时，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一直被诟病为“心血来潮”、“个人激动所为”，使中央高层很被动。这也可能对中共高层留下深刻印象。

　　不同学科官员的未来发展：依据官员的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来任用官员，中共在可见的将来应该还难以如此“科学”。但这种客观的差异存在却是不可不察的。随着人才科学的发展运用，中共组织部门在推荐和选拔官员时，这一点会否受到关注，值得留意。但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的官员在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管制方式上的不同，则会影响自身的仕途。特别是自身的思维模式是否适合当前高层的需要、“好恶”，是官员们需要未雨绸缪的。而且，这种以学科思维模式来选择人才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为自己挑选智囊。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八：职业官员

　　职业官员是指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十分流行的“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村官是指到农村（含社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助理或其它村官职务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应届或往届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这些人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为官，不经过社会，而直接踏上仕途。所以称“职业官员”。

　　发展及现状：据相关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村官”开始在中国出现。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这是自发探索阶段，大学生“村官”人数较少，但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大学生“村官”进入全面试验阶段。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截至2008年2月底，全国共有28个省市区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17个省市区启动了村村有大学生“村官”计划。

　　2008年3月，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一个全面的发展时期。自2008年3月全面启动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共有130万多名高校毕业生自愿报名应聘，各地共选聘15.9万名大学生“村官”，加上2008年以前部分省区市自行选聘的，目前共有20万名大学生“村官”上位。

　　据统计，目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干部班子的占24.1%，其中担任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人的占12.3%。2010年4月29日，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由5年内选聘10万大学生村官增长为5年内选聘20万大学生村官。

　　未来发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继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镇担任乡镇长助理后，中共采取的又一项重大决策。这些大学生“村官”，将参加基层选举，这对加强选举措施，提供选举素质会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也是中共在为党政干部队伍在实践中储备后续力量，培养造就有基层工作经验、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高素质领导干部人才的所谓“育苗工程”。同时这一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就业创业而开辟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共媒体语）

　　应该说，对这一中共政坛未来的群体，应该寄于期望。如果大学生“村官”能成为中共官员队伍的一条清新的“源头活水”，将有助于整个官员队伍的来源多样化，也可以从基础上相对正规化的培养官员。来源: 多维 ▲◆★●■☆


美国放弃中东　战略赌注下在中国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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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1-10月25日电／新华网消息：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文章，题：美国在中国门口下赌注

　　近来，中国和美国都发布了有关全球视野和亚洲秩序的白皮书。中国版本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展望了一种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和平与繁荣的乐观景象。

　　美国版本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则以希拉里.克林顿的名义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这种在日程设定上的错误做法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长期后果。

　　这一设想的真正含义是，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诞生的亲密关系已死，而且已被埋葬在美国的外交墓地里。

　　如今，与中国的对抗关系似乎已成为美国亚洲外交的理由。希拉里.克林顿的文章的主题是从中东向东亚的“战略转向”。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放弃了梦魇般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东亚。

　　另一个不那么好听的解释是，美国关上了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大门，而越来越自信的以色列、沙特和埃及政府也不那么愿意听命于美国了。另一方面，亚洲的环境却更为友好：有一个带有威胁性的大国———中国，还有许多愿意靠美国来制衡中国的小国。

　　从实际角度来说，希拉里.克林顿的“太平洋世纪”更像是过去60年的“太平洋世纪”：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并联合友邦遏制中国。

　　就东亚来说，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个地区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少。朝鲜、台湾和南海争议并不足以作为针对中国的地区结盟的理由。

　　中国把它的筹码放在一个能让其施展经济优势的、和平的全球环境中，而不是想在本地区通过军事手段掠夺资源和市场。

　　然而，在西方国家，国防费用似乎是纳税人唯一愿意支出的增长领域。亚洲的局势让美国有了挥霍因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而得到的和平红利的机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重新挥霍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可以不算太夸张地说，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政策就是要防止自己这个脆弱的多民族大国以及一批地区盟友引起美国的险恶关注。

　　布什政府在中东的灾难性征讨带给了中国一段喘息的时间。但现在，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指出的，美国想“重返亚洲”了。换句话说，通过培养一种中国内外的危机和不稳定景象来证明自己的相关性。

　　考虑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随着印度、越南、韩国、菲律宾和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形成与中国对抗的阵线，整个地区对中国来说会更加危险。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应该感谢朝鲜和南海乱局带来的不安全形势。如果没有这些地区热点，美军第七舰队就要费尽心机地用地震、海啸和该地区的其他人道主义危机来为自己庞大而昂贵的存在寻找理由。

　　希拉里.克林顿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即国际贸易和商业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她说，经济对手正在直接进入市场或掠夺自然资源来“构建和施展实力”。

　　美国的做法表明，它为了推动国家政策不惜给地区、人民以及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连带损失。说美国是“创造性破坏”或干脆“破坏性破坏”可能很合适，尤其是用在一个遥远的对手或竞争者身上的时候。

　　撇开中国，单说一种军事化、破坏稳定的、以经济为导向的安全政策是否对亚洲有益还值得讨论。▲◆★●■☆


美国防部长撰文称美军将在亚洲维持前线部署
http://news.stnn.cc/glb_military/201110/t20111025_165806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10-25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发表了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的文章，题为“面向21世纪毫不动摇的日美同盟”，全文编译如下：

　　在即将首次作为国防部长访日前，我想借机谈一谈过去50多年一直作为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基础、毫不动摇的日美同盟的本质。两国合作关系的基础不仅是安全和经济层面的共同利益，真正的强大之处在于备受两国国民重视的共同价值观、对民主理想的信念以及法治。因此，我确信随着美国加强干预亚太地区的力度，两国关系将得到扩充和深化。

　　在今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国民的一举一动展现出了他们顽强的国民性。在这场严重的灾难中，美军不遗余力地支援自卫队，力争实现及时救援，又一次证明了日美同盟之强大。如今，我们要心怀同样的合作精神，致力于解决整个亚太地区堆积如山的各种问题。

　　首先是朝鲜问题。朝鲜行事鲁莽，不断发起挑衅，还研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仅威胁到日本，还威胁到整个地区安全。中国急剧推进军事现代化，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整个过程缺乏透明度。此外，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也日益强硬。美国和日本要通力合作，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敦促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我们要扎实地取得进展，以实现今年6月日美“2+2”会谈公布的日美同盟积极性目标。自卫队将成为一个拥有“动态防卫力”的组织，日美在这个过程中要提升“互用性”，聚合旨在解决共同问题的各种互补能力。日美正在联合研制以新一代导弹防御拦截导弹为代表的高科技武器，探索太空和网络等新的合作领域。

　　美国的方针没有变化，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仍将在亚洲维持前线部署，保持坚固的态势。驻日美军重组计划在提升日美同盟效力的同时，还可减轻美军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普天间基地搬至名护市边野古方案是重组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尽早实现搬迁，既有益于日美同盟和冲绳县民众，也有益于地区和平及稳定。

　　在这个新太平洋世纪，日美同盟是地区和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日美将在两国共同价值观的指导下，致力于维持21世纪的国际秩序，保障国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期繁荣。▲◆★●■☆


越南对南海五条政策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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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10月25日电／中国、越南于本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今后将加大海上问题的谈判力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15日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值此越南与中国围绕南海主权爆发的争端越演越烈之际，两国就南海主权争端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将寻求彼此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本身就是大新闻。至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有的放矢地指出，“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凤凰网刊发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的文章称，中国、越南于本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双方承诺，今后将加大海上问题的谈判力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接着，中国、越南又于15日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
　　值此越南与中国围绕南海主权爆发的争端越演越烈之际，两国就南海主权争端达成原则协议，双方将寻求彼此均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件事本身就是大新闻。至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有的放矢地指出，“不让任何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分析指出，自外部介入的势力，尤其是美国，是中、越两国在联合声明中隐喻的“敌对势力”。读者或许要问：今年6月，越南外交部宣布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协助解决”南海主权争执，矛头直指中国。而美国刚在前阶段给越南提供了支撑点，怎么河内又将美国视为“敌对势力”呢？　

　　须知，越南国内政治不是铁板一块。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南国内也存在“亲美派”和“反美派”。去年以来，越、中两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呈现日益对立的态势。美国政策偏袒越南，并给河内提供外交支撑。越南国内的“亲美派”受到鼓舞，声势益炽。即如越南发生的多起反华游行，打着反华的旗号，背地里也尖锐地抨击河内的政策。在河内决策层心目中，这批反华势力是一把双刃剑，反华是一面，反政府又是另一面。

　　各种迹象显示，河内对南海主权争端的政策底线应该是：

　　◆一者，越南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寸步不让，否则，即时刻耍横，扬言以命相搏。这方面，河内决心已经定下来，并在军事上大力加强具体的战备行动，以加强威慑力，在外交上四处纵横捭阖，尽量争取与国；　

　　◆二者，越南早已把俄国势力引入南海，姑置勿论。当前越南正在尽力把美国、日本、印度的势力引进南海，加强越南在南海开发油气的过程中业已与外国列强形成的经济共同体，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让北京处于形格势禁的境地，知难而退；　

　　◆三者，在从俄国进口的海、空军新锐武器尚未形成战斗力之前，对北京采取缓兵之计，尽量避免军事冲突。目前先用空洞的言辞对北京实施战略欺骗，稳住北京。如今是用言辞说话，当这批海、空军新锐武器形成战斗力之后，以此为后盾，就是用实力说话了。届时越南气焰必然高涨：“试看明日之南海，竟是谁家之天下！”　

　　◆四者，对于来自美国的支撑，犹如一柄双刃剑，长此以往，即可能对越南一党执政的内政格局产生冲击。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现况以及美国同亚洲盟国关系互动的历史的理解，河内决策层可能对此瞭然于胸。当前河内可能对美国支持持有两点基本立场：一是局限于外交、战略及资源开发的层面，取其有利的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二是将争取美国支持定位为“阶段性的借用”。

　　究竟如何才能合宜地对待并利用来自美国的支持呢？河内可能总结认为，上策不外乎下述方案：在领域层面上，将其局限在外交、战略及资源开发上；在地域层面上，当前将其局限在南海地区。如此，予以融会贯通，则可以切实做到趋利避害，对河内自身而言，善莫大焉。

　　◆五者，如今越南当政者正在拓展大视野，志不在小。经济上百废待举，财政需求孔急。据此而言，河内志向远大，而实现这些志向的手段很少。假如不能另辟财路，则日后印证了“志大才疏”这一句评断了。

　　金融海啸爆发以来，欧、美经济正在面临“二次触底”的巨大威胁，假如“二次触底”降临，祸害无穷无尽。一旦果然如此，则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欧、美乃至全球经济难以翻身矣。眼前美国哪怕是对关系紧密的盟国，也无力在经济上给予实质性的巨大帮助。概言之，美国只能在外交、军事层面上提供威慑性的支撑，倘若某一个国家不识时务，要求美国提供财政支撑，则免开尊口为佳。这一点，在国际政、经两界，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现实。

　　对此，河内心知肚明。在当前，要避免与一个军事强大的邻国爆发冲突，又要从这个邻国取得巨大的经济助力，至少要在表面上多做一些工夫。

　　鉴此，河内又回头转向北京。正是在这些背景情况下，中、越两国发表了前述协议和联合声明。

　　综上所述，越南以口头或文字形式的表态，从中国换取实惠，确实是一笔合算的交易。从中、越两国关系的演变史看来，向来河内高层“翻脸如翻书”。判断越南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则是其在南海的立场究竟有否松动。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自欺欺人。▲◆★●■☆


中国对朝鲜半岛展开新的外交攻势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1/10/111023_china_koreas.shtml

  2011年10月23日 : 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出访将是对李克强外交能力的一次考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朝鲜半岛展开外交攻势，将接连访问朝鲜和韩国。

李克强星期日（10月23日）启程前往朝鲜，将在10月23-25日访问朝鲜，26-27日访问韩国。

中国外交部称，李克强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维护朝鲜半岛以及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称：“李克强此次访朝，主要是同朝方进一步加强政治沟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今年已经先后两次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预计李克强访问朝鲜期间将进一步就朝鲜希望重启六方会谈一事与朝鲜领导层进行讨论。
粮荒

朝鲜目前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联合国已多次呼吁其他国家救助，并希望朝鲜政府给国际救援行动提供便利。

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在前往朝鲜视察后称当地有60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其中儿童和妇女情况尤为严重。

但是美国和韩国等国家都认为朝鲜应该首先放弃核项目，才能为其提供粮食援助。

同样，美国和韩国也坚持重启六方会谈前朝鲜应该首先停止提炼浓缩铀，以示诚意。

李克强此次先后访问朝鲜和韩国，相信六方会谈等话题将是他此行与两国领导人的讨论焦点。

李克强普遍被认为将接替温家宝成为中国下一任总理，分析人士之处，相信此次朝韩之行将是对李克强外交斡旋能力的一次考验。▲◆★●■☆


中国不愿朝鲜垮掉 李克强出访朝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359

   2011-10-23 :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星期天(10月23日)抵达朝鲜首都平壤访问，随后将前往韩国。大陆学者分析，中国近来加强同朝鲜的关系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中国在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可能会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

　　目前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是最有望接替温家宝成为下任中国总理的人选，这次出访可谓是对其外交能力的一次考验。中国政府说，李克强此行希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中朝高层领导人近来频繁互访。 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继去年两度访华后，今年5月和8月再度访问中国。

　　●中国望加强东北亚势力均衡

　　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建说，改革开放后，中国一度有意淡化中朝友谊，将两国关系从原先特殊的“血盟”关系逐渐转向正常的双边关系。不过近年来，中国又加强了和朝鲜的关系，目的在于恢复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蔡建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冷战时期，中、苏、朝构成的“北三角”以及美、日、韩的“南三角”两个阵营的对垒，保持了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冷战结束后，“北三角”关系分崩瓦解，而“南三角”却越发加强，造成了势力一边倒的局面。

　　蔡建说：“从去年开始，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韩美日三国加强了一种联合，构成了对朝鲜的进一步压力。在这种时候，中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加强了对朝鲜的支持，以维护这一地区的平衡。 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要求的那样，加入对朝鲜施加压力，朝鲜会无力对抗这些周边大国的共同压力，很快会垮掉。”

　　蔡建教授认为，如果朝鲜垮掉，由韩国单方面主导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韩美传统的盟友关系对中国来讲非常不利。他说，当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就是为了维持这一地区的平衡，避免出现一个对中国不友好的政权，所以近来中国对朝鲜政策的一系列战略调整有其深刻的原因。

　　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外交盟友和经济伙伴。朝鲜在食品、能源方面依赖中国的援助。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投资。

　　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今年头7个月，中朝之间的贸易额达到3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7%。

　　●重启六方会谈 中国作用有限

　　就在李克强出访朝鲜的一天后，美国和朝鲜将在日内瓦举行第二轮直接会谈，目的是重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朝鲜核裁军谈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看，中国应该在六方会谈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认为，朝鲜半岛局势目前正向缓和对话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来之不易。他说，明年将是关键的一年。

　　刘江永说：“明年会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明年各个国家都会有些选举，包括美国。美国现在的政策也在进行新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都应该抓住朝鲜半岛和解对话的大趋势，都要发挥作用，光靠中国一个国家不可能恢复六方会谈的重新复会。”

　　和刘江永教授一样，复旦大学的蔡建教授也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不能单纯倚赖中国。他说，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会轻易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只能通过劝说、斡旋的方式。他认为，中国在六方会谈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李克强预定于下星期二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并将于10月26日展开对韩国的两天访问。来源: 美国之音  ▲◆★●■☆


李克强访问朝、韩 冀促进半岛地区和平稳定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23/10075810_0.shtml

2011年10月23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23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起将展开访问朝鲜、韩国两国之行。出访期间，李克强将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表示，李克强此访将为推动中朝关系和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维护和促进半岛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据中国外交部介绍，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于10月23日至25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应韩国政府邀请，李克强将于10月26日至27日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日前表示，中国与朝鲜、韩国地理相邻，文化相通，传统友谊深厚。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中韩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中方愿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朝鲜、韩国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扩大共识、发展合作。

张志军指出，李克强此访将为推动中朝关系和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维护和促进半岛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张志军称，今年以来，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朝鲜半岛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中方一直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积极劝和促谈，支持有关方面进行接触对话，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当前中朝关系发展良好，双方保持高层互访交往传统。今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两次非正式访华。朝鲜内阁总理崔永林不久前访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50周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燮分别率友好代表团互访。此外，双方在贸易、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保持友好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协调。

“李克强此次访朝，主要是同朝方进一步加强政治沟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张志军说。

据介绍，朝鲜访问期间，李克强将与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就中朝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参观访问一些社会民生项目。

近年来，中韩关系发展良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已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利用互访和国际场合保持经常性接触。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此外，两国已有130多对省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还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协调。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双方正在规划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据悉，李克强此访主要是同韩方加强高层沟通，促进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访韩期间，李克强将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会见、会谈，就中韩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韩国经济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

“相信在中韩双方共同努力下，李副总理此访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张志军表示。▲◆★●■☆


“瓦良格”海试不顺利 中国航母工程技术瓶颈多
http://phtv.ifeng.com/program/jqgcs/detail_2011_10/24/10094175_0.shtml

2011年10月24日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西方军事评论界认为，中国大陆解放军第一艘航母进船坞可能暗示这艘航空母舰在处女航的试验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瓦良格”海试不顺利 中国航母工程技术瓶颈多

董嘉耀：美国情报显示说，出现了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连线一下台湾方向的军事观察员兰宁利中将，他也是台湾军方的前海军署的相关情报人员。问一下兰中将，到底怎么解读台湾方向掌握什么样的中国大陆航母的最新消息？

兰宁利：船为什么进坞，进坞就表示它的水线以下有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才会让这么大的船进坞，进一次坞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研判水下几个部分会出问题，第一个，是海底门会出问题，但是那个海底门清理是非常容易的，穿潜水服也可以下去做。第二个，必须要进坞做的就是它的推进系统，包括螺旋桨跟侧叶这些要进坞来做，可能是没有发现大轴，大轴有振动，大轴不正常振动或者是有偏移偏心这种现象，这是过去在造船厂是静态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但在海上一试卡上就看出来了。

在这个同时，又很奇怪的就是说，大连造船厂，网民公布了几张它的照片，是大连造船厂，这个在调整一个还非常大的、非常长的一根大轴，在那做调整，很精密的仪器来做调整。这两个消息，把它联合在一起，那就是证明了说，“瓦良格”号这一次出海做海事发现了它的轴系有问题，必须要进坞来对校准，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