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人素质高低的偶然与必然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763963.html

2012-01-06： 现在来谈论这个问题似乎显得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只是，在看过一些的人观点过后，实在是不能把自己所认为的东西苟同上去。故而，在这里呢，便也些许的谈论一下自己对于素质的认识，以及我所认为的素质论高低的偶然与必然。

我们先从几千年前的中国联想起，在联想到现在的中国素质问题。好似其中并非没有什么值得发现的东西一样。然，仔细的去看，还是有东西存在的。那就是一种传承，行为传承，文化传承，就像很多与生俱来的基因遗传一样。而素质的传承，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类了。

我们在很多报纸媒体中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国民素质的问题，大体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国民素质太低了。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也并不知道国民素质到底有多低，或者低在哪里。然而，他们说了，并且是打着学者的旗号去说的。有时候单单的说还不泄气，还要去骂，似乎中国发生不了天鹅绒革命就是这些素质低的人害的一样。

我自然是不能支持这些论调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素质问题似乎也没那么差的吧。又或者说，中国人的素质高低是存在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时常觉得自己素质是很高的，但是呢，偶尔在一切文字中，也会将自己素质低的一面表达出来。这里且来探讨几个问题吧。

第一，中国人的素质真的很低吗?

如果你现在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人往往会有好几种可能性的。一是很低，二是不低，三是不知道。而这三种观点的存在，则恰恰代表了现在中国思想界的三个阶层了。一是类似愤青的文化阶层人物，就像那些骂别人素质低的人;二是真正的学术派人物，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三呢，则是当下的大众人物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代表而已。

通过这个，我们却可以发现，素质高低的问题，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并无概念可言的。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高尚的，同样每个人也可以说自己低俗的。打个比方，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玩儒学，可是现在的儒学分子在中国却早已被骂的狗血淋头了。按理说，儒学本是一种高素质的学问，那么为什么有人要骂呢。骂的人素质很低吗?好似那些人骂儒学的时候也在骂中国人素质低呢。

所以说，中国人素质很低当然是假的了。在中国，或者说在当今世界，似乎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去衡量人素质的高低吧。

第二，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骂国人素质低。

素质的高低问题，并非是凭空就能捏造出来的。有高就有低，越来越多的人骂国人素质低，大抵就是通过一种比较得来的。打个比方说就是，小明看见小强家有电视机，回家就一定要妈妈也买。而那些骂的人呢，显然就是如小明般得了。有人会骂中国人素质低，大抵就是受了西方或者日本的影响了。几年前看到一个愤青学者写一篇文章，说从日本回到国内要舔大街上的痰，可是这么些年了，也没见他去舔过。

这里并不是要说，他们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太深，只是他们的这类行为显然就有点过激了。中国是一个发展转型的国家。用《让子弹飞》里面的话来说就是，素质是要一步一步提高的，而且是一个自我认知和自觉地过程，并不是说你今天写了一篇稿子，明天所有人就会跑到大街上舔痰了。会有越来越多人的骂，倒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

第三，骂素质低者往往也是素质低的人。

这在中国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你一个劲儿的骂别人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那么这般的行为就是对的吗?显然是不对的，而且会让人觉得这人似乎是过度的清高了。然后，再到自己身上呢，自己何尝不是这般的呢。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现象就是，自身文化素养和身体力行是分割的两个个体。意思就是，你一方面骂别人不应该吐痰，可是这边自己却又随地吐痰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实际的情况是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为真正的素质高者，是不会去骂，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去做的。就像某人写文章说我以后会好好排队打饭，可是见到退伍太长的时候，难免就会有插队的冲动。而实际上这才是中国的素质的问题所在了，即为高低的偶然性。

骂人者自骂，这是老话题了。而对于现在收到西方影响极为深刻的人更应该做出一个自我的检讨了。或者说，骂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是制造问题，

第四，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素质?

这个问题由我来说，好像还蛮心虚的。心虚并不是因为底气不足，而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庞大问题，但是又很渺小的问题。庞大到要从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来解释，渺小到如于丹一样用一碗大米饭就能解释了。还是举一些个体的实例来说明问题，去年日本的地震，对人家日本的影响大，同样对中国的印象也很大，几乎到让中国都快成立俩大江湖门派了。而一个小事件却有人很多人郁闷，那就是各地抢盐事件，各地抄的沸沸扬扬的。然后就有人站出来说，说这些人没素质，没智商什么的。可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来说，就能说是素质低吗，那么针对一个素质低的人来说，中国的几次大地震，他们也捐钱了也流泪了，是不是也应该说明他们素质高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例。但是从中我们看到，素质在中国来说，似乎并不能单纯的拿出来说高低的。因为，每个人的素质都有高的时候和低的时候，即为素质高低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存在了。而什么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素质呢?我以为素质应该取决于骨子里的东西，而这个骨子里的东西，就是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了。比如说，是官都贪，这算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吧。比如说，是民都愚，这也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吧。再比如说，是学者，都愤青，如果你是学者可千万别否认这个观点。当然这里所指的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有很多人并非如此的。

第五，中国的素质问题该何去何从。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能够去解决的问题了。一个混世青年，以玩弄女性为乐，可是当他看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女子时，便发誓不再玩弄感情。而这可以说就是素质问题高低去向的一种偶然性了。自己骨子里的素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知道。包括那些当官的，相信他们在看到灾难的时候，也会落下一滴泪。

同时素质问题，在中国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几年前还会看到各地报道不排队的问题，可是现在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现象了。而这就是一种改变，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的觉醒。很多人并不会因为被骂了，而去改变自己，因为中国人都懂得自我叛逆。而能改变的则是，一种行为的顺同思维。所以说，那些骂中国素质低，大可以闭嘴的，因为，中国的素质并不是低，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同一性质的东西存在，或者可以说是宗教信仰，也可以说是对金钱的膜拜。当然，这是笑谈。

应该这样来总结一下，偶然性是指一个能够让一个人对素质问题由初期茫然到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产生约束性的过程或者事件，即为介质，而这种介质是捉摸不定的，同时，这样的约束性也并非是墨守成规的。而必然性的素质问题，就是骨子里的东西了。▲◆★●■☆


朝鲜体制能保金家王朝多少代？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759448.html

2012-01-06：几乎所有的专制极权统治者都很羡慕朝鲜的体制，朝鲜体制不仅仅是家族的世袭，就象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王朝一样，其政治体制更是政权稳定的保证，包括如何控制人民的思想，用谎言来大搞个人崇拜，封锁一切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和信息传播，不允许任何人发表任何不利于政权（即统治者）的言论。

金家王朝能顺利的将政权传给第三代，朝鲜体制显然功不可没。世界上的专制极权统治者几乎都在绞尽脑汁研究借鉴朝鲜体制的经验，并效法朝鲜体制延续政权的寿命。

金正日突然在列车上猝死（朝鲜官方说法）后，全世界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在他的接班人金正恩身上。29岁的金正恩可以说完全没有执政经验或治国能力，外界包括朝鲜最大的靠山中国，恐怕对他也知之甚少。

正如他的父亲金正日一样，金正恩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外界甚至连他的出生年龄都众说纷纭。

但金正恩毫无疑问是金正日的第三个同居女人高英姬所生。金正日一生除了元配洪一茜，先后和成惠琳、金英淑、高英姬、金玉同居，共育有三男四女。

洪一茜毕业于金日成大学俄罗斯文系，金正日和她在1966年结婚，两人生下一个女儿。结婚3年后，金正日爱上了电影演员成惠琳，两人以离异收场。

成惠琳大金正日五岁，金正日看上已婚的成惠琳后，逼她和丈夫离婚。成惠琳于1971年生下长子金正男，但金正日不希望对外公开金正男的身份，两人出现矛盾。后来金正日的妹妹金敬姬要求成惠琳把孩子留下，成惠琳去了俄罗斯疗养，2002年5月于客死在莫斯科。

现年64岁金英淑是金正日选定的“合法妻子”，曾经是咸镜北道人民保安局的打字员，后来调到党干部办公室处理文书时认识了金正日，两人于1974年结婚，育有长女金雪松、次女金春松。金英淑不像金正日的其他女人那么有艺术细胞，但非常善良温顺，无论金正日怎样，她都默默忍受。然而因为只生下两个女儿，失去金正日的宠爱。

金正恩的生母高英姬1953年在日本大阪出生，1961年回到朝鲜担任万寿台艺术团团员。此后被金正日看中，开始与他同居，生下两子金正哲、金正恩和女儿金汝贞。1998年高英姬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医生建议切除一个乳房，她担心切除乳房后，自己会失宠，拒绝切除乳房，只接受化疗。结果五年后乳癌复发，2004年赴法国巴黎接受乳腺癌治疗时过世，享年51岁。

金正日临终时守在身边的是金玉。金玉毕业于平壤音乐大学，主修钢琴专业，1980年代起担任金正日的私人女秘书。金玉也是金正日所有的女人当中，唯一参加过外交活动的人，曾随金正日出访过中国六次，俄罗斯三次。金玉在高英姬2004年去世后，跃升为朝鲜第一夫人，并介入人事重组工作。2006年金正日健康恶化后，还替他批审各种文件。

朝鲜官方称，金正恩生于1982年1月8日，但曾任金正日厨师的日本人藤本健二说是1983年。也有消息指金正恩其实出生于1984年1月8日，朝鲜为了强调他的正统形象，在2012年出现金日成诞辰100周年、金正日70岁、金正恩30岁的三圆满，硬是将金正恩的出生年份从1984年改为1982年。

金正恩的汉文名字也不是始终如一的，他过去用的是“金正云”，朝鲜在2009年5月份向驻外大使馆发送内部文件上首次使用“金正恩”。分析家认为，朝鲜给他定名为“金正恩”，是为了以“恩”字象征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恩德”。

金正恩没有在朝鲜接受基础教育，从小在瑞士念书，在瑞士学习期间，几乎与外界没有接触；回国后上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也是请教授到别墅或家里来授课。因此，金正恩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与外界隔绝，没有机会结交同辈朋友。这不同于金正日先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平壤南山高中、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国内学府学习，从而组建了自己的亲信集团。

由于金正日认为长子金正男在瑞士留学时被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污染”，因此后来送金正恩、金正哲、金汝贞到瑞士留学时，刻意不让子女与外界接触。为了让金正恩在瑞士感受到跟平壤一样，金正日特地派“朝鲜王在山轻音乐团”的女队员常驻金正恩在瑞士的住所，只允许儿子和这些人员来往。他限定孩子除了去上课，不准外出，若真有事需要外出，也必须由朝鲜驻瑞士大使金哲同行。

2008年8月，金正日生病之后，加速了培养金正恩接班的进程。2009年1月8日，金正恩27岁生日那天，金正日打电话通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李济刚，决定将领导权交给金正恩。

朝鲜2009年5月29日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之后，向党政军正式宣布金正恩是未来接班人。随后，朝鲜全力进行偶像化宣传，如制作金正恩赞歌《脚步》等，并且积极宣传“金正恩政绩”，如把2009年开始推广的计算机自动化(CNC)说是金正恩的“政绩”，隔了4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也说是金正恩的“功劳”。

金正恩接班后仍将坚持金正日的先军政治，这种体制更有利于朝鲜世袭政权的稳定。2012年对于朝鲜来说更不平凡，因为2012年是金正日生前经常提到的“强盛大国”之年。2012年，也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朝鲜要向国际社会宣布己实现由金日成当年发起的强盛大国运动。这个强盛大国并非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和外交强国，而是朝鲜引以自傲的军事强国，如同12月28日朝鲜劳动报上所言：“金正日同志的革命遗产是核与卫星……”核是指核武器，卫星是指导弹（朝鲜曾主张1998年进行的大浦洞导弹发射实验是为了发射卫星）。

金正恩接班后对韩国的政策会保持一贯的强硬姿态，朝鲜国防委员会12月30日发表声明，警告国际社会“不要妄想我们会发生任何变化”。声明说：“我们充满信心地对包括南朝鲜傀儡政权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愚蠢的政治家郑重宣布，不要妄想我们会发生任何变化。”声明说：“朝鲜将永远不会同李明博‘逆贼败党’交往。”“将彻底清算李明博叛逆集团的大罪”、将逆贼“杀个片甲不留”！

这些政策是金正恩的想法还是朝鲜当今的第二号人物张成泽的想法，外界正在观察。目前摆在张成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辅佐金正恩顺利接班，甘做二号人物。二是取代金正恩改变金家王朝的命运。

从确立接班体制的2009年初到2011年12月去世，这3年来金正日内心究竟有何想法？在过去的3年里让金正日最揪心的问题，或许就是如何创造自己死后让儿子顺利接班的条件。

金正日从1995年起走先军政治之路，把军队地位提高至凌驾于党的位置之上。这与金正日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视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独裁者不会过于依赖一个势力。军队在1995年先军政治后不断扩大影响力，2004年鼓吹对高英姬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倡权力世袭。高英姬是金正恩的生母，如果军队对选定接班人施加影响力，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金正日于是从2005年开始大力扶植党的势力，以削弱军队的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张成泽在朝鲜政坛重新崛起，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2008年开始朝韩关系恶化，给了军队一再次掌握发言权的机会。军队取代党的势力负责对韩关系，并实行军事化管制。
　　
2010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召开时先军时代的主要功臣都被大幅削权，军队也进行了大换血。先军时代并不得志的张成泽阵营人物纷纷受到重用。金正日一方面为削弱军队的影响力，扶植以张成泽为首的党内势力，另一方面也提防张成泽。金正日确定金正恩接班后，先让金正恩先掌控侦察总局、国家保卫部、保卫司令部等公安机关。金正日在2011年又将自己的心腹李明秀任命为人民保安部部长，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张成泽的权力。

金正日突然猝死，给张成泽留下了权力想象空间。如果金正恩尊他为大，张成泽或许会辅佐好这个世袭政权。如果金正恩想摆脱张成泽或许会引发宫廷内斗，延续三代的世袭政权有可能寿终正寝。▲◆★●■☆


年轻知识分子已是“现实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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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06 童大焕—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

余以为先生2011年12月6日凌晨发表博文，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年轻知识分子。文章说：

“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加上前两年200万未就业人数，今年累计有近千万大学生要找工作。这批年轻人寒窗十六年后，他们的工资可能还不及未上大学就出去打工的同乡。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中国产业升级困难，文化、金融等知识产业在政治高压下蹒跚前行，经济繁荣只增加建筑工地和生产线上的就业机会，农民工短缺和大学生失业，这种结构型错位不仅缩小大学毕业生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而且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主因。

“教育仍然是国家垄断产业，垄断产业必然质量低劣。教育领域的质量低劣体现在教育方法落后，教育内容与社会脱节。比如不能教导商业伦理，却继续灌输马克思主义，不教年轻人谈恋爱组织婚姻家庭，却搞军事训练。

“难怪最近北京的精英们大唱警惕民粹主义，也许中国真会南美化，但动乱主体不是农民和农工，而是年轻知识分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不是现在的经济萧条，而是未来的通货膨胀。”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也说：未来10年，农村因高中毕业率提高，每年有几百万人转移；大中专每年1000多万人毕业，仅年轻人就业年需1500万人左右岗位。

笔者基本赞成余以为先生的观点，并且认为年轻知识分子的“威胁”不仅是将来时，而且已经成为“现在进行时”。这从中国社会的最焦虑最显性的矛盾焦点之一——房地产领域，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可惜很多人仍然对此视而不见。一些民粹立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为此火上浇油，不从根本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入手，回避体制改革，开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方”，结果不是在解决问题，反而是在恶化社会经济状况、激化和恶化社会矛盾。

当下，行政垄断导致中国的高端服务业一直得不到良性发展，而高端服务业又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在当前这个拼爹的时代，五成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被迫流落到北、上、广、深四大都市街头，高企的房价和大学生民工化的生存环境形成尖锐刺激和反差，使当代年轻的大学生成为“个体能量很小，群体声音很大”的怒吼的一群。

这种怒吼实际上已经在局部影响决策。笔者上一篇文章《楼市喧嚣里沉默的大多数》已经牵涉到这个问题：“久而久之，形成对相对于全国而言范围较小的大中城市高房价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范围更大的中小城市高房价却无媒体监控的奇特格局。这种格局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可以说历来如此。与此相应的，还有调控以后中小企业的生存窘境以及农民工失业等的状况，也都很难得到媒体全面、系统的呈现……如是，在楼市问题上，信息的不对称会越来越严重，舆论向事实真相之外的偏离也会越来越严重。”

造成这种格局并随时有可能影响决策偏离“全局轨道”的原因，就是年轻知识分子收入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权——不论是实际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他们成为各类媒体的主力军，他们都是“专事、专攻、专注”于社会表达的主流人群。年轻的编辑记者们更是利用手里的公共话语权自我加冕，自认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实际上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所处的大城市房价。撇开宏观调控为了防止房价上涨过快而崩盘的原因不谈，因某种程度上迎合年轻知识分子这一“怒吼的一群”之情绪而导致的可能的“过度调控”，事实上已经形成“满盘皆输”的局面——即使不谈宏调殃及池鱼加剧民间高利贷和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及农民工失业危机，就购房本身来说，已经形成了对投资投机者有利而对真正的刚需不利的局面：

一二线城市限购导致三四线及其以下城市短期内房价飙升，恰恰有利于投资投机者短期获利，却不利于刚需长期持有；

一二线城市限购的确带来了局部调价下调，但整体幅度有限。而在房价调控背景下，银行为防范风险提高了首套房首付，由20%提高到30%，这对许多原本囊中羞涩的刚需购房族来说，是个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大幅度上调导致银行资金链紧张，又刺激了钱价上涨，各地、各银行纷纷将首套房货利率也在基准利率上上调了5%到10%。从原有的基准利率上优惠30%（七折）到上浮5%到10%，这又是个巨大的变化。2011年全年3次基准利率上调，贷款100万元20年期，如果按此前7折利率计算，月供将增加422元；按基准利率计算，月供将增加653元。对于短期投机和中短期投资的投机和投资客来说，增加成本有限；但对于长期持有的刚需一族来说，成本则增加了很多。《北京晚报》报道说，中原地产三级市场研究总监张大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贷款100万元30年为例，贷款利率上浮10%，每个月要多还580元，与之前7折利率优惠政策相比的话，每月更是要多还1800多元，30年下来多还近70万元。根据他的计算，房价如果下跌20%左右，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和房价下跌前基本上是一样的。房价下跌20%以内，银行受益，而买房的人却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当房价下跌20%以上，购房者才能真正享受到实惠。

而要房价整体下调20%以上，只怕就业、中小企业、地方债、银行债务都已是不堪承受之重。

与此同时，房租的全线上涨也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高房价一叶障目的还大有人在，回避整体改革而只一味呼吁打压房价的人往往获得“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拥护和支持。比如一向以唱空著称的谢国忠表示，发达国家考虑房子是家庭收入6、7倍，银行风险可控。中国房价每平方米在2个月税后工资水平才是合理区间。但是他有没有想过民，如果要说“合理物价”，电价也应该一角钱一度才合理；菜价油价药价网费话费全都必须是现行价格的五分之一以下才合理。为什么中国人干最长时间的活拿最低工资忍受世界上最高的物价？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房价绑架了我们。

功夫在房价之外。大量行政垄断企业提高质次价高的服务，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却只提供了极少的就业机会——全社会90%以上就业由中小和微型企业提供，只占全民8%左右的垄断企业员工连年分配了55%至60%的工资性收入；1995年算起（即分税制以后），税收每年以GDP增幅2倍的速度增长，国富民穷；政府投资和采购就像药品集中招标一样，将80%的成本耗散在腐败的中间食利阶层；巨额政府投资带来的天量债务倒逼货币超发，引发越来越厉害的通胀。

因此，行政垄断加上通货膨胀，将是未来社会动荡的主因；而动荡主体，可能就是因行政垄断导致高收入就业机会减少而又最现实面临大城市高房价压力的年轻知识分子。

十年砍柴在微博中写道：大学毕业后第一个东家是现在被称为A股不死鸟的“京东方”。上市10年募集资金总额超278.85亿元，其间还获得政府补贴11.59亿元，但总共亏损75.32亿元。---当时在总裁办，觉得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上市？遂怀着“依法治国”的梦想去了现出台“小司考”的某部。财富和公正由谁创造和维护？只能在民间。

什么是财富，什么是公正？的确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命题。 （2012年1月6日中国保险报）▲◆★●■☆


俄国轻视解放军发展,反映外交政策亲疏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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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1/06：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周报盘点去年重大军事事件，涉及美、俄、法、德、伊朗、以色列、利比亚、巴基斯坦，还有非洲小国科特迪瓦（原称象牙海岸），偏偏漏了中国。难道俄国佬对世界第一庞大军队、世界第二军费的中国就那么不屑一顾？

 该俄国媒体评出最重要军事事件的标准是；这些事件或引发重大地缘政治变化，或对全球或地区安全产生了显著影响，或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武装力量意义重大。那么[1]利比亚战争、[2]美军入侵巴基斯坦击毙拉登和[3]法国特种部队用维和名义参加科特迪瓦内战，制服前总统巴博而结束战争。这三宗事件合乎标准，中国没有涉及“热战”，应该庆幸榜上无名。

[4]俄完成部署“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轨有31颗“格洛纳斯”和 “格洛纳斯-K”系列卫星，其中24颗为预定工作卫星，定位精度将达到1米。确实比中国“北斗”强。美国首次成功测试高超音速武器[5]“猎鹰HTV-2”，飞机在大气上层滑行，半小时内飞越3700公里，为美军一小时内全球打击开辟了道路。据说中国也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紧追美国。伊朗声称通过无线电对抗[6]击落美国RQ-170“哨兵”无人侦察机。伊朗将破解、复制无人机技术，不排除会邀请俄中专家参与破解。从个别事件可见俄国有意在信息战方面同中国合作对抗美国。

美俄关于反导问题的对抗[7]　美国在欧洲部署国家反导系统部件，是NMD拦截俄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梯队。俄罗斯原则上没有反对，但希望得到欧洲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的法律保证。美国拒绝作出这种保证。俄总统梅德韦杰夫11月底宣布启动加里宁格勒州导弹预警雷达站，部署“伊斯坎德尔-M”导弹系统，威胁退出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建设欧洲反导系统的计划不变。俄国在此重大战略问题上妥协，不考虑联合中国遏制美国全球反导系统，反映莫斯科外交政策亲疏有别。

该俄国媒体对中国万众瞩目的“瓦良格号”航母试航、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护航、歼20试飞等新闻只字不提，让迷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人们清楚中国作为军事大国，俄罗斯却不认为我们是军事强国，在世界上无足轻重。▲◆★●■☆


足协的黑圈：中国足球全产业崩塌
http://biz.cb.com.cn/12716612/20120105/321189.html

      时代周报 2012-01-05 : 金钱这枚包裹着“人情”或“长官意志”等糖衣的炮弹，一次次摧毁了中国足坛各类角色脆弱的防线。

　　金钱这枚包裹着“人情”或“长官意志”等糖衣的炮弹，一次次摧毁了中国足坛各类角色脆弱的防线。

　　在逐利的资本与僵化的旧体制双重夹击之下，曾经活跃在中国绿茵场内外的各色人等，在挣扎中走向沉沦。当他们被一一推上被告席时，被拷问的仅仅只是他们面临的诱惑与心中的贪欲?

　　历时一周的中国足坛反赌扫黑案系列庭审暂告一段落，前足协官员、俱乐部违纪人员、足球黑哨等纷纷走上审判席。

　　杨一民的痛哭，陆俊的白发，范广鸣的木然，张建强的苦笑，构成了反赌庭审系列案中，一幅令人快意却让人唏嘘不已的众生相。

　　作为曾经的局内人，前国足翻译谢强，对杨一民们的心境体会颇深：“他们能有恃无恐地去做一些事情，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很多地方把体育当作政绩，于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时，会有不少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局面。”

　　谢强说，那种环境里诱惑太多，很少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只不过是你的位置能不能给你带来灰色收入的问题。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拿钱，你不觉得是犯法”。

　　足协的黑圈

　　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足协前副主席杨一民，已从那个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油光铮亮、一身西装风度儒雅的博导，成为一个身穿039号橘红色囚服、头发花白、满面风霜、胡子拉碴的佝偻老人。他是本轮庭审中职位最高的前足协官员。

　　当他步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第14号庭审厅时，见到了旁听席上的哥哥、姐姐以及妻舅，前副主席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他在2010年被拘捕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

　　杨一民被指控22项罪名，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254985.95元。“当时，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我经常夜里醒来，泪水控制不住地往外流。”杨一民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谢亚龙与南勇，虽然这轮未出庭受审，但在央视《新闻调查》的扫黑节目中，也都露了面。与入狱前那个衣冠楚楚、精神抖擞、头发总是抹得锃亮的“南头”相比，如今的南勇一脸颓唐。谢亚龙的满头白发，同样让人不忍目睹，当年的潇洒分头造型被如今的凄凉板寸头取代。

　　谢亚龙说：“我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你要是说清官的话，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要说是庸官，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

　　南勇说：“我是力求想做好中国足球，也一直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但是，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地步。开始并不是想收钱，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最终还是没有把握好。”

　　身处中国足坛金字塔顶“三巨头”的自白，并不是那么苍白无力。

　　1993年刚到中国足协时，杨一民对中国足球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希望中国足球10年内称霸亚洲。很快，这名写过19部有关足球的书籍，被誉为“中国足球理论领域头号人物”且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足球博士生导师，凭借专业优势，成为技术部主任。

　　杨一民的学生回忆，那时的杨书生气十足，当有人给他送烟酒和其他礼品时，他很生气地说：“这不是害我吗，不仅害我多吸尼古丁，还可能让我沾染大毛病。”2002年，杨一民升任足管中心副主任和足协副主席。最初两年，他还保持着原来的形象，写点东西，搞点业务研究、培训，搞点教材。对于俱乐部送上门的钱，也都退了回去，这让他一度享有“不喜欢钱”的清名。

　　2005年接替阎世铎成为足协掌门的谢亚龙，也曾想干出一番事业，改变足坛乱象。这名曾经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也曾是对体坛黑暗看不惯的一分子。在悉尼奥运会前出任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时，谢亚龙对兴奋剂问题曾有过一番令人称道的作为，还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至26人;其中，包括不少“马家军”成员。而这，直接导致当年中国中长跑项目在悉尼奥运会上颗粒无收。

　“组织需要的时候，我要挺身而出，但我知道足协那个地方很乱。我是尽了力的，不是没有尽力，我也做成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谢亚龙为自己辩护，2005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领导考虑阎世铎继任者时，时任总局信息中心副主任的谢亚龙并非第一候选人，但在总局看中的几名候选人中，排名靠前的徐利与常建平都不愿接手足协这个烂摊子，唯有谢亚龙主动向负责选人的王钧、段士杰两名副局长表示，自己非常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而作为当年国家体育总局最年轻副司长的南勇，1997年从人事司调到中国足协担任专职副主席时年仅35岁，前途不可限量。现任中国足协掌门韦迪上个月对新华社评论南勇时，称赞南勇曾经是很努力、很正派、很有前途的干部，“他为人谨慎、低调，工作努力、认真，他在总局人事司的时候，我还在沈阳体院当院长，当时我曾经找他帮忙，他做事非常有原则”。

　　南勇曾担任沈阳体院学生会主席，当时，韦迪也在那里任职。“他当学生会主席时人很好，非常优秀，要不也不可能分配到总局来，没想到他后来会出事。”韦迪不无惋惜地说，“鉴于当时复杂的足球大环境，如果他不来足球(中心)，或许不会成为阶下囚。”

　　高管的钱经

　　在对杨一民起诉的案件中提到，2007年，武汉市足球协会秘书长付翔为答谢杨一民在第六届城市运动会中对武汉男子、女子足球队提供的帮助，送给杨一民4000美元。杨一民的辩护律师王树静说，组织比赛期间，杨一民是执行主管，比赛成功后，武汉一家企业给予武汉足协一笔赞助，付翔拿出10万元人民币送给杨一民，并说这是政府奖金，但杨一民三次都拒绝了。2009年，杨一民女儿出国读书，付翔将这1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再次拿给杨一民，“杨一民才不得不从1万美元中抽出2000美元，对方嫌少又硬塞给杨一民2000美元。”

　　杨一民罪证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他曾在足协体测时，为自己多年的好友、青岛颐中俱乐部的黄国昌大开方便之门。为此，他给负责体测的一个广州体院老师打了电话，最后收到了颐中俱乐部5万元。

　　南勇的受贿手段，似乎更“高明”些。2000年之后，随着南勇在中国足协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求他办事的俱乐部、经纪人及希望承办比赛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忙的时候，南勇一天要赶好几个饭局。如此一来，南勇妻子(曾是国家体委下属科研所一名工作人员)索性开了一家民族风味浓郁的特色餐馆—“南家菜馆”，面积不大，装修一般，地理位置也不算特别好，但这些并不会影响饭馆的“营业额”。一般到这家餐馆吃饭的人，都是要找南勇办事的。如果南勇同意办事，那么在此请客的顾客，就要在这家餐馆办理额度不同的充值卡，起步价为5万元人民币，当然，这样的充值卡一般只会消费一次。2002年世界杯结束后，有关方面曾经调查过南勇的经济问题，这家餐馆也因此关门停业。

　　当然，南勇被检方批捕的原因，还是他的“主业”—涉嫌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南勇收钱的记录，可追溯至1999年。当时，面临保级的沈阳海狮客场挑战延边，沈阳俱乐部总经理找到南勇，“他是刚上任的，不太熟悉，我跟延边的俱乐部也不是很熟悉，当时给分管的州里的领导打了个电话。”据南勇自己介绍，后来他因为这个“关照”收到了20万元。

　　谢亚龙则将他几乎所有的受贿都归于“人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会慢慢变得麻木，慢慢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人情交往。到了犯罪(的时候)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他强调，自己并不是所有送来的钱都收，“只有关系比较好一些的，才看作人情来处理。有送几万、一二十万的，我也有退还的，基本上俱乐部都是以感谢的名义来拉关系，实际上都没有求我办过什么事。”

俱乐部的罪恶

　　如果说，处于“反赌打黑”核心利益链顶端的足协官员们的腐化，更多的是大环境使然的因素;那么，“假球”的最终执行者—俱乐部官员与球员们，触犯公众利益乃至法律的原因，则更加多样化—多数系因控制不了自己的贪欲，当然也有受大环境影响的，甚至还有为生计所迫……

　　去年12月下旬，有“金牌做球人”之称的王珀，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诈骗罪，站到了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而他也是因“贪婪”而涉足假球的俱乐部代表中，最为臭名昭著者。王珀曾先后担任过5家足球俱乐部的经理，几乎在每家俱乐部都制造了堪称“经典”的假球。除了造假，他还用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等令人发指的行为，屡次刷新中国足球耻辱榜。

　　2003年9月21日，王珀出任陕西国力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后的第一场球，就做了一场好买卖。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王珀首先将巴西籍主教练卡洛斯软禁在酒店房间内，然后召集队长和主力队员等，要求球队上半场必须输成0∶4。当场比赛的结果为1∶5，事后，成功保级的四川冠城将50万元现金送到西安。

　　离开陕西后，王珀辗转出任西藏惠通、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呼和浩特等俱乐部总经理，不断造假。2006年，王珀在山西陆虎当总经理时，操作了已被媒体多次曝光并受到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的那场假球—他和刚以赞助人身份进入俱乐部当副总经理的王鑫，炮制了山西陆虎1∶5惨败于广州医药的比赛。

　　与王珀不同，申思、祁宏这两名重量级球星的落马，多少有一些让人扼腕叹息的成分。

　　2003年11月30日，甲A末战。足协方面准入规则的漏洞，让重庆力帆故意输球以留在中超的笑话可能性陡增;另一方面，天津泰达必须战胜中远方能保住中超资格，并可避免重庆队输球保级的荒诞场面发生—如果重庆保级成功，将在世界足球史上留下笑柄，而这对于南勇、杨一民的政绩影响太大。

　　由于当时上海中远仍有夺冠可能，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向中远投资人徐泽宪提出1200万元人民币换3分的要求遭到拒绝。徐泽宪明确表示，中远队要冠军，不要钱。

　　在中远不接招的情况下，天津买通足协副主席南勇来为其做工作。同样需要中远输球的南勇，找到曾随他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申思。据申思身边的朋友回忆，“接到任务”的申思受宠若惊，一口答应下来为南勇做通关键球员的工作。

　　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在南勇授意下，给申思600万元用来打点中远队核心球员。最终，上海中远主场1∶2输给天津泰达，天津保级成功，足协“输球保级”漏洞被堵住，而客场输给深圳的申花队则以1分优势夺冠。

　　“祁宏什么事都会给我说，唯独这件事，他事后才说起。除这之外，我坚信他不会有其他事情。”今年初，祁宏的父亲祁光华和记者聊天时提及此事，“都是钱闹的，这次给他的教训太深了，希望他将来能好好反思，为社会多作贡献。”

　　一名昔日的申花队友的感叹更令人唏嘘：“祁宏本来很胆小的，如果不是这个环境，打死我都不会相信他会做这些事情。”

　　球员的辛酸

　　最令人感慨的，是无锡中邦队的8名球员。接受记者采访时，无锡中邦8名涉案球员的代理律师透露，他的代理人是在“一年没有拿到工资、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铤而走险;其中，有一名球员的母亲更是身患重病，等钱治疗。

　　2008年11月1日，青岛海利丰为了保级，俱乐部老板杜允琪涉嫌以100万元的价格，指使本队队员杜斌、梁明去收买对手球员。其中，无锡中邦队的球员高峰、陈琦、谭旭、李丹、陈亮、孙晓鹍、姚幼明、张杨等球员均被收买。最终，海利丰队以3∶0战胜无锡中邦。那场比赛后，中邦队8名球员各自拿到一笔数量不等的现金，其中最多的19万元，最少的2万元。

　庭审过程中，球员的律师在法庭辩论时介绍，他的当事人月薪只有4000元，而且当时中邦队一年没发过工资。让人倍感心酸的是，这些球员分得这笔受贿款后，没有一人拿去挥霍，全都把钱交给了家人—因为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了。

　　其中，有一名涉案球员分得14.5万元，他立即全部拿去为母亲冶病。他出事之后，他的母亲才得知这笔钱的来源，为了让儿子尽快把这笔钱补上，妈妈四处借钱，“按理他是分不到这么多钱的，但队友们都知道他母亲重病，很义气地多分了几万元给他。而正是这多分得的几万，使他成为这个案子中受贿金额最大的两名球员之一，量刑时处罚或许也会重一些。”现在，这名球员的母亲病情十分严重，能否与身陷囹圄的儿子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数。而受贿金额最少的张杨，得到2万元，“那场比赛他并没有出场，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好心的队友以‘封口费’的名义，分给他2万元。”

　　黑哨的帝国

　　遵从领导意志、接受俱乐部行贿、自己押注赚钱……裁判这个介于俱乐部与足协领导间的中间角色，在“反赌打黑”风暴中特征最为明显。

　　这次庭审中，中国最有名的几名国际级裁判—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与他们昔日的顶头上司、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前秘书长张建强齐齐亮相，用超越大家想象的事实，向我们展现出那个神秘的“黑哨帝国”。

　　第一个被提及的是遵从领导的“官哨”。直至“反赌打黑”风暴刮起前，“官哨”的进化，已然步入高级阶段，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也成为约定俗成的“江湖暗语”。有经验的裁判都很清楚，如果领导暗示“维护赛区稳定”，那就要帮主队;如果领导强调“客观公平公正”，那就是要替客队撑腰了。

　　中国绿茵场“裁判一哥”陆俊的官哨意识，早在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上就已发育成熟。那一次，他想讨好的人，是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1991年，32岁的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并成为同年在广东举行的首届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日本女足对巴西女足的主裁。比赛当天，来自巴西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端坐在广州东较场主席台上。按照国际足联有关回避原则，赛前，阿维兰热并没有到裁判室与比赛当值裁判见面。意识到机不可失的陆俊，严格按照“中国式裁判”的思维执法，比赛第82分钟，巴西队在日本队门前制造险情，射门被扑出，皮球正在球门线上滚动，陆俊立刻吹响哨声，示意此球已进。

　　陆俊吹哨时，巴西姑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日本队也愣住了。后来录像回放，那球确实整体还没越过球门线。那场比赛的裁判监督，恰好是时任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苏格兰人大卫•威尔。比赛结束，陆俊就被打入冷宫。此后，在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张建强的力保下，陆俊保住了国际级裁判的头衔，但随后几年中，陆俊再没有获得国际比赛的执法机会。

　　黄俊杰在法庭上的情绪最为激动，“我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的这帮官员!”

　　黄俊杰说的“对得起”的比赛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9年青岛中能的保级之战。他根据时任裁委会主任李冬生的指示，让原本在降级边缘的青岛中能逃过一劫。

　　那次，黄俊杰碍于李冬生面子，拒绝青岛15万元的“感谢费”。但在其他2005年至2009年间的其他场次，黄俊杰被指控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泰、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登、长沙金德、重庆力帆6家俱乐部的贿赂。

　　在他接触的俱乐部中，长春亚泰的名字反复出现，平一场5万元，胜一场5万至10万元;5年间，他执法的亚泰队比赛，7胜3平，共拿到64万元。有意思的是，黄俊杰并非长春亚泰的“铁杆”。2007年，河南建业主场对长春亚泰，亚泰获胜即可提前夺冠，建业获胜则可保级成功，最后，建业以3∶2获胜，事后，河南建业支付给黄俊杰15万元。

　庭审过程中，球员的律师在法庭辩论时介绍，他的当事人月薪只有4000元，而且当时中邦队一年没发过工资。让人倍感心酸的是，这些球员分得这笔受贿款后，没有一人拿去挥霍，全都把钱交给了家人—因为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了。

　　其中，有一名涉案球员分得14.5万元，他立即全部拿去为母亲冶病。他出事之后，他的母亲才得知这笔钱的来源，为了让儿子尽快把这笔钱补上，妈妈四处借钱，“按理他是分不到这么多钱的，但队友们都知道他母亲重病，很义气地多分了几万元给他。而正是这多分得的几万，使他成为这个案子中受贿金额最大的两名球员之一，量刑时处罚或许也会重一些。”现在，这名球员的母亲病情十分严重，能否与身陷囹圄的儿子再见一面，也在未知之数。而受贿金额最少的张杨，得到2万元，“那场比赛他并没有出场，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好心的队友以‘封口费’的名义，分给他2万元。”

　　黑哨的帝国

　　遵从领导意志、接受俱乐部行贿、自己押注赚钱……裁判这个介于俱乐部与足协领导间的中间角色，在“反赌打黑”风暴中特征最为明显。

　　这次庭审中，中国最有名的几名国际级裁判—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与他们昔日的顶头上司、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前秘书长张建强齐齐亮相，用超越大家想象的事实，向我们展现出那个神秘的“黑哨帝国”。

　　第一个被提及的是遵从领导的“官哨”。直至“反赌打黑”风暴刮起前，“官哨”的进化，已然步入高级阶段，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也成为约定俗成的“江湖暗语”。有经验的裁判都很清楚，如果领导暗示“维护赛区稳定”，那就要帮主队;如果领导强调“客观公平公正”，那就是要替客队撑腰了。

　　中国绿茵场“裁判一哥”陆俊的官哨意识，早在1991年首届女足世界杯上就已发育成熟。那一次，他想讨好的人，是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1991年，32岁的陆俊成为国际级裁判，并成为同年在广东举行的首届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日本女足对巴西女足的主裁。比赛当天，来自巴西的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端坐在广州东较场主席台上。按照国际足联有关回避原则，赛前，阿维兰热并没有到裁判室与比赛当值裁判见面。意识到机不可失的陆俊，严格按照“中国式裁判”的思维执法，比赛第82分钟，巴西队在日本队门前制造险情，射门被扑出，皮球正在球门线上滚动，陆俊立刻吹响哨声，示意此球已进。

　　陆俊吹哨时，巴西姑娘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日本队也愣住了。后来录像回放，那球确实整体还没越过球门线。那场比赛的裁判监督，恰好是时任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苏格兰人大卫•威尔。比赛结束，陆俊就被打入冷宫。此后，在中国足协裁委会秘书长张建强的力保下，陆俊保住了国际级裁判的头衔，但随后几年中，陆俊再没有获得国际比赛的执法机会。

　　黄俊杰在法庭上的情绪最为激动，“我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的这帮官员!”

　　黄俊杰说的“对得起”的比赛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9年青岛中能的保级之战。他根据时任裁委会主任李冬生的指示，让原本在降级边缘的青岛中能逃过一劫。

　　那次，黄俊杰碍于李冬生面子，拒绝青岛15万元的“感谢费”。但在其他2005年至2009年间的其他场次，黄俊杰被指控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泰、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登、长沙金德、重庆力帆6家俱乐部的贿赂。

　　在他接触的俱乐部中，长春亚泰的名字反复出现，平一场5万元，胜一场5万至10万元;5年间，他执法的亚泰队比赛，7胜3平，共拿到64万元。有意思的是，黄俊杰并非长春亚泰的“铁杆”。2007年，河南建业主场对长春亚泰，亚泰获胜即可提前夺冠，建业获胜则可保级成功，最后，建业以3∶2获胜，事后，河南建业支付给黄俊杰15万元。▲◆★●■☆


中国监狱管理局局长频繁落马背后
http://biz.cb.com.cn/12716612/20120105/321186.html

时代周报 2012-01-05 : 暴露出的“刑罚执行腐败、基建腐败和人事腐败”，掀开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另一面。

　　年近六旬的湖南常德人刘万清，再次回到一个他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监狱，以阶下囚的身份。

　　湖南省纪委在2009年5月6日以“谈话”的名义带走了刘万清及其妻子，在其被正式“双规”后，陆续牵出了130多名湖南省监狱系统干部，后者都是曾经向其行贿的人，分布在监狱管理局下辖省直18所监狱和1所未成年犯管教所、1所医院和1个物资供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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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1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湖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刘万清受贿案一审宣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受贿犯罪所得及其他违法所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700余万元，上缴国库。

　　“从管理监狱的干部变成了被监狱管理的罪犯”，刘万清的落马，尽管轰动一时，但并非没有前车之鉴。2006年，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李文华，因受贿63万余元被判刑12年;2010年，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田丰，因受贿被判7年。李、田的落马，和刘万清一样，“连累”了一大批下属，所暴露出的“刑罚执行腐败、基建腐败和人事腐败”，掀开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另一面。

　　拥有多年监狱管理工作经历的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勇说：“刘万清作为一把手，腐败的后果非常严重，但其情况只是中国监狱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的监狱、看守所里，一度呈遍地开花之势。”

　　因涉案人员涵盖湖南省监狱管理系统多个部门和层级，2009年7月，湖南省纪委、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联合湖南省司法厅召开会议，对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宣布“宽严相济”政策，10日内对组织交代清楚的涉案人员将获得宽大处理。最终，只有少数人受到司法处理。

　　“另类越狱”盛行

　　出生于1954年的刘万清，在湖南监狱系统一把手位置上当政8年。自2000年起，刘万清即从常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岗位，调任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书记、政委;次年，兼任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2002年，兼任湖南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2008年5月，改任湖南省省委政法委巡视员、省“维稳办”副主任。

　　刘万清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刑罚执行腐败”方面。

　　作为管理罪犯的专职场所，罪犯越狱是一种最严重的事故;而以刘万清为代表的一些监狱干部，却演绎出一种风险小、几乎不露痕迹的“另类越狱”版本。

　　刘万清通过向主管副局长、刑罚执行部门或监狱打招呼，授意或默许经办人员在病理鉴定上造假，并在明知刑期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情况下，违法批准卢育长、杨采雄等6人保外就医。刘曾为28例罪犯的保外就医打招呼，从中收受9人次贿赂共计20.7万元。

　　“根据刑法规定，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是监狱执法中三项重要权力，对服刑人员和家属而言，‘减假保’也是最为关切的三项权力。”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汪勇说，“一些地方的监狱警察甚至监狱中高层管理人员，触犯刑律也和此三项权力相关，因为监狱对服刑人员的减刑和假释有‘建议权’。”

　　他表示，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服刑人员具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而“悔改表现”通常从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纪律、教育和劳动四个方面来认定，这些都被细化为百分考核或者其他形式的考核，而基层监狱警察对此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涉及面非常广泛。

　　按照湖南省检察院在2011年5月公布的情况，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原处长李北南、德山监狱原监狱长向建春、岳阳监狱原副监狱长屈巴陵等24人，在审批监狱罪犯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收受贿赂，违法呈报、违法批准保外就医，导致部分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流入社会，个别还在监外执行期间重新犯罪。三人随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10年6个月和9年，其他被告人被分别判处1年半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假释的条件是服刑人员‘有悔改表现并不再具有犯罪危险性’，其中，需要有‘悔改’的认定和‘不具有犯罪危险性’的认定，在申报减刑和假释的过程中，从监狱的分监区、监区到监狱的各级部门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最后交由法律裁定。”汪勇说，“暂予监外执行的最终决定权，在省级的监狱管理局，监外执行的绝大多数的理由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而严重疾病的诊断是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诊断。”

　　在与刘万清有关的许多案件中，保外就医靠的主要是“病理鉴定”，这种造假几乎没有监督，成功率极高，“何况是领导要办，下面的人不敢不办”。于是，从2000年到2008年八年间，刘万清借此积累了巨额的不法财富，直至被湖南省纪委调查。

　　汪勇表示，虽然最高法院制定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制定了《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对减刑和假释的执行条件、程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预防在减刑、假释方面的权力滥用有了有效的制约，但仍有极少数执法者因收受服刑人员家属贿赂违规操作而落马;另外，在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序中，医院的诊断权、监狱管理局的决定权，都是滋生权力寻租现象的温床。

　　有监狱内部人士透露，罪犯与家属只要向监狱警察行贿，从呈报、审批到裁定，各个环节都会有人照应，这条利益链甚至沿着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办理程序，一直延伸到这些程序的终端-法官。

　　于是，虽然现在罪犯减刑的条件都是法院定的，罪犯达到条件后由监狱呈报给当地中级或高级法院，由法院进行罪犯的减刑裁定，并且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还要进行复核和听证，但是仍然不时有违规、违法的案件爆发。

　　湖南省一名检察系统的人士表示，由于相关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序，有行贿能力的罪犯大部分为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出去”后对社会直接危害性不大，因此，刘万清等人一直没有在这方面闹出麻烦;刘万清最终落马，缘于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与华森公司合作开发的“万明佳园”商品房项目出现价格纠纷，后者被民事起诉后于2008年8月愤而举报刘收受100万元贿赂，导致刘东窗事发。

　　刘万清拖下了整个系统

　　基建和人事调动，亦成为刘万清敛财的渠道。

　　长期以来，中国对监狱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而监狱领导往往就是监狱企业的老总，既要管罪犯，又要管企业。

　　“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合理，既给监狱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不利于监狱对罪犯的正常管教。因此，2003年司法部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目标，由试点向全国推开，”汪勇说，“将监狱与监狱企业剥离，实现机构、职能、人员、资产、财务的分开，以达到狱警有了‘皇粮’，囚犯有了‘囚粮’，让监狱最重要的两块得到保障。”

　　2004年，这一改革扩大到湖南省，其涵盖“经费全额保障、监企逐步分离、监狱重新布局”三项核心内容，但由此产生的企业改制、基建工程和人事调整，成为一些贪腐官员渔利的重要区域。2005年6月，湖南省监狱管理局成立国有独资的湖南万安达集团，地址设在监狱管理局大楼内，刘万清任董事长;湖南省监狱系统内的26家企业，统一改制为集团全资子公司，而刘也因此成为后者竞相攀附的“财神爷”。

　　一方面，湖南监企成功分离改革使全系统财政经费得到增加，从2004年改革之初的5.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亿元;另一方面，人事权归监狱，财权交到上面，这都为刘万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

　　刘万清的腐败端倪，始于2001年。当年，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对省直监狱的企业进行破产改制，在刘万清的同意下，湖南湘资会计师事务所承揽了赤山、德山等7户企业的破产改制资产评估业务，该所工作人员何庆成分别送给时任省监狱管理局总会计师廖秀成、财务处副处长罗辉10万元和9.6万元，案发后，廖、罗二人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分别被判刑。

　湖南省监狱管理局原副局长卜中云的情况也很有代表性，其贿金均由下属提供。从2004年至2009年，在升任副局长之前，曾多年担任津市监狱监狱长的卜中云每年都要代表津市监狱和相关企业送给刘万清两万元，其中，2008年送了5万元。最终因行贿罪和受贿罪被判7年徒刑的卜中云交代，所有送给刘万清的钱均来自原附属于津市监狱的缸套公司，自己曾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长;送钱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缸套公司的上缴利润额，因为刘万清作为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和下属企业万安达集团的董事长，对缸套公司上缴利润的数量具有决定权。

　　卜中云在向上行贿的同时，也接受着下属和外界的贿赂，在津市监狱大门进行改建时即收下基建老板的16万元“答谢金”。作为回报，卜既帮助李峥嵘获得了津市监狱监狱长职位，也让许多老板得到了工程项目，自己也因为频频向刘万清行贿得到后者帮助，获得了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的职位。

　　随着湖南省调查工作的深入，更多的黑幕被揭露出来：郴州监狱监狱长刘丕良、德山监狱监狱长向建春染指基建项目收受贿赂;湖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赵星云、津市监狱监狱长李峥嵘以及星城监狱调研员、娄底监狱原监狱长谭年寿等多名干部向刘万清行贿……

　　对于下属干部向刘万清行贿的原因，有关人员的解释是：“监狱长犹如堂主，局长更像一个舵主，既然刘万清喜欢这一套，如果不送，不但升迁没有戏，说不定还得提早下课。”

　　汪勇表示，除监狱执法之外，作为监狱的中高级领导还拥有人事权和监狱建设方面的权力，这和其他所有具有权力的机关一样具有寻租的空间，也是某些地方的监狱中高级管理人员腐败的新领域。

　　他说，“刘万清的案件，就与人事权和监狱建设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密切关联。而就全国监狱的管理体制而言，大多数监狱是省管监狱，也有少部分监狱由设区的市司法局管理，因此，监狱的人事权依照级别的差异而分属于监狱、省级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厅(局)。”

　　在湖南省监狱系统，正职监狱长的任命由当地司法厅党委组织部门集体讨论，经公示后任命;副职监狱长的任命权则在监狱管理局党委组织部门，也需要公示;监狱各监区一把手的任命权完全在监狱。即湖南省监狱局任命一名监狱长(副处级)，无需经过省委组织部门。

　　“环监狱产业链”

　　监狱系统问题重重，已非“一日之寒”。

　　1999年，广西自治区罗城监狱副监狱长胡耀光等数十人，会同河池中级法院刑二庭庭长韦哲文等人集体受贿，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中提供“一条龙服务”，共有60余名服刑犯人获违法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此案所涉犯罪金额达300万元，闹出一幕“有钱钱服刑，没钱人服刑”的惊天大案。

　　2004年8月至2005年11月，曾担任过成都市金牛区国土局局长、副区长职务的马建国，在川西监狱服刑期间，先后向时任监狱长巫邦志行贿价值31万元的钱物，获得了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在狱中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处理自己公司事务、可自由驾乘宝马轿车出行、由监狱警车带到宾馆酒楼消费的待遇;多家公司的老总或职员还证实，他们曾陪马在成都多家酒楼吃饭，有时还有监狱警察陪同。四川当地媒体质疑：“贪官服刑犹如度假，究竟是谁的耻辱?”

　　可以列举的还有很多。2005年10月，山西临汾监狱政委王勇民收受巨额贿赂，为根本没病的10余名罪犯办理保外就医，被判刑5年。2006年5月，宁夏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熊斌等人收受贿赂，违规为大毒枭周彦吉办理请假外出就医手续，周脱逃后又实施了特大贩毒案件，熊斌亦因此被判刑7年。

　　2006年8月，上海提篮桥监狱二监区教导员俞金宝因特殊照顾正在服刑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允许后者自由出入监狱内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看电视、享受空调和沙发等多种特权而被“双规”。不过，有监狱内部人士透露，对周正毅的这些特殊待遇，并非俞金宝这一级别的管教干部可以提供的，甚至连监狱长也没有这个权力。

　2010年1月，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原局长田丰因受贿罪被判刑7年。法院认定，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下属及社会人员共31人的现金及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64万余元，并通过为他人在工程款结算、任职升职、工作调动、罪犯服刑等方面提供“帮助”来谋取利益。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侯小丰表示：环绕监狱已生成一条成熟的“环监狱产业链”，除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外，以监所为支点的腐败系“当局”起了主导作用，其有一显一隐两条线，显线涵盖衣、食、住、行、乐等硬需求，隐线涵盖心理、权欲、名誉等软诉求。

　　汪勇表示，企业和监狱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企业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经济效益，而监狱追求的目的是执行刑罚、惩罚和矫正服刑人员、维护社会正义。

　　“如果一个执行刑罚者同时是企业的管理者，因为这种二元角色很难融为一体，难免出现利用权力损害其他利益的现象。”他说。

　　在现实中，还存在罪犯利用其社会关系帮助监狱企业的经营，获得增加减刑幅度、降低假释条件的情况，许多监狱警察证实，会要求有能力的罪犯在生产经营方面为监狱提供帮助。

　　目前，国家对于监狱企业的税收实行“先征后返”政策，同时，还要给予额外的一些财政补贴，监狱自身的经济状况已经比以前好了许多。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事实上《公司法》和《监狱法》都无法解决监狱企业的法律关系、法律地位问题，按照国务院的另行规定，监狱的国有独资公司由省监狱管理局主管、兴办，后者行政任命公务员和警察为公司管理人员。

　　取消监狱减刑主导权?

　　中国共有700多所监狱，半数地处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2002年起，司法部逐步将这些监狱迁移到中心城市、交通干线附近，中央和地方政府已为此投入40多亿元。

　　但这些工作，并没有改变监狱系统的腐败痼疾。仅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即可看出，目前监管场所已成为司法腐败高发区，一些监狱警察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问题十分突出。

　　汪勇认为，监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与其他单位相比，流动性较差，如果上级单位不加以监督，极容易落入权钱交易的泥潭中;要避免人事权和监狱建设方面的权力，必须通过外在的监督和内在的公开、民主的机制才能实现。

　　刑罚执行中的监狱腐败现象积弊已久，于制度层面，检察机关负有对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法定职责。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都会在监狱派驻检察室，由专职检察官对监狱进行监督。

　　对于监狱系统接连不断出现的种种贪腐情况，四川省一名检察官说：“以前，我们一直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缺乏制度的建设，但是通过马建国在川西监狱发生的情况来看，仅仅有规章制度是不够的，因为再良好、再全面的制度也必须由人来执行。”他认为，目前中国监狱的管理、监督方面的规定和程序已经很多，问题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加上“一把手意志”，导致了监督真空的出现。

　　这名检察官表示：“按照规定，监狱应该将服刑人员的每一次特殊活动向检察院驻监检查所通报、汇报，但是监狱领导没有这样做，一是嫌麻烦，二是担心。因为，马建国之流属于‘有钱有势’的服刑人员，监狱领导唯恐监督机关注意、怀疑上自己。”

　　鉴于目前减刑的权力被监狱实质性垄断，法院对减刑的裁定权沦落为完全形式上手续的局面，已有学者呼吁取消监狱主导型的减刑审批机制，构建减刑诉讼机制，即通过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重新对减刑权进行权力配置，着重将检察监督力量引入减刑程序。

　　云南省一名刑事律师刘浩源认为，中国监狱管理工作向来以“特殊”“神秘”自居，公开度明显不够，这使外界很难知道其各种法律程序如何完成，尤其新闻媒体对监狱的报道一直受到多重限制，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

　　“由于舆论宣传的基础差，加上内部环境相对封闭，自身积累不足，目前中国监狱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颇多。”他说，“另外，长期处于特殊、封闭工作生活环境的监狱警察们，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关心;否则，监狱工作的整体状况很难改观。”▲◆★●■☆


一个失败的改编——看电影《金陵十三钗》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knMlPlxonPY

一般地说来，同一部文学作品由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话，如果由原作者操刀执笔，通常都是越改越好，能够锦上添花。可是也有例外，比如这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就令人大跌眼镜，大失所望。

该部电影完全颠覆了小说的立意与框架，严格地说这已经不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改编，而等于是一次重写，是一次对原作的重新编排与诠释。遗憾的是这个重新来过，并没有更上一层楼，而是远远不及原作的水准。

原作的重要人物英格曼神父在电影里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白人酒徒，他的正式身份是做殡葬的入殓师。这个改变相当的不可思议。据影片的导演说，按排这样一个角色，是想说明连一个二流子一样的人，都能够为保护女学生尽力，就会令这个故事就更加感人了。

可是没有了神父，没有了强有力的教会做基础，只是靠一张西方人的面孔，就可以跟日军周旋吗？就能够达到目的、保护好那些女学生吗？显然太苍白，太没有说服力，也太不可信了。把原小说中一个非常坚实可信的人物——英格曼神父与他背后的宗教依靠拿掉了，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倒退，无疑于自废武功，自毁故事的根基，比杀鸡取卵还严重。

小说中的中国伤兵是战斗失利后被日军集体屠杀过后的幸存者，在李教官的带领下逃出虎口后去到教堂寻求暂避的。他们在教堂里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继续与日军周旋，并且也为了保护女学生与妓女，五个人都先后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日军面前视死如归，死得光荣，死得伟大。

可是到了电影里，他们成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突击队，穿戴整齐，装备不俗，为了保护女学生，不惜正面与日军开战，演成了一个《抢救雷恩大兵》的好莱坞战争大片。这个情节的改变有何根据，又意义何在呢？

如果中国军队这么有斗志，这么有战斗力，日军敢侵略中国么？他们能攻下南京么？显然这个情节的安排，既不符合史实，也与故事的基调风马牛不相及，并且沉长多余。据说拍摄这些战争场面所烧的钱比付给好莱坞影星、入殓师的扮演者比尔的费用都多。这真是一个愚蠢的构思，花费巨大又与故事无补。

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书娟这个女学生，其父母都远在美国，是爱国抗日的知识分子。可是到了电影里，她的父亲却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式的人物。理由是不放心寄宿在教堂学校里的女儿，要留在南京看顾她。这个情节的设置又是一个极大的突兀，严重影响了书娟这个人物的清纯形象，就像是在一锅鲜美的汤里加上了一粒老鼠屎，是改编的又一处败笔。

小说的最大看点，也是最感人之处是十三钗是抱着必死的心，代替女学生们跟随日军而去的，临行的时候她们人人身上都揣着尖刀、剪刀等物，准备随时要与侮辱他们的日军同归于尽。可是到了电影里，却成了另一种模式。

听听玉墨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她对女伴们说，“我们（跟随日军）去一趟，难道还能要我们的命不成？他们（指日军）不就是寻欢作乐么？什么样的男人我们没有见过？还在乎这一次么？”

看到这里真是令人扼腕！作者的情怀怎么能有如此的大变化呢？看看莫泊桑的名篇《羊脂球》吧，100多年前的法国妓女都知道不能把肉体交给占领军蹂躏，虽然她是吃男人饭的，但是她更有民族气节与自尊心。

本来在小说里就让人们看到金陵十三钗个个都不逊于羊脂球，在我的小说《金陵十三钗》读后感里，就有朋友留言说，金陵十三钗的故事，让她想到了羊脂球这个文学经典人物。然而可悲是到了电影里她们自动降格了，远远不如羊脂球了。仅从影片中看，人们断然不会把十三钗与羊脂球联系在一起。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电影结尾时故意让十三钗只剩下十二钗，为的就是要表现须眉也不让巾帼，男人也愿意为保护女学生出力。这可真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了。看了直叫人恶心。

而且也从根本上颠覆了金陵十三钗这个称谓的真实性，变成编导的一种异想天开的随心所欲。由此很怀疑编导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判断能力，他们是不是太看重噱头了，结果就走入了旁门左道而毫无意识了呢？

一部号称是大片的电影，所谓历时五年，耗资6亿人民币，可是最终的结果它离艺术与真实越来越远。离自我欣赏与陶醉却越来越近。它甚至亵渎了南京大屠杀中的亡灵，当年他们屈死在中国的软弱无力与日军的野蛮暴行之下，今天他们被一些人为了票房，为了金钱，为了奥斯卡的梦幻而形同绑架了。九泉之下的他们一定会对这些人无言相对，摇头叹息了。

同样是讲战争悲剧的《辛德拉的名单》就没有这样的张扬，这样的色彩，这样的不自量力、预取予夺。可是人们在那部电影里看到的是什么？是良知，是力量，是正义，是尊严。反观电影《金陵十三钗》，人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色情的渲染，是肉感的炫耀，是一种可怕的哗众取宠与市场取向。

人们还记得，这位导演每一次在奥斯卡之路上功亏一篑的时候，都会强调说他根本就不在意会不会获奖。可是这样的清高并没有耽误他一次次地向奥斯卡冲击，据说今年已是第五次了。在中国这可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不过，艺术同民心是一样的敏感之物，如果你怠慢了它，那么你的作品无论怎么包装也不能成为艺术，金钱堆砌起来的就是金钱。

国产电影并不乏有才华之作，张猛编导的小成本电影《钢的琴》就很有看头，其中对生活的描写与诠释就给了人们很多的启迪与联想。这样的电影如果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它走上奥斯卡的领奖台还是有可能，也是有意义的。

看过了小说《金陵十三钗》让人对人性的高尚与美好充满了礼敬与感动。可是看过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后却只有遗憾。如果你恰好没有看过这部小说的话，可能也许还认为电影不错，可是不争的事实是，没有这部小说怎么又能有这部电影呢？所以评价这部电影离不开它的必然参照物原作小说，这恰是被编导们忘却了的残酷事实。

如果说这部影片还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就是对电影中的妓女的扮演者们，培训得很成功。虽然她们还是那么年轻，但她们的扮相、做派、语言等都很有风尘味儿，而且还都是七八十年以前的老风尘味儿，这可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说明这部影片中还是有扎实的一面，至少为国产电影贡献了一批来自秦淮河上的妓女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