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http://www.zaobao.com/yl/yl120403_001.shtml

（2012-04-03）郑永年专栏　今天用这个题目来讨论中国的腐败问题，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要承认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情况；第二，中国可以成为清廉国家；第三，从腐败到清廉是要通过改革。

　　今天中国官员的腐败状况不用多说。简单地说，腐败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腐败的方式层出不穷。如果其他地方缺少创新，但官员在腐败方面的创新则是世界一流的。腐败的层级也越来越高。这些年，每年都有一些部级干部的腐败案。腐败的规模更不用说了，从八十年代的几万、几十万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百万、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实际上，很多腐败案例已非正常人所能理解。

　　人们对中国腐败情况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中国老百姓对腐败也深恶痛疾，很多社会抗议运动，或者中国所说的“群体性事件”都和不同层级的官员腐败有关。外界的认知也差不多。“透明国际”组织的每次有关腐败的调查报告，中国总是被视为是其中一个最为腐败的国家。腐败也已经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对很多国家来说，人们非常羡慕中国的发展成就，也想学中国的经验。然而，一旦当他们看到中国腐败的情况，就令人止步了。不管穷国家还是富国家，人们对腐败都是极为憎恨的。

中国陷入“腐败陷阱”？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人们所说的“腐败陷阱”了呢？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确进入了“腐败陷阱”。腐败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官场文化。尽管很多官员也痛恨腐败，但一旦身处官场，就必然腐败，无论是主动的腐败还是被腐败。有人说，官员不腐败，就不能展开工作。如果是这样，情况就真是很糟糕。的确，执政党领导层每天都在强调反腐败，并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仍然每况愈下。越反越腐败，这是人们所深刻担忧的，也使得很多人趋于悲观。

　　但如果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担忧是必须的，悲观主义则没有必要。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很长的腐败历史，甚至更为腐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的出现不足为奇。只有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腐败。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腐败状况。问题是如何应对腐败？一些国家因为没有有效的应付腐败措施，陷入腐败陷阱。在这些社会，腐败俨然已经成为其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专制时期腐败，民主化了之后也同样腐败。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就是这样。但更多的国家，通过各方面的改制，遏制了腐败，建立了清廉政府。西方很多国家是这样，香港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如此看来，中国也同样面临两种不同的命运。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举措，遏制腐败，国家有可能变成清廉；反之，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腐败一直横行下去，也就会像一些社会那样陷入腐败陷阱。

　　也就是说，清廉国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是人们争取来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多清廉政府是通过改革而来，而非革命而来。很多政权因为腐败而被推翻，但并不是说新建立的政府就是清廉政府了。革命就是要革掉腐败的政府，但革命之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哪怕是暂短的政权）也是极其腐败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好一些，但也不能保证新建立的政权是清廉的。

　　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推翻旧政府的那个政治群体或者说革命者，都怀有革命理想，在建立政权之初能够做到清廉。如果这一代怀有革命理想的群体能够确立有效的制度，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清廉。但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一旦这一代过去，政府很容易转向腐败。但是，没有一个政权的清廉是一劳永逸的。人性本恶，一旦有机会，人们就会变得腐败。要保持一个政权的清廉，改革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政权的外在环境变化了，政权就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防止腐败和遏制腐败。

对中国腐败的几种看法

　在讨论如何通过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有关腐败的几种主要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对中国为什么变得那么腐败，以及如何变得不腐败的讨论和分析。

　　看法一是认为，执政党领导层对腐败的恶果认识不够、对反腐败不够重视，制度建设不够。从政策话语上看，执政党对腐败不是没有认识，执政党领导层已经把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执政党也很重视反腐败。这些年来，执政党每年都会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因为腐败而下马，而坐牢，甚至被杀头。不定期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成为执政党整治腐败的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经常招致社会批判，认为是超越了法制。

　　再者，也不能说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没有制度建设。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反腐败的机构是最多的。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党的系统有一套，政府系统有一套。反腐败、预防腐败、廉政建设等等，名称和机构多得谁也记不住，搞不清楚。但也很显然，尽管有强烈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运动和制度建设，但腐败还是在恶化。为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

　　看法二是惩罚不够。也有人认为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惩罚不够。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在腐败问题上，较之其它国家，中国官员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即包括党纪方面，也包括国法方面。在法律方面，中国很多官员因为腐败而判死刑。今天社会上在讨论要不要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但政府不敢轻易取消。实际上，在中国，一旦当官员涉及腐败，受到惩罚的不仅仅是官员本身，而且也往往包括其家庭，亲戚朋友。

　　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情况，就是官员的集体性腐败。在一些案例，整个领导班子卷入腐败；而在另一些案例，上下级官员卷入腐败。所以，一旦哪一位官员案发，就要承受另外官员的压力。很多官员选择自杀。因此，从各方面来说，中国官员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呢？如果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官员的腐败到底为了什么？知道案发就要杀头，家庭成员会受到牵连，为什么还要如此腐败？难道官员是为了腐败而腐败？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试探运气？

　　看法三是道德教育不够。道德在遏制腐败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清廉本身就是官员道德的内在部分。对官员的道德教育不足是很显然的，因为那么多官员腐败表明官德的缺失。但是，这里的问题也相当复杂。也不能说，中国对官员没有进行道德教育。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道德教育的空洞无物。人们往往把一大套非常抽象的意识形态作为道德教育内容。教育者本身就不理解道德教育为何物。这一套、那一套，无论哪一位官员都知道，都可以大谈特谈，但这些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对说的人毫无约束力，对听者也毫无约束力。说者和听者，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谁也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还有一种道德教育就会回到中国从前的“德治”。“德治”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但“德治”的有效性也是可以质疑的。“德治”传统上就没有能够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拿到现代社会更成问题。

腐败性质超越道德想象

　　严酷的现实是，今天中国的腐败已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腐败是私利观念的结果，而一定的私利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官员通过腐败希望过上比别人好的生活。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员贪污的数量惊人，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上百亿。不用说一辈子，几辈子都花不完；一个人花不完，整个家庭花也都花不完。这样的数量不是道德所能解释的。这种腐败是人类理性难以解释的。所以，从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道德教育没有效果。第二，官员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道德范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超越道德领域，来寻找遏制腐败的机制。

　　看法四是没有民主化。海内外，持这种看法的人居多。这些人都是把清廉政府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或者把民主政治等同于清廉政府。很简单，经验地看，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清廉政府都是民主政府，或者说，民主政治至少比专制政府要清廉得多。为什么民主政治导致清廉政府？这里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民主政治强调政府内部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其中，三权分立是一种制度机制。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是普世现象。要遏制腐败，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其次，民主政治提倡法治。一旦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这里当然最重要的是司法独立，保障法律的执行。其三，民主政治是透明政治，官员必须生活在阳光下。透明政治可以预防官员的腐败。其四，民主政治内还存在着社会对政府的制约。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体，可以对官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制约。

　　如果从民主政治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中国缺少民主：官员手中有太大的权力，既没有内部分权的制约，也没有外部社会的制约，同时中国法治不健全，大部分官员生活在修得严严实实的城堡里面，缺少阳光。

民主并不一定等于清廉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就是说，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这一等式，在一些社会形态下是成立的，而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并不成立。

　　经验观察告诉人们，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相关，但前者不能单独决定后者。至少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民主政治能否造就清廉政府，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显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举例说，如果根据西方的主流定义，民主就是开放选举，那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时候可以开放，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也可以开放。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比人均3万美元的时候更容易腐败。

　　西方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时间是精英民主。从政的要不是贵族（或者政治世家）要不就是资产阶级（或者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的经济条件本来就很好，他们从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精英人物就不会腐败了。相反，西方民主化早期也很腐败。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文化的提升，政府变得比较清廉。不过，今天在大众民主时代，西方民主在应付腐败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今天，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能得到政治权力。但对一些人来说，政治职位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当这个职位不能为其带来体面的生活的时候，处于这个职位上的人就有了动机去腐败，或者“寻租”。

　　在发展中社会，民主更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尽管早就实现了民主化，就是说，它们符合所有民主政治定义，例如定期的选举、制度上的权力分立、自由的媒体和社会力量的存在等等，但是腐败仍然极其严重。民主政治和清廉政府的关联，并没有在这些社会发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民主政治的发生，并不是说它们的内部因素已经具备了，而是人为引入的。不过，严酷的现实是，西方民主往往意味多党制度，而政党往往并不是像西方那样建立在阶级或者阶层之上，而是建立在宗族、宗教和部落等因素之上。因为这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蛋糕并不大，民主往往意味着各党派之间的争抢蛋糕的政治纷争。这种纷争往往是非常暴力的。很显然，既然民主演变成抢蛋糕之战，政府官员也往往是极其腐败的。

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更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社会经济不是那么发达的社会，政治腐败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制度建设或者制度设计不同而导致的。当然，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制度，社会经济最发达，也会出现腐败的情况。无论从西方还是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法制的发展最为关键。近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方，国家建设大多发生在君主贵族统治期间。近代西方中央集权制度的主体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包括法律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要素就已经到位了。当然，在民主化发生之后，这些制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生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大多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大众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的，也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和精英民主制度期间得到建立的。如果在大众民主化之前，这些制度得不到确立，在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可能建立这些制度。这就是今天很多发展中民主社会的困境。民主化发生了，集权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人们都接受了民主，但是民主既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早就稳定的社会秩序。低度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纷争和社会不稳定等现象同时存在。

　　上面的讨论说明了几点。

第一，民主政治如果要达到清廉政府，不仅需要民主的制度，更需要能够支撑这套制度运作的大制度环境，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第二，民主政治和政府清廉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清廉政府要等到民主化之后才能建立。相反，保障清廉政府的很多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建立，否则民主化来临之后就很难建立。需要避免的是民主政治和腐败政治共存的局面。第三，因此也不排除非民主政府是清廉政府的可能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这都是解释得通的。在港英当局时期，香港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但香港政府的清廉是世界上出名的。新加坡一直被西方视为不民主或者不够民主的政权，但也是非常清廉的。

　　以上的讨论对人们认识中国的腐败、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样含义呢？至少有三点。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

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

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大的和宏观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决定政府清廉与否，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所为。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本文是作者在“廉洁广州理论研讨会”（2012年3月21日）上的演讲的第一部分。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吴敦义提两岸政治对话三个前提条件
http://news.ifeng.com/taiwan/3/detail_2012_04/02/13627799_0.shtml

2012年04月02日 凤凰卫视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吴敦义，正在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星期一在下榻酒店和媒体举行吹风会，吴敦义除了表达希望两岸尽速签署投资保障协议，也提到，两岸展开政治对话的前提是，累积足够善意，台湾内部有一致共识，并获得民意支持，才能进行。

参与博鳌亚洲论坛，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吴敦义，拨空和媒体进行吹风会，对于外界好奇，两岸在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连任后展开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吴敦义提出三条件。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吴敦义：“累积双方的诚意跟善意，第二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内部一定要达成更强、更一致、更高的共识，第三个要件是，当以上两个要件接近成熟了，我们还得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行稳才能致远。”

对于两岸高层互访，吴敦义表示，目前还看不出时间表，至于未来的两岸关系，吴敦义说，还是要在九二共识精神下，藉由两岸两会和经合会架构，互动交流。

磋商多时的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吴敦义也在陈江八会展开前公开喊话。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吴敦义：“我们都希望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都能得到当地政府跟当局的协助跟保护，我们也会同样，对于陆资到台湾的投资，我们政府也一定也会将心比心，给予应有的协助跟照顾，所以在这次投保协议的洽定过程，我们也是这样的原则。”

另外，据幕僚透露，吴敦义在前一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会面时，提出台湾对国际空间的需求，吴敦义也阐述李克强的回应。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吴敦义：“他说，对这个问题将来两岸之间应该会一项项进行探讨，给出能够成全、双方又能接受的方式，李先生在昨天这样一个会谈中比之前我们在各个领域得到的讯息都要更具诚意跟善意。”

将近一个小时的茶叙，吴敦义针对两岸发展侃侃而谈，并一再强调他提出的十六字箴言：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为先，期待两岸持续稳定发展、扩大交流。▲◆★●■☆


中国军方鹰派主张开战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472843

2012-04-01：在面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上，中国的表现出了一定的忍耐度，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忍耐多于对抗。而对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中国的挑衅，中国保持的克制就更加的大了。而这种克制，现在正在被赋予更多的软弱和不愿意，甚至是不敢对抗的含义。

喊打声音在高层扩散一些媒体尤其是平面媒体，此前一直都在刊登一些有利于和平和谐的文章；不论怎么刊登，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现在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别的国家对中国的挑衅和军事刺激，还没有达到战争的临界点。但是随着一些国家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到现在的明目张胆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之后，一些平面媒体，也开始寻找一些激进的言论，而开战的声音，也慢慢的出现了。这说明了对于战争的迫在眉睫，很多人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战争从来就没有走远，反而逐渐的迫近了。这种认识，已经从高层的过去和平发展的谈话，慢慢的过度到对战争危险的充分认识上了。

但是实战还是和的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大的问题。主战派和主和派互不相让即便一些军方的关键人物同样的也希望孙子的兵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尤其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总想通过一些非战争的手段，来达到让敌人自动退兵的目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成了一些国家手中的把柄和嘲笑的笑料。在一些敌对势力看来，这些所谓的和平论调，如同投降的言论一样。既不足惧，更不必担心；甚至得出了中国根本就不敢战争的结论。最为直接的证明就是菲律宾总统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加上外交先行，一切以外交为主，很担心友邦惊诧的作怪，中国正在被划分成两个势均力敌的两个对立面。主战的和主和的，两个互不相让。主和的以经济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为由，根本就不理会现在面临的威胁。

即便有些理会，还是认为，只要外交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些国家的挑衅活动，是回逐渐的收敛，甚至是停止的。但是，与其期待别人收敛，倒不如，采取一定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疼痛的缩回手去。这是中国军方鹰派主战的声音。 战争之后，中国就没有和平没有发展了吗更加让一些智囊们担心的是，一旦中国爆发了战争，中国恐怕就不会再有和平，更不会再有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时期了。而现实是这样吗？

中国真的在面临战争之后就会失去了发展和和平的机会了吗？我看未必！反倒是一场战争，不但可以将中国一些人的虚伪打出原形，更能巩固中国已经取得经济成果。正所谓，乱了敌人，团结了自己嘛！总之，战与不战，从来都是一个问题。只要战争得到的结果，能够超过目前的预期和增强中国的国力，战一场又有何妨呢？战争只能让不是真正朋友的国家离去，而真正的友邦是不会惊诧于中国的捍卫自己国家尊严和民族尊严的行动的。▲◆★●■☆


习近平吴邦国都曾盛赞重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917

   2012-4-3 : 内地互联网的管制时松时紧，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凭可否浏览“六四”等字眼来观测中国政治阴晴雨，定如雾里看花。现在，有关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相关资料，内地互联网上并未删除，趁此机会重温各中央大员对“重庆模式”和“唱红打黑”的表态，可为未来立此存照。

　　翻查资料发现，前年底到去年春是中央大员赴重庆考察的高潮，几乎每位到重庆的中央领导人都参观过重庆公安局的“打黑除恶”展览，观看过“唱读讲传”(即“唱红”)汇报演出，不知这是否薄熙来有意识地强人所难，向各位领导人硬销私货，但见诸公开报道，各位大员对这一套鲜有不唱好的。

　　王岐山：了不起 吴邦国：大德政

　　副总理王岐山前年7月到访重庆后的评语是“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前年9月到重庆时盛赞“唱红”是“找到了一个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好载体”；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年11月到访时，特别赞扬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新一届党政班子”的作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前年12月视察重庆时，肯定“唱红”，亦盛赞“打黑”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去年4月上旬赴重庆，称赞重庆建设公租房“是一大德政”，“为全国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对重庆评价最高的要属中组部长李源潮，他去年4月中在重庆说，重庆的改革探索，对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

　　资料显示，温总于2008年12月、李克强于2009年7月曾访重庆，当时已是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陪伴在侧，只是当时重庆的“唱红打黑”还未成气候，两人对此未置一词而已。所以说，薄熙来出掌重庆后，从未踏足过重庆的，政治局九常委中，只有胡总一人。来源: 明报  ▲◆★●■☆


金正恩为何公开叫板中国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0919

   2012-4-3作者 : 林泉忠   朝鲜这次高调准备发射“卫星”，明摆着要给中国这个“监护囯”脸色看。然而，金正恩的“去中国属国化”的尝试能否成功，视乎这颗险棋局中局外的多方因素如何角力，金正恩一旦拿捏不当，就可能全盘输光，置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金正日驾鹤西去才三个月，当国际社会还在观望年幼资历浅的金三世是否能稳住金家王朝之际，金正恩就迫不及待地宣佈将发射具有试验导弹大推力火箭性能的实用卫星“光明星3号”，消息传来，不仅让美日韩错愕及极度紧张，也让中国深感忧虑。

　　其实，金正恩此举可谓“一石三鸟”，对内是要表明继承其父“先军政治”的治国路线，突显自己执政的能力与合法性，对外则是要提高在朝核等问题上与美国谈判的筹码。此外，笔者以为金正恩是要籍此弱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中国与朝鲜素来有着特殊的关系。六十年前两国在朝鲜战争中“以血凝聚”起非一般的“兄弟友谊”，尽管在金正日世代，两国若即若离，却至今也未曾撕毁于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了金二世末期，金正日在一年之内三度密访北京，要求中国对年幼的金三世加以扶持，犹如“华夷秩序”的现代版。甲午战争之前，朝鲜如同越南一样，是臣服于中国这个“天朝上囯”的属国，朝鲜国王更替，必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

　　为了扶持和避免这个外强中干的邻国暴冲，北京于今年二月下旬开始对朝鲜进行高达六亿人民币的援助，而且此次援助与以往贷款或双方物物交换的方式不同，完全是无偿援助，因此是“中国援朝史上最大规模的单笔无偿经济援助”。然而，金三世和金二世一样，深知中国不会轻易和自己翻脸，因此继续行走“吃里扒外”的险棋。

　　这次高调准备发射“卫星”，明摆着要给中国这个“监护囯”脸色看。然而，金三世的“去中国属国化”的尝试能否成功，视乎这颗险棋局中局外的多方因素如何角力，金正恩一旦拿捏不当，就可能全盘输光，置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来源: 网讯  ▲◆★●■☆


中国新闻网 胡耀邦墓前清明祭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4/t20120403_1723770.html
 
　　中新社2012年4月3日发表文章，题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作者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 王剑 周宇斌。文章如下：

　　嫩柳垂绿，湖波轻皱，四月天气。胡耀邦墓前象征着当时12亿民众的12个大石头无语簇拥，周遭山茶花落红满地，鹧鸪声咽。斯人已去经年，墓前依然思重人稠。

　　清明时节，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胡耀邦长眠于斯的江西鄱阳湖畔的共青城富华山。共青城位于庐山南麓，鄱阳湖之滨，南浔铁路穿城而过。从南昌沿昌九高速公路北行约80公里即到共青城胡耀邦墓。

　　导游童丽红告诉记者，“墓地海拔42.7米，坐西朝东，占地两平方公里。 两条墓道均铺有73级石阶，象征着胡耀邦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

　　在苍松翠柏环绕的墓区最高处，矗立着一座呈直角三角形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的侧面头像。记者注意到，任凭岁月风雨的洗礼，胡耀邦凝眉忧思的面庞依然清晰。

　　据记载，共青城缘于建国初期98位青年来此垦荒。胡耀邦一生先后两次来此，三次为此题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京逝世。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请求，将他的骨灰葬于此处。

　　童丽红说，她是耀邦陵园的第一批讲解员。多年来，胡耀邦陵园年接待近30万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瞻仰、凭吊。摆放在胡耀邦墓碑前的众多祭奠花篮和络绎不绝的瞻仰者印证了童丽红的说法。

　　“从少共‘红小鬼’到新中国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一直秉持他亲手写的对联里‘利在天下’的理念。我们也就是冲着这个来瞻仰他的”。来自南昌的一改制企业负责人在墓前说，企业改制了，我们对耀邦的崇敬一刻也没有变。清明时节，该企业员工自发来胡耀邦墓前凭吊，以表达敬意。

　　一位带着自己孩子来耀邦陵园凭吊的当地市民卓玉环告诉记者，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来这里祭奠扫墓，“作为共青城人，现在我们已为人父母，也想让小孩子感受下，希望他们长大后听到胡耀邦这个名字就想到民族脊梁。”

　　两位同为80岁的耄耋老人喻炳根、范炳秀在儿子、孙女的搀扶下来到墓碑前三次鞠躬以表敬意。喻炳根用手比划着说，“他是一位伟人，人民在他心里有多重，他在我们心中就有多重！”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3周年。据悉，胡耀邦陵园先后接待过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前来祭奠。记者下山时一位带着孩子前来祭奠的年轻妈妈正用湖南口音教训在路边贪玩的孩子，“快走哦，胡爷爷看着呢！” ▲◆★●■☆


中新社发文祭胡耀邦忌日引联想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310

  时间: 2012-4-3：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3年，大陆具官方背景中新社4月3日发出缅怀文章。胡耀邦1989年去世引发大陆民运，目前又值中共总理温家宝强调政改，这篇报导予人想像空间。

据中央社报导，胡耀邦是在1989年4月15日于北京病逝的，当年他去世后大批民众自发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悼念，随后演变成震惊全球的89民运。

中新社4月3日题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报导指出，1989年胡耀邦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他夫人李昭的请求，把胡耀邦的骨灰葬在江西省共青城。

报导说，如今正逢四月天，胡耀邦墓前象征当时12亿民众的12个大石头无语簇拥，周遭山茶花落红满地，鹧鸪声咽，“斯人已去经年，墓前依然思重人稠”；胡耀邦的侧面雕像，任凭岁月风雨的洗礼，“凝眉忧思的面庞依然清晰”。

前往祭奠的民众表示，“胡耀邦一直秉持他亲手写的对联里‘利在天下’的理念，我们也就是冲着这个来瞻仰他的。”

1981年中共在11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耀邦在会上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1987年他却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遭罢黜中共总书记职务。

胡耀邦去世之后，中共曾在他90岁冥诞举行过高规格会议纪念，其他时候则较少提及。不过，2010年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公开赞扬胡耀邦的贡献，被外界认为温家宝有意承继胡耀邦改革遗志。

今年人大和政协“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并引前述“决议”警惕大陆还有发生文革的危险。

今年中共将举行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有何进展，胡耀邦祭日将届，引人联想。（责任编辑：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