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朝鲜卫星发射失败或是惊人骗局？
http://blog.chinaiiss.com/cgw316/blog/view/121898

2012-4-19： [原创] 朝鲜卫星发射失败或是惊人骗局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17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坚决反对联合国安理会16日通过的有关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的主席声明。朝鲜同时表示，将“脱离”与美国达成的“2·29”协议，并将继续发射卫星。朝鲜本次发射卫星保持了最大限度地真诚和透明，但美国非要给朝鲜扣上发射远程导弹的帽子。但是毕竟，朝鲜的这次卫星发射以失败告终，这已是无法更改的事实。那么，以专业的眼光来看，朝鲜的这次卫星发射似乎在事前就注定要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仔细分析起来，其最重要的失败原因有三：

一是朝鲜工业基础太差。

根据朝鲜官方透露的“银河3号”运载火箭的基本性能数据：三级设计，直径2.4米、高30米，发射重量91吨，初始推力为120吨。据此判断，“银河3号”号火箭性能与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投入使用的“长征1号”运载火箭非常接近。但和“长征1号”相比，“银河3号”火箭更粗更重但运载能力不如前者，这反映出朝鲜火箭的技术水平远不如40年前的“长征1号”。由此来看，朝鲜的“银河3号”运载火箭的原型“大浦洞2号”远程导弹的投掷能力以及有效射程，也不会超过“长征1号”的原型“东风4号”远程弹道导弹。

  从应邀赴朝采访记者所拍的照片来看，“银河3号”火箭与“银河2号”火箭外形区别不大，可能只是根据“银河2号”发射失败的经验进行了技术改进，所以，“银河3号”应该仍是一款在“大浦洞2号”远程导弹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三级运载火箭。朝鲜上次在2009年4月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时，最终是在二、三级火箭分离时出现故障导致发射失败，而此次却在一、二级分离前爆炸，这也显示朝鲜的火箭性能并不稳定且极易出现反复。
  对此，韩国航天专家指出，即使朝鲜火箭设计方面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因零部件质量差，或在制造方面出现差错。特别是火箭对静电或灰尘极为敏感，但朝鲜却向外媒记者公开展示火箭，这样监管不善也可能是火箭爆炸的原因之一。

  也有情报显示，朝鲜火箭第二节是由前苏联制造，相当陈旧，这或许就是火箭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据悉，朝鲜火箭的第二节是由前苏联制造的潜艇导弹改装的，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或许就是这一原因造成“银河3号”火箭一节、二节分离失败，最终导致了火箭发射的失败。

  此外，朝鲜能制造火箭使用的氧化剂、燃料、电缆、集成电路、导弹用特种钢，但是，仍需依赖外界获取制导系统所用的先进电子元件和其他高级硬件。在技术上，朝鲜不仅借用了俄罗斯的导弹技术，而且与伊朗“互通有无”。伊朗在航天与卫星技术上远比朝鲜高，而朝鲜的运载火箭或者说导弹研发是长项。这便是朝鲜与伊朗导弹与卫星技术“齐头并进”的秘密所在。而更因为朝鲜的导弹技术来源复杂，导致其在整合上很难融合所有外来技术，或许也是此次发射失利的原因之一。

  二是朝鲜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太恶劣。

客观来看，本次朝鲜卫星发射目的是为了纪念金日成诞辰100周年和朝鲜宣布建设强盛大国元年的“政治需要”。而在金正日去世后，朝鲜领导层也迫切需要这一机会以火箭发射凝聚国民信心，因而“政治献礼”的意味十足。

  但就是这样一个以国内政治需要为目的的卫星发射活动，竟然遭到美日韩多方解读，并趁机打击朝鲜，加大兵力部署和监控，日美甚至借此机会演练亚洲反导系统。美日韩等还多次对朝鲜做出“威胁”举动，比如美国中止粮食援助以及日本延长对朝制裁。

  在美日韩的联合逼压下，朝鲜也很意外的把这次发射的地点选择在了一处新的地点——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新的发射场、新的的发射轨道、技术并不成熟的运载火箭、美日大涨旗鼓的导弹拦截部署，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的这次发射的准备程度。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朝鲜的发射都是不受打扰的，如今，在国际社会的重压下，朝鲜还破天荒的邀请一些国家或机构的航天专家以及一些国家的记者，到其新的航天发射场进行参观采访，这也对于朝鲜的发射准备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是朝鲜缺乏相关的卫星发射支持体系。

外界之所以判断朝鲜是借发射卫星之名进行导弹试验，是因为既没有侦察到朝鲜有可进行卫星和火箭控制的地面基础设施，更没有相关的测量船队。如果不是进行导弹试验，朝鲜应该有一些相关活动来支持卫星的入轨和测控，而进行导弹发射相对要求就差一些，只要弹道规范射程符合设计要求对精确度的要求相对较低。此外，朝鲜的航天部门也没有形成批量生产体系，比如朝鲜的航天发射活动基本是每隔3年多进行一次，而在这个期间生产的零部件的质量也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最终将严重影响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率。
  同时，实施发射的13日早上的湿度高达96%，这是大雨将至的天气。如果湿度在90%以上，电子设备和电气装置可能会发生故障，这是发射火箭最为禁忌的条件。由于此次朝鲜发射火箭没有进行周密的技术准备，天气也非常恶劣，因而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可以“预见的失败”。

  但是，朝鲜这次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的“发射失败”，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捞到火箭残骸的消息。这一方面是各国不愿意张扬，因为朝鲜已声明捞取其火箭残骸等同于宣战；二是至今确实没有那个国家真的打捞到朝鲜的火箭；三是朝鲜的这次发射本身就是一个欺骗行为，虽然美日已捕捉到发射爆炸的雷达信息，但谁敢说这不是朝鲜的有意行为呢？或者，朝鲜早前为各国记者所开放的那枚火箭，根本就没有发射也没有加注燃料，在所谓的“发射”后，就趁着暗夜分解隐蔽了。而其实施发射的那枚“火箭”，只不过是从附近发射场发射的一枚罩人眼目的干扰弹。甚至，摆放在发射架上的那枚火箭，本身就是一个逼真模型，在朝鲜以发射卫星取得所需的探明国际社会对其新政权的态度后，其也就完成了“演戏”的重任。

  为此，笔者曾写过一篇《诡谲朝鲜用短程导弹掩护真正卫星发射》予以质疑。没想到，18日的《环球时报》也刊出了一篇中国外交学院教授的分析文章，题目为《不排除朝鲜卫星试射失败是战略欺诈》。看来，怀疑朝鲜这次卫星发射失败的人不止我一个！

  尽管对朝鲜的这次卫星发射存在许多质疑，但是在联合国的主席声明发出后，朝鲜还是不甘服输，再次强硬强调：朝鲜将继续行使自主宇宙利用权利，既然美国“以露骨的敌对行为”撕毁了2月29日的朝美协议，朝鲜也将不再受其约束，朝鲜将继续发射实用卫星！看来，朝鲜利用发射卫星、试射远程导弹以及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等为手段，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以改善其领导人更迭后面临的不利国际环境的传统战略，仍被金正恩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如果西方国家仍执意制裁朝鲜，或许不久朝鲜就会真的进行一次真正的卫星发射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且拭目以待之！  ▲◆★●■☆


台媒：保卫钓鱼岛和南海不能“温良恭俭让”
http://www.tpyjs.com/html/wqzb/2012/0418/912.html

2012-04-18  台湾《联合报》文章提到，日本政府与民间近年来也有计划的一步一步侵吞我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屿，包含纳编教科书、岛屿命名、右翼分子与国会议员登岛、巡防钓鱼岛、扩张情报飞航区，以及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发表谬论“东京都政府将从个人手中买下钓鱼台”等一连串肆无忌惮的非法行径。文章称，保卫钓鱼岛和南海无需“温良恭俭让”

　　文章称，黄岩岛与钓鱼岛列屿是我固有疆域且分别是南海与北部海域航道之门户，深具战略价值。它们是天然资源丰富渔、矿场，又蕴藏充沛石油，岛虽不大却是一国领土之延伸。

　　文章反问，任何国家强占这些岛屿后并以它们向外延伸12海里领海与200海里经济海域，则我们国格在那里？渔民生计置于何地？为何真正主权国的“中华民国”却仅照本宣科宣示主权一下就了事，没有振奋人心的雷霆作为？

　　文章称，政府应有以下积极作为：

一、“外交部”要不厌其烦向国际宣示主权，并电召菲“驻台代表”表达严正抗议。

二、“国防部”与“海巡署”应合作，扩大每月一次出海巡护，除西沙和中沙外并延伸到南沙与钓鱼岛列屿，针对特殊事故要另外加强巡防次数，巡防时可兼运补且顺便护渔。

三、海空军应规画西沙、中沙、南沙、以及钓鱼岛等部分岛屿为导弹与炸射靶场并不定期演练。

四、将台湾研发之“雄风”导弹与无人侦察机，部署于舰艇或部分射程可涵盖西沙、中沙、南沙群岛，以及钓鱼岛列屿。

五、提供大规模护渔行动。

六、每年汉光演习应纳入中、西、东、南沙群岛与钓鱼岛列屿等离岛防卫作战计划与实兵演习。

　　文章最后称，以上作为并不是要与他国决一死战，但在国际社会中倘若没有积极作为，自我示弱、温良恭俭让，或只顾内斗，只会贻笑大方，国际社会没人会理会我们，未来也上不了谈判桌，更别说发言权了。▲◆★●■☆


黄海军演，难掩中俄两国重大分歧
http://club.mil.news.sina.com.cn/thread-478209-1-1.html

 2012-04-18： 中国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17日下午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大将进行了通话。通话中，陈炳德与马卡罗夫共同批准了“海上联合－2012”中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方案，宣布演习将于2012年4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青岛附近黄海海域举行。而参与此次海上联合军演的中俄舰艇将达到20余艘，是中俄两国迄今为止举行最大的一次海上联合军演。中俄联合军演早在3月份传出之后，立刻引来众多媒体的纷纷报道，而国内许多人也认为此次联合军演将是中俄走向军事结盟的先兆，更有人分析称是在回应美菲南海“肩并肩”联合军演以及韩美联合军演"大鹰训练"进行的时期进行。”而事实上此次联合军演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划，与当前的半岛局势以及南海问题并没有太大关联，而此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的能力，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俄联合军演今后可能会常态化，但并不代表两国会走向结盟，当前制约中俄关系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障碍。

    第一：南海以及售武问题。日前俄罗斯加紧向中国周边国家大量出售先进武器，其中许多国家都同中国存在领土或者领海纠纷。虽然俄罗斯宣称与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军火贸易只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虽然对别国出售武器是一国正当的贸易往来，但是每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俄罗斯却都会大量向越南和印度以及其他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出售武器，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故意纵容周边国家抗衡中国的气焰，甚至会促使他们挺而走险，也为日后中国收复被占领土而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似乎也是蠢蠢欲动，日前俄罗斯与越南达成协议，同意俄罗斯企业开采南海两块油气田，而今后俄罗斯将更多地介入南海事务，这将让对南海宣称拥有主权和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中国无法接受，所以说在南海问题上以及售武问题上，中俄两国的立场是不同的，而俄罗斯的做法也让中国大为不满。

    第二：中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以及自身实力的壮大，中国逐渐开始涉足一些地区问题，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中亚虽然地处亚欧大陆内部，但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而中国也一直发展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并且取的一定的积极效果，中亚也被视为中国的后院，对中国至关重要，一方面大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可以获取里海附近的天然气资源，缓解中国的能源危机。另一方面有利于打击新疆分裂势力，维护中国西部边陲的安全。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中亚拥有绝对主动权，而中国积极插手中亚事务，不免会消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这让俄罗斯极其不满的，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介入中亚事务，这样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北极问题。随着全球变暖的速度加快，据专家分析在未来数十年内北极的冰川将完全融化，北冰洋也将完全成为一个海洋，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也不能在北极地区置身事外，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全球战略。虽然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是也必须有自己的北极战略，一旦北极冰川完全融化，北冰洋海底将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若哪国事先能够在北极取得主动权，今后必将在北极这块大蛋糕上能分到丰厚的一份，而冰川一旦融化北极航道也将畅通无阻，而中国的商船则直接可以通过白令海峡——北冰洋之后到达欧洲，比绕道南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西欧缩短将近一半的路程，这将大大节省时间和成本，降低风险。而俄罗斯希望将北极划入自己的版图，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控制未来新的世界经济走廊，可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全球经济主导权。而正当中国伺机介入北极事务之时，俄罗斯却公开反对中国参与北极开发，不希望中国染指北极事务，然而其他宣称对北极拥有主权的西方国家还没有明确表态反对中国插手北极，但是俄罗斯却强烈不满，甚至公开宣称反对中国插手北极事务，俄罗斯的这一做法让中国深感不满，也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矛盾。

    第四：在远东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上，俄罗斯一直采取利用日韩牵制中国的做法，甚至不惜挑起中国与日韩的冲突，在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上俄罗斯频频变卦，还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合作，转而与日本和韩国签订协议，虽然经过马拉松式的多轮谈判，但是谈判也很难取的有效结果，不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阴影。

    第五：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引起俄罗斯国内的极大恐慌，俄罗斯害怕中国的过度强大会对其远东领土构成威胁，因为历史上远东一直属于中国的领土，只是在近代被俄罗斯通过武力手段强行占领，至今中国大部分人仍对西伯利亚念念不忘。随着中国人口的过渡增长，中国难以忍受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压力，许多中国人通过合法或者非法手段涌入西伯利亚，在过去属于中国的这块领土上生活和工作，这让俄罗斯政府非常紧张，担心中国人的过渡增加，为威胁其远东领土的安全。而事实上中国的崛起不仅美国感到担忧，而俄罗斯甚至比美国都要深感忧虑，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出现，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虽然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规模巨大，吸引世界各国的巨大关注，但它仅仅是一次技术层次的交流，不存在任何政治意图，也没有大规模实弹射击项目，只是简单地演练两军合作与协调防御行动，以及保障海上交通安全。而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也只是俄罗斯参与国际军演的一部分，虽然此次演习的地点，在第一岛链之内的中国近海，不会对美日韩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说此次军事演习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更不想某些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前中俄之间的合作仍然难以掩盖两国之间的分歧，所以说所谓中俄结盟仅是国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中俄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是持相反立场。虽然两国在中东以及亚太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归根结底两国只是同床异梦，而并没有真正结盟的趋势。虽然中俄两国当前的处境非常相似，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围堵，但两国的国家战略又有质的区别，俄罗斯应对西方的战略是以被动变主动，也就是以强硬的姿态对抗欧美的打压，但其又不会与西方国家彻底决裂，而是以一种强硬的姿态重新获得欧洲的认可，不愿意充当西方国家中的“另类”，重回欧洲是俄罗斯的最终目的，而中俄关系仅为两国重大外交的一部分，甚至都没有超越与美国的关系，虽然获得中国绝大数人认可的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但是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发生改变，所以说国人没有必要过渡吹捧中俄关系，或者是期待所谓的中俄结盟，或许数十年之后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俄罗斯，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作者：冯善智）▲◆★●■☆


毛泽东秘书死亡的历史真相：中南海响起枪声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18/1732526.html

 羊城晚报 2012-04-18  毛泽东秘书死亡的历史真相：中南海响起枪声(组图) 羊城晚报

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田家英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含冤自尽”这样一个死因。但近年境内外媒体却出现了新的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一时真伪莫辨,议论纷纷。

田家英（右排右四）和毛泽东在中央的读书会上。田家英为人低调谦和，从不借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自高。他跟随毛泽东18年，我们竟找不到一幅他与毛泽东的单独合影。他的女儿曾自说：“不是找不到，是根本就没有。”

那么,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中南海内何以响起“枪声”

首先是“档案”的真伪。罗氏用以佐证“他杀”的根据是来自“中央档案”,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档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4—00174号;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9—00797号,皆为“顶级”。且不说有关“文革”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即便“开禁”,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不免令人生疑。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显得不伦不类,这是不合规范的。

其次是涉及的内容。任何真实的档案,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准。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那么,罗冰在“密档”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更离奇:“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

几件档案,几种说法: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枪声惊动了警卫”。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笔“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必然惊动这些地方,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中南海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档案”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是汪东兴“暗示内卫下手”,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况且以汪东兴的政治阅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而事实上,汪东兴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据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问题。(三)决定叶剑英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汪东兴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查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可是,后来情况表明,那时的确有人到过中南海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造出一个另类版本,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以致谬种流传;还有一个原因——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出于个人目的,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一会儿又将他说成“圣人”。其实“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篡改主席指示”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3岁丧父,12岁丧母,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刻苦学习,很早就向报刊投稿,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田家英”成了他的笔名。他在报纸上曾与一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令川中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1937年,田家英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安排下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注意,是他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谈的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抨击阉党、针砭时弊的斗争精神。毛泽东从这篇文风老辣的文章中,看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就向人了解田家英的情况。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自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政治秘书18年之久。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倚重。他的存折、稿费、印章等都交给田家英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时,重要信件送毛泽东批阅,并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重抄一遍再寄出去,使许多珍贵资料得以保存。

毛泽东写完诗词后,有时觉得写得不好就会随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田家英总是把这些“废纸”捡起来,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1963年,在为毛主席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田家英拿出从字纸篓里捡回的一首诗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这件十几年前的旧作,哈哈大笑:“呵,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现在看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这首诗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于古诗词的鉴赏力让毛泽东视为知音,他们常常切磋;有时毛泽东忘记某个作者或某句话的出处,也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找。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书信多达25封。

熟悉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并担任1—4卷987条注释的主编。从选定文章到撰写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他都不分巨细,一丝不苟。这样,四卷雄文终于在1960年9月全部出齐。1964年,田家英建议出版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和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本,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并由田家英主持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3种版本。田家英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家英更多的是起草电文和讲话稿,从上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的大小文稿,大多出自田家英之手,曾有毛泽东“笔魂”之誉。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没有采用。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重新起草一个讲话稿,“写得短些,有力些”。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了出来。开会那天,毛泽东总共才有两千来字的开幕词,竟被34次热烈掌声打断。其中的华彩段落成为警句:“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很坦诚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一个典范。他因在文史和理论方面的极深造诣,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要职。

毛泽东十分关心田家英的读书学习,曾经叮嘱他“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毛泽东佩服这位英年早逝的西汉大儒,说贾谊“年少峥嵘屈贾才”,也希望自己年轻的秘书能够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田家英牢记主席的教诲,曾作一首诗曰:“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然而书生的道德观念,使他选择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行为方式——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由此也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发现干部谎报“亩产3万斤”,他顶住压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为此还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发生冲突,后经毛泽东的说和才缓和了矛盾。田家英曾说:“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同情彭德怀,曾给张闻天打电话,婉转地透露了“上面”对彭德怀意见书的不同看法,劝张闻天发言时要注意,“有些问题就别讲了”。田家英并对人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事惹怒毛泽东,曾被立案审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田家英,说他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包产到户。这是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从此很少再起草文件。

田家英的书生气和正直秉性,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吴晗写了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贤臣,他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而毛泽东却很赞赏。田家英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毛泽东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泽东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家英听了,低头不语,独自吞下“主公”盛怒带给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雷声滚滚。田家英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本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即所谓中南海“秘密录音”事件)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五一六通知》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3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据传是“敛藏文物”)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星期天,上午。安子文在中组部对应召前来的王力和戚本禹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经毛主席同意,由戚本禹同志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整理交接不要出差错。

下午3时左右。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当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室主任,曾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但由于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她似乎对突然造访有些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倒了茶水招待。

约半个小时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到3个人,他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戚本禹曾回忆,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当时在田家英的家里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王妙琼是在下午4点钟左右到永福堂的。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五六点钟,戚本禹接到王妙琼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戚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他,《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曾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田家英还打开了一个从未打开过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保存在这只盒子里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在难熬的夜晚,田家英问董边:“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

在戚本禹回忆中,这天深夜11时许,田家英给戚本禹打来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戚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田说,不,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戚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你那里。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田家英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这层关系。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是田家英的部下。但几天前戚本禹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戚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此次深夜田家英打问消息时,戚也不敢说什么话。不过,戚本禹分析,“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但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和当时的秘书逄先知后来说,他们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而是戚主动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去秘书室签字,田很生气,挂断了电话。中办机要员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最后遗言“士可杀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作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据曾经采访过董边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说,“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王文称,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工作在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听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微博)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此次永福堂会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谁: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陈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待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两个女儿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行政科长路辉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了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处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主席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和路辉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窗口跳进藏书室,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当时,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等人报告。此时是下午两点左右。汪东兴、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等坐车赶回中南海永福堂。戚本禹在《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历史要案》中披露:“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喝过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报告了周恩来等在京中央领导以及尚在外地的毛泽东、江青。据说毛泽东在得知田家英的死讯后曾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18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

董边回忆,当天下午3时左右,她在班上不放心田家英,正准备回家时,接到中组部长安子文的电话,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西楼会客厅是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董边猜测可能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使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他们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在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遗体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不可,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年仅44岁的丈夫,一缕英魂已随风飘逝。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田家英的遗体随即被送去火化。董边一家当晚搬出了中南海。

多年后,毛泽东曾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说:“田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做了大量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18/1733419.html

姓 名   身 份   自杀时间   死 因

1.邓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吴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10.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 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 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16.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 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 1966.9.3 自杀
19.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 1966.8.2 跳楼身亡
20.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萧光琰 化学家 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 时间不明 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 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 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 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井身亡
30.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1969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

31.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 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 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 作家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35.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杀
40.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时间不明 自杀而死

41.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42.姚 溱 1966.7 被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1975.4.16 上吊身亡
45.海 默 电影剧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 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时间不明 自杀
47.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 著名平剧演员 时间不明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 历史学家 1966.6.15 自杀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 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 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1967.1.12 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55.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56.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记者 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58.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 跳楼身亡
59.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0.黄绍闳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杀

61.徐 冰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1968 自杀
62.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63.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64.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65.赵九章 物理学家 1967 批斗反动权威后自杀

66.孔 厥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1966 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67.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1967.12.4　含恨自杀
68.马连良 京剧表达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69.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 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70.陈 琏 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胡耀邦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 1967.11.19 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

71.黄国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72．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3.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时间不明 自杀
74.张宗颖 天津工作，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 1966年 和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75.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 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


解决南海领海主权问题 谁开第一枪其实并不重要
http://www.cankaoa.com/bbs/201204/thread_43641_1.html

　　2012年 4月10日中国海监船接到报告，12艘中国渔船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躲避恶劣天气，突然有菲律宾海军炮艇出现，菲舰派出12名士兵(其中6人携带武器)，企图扣留中国渔船。中国海监部门得到报告后，其后派遣了两艘中国海监船阻止了菲律宾的企图。菲律宾驱赶、抓扣中国渔船的企图这次没有得逞。

　　之后，中国《环球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 若菲越先开枪打一场海上战争 中国坚决奉陪》的文章。许多人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我想说的是，人家是都已经踏进了我们的领海，我们还要等他们开第一枪，这种政策是不是太迂腐了。谁开的第一枪真的那么重要吗？说这话的人真是迂腐之极，开第一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死人，那些躲在别人后面大声叫坚决不开第一枪的人，我看根本就没有坚决维护中国领海主权的决心，如果别人一百年都不开第一枪，难道中国一百年都不真正的去解决领海主权问题了吗？

　　要求中国海监船绝不开第一枪，又要坚决领海主权问题，本身就是矛盾的，试想如果当年毛ze东没有在西沙群岛用武力，西沙群岛现今中国能够控制吗？能够真正的维护中国在西沙的主权吗？

　　坚决不开第一枪，这无非是儒家的礼让思想，认为自己没有开第一枪就占了天大的理！其实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谁先开了第一枪，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是中国说菲律宾军方先开了第一枪，但是在菲律宾媒体上我敢保证的是绝对说是中国人先开了第一枪，倒底是那一方真的是开了第一枪的一方，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感兴趣！

　　认为自己没有开第一枪就占了天大的理！这种东西其实非常可笑！

　　没有开第一枪就占了天大的理！菲律宾等国其实根本就不能理解的，不敢开枪，别人首先想到的无非是你心虚害怕，战争中最讲究先发制人，后开枪的人往往会被先开枪的人先打死，要中国人绝不开第一枪，其实是拿中国人的生命开玩笑？别人真的开了第一枪，那是要死人的，说这话的人他愿意去死吗？为一个中国所谓先礼后兵的理由去死！中国的儒家礼让的思想害的只会是自己。

　　儒家礼让的思想对国内战争或许有用，但是在国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别人根本就没有那种概念，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战争，中国军事打得印度惨败，事后为了表达与印度谈判解决边境争端的诚意，中国不但退回了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而且还在此控制线上全线后撤了二十公里，其结局是印度人毫不客气的将后退的二十公里全部实际占领，而且拒绝与中国的任何的和谈，结果是中国赢了战争，却失去了更多的领土，儒家礼让的思想，中国人看来是给对方面子，是礼貌与诚意，而印度人看来却是你心虚害怕与理亏！因为两国人民从小所受的教育与文化氛围有明显差别，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对症下药！▲◆★●■☆


幼儿教育应摆脱时髦化
http://guancha.gmw.cn/2012-04/19/content_4001942.htm

2012-04-19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周福明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差钱”不仅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更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心理体现。而现在的孩子们更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只要孩子想要，大人们无不有求必应，只有孩子想不到的，没有大人买不到的。孩子们生活在幸福的无忧天堂里！

    而在这所谓的幸福背后，人们却忽视了有一种暗流在涌动。时髦化正无声无息的潜入幼儿教育，诱导着幼儿那懵懵懂懂的心灵。堪忧啊！孩子们从小就步入了追赶时髦的境界。

    不知从何时起，在孩子们身上不时会发现时髦化痕迹。社会上流行什么歌曲孩子就会唱什么歌曲，社会上流行什么服装，孩子也会穿上类似的服装，幼儿口中的爱情歌曲、衣不遮体的时髦服装，不管适不适合孩子，反正时下流行。年轻的家长们呀，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孩子的身心健康要从幼儿抓起吗？从小就哼唱这样的歌曲、穿这样的服装，摆这样那样的酷形，追求如此的时髦，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吗？

    正如幼儿首席老师毕琴所说：孩子平时听啥歌、唱啥歌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甚至很多都是通过家长学来的。而听着家长哼唱着流行的爱情浪漫歌曲、看着家长穿着时髦漂亮的亮丽服装，花枝招展、媚态百出，孩子们又怎会不心动呢！

    父母对孩子启萌教育的影响至关重要。幼儿的启萌大多以父母为榜样，父母做什么孩子跟着做什么，父母怎么做孩子也跟着怎么做。父母对孩子有些宠爱虽然无可厚非，但不注意孩子身心健康的溺爱就得不偿失了。因而，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学校、推给老师，而无论学校、老师再如何努力，回到家里没有一个好的榜样，一味不问情由的溺爱孩子、宠着孩子，甚至将大人的一些不良习惯无形中传给了孩子，那么孩子又怎么能健康的成长呢！

    所以说，幼儿教育应摆脱时髦化。希望家长们能够引以为戒，对幼儿的教育应该从自身做起，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追赶时髦的环境，更不能将时髦强加到孩子身上，要注重日常生活上的培养，要有选择的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纯净、积极向上的健康环境，塑造孩子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使我们的宝宝们能够健康成长。（作者：周福明）▲◆★●■☆


石原慎太郎“买岛论”有特殊政治目的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石原慎太郎现年80岁，为日本著名的极右翼政客。从1999年以来担任东京都知事至今。

　　中评社北京2012年4月20日电／日前，年近80岁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演讲时提出，由东京都出资买下钓鱼岛。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40周年之际，石原发出这种挑衅性的极端言论可谓居心叵测，似有其特殊政治目的。

　　第一，通过极端言论，直接破坏中日关系。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改善两国民间感情，而石原则相反。早在40年前，石原就曾作为日本右翼国会议员团体——青岚会的骨干，竭力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后的今天，他又高调支持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谬论，继而抛出所谓“买岛论”，这些与他40年前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径一脉相承。

　　第二，通过向日本政府施压，间接干扰中日关系。其实，石原很清楚，其“买岛论”未必能实现。他抛出这种极端言论的目的，除了刺激中国的政治神经以外，实际上是用激将法给日本政府施压，促其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和步骤，从而恶化两国关系气氛，干扰中日关系大局。

　　第三，煽动日本的民族主义，哗众取宠，以利右翼势力夺取中央政权。当前日本政局不稳，执政的民主党和在野的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都很低，出现日本地方右翼势力集结，逐步形成“第三极”的新动向。石原就是要利用钓鱼岛议题显示其存在，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聚集人气，促成日本地方势力与国会内右翼势力联手，以赢得未来的众议院选举，建立日本右翼政权。

　　第四，迎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渲染“中国威胁论”，联美反华。据报道，石原在美国演讲时宣称，美国曾将钓鱼岛“作为冲绳县的一部分归还日本”，而中方要打破日本的“实际控制”，“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针对日本的宣战布告”，日本政府必须更加强硬。其实，美国的一贯立场是，关于钓鱼岛转交给日本的只是行政管辖权，而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希望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对此，中方反对美国把中国的钓鱼岛非法交给日本管辖，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议，而日方则逮着便宜卖乖，拒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这必然导致钓鱼岛之争加剧，其责任不在中方。石原在美国发表所谓“买岛论”，就是要使美国卷入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漩涡，造成中美对立而日本右翼坐收渔利的局面。▲◆★●■☆


专家称：南海须认清真正对手 贸然动手或惨败
http://news.stnn.cc/glb_military/201204/t20120420_172978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4-20：美国已在中国周边部署了8个基地群，总兵力超过30万人；派驻5名上将，占美国驻外上将的40%以上。（资料图）

　　星岛环球网消息：最近，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行动和言论可谓十分频繁。各色与南海问题相干的、不相干的国家台前幕后穿梭忙碌着，挑衅动作和言论不断，各打各的小算盘——或是不希望中国强大，或是不信任中国的和平发展，或是企图在南海乱局中捞一点便宜……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海监船与闯入南海中国黄岩岛海域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是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的最新事例；此前，越南引入域外国家印度的公司，试图非法在南海中国海域加快开发油气；印度外长日前竟然公开妄称“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

　　诸如此类的挑衅行动和言论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有不把南海问题闹大、闹僵而不罢休之势。对此，中国政府已多次提出抗议、交涉，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和利益的行动；中国广大民众也十分愤慨，他们在强烈谴责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和言论之外，甚至有点沉不住气，认为政府的应对太过软弱。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容忍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挑衅而不予以严厉还击？为什么我们海域的资源被别国开发，我们却一味提倡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疑问确实有很多，也很有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从更高一个层面来看，中国不急于出手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地位，并不在于解决几个小国的挑衅举动；现在表面上闹得比较凶的几个国家，其实都是一些“马前卒”，他们的“靠山”仍藏在后面。这些搅局的国家虽然在南海也有他们的许多切身利益，但是，如果没有“靠山”的支持和指点，是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的。凭中国目前的实力，解决几个小国的挑衅举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这也是许多国人，一直对政府克制立场表示不解、甚至不满的重要因素。但大国发展志在长远，一般不会轻易动手；在动手之前，会搞清楚真正的对手是谁。如果不具备巅峰对决的实力，就不要轻易出手，否则常常会输得很惨，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对手就会出现，在你疲于应付之时、意想不到地给你致命一击。

解决南海问题也是如此，现在越南、菲律宾，甚至印度等国家热心搅局，都想在混乱中分一杯羹，讨一点便宜。不难看出，他们急于抱团取暖，实际上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他们知道单打独斗，谁也不是中国的对手，于是便想联合起来相互壮胆。尽管这样，也还是没有底气，千方百计想拉上更有实力的、那些一直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国家给他们撑腰，几方面可说是一拍即合，台前幕后，表演默契。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自然看得比较清楚，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做出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让步，但在具体应对上会尽可能地采取灵活的态度。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孙子兵法中的智慧也未尝不是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可供选择的高明的办法。其实，只要能够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发展的环境，延伸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时间是有利于中国的。

　　我们不应该求一时之快。其实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些试图遏制中国前进步伐的对手。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处于上升期；而对手却感到自己的发展充满困难，实力在相对下降。他们很着急，担心中国以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会很快赶上或超过自己，希望尽快搅乱中国的发展局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手段，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

　　所谓的南海问题，不过是他们牵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就算如一些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中国凭借自己的实力，迅速解决了南海问题。但对手还会利用其他的机会和场合，制造更多的问题，比如东海问题、边境问题、台湾问题、石油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问题……不一而足，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中国越是在意，对手将越兴奋，越乐此不疲。

　　我们不要陷于这样的经对手设计的无穷无尽的陷阱里。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解决南海问题上，中国不会逞一时之快，大动干戈。然而，也有必要提醒一些不知深浅底细的搅局的国家，尽管中国不会轻易出手，但在今日之世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实力的大国，至少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什么时候活动一下筋骨，露一两手，给搅局者以惩戒，也不是不可能的。▲◆★●■☆


朝鲜称已查明卫星未能进入轨道原因
http://news.stnn.cc/guoji/201204/t20120420_1729764.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4-20：星岛环球网消息：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19日发表谈话指出，朝鲜科技工作者已经查明“光明星3号”未能进入轨道的原因，朝鲜将继续发射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实用卫星。

     韩国称朝鲜东仓里发射场还留有1枚导弹

　　据朝中社报道，谈话说，在冷静地注视朝鲜的此次和平卫星发射过程前后出现的不同势力动向的基础上，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发表以下原则立场：

　　第一，为按照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发展民族的宇宙科技水平。

　　第二，为使宇宙科技进入正常轨道，在科技领域里也要粉碎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活动，一定要彻底维护国家的自主权。

　　以坚决扞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权，来争取宇宙科技的平等发展，是朝鲜宇宙空间技术委员会坚定不移的立场。

　　第三，朝鲜军民将沿着先军的道路，为和平利用宇宙而更加奋勇前进。

　　朝鲜科技工作者已经具体科学地查明了“光明星3号”未能进入轨道的原因。这次所获得的一切科技资料及珍贵的经验，将是今后宇宙开发的无比宝贵的资本、进一步的成功的可靠保证。

　　朝鲜有综合性的国家宇宙开发计划，包括根据高新科技的要求加强和扩大宇宙开发机构、继续发射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实用卫星。 来源：朝中社 ▲◆★●■☆


美国会进行闭门简报 王立军案涉美国利益不宜公开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4/19/1734932.html

世界日报 2012-04-19  特派员 林宝庆

主动调查的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有关人士18日对本报表示，国务院将就中国前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长王立军，滞留驻成都领馆事件，对国会议员闭门简报，但是外界是否有结果不应期望太高。。

外交权属于行政权。国会顶多只有监督的角色，并无实权。也因此国会两院的外交委员会，都非议员的首选。

国务院既然将对国会议员就美国处理王立军事件，进行闭门简报，一般而言，就说明简报内容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利益及安全，不宜对外公开。即使机密性并没多大，但只要国务院列为机密，听完简报议员也不能违法泄密。因此其内容可能仍将无法公诸于世。

王立军案就发生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14日访美之前，时机极奇敏感，美方极为审慎处理，密不透风。

美方当然在表面上绝不能显出介入中国政争，但是许多人相信，美方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中国内政，例如美方有可能曾向习近平透露了王立军提供的消息。毕竟美方邀习近平来访，就是要与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建立关系。美方反正不会喜欢中国唱红打黑的强硬派，如果能够帮上温和派一点小忙，是符合美方利益的。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等三国的访问返回国内后，就看见处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动作了。

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动调查王立军事件，部分原因是众院目前是在野的共和党掌控，因此偏向对执政党的政策不满。

主持调查的主要是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是来自古巴、坚决反共的若思雷登(Ileana Ros-Lehtinen，共和党，佛州)，以及外委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共和党，加州）。

右派保守的罗拉巴克也是反共先锋。他是国会台湾联机的创始主席，但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于四年前当选总统后，毅然退出台湾联机，因为「台湾已经不反共了。」

若思雷登与罗拉巴克主要关切的，是人权相关事项。若思雷登在上月举行的第一场中国听证会中，质疑美国国务院可能拒绝给予有高度情报价值的王立军政治庇护。

若思雷登表示，美国政府可能为了中国未来领导人习近平的访美顺利，而拒绝给予王立军政治庇护。

在听证会中作证的前美国驻广州副总领事谭慎格(John J. Tkacik Jr.)指出，他不认为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领馆，是为寻求政治庇护。他认为王立军是为保命寻求暂时庇荫，以便他能够和中国政府谈判他的生死命运。谭慎格的讲话，也在纽约时报18日刊出的王立军进出美领馆始末中得到证明。

若思雷登当时表示，外委会下一场关于中国听证会，将以人权为主，会涉及政治庇护，会讨论王立军案。据了解，下一场中国听证会，还将触及中国处理脱北者。但是外委会尚未公布听证会的时间。

也在对王立军案进行调查的罗拉巴克表示，仍在了解案情。国会之前因复活节休会数周，本周才复会。▲◆★●■☆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一种病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1372

  2012-4-20 作者 : 徐贲  一心当好人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好人综合症往往不仅是一种行为偏差，而且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不要浪费时间讨论谁是好人。要做一个好人。”在一般人的头脑里，好人的价值不证自明，毋庸置疑，似乎是好人多多益善。至于谁是好人，好人的心理和行为有些什么特征，则很少有人仔细想过。

　　然而，在美国有一个叫“好人综合症”(good guysyndrome)的说法，为人们细心思考好人和好人所做的好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分析与治疗视角。所谓的“好人”，是那些对别人特别亲切和善、特别好说话、有求必应、想方设法帮助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以此为荣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当好人不仅是一种习惯或行为方式，而且更是一种与他人建立的特殊人际关系。

　　好人做的是对别人有利，令别人高兴的事，所以好人总是能够讨人喜欢。很少有人讨厌好人来替自己无偿地做好事的。可以说，接受好人助人为乐行为的其他人，都有意无意带有自私目的，利用和受益于好人的这一特点。而好人对此不仅不在乎，而且还乐在其中。好事未必有助于社会中善的累积，这是一个问题，但一般人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大碍的问题。

　　然而，2001年布莱柯（Harriet Braiker）的《讨好的毛病：治疗讨好他人的综合症》（The Disease toPlease – Curing the People-Pleasing Syndrome）一书问世，宛如在好人众多的美国社会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不仅一下子成为畅销书，在著名电视主持人奧普拉·温弗里的电视节目里成为讨论的专题，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大众心理学经久不衰的话题。布莱柯的书让读者看到，一心当好人原来不是一个无大碍的问题，而是一种有害的心理疾病，它源自“好人”对自己个体价值的信心匮缺，渴望用对他人做好事来换取外来的肯定和赞美，这种渴望一旦成为心理定势，就会严重降低行为者的判断力和自控力，变成一种可以称作为“癖”的习惯和依赖。

　　布莱柯所说的“讨好他人”综合症就是人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好人综合症”。好人综合症是可以自我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建议每个人不妨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例如，“你是否在想说不的时候却说了是？”“你渴望所有的人都赞许你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你觉得难受吗？”自我检测的先决条件是对自己诚实，如果一个人对上述问题回答“是”，那么他很可能已经患上了好人综合症。

　　好人综合症往往不仅是一种行为偏差，而且是生活或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例如，好人综合症患者一般都是事业平庸者，他们工作非常努力，但成就却相当有限，做好事于是成为他们博得他人另眼看待或赞扬的补偿方式。又例如，他们的家庭或家庭关系可能有欠缺，如孤儿、单亲，得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爱，这会使他们更加在意关系疏远者对自己的好感，不惜为之付出任何努力，有的甚至一面对家人恶言相向，一面对外人特别和蔼可亲（也就是俗称的“白眼狼”）。

　　“当好人”并不是好人一个人的事，往往会弄得家人很困扰，甚至给他们带来跟着受罪的感觉。好人的亲疏不辨还会对家人造成伤害。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要保持健康的心理，有合乎常理的行为，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健康界线”（healthy boundaries）。每一位个体的人都生活在某种身体、感情和思想的健康界线之内，这个界线帮助他判断和决定谁可以接纳，并接纳到什么程度，为谁可以付出什么，并付出到什么程度。人的负面感觉一般也是由这种界线意识所决定的。例如，你的孩子做功课需要你帮助，或者要求你周末带她到儿童乐园去，你若做不到，就会感到内疚。如果你单位的领导督促你在业余时间多做好人好事，你若做不到，则很可能感觉到的不是内疚，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会记你的帐。

　　不顾一切地做好人好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计任何代价地要让别人接受你，喜欢你，在有这样的行为之前，或者在这样的行为成为你头脑中的“好事”之前，你的个人健康界线和亲疏意识一定先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正常家庭所给予幼儿的自然教育，包括亲疏关系教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与好人综合症伴生的往往是扭曲的幸福观。格勒弗医生（Dr. RobertGlover）是一位专门诊治好人综合症的权威，也是《不再当好人》（No More Mr. Nice Guy）一书的作者。他指出，几乎所有的好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都有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把缺点藏起来，变成别人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么别人就会肯定我，觉得我好，也会敬重我，重视我。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我也就找到了幸福。其实，这种幸福的感觉或自我意识的满足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并不能把握它，因此我实际上并不幸福。

　　对于患有好人综合症的人们来说，做好事不留名，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那不仅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毁灭他们唯一幸福的灾难。对他们我们不应该去作道德的指责，而是应该给予理解、同情和怜悯。勃朗宁夫人在她著名的长诗《奥萝拉·莉》（AuroraLeigh）中写道，“愿仁慈的上帝宽恕一切好人”，这个“宽恕”真是再确切不过了。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习近平将掀改革浪潮？吴敬琏炮轰重庆模式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1368

   2012-4-20 :  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先驱者，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吴敬琏向韩国中央日报透露，习近平时代，中国将掀起市场化、法制化改革的风浪。他说，“现在任何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但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改革，而且也一定会如此。中国现在面临领导人换届，因此对于改革的讨论也非常活跃，大的方向就是‘市场化’和‘法制化’。据悉，习近平副主席也对此非常关注。也就是说，改革一定会注入更大的活力。”

　　身为国务院御用专家智囊，吴敬琏对中国政府主导投资却并不感冒，“中国投资三万亿人民币建设时速超过300千米的高铁，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创造了‘速度奇迹’，但结果又怎样呢？温州高铁追尾事故导致数百人死亡，这便是腐败种下的恶果。就是国家自食其果。曾一度备受称颂的‘重庆模式’也是如此，重庆国民生产总值（GDP）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财政收入为1500亿元。但在去年一年内，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高达7500亿元，得益于此，重庆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15%，这种情况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重庆模式以失败告终，所以最近重庆陷入了混乱。”

　　吴敬琏曾经被误指为美国间谍，泄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

　　中央日报说，在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找不到方向时，吴敬琏曾写下《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属性和商品经济的属性》一文，在论文中为市场经济勾画了草图。此后，在保守势力的不断攻击下，他仍坚守“市场”，看到国家过分介入市场，滋生腐败和贫富差距的现实，他提出“国退民进”的主张。4月17日，中央日报记者在《韩中共同成长高层论坛》上，见到了吴敬琏。

　　吴敬琏认为，“中国现在到了放下增长速度，重视增长质量（Quality）的时期。韩国、日本和泰国也都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些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危机。中国也不会有大的例外。每年超过10%的快速增长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如此，增长的质量才尤为重要。经济增长应该摆脱依赖政府主导投资的情况，转变为由市场效率主导经济成长。即使速度有所放缓，也会提高效率。”

　　吴敬琏承认自己也担心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发生急剧的下降，“但情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严重。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是问题所在，这是因为之前放出了大量的资金，从而引发的现象。但最近两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紧缩政策，现在已经开始见到成效。通货膨胀正在逐渐稳定，房地产价格也在持续稳步下调，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吧。”

　　吴敬琏认为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距离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很遥远”。因为“市场体系还尚未在中国生根，法治也非常落后。中国的贫富差距是腐败之风和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滋生的弊病，因此，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过分依靠国家直接介入投资的经济增长只会催生腐败、拉大贫富差距，应该让工资收入超过投资收益，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主导向以消费为动力转变，这是中国需要直面的课题。”

　　吴敬琏还透露，中国“汇率的市场化将会迅速进行。最近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已将每天汇率变动的幅度从0.5%上调到了1%，从中便可看出。我认为，现在的汇率（一美元约合6.29元人民币）已经到了平衡点。汇率市场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便是合理的要求。美国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本国人不重视储蓄所导致的，为什么要将罪名归结为人民币呢？正是这样，美国人才时常被批傲慢。”

　　至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吴敬琏说，“事实上，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绝对，中朝关系也不总是一团和气。我曾8次来访韩国，曾多次申请前往朝鲜，但都被拒。”

　　他并批评朝鲜“人民在忍饥挨饿，政府却在搞导弹试验，这让人无法理解。我很想亲自去朝鲜看一看，但对方不让去……”

　　吴敬琏否认有什么“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我知道强调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却不知道什么是‘北京共识’（笑）。没有什么中国模式，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中国从计划·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才出现了市场和计划并存的情况。”

　　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认为，“肯定不会马上崩溃吧？但长期来看，前景并不乐观。他们（西方人）过度消费，不知道储蓄，而且在福利社会的名头下，他们也不努力工作，甚至有说法称‘在欧洲，只有德国人在工作’。民主主义的优点虽多，但却要去乞求选票，这是一大问题。”

　　改革，就要有勇气“革”自己的“命”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68次提到“改革”。改革堪称中国目前的共识，但具体怎么改仍是众说纷纭。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3月17日，2012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吴敬琏提出了“顶顶层”设计的概念。

　　吴敬琏认为，过去一年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障碍没有得到消除，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顶顶层”设计，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目前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个部门的改革，比如金融顶层设计、财税顶层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就是这个‘顶顶层’的设计。”

　　何为“顶顶层”设计？吴敬琏解释说，这是对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问题：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过去三四年里面争论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

　　吴敬琏透露，自己的观点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一致，即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能归纳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坚持30多年来的改革方向，坚持发展市场经济。

　　吴敬琏还说，过去几年中国一些地方用“大政府强国企”的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其掩盖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

　　吴敬琏指出，改革的焦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原因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及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和决心“革”自己的“命”。改革要取得突破，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法治的市场经济。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总体规划，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吴敬琏不以为然：“1994年外汇改革、财税改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不断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些规划设计的执行，直接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吴敬琏认为，这也可以用来反驳一些人认为过去改革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所以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增强政府力量，用政府力量大量动员资源、维持高增长。

　　曾被误指为美国间谍

　　吴敬琏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据百度百科介绍，吴敬琏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是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3月参加政协会议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从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到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等等，他的评论引发了很大争议。

　　曾经被指责为美国间谍，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西方国家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包括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在政府网站公布），后来该指责被澄清。

　　吴敬琏以“敢言”着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年逾八旬仍行走在乡村之间，由他所带头成立的富民基金（乐平公益基金）为广大农户的生活带来生机。来源: 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