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北斗的报复”令欧洲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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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中评社香港2012年8月3日电／美国《InsideGNSS》杂志最新一期载文《布鲁塞尔观察———评估过去》，摘要如下：

　　2003年中国承诺投资2.7亿美元参加欧洲的伽利略项目开发。但到2007年中国被排除于重大决策之外，理由是安全等问题。当时，拉中国参与该计划被一些人视为欧洲人的一种反美姿态。中国人感到被严重利用甚至是羞辱了。

　　对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最近一次会议上看似到了评估的时候。欧洲的亚洲研究所在布鲁塞尔举行圆桌会议，与会者有来自欧盟委员会、欧洲航天局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代表。但欧中全球卫星导航合作在会上仅被简略提及。“欧中伽利略惨败”居然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没人想看见或触碰———尽管讨论会的名称就叫“欧中空间合作的起伏”。

　　到2009年，伽利略项目远落后于原先计划，中国人则不断前进，在开发自己的北斗系统上进展迅速。“真令人难以置信”，比利时Eutralex航天机构主席米歇尔.福布曾与中国协作者打过交道，他说，“中国人确定主次，做出决策。没有争论，没有谈判。这与欧洲不同，欧盟做什么事之前，必须统一27种不同意见。”

　　如今，继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格罗纳斯之后成为第三个充分运行的导航系统完全可能是北斗，而非伽利略。美国空军前军官布赖恩.威登说：“中国不会轻易忘记所受的冷落，往往会以精明的方式作出反应。”中国没从伽利略项目获得预期价值，为此记恨，并作出周密考虑、针锋相对的反应，北斗/伽利略频率重合的问题就是例子。

　　欧盟委员会空间处负责人哈特威哥.比斯切夫坦承，欧中经过那段不太成功的合作后，双方关系全面下滑。他提到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该条例实质上是将中国完全排除在敏感的美国技术、装备和系统交流之外。威登认为，“ITAR是个失败。它对美国的相关产业没有好处，反而会令其受伤害。封锁信息、拒绝合作没令中国屈服。”在战略行业排斥中国的做法，只会给其他全球参与者打开大门。这肯定不会损害到中国。若中国不能从欧美买到所需，它完全可以从零开始自主开发。

　　欧洲可能觉得，将中国排除在伽利略计划核心圈，可确保自身的战略优势，美国也认为，ITAR有助于维持自己的战略优势。但欧美不会成功。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想，中国会继续全力以赴，毅然决然地克服一切阻碍，朝着清晰的目标迈进。▲◆★●■☆


张亚中第一问：是否同意两岸合作保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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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共同保钓会瓦解台湾心防，进而接受统一，也是匪夷所思的推论。

　　中评社台北2012年7月29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陈一新教授，也是政府智库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国共论坛前夕，7月27日在《中国时报》发表<台湾为何不能与大陆联手保钓>一文，提出不能与大陆合作的七个观点。

　　陈教授的七个观点简述下：

第一、如何两岸合作保钓，均以民意为依归，则两岸与日本将难有回旋空间，有导致战争可能。

第二、一旦因为两岸联合保钓而卷入战争，台湾将无法再以“和平促进者”自居。

第三、“一旦陷入两岸联手保钓的旋涡，就很难全身而退，而会愈陷愈深，不克自拔”。

第四、“在两岸合作保钓之际，也难保大陆不会觊觎台湾，趁‘我国’为保钓疲于奔命时乘势一举而下”。

第五、合作保钓只是问题的开始，“未来是否要合作保卫太平岛？甚至整个南海？需知‘国力’有时而穷，中国大陆或许本钱雄厚，‘我国’却‘国力’有限，岂能任意挥霍？”

第六、“更重要的是，一旦两岸合作保钓，就是‘我国’对大陆心防瓦解之始。…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两岸合作保钓正是迈向两岸统一的第一步”。

第七、“一旦两岸合作保钓，华府必然会对台北不满，认为‘我国’与美日站在对立面。影响所及，不仅美国对台军售受到波及，而且也为奄奄一息的‘弃台论’提供新的口实”。

　　同为学术界的一份子，我不想批评陈教授，毕竟讨论问题，每个人均有其个别的立场，我们应予尊重，看问题的态度本来就是反应出观察者的立场与价值选择。

　　我个人很难理解两岸合作保钓就会导致战争的看法，也不能同意台湾如果与大陆共同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领土，就不会是个“和平促进者”的观点。我不太理解台湾一旦开启两岸合作保钓就会不克自拔的意涵，更难理解北京会趁台湾保钓而内部空虚时一举拿下台湾的说法。所谓共同保钓会瓦解台湾心防，进而接受统一，也是匪夷所思的推论。当然，我们更难接受，如果两岸合作保卫钓鱼台的主权与领土，就等于迫使台北站在东京及华府的对立面这种没有任何民族立场的奇论。

　　如果我们顺着陈教授的逻辑，ECFA也不必再进一步深化了，因为两岸合作会瓦解台湾心防；也不可因为钓鱼台而与其它国家发生冲突，否则台湾就不配做个“和平促进者”；更不必在钓鱼台问题上坚持，因为可能会没完没了，而且会得罪美国与日本。

　　两岸观察家大概已经有了马英九在其第二任内不会主动进行和平协议的认识。两岸如果能够在钓鱼台与南海问题上进行多层次、多方位沟通与合作，不仅有助于增加彼此的善意与政治互信，也会有利于加速ECFA的深化与广化。如果一谈到两岸是否应在钓鱼台上进行合作，马政府智库成员立刻将答案拉到“战争”、“统一”、“背叛”等可能层次，两岸关系又如何走得下去呢？

　　国共论坛正在哈尔滨召开，我很好奇地想了解，这位政府智库的个人意见是否也是国民党的意见？国共论坛是两岸重要的沟通与理解管道，对于两岸共同维护钓鱼台与南海主权的态度是如何？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国民党不应该清楚地告诉两岸人民其立场吗？国共论坛又是否能够对保钓与维护南海主权问题形成一个共识呢？我们拭目以待！（中评社特约作者张亚中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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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中第二问：是否同意核心问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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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7月30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一个原本在七月中旬，为探讨两岸“认同、互信与和平发展”的研讨会《台北会谈》，被“陆委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给刻意杯葛了。

　　“陆委会”明白表示仅同意纯学者参与研讨会，国台办的官员、海协会的人员，以及三位有军方色彩、但为文职的人员均不能入境。

　 “陆委会”的说法很奇怪。“陆委会”不是不知道，这些被拒绝入境的人员，大多不是没有来过台湾，反而曾经多次来台出席学术研讨会。“陆委会”的昨是今非，让一般人难以理解，连近绿营的学者也相继跳出来批评“陆委会”的作为极为不当，童振源教授说：“这种干预太粗暴”，施正峰教授也明白地说：“纯学者讨论两岸交流没意义”。

　　“陆委会”的另一个理由更是离谱，竟然要求主办单位更改会谈名称，不可以使用“认同”与“互信”等文字。这种作法已经违反了一个民主社会对主办单位应有的基本尊重，更违背了意见自由的原则。消息出来以后，“陆委会”深知事态严重，极力撇清说从没有要求主办单位更改会议名称。可是当主办单位提出书面证明，也就是负责承办“联审会”业务的移民署官员亲自致函主办单位要求更改会议名称的文件时（中评网有刊登），等于证明“陆委会”是说谎。做为事务单位的移民署总不会主动要求主办单位更改会议名称吧！

　　“陆委会”找了一大堆理由，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是使《台北会谈》无法召开。“陆委会”真正的担心是否在于：两岸会因为《台北会谈》的召开，而给外界两岸要就政治性问题进行商谈的印象？

　　前任政治大学校长张京育先生在一场座谈会中表示，追求两岸和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工作，当政府不方便先行时，民间可以先做。《台北会谈》既非由政府主导，亦非属半官方的二轨性质，纯粹由民间学者自发性推动，而且没有向政府拿一毛钱，“陆委会”为何要反对？

　　近年来两岸的认同并没有因为马英九的执政或ECFA的签署而增加，反而有继续折裂的趋势。没有足够的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互信；缺少认同与互信，两岸的和平发展必然充满荆棘与困难。“认同、互信”难到不应该深入讨论吗？

　　“陆委会”不希望两岸民间就“认同、互信”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其用心为何呢？难到只能允许具有官员身分的人来台湾讨论经贸事务，而不能讨论“认同、互信”等核心的问题吗？

　　国共论坛是两岸建立沟通与互信的一个重要管道，迄今均在大陆召开，就一般常理而言，这已经是不对等了。不知国民党有无考量在台北召开国共论坛？国民党可能会说，太敏感了。但是由民间学术界举办的《台北会谈》难道也事涉敏感吗？做为该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想问国民党，可否在国共论坛表个态，是否同意“陆委会”的作法与理由？

　　国共论坛的目的应该不仅是加强经贸互动，更应包括增进两岸的认同与互信。如果由两岸知识菁英共同参与的研讨会都没有办法在台北召开，国共论坛高呼建立两岸互信能有多大的意义与效果？国民党可否藉由论坛表达是否支持《台北会谈》以原来的规划方式举行？（中评社特约作者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亚中第三问：何人贯彻国共论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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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7月31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俗称国共论坛，正式名称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国共两党自2005年起建立的沟通平台，它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稳定了两岸关系，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加速了两岸关系的大发展与大交流，功不可没。由于国民党一直是在台湾的第一大党，因此没有人会怀疑国共论坛可以或应该产生更大的实质功效。

　　但是在台湾有一个普遍被质疑与不解的地方在于：两岸关系不仅是国民党的强项，更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政策上最大不同之处，为何从2008年以来，执行大陆政策最重要的首长却是非国民党籍的官员。是国民党里面没有人才足以担任此一重任，还是有其它考量？我们不做动机推论，只谈一下可能的结果。

　　从前“国安会”官员的私下谈话可知，“陆委会”经常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据了解，也有不少行政单位视“陆委会”的立场难以理解。从与“陆委会”高层的谈话可知，“陆委会”对于吴伯雄在今年三月提出“一国两区”不表认同。“陆委会”的政策宣传短片传达的是一种会制造两岸认同分裂的认识。从“陆委会”相关的发言可以发现，冷战与将两岸视为异己关系的思维从来没有消除。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一述说“陆委会”在两岸政策上的特立独行，大概对两岸关系稍有研究者，均会得出“陆委会”与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认识有绝大不同的共识。

政党再次轮替后，国民党已经迈向第五年执政。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政府应该执行政党的政策。“陆委会”的角色到底应该是国民党的引擎，还是遏制国民党政策的剎车皮。如果是剎车皮还好，最怕的是装着别党的引擎，为他人作嫁而浑然不知。国民党是欣然接受，还是哑巴吃黄莲、敢怨不敢言，国民党心里应该最清楚。

　　做为一位长期研究两岸关系者，我认为，现任“陆委会”主其事者仍是以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的立场做为两岸关系的指导原则，她是李登辉的信徒，而非国民党信仰的支持者。其实这也难怪，她不就是原来台联与李登辉支持的“立法委员”吗？在“认同”这种核心问题上，不要说她，每个人都不是要变就可以随意改变的。

　　马英九希望第二任能够竖立其历史定位，我们不仅为其祝福，也希望能够协助其完成梦想。同样的，国民党也有追求继续执政与历史定位的压力，如果未来四年，两岸关系只是原地踏步，甚而彼此认同与互信持续消蚀，国民党如何面对自己历史定位，又如何还能再继续执政？同样的，赖幸媛主委也在思考她的历史定位。多年以后，她是否可以在她的回忆录或其它政治场域中骄傲地告诉他人，即使在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她依然坚持了李登辉的路线，这就是她的历史定位。

马英九、国民党、赖幸媛都在追求其历史定位。马英九是国民党的主席，不应该与国民党为一体吗？如果大陆政策执行者的基本信念都与国民党有本质上的不同，国共论坛开会的意义、目的与功能在哪里呢？

　　两岸关系虽然已经进入了大交流的时代，但是从两岸的认同持续且快速断裂来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绝非一定就是云淡风清、风和日丽。马英九的第二任期正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处理得好，为两岸和平发展建立政治互信、完成ECFA后续协商，不仅可以为马英九奠定历史定位，也可以壮大台湾，有助于2016年国民党的继续执政。

　　我们预祝国共论坛圆满成功，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再创新局。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国民党，如果其结论的执行者并非认同国民党政策者，论坛的意义将又会如何？

　　赖幸媛主要已经利用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完成其历史定位，两岸认同持续断裂、两岸互信无法积极建立，其中有她的巨大成果。谁应该来继续执行国共论坛的成果？还是非赖幸媛莫属，或者有其他人？我们很好奇，一个不能完全执行或变调执行国共论坛结论者是否也是国民党能够接受的？（中评社特约作者张亚中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亚中第四问：何不称两岸同属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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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2012年8月1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大陆政协主席贾庆林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即“两岸同属一国”的主张，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台湾的参与学提出，这是否表示，北京有修正其“两岸同属一中”立场的疑问。台湾的《自由时报》7月30日即以大篇幅评论进行批判。

　　不过，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余克礼所长在表述两岸政治关系时，仍是以“两岸同属一中”的方式表达。北京的其它出席者也表示，“一中”与“一国”并无不同。对于北京来说“两岸同属一中”与“两岸同属一国”，在本意上没有差别，但是在用字上有不同。不过，每一个文字均有其相关的定义，一字之别可以反应或衍生不同意义。

　　“两岸同属一国”与“两岸同属一中”的异同？

　　“两岸属一中”与“两岸同属一国”，一字之别，差别在哪里？　

　　吴伯雄今年三月在北京与胡锦涛会晤时提出“一国两区”的主张，引起了民进党的一些批判，马英九随即将“一国两区”说得更清楚些，即“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北京虽然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的说法，但是也了解这样的提法，毕竟排除了“特殊国与国”的“两国论”与“一边一国”的“一中一台论”的主张，在“反台独”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说法，等于让两岸有关政治性的协商几乎无法开启。北京此时提出“两岸同属一国”，等于是回应了马英九的“一个‘中华民国′说”。

　　从字面来看“两岸同属一国”、“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与台北的“一国两区”几乎完全一致。台北主张的“两区关系”当然不是“两国关系”，这一点双方立场相同，差别在于台北方面明确说出，“一国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北京没有明确说出“一国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一国各表”的说法，台湾有与会者认为，这是在“一中”已经被长期污名化后，一个正面的转变，因而给予肯定。曾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教授说，贾庆林两岸一国的说法，延续近年“两岸同属一中”的精神，但这是中共官方第一次没有把“中国”提出来，仿佛是预留两岸谈判空间。

　　可是一个新问题出现，当“一中”在台湾都被污名化时，“一国”就能够化解疑虑吗？与会者文化大学社科学院院长邵宗海即表示，“一个国家”说不见得减少疑虑。淡江大学陈一新教授也说，一中各表是有弹性的，但是“一个国家”弹性的空间就大为减少，而且“一个国家”会让两岸朝同一个国家建构来发展，可能也有疑虑，在台湾社会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我们从《自由时报》以大篇幅的报道批评可以看出一二。民进党及台联“立委”分别质疑，吴伯雄未当场反驳，马英九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回应，难道是默认吗？痛批这是国共互相唱双簧、联手卖台。

　　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分析说，过去北京在陈述“两岸同属一中”原则时，国民党均将“一中”刻意解读为“文化同属一中”。言下之意，国民党还可以用“文化一中”来蒙混北京，这次北京挑明说“两岸同属一国”是避免国民党在打用“文化一中”来取代“政治一中”的马虎仗。

　　国民党在提及“一中”时是以分段来处理。在提及两岸关系的现在式时，“一中”是以“一个‘中华民国′”称之，在提及两岸关系的未来式，则比较倾向用民族、文化、血缘等同一民族的概念来描述“一中”。即使像政治立场上比较倾向国民党的《联合报》，在述及两岸未来可能的“屋顶”时，也是以“第三概念”，而非“第三主体”称之。

　　当“一中”这个屋顶只是个民族、文化或血缘上的“第三概念”时，“一个‘中华民国′”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之间就形成了李登辉所说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这应该也是北京以“两岸一国”补强“两岸一中”的理由。

　　“一中”可以模糊解读为“一个中国”或“一个中华民族”，但是“一国”就必然无法解读为“一个中华民族”。这个角度来看，“两岸同属一国”的确较之“两岸同属一中”能够模糊诠释的空间相对为小。

　　下一步怎么走？

台北可以说“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因为台北不想进入政治谈判。可是北京不会向台北明说，“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如果这样说，台北更有理由不与北京进行政治协商了。

　　当台北提出“一个‘中华民国′”，北京又提出了“两岸同属一国”时，看似两岸在“不分裂”上有了交集，但是由于北京所称的“一国”绝不会是“中华民国”。“一国各表”其实比“一中各表”在开启政治谈判上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来了解一下两岸想表达什么，顾忌又是什么？对于台北来说，顾忌在于全世界几乎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北京自己也称自己是中国，如果台北接受“一个中国”，不就是等于接受自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所以，近几年，连马英九都不提“两岸同属一中”此一辞汇，但是又不能回避“一个中国”，因此只好用“不独”或“一个‘中华民国′”来取代。

　　北京的想法也很清楚，一方面担心在台湾不仅提“一中”的人愈来愈少，也愈来愈把“一中”虚化为民族、文化、血缘等概念了。北京希望“一中”是一个实的政治体，而不是个虚的民族体。另一方面认为，明确主张“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代表两岸不可以分裂为两个国家，两岸目前的交往也不可以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定位。北京或许认为，没有公开表示“两岸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北京的善意，并为未来的“国家”预留一个可以讨论的伏笔。

　　文字有相，因此难免受相所困。当“两岸同属一中”的中出现时，到底是指“中国”（政治概念）或是“中华”（民族文化血缘概念）？当“两岸属一国”的“一国”出现时，也产生了“谁才是这一国”等问题。

　　我的长期研究在这方面有些心得供两岸共享。两岸何妨用“两岸同属整个中国”来取代“两岸同属一国”或“两岸同属一中”。一字之差可以避免所有争议。“两岸同属整个中国”意指两岸都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整个中国”即非单指“中华民国”，亦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两者之和，此即两岸“主权共有”。在“整个中国”里，两岸均享有自己的治权，此即“两岸分治”。双方“分治的治权”不可凌驾“共有的主权”应有的规范，即两岸的治权行为均不可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应共同维护整个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以上是在看到“两岸同属一中”与“两岸同属一国”均陷入某种语词的困境后，希望为两岸政治定位提出一个解套与合乎现实的论述方式。当然坚决追求台独者是不会赞成“两岸同属整个中国”的主张，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者来说，“两岸同属整个中国”不是一个合情、合理又合法的说法吗？（中评社特约作者张亚中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亚中第五问：国民党会否称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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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2012年8月1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在哈尔滨举行，为期两天的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达成十七项共同建议，其中第一项开宗名义一句话即是“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很明显的，对于国共两党而言，民族的认同是一切共识的基础。如果两岸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么一切都不必谈了。

　　“认同中国人”与“认同中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就解决了两岸的认同问题吗？可能并不尽然。现在的民进党绝大多数也认同中华民族，不过，他们已经发展出两种民族论述，进而视中国为外国。

　　第一、他们不称自己是中国人，而只认同自己是华人，其角色与新加坡华人或海外华人一样，与政治上的中国毫无关系。吕秀莲女士可为此主张的代表。

　　第二、强调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受到原住民、汉人、荷兰、西班牙、日本、美国等文化与政治影响，他们拒绝接受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体，而认为中华文化只是台湾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台湾与大陆虽然同样是一个民族，但是民族的文化组成因素已经不同了。目前台湾历史教科书台湾史部分，即是以此种观点撰写。  

　　在蒋经国时代，采取的是包容的方式，即“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但是在李扁执政近二十年，在推动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及政策后，“我是中国人”在台湾已经逐渐变成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认同。即使是马英九政府，也以“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我是台湾人”等方式来定位自己，“我是中国人”的表述话语几乎不再出现在目前的国民党领导阶层里。

　　国民党为何称自己为“中华民国国民”，但是却不再称自己是“中国人”？一个因素是经过李扁近二十年的去中国化，台湾社会的氛围的确已经有所改变。国民党面对这个改变，并没有选择拨乱反正，反而是认为，如果要胜选就必须逢迎世俗。在“我是中国人”这个认同上选择退缩，能够少提就少提，能够不提就不提。

　　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中国的这个话语权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占有。北京目前仍不愿面对“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两岸在国际间虽有休兵，但是外交敌意仍在，经贸虽然已经交往频繁，但是军事上仍处对峙。台北方面对于北京在政治上的作为反应有三种，一是愤怒、谴责，其结果是增加对北京的不满；二是划清界限，其结果是“你是你、我是我”、“异己关系”的再深化；三是用正面态度与方法来化解，其方法就是如何在两岸政治互动上确定两岸合理的定位，从而彻底解决两岸在政治上的分歧。

　　前两个反应最简单、最廉价，也最好操弄，其结果就是台湾方面更多的人不愿认同“我是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第三种态度最难，但也是最应该采取的态度。国民党目前并没有采取第三种态度的考量，因而第一种与第二种反应也就快速蔓延与发酵。

不认同中国人即等于追求“一族两国”

　　“国”这个字在东西方政治发展上有不同的意义。1648年西伐利亚条约签署以后，西方进入主权国家的时代，“国”这个字已有其固定的国际法与政治意涵。

　　对于西方的政治学或国际法而言，“国”与“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三国时期的“国”、亦即在中国处于分治时，所谓的“国”其实只是个“政府”的概念。“唐、宋、元、明、清”，它们虽然是“国”，但是放在中国的历史中来看，他们只是“朝代”或“政府”的名称而已。

　　当中国统一时，执政的政府或朝代自然就等于是中国，亦代表中国。例如：一方面，大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朝代，但是对当时的外国而言，大清就是中国。所以在书写中国近代史时，我们称“清廷与英国、法国或日本”的战争为“中英、中法、中日”战争。但是当中国处于分治时，由于每一个分治的政府都追求代表整个中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他们自然不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否则就等于自我放弃权利。

　　从这个观点来看，只要“中华民国”目前仍不改变现有的“一中宪法”，那么“中华民国”的人民当然还是中国人，也应该以中国人自居。马英九近来发表谈话称“台湾史、中国史都是本国史”，这是一个极正确与极好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向以“宪法”捍卫者自居与期许，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

　如果台湾独立，或台北修改“宪法”，即使不更国名，但缩小其主权至目前的台澎金马，那么两岸确定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国家，彼此为外国关系。这个时候在台湾的人民当然就不必再称自己是中国人，也不必视李白、孔子为“我国”人，儒家文化也不再是“我国”文化，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可以还给中国大陆，因为那已经不是“我国”的文物。当然，那个时候，中国国民党的名称自然于法不合了，因为一个政党怎么可以用外国的国名为自己的政党名称。

　　只要两岸还没有完全分裂，依照目前现有的“宪法”规范，“中华民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切割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有何不妥？我很好奇，中国国民党的名称内不是还有中国两个字吗？民进党因为主张“台独”、“一边一国”，追求的目标是“一族两国”，因此可以基于其政治立场，一方面可以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华人，一方面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是一个叫做中国国民党的政党，为何对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表现得扭扭捏捏？台湾内部愈来愈少提自己是中国人，这也是造成近年来，“我是中国人”与“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同比率持续下滑的原因。

　　当台湾人民对“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愈来愈弱时，不仅代表着两岸在政治认同上已经出现了根本的问题，两岸关系亦面临崩解的危机，中国国民党改名的压力也将愈来愈沈重。

　　国共论坛已经结束，国民党带着十七项建议回台。国民党可否在中常会、党员代表大会做出结论，或者可以师法蒋经国，大声地说出“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这应该不难吧？（中评特约作者张亚中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亚中第六问：两岸黄金时间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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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8-03：如果马政府有意愿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建立两岸和平发展架构，其实能够有的黄金时间并不多。

　　中评社台北8月3日电（特约作者　张亚中）稍微对时事有了解的人应该会同意，政治与经济是无法区分的。凡是对社会现象有观察者亦会同意，认同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

　　如果我们将两岸看成是一个互动的社会，现在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两岸目前只有经贸交流所来物质性利益的互动，即使是文化交流、观光客、陆生来台也多是以物质性利益为主要考量。在谈到两岸是否应该进行政治性互动时，答案多是“先经后政”。

　　两岸从2008年的经贸互动迄今已有四年，政治性的互动不仅没有开启的迹象，反而是设定的条件愈来愈多。所谓“后政”的“后”几乎已经成为“不”的委婉说辞而已。这种只要经贸，不谈其它的作法，使得两岸关系只能奠基于物质利益之上。这种没有政治互信支持的经贸互动能够持续多久，大家都在看！

　　第二、两岸的认同在快速折裂中。台湾内部各项民意调查均显示，相对于“我是台湾人”的认同持续增加，不论是“我是中国人”或“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认同比率均在减少。

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虽然在“宪法”的立场上有所不同，但是两党在形塑两岸为“一族两国”（一个中华民族、两个国家）的结构上却是愈来愈有殊途同归的现象。两者差别只在于：民进党强调“台湾主权独立”，国民党强调“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但是在作法上，两党均是以“异己关系”的心态与大陆互动。在涉及整个中国的主权问题上，不论是钓鱼台还是南海，两党也均主张不与大陆合作。这种为了担心主权受损而不与大陆政治互动的作法，亦间接加速了两岸认同的折裂。

　　马政府与国民党面对这两个问题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否准备在其第二期任内进行两岸政治性协商，让两岸的和平发展框架能有雏形？第二、有无企图修补两岸现有认同的折裂现象？

　　如果马政府与国民党对以上两个问题都选择“否”，认为只要能够与大陆继续加强两岸经贸交流，完成ECFA的后续谈判即可。如果北京对于以上两个问题也是认为可有可无，那么马政府当然可以在没有压力下，持续目前的“只经不政”与“放任认同问题不管”的作为。

　　如果两岸均同意“只经不政”，也不在乎认同的撕裂。那么两岸未来四年的结果将出现以下两种可能的发展。

　　第一、随着ECFA的广化与深化，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愈来愈高。由于两岸政治敌意未减，台湾将陷入因经济依赖而产生的政治困境，未来在政治定位上能够争取合理地位的空间将愈来愈小。这个结果对台湾绝对不利。

　　第二、由于缺乏政治互信机制或作为，两岸在国际间的外交休兵有可能擦枪走火，以致间隙再起；台湾的军事安全也将继续依赖美国，以致必须继续符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扮演遏制中共的某种功能。这样的政治敌意下，两岸的认同折裂趋势不太容易逆转。两岸认同差距愈大，彼此互信性就愈低，两岸和平发展的可能空间自然愈小。这个结果对两岸绝非好事。

　假如北京不愿意顺着马政府的节拍在走，而逐步要求马政府进行政治性的互动，马政府与国民党是弃而不理，虚幌一招，还是认真面对？北京对马政府前两种态度的反应会是什么？如果马政府准备认真以对，马政府与国民党准备好了吗？

　　两岸和平发展是胡锦涛与马英九共同的努力成果。今年十月底，中共将完成十八大后的换届。在此之前，北京应该不会对现有的和平发展路径与趋势有所调整。但是十八大以后呢？对“先经后政”的“后”会如何定义？

　　2014年底台湾举行“七合一”的地方选举。依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国民党要守住现有在各地方执政的局面，会有些辛苦。台湾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选举期间，特别是地方选举，国民党要调整两岸政策的空间并不很大。假如国民党在“七合一”选举中大败，那时的党主席（马英九已经宣布将于明年竞选连任，因此他可能是那时的党主席）是否需要负责下台？

　　如果持续连任主席，2014年马英九任期已经过半，西方政治学所谓“第二任期过半后“总统”跛脚”的法则是否会在马英九身上出现？如果马英九已经不再任党主席或跛脚，当然也没有能力再调整大陆政策。如果马英九在其八年任内都不调整“只经不政”的政策，国民党的接班人会将“政经并行”纳入政见，敢于碰触两岸核心问题吗？

　　马英九提出“黄金十年”的愿景，我们衷心期望能够成功。不过，我们想问，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可能有黄金十年吗？没有政治和平发展框架的两岸关系能否长期和平稳定？马政府有否看清楚此逻辑关系，是否有在其第二任内进行两岸和平架构的准备与协商？

　马政府应该思考，国民党与民进党最大的差别，不是在经贸方面能否与大陆进行互动、签署协议，而是国民党对于“一中宪法”的坚持及“九二共识”的维护，使得两岸能够有建立和平协议的机会。如果马政府能够在其第二任内开启两岸政治定位的协商，甚而达成结果，如此才能确保国民党与民进党在2016年大选时在两岸政策上有所区隔。

　　如果马政府有意愿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建立两岸和平发展架构，以及防止两岸认同的再恶化，我们想提醒马政府，其实能够有的黄金时间并不多，最多是明年（2013年）到后年（2014年）中期的一段时间而已。错过这段时间，一切重新发展要等到2016年以后，但那时是否仍是由国民党主导？台北还有多大本钱与北京协商？就说不定了。

　　马政府要否抓住这短短的两岸关系黄金时间，就看马政府与国民党如何看自己的历史定位，以及他们对“对人民有利”这个口号的认识了。（中评特约作者张亚中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针对中国美拟在澳大利亚部署航母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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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2年8月3日电／环球网消息：据悉尼晨报8月2日报道，按照将于当天提交给国会的一份计划，美国可能会在澳大利亚西澳州首府珀斯附近的斯特灵海军基地(HMAS Stirling)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该航母战斗群可能包括一艘核动力航母、一支由9个中队组成的舰载飞行联队、一两艘导弹巡洋舰、两三艘导弹驱逐舰、一两艘核潜艇以及一艘补给舰。对此，中国分析家表示该计划可能旨在应对中国，称其证实了外界有关美国努力牵制中国的猜测。而且，此举可能会诱使中国使用自身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做出反应。

　　报道称，该部署计划是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日前提交报告的一部分。这份报告名为《美军在亚太地区态势战略：独立评估》(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是受美国防部委托撰写的。该中心受命考虑美军如何实施所谓“重返亚太”战略的问题。

　　目前，美国的这个计划已经引起了中国分析家的注意，他们认为该计划证实了外界有关美国努力牵制中国的猜测。而且，此举可能会诱使中国使用自身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做出反应。其中，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指出：“这在中国国内可能会被解释为美国包围中国的又一举措。”军事专家宋晓军则表示，澳大利亚在衡量过安全利益与出口损失后，不太可能接受这一部署建议。

　除部署航母战斗群外，该报告还显示，美国可能考虑建造相关设施，支持其“轰炸机和其他飞机”。报告称：“鉴于中国武器系统射程日益增加的情况，澳大利亚的地形、政治稳定以及现有防御能力和基础设施能为美国提供重大军事优势。其中，斯科林海军基地提供的优势有直接连通印度洋的深海、包括重型鱼雷维护中心在内的潜艇设施以及南半球唯一的潜艇逃生训练设施。而且，斯科林海军基地还能提供“扩展后的水面舰船设施，包括可能能够支持航母的一个船坞”。该报告还指出，虽然作为西澳州首府的珀斯距离一些战略重要区域很远，但是它的这一位置也存在好处——珀斯处于中国日益扩展的防御范围之外。

　　然而，从澳大利亚的反应来看，美国实施这一计划的前景并不乐观。8月1日晚，澳国防长斯蒂芬-史密斯在首都堪培拉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澳大利亚没有美国的基地，将来这一情况也不会发生变化。”史密斯坚称，虽然每年都有多达2500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澳大利亚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基地轮流进行训练，但是那里并不是的美国的基地。

　　斯特灵海军基地所在西澳州的州长科林.巴奈特(Colin Barnett)也否定了这个向斯特灵部署大量美军的计划。他说：“我认为不可能发生这一情况。我觉得不会允许把一艘核动力航母挤进科克本湾(凸入西澳州西南岸的印度洋小湾。)澳大利亚绿党参议员斯科特.卢德拉姆(Scott Ludlam)则补充称：“澳相关部门不应低估浮动核反应堆定期出入科克本湾的危险。而且，西澳警方与应急人员完全不具备应对哪怕一场反应堆小泄露事故所需的充足资源。

　　此外，澳国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前国防部副部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认为，美国的这一部署计划不切实际。他介绍称，在美国削减国防预算的背景下，该计划10亿-67亿美元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生畏。他指出，相比之下美国军舰访问斯特灵海军基地倒是存在可能。▲◆★●■☆


毛泽东最早提出“中顾委”设想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8/03/16524162_0.shtml

2012年08月03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冲及

核心提示：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

本文摘自《毛泽东传》，作者：金冲及，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

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

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中共十大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这年春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以召开四届人大。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十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情况的变化，包括四届人大在内的许多工作又一再推延。

十月二十一日，发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比这影响更大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向周恩来等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结成“四人帮”，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四人帮”的干扰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