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伦敦奥运暴露了中国的崛起困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8/14/1925157.html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2012-08-14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依据奥运比赛结果，我于2004年和2008年两次分别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讨论综合实力和国家利益的问题。此次则讨论一下两极化下的崛起困境。

奥运金牌凸显中国身份困境

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美国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均为世界第一，而且美国是唯一奖牌过百的国家。这表明美国仍是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获得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均为第二的成绩，虽然表明中国是实力第二的大国，但金牌和奖牌的绝对数字却表示中国处于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位置上。中国获得38枚金牌，比美国的46枚少17.4%，比金牌总数第三的英国（29枚）多了31%。中国获得88枚奖牌，比美国的104枚少15.4%，比位列第三的俄罗斯的82枚仅多7%。

很多人将我国实力地位定义为“将起未起之际”。这个判断也许可以得到本届奥运奖牌分布结果的支持，但却无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国际身份困境。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2年中国在英国客场获得奥运金牌第二，都使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立场。而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环球时报》近日发表民调结果，2012年接受调查者中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数占79.5%，这个比例甚至高于2011和2010年，而认为中国是发达国家的只有2.5%，低于以往两年。当国际社会普遍视中国为发达国家，而中国人认定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时，这种认识差距就形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责任论”压力。-

关于体育举国体制的争论不过是国人对我国实力地位认识差别的一种反映。举国体制是我国体育几十年不变的制度，作为常量，它不能解释我国获得奥运奖牌或金牌的数量变化。同为举国体制，2008年中国凭借东道主优势获金牌总数第一，2012年就降为第二；2004年前中国从未获得过金牌总数第二，2004年之后却连续三届金牌总数在前两位。自二战结束至今，能连续三届金牌总数位于前两位的国家只有美国、苏联和中国。

“两超”格局开始显现

苏联解体后，人们习惯了“单极世界”和“多极化”两种说法。“单极世界”是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无大国能改变美国一超独大的地位，“多极化”则是指至少有两个大国在可见的未来与美国同为超级大国。然而2012年奖牌榜预示着，“单极世界”和“多极化”都不反映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

美国将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2011年3月《今日美国》预测2012年奥运金牌总数第一将在中美之间争夺，此后世界上所有媒体预测都很相似。问题不在于这些预测是否准确，而在于为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具备与美竞争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实力。媒体普遍用美苏争霸来比喻这次中美奥运竞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汽车消费国，同时成为第二大军费开支国和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取代美国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我们对美国讲“中国不挑战美国”，只会使美国人对中国的韬光养晦策略更加恐惧。

中国之外无大国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2008年以来，除中国之外，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美国GDP的绝对增量大于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这一点恰巧与美国的奥运金牌总数在2012年拉大与其他大国差距的趋势相似。美国2012年比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多获得的金牌数比2008年分别增加了9、15、6、12枚。只有英国靠东道主优势保持了与美国的金牌总数差额不变。从国力角度讲，美国拉大与其他大国实力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实力增长速度加快，而是其他大国的实力增长比美国更加缓慢或者停滞。有人以欧盟为一个统计单位与美国进行实力比较，欧盟成员在债务危机政策上的分歧使这种比较成了问题。

相对衰落原理同样可以解释为何出现了两超格局的趋势。发达国家实力增长缓慢突显了中国实力快速增长的效果，2008年有了“中国被崛起”的说法。中美实力差距加快缩小，中美两国又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这意味着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可能性增大。2012年奥运金牌榜的分布似乎也预示着两极化的来临。英国有东道主优势，应另当别论，在余下的大国中，只有俄罗斯金牌超过20枚，其他的都在20枚以下。

崛起困境是必然规律

“崛起困境”是指一个大国崛起时，它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越大导致其面临的体系压力越大的规律。这有点像反作用力规律。对着墙打球，打的力越大弹回来的越狠。中国崛起过程就是一个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因此不愿改变这一体系的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就会上升，形成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崛起困境的规律可以解释为何我国实力地位越上升，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大。2012年奥运我国运动员呈现出崛起的实力，但赛场上为我国运动员喝彩情况却不如为其他大国运动员的多。

以为随着我国实力地位上升，国际压力会减少的观念，不利于对外政策制定。如同奥运比赛，大国崛起进入决赛阶段时所面临的压力大于以往。能够顶住压力，不惜代价地强硬拼搏者才有较多实现目标的机会。经历一战、二战和冷战才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环境远比我国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劣。然而，当前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也有弱化我们应对恶劣环境能力的作用。如果我们只能在“战略机遇期”的条件下发展，而无力在没有“战略机遇期”的环境下崛起，那么，我国民族复兴的崛起大业只能靠运气了。历史上，很少有靠“战略机遇期”最终实现崛起的国家，多数都是在没有战略机遇期的条件下打造出世界强国。

在中国崛起的决赛阶段，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冷战好还是更恶劣难以预测，但不能排除恶劣的可能性。中国女选手叶诗文获400米混合泳冠军，美国游泳教练质疑其使用兴奋剂，顿时引发媒体和网络大战。美国广播公司和德国《商报》都在标题中使用“冷战”一词。误判普遍化是伦敦奥运会新特点，奥运比赛尚难公平，我们岂能指望中国崛起的决赛阶段有战略机遇期。当我们享受奥运金牌总数第二的地位时，更需要对两极化国际格局中的崛起困境有思想准备。▲


骆家辉：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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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8-14：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我们家族的故事属于传统美国故事的新诠释。如你所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全世界各地有着悠久历史的人们汇聚在此，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这个“大熔炉”。一百年前，我祖父来到华盛顿当了一名家仆。他当时定当寄希望于此举能为他的人生带来全新的可能。我祖父的这场赌博最终取得了成功。他通过刷盘子和扫地换取了英文课程，并尽最大可能地节省开支，在这艰苦的奋斗过程中积攒了技能。

　　祖父带着我们家族从昔日的困窘走到了今日的成功，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们还很惊叹。叔叔阿姨们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而我也为自己在律师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领导者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我很确定的是，如果你把我的家族发展轨迹放到中美两国历史和中美关系这张更大的图景上的话，那么它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宽阔的历史相关的。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机遇、自由和平等，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到了这儿并开启了你的新人生。

　　当然中国版的美国梦有着它的独特之处。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如果你回看在我家族移民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能理解我的根是在广东台山的吉龙村。在19世纪，那个地区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最大来源地。因此在当时，许多来自广东省的中国移民参与了美国西海岸的基础建设，尤其是铁路。许多到美国的中国人成为劳工和矿工。他们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往往能够忍受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在今天，美籍华人的身影在各行各业中都能看到。无论是政界、科学技术界、高等教育界，还是艺术界、体育界、娱乐界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人精英的身影。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种族背景。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自然更加清楚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哪。我的父母还竭尽全力向我们灌输最好的中国传统价值和习俗。回想过去，当时的我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家族的某些特质是属于“中国特质（Chinese-ness）”的。但是现在的我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已发现在我自身和我们家族身上，许多共同的特质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信念，我们看重亲密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总是觉得同新的中国移民有种亲切感。我很清楚，这种情感在过去的岁月中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记得父母在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收集各种家具、罐子和平底锅来帮助刚到西雅图的新的中国移民安家。此外，当我们的亲属需要住的地方时，我们总是非常欢迎他们住在我们家中。

　　我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日子中依然会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自家的杂货店当过帮手。我父亲从二战结束回来后，就开了这家杂货店。无论是扫地，还是归置店里的货架，所有这些经验都教会了我辛勤劳动的价值，让我明白了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全家一点点积累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我表示未来要从政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太激动。但是当他看到我的成功，看到我成为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的时候，他很为我骄傲。这表明，如果你努力工作并跟随自己的内心，你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成功。当我拿到法学学位后，我便思考着是成为移民律师还是社区律师，但是结果我成为辩护律师并非常乐在其中。后来我开始帮助他人竞选，然后人们建议我干脆自己去参加竞选，我的政治生涯便如此开始了。

　　中美两国在家族传统上的差异确实不小，比如说家庭的类别和家庭关系的范围。中国家庭给我的印象是，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等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要超过美国家庭。在美国，人们的大家庭成员并不大干涉小家庭中的事物。个人的家庭大概要比中国的要来得独立。不管怎样，无论你到了世界哪个角落，家庭成员们都互相珍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着。无论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还是236年历史的美国，正是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的根本。

　　时至今日，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家庭对美国社会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事实上，5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Asian-American Heritage month）。亚裔传统月始于1977年的一项国会议案。选择5月是为了纪念1843年5月第一位到美国的日本人以及1869年5月竣工的横贯北美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时大部分安置铁轨的工人是中国移民。遥想当年，再看看现在，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甚至有了打职业篮球的华裔美国人，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了（注：本刊采访时，林书豪仍在纽约尼克斯）。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确实因我的亚洲身份和美国价值观而挣扎过。我曾有段时间感到有点纠结。美国的流行文化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习俗是不同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这两种文化的任何一种都感到不确定。但是最终我通过取两种文化的长处而获益。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从两种文化中分别汲取一些好的传统，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变得自信。

　　可以说，在有关家庭、教育和辛勤工作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了我许多。看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美国是自由、希望和机会的指路明灯。美国使得我的家族能够获得成功。正是美国的平等感引领我和我的家族成员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我认为在关于能动性和所关心的事物上，我的祖辈、我的父辈和我都是非常相像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样式。但是我们都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对于两种文化都有所涉足，这给了我们机遇。你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中国传统中继承了高的标准，并从美国传统中找到了实现这些高标准的力量和能力。我希望能把这种认知灌输给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也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就像我们家族其他人一样，我的孩子们也可以追寻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冒险精神去努力，并获得成功。

　　我不会说哪个特定的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并不断变化的关系，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就在这些天，我刚刚回顾了大量关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资料。事实上，美国大使馆刚刚纪念了此次历史性访问的40周年和有关的方方面面事情。那确实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精彩的时刻和真正的突破点。

　　如你所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美关系恶化。在接下来的20年中，情况持续恶化。尼克松起初是非常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做出重启中美对话通道的决定时不得不克服自身强烈的自尊心障碍。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当时接待尼克松也很不易。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许诺要同尼克松总统一道将中美邦交正常化时，毛周二人定当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要当时任何一方未能把彼此的差异暂且搁置一旁，那么我今天也不可能以大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了。值此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在感恩过去所获的成就的同时要继续努力，再创另一个40年。

　　跟各位分享我祖父和父亲的故事对我而言是种荣耀，我非常钦佩他们。我的祖父在十几岁的时候便乘船来到了美国。他被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镇所吸引，在他之前这里已有了一些骆家的远房亲戚。在那儿，他为一户人家做家仆，部分是为了换取英文课程。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中国并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在美国，因此他又只身再次来到美国。在西雅图，他获得了一份在大医院当主厨的工作。他的同事们鼓励他把家人接到美国来，于是他再次回到中国，把我父亲、我祖母和我的几个叔叔都接到了美国。

　　我的父亲到了西雅图之后开始学习英语。时至青年之后，他决定加入美军。他被派往密西西比州训练，为加入第五装甲师做准备。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派往欧洲战场。他和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在犹他海滩登陆了。他们听命于美国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乔治·巴顿将军。他们从诺曼底径直前往柏林，一路上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以上士的身份退伍。随后他搬回到西雅图。

　　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去大学学习，而是去做了一名厨师，成了普通的劳动者，就跟我祖父一样。我祖父认为对他而言这是尽快开始挣钱的最好办法。1946年，我的父亲决定去香港同我母亲相亲，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俩很配。他们结婚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来到了西雅图，我母亲在餐馆里帮助我父亲，同时还在一个工厂打工缝衣服。从1949年开始，我的父亲和我的几个叔叔开始在现著名的西雅图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小饭馆做美式食物。这是家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小饭馆。到了1956年，我的父母就攒了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房子，我的父亲帮着建了这所房子。这房子至今还在。事实上，我84岁的老母亲还住在里面呢！在我们家搬到那所房子后不久，我的父母便决定开一家杂货店。我们家在接下来的24年里一直经营着这家杂货店，1982年的时候关了这家店。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面生活、在那家杂货店打杂的日子都非常美妙。那一区属于意大利裔聚居区，我们的意大利裔邻居们教我们如何打理花园。我甚至学会了嫁接植物的方法。我喜欢向人讲述我如何学会把一棵美国梨树嫁接到一棵中国梨树上的故事。这是个非常棒的比喻，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事实上，我还教我父亲嫁接不同品种植物的方法；我们非常享受一起打理花园的时光。

　　我永远都记得去祖父家玩的时光。他过去常常坐在他家门廊上给我们削苹果吃。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腿上吃着那些华盛顿州著名的美味苹果。我的祖父后来搬出了那个房子，但是当我在1982年竞选州议员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看了那房子一眼。跟我童年回忆中的房子相比，那所房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小，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房子好大好大。

　　我前面提过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因此我小时候是说中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台山话。事实上，我直到上学前一直说的是台山话。在这样的移民背景下成长，我很早便生出了对这移民经历的感激之情。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我到了香港。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那次旅行还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我的外婆住在九龙的一个胡同里。她和她的家人在那的生活很艰辛，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的那个地区还相当落后。水是定量供给的，而且那里有着大量的污水问题。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家人是非常努力劳动才换来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绝不算是富有，但是相比较而言，看着我们获得的进步，我真的感觉很不错。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还是州议员的时候，我来过中国。后来又以州长的身份重返中国。这些旅行帮助我形成了对于移民的看法。比如说，在199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给非法移民的救济粮票，我便提出了一个华盛顿州的项目，用来填补这个空缺。我的父亲总是教育我，我们在美国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农村。因此，我们总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移民，同时寄钱回中国。我们把厨房用具和家具捐给在美国准备安顿下来的移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接触各种移民。在我们的小区里，有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菲律宾移民等等。我的父亲总是带着我们同不同的人们一起度假，包括一些亲戚和一些朋友。父亲的这些朋友我们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都喊作“叔叔”和“阿姨”。

　　我希望这些能让你们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有许多跟我有着相似经历的移民。今天我非常自豪能够用我的家庭成长经历来带给中美关系一点正面的贡献。来源: 《看历史》▲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将面临的各种挑战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1469

 2012-8-14：随着18大临近，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中共下一任国家主席和总理。外媒分析，薄熙来倒台引发的政治海啸像颗定时炸弹，随时引爆中共。在政治环境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华尔街日报日前发文称，在经济方面中共下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8月14日《华尔街日报》发文援引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最新报告称，中共的领导层换届和疲弱的经济局面不容乐观，报告预计强调了由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组成的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将面临的各种挑战。

烂摊子：政府腐败、坏账和结构失衡

报导指出，在谋求社会稳定和领导层顺利换届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诸多领域中日益加剧的问题一直被掩盖着，这些问题包括政府的腐败，坏账和结构失衡等。不过，新一届政府最终总要接下这个烂摊子。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近日在一份报告中强调了预计由习近平和李克强等人组成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将面临的各种挑战。外界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将分别出任中国下一任国家主席和总理，他们被外界普遍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代领导人。之前中国的四代领导人依次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巴克莱资本说，第五代领导人上台正值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现在正在失去低成本的优势。中国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富裕国家这一根本性挑战。

近日大量证据显示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困难，7月份的出口增长没有达到预期，几乎陷入停滞。

中国的净资本外流达1,100亿美元

巴克莱资本指出，即将上任的中共领导层在应对改革这一问题之前，他们更应该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分析人士对最近的投资热潮带来的不良后果不断敲响警钟，包括银行系统不断堆积的问题贷款，以及监管不严的理财产品可能出现的破坏性激增，但为掩盖问题，所述情形常常被瞒报。这些事件包括非法集资、地下借贷，以及涉及到银行承兑票据的欺诈行为。

巴克莱资本还指出，另外一个可能加剧流动性收紧的因素是资本外流的激增。上周发布的二季度数据显示，尽管经常项目仍有盈余，但中国的净资本外流达1,100亿美元。

中国社会现在面对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都想把钱放到国外，而不是押注领导层会顺利换届。

经济学人：16％中国富豪已移民 44％准备近期移民

据《经济学人》日前报导，最新《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超过16%的中国富豪已经移民或向其他国家递交了入境文件。此外，44%打算近期迅速移民，超过85%计划送孩子出国读书，1/3在海外拥有资产。

虽然这100万名富翁都从中国经济中获利丰厚，但是只有28%对中国未来两年的发展有信心，比去年报告中的54%大幅下滑。这一趋势也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中国第二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赤字中可窥得一、二，这是中国自1998年来第一次赤字，简而言之就是流出中国的钱超过了流入的钱。

资金耗尽：中国即将迎来第一轮金融危机

福布斯专栏作家章家敦8月13日发文称，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发展中国家能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中国即将迎来其第一轮金融危机。中国从各大沿海城市到山区的小村落——目前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未能出现良好反应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用于经济刺激措施的资金正消耗殆尽。

美奇金（北京）投资谘询有限公司（J Capital Research）创始人安妮．史蒂文森．杨（Anne Stevenson-Yang，中文名：杨思安）报告说，中国某个最大城市的税务局目前“没有钱了”。该市税务局官员已被告知要直接向纳税人筹措自己的工资。这座城市的政府破产现象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各地的财政收入都很吃紧。

据传闻，无锡政府5月份就发不起工资，而著名的“鬼城”鄂尔多斯不得不从一家国有煤炭公司借款来应对其经常性开支。在繁华的江苏省，泰州已向房租收入非法征收一项5％的税，并派遣税务人员挨家挨户地征收这项税。湖南省常宁已取消了税务人员的休假，而且周末双休也只允许休一天。海南省15个市县到目前为止仅收到预算土地出让收入的17％。

上星期辽宁省省会沈阳数千家商店和餐馆连续三天关门歇业，因为业主听说当地政府要上门罚款，以便为明年将在该市举行的全运会筹集资金。沈阳的官员对此计划迅速予以否认，但不想冒险的业主仍然关门歇业。福布斯专栏作家章家敦分析，当这些商店为躲避“罚款”而关门歇业时，我们便知道，政府的钱已经用光了。（责任编辑：肖笙）▲


中国空军第一位歼-10战机女飞行员诞生
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8-15/0746698038.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15日  解放军报

即将出征的女飞行员余旭。苑小伟摄

　　解放军报讯 特约记者张力、刘泉报道：7月29日，华北某机场，碧空如洗，战鹰列阵。9时56分，我军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余旭，身着新式飞行装具，跨入歼十战机座舱。松刹车、加油门、拉杆……一连串熟练操控，战鹰直刺苍穹。这是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驾驭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战机首次单飞。

　　2005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首次招收歼击机女飞行学员，35名幸运儿从2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进入飞行院校学习。2009年4月，经过基础教育、初教机和高教机训练，16名歼击机女飞行员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正式编入作战部队。经过二代机飞行改装后，分配到北空某部的余旭、陶佳莉、李敏、何晓莉、盛懿绯5名姑娘，终于跨上梦寐以求的歼十战机。从此，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群出现巾帼英姿。

　　“蓝天，我来了！”女飞行员何晓莉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熟练驾驭战机穿云破雾。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首都阅兵庆典上，她和姐妹们驾驭“歼教-8”飞机组成中国空军女飞行员梯队，拖着长长彩练飞越天安门，引起世界瞩目；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她和姐妹们的集体亮相，牵动亿万观众的视线……

　　“与飞二代机相比，这次放单训练，教员带飞的次数减少一半，看得出，她们的综合素质普遍很高。”女飞行员所在大队教导员王勤告诉记者，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姑娘们吃苦耐劳不逊色于男飞行员。飞模拟机那段时间，她们每天练到午夜，每人有个小本子，满满当当地记录着每个架次的飞行体会。

　　7月30日17时04分，随着最后一架战鹰翩然落地，女飞行员盛懿绯走下战机，5名歼击机女飞行员全部顺利完成单飞，具备了独立驾驭三代战机翱翔蓝天的能力。随后，她们将进入技术、战术课目训练。

　　看着歼击机女飞行员交出的成绩单，北空航空兵某师领导露出笑容：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批歼击机女飞行员的适应能力和吃苦精神都很强，基础飞行技能也掌握得比较扎实。在这次单飞中，无论是起飞着陆还是空中动作质量，均达到优秀。

　　相关链接

　　从1951年我国招收第一批女飞行员至今，空军先后已有9批500多名女飞行员翱翔祖国蓝天，成为世界上拥有女飞行员人数最多的国家。

　　这些蓝天女英豪，在人民空军的序列里，从事着运输机驾驶、领航、通信、试飞等工作，先后出色完成了军事演习、战备运输、抢险救灾、专机飞行、人工增雨、航空探测、科研飞行等任务，累计飞行110多万小时。

　　目前，世界上共有16个国家的军队拥有女飞行员。其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色列、巴基斯坦等国已培养出战斗机女飞行员。2005年，为追赶世界空军发展步伐，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首次招收歼击机女飞行学员。

　　据了解，今后我国将不仅培养歼击机女飞行员，还会逐渐向轰炸机、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等机型拓展。而这些歼击机女飞行员，也将是我国航天员队伍的储备力量。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就是从空军第七批女飞行员中选拔而来。▲

中国社科院报告称京津沪进入高级城市型社会
http://news.sina.com.cn/c/2012-08-15/012924967782.shtml

2012年08月15日：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姜葳)中国社科院昨天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称，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已迈入“高级城市型社会”之列，广东、辽宁已进入中级城市型社会，另有10个省份刚刚跻身初级城市型社会之列。

　　这份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从国际经验看，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主要有城镇人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关系五个标准。其中，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以人口城镇化率来对城市型社会进行阶段划分：城镇化率在51%至60%之间，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61%至75%之间，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至90%之间，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

马英九催促两岸互设办事机构　可以思考了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马英九肯定两岸第八次江陈会的成果，并强调只要秉持务实互原则，两岸可逐步扩大合作范围。

 　　中评社台北2012-8月15日电（记者　倪鸿祥）两岸第八次江陈会签署“海峡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两岸海关合作协议”，发表“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共识”，马英九14日下午主持国民党中山会报表示肯定，认为只要持续秉持务实互惠原则，两岸可逐步扩大合作范围，互设办事机构的事也应可加以思考。

　　这是8月9日两岸江陈会谈圆满落幕后，马英九在党政重要高层会议首次针对相关议题公开回应。

　　会中，马英九先听取“行政院”副秘书长黄敏恭简报“行政院”施政绩效，提到第八次江陈会办理情形后，当面向出席会议的党副主席兼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表示肯定与感谢。

　　马英九表示，这次江陈会采务实、互惠原则，签订重要的协议，相信秉持这样的原则，会让双方的路更广，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其实两岸贸易量很大，很多事早该做了。

　　他举例，两岸加起来有超过1600亿美金的贸易量，每年台湾人去大陆有近600万人次，大陆人到台湾的也有200万人次；但“观光局”在北京设有办事处外，其他地方都没有设；又例如日本人口有1亿5千万人，台湾在日已设有6个办事处，他去年提出“黄金十年”的和平两岸篇中，提出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的事可以开始思考。

　　马英九指出，两岸投保协议重点在如何保障台湾，尤其共识文件列出台商人身受到限制时，需要24小时内通知家属，这对人身安全的保障与争端解决都有助益，以后有台商遭到逮捕，家属可以就很快知道，下一步就是要落实，因此要持续关注，若有争议要努力设法解决；有些个案确实让台商吃亏，政府会努力解决；大陆对人权保障有进步，但与台湾仍有差距，所以双方可一起努力缩短差距。▲


南海问题引发中国外交政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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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干涉三沙市问题，中国外交部强硬而迅速的反应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极度重视。

　　中评社北京2012年8月13日电（作者　彭念）8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提升了三沙市的行政级别，并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对于美国的直面挑衅，中国外交部随后展开了措辞严厉的回击，直接向美国连发三问，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强硬而迅速的反应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极度重视。知名智库《南亚分析集团》（简称SAAG）研究员巴斯卡.罗伊（Bhaskar.Roy）认为，中国外交日趋强硬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种调整状态之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外交策略已不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作者最后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不得不采取暂时的退让策略。但这种退让并不能解决诸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趋势仍然不明朗。

　　确如罗伊所讲，中国国内对外交策略的争论在近几年一直未曾停歇，反而更加火热。对于一些中国学者来讲，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应该适当的运用自身积累的力量去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笔者认为，这一争论必须首先考虑到外交的功能定位。当初中国之所以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赋予外交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外交要为中国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彼时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并不凸显，因此，外交也就能较好的完成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任。然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虽然中国目前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外交也必须服务于这一工作重心。

　　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土安全日益凸显，外交也必须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服务。这样，外交的功能定位就出现了相互抵触的情形。一方面，外交要尽量维护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外交又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功能就使得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总是出现前后矛盾、忽软忽硬的奇怪情形。因此，如何界定未来中国外交的功能应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外交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考察哪一种外交策略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很有必要了。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主要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再加上彼时中国的海外利益没有现在这么庞大，因此，这种外交策略就能较好的完成任务。然而，现在的情形是，随着全球化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随之而来的中国海外利益也就越来越庞大了。如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海外利益。传统的外交策略偏重于服务国内利益，并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因此，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已经不能够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因此，未来的中国外交的重塑必须考虑外交如何维护中国海外利益。

　　再次，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继续强劲发展的战略空间被挤压。中国自身的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缺乏生存空间。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中国不承担这种责任，那么这将从根本上损毁其软实力。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较好的履行义务。▲　 （作者是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专栏作家）


美媒称中美对话无用　下任总统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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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中美之间频繁的对话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造成了更大的误解。

　　中评社香港2012年8月15日电（记者　梁栋编译报道）作为世界两个最具份量的大国，中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可谓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美也建立起了诸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形式多领域的对话交流机制，为增加两国理解、解决双边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美国《华尔街日报》13日刊发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Michael Auslin）的文章称，中美之间的对话毫无实质意义，更令美国逐渐放弃了用“更为严厉的措施”来解决问题。文章甚至建议，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取消同中国的对话模式。

　　文章称，华盛顿已经被困在了同北京“喋喋不休的对话陷阱”中。华盛顿认为如果不保持持续的沟通，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将会面临挑战。然而，真相却是这样的对话提升了“不现实的期待”。文章称，中国外交部最近对美国关于“中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这一“温和评论”的严厉斥责，就暴露了中美外交交流的局限性。当中美对话总是呈“自言自语”的状态时，保持这样的对话就是没有用处的。

　　尽管丘吉尔的名言——“喋喋不休总对兵戎相见好得多”（jaw-jaw is better than war-war），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话这个模式本身却并不能保证双方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关系。然而，不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美国当局已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同中国政府进行沟通对话。从领导人峰会到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全球性会议上的领导人会晤到军事互访，中美两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了交流。

　　文章称，到现在为止，中美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双方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的分歧有多么地严重。然而，华盛顿仍然在继续寻找更多的机会同中国对话，就好像多开一个圆桌会议就可以打破困扰双方已久的僵局似的。美国政府就好像美国游客在海外众所周知的“诡异行径”一样——他认为，尽管周围没人懂英语，但只要大声而缓慢地讲，总会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
 
文章称，北京非常清楚华盛顿在说什么，但是却完全不买账。想想中美间超过六年的高层年度对话的结果吧。今年7月，中国在联合国投票反对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进行制裁，而中国也一向对制裁伊朗的核项目持反对的态度。与此同时，中美间超过十年的军事联系也完全没有抑制中国国防费用呈两位数的增和，以及中国针对美国军队的军事系统的开发。

　　同时，中美间其它形式的交流也同样不成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令美国无法更好地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即使接触到了美国的价值观，却也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系统带来任何的改变。

　　文章称，无目标的对话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是理想主义的表现。北京对此非常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把对话当成了目的，而不是一个增进了解的途径。就目前的形式来看，中美外交互动的结构毫无功用。因为它允许北京把华盛顿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轮对话上，而非努力解决问题。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对话有可能实际上是具有破坏性的。每次中美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都要耗费数百名官员参加，提出彼此的期待，但最后都无可避免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将导致部份美国官员越来越犬儒主义，并增加国会的怀疑。

　　同样地，一些长期观察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军方实际上“仇恨”美国军方，厌恶被迫进行下一轮的对话，拒绝接受美国官员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方公开某些基本军事操作信息的企图，更不用说战略层级的目标了。

文章建议，不论谁当选下任美国总统，中美间这些“无意义的对话”都应该被取消。
 
　　文章称，对话模式支持者关于美国需要同中国保持交流的途径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不同的是，目前这种“依赖对话”的交流模式正在损耗着中美关系，这种模式必须被打破。

　　文章认为，只有当某些必需的和有价值讨论的事情出现时，对话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大多数军事会议是否需要继续存在令人质疑。

　　那么，不论2013年谁当选美国总统，都应该在其新计划中取消这些无意义的对话。中国的新领导人也应该知道，任何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对话都将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只是“握手拍照”那么简单。或者说，只有当北京制定出严格的计划来减少南海的军事紧张局势时，美国才会派员参加同中国的对话。

　　文章称，如果中国可以理解美国将不会再被诸如年度对话之类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牵扯精力的话，亚洲的稳定或许将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减少常规性的会议将帮助美国明确有力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甚至可以令美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这将阻止美国将对话当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代替品，而不考虑更为严厉的措施。因此，这也将给中国一个信号，中国的“不良行为”将再也不会只是带来另一个双边峰会这么简单了。▲


日本若在钓鱼岛搞全面对抗　中国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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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2年8月15日电／《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搭载14名保钓人士的香港船只“启丰二号”在台湾未能靠岸，也未能与台湾保钓船会合，它是否会单独前往钓鱼岛，以及日方是否会以狠招对付中方保钓人士，都备受关注。中日关系有可能面临一场考验。

　　钓鱼岛是典型的争议岛屿，它的争议性大大超过南千岛群岛和独岛，是东亚地区最高的之一。南千岛群岛的现状是二战直接留下的，上面已有大量俄罗斯居民。独岛也被韩国牢牢控制，有韩国驻军及港口等设施。而钓鱼岛是典型的荒岛，上面什么也没有。

　　日本自认为它对钓鱼岛有完全的“实际控制”，实则不然。中方不仅有民间保钓人士，他们曾经登上过钓鱼岛，而且中方执法船近年已经在钓鱼岛海域展开常态化主权巡视。中方宣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从未让步。日本的所谓“实际控制”是虚的，中方对其开发利用钓鱼岛的阻止一直在实际起作用。

　　如果日本把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性质看成与南千岛群岛和独岛相同，是自欺欺人。它有可能误导日本社会的情绪，激发围绕钓鱼岛的极端民族主义，并最终把中日关系带向万丈深渊。

　　当然中方也应有所克制，看清钓鱼岛不在中方控制之下的一些现实后果。现阶段的保钓应是扩大、加强钓鱼岛的争议性，让日本试图将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合法化落空，为未来谈判打牢基础。中方现在就“夺回”钓鱼岛，这样的现实条件不具备。

　　其实中国社会对保钓的认识是大体准确的，民间保钓人士既表达了爱国主义情怀，也有相当的分寸感。中日双方曾有一段时间对钓鱼岛问题解决之难有相似的判断，从而避免了该岛成为一刻不停止轰鸣的火药桶。

　　但是最近几年日方的行为开始出格，日本右翼近来更是搞出由政府“买下”钓鱼岛的闹剧，日本政客申请登岛的越来越多，日本社会似乎在把钓鱼岛当成发泄对华不满情绪以及转嫁与俄韩之间受伤感的对象，日方的激进行动不断刺激中国社会。

　　日本现在要做出选择：它或者调低姿态，主动创造条件使钓鱼岛局势恢复低烈度的中日争议状态，或者它迎着中国的决心往前走，在钓鱼岛地区同中国搞不断升级的全面实力对抗。无论日本怎么选择，中国都会奉陪。

　　日本需放弃中国会软下来的任何幻想。中国社会的保钓呼声和意志越来越强烈，中国的国力处于不断增长中，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并不比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更大，中国在钓鱼岛上向日本让步根本就没有道理。

　　以往的中日尖锐冲突已经表明，在中日博弈中，中国的资源和手段都更多，并且在继续增长。日本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基本是老一套。如果中日围绕钓鱼岛“斗”，中国人决不相信自己会输。

　　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和两国间的各种问题是有大局观的，这种大局观日本社会必须同样有。现在中国保钓船正驶向钓鱼岛海域，这恰是日本当局在西太平洋展现其分寸感的时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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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2年8月13日电／《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涿鹿县开发黄帝炎帝蚩尤的“中华三祖文化”，值得关注和支持。

　　考古学家说，“看一百年的中国到上海，看一千年的中国到北京，看两千年的中国到西安，看五千年的中国到涿鹿”。考古看的总比常人更远。我们为什么要“看五千年”，要去探讨那么遥远，其中既有众说纷纭的史料考证、也有种种神话传说的“三祖文化”？

　　“三祖文化”关联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梁漱溟语）文化是民族的根，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刨了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根深才能叶茂。

　　我们不妨以土耳其的教训为鉴。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有过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大国，本属伊斯兰文明，但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分子。结果如何？不管土耳其如何努力，西方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西方国家”。

　　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而纵览一部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常积淀于传统之中，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

　　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新铸造。

　　还因为，诠释和弘扬“中华三祖文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是“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为了今天。以古鉴今，提醒大家在繁忙浮躁的当下，寻寻根，定定神，稳住脚步安住魂。

　　无论怎么搞现代化，都不可忘记，我们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

　　这里说的“天”，是指自然界，指文化传承，并非鬼神。人不应敬畏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宗教的原理是敬畏神，三祖文化的原理是敬畏人——敬畏祖先、敬畏始祖，“家有近祖，族有宗祖，慎终追远，直至始祖”。

　　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青史千秋三始祖，神州源自一条龙。同根同源的中华民族，通过“慎终追远”，有助于把根留住，根深叶茂，积德厚德，开创民德归厚、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