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将举行海军军事演习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2年8月18日电／据凤凰卫视报道，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最近报道说，中国和以色列两国将在未来2周之内举行海军军事演习。中国导弹护卫舰“烟台号”、导弹驱逐舰“青岛号”和综合补给舰“微山湖号”三艘舰艇目前已经停泊在以色列海法军港。这在中以关系史上是第一次，以色列军方认为这是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军事关系新的飞跃。

　　报道说，两国从一年前开始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问以色列之后，今年五月，以色列军总参谋长贝尼.甘茨也访问了中国，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两国上周宣布展开反恐合作之后，以色列边防突击队的53名警官在北京举行了大型演练。

　　报道援引以色列相关人士称，美国对中以两国发展关系感到不满，正睁大双眼关注此事，但因为即将举行大选，所以“敢怒不敢言”。这敢怒不敢言这句话也是有点意思。

　　首先这个新闻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媒体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并不是流言蜚语。看来沙特对中国和以色列军事关系的加强也很关注。当然关注动向的不止是沙特，也包括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考虑到目前地中海形势，特别是叙利亚在持续紧张，中国和以色列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就特别引人关注。

　　但是我想我还是把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中国和以色列海军的联合军演放在双边关系的角度，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海军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以前我们从没有看到过中国在地中海沿岸国家举行联合演练，我们知道中国的海军从两年前到亚丁湾展开反海盗的巡逻，可以说是中国海军向远洋走出的第一步。过去中国海军舰船到世界各国访问，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亚丁湾的巡航是定期轮换的，是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都得到一个在红海执行军事任务的机会，但是能够经过苏伊士运河直接到地中海这还是第一次。

　　特别是以色列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以色列在军事上确实一个大国。以色列的海、空、陆军都很发达，中国海军能和以色列海军举行一次联合军演对中国海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经验。而且未来，我相信再过若干年，中国海军进入地中海也是常态，如果能够得到以色列海军某种程度协助的话，也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刊文为十八大定调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08/201208172143.shtml

2012年8月17日： 自由亚洲电台2012-08-17报导

    中共党刊载文，赞扬过去十年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取得成绩。有评论解读，该文是为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定调，也为未来中共政策埋下伏笔。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刊登署名秋石的长篇文章，题为“赶超发达国家逐步成现实”，回顾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共在胡锦涛为总书记期间取得的成绩。中共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不懈奋斗的十年，是新的发展阶段的十年，是成就了历史性进步的十年。文章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地位等角度，论证过去十年在胡锦涛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成绩，并得出结论说，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体制的优越性。
    
    中国社会学学者，网络作者刘先生介绍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作者秋石，是个中共中央的写作班子。
    
    “‘秋石’实际上是个意音，实际上也就是《求是》的编辑部，那么他用这个名字实际上也就反映了这篇文章是《求是》杂志编辑部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是直接通中共中央的最高层，因为最近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实际上是给十八大定调。《求是》杂志相当于文革期间的《红旗》杂志，所以它直接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意思，也是在给十八大定调。”
    
    在北京市暴雨成灾，造成至少70多人死亡后两天的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为中共十八大定调。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杨建利就此表示，中共十八大是个权力交接的会议，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化，涉及高层官员的案件层出不穷，对胡锦涛顺利交班构成挑战。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为中共十八大定调，基本上和胡锦涛十八大政治报告的内容一致。
    
    “十八大有两个任务，一个就是对胡锦涛的十年遗产做一个评价；另外一个就是对新的路线做一个规划；第三个他顾虑的事情是他的政治遗产，他在历史上的定位。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给第三个目标定调。最近大家一直对这十年的批评非常多，他非常担心，所以无非是在未来的十八大上为他自己的政治遗产做一个定调。这是他其中一个很大的顾虑之一。”
    
    《求是》杂志的文章表示，过去十年，中共“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但成为GDP世界第二，而且人民收入大幅增长，贫富悬殊下降，社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中国的刘先生则认为，这种表述和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感受相差甚远。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共一直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滞后，而且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第二点主要讲到在经济方面GDP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恩格尔系数主要是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它没有具体的数据，而老百姓自己感觉到实际上是贫困差距越来越大。它这个总结跟老百姓实际的感觉、实际的观察相差太远。”
    
    旅美学者杨建利博士表示，胡锦涛的讲话和《求是》杂志的文章也有为十八大之后中共治国政策进行规划的意图。从这篇文章看来，十八大之后中共不可能开展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政治上甚至有可能向“左”转向。
    
    “它为什么左转呢？就是考虑社会公正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照顾弱势群体的议题会在十八大之后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用这种方式讨好民众，而不是用人权的角度讨好民众。往左边走讨好，而不是往右边走讨好。很多民众怀念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往左转，可能会赢得老百姓的欢迎。我不喜欢讲这是薄熙来的路线，但是为了说话方便，我说十八大将会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十八大之后将是没有独裁者的独裁政府。”
    
    杨博士分析说，对胡锦涛来说，中共十八大有三个主要目标：一是要保证顺利交班；二是保证集团利益不受损害；三是保证对过去十年功绩的肯定，对胡政治地位的肯定。《求是》杂志的这种宣传口径，未来一个月将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持续进行，以免在中共十八大上出现杂音。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中央军委交班出现江泽民模式和邓小平模式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08/201208180002.shtml

2012年8月1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北戴河会议前团派大将汪洋高调、毫不忌讳的面向全国上下展现军事射击能力，并且还被严密的新闻审查下允许登上国内的各级主流党报媒体，当时就引发了海内外的一片议论，都在猜测汪洋如此的犯忌举动是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果然汪洋的射击秀是意有所指，甚至是奉旨办事，北戴河会议前汪洋的举动，和北戴河会议后透露出汪洋的安排都显示这是团派一次精密的政治立场的宣示。团派扳倒薄熙来，重创江阵营，以及北戴河密谋后，今天北京团派核心人士更衔命通过海外媒体放风透露，北戴河酝酿传出了新版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新七人组合），新常委组合大跌众人眼镜，更传出中央军委在十八大换届中恐将有大幅度改组动作，团派还酝酿选派得力高层级团派干部（传出是汪洋等）入驻中央军委核心领导层。
    
     根据团派所释放的这个政治局新常委的七人组合来研判，胡锦涛应该已经在北戴河会议前形成了三个沙盘推演方案，第一方案是胡锦涛十八大后仿效江泽民模式，继续在十八大后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选项会造成1987-1989年期间以及2002-2004年期间两度出现的两个中央的局面，尤其当前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面临火药桶喷发的前夜两个中央的局面再度出现将会对共产党的政权是灾难性的，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最根本利益。
    
    第二方案是团派酝酿胡锦涛完全退出中央领导层，留下一个历史的漂亮的身影，这一选项就是基于邓小平1987-1989以及江泽民2002-2004期间因为恋栈不退自损形象遭致党内外海内外唾骂的尴尬场面的前车之鉴；第二方案存在重大风险就是团派将因为胡锦涛的退出而走上衰退，在习近平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难以与之对抗，这个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胡锦涛对此应该深有体会，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历来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并且日益强大的。
    
    在全盘权衡了第二方案和第一方案的各种利弊基础上形成的第三方案，内容是胡锦涛十八大后不寻求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党内应接受由胡锦涛的提名权经由党内形成共识，团派推选人事进驻中央军委核心领导层，这就是这次北戴河会议后出现的新七常委组合中汪洋由中纪委书记并且介入接管中央军纪委的垂直领导层，传酝酿产生的七常委模式中还包括李克强出任军委副主席的特别条款更证实了胡锦涛的对第三方案的通盘考虑，第三方案借鉴了八九年时期曾经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而由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两位高级领导干部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作法，故第三方案被称为邓小平模式，十八大上党的最高权力分配究竟会选择江泽民模式还是邓小平模式，对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权力运作，到中央军委领导层级，以及国务院的中央权力再分配都将造成巨大影响，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江泽民十六大上决定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后几年中国政治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吧。▲


《北京日报》高层大换血 左派社长或“因言获罪”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5146

    2012-8-17：近日，北京市委公布一批任免人员名单。备受外界争议的梅宁华被免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职务，改任副书记。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严力强兼任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分析人士称，该报高层换血或与《北京日报》发表一系列迂腐陈旧和意识形态浓烈的文章有关，而梅宁华则被指是这些争议颇大的关键幕后人物。他本人仍旧担任的社长职务近期也有可能被免掉。

　　梅宁华本身就是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自2006年入主北京日报集团，一直以稳健、持重的刻板形象示人。北京媒体界的很多人士称他是毛左势力的重要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袁伟时在接受采访时，用“蛮、懒、没有责任心”来评价梅宁华。围绕梅宁华身上的其他丑闻也很多，比如贪腐、生活作风、挺薄熙来的急先锋等。

　　在薄熙来事件发酵之时，《北京日报》3月31日突然以“我党最高领导人何时称‘总书记’”为题刊文，指出“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强调集体领导。”该文一经刊出甚至被怀疑北京市委要挑战中央。

　　而该报5月份一系列的评论文章更引起了酣然大波。其中一篇文章称“爱国主义正在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嘲弄”，“逢中必反”的谬种显然是对国家民族的背逆。文章更是认为，迷恋“普世价值”的人一心要当“世界公民”，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有些人主要的任务就是抹黑、污蔑、诋毁中国的一切。并表示“爱国主义早已成为一种不容动摇的核心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此文迅速在坊间引发一场争论，而争论很快被转向谈论究竟谁是“最不爱国的人”。

　　随后该报更是“逆风而行”，再发文称，中国媒体热衷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负面报道现象，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文章认为，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中国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造就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样的文章随即引发外界愤怒，纷纷指责该报如果只是想标新立异，或者想舔一下官员的肥屁股，而用“唱响主旋律”的大帽子压人，这样的媒体已无品无德可言。

　　除去《北京日报》的人事换血，仅在7月份的后半个月就有中国大陆多家媒体被整肃或高层去职。《东方早报》是被誉为上海的良心报纸，7月16日遭整肃，社长和副总编被免职停职。起因是它最近发表多篇呼吁约束公权力的文章，其中包括“民企本就有权进入所有市场”。该文引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话说，“中国社会走到这一步，就是要约束公权力，不让公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不让他们获得大量垄断权、大量稀缺资源的掌控权。”

　　广州的敢言报刊《新快报》其总编也在7月15日被撤换，而国际和国内新闻的报道也被大幅削减，改为着重报道广州本地的新闻。据信是该报此前转载了一篇有关政治局委员知青时代的文章，招致宣传部门的愤怒。

　　7月下旬，《经济观察报》遭北京文化执法队整肃，表面理由是异地办报，但知情的人则认为，这家办了十年、颇有读者群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了“非法出版物”的真实原因是，它报道了北京“7.21”暴雨后连续两周的灾情，并且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名单。

　　针对大陆媒体界发生的这些整肃事件，有分析人士据此判断正进一步收紧对言论、新闻和媒体的管制，以便在十八大前后把任何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思想、言论和出版“控制”一下。来源: 多维▲


雪龙号抵达冰岛凸显中国对北极兴趣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02/120214_norway_china_ac.shtml

 2012年8月17日：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首次穿越北冰洋，抵达冰岛。

中国极地考察船首次穿越北冰洋抵达冰岛，这显示了北京方面对北极地区越来越大的兴趣，由于全球变暖而使北极冰层融化创下纪录，这就为开通新的航线创造可能。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本周抵达冰岛，报道称这凸显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并可能会在开通航线的北极地区扩大影响力。

 考察队队长杨惠根是中国极地考察局的负责人，他表示在航行路途中遇到更多的冰层比预料中要少。

他指出，“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北海航线大部分已经开通。”而该考察船将会选择更靠近北极的航线返回中国。

他还表示北京方面有兴趣了解全球变暖导致的极地环境变化。

冰岛总统格里姆森的办公室指出，“中方的极地考察航行显示了该国对在北部地区冰层融化以及全球变暖对全球以及各国未来产生的影响感到有兴趣。”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据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数据显示，北冰洋的冰川覆盖面积在8月13日降到509万平方米，小于巴西的领土面积。

海上冰层面积到9月份最小，在冬天来临之际，覆盖面积将会增加。

挪威极地研究所负责人温瑟尔表示，“中国方面的兴趣是集商业、科学以及地质政治于一体。”

温瑟尔指出，对于北极气候变化的研究与中国了解天气变化模式有一定的关联。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官员称，中国已经申请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作为观察员国虽然没有投票权，也无权在年会上发言，但是他们在北极议题上具有合法的权利。

北极理事会由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组成。据悉成员国将在明年5月讨论中国的申请。▲


中国空军不是战略空军 军方称就等大运填补不足
http://mil.sohu.com/20120817/n350867408.shtml

2012年08月17日 新华网

[提要] 美国方面对中国空军的评价专门讲到了，远程力量的投送能力是目前中国空军的一个短板。尽管我们的空军从规模数量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从技术装备上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依然还达不到战略空军的层次。

新华网专稿：最近几天，网上有一则消息说，中国国产大运即将首飞。尽管这个消息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证实，而且所谓大运即将首飞，也仅仅是大家依据某些信息进行的一种推测，但是，这个消息依然在网上引起了网民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那么这个未经证实的、猜测的信息，为什么能够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大运首飞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里所说的大运，实际上指的是国产军用运输机。既然说到这是一个军用运输机，那么首先，它意味着的应该是军事上的意义。大运的首飞意味着中国空军将向战略空军迈出坚实的一步。

　　国产的三代战机歼-10，已经批量装备部队了，而且更加先进的所谓的四代机歼-20，试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既然有了三代机，有了更先进的四代机，我们的空军难道还不是一个战略空军吗？

　其实，不管是三代机，还是四代机，这些战机，在俗称中，还是属于小飞机的范畴。而真正作为一个战略空军，必须要具备一个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而这种战略投送的基础，也就是最核心的平台，就是大飞机，也就是所谓的大运，和远程的战略轰炸机。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一个空军，不能够取得可靠的、有效的大飞机来源的话。那么所谓的战略空军，只能说是空中楼阁。

　　美国方面对中国空军的评价专门讲到了，远程力量的投送能力是目前中国空军的一个短板。尽管我们的空军从规模数量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从技术装备上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但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依然还达不到战略空军的层次。

　　而国产大运的首飞，意味着我们距离获得这种军用大飞机可靠的、有效的来源，已经不远了。所以说大运首飞，从军事上来说，意味着中国空军，将向战略空军的层次迈出坚实的一步。

　　尽管大运特指的是军用大型运输机，但它依然属于通常所说的大飞机的范畴。在军用大型运输机的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的话，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整个大飞机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军用大运真正实现了首飞，真正研发成功了，那么我们大飞机产业走向世界，走向现实的距离，可能就会越来越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运的首飞，意味着中国将向世界产业分工的上游产业迈出坚实的一步。

　　过去的很长时间，我们购买一架大型的运输机，需要出口几千万、甚至上亿条的牛仔裤，这个说法，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年我们的产业，依然处在世界产业分工下游的领域，我们的主要的产品，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而航空领域，作为目前世界附加值最高的产业之一，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上游。

　我们很难想象，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下一代依然是处在世界产业分工的下游。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要经历逐步占领国际产业上游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大飞机研发的成功，商业的成功，将预示着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当中，真正走入上游的产业。

　　国产大运的首飞，无疑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过程当中的，最先，或者说最初需要迈出的一步。

　　那么无论是军事上的意义，还是经济上的意义，实际上都建立在科技的意义上。国产大运的首飞将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实，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就如同在刚刚闭幕的奥运会上我们看到的那样，谁能够在最尖端领域，获得最好的成绩，站在最前列的位置，那么就在整个的国际事务当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规则制定者。

　　通常我们说，一个大国的诞生，是建立在六块基石之上。这六块基石，包括地缘的、经济的、金融的、科技的、军事的和软实力的。而科技在这六块基石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技的突破，或者说科技的成就，直接影响到军事的、经济的、金融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性方面。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软实力和地缘的基础和实力。所以这六块基石，实际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科技作为这种基石中的基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今世界上，航空、航天和海洋开发，无疑是在科技领域最尖端的，同时具有广泛市场的三个领域。而在这三个领域当中，航空领域恰恰是我们的一个短板。一旦中国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性发展的话，就意味着我们整体的科技实力，进入到了更高的、新的水准。

　　其实，我们说国产大运的试飞，特指的是它的首飞，从首飞到研制成功，到批量生产，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从一个更大范畴，也就是大飞机这个领域来说，不仅仅是包含了军用的大型运输机，更包含了我们的民用大飞机。

　　而民用大飞机，与军用大飞机最大的区别，是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也就是说虽然技术上成功了，但并不直接意味着，或者说直接等于市场的成功。只有技术的成功，加上市场的成功，最后才能表明，大飞机的产业达到了一个现实的、可用的程度。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国产军用大运的首飞，到国产大飞机产业的完全建立，可能还要经历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漫长的过程，一个大运首飞的消息，是不是值得引起大家这么多的关注，这么多的兴奋呢？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讲，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或者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用西方的谚语来说，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尽管说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最初的这一块基石，具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中国在大飞机领域的发展，在大飞机这个领域，由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走出这样第一步，我们需要埋下这第一块基石。而大运的试飞，就意味着我们迈出了这样一步，或者说我们埋下了这样一块基石。就整体而言，它的意义可以说是极为巨大的，甚至可以等同于载人航天工程和蛟龙号深潜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则未经证实的、带有猜测性质的消息，引发国人如此的关注和热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中国水产协会称拒食鱼翅是极大浪费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2-08-17/094924985931.shtml

2012年08月17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微博
 
　　李钢 冯军福

　　行业协会将推出白皮书驳斥“鱼翅消费导致鲨鱼濒临灭绝”的主流观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则公益广告正在广泛流传。广告中，姚明推开摆在他面前的一碗鱼翅，拒吃。

　　然而，吃鱼翅，还是不吃鱼翅，却在业界和环保组织之间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上，“拒食鱼翅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的观点，让人为之一惊。

　　有关方面将为此专门出台《中国鲨鱼产业白皮书》，力图反驳“拒食鱼翅”的立论。两种观点，两股力量，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了一场交锋。

　　欲推出白皮书阐观点

　　7月20日，“鲨鱼可持续利用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办方是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行业代表、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会议上透露的消息显示，主办方认为中国传统的鱼翅消费文化受到了国际社会不公正的评价，给广大消费者造成了误解，使中国渔业的国际形象受到了损害。

　　一些与会专家和业界代表表示，目前中国沿海的鲨鱼捕捞都是兼捕所得，不存在专门把鲨鱼作为主捕鱼的捕捞作业，鲨鱼作为兼捕鱼类，基本保持了种群数量的平衡。从美食文化的角度看，鱼翅消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非但不是对濒危物种的消费，反而是对废弃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中国节俭美德的体现。

　　会议还明确决定，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组织相关专家撰写《中国鲨鱼产业白皮书》，“正确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不公平指责，提出科学的、公正的、符合客观实际的鲨鱼产业利用现状及可持续利用建议”。

　　“鲨鱼由渔民意外捕获”

　　崔和是会议主办方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采访中，他对“吃鱼翅导致鲨鱼面临生存危机”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崔和称，全世界范围内捕捞鲨鱼的国家不少，中国并不是捕捞鲨鱼的主要国家，有些国家的捕捞量要大于中国。中国每年的捕捞量大约在1万多吨，而有些国家达到了四五万吨之多，一些国家捕捞之后，将鲨鱼制成了食品或者保健品。相对而言，其他国家消费鲨鱼制品的行为没有受到指责，只有中国人消费鱼翅的行为引发了争议。

　　“鱼翅消费导致鲨鱼濒临灭绝”，这是中国的主流声音。崔和反驳说：“这是不公平的。”他解释说，目前中国的捕捞业没有专门以鲨鱼为捕捞对象，但由于鲨鱼和其他鱼类混在一起，从业者在捕捞其他经济鱼类的过程中意外捕获鲨鱼。

　　“只要是有经济鱼类的捕捞，就必然会有鲨鱼的捕捞，这是不可避免的。”崔和说。他还指出，被捞获的鲨鱼基本上无法再存活，不利用它反而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对于一些活杀鲨鱼取鳍的纪录片，崔和认为“都是骗人的，割鳍弃肉的行为根本就不存在”。业界认为鲨鱼产业遭到了非议，所以想发布白皮书，阐述行业的真实情况，并表达这样一种立场：“不吃是不对的”。

　　林丁贵是香港海产品进出口贸易商会生态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而香港一直在鱼翅贸易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今年5月开始，林丁贵开设微博，表达自己对当下“拒食鱼翅”运动的反感。他认为，拒吃鱼翅无法实现保护鲨鱼的目的，因为欧美拥有庞大的鱼肉市场，他们依旧会捕捉鲨鱼，拒吃鱼翅只会造成鱼鳍的浪费，捕捉量却不会因此而减少。

　　“鲨鱼肉在欧美国家非常受欢迎，鲨鱼制品也只是普通的食物。以鲨鱼濒危为由，一群吃鲨鱼肉的人带头谴责一群吃鲨鱼鳍的人。为什么一些非政府组织只呼吁‘拒吃鱼翅’，却从不提‘拒吃鱼肉’？——他们背后另有目的。”林丁贵这样认为。

　　他还认为，一些所谓“割鳍弃肉”的影像画面是数码合成的。“从经济上看，渔民卖一套鱼翅收益极为有限，鱼翅源头价很低，他们没有动力去捕鲨割翅。捕鲨是合法渔业，在约440种鲨鱼中，《华盛顿公约》收录保护其中的4种，其余绝大多数并未濒危。”

　　“95%的鲨鱼躯体都被浪费”

　　野生救援协会自2006年以来一直推动“拒食鱼翅”，该协会提供的报告称，消费者对鱼翅的需求把鲨鱼捕捞推向空前严重的程度，有些鲨鱼种群的减幅高达99%，有些种群甚至已经完全消失。

　　这份报告还称，每年因鱼翅交易而捕获的鲨鱼约有2600万~7300万条，如今鱼翅的价格高至700美元/公斤，消费者对鱼翅羹的旺盛需求成为鲨鱼捕捞业的强劲动力，目前参与鲨鱼制品交易的国家已超过125个。

　　协会首席代表子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鲨鱼重量大，对出远洋捕捞的渔民来说，带几条鲨鱼回去不现实。鲨鱼肉需要快速冷冻处理，才能防止其中的尿素转化为使肉产生臭味甚至毒性的氨。除鱼翅外，没有其他价值可以带回来，所以渔民大多在海上切鳍，把其他部分丢掉，95%的鲨鱼躯体都被浪费。”

　　专家：

　　鲨鱼肉很难吃

　　王亚民，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鲨鱼保护的研究，是多个环保组织的顾问。

　　“从国家利益的层面，我反对吃鱼翅，但是不反对鲨鱼制品交易。”接受采访时，他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鱼翅本身只是一种软骨组织，根本就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每年花费巨资进口鱼翅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王亚民分析说，吃鱼翅跟鲨鱼资源量的消耗肯定是有关系的：导致鲨鱼捕捞量增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同时，鲨鱼作为一种鱼类资源，是可以食用的，只要处于合理开发状态下，鲨鱼资源是可以利用的。

　　王亚民认为“割鳍弃肉”的情况的确存在，且并不少见。“很多国家的渔民都会将鲨鱼扔掉，只剩下鱼翅，然后出口到中国。”他说，鲨鱼肉很难吃、硬且粗糙，还有强烈的尿素味道，加工起来很麻烦，价值不高。

　　对于环保组织提供的“每年捕捞鲨鱼数千万条”的数据，王亚民则表示，环保组织提供的数据需谨慎使用，因为他们有倾向性。▲


军队的责任是找敌人 中国就是美国敌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8/16/1928515.html

    环球网 2012-08-16 [导读]马伟宁（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陆战队决策参谋部主任、中校）：寻找敌人是各国军队的责任。美国现在是唯一的最强国。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实力第二的国家，而这恰好是中国。

今年5月份梁光烈部长访美期间，中美两军开展军事交流活动。

马伟宁（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陆战队决策参谋部主任、中校，美国知名“中国通”）：寻找敌人是各国军队的责任。美国现在是唯一的最强国。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实力第二的国家，而这恰好是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把“第一”的地位拱手送给别国。既然美国是第一，我们肯定不希望第二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军队里有人将中国视为敌人，是比较自然的事。中国军人或许也会这样，谁要威胁中国，谁就是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是日本、越南、印度，但最大可能性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实力最强的国家。所以，虽然我们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想与中国冲突，但中国解放军也可能会觉得美国威胁中国了。找威胁，实际上就是军人的生活与工作。

戴旭（中国国防大学教官、大校，著有《C形包围》等）：美国人总有一种对抗性思维。他不看你有没有意图，就看你有没有力量。只要你实力够了，它就认为你可能会和我对抗，会成为我的敌人，所以，美国不仅在寻找敌人，还在塑造敌人，迫使他人成为敌人。如果一个人实力强大，可是他愿意和你做朋友，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当成是敌人呢？自然界的常识是，水牛的体积很大，但它是无害的；毒蛇的体积很小，但它是有害的。中国在明朝的时候拥有美国今天的海军地位，但中国没有攻击近邻，也没有像西方一样征服全世界。实际上，美国自己近20年的做法也没有把这个逻辑说通：伊拉克、利比亚并没有美国强大，也没有威胁到美国，美国为什么要打它们呢？美国有一个征服全球的战略和管理世界的思维，它像帝王一样巡视天下。美国想把中国并入它自己设计和领导下的一套国际体系，像日本一样，不想让中国有太多的独立自主性。但中国不是二战战败国，中国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国家目标和价值观，而且中国GDP越来越大，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做美国的小跟班。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和矛盾所在。

中美能否共管西太平洋？

马伟宁：我认为，全球石油价格暴涨，是近年来南海争端突然爆发的诱因。其实南海争端一直存在，但不是很大的话题，也都管理得比较好，近年来是那些小国的南海政策开始变了。他们考虑到自己国家小，需要支持，于是就指望美国。特别是越南，急于恢复越美关系，恢复越美关系本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越南经常会把南海问题放到越美双边关系里，这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美国的原则是不干涉，虽然我们现在的作法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说法。

关于“回归亚洲”的政策，我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些解释和外交沟通，否则很容易让中国感到担心。我们应该清楚地告诉那些盟国，不应该单边去改变现状，比如菲律宾突然想在黄岩岛做点什么，或最近日本又想“买岛”，这些都违反了约定。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地告诉那些盟国，特别是菲律宾：你不要那样做。我们不应该给他们错误的信号，在西太平洋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真的不应该干涉。

南海争端很难管理的原因还在于，美国强调海上自由，希望能不需要提前告诉什么国家，自己的军舰就可以随便通过南海，在这方面，中国的想法不一样，中国会说这个海域是我们管的。

戴旭：我相信你说的很真诚，但事实上放在中国这边感觉完全不同。中国一向对外友好，包括对日本、对南海声索国，所有事端都非中国挑起，这是公认的。但他们一再挑事，完全不顾中国是大国，有足够的力量回击。这不符合常理。此时，中国就认为，那一定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所以你才敢这样做。现在你们美国的核潜艇停在了苏比克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总统又要到美国，这些行为怎么能不让中国联想呢？中国人会想，美国至少没有做到公平。

其实，关于共同保护海洋通道的安全，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制定一个规则，任何方面都不允许破坏这个地方的航行安全。我相信，中美两个大国只要做出这样一个声明，那么，发生在南海地区所有的滥采资源行为、开枪开炮等危害航运安全行为，就不会存在。简单一点说，九段线以内是中国的海域，中国海军负责，九段线以外的地方，美国海军负责，当然，具体合作方式可以谈。如此，哪个海盗还敢滋事？这应该比管理亚丁湾容易多了。

中美两军应是怎样的关系？

马伟宁：中美两军应该有怎样一种关系呢？曾经有一位负责核武器战略的美国将军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冷战时期，他访问莫斯科，苏联的将军在谈判后，请他坐到苏联核战略司令部司令的位置上，并说，啊，你坐在我的椅子上，但你不要按那个红按钮，否则苏联核武器就发射到美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苏联负责核武器的将军也访问美国克罗拉多核司令部，美国人也请苏联将军坐在核按钮前的椅子上，也警告说只要一按，苏联就遭殃了。那时，美苏真的是敌人，即便如此，美苏的军事关系也还有一定的交流。而现在，我认为，美中两军的核战略司令还不可能坐在对方核按钮前的椅子上。但是我们不是敌人，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的军事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呢？其实，美国和中国有很多机会可以合作，比如我们可以在多边演习中请中国，有时是我们邀请了，中国不来，但有时我们也不邀请中国，像最近这次夏威夷21国军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每年邀请中国。这尤其可以增加中层军官之间的交流，对培养未来领导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也非常重要。

戴旭：中美两军最好的时期是友军，最不好的时期是敌军。这两个情况我们都有过，现在实际上就是“非敌非友”的状态。往未来的方向展望，我们希望能向友的方向靠拢。就目前而言，南海和钓鱼岛都是问题，美国意图和中国意图要尽早沟通，避免出现局部冲突。

话说回来，中美都是大国，中美之间无论是谈判、合作或对抗、战争都是公开的，我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敞亮，痛快，不搞其他小动作。美国包围中国，对中国搞“空海一体战”都是公开的。中国反对美国强权政治，也不含煳。不像日本对中国，也不像日本与美国，经常搞战略偷袭。中美之间，是两个堂堂正正的大国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所以，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军事层面上，中美都应该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与交流。▲


解读31位省级党委书记：文史专业出身的官员增多
http://news.cntv.cn/china/20120817/103377.shtml

2012年08月17日：新一届省级领导集体也被视为“影响地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力量”

      2011年到2012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而言，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段，其间，一场工程浩大、组织绵密的换届行动从乡、县、市、省、中央五级党委自下而上渐次推进。随着2012年7月3日北京市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常委，持续了9个月的省区市党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圆满结束，31位省级党委书记也顺利产生。

　　省级党委班子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相对中央来说，它是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相对市县乡来说，它又常常是决策者。各省区市党委—把手更被视为“封疆大吏”，其中不乏未来领导中国的中坚，向来引人关注。因为即将召开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的本次省级党委换届被专家解读成“为十八大做组织准备和人事铺垫”，新一届省级领导集体也被视为“影响地方乃至全国的政治力量”。

　　两个阶段，五个批次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由同级党委召集，每届任期5年。省级党委班子的调整是融政治性与科学性于一体的高难度动作，政治性体现在新班子要具备贯彻中央决策的能力，同时要考虑民意以及省与省之间的平衡；科学性则要满足各种合理搭配，包括年龄梯队、性别组合、知识结构等。因此，每次换届一般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次省级党委班子换届时间跨度达9个月，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10月13日到11月29日，14个省区先后完成换届；2012年4月19日到2012年7月3日，17个省区市完成换届。

　　2011年10月13日，辽宁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选举出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省委书记王珉获得连任。省级党委班子换届大幕也由此拉开，第—批次从2011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除辽宁外，安徽、河南、江西、新疆、山西5省区相继完成换届，张宝顺、卢展工、苏荣、张春贤、袁纯清连任省区党委书记。第二批次从2011年11月10日到11月29日，江苏、内蒙古、广西、西藏、福建、河北、湖南、云南8个省区完成换届，罗志军、胡春华、郭声琨、陈全国、孙春兰、张庆黎、周强、秦光荣分别当选省区党委书记。第三批次从2012年4月19日到4月2日，贵州、黑龙江、甘肃、海南4省相继完成换届，栗战书、吉炳轩、王三运、罗保铭分别当选省委书记。第四批次从2012年5月6日到5月28日，吉林、陕西、广东、四川、青海、上海、天津、山东8个省市完成换届，孙政才、赵乐际、汪洋、刘奇葆、强卫、俞正声、张高丽、姜异康先后当选省市党委一把手。第五批次从2012年6月9日到7月3日，宁夏、浙江、湖北、重庆、北京共5个省区市也完成了换届，张毅、赵洪祝、李鸿忠、张德江、郭金龙当选省区市党委书记。至此，31位主政一方的省级党委一把手全部到位。

　　可以遵循的规律

　　9个多月的时间里，辽宁打头，北京殿后，31个省区市党委紧锣密鼓地开会选举，这背后，在时间和地域分布上有没有规律可循？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省级换届地理、时间顺序并没有制度划定，往往遵循“成熟一个就换一个”的惯例。

　　一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地方换届时间的敲定和地域的分布，看似无章，实则有序，有一定的历史惯例，背后的规律是按照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区分别抽出省份，形成先后批次。大区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一些地区设立的派出机关，后经过合并重组，到1949年形成了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大局。

　　这位研究人士说，换届过程中遵循一定的地理顺序，其实也和中纪委、中组部等干部监督、考核、任免部门的机构设置特点符合。如：中纪委，五室负责联系西南、西北地区1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检工作；六室即华北东北室，七室是华东室，八室则负责中南六省区，等等。中组部也是实行分片管理干部。“如果一个大区的所有省份同时进行换届，那我们根本忙不过来，中央的精神就不能很好地贯彻到位。”一位中纪委人士曾透露说。

　　从2004年开始，中央对地方党委进行“减副”，每省的省委副书记减少到二人。本次换届中，省级党委书记一正二副（1个书记，2个副书记）的权力架构得以延续，只有西藏为一正四副，新疆为一正三副。省委常委组成人员名额一般固定为13人，除西藏、新疆常委为15人，青海为14人，海南、上海、陕西为12人（缺额军队干部）。当然，选人用人的一些硬性条件也可以看作“规律”，党委一把手需要有总揽全局的能力，因此，一般要经历多个副省级岗位的历练，积累如组织干部、综合经济、区域经济、政法等岗位的领导工作经验，一般要有10年，至少5年以上副省级岗位任职经历。

　　新领导群体的六大特点

　　经过9个月细致工作，一大批官员通过选举跨入省级党委班子，与以往相比，本届省级党委一把手呈现如下特点。

　　年龄结构优化，3位“60后”成为省区党委书记。从31位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年龄来看，年富力强是一大特点。他们的出生年代横跨上世纪40、50、 60三个年代，平均年龄为59.9岁。主体是“50后”，有22位。“40后”有6位，他们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60后”有3位，他们是1960年出生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同为1963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竹立家称，这是“一个重大的代际转换”，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生的干部正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六十一甲子，共和国成立60多年，进入第二个生命段，未来的发展也步入新阶段，需要在战略上进行新谋划，对于一把手的选择也是一个战略谋划。”

　　值得注意的是，从省委常委这支队伍来看，平均年龄比较年轻的省份大多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其中以民族自治地区为主。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条件艰苦，更需要敢于创新、有闯劲的年轻人来闯出一番事业。

　　高知化成趋势，出现4位博士书记。本届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学历普遍较高，4人有博士学位，17人有硕士学位，占总人数的67.7%。4位博士书记包括：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是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均为管理学博士；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则是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的农学博士。

　　“官员学历越来越高是近些年的趋势。”竹立家说，“目前省部级干部多是1955年至1965年出生，有机会参加恢复后的高考，出现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不足为奇。”事实上，31位一把手中不乏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大学生。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是 1978年考上大学的。

　　不过，汪玉凯也认为，不少地方官员硕士、博士头衔的含金量值得商榷，很多人的文凭是工作后补上的。他强调，干部选任应以实践能力与经验为主，一味追求高学历、高学位是“本末倒置”。

　　文史专业出身的官员增多。“此次省级党委换届与之前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从技术官员（理工科背景）向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官员过渡。”汪玉凯说。统计显示，从31位一把手第一专业来看，文史类专业出身的多于理工科背景，比例大致为3∶1。其中，大学第一专业为中文和经济类的人数最多。比如，胡春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吉炳轩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张高丽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张宝顺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等。

　　“过去向苏联学习，把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所以，从工厂里提拔了一些技术干部，这是与那个时代的要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的。”竹立家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风险社会阶段，随着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需要干部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相关的知识储备，于是，就需要更多法律、政治、经济和管理类的人才来治国理政。

　　“治理天下就要有关于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知识。现在的发展‘不光是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线'，在这里，线就是战略方向、价值观等。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要搞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而不是阶层固化的社会。”竹立家说。

　　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此次选出的省区市一把手，不少人来自基层，他们或当过工人，或当过兵，或做过知青，对于基层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与体验。其中，当过一线工人和士兵的最多，超过一半人数。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曾经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林场工人，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曾是山东省东平化肥厂工人。唯一的女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曾是鞍山钟表总厂一名工人。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16岁起在新疆军区某部队服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17岁起在武汉军区当了5年通信团战士，等等。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31位一把手中有近三成人当过知青。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以及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等。基层艰苦的经历培养了他们坚忍不拔、谦虚谨慎、适应性强的品质。正如卢展工曾说：“我只是成千上万个下乡青年中的一员，我和我的知青伙伴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我足够幸运，抓住了给予我的机会。”

　　“出身基层的干部进入领导层，将有助于完善施政理念，推动政策更加贴近民意，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汪玉凯对记者说。

　　“五湖四海”特征明显。近些年，中央一直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思想。从现有31位一把手出身看，多数属于非本地籍贯任职，这有利于省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也有利于防止地域性腐败的发生。干部异地任职，贯彻了中组部此前出台的干部交流回避制度。不过也有例外，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籍贯就为山东招远。

　　竹立家认为，“五湖四海”能够打破地区界限和权力界限，执行的唯一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干部之间机会均等。当然，如果在德才上比较突出的话，也可以不拘一格。

　　探索新的选举途径。这次31位一把手产生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郭金龙在北京市党代会上以市长身份当选为市委书记，丰富了省级党委书记的产生途径。

　　以往，如果党委书记在换届中需要调整，中央通常在省级党代会召开前，作出党委书记任免决定。比如，2011年8月，中央先任命张庆黎、秦光荣、陈全国为河北、云南、西藏三省区党委书记，当年11月份，三省区分别召开党代会，3人自然当选。竹立家表示，在省级党代会召开前将一把手调整到位是惯常做法，因为一把手的任命毕竟关系到一个地方的人事布局和稳定。

　　对于北京市委书记产生的新途径，以及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份省委常委差额选举，竹立家认为，这都是扩大党内民主的路径探索，符合党章规定的民主程序。规范化、民主化、程序化选人是未来的趋势，“因为书记应该是党代会来选举，不能老是任命。”竹立家判断，从省委整体换届的趋势看，十八大以后的政治形成期的改革走向，就是全面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方式和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机制。

　　为未来发展“有备而来”

　　由于省级党委换届是地方四级党委换届中的最后一环，也是层级最高、最重要的一环，因此，省区市党委一把手的选择及班子建构，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和诸多考量。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这次省委换届出现的不少特点，一方面表明高层对于人事布局的战略思维；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说，这次省委换届为十八大做了准备，并将为以后各项工作打下基础，做好铺垫。”

　　在汪玉凯看来，换届后省委班子成员的素质将决定未来5年、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高度，一些人可能在十八大、十九大乃至二十大以后，成为管理国家的主要人才，他们的能力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到了关键阶段，将会遇到更多困难和阻力，如改革从哪里突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推进，腐败能不能得到根除，整体利益格局能不能改变，弱势群体利益能不能得到关注，公权力能不能得到限制……这些阻力、困难如何化解，化解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未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从这次选拔省级党委一把手来看，整体来说是‘有备而来'的，也就是说，中央是按照能否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能否解决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这个大方向来选拔干部的，选出来的人也必须要有肩负起这个重任的能力和责任。”汪玉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