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警告菲律宾别“凑热闹”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209/t20120915_1795843.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9-15：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13日斥责菲律宾将部分南中国海海域命名为“西菲律宾海”的举动，表示不论换成什么名，都无法改变海域属于中国的事实。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3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反驳说， “南中国海”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惯用的地名，菲律宾的做法丝毫不能改变南沙群岛、黄岩岛等南中国海岛礁以及附近海域属于中国的事实。

　　报道还援引人民网13日刊登的题为《环球瞭望：菲律宾，这个“热闹”你凑不起》的评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以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付日本，所以没有时间与精力顾及南中国海，可以乘机捞一把的话，那就很可能铸下大错。

　　此外，台湾外事主管部门12日也曾发出声明，指菲律宾片面挑起争议，并称台湾当局不会承认新命名。

　　报道指出，南中国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一直受到争议，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都声称拥有其中一部分。菲律宾总统12日宣布将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命名为“西菲律宾海”，并计划向联合国申请命名。来源： 参考消息网  ▲◆★●■☆


中央军委交班出现江泽民模式和邓小平模式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08/201208180002.shtml

2012年8月1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北戴河会议前团派大将汪洋高调、毫不忌讳的面向全国上下展现军事射击能力，并且还被严密的新闻审查下允许登上国内的各级主流党报媒体，当时就引发了海内外的一片议论，都在猜测汪洋如此的犯忌举动是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果然汪洋的射击秀是意有所指，甚至是奉旨办事，北戴河会议前汪洋的举动，和北戴河会议后透露出汪洋的安排都显示这是团派一次精密的政治立场的宣示。团派扳倒薄熙来，重创江阵营，以及北戴河密谋后，今天北京团派核心人士更衔命通过海外媒体放风透露，北戴河酝酿传出了新版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新七人组合），新常委组合大跌众人眼镜，更传出中央军委在十八大换届中恐将有大幅度改组动作，团派还酝酿选派得力高层级团派干部（传出是汪洋等）入驻中央军委核心领导层。
    
     根据团派所释放的这个政治局新常委的七人组合来研判，胡锦涛应该已经在北戴河会议前形成了三个沙盘推演方案，第一方案是胡锦涛十八大后仿效江泽民模式，继续在十八大后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选项会造成1987-1989年期间以及2002-2004年期间两度出现的两个中央的局面，尤其当前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面临火药桶喷发的前夜两个中央的局面再度出现将会对共产党的政权是灾难性的，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最根本利益。
    
    第二方案是团派酝酿胡锦涛完全退出中央领导层，留下一个历史的漂亮的身影，这一选项就是基于邓小平1987-1989以及江泽民2002-2004期间因为恋栈不退自损形象遭致党内外海内外唾骂的尴尬场面的前车之鉴；第二方案存在重大风险就是团派将因为胡锦涛的退出而走上衰退，在习近平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难以与之对抗，这个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胡锦涛对此应该深有体会，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况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历来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并且日益强大的。
    
    在全盘权衡了第二方案和第一方案的各种利弊基础上形成的第三方案，内容是胡锦涛十八大后不寻求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党内应接受由胡锦涛的提名权经由党内形成共识，团派推选人事进驻中央军委核心领导层，这就是这次北戴河会议后出现的新七常委组合中汪洋由中纪委书记并且介入接管中央军纪委的垂直领导层，传酝酿产生的七常委模式中还包括李克强出任军委副主席的特别条款更证实了胡锦涛的对第三方案的通盘考虑，第三方案借鉴了八九年时期曾经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而由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两位高级领导干部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作法，故第三方案被称为邓小平模式，十八大上党的最高权力分配究竟会选择江泽民模式还是邓小平模式，对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权力运作，到中央军委领导层级，以及国务院的中央权力再分配都将造成巨大影响，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江泽民十六大上决定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后几年中国政治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吧。▲◆★●■☆


日宣布对钓鱼岛行使警察权 逮捕“登岛外国人”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9/14/1978621.html

 2012-09-14：据日本共同社9月14日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警察厅14日通过政府官报公示了19个海上保安官可行驶警察权的地点，包括钓鱼岛在内。

19个地点具体为：东京都的冲之鸟岛、南鸟岛、硫黄列岛等14处，钓鱼岛、冲大东岛和硫黄鸟岛，长崎县的男女群岛和肥前鸟岛。

而有关竹岛（韩国称：独岛）和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日本则以“处于外国的实际控制之下，事实上不可能执行法律”为由排除在外。

本月25日实施修改后的《海上保安厅法》后，对于非法登陆上述岛屿的外国人，海上保安官可代为履行警察职权实施搜查和逮捕。▲◆★●■☆


京杭大运河首次水下文化遗产考古：难度大
http://www.cankaoa.com/bbs/201209/thread_53726_1.html

    2012-09-16：9月5日，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湖中运道水下考古正式启动。两日以来，考古队主要利用声纳仪器对运河故道进行“扫测”，为水下考古收集河道的基础资料。
　　
　　京杭大运河首次水下考古多种仪器探测水深地貌
　　
　　6日18：00左右，考古队结束一天的工作乘船登岸。副领队梁国庆告诉记者，此次考古的运河故道为南阳闸至利建闸一段，全长约9公里，考古队由国家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的12名考古队员组成，其中有4名潜水考古队员。
　　
　　“这是京杭大运河首次水下文化遗产考古。”梁国庆说，这既可以为2014年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基础性材料，又可以为以后运河的规划和发展提供技术资料和依据。
　　
　　“这两天的主要工作是收集资料。”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朱砚山告诉记者，考古队乘船往返“扫测”运河故道，“用声纳仪器进行地球物理探测。”朱砚山介绍，“仪器主要有三种，旁侧声纳仪用来探测河底表面地貌、地质等，浅地层剖面仪用来探测河床剖面情况，多波束探测仪可以对河底情况三维成像。”通过多种仪器的配合使用，推测运河故道的水深、地形、地貌等。
　　
　　河道窄能见度差 潜入水下考古难度大
　　
　　“在运河‘扫测’时，遇到一些麻烦。”朱砚山告诉记者，“河道有些地方比较窄，宽度可能只有两三米，船勉强可以通过，两侧都是荷花等植物，由于仪器主要固定在船的两侧，经常被缠住，影响工作进度，船的发动机还被缠住过”。“我们也向当地居民打听，收集老运河故道的信息。”梁国庆告诉记者，当地居民向考古队提供了“五里闸”、“七里闸”等古闸口的大略位置，“闸口作为运河的辅助设施，对了解古运河的走向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考古队并没有发现“五里闸”遗存的迹象，“基本可以确认它已经彻底被破坏了。”梁国庆说。
　　
　　在考古队中有4名潜水考古队员，当“扫测”到可疑物体时，他们将潜入水下进行考古。来自威海市博物馆的周强昨天曾潜入水中，了解情况，“河水能见度很差，基本看不到水下物体，只能依靠摸的感觉来判断。”
　　
　　队员王茜是其中的唯一一名女潜水考古队员。王茜曾多次在青岛、威海、烟台等沿海地区进行水下考古作业，“同样是采集数据，水下考古相比陆地更难，在水下，单是用笔记录就很难，还要负责好身上背的多种仪器。”
　　
　　“今天在这段河道来回4趟，航行里程超过50公里。”梁国庆告诉记者，按照计划，明天继续对运河故道进行“扫测”，“根据情况，遇到可疑处，潜水队员就会潜入水中确认是否有遗存的古迹。”▲◆★●■☆


习近平的再现让西方媒体难堪？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ese_news/2012/09/120915_xi_resurface_analysis.shtml

 2012年9月15日：习近平两周以来首次参与公开活动，此前各种传言不断。

普遍被认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周后于周六（9月15日）“复出”，出席中国农业大学的全国科普日活动，新华社等国家媒体高调曝光。

习近平连续两周没有公开露面，曾引发各种揣测和传言。有传言称习近平背部受伤，甚至有传言称他患心脏病、中风、接受肝肿瘤手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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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对BBC中文网说：“种种传言是海外媒体的误判，完全脱离中国政治的实际。对炒作这一故事的海外媒体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堪。”

李成认为，作为新一代接班人，如果习近平身体或政治上出现很大问题，中共领导层会很快透露消息。“这是难以掩盖的。毕竟习近平是接班人，而不是要退休的国家领导人。”

 李成谈习近平“复出”

他说，倘若真的出现问题，应该会出现很多的反常现象，但是这并没有出现。

在美国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何频也提及这一点。他对BBC中文网说：“中共领导人的活动都在正常进行，看不出任何异动迹象。在这个敏感的时候，习近平倘若真的出了问题，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活动都会出现异常，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何频说，这些动向是进行判断的基本依据，但西方和海外的一些华文媒体没有仔细注意到这一点，加之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形成种种猜测。

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习近平预料将成为新的最高领导人。

不过，李成认为，面对传闻，中共也有不足之处。“中国的主流媒体无法及时反应情况。在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形下，自然出现很多谣言。控制越多，谣言越多。”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的话说：“弄不明白他（习近平）怎么能在日程表上空出两周来。”

报道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薄智跃的话说：“很难想象奥巴马会在候任总统前夕消失。西方认为难以置信的一些事情确实会在中国发生。”

派系斗争

李成认为，习近平连续两周未露面，除了可能的背伤等病情外，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的派系斗争也是某种原因。

“十八大的人事问题上仍存在很多问题，派系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包括是否建立差额选举、反贪污体制、宪政的发展、党内民主等。”

李成认为，不少媒体反而低谷了薄熙来案的影响力，下周对王立军案的审理会传递出某些信息。

何频认为，所谓的派系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妥协，倘若习近平深深介入派系和权力斗争这更让人担忧，“这比身体出现小问题更让人担忧”。

何频说，新一代领导人与中国传统几代领导人有很大差别。

“胡温基本受到苏式的教育，比较制度化，行动决策因此比较僵硬；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教育受到民国时代教育的影响，接受西方的东西也比较多，因此比较灵活。”

“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代人虽然看到中国走向开放，但在其思想形成和成长阶段，他们接受的是政治斗争的哲学，脑子里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

何频说，这一代领导人的特点不具规则，讲究谋略和不按规则出牌。他说，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不按常理出牌，风险也是很大。▲◆★●■☆


中方绝不承认日对钓鱼岛“实际控制”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6143
 
----军方早有准备 日本军事上经不起折腾

   2012-9-15  作者 : 储信艳：9月14日，钓鱼岛问题座谈会举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表示，解放军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而日本在军事上经不起折腾，在战略上与中国不在一个层面。

 　　昨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和新华网联合主办的钓鱼岛问题座谈会举行，来自中国多个省市的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等代表出席。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表示，中方绝不会承认日方对钓鱼岛的非法侵占和所谓“实际控制”，绝不会容忍日方对钓鱼岛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乐玉成同时对日本围绕所谓“购岛”，抛出的四个谬论进行批驳。

　　1、 钓鱼岛是“无主地”论

　　乐玉成：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大量文献史料表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的。15世纪以前，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渔民即把钓鱼岛等当作航海标志，历来在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从事生产活动。早在明朝初期，钓鱼岛等岛屿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这一点日本在近代以前的有关史料也是明确承认的。钓鱼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查无实据，而是铁证如山。

　　2、 “不存在领土争议”论

　　乐玉成：二战结束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业已回归中国版图。1953年，美国控制下的琉球民政府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其中。1971年，日、美两国又擅自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中国政府对日、美这种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历史不容翻案。日方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争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3、 中日在搁置领土争议问题“不存在共识”论

　　乐玉成：这更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共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门由此开启。

　　现在日本当局对两国当年的共识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国家诚信，也严重动摇了中日政治互信的基础。

　　4、 政府出面“购岛”是“被逼无奈”论。 乐玉成：“购岛”是为了避免石原“购岛”对中日关系可能造成的伤害，是为了保持钓鱼岛所谓的“平稳、稳定”，这完全是托词和借口。石原先是搭台，上演“购岛”闹剧，日政府随后登场，和石原一唱一和，目的就是强化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谓“法理地位”。如果听信日本政府的辩解，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到底谁当家？我们该和谁打交道？日方如此折腾，钓鱼岛哪里还有什么“平稳、稳定”？

　　观点

　　人民解放军做好一切准备

　　彭光谦少将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表示，日本在军事上经不起折腾，在战略上与中国不在一个层面。

　　彭光谦称：“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可以随时出色地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地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彭光谦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是如果日本右翼势力非要将战争强加于人，我们也不能退缩。

　　彭光谦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的痛处有三：第一是没有理，我们要在法理上揭露它的谬论；第二，日本的经济是脆弱的；第三，日本在军事上是经不起折腾的。

　　他说，在军事上，日本的战术还可以，在战略上和中国相比不在一个层面。

　　明年是《开罗宣言》70周年。彭光谦呼吁安理会及时召开相关的特别会议，重新审议日本战后的遗留问题，坚决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对日经济反制措施要慎重

　　冯昭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表示，中国反制日本的手段很多，如果使用经济手段，则要慎重。

　　冯昭奎认为，中日和平大局绝对不能听任日方乱来。日本的购岛闹剧是针对中国战略性的一箭双雕的谋略。既谋取控制钓鱼岛，又可以牵制中国发展。

　　冯昭奎表示，中国人民自发不买日货，不去日本旅游，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在进行经济反制措施上要慎重。

　　他说，中日经济关系是产业链的关系，日本对外出口主要不是汽车、电视机等最终产品，而是关键的零部件等产品，和中国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在经济上反制措施不恰当的话，生产链条中关键的零部件如果不能进口，会影响整个生产。

　　另外，很多学者提出，中国要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产品，认为这是很有效的措施。但他认为，这实际上不见得是好措施。因为虽然中国稀土产量占世界95%，但是稀土资源只占世界的20%。

　　日方也有声音认为应悬崖勒马

　　高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高洪表示，日本否认中日曾经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的默契，现在也有日本声音认为应该认清形势悬崖勒马。

　　高洪引用历史记录，回顾了中日老一辈政治家的默契。他说，历史记录表明，1972年9月27日下午4点到7点之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举行的第三次闭门会谈中有一段记录，表明两国外交系统都明白钓鱼岛争端只是一个束之高阁的问题。

　　日本挑起的“购买”钓鱼岛就是否认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曾经有过的默契。所以我们要辩明在过去40年中，中日曾经对钓鱼岛有过默契这样的事实。1996年以后日本否认曾经的事实，并且埋下了今天爆发争端的因素。

　　他说，一些日本的声音也认为，当务之急是日本政府应该认清形势，悬崖勒马，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和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展示积极的姿态，消除关于“购买”钓鱼岛的矛盾，达成共识。

　　很多日本人不了解钓鱼岛真相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详细介绍了钓鱼岛的来龙去脉，表示中日关系已经走在十字路口。

　　刘江永表示，战后以来，美国在冲绳部署了大量军事基地，我们担心这些基地将来会不会重新把矛头指向中国。然而，许多日本人现在并不了解钓鱼岛历史的真相和这个问题的性质，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认为，冲绳会沦为日美军事对抗中国的前沿，日本在经受了去年3·11大地震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了非常诚恳的人道主义关爱，我们希望日本能够和平发展，能够摆脱灾后的各式各样困难，而不希望日本由此走向另一条道路。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是一意孤行呢，还是立即重新回到1972年、1978年中日两国曾经达成的共识，通过外交谈判谋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要看日方作出怎样的抉择。来源: 新京报▲◆★●■☆


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战略思路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必然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支点。

　　中评社北京2012年9月16日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网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文章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必须看到，实现一个更加长期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仍然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题和挑战，包括国民文化水平和素质提高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问题、社会管理及其自我调节问题、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政府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水平和质量问题以及中国参与和驾驶国际事务能力问题，等等。显然，不可设想，在中国国民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还普遍较低、经济社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体制机制还未全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组合和有效整合内外资源的体制机制也未形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能够继续保持长期稳定较快发展并顺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必须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集中力量抓紧对中国的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施要点进行深入分析的阐释，揭示存在的不足并加以纠正和修补，总结成功之道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发现失败之由以进一步总结和汲取教训，进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大国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路径，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我们的工作日程、摆在了全国人民的实践面前。

　　一、 要围绕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和形成全球经济技术领导力，深化经济技术创新及其路径的研究

　　文章认为，着力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巨大挑战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以后，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的挑战必然日趋突出，对经济技术创新力的要求必然更为迫切。虽然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中，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不断加大的，但必须看到，未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也必将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一条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如何在顺利实现新的绿色革命的同时实现国民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和国民生活质量与福祉的大幅度改善，就成了一件具有重要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创新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必然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支点。

　　研究表明，未来10年，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仍将是高储蓄率下的产能持续增长与内需相对不足、国民福祉改善相对滞后的矛盾。过去那种通过外需补充内需的思路和实践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必须尽早寻求新的出路。在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背景下，一个较为现实和可行的选择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实现科学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一条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一次全新改造，探索一种或多种能够与碳减排有机结合的产业更快发展、产能有效扩张、储蓄有效消化、国内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道路。这既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助推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有效改善的客观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将发展的目光聚焦于气候变化、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使用。特别是发达国家力推的环保运动开始上升为“环保主义”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中国必然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揣度甚至挑战。能否在环保、节能减排等问题上做出成就，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应对国际事务能力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整体生产能力所占用的资本量大约是同期GDP的25倍。如果其中一半产能可以通过更新改造、转型换代变得更加“绿色”和更加有效，就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一个相当于同期GDP的125倍的技术改进投资规模。如果这样一场经济转型和绿色革命的过程持续10年，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至少要对同期GDP的 10%的产能进行一次以绿色化为目标的更新改造。这种更新改造和产能绿色化无疑会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场需求，在实现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同时改善中国国内需求结构，进而更好地解决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等问题，并由此实现中国内外需求相对平衡。

　　达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着力解决来自微观层面的挑战，又要着力解决来自宏观层面的挑战。因为，在发展中寻求节能减排、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能源结构，而且需要大量使用节能技术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微观层面上，我们不仅首先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企业成本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最新要求，还要搞清楚节能减排对城乡居民生活与习惯的影响及其在技术上提出的特别要求。在宏观层面上，我们则必须首先搞清楚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有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哪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是无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还要切实搞清楚国家参与和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以及签订各类协约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应有的策略。实践证明，上述几个层面均要求先进技术的支持。而要实现有效的和先进的技术支持，基础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进一步发展教育和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核心是提升国民经济技术创新力，最终目标则是形成中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

　　一要围绕碳减排所需经济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可以通过对中国“十一五”期间及此前企业在节能减排成效、成本和技术变革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开调研，揭示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曲线及其技术改造路线，探讨企业如何能够从主要依靠数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提高、从粗放型增长转向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论证和揭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的不同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二要围绕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及其机制抓紧开展调查研究。重点是分析和阐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政策选择效果，核心是借鉴国际GTAP模型分析和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CGE)，研究和阐明在中国开征碳排放税、能源税以及国内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必要性、现实性及其政策，从而论证和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以及中国节能减排政策对消费、投资、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提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及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三要围绕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绿色革命的技术支撑系统和经济技术创新力开展调查与研究。要着重分析和阐明中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教育，重点是国民素质教育和全民创新力的提升，方法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总结和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教育的成功经验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分析和阐明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创新力特别是提升国家经济技术原始创新力的体制机制，从而逐步形成中国的全球经济技术创新领导力，为使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超越提供强大国民文化素质、创新型人才和人力资本支持。

　　二、要围绕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探索内外需求协调的体制机制选择与制度安排

　　文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面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且行之有效的开放战略，并由此达到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中国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快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建设从而促进中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目的。2008年发生的那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抑制作用。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从国家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和策略，从而有效提升中国内外需求的协调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要总结开放经验，实施对外大开放战略。要着力研究和阐明如何从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转而面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并举的全面开放战略。首先是分析和阐明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盟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分析和阐明如何充分利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及其资源进而实现双赢和多赢的思路，探索和说明有助于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促进内外需求有机结合和相互推进的体制机制。其次是总结开放条件下中国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解决好如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促进已经开办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先行先试先发展等问题，重点是解决好已设立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如何“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等问题，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如何更加“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等问题，创造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新发展的新优势，形成促进和带动内外需求相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推进内外需求协调发展。“走出去”的早期形态是对外贸易、市场营销。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形态的“走出去”仍具有重要意义，但已经开始让位于新的“走出去”形态。大量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在海外开工设厂等方式实践企业“走出去”战略，且“走出去”的重点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目标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这种“走出去”形态将使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加上中国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基础，新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形态及其竞争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开办矿山等等，既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获得国外资源供给和市场支撑，又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抵御全球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就现状而言，中国多数企业把东南亚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走出去”的投资目标，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原则。总结此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指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做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少害怕甚至抵制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言论和思潮。近期泛起的所谓“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思潮的典型表现。这种情况表明，深入分析、研究和探索新时期、新阶段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有效实践好“走出去”战略，其意义重要而意义深远，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们既要重视、鼓励和促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更要重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要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鼓励中国更多企业甚至个人“走出去”，同时要更好地促进内外需求的协调，更有力地提升内外需求协调力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此来有效推动中国国民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三要认真总结、分析和阐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可持续性问题。这是一个直接涉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长期发展战略和策略的大问题。目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外贸出口中的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已经很大。在这种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否继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持续的溢出效应，能否持续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适应期结束以后，外资并购行为频发、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逐渐显现的情况下，此类问题更显得重要而紧迫。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影响和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论证和阐明“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或内资企业的学习效应)”、“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效应”、内外资企业“人员流动效应”以及“产业内企业关联效应”等问题，探讨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及其可持续机理，必然会成为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过程中必须抓紧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不仅需要我们首先把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区分为“积聚性溢出效应”和“效率性溢出效应”，而且需要我们把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如高低端行业)、集中度以及企业的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等问题都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进一步阐明它们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可持续性的影响。

　　三、要围绕形成和提升国家财富管理与掌控力、驾驭国际事务领导力，探索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与策略

　　文章称，传统经济学认为，国家不需要拥有财富，政府的财力来自于企业和国民，只要企业和国民拥有财富，政府就拥有必要的代理国家职能的财力。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先后爆发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凡是政府不拥有财富或财力不足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遭到的危机冲击也往往最严重，而这类国家摆脱危机、实现国民经济恢复的过程也最艰辛。最近发生的希腊主权财富降级及其债务危机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面临同样压力的现实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主权政府需要拥有和控制一定数量的国家财富。香港回归祖国后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特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关键的一条就是特区政府拥有一定的财富和财富支配力。同样，正是由于持有大量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拥有较多国家财富和财富支配力，中国政府才有能力在选择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顺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实现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但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政府需要拥有国家财富，但其拥有财富有无边界，如果有，其边界在哪里？如何对政府掌握的国家财富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怎样提升政府的国家财富管理与掌控能力并通过科学管理来实现国民财富的较快增长和国民生活质量及其福祉的更大程度的改善？经济发展的现实不仅对传统公共财政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和修正要求，而且对中国政府的国家财富管理理念和实践提出了严峻挑战和更新的修正要求，特别是在实体经济迅速增长、虚拟经济急剧扩大、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开展这项研究，大幅度提升中国国家财富管理能力和驾驭国际事务能力，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和策略，并由此成功构造中国驾驭国际事务的领导力，已经迫在眉睫。

　　一是国家财富的科学内涵及其边界的确定。这里的所谓国家财富，不仅包括国家外汇储备、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而且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各类国民资产以及国有企业和国土、矿产等自然资源。国家财富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发展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计民生。研究“国家财富管理的战略和策略”，首要和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科学区分和确定国家财富的范围和政府管控的边界，并由此实现对国家财富的科学有效管理，包括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优税率和税额、最优国债规模和赤字水平、国有土地的合理有序开发与有效利用及其与居民住房改善要求的协调、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占全社会企业的比重及其适度规模、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及其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注入与管理、国家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决策与经营管理、外汇储备的规模与结构、中国政府持有外国政府债券的规模、结构与收益，等等。

　　二是国家外汇规模及其管理模式与机制的揭示。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清楚地告诉我们，与黄金(或白银)不挂钩的任何一种主权货币，其国际储备货币功能都必然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带有欺骗性的。美元亦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就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和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无法自控的外部风险。因此，在黄金非货币化的现代社会里，一个经济强国所追求的不应是拥有更多的外汇储备，而是拥有更多的能够被作为国际结算手段的主权货币和实际国民财富。虽然从人均角度和国民文化素质角度看中国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为了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认识和处理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管理方式、运营体制机制、外汇储备资产分类及其地区分布策略、外汇储备资产使用及其效率评价与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及战略性资产安排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和阐述，必须考虑国际关系，必须将其与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必须由此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财富管理战略以及有效提升中国国家财富的管理、控制和促其扩大的能力。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成功驾驭国际事务能力与领导力的研究。我们必须从经济全球化高度进一步探索国家长期发展的大目标和大战略，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从大国战略的角度和高度，进一步拓展对外关系，积极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新机制、新条件、新基础和新机理。要积极利用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重要工业大国和国际贸易大国、“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支撑元素这个现实，大力推进“货币互换”，抓紧实现从边境小额贸易结算和人民币跨境结算向更大范围人民币结算关系的转变，要尽快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往来关系中的另一种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并由此大幅度提升中国驾驭国际事务的能力及其领导力。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才刚刚起步，必须抓紧推进。

　　四、要围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感召力和领导力，深化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经济社会体制深层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文章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更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国民素质条件。广义文化是国民受教育水平、国民文化修养和素质、国民文明程度及国民精神追求与国家凝聚力在内的一个大概念。培养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核心也在于此。如果仅仅从狭义角度看待和处理文化及其发展问题，虽然不无积极意义，但一定不能适应中国大国发展需要，从而不能使文化担当起促进和推动中国从经济大国顺利走向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重任。

　　鸦片战争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唐王朝开始直到19世纪初，长达千余年，中国不仅一直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一直是一个文化大国，并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由文化大国支撑的经济强国。但是，正如有专家分析指出的，进入19世纪后，由于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和制度的落后性，中国国民经济也开始迅速走向没落。以至原本一个十分富足强大的东方大国，竟经不住西方列强区区一点儿“鸦片”的攻击而迅速倒下，并逐渐成为“东亚病夫”和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了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外，一旦人们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并成为某种社会风气，一旦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脱离民族之魂这一基本并出现严重扭曲，那么，其他一切，包括技术上的创新、学术上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包括人们的是非观、正误观、真假观、美丑观、善恶观等等，均会以“病态”的方式演变、甚至在“恶化”中走向“反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即便再大，也不会真强，反而还会不可扼制地转向贫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录，其教训不可不认真汲取。

　　这就是说，经济大国只有与文化大国同时并举、共同发展，才能健康和顺利地成长为经济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从大国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要从教育入手，特别是要从娃娃的教育抓起。要以全民文化知识普及教育和道德观念教育为基础，以国民国家意识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以高端专门教育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龙头，以深化包括文化体制在内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改革为保证，大力发掘、发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总结、弘扬和推广现代先进文化，积极借鉴、提炼和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广泛而深入、系统而全面、普遍而持久地开展文明礼貌教育、道德修养教育、爱国卫生教育、国民文化素质教育、国家意识教育、大国理念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等等，持续和大幅度地提升中国广义文化的软实力及其对内对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领导力，以此来有力支撑中国经济从世界性大国顺利走向世界性强国。

　　除了以上提及的4个方面迫切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深入调查与研究外，中国参介入国际事务和协调与驾驭国际关系能力及其领导力问题、中国国土安全和国防安全及其能力水平等等，同样需要作为大国战略研究的重要方面和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


坚决进12海里执法　迫日本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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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中国海监50船抵达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巡航执法。

　　中评社北京2012年9月16日电／中国6艘海监船14日驶入钓鱼岛周围日本人宣称的所谓12海里“日本领海”，那恰恰是中国的领海。这次保钓行动发生在中日激烈对峙的当口，表达了中国对日本所谓“实际控制”钓鱼岛的蔑视。

　　环球时报今天发表社评指出，钓鱼岛至今是荒岛，日本的所谓控制也就是周围有它的海上保安厅船只。只要中国执法船对钓鱼岛的巡视常态化，直到形成中国执法力量在钓鱼岛海域的常驻，并做到按我们的意志出入12海里区域，钓鱼岛及周围海域的政治现实就意味着已被重塑。

　　接下来就不再仅仅是日本人抓中国船和保钓人士的事了，中国海上执法力量那时必将形成对日本试图登岛者的威慑，等到中国执法船抓几个日本人回到大陆时，钓鱼岛的争端形势就又不一样了。

　　把钓鱼岛局势至少向前推进这两个梯级，应当成为中国政府坚定的现实目标。它们是中国整合当前的力量就可以着手做的，随着中国的实力进一步上升，我们这样做将越来越举重若轻。

　　中国加强在钓鱼岛12海里内执法，意味着将与日本海上保安力量发生摩擦。切不要害怕这些摩擦，只要中国意志坚定，在这场实力和意志的对决中，最终动摇的一定是日本。

　　因为第一，这轮中日冲突完全是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的，日本是地地道道的挑衅者，在国际上输了理，连美国现在都不公开护它。中国的愤怒和反制动作再大，也驾驭着道义的惯性，我们已经赢了“道”。

　　中日激烈摩擦预示着高强度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有可能对两国经济都造成一定伤害。但中国社会对这场对日斗争的支持度极高，中国作为被挑战者的复仇士气，大大高于日本社会做了挑衅之后有些惴惴不安的士气。中国现在同时赢了“势”。

　　在东北亚及西太平洋的大格局中，日本虽挂在美日军事同盟上，但对于目前的中日摩擦，美国什么都帮不上它。中国可以调动的东北亚外交资源，反而比日本多。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在东北亚的对手最多，矛盾最大，名声最臭。中国战略上的强势赢了“略”。

　　因此我们应清醒看到，日本捅了中日领土争端的马蜂窝，反而给我们创造了机遇。我们应当抓住它，把保卫钓鱼岛的事业从宣示主权向着打破日本的所谓“实际控制”做出历史性推进。

　　我们要看透日本欺软怕硬的本性，对在战略上压倒它树立坚定信心。中国的海空军及二炮部队都应加强战备，对日本自卫队保持强大威慑。如果日本动用自卫队，中国就坚决奉陪，与日本在钓鱼岛军事对抗。由于中国具备各种战略打击能力，而美国的保护毕竟不那么可靠，中日对抗的级别越高，日本越可能动摇。

　　中日这次对抗是在两国都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双方的综合力量、道义以及两国各自的意志会十分复杂地发生作用。这次对抗的结果将深刻影响中日两国今后互视的态度。

　　对中国来说，打赢这次对日本的对抗还将极大加强全社会对国家的综合信念。因此第一我们不能退，第二我们必须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