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制度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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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12年10月27日电／最近，中央高层频频暗示第四季度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这意味着自2004年启动制定工作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或将在本届政府卸任前出台和推行。

　　时代周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财富，工资收入也因差别较微的等级制而显得比较公平。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人民财富迅速增加，人们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开始显现，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在以能力为分配原则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同的收入差别实属正常，但中国的收入差异却未必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更可归结在制度性因素层面。如此必将带来对改革事业产生疑虑，甚至将追求社会“公正”与改革对立起来的潜流。

　　文章指出，分配扭曲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如果不推进公平的分配改革，改革事业可能遭到挑战；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所占比例太大，导致中国无法建立内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依靠传统的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则无法持续，经济日益失衡则会影响到经济稳定与社会公正。因此，本届政府自2004年开始准备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希望建立体现公正和民主的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改革涉及利益分配，该方案迟迟无法确定与出台，反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迹象。

　　考察中国的经济不平等（这是一个比收入分配更为广泛的话题），就会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其他制度性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城乡二元化，这其中包括了就业歧视（国有或政府部门雇员有户口要求、城市公共部门就业优先考虑本地户籍人口等）、社会保障双轨制（农民缺乏制度性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城乡之间最大不平等的贡献源自住房，因为在房改的时候公有住房都廉价分配给了城市个人，这些占据好地段的住房都在过去若干年得到巨大的升值，而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获得土地升值的收益。

　　在增量的工资性收入当中，国有垄断部门与市场部门的差距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这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国的GDP在过去多年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拉动，这些项目有利于上游产业，而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比如钢铁、能源、金融等行业以及拥有土地的地方政府，他们在增长中获得最多的利润，但国企并没有将主要利润上缴财政，地方政府也没有将土地收入投到公共领域，而是继续投资，从而形成了一个政府投资与国企之间的内循环。这体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储蓄率上升，而居民部分则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着眼增量的分配改革应该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红利，而不是任由国企自己内部分配或者盲目性的投资扩张。

　　造成经济不平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腐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随之盛行，政府官员寻租产生的“灰色收入”拥有巨大的难以量化的规模，腐败如此泛滥以至于半公开化，而且腐败的形式开始从收受钱财到了获取资产，比如住房、股权、字画、国有资产等，资产价格的暴涨让这些寻租官员成为千万乃至亿万富翁。

　　而在这个时期，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1992-2008年，劳动力报酬所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家庭支付的生产税上升了0.2%，家庭资产收入（主要是利息收入）降低了1.9%，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了9%，家庭消费降低了12%。这些数字表明，中国的家庭收入在降低而税负上涨，并影响到了消费。

　　文章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本质上是制度性改革，利益再分配如果不改变不公平的权利现状很难推行下去。打击腐败、降低税负、国企分红、完善社保、征收资产增值税、取消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也是主要内容。 ▲◆★●■☆



反思钓鱼岛争端：如何才算大国风范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linquanzhong/

林泉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历任日本国立琉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准教授（2002-2012）、哈佛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2008-2010）、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12）。

精彩摘要：

自抗战结束以来，包括五、六十年代，都没有出现过像今年钓鱼岛争端如此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或者国际关系，都是一个不可以绕过的时间点。

1990年代之后大陆对钓鱼岛的关注不完全是与时俱进，是选择性的。譬如说1996年香港保钓过程中陈毓祥牺牲，大陆不知道此事的人非常多。当时的保钓与今年状况相比，一点都不小，可为什么受到的关注那么少，这值得深思。

中国没有做好东亚第一大国的准备，大国风范和大国国民的气质并没有出现，包括这一次看到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给世界看其实非常难堪。这样一个国家，能够让世人肃然起敬，是非常有疑问的，因为不够成熟。

有关钓鱼岛争端的本质，有两个层面。钓鱼岛的确是领土问题，可是我认为更多是民族主义的问题，纠纷本来就存在，可是为什么会在近期那么强烈得爆发，就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介入。

过去二十年，日本经历了所谓“丧失的二十年”，经济上一直衰退，整个国民开始没有自信。为什么石原慎太郎这股右翼势力在今年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在国力衰退的情势下，人民更希望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

对于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台湾民间的反应没那么大，也没看到大规模的游行，一般大众会关心，可是并没有太强烈。所以，他们看到大陆反应那么大，也很错愕，甚至怕了。

站在理性角度看钓鱼岛争端

今天的题目是“中日领土争端：起源、发展与前景”，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主要讲的还是钓鱼岛问题，因为中日之间的领土问题，基本上也就是钓鱼岛问题，因为在二战后的领土纷争，基本都处理好了，包括台湾问题，遗留下来的就是钓鱼岛问题。

近期有关钓鱼岛的这一波冲突，可以说高峰期已经过去，但危机还没有化解，目前双方都面临着如何下台阶，能不能顺利软着陆。我今天希望能够展现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也希望能够把大家可能在大陆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

我会更倾向于理性的角度，更追求对问题的客观理解，也许与我们所听到的不完全一致。

根据我的印象，钓鱼岛问题在大陆受到关注是相当晚的，在1970年代问题爆发的时候，有一定关注，当时处在文革年代，没能够像目前这样引发每个民众的关注，基本上是由政府做出局部回应和举措，整体来讲是不重视的。

大陆对钓鱼岛问题的关注是在1990年代之后，是比较晚近的事。2003年大陆保钓人士第一次登岛，如果与港台相比，晚了几十年，1970年台湾的保钓人士已经登岛。而且，1990年代之后的关注也不完全是与时俱进，没有跟着时空的转移来同步关注，而是选择性的。譬如说1996年香港保钓过程中陈毓祥牺牲，后来被称为保钓烈士，大陆不知道此事的人非常多。当时的保钓与今年或者两年前的状况相比，一点都不小，可为什么受到的关注那么少，这值得我们深思。反过来说，为什么今年我们的反应那些大，也可以做一个比较来反思。

中日在钓鱼岛的互相忍耐程度已到达临界点

为什么中日自抗战结束以来，会在此时爆发最大规模的一次冲突？媒体把它写成是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冲突，我觉得这不够准确，应该是自抗战结束以来，包括五、六十年代，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冲突，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或者国际关系，都是一个不可以绕过的时间点。我想这不是单从石原慎太郎购岛这么一个简单问题就可以解释。

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这两年本身就是高冲突时期，2010年中日发生撞船事件，近几年钓鱼岛议题几乎没有断过，千万不要误以为是4月16号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之后才爆发整个冲突，前奏早就已经出现。我曾发表文章说，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克制已经松动，互相忍耐程度已经到达临界点，文章是在4月16号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之前写的。

我在日本琉球大学教书十年，亲历了整个十年，看到钓鱼岛方面的新闻是如何出现的。坦白说，在2009年之前这个议题比较少，有几次香港、台湾的保钓人士去登岛，没有成功，这种新闻有，但重视三两天就没了。可是2009年之后，大陆船只开始逐渐甚至大量的出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其实双方对过去克制的默契都在松动。

日本同时也在强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比如在琉球附近的一些岛屿部署军备，包括在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驻军。

我给大家展示冲绳县议会的一份材料，这是2008年12月8号发生的大陆海洋调查船（编者注：指海监船）到钓鱼岛，引发冲绳县议会抗议。我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这首先意味着大陆公务船在三四年前就经常到钓鱼岛附近。为什么要选择冲绳县议会？我看到这个消息，几乎掉眼泪，非常难过，因为过去五六百年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在五六百年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中，琉球从来没有对中国抱怨过一句话，可竟然在这个时候指责中国。这份材料是写给日本内务大臣的，同时也写给中国的领导人。

其实这也就成为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势力的借口，要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使得他有一个发挥以及延伸影响力的空间。

中国尚没有做好东亚第一大国的准备

大规模的中日冲突还可以从一个更长远的中日结构性变化来理解，我把它叫做“中日国力逆转症候群”，也就是随着中日国力逆转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中日发生两次国力逆转，在十九世纪末以前，中国可以说是君临整个东亚几百年，乃至一两千年，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周边一些国家纷纷向中国朝贡，包括琉球也是附属国，可是到十九世纪末发生了动摇，日本崛起。

1895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象征着它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并维持了一个世纪。1945年以前，日本以武力征服整个亚洲；1945年之后，日本摇身一变，以经济实力重现威力，它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现在也不见得比大陆弱很多，尤其是在十年之前，比大陆要强。大陆与东南亚地区恢复邦交，并开始发生影响是在1990年代之后。

可是到二十世纪末或者二十一世纪初，日本地位又开始下降，中国要回来了，现在正处在两强不稳定的时期，如何处理，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以及相应的心理调试。

中国没有做好东亚第一大国的准备，大国风范和大国国民的气质并没有出现，包括这一次看到的大规模反日游行，给世界看其实非常难堪。这样一个国家，能否让世人肃然起敬，是非常有疑问的，因为不够成熟。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这种大规模甚至出现暴力的，以民族主义为后盾的游行非常少，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中。

日本也一样，面对自己从“一哥”到“老二”的转变，也没有做好准备。过去二十年，日本经历了所谓“丧失的二十年”，经济上一直衰退，或者说没有起色，国民开始没有自信，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得到滋长的环境。为什么石原慎太郎这股右翼势力在今年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或者说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就是因为在国力衰退的情势下，人民更希望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

我想顺便补充一点，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爆发中日之间如此激烈的冲突，坦白说，我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民主党在历史问题上已经决定每届内阁成员都不许去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五十年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民主党做到了，哪怕野田佳彦本来是一个相当右翼的人，也没有去参拜，恪守了内阁不去参拜的承诺，这是非常难得的。

台湾当局不回避冲突会保护登岛的台湾保钓船

台湾保钓是在1970年开始的，最早是在美国的台湾和香港留学生开始发动游行抗议，当时美国决定把钓鱼岛与琉球一起交给日本。后来保钓扩散到台湾岛内，在台湾有过短暂时期，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保钓人士中很多是左倾人士，蒋介石政府非常有戒心。

事实上，美国保钓人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如说1970年代大陆进入联合国，当时没有人才，就启用相当多曾经参与保钓的台湾左派人士，使得台湾当局相当有戒心。保钓运动没有大规模在台湾延续下来，反而是在香港一直都存在，应该说香港在保钓运动历史方面是最悠久的。

目前台湾对钓鱼岛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对日本搞钓鱼岛“国有化”，台湾民间的反应其实没那么大，也没看到大规模的游行，小规模一直都有，因为有一部分保钓的热心人士，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支持两岸统一的，但这是非常少数的一批人。一般来说大众会关心钓鱼岛，可是并没有太强烈，迫使政府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他们看到大陆反应那么大，也很错愕，甚至怕了，一个钓鱼岛就有那么大的反应，如果未来台湾有一些做法，大陆觉得不顺眼，可能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很担心，有非常复杂的态度。

台湾当局采取的是“不冲突、不回避”的做法。“不冲突”指得是不主动引发冲突，比如不会主动派船去，台湾没有大陆所谓的常态化巡逻主张。“不回避”指得是如果台湾保钓船去了钓鱼岛，政府的船有必要去保护他们，这是非常清晰的，与大陆的做法不一样。

8月15号香港保钓船登岛，我们的海监船在哪里？两年前已经说过要在这附近做常态化巡逻，就算没有事都会巡逻，政府不鼓励民间保钓登岛，这点可以赞同，可是保钓船既然已经去了，政府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应该出现可是没有出现。

台湾没有明确绝对禁止保钓船去钓鱼岛，7月份台湾保钓船去钓鱼岛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派船去，包括前些日子，几十艘台湾渔船去钓鱼岛，台湾当局也派船，其实这点让日本与美国有所不满。

无论如何，日本目前也没有动作，而且愿意与台湾谈，半月前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大臣提出愿意与台湾恢复渔权谈判。我补充一点，台湾虽然在“主权”问题上，寸土不让，马英九的立场非常清晰，可是，台湾的重点不在于争“主权”，台湾的主轴放在渔权。因为这一地区包括钓鱼岛附近，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渔场，过去上百年台湾渔民都在那边捕鱼，现在日本却不允许，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台湾希望能够恢复渔民捕鱼。

这一点，本来日本是爱理不理，过去谈了16次，没有结果，日本称台湾渔民要来捕鱼可以，要向日本申请。这是我们传统的渔场，为什么要向你申请？日本也不愿意妥协，问题一直困扰着双方。这次玄叶似乎有意要让步，其实是为牵制大陆，不愿看到大陆与台湾的合作。

台日关系本来是很好的，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全世界最亲日的一个社会，日本大地震台湾捐款世界第一。

大陆对钓鱼岛的研究不足 主权依据宣传不清

大陆对钓鱼岛的研究不足。非常遗憾，到开始，大陆没有任何一个钓鱼岛研究中心，这非常奇怪，其实也反应大陆对钓鱼岛问题的重视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我呼吁建立东海研究院或者钓鱼岛研究中心。未来要追求一个主张，为什么钓鱼岛是属于我们的，要把这个立场和依据说清楚。

大陆在宣传、教育方面也不足，没能把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如实清楚得告诉学生和国民，也不积极。我曾发表一篇文章比较了大陆、台湾和日本三方在钓鱼岛宣传方面的做法，发现有很大差距。

日本宣传钓鱼岛非常积极，很容易在日本外务省网站找到政府相关文件，把钓鱼岛为什么属于日本，说得一清二楚，不需要太复杂，撞船事件发生后，又制作出一个中文版，后来还有英文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等。可是在此之前，我搜集中国外交部网站以及驻日本大使馆网站，没有任何的相关文件。

最后我找到的是1971年的一份文件，四十年的空白。

我再补充一点，不止是日本政府积极宣传，日本的一些政党，比如日本共产党，是最积极研究钓鱼岛问题的政党。日本共产党在日本侵略战争方面立场非常鲜明，批评日本的侵略，一点都不含糊，可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却认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有很多研究成果。

台湾在宣传钓鱼岛依据方面过去也不是太积极。现在打开“外交部”网站，就有一个“历年来就钓鱼岛主权问题之声明一览表”，把过去四十年来所发的一些声明，全部都集中在这里，整理得非常好。

有一点很有意思，两年前撞船事件发生后，当时马英九已经是台湾领导人，网站上居然有一个叫做“'总统府'关于钓鱼台之声明”，我看了很奇怪，因为“总统府”的新闻稿都是写今天接见了什么人，去哪里视察，做什么事情，从来没有“外交”方面的声明。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马英九个人的意志，因为他是当年的保钓人士，也是钓鱼岛研究的专家，可以说在台湾是数一数二的钓鱼岛研究专家。我觉得不应该去怀疑马英九对钓鱼岛的热诚，热情还在没有改变，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在这方面，大陆是比较消极的，也比较模糊。最近，大陆终于发表钓鱼岛问题白皮书，还对日本的一些说法进行部分的反驳，也是相当不错的，可是也应该有各种长短不一的版本，包括简短版，更容易让年轻人理解，一两百个字就够。

钓鱼岛争端本质更多关乎民族主义

有关钓鱼岛争端的本质，有两个层面。钓鱼岛的确是领土问题，可是我认为更多是民族主义的问题，纠纷本来就存在，可是为什么会在近期那么强烈的爆发，就是因为民族主义的介入。

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非常快，举世瞩目，人们生活一天一天改善，国民自豪感越来越高涨。如果此时出现损害民族尊严和自尊心的行为，国民会有更敏锐的反应。今年爆发的反日游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另外，大陆的外交方向是不是在修正，这也可以讨论。大陆的外交主轴过去是坚持反霸权，冷战之前还有反苏修，到1990年代就开始有所变化，越来越强调要维护国家利益，包括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希望有所作为。在民间包括网络上的呼声，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思维开始受到更多人的质疑，认为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也就涉及到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想法，民族主义的一个倾向就是认为我们一直受到欺负，要反制。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正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人说，我们爱国，爱国就是正义，但这到底是不是正义？日本人也说爱国，也说正义，这不是有矛盾吗，到底谁才是正义的？

民族主义是从感情出发，我们坚信钓鱼岛是我们的，并非是以正义与否来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这本身就有它的问题。民族主义在领土上的表现，其实就是私欲的集体表现。比如你与隔壁的邻居有一些土地或财产的纷争，无论如何你会认为这是自己的，把它扩大到国家的领土，其实是类似的，缺乏稳定和正义的思维。所以，爱国主义并非等于正义。▲◆★●■☆



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先停职再调查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027/100162.shtml

2012年10月27日 乌鲁木齐晚报

　　据羊城晚报10月26日报道对备受关注的广州番禺“房叔”事件，广东省纪委常委刘连生2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计划》中，规定如果发现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将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记者：番禺“房叔”案件曝光后，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个细节，他之前是向组织申报了家庭财产，但申报情况和实际情况不符。我们想知道，《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计划》中，对此是否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刘连生：是有相应的条款。比如，推行考察对象廉政报告制度，考察对象在接受组织考察时，要如实填报个人家庭财产、投资经商、廉洁从政等情况，报告内容失实或经核查存在影响任用问题的，取消任用资格。目前，正在珠海、韶关、广州南沙等地进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试点。

　　记者：如果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会有什么后果呢？《广东省从严治党五年计划》里有什么具体规定？

　　刘连生：我们在监督检查和办案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官员不如实申报，不仅仅是财产，子女、配偶移居国外的也不如实申报。那么他为什么不如实申报，这后面一定还有“潜台词”，但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只要发现有不如实申报问题的，一律先停职再调查。▲◆★●■☆



北京称南水北调长江水进京后水价不涨
http://news.sina.com.cn/c/2012-10-27/041925450236.shtml

2012年10月27日  京华时报

　　昨天，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团城湖调节池和亦庄调节池“开挖”。其中，团城湖调节池用来将长江水和密云水库的水进行混合“调北京口味”，然后进入城市自来水管道供居民饮用，而亦庄调节池则是北京市接收长江水的第一个水池，一旦发生水质问题，该调节池配套的水闸等立刻关闭，防止问题水进入城市管道。两大工程均在明年年底竣工。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长江水进京后，仍实行同网同价，北京居民水价不会上涨。

　　□ 团城湖调节池

　　连接密云水库混合长江水

　　团城湖调节池位于海淀区四季青镇玉泉村，紧邻颐和园，总占地面积67公顷，由进水建筑物、调节池、分水口和管理设施四个部分组成。

　　工程近期采用调节池与团城湖、京密引水渠联合调蓄的方式，调节池水面面积33公顷，调蓄量为127万立方米；远期采用调节池独立调蓄的方式，对调节池进行扩挖，总水面面积将达到56公顷，总调蓄量达到151.3万立方米。

　　团城湖调节池是北京未来将形成的“26213”供水格局中的两大枢纽之一，是保证城市供水安全，充分、可靠利用南水北调来水的关键工程。

　　团城湖调节池连接密云水库和南水北调来水两大水源，建成后将替代颐和园团城湖成为新的京西供水枢纽。其主要任务是：向第九水厂、第八水厂、第十水厂、田村水厂、首钢水厂、城子水厂、五里坨水厂和刘娘府水厂以及城市河湖等处分水；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出现突发事故，须紧急启用密云水库供水时，保证正常供水；在来水量与水厂用水量出现不吻合时，在不弃水或少弃水的原则下，起到水量匹配作用。▲◆★●■☆


　　■ 揭秘

　　【全封闭管理武警保安全】

　　此次开工等于新挖一个大的露天水缸，水质安全如何保障？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何凤慈表示，团城湖调节池为露天池子，水质安全将是首要考虑的问题。除了水政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监管，建成后，将实现全封闭管理，有武警值守，防止水出现问题。

　　【南北水入池混合调口味】

　　何凤慈介绍，目前团城湖已经是北京市水源的分配地，密云水库的水直接进入团城湖进行分配，再流入千家万户。而此次开工的项目则是在这个水池旁再新挖一个大水池，并实现两个水池的联通。

　　此外，南水北调京石段竣工初期，河北水进京后，有市民反映，水黄、味道不好。何凤慈表示，由于南方的水偏酸性，而北方的水偏碱性，考虑到市民的习惯和不适应，因此将利用团城湖，将北京本地的密云水库水和长江水混合、调配，最终调制出适合北京市民饮用的自来水。

　　□ 亦庄调节池

　　从长江水进京源头控水质

　　南水北调另一配套工程亦庄调节池同时开工。亦庄调节池位于北京市东南部南海子郊野公园东侧，即现状三海子东路以东、黄亦路以北，是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供水环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建筑物包括一期调节池、亦庄泵站、进水管线及其附属构筑物、永乐取水口、亦庄取水口、2座连通闸、退水管及其附属构筑物、亦庄枢纽调度中心和武警基地等，供水对象包括第十水厂、亦庄水厂、永乐水厂、郭公庄水厂等。

　　亦庄调节池(一期)池底高程26.80米，正常运行水位31.90米，最高水位32.50米，最低运行水位27.30米。调节池总占地33公顷，水面面积12.4公顷，调蓄容积52.5万立方米。亦庄泵站设计流量9.2立方米/秒，总扬程24.5米，总装机容量3550千瓦。

　　■ 揭秘

　　【入城第一池水质总把关】

　　为何考虑在亦庄新建一个调节池？何凤慈解释，长江水的北京进水口在房山区的拒马河，从拒马河进来后，第一个水池子就是这个将建的亦庄调节池，所以说，这个水池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水质安全，一旦发现水有问题，就马上关闭亦庄水池，这样水就不会流入城市管网。此外，北京市的水都是自流，所以长江水进来后，要在这个池子加压，让水顺利进入地下管道。如果地下水够了，该水池就会关闭，留着水，如果不够，就加压让水流入地下管道，再流入团城湖。

　　【设三道防线截流问题水】

　　亦庄池的水质安全又如何保障？何凤慈表示，由于长江水进京一路都是明渠，所以我们在水进京前的30公里处建设了北京的水质监测站，设立安全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电子监测即用电子眼实时监测水质，两小时回传。第二道防线是人工监测，随时抽测水质，不定时回传。第三道防线是长江水流经的两个地界、两个城市同时监测。这个水质三道防线可发挥作用，确保问题水不进京。一旦水进来后，再发现问题，就利用亦庄调节池来控制了。

　　□ 对话

　　北京没考虑上涨居民水价

　　京华时报：请概括下这两个配套工程的意义？

　　何凤慈(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团城湖和亦庄两个调节池，同属调蓄工程，是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分水、调蓄和水量匹配功能，在向周边水厂供水的同时，承担水源切换任务。

　　京华时报：这两个池将承担北京居民多少用水量？

　　何凤慈：2014年南水北调进京后，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长江水通过这里“中转”至各大水厂然后流向千家万户。我们估算，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将承担北京市的三分之一的水量。最终要达到每年17个亿的长江水接纳能力。

　　京华时报：这两个配套工程的建设资金有多少？

　　何凤慈：整个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资金约400个亿，但这个工程具体多少还要涉及拆迁资金，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

　　京华时报：2014年进京后，是否考虑调整居民水价？

　　何凤慈：我们国家对沿线城市有承诺，水进入地界后，同水同价，北京目前的水价格没有考虑要上涨。

　　京华时报：南水北调工程进展如何？

　　何凤慈：目前已经在建的南干渠、东干线和今

　　天的池子工程，下一步要建设通州联络线工程，密云水库反向供水工程，东水西调工程，这些工程都将在2014年全部竣工，届时可足以承接长江水10个亿分配的任务。

　　京华时报：团城湖已有水池，为何还要新建？

　　何凤慈：这个大水缸不够用，现有的团城湖位于颐和园内，是北京市重要的供水枢纽，为一级水源保护区，水面面积29.03万平方米，相应库容59.3万立方米。2014年长江水进京后，汩汩而来的长江水不能白白流走，必须有一个中转和分配的中枢，而新建的团城湖调节池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京华时报：团城湖调节池双路供水功能如何实现？

　　何凤慈：团城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以前北京自有水源密云水库的水是单向供水，也就是说，密云水库的水只是通过团城湖流向各水厂这一个方向。而当调节池建成后，可以实现双路供水，当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出现突发事故，可紧急切换到密云水库供水。同时，团城湖调节池还承担着反向供水的重任。如果密云水库的水不够了，南水北调的水可以反向加量和补充到密云水库内，使得密云水库不用再靠天“吃饭”。

　　■ 名词解释

　　“26213”供水格局

　　“26213”供水格局，即两大动脉(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和密云水库至第九水厂输水干线)、六大水厂(现状第九水厂、田村山水厂、第八水厂、第三水厂和规划的第十水厂、郭公庄水厂)、两个枢纽(团城湖调节池和大宁调蓄水库)、一条环线(沿北五环、东五环、南五环及西四环形成的输水环路)和三大水源地(怀柔、平谷和张坊应急水源地)。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文静

(原标题：“长江水”进京后水价不涨)▲◆★●■☆

南水北调调节池开工建设 进京南水将与北水同价

2012年10月27日 来源：北京晨报
 
　　南水北调“大水缸”开工建设 明年底前将完工

　　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2014年长江水进京后的临时“大水缸”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团城湖、亦庄调节池工程昨天开工，将在明年底前完工。市南水北调办介绍，2014年北京迎接首期10亿立方米长江水进京，进京南水有三道安全防线；南水进京后与北水同价。

　　南水北水 共存一池

　　2014年长江水流淌千里进京的终点是颐和园团城湖。待南水进京时，建成的团城湖调节池与现有团城湖连通，长江水和密云水库的水将在调节池中实现统一调配，团城湖调节池成为连接密云水库和南水北调来水两大水源的“供水枢纽”。

　　市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何凤慈介绍说，两项配套工程都将在明年底前完工，俩调节池都是调蓄工程，功能包括分水、调蓄和水量匹配。

　　其中，团城湖调节池近期采用调节池与团城湖、京密引水渠联合调蓄的方式，调节池水面面积33公顷，调蓄量127万立方米；远期采用调节池独立调蓄的方式，对调节池进行扩挖，总水面面积将达到56公顷，总调蓄量达到151.3万立方米。

　　调节池建成后，可以实现双路供水，既有自有水源，又有南水北调来水。一旦在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出现突发事故，须紧急启用密云水库供水时，由团城湖调节池保证正常供水；在来水量与水厂用水量出现不吻合时，在不弃水或少弃水的原则下，起到水量匹配作用。

　　未来，团城湖调节池还将实现向密云水库反向供水，使密云水库不再靠天“吃饭”。“这项工程争取在今年年底开工。”何凤慈说。

　　水质安全 电子监测

　　何凤慈表示，南水“安全”进京是首位考虑的事情，为此设置了三道安全防线。她说，长江水进京，从第一道进水口的“关卡”进来就必须保证是II类水的饮用水标准。南水进京第一个目的地是亦庄调节池，在进亦庄调节池时要通过三道安全防线，三道防线指的是：如发现水质问题，不让进北京界内；如在界内发现问题，不让流进调节池，进行池外处理；如果在池内发现问题，则进行池内处理，不让流入输水管线。“我们安装了电子水质监测眼，每两个小时回传数据，除了电子监测，还有不定时的人工监测。”何凤慈说。

　　谈到水价问题，何凤慈表示，南水进京后，实现同城同价，即与北水同价。

　　外调水量 将占一半

　　何凤慈表示，2014年第一期南水进京的量预计为10亿立方米，将约占全市供水量的1/3，“最终实现每年17亿立方米的来水。”也就是未来境外调水量将约占全市供水量的1/2。

　　新闻链接

　　北京未来将形成“26213”供水格局：

　　两大动脉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和密云水库至第九水厂输水干线

　　六大水厂第九水厂、田村山水厂、第八水厂、第三水厂和规划的第十水厂、郭公庄水厂

　　两个枢纽团城湖调节池和大宁调蓄水库

　　一条环线沿北五环、东五环、南五环及西四环形成的输水环路

　　三大水源地怀柔、平谷和张坊应急水源地 ▲◆★●■☆


民政部：今年中国军休安置管理经费将达300亿
http://news.stnn.cc/china/201210/t20121026_1814281.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0-26：原标题：2012年中国军休安置管理经费将达300亿元

　　星岛环球网消息：民政部网站消息，预计2012年军休安置管理经费将达300亿元，比2011年经费总额增长36%。

　　截至今年9月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2012年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管理经费248亿元，军费下达2012年军休干部相关经费15.4亿元。目前仍有35亿元的房改资金及军休干部独生子女费、遗属生活补助经费等待下达，预计今年军休安置管理经费将达300亿元，比2011年经费总额增长36%。

　　经反复协商，中央财政决定自2012年起，将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医疗费、交通费和军休服务管理机构车辆燃修费中央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各提高50%左右。调整后，军队离休干部医疗费中央财政标准为年人均9000元，军队退休干部年人均4500元；军队离休干部交通费中央标准为每人每月160元，军队退休干部每人每月140元；军休服务管理机构车辆燃修费中央补助标准为每车每年10000元。这是近十年来国家首次上调军休经费相关补助标准。 ▲◆★●■☆


因“反腐败”军中高官或仕途受阻
https://www.google.com/reader/view/#stream/user%2F05393259372132883378%2Fstate%2Fcom.google%2Freading-list

 路透社援引三个独立的消息来源称，中国军方一名高级将领因为揭露内部腐败事件影响了自己的仕途。这起腐败案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送交至军事法庭审理。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10月出版的文章指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被送上军事法庭，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军中爆出的最大一起腐败丑闻事件。
因“反腐败”军中高官或仕途受阻

《凤凰周刊》是香港凤凰卫视旗下的期刊。凤凰周刊曾经首家爆出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2006年落马事件。今期《凤凰周刊》指出，谷俊山在北京市中心地段拥有十分豪华的宅邸，但文章中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或者是涉及耗资的具体金额。

56岁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今年年初，因涉嫌贪污被免职扣查。谷俊山被撤职也是在十八大之前爆出的一连串丑闻之一。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11月8日召开。

“反腐英雄”升迁难

而此次铲除贪腐的是刘少奇之子，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与中共高层和军队都关系紧密的消息来源称，谷俊山事件或会阻碍刘源的晋升仕途。据悉刘源原本有可能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或中央军委委员。

该消息来源还对路透社表示：“刘源已成为反腐英雄。”不过因为谷俊山丑闻，刘源得罪了一些高层人士。“给他的晋升机会带来负面影响”。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谷俊山）的调查已经结束，接下来将进入司法程序”。消息来源还说，刘源与薄熙来关系密切，这也影响了他的晋升。
 
 国家官媒新华社在本周五报道，薄熙来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

“中国共产党在上个月开除了薄熙来的党籍并公布了他涉嫌滥用权力、收受巨额贿赂等罪名的指控。这位有魅力但备受争议的领导人戏剧性的倒台对中国领导人交接过渡产生了影响。国家官媒新华社在本周五（10月26日）报道，薄熙来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

消息人士说，刘源试图借用揭露谷俊山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胆清除军内高层腐败的人物。不过事与愿违，他精心策划的行动从某个角度来讲玷污了军队形象。

谷俊山目前下落不明，他和他的家人不能立即对此事发表评论。

有另外一个消息来源称“谷俊山贪腐违纪的调查时长约五个月。这是一个复杂且棘手的事件，一把双刃剑，调查一方面要保证给予一定的可信度，可是也会引起同行之间的积怨。”
反腐大战

该消息人士还称，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军队正在经历一次重新大洗牌。一些军事将领进行人事更变。但刘源已经出局。

本周二（10月23日）马晓天将军接替许其亮担任空军司令。许其亮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人事调整中，在本周四（10月25日），房峰辉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阳被提升为总政治部主任。赵克石任总后勤部部长，张又侠任总装备部部长。消息人士称，这五位新任命的军队高官都很有可能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曾发誓要打击腐败的刘源很可能与中央军事委员失之交臂。
 
 解放军四总部最高领导全部换人。中国国防部本周四宣布的军方高层人事变更被认为是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更替。

消息来源表示，今年一月份的一次闭门会议上，面对在座的600名将领，刘源表示要向军中腐败宣战。来源补充说，刘源并没有特别把矛头指向谷俊山，但后者在随后的一个月被解职。

中国军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大了打击腐败的力度，禁止军人涉商。但是由于缺乏透明度，制衡机制、道德沦丧等因素，腐败浪潮在近年愈演愈烈。2006年，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涉嫌经济犯罪，挪用公款1.6亿元人民币被判无期徒刑。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和凤凰卫视报道，这是近6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军事腐败丑闻。▲◆★●■☆


剩女是伪问题　剩男才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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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2年10月26日电／以前我们提到更多的是“剩女”，而如今，“剩男”这个词又跃入我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人。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这个剩是剩下的剩，剩下了还没结婚的男女。咱们都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逐渐进入婚育期的男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而且今天还是我们的提要中也有，一位家长提出的观点，说这个剩每她是个伪命题，剩男才是大问题。剩男们将面临着哪些难题亟待破解呢？

　　剩男－－是如今时尚的说法，以前没有讨到老婆叫“光棍”。这个词令33岁的万宇强很无奈，他在北京某企业从事机电制造工作，河北保定人，他说来京10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老婆是自己的生活写照，现在他的业余时间主要精力用于相亲。

　　万宇强：农村现在年轻人都在外边打工，在家里边工作的也很少。相亲会的话，去了以后因为两个人比较陌生，见面聊一聊，如果觉得合适就继续交往，但是往往谈到实际问题上，像房子、经济收入的这方面的话，就不了了之了，因为现在女孩都比较现实。

　　找个同样来自老家保定农村的女孩，也是万宇强的愿望。

　　万宇强：家里人都好面子，感觉农村的往往一些结婚条件方面都比市区要求高。老家这边也都要配车，房子要算，压力也挺大。在老家盖房子现在也不便宜，将近10几万，加上一些电器起码要小20万，所以比在外边花钱一点也不少。

　　农村的结婚成本大在山东潍坊安丘县同样如此，曾经的三大件早已被现在的房子所替代。让河南清丰县纸坊乡村民刘爱菊一家发愁的是，她家的两个儿子只有一块宅基地，盖不起两套房子，两个儿子的婚事就一再耽搁。

　　刘爱菊：关键两个孩子，我大儿子属虎的都27了，二儿子属大龙的，这都24了，孩子也挺好，都有人介绍对象，介绍一听说没桩子，农村娶媳妇都嫌就一片桩子，两片桩人家才嫁呢。我发愁，因为没有桩子再让孩子一辈子打光棍，我都气死了，我说这该咋办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从某种意义上，＂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个大问题。＂　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人，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公共管理学专家、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丁兆林认为，人口结构和经济压力使得这部分男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

　　丁兆林：近3000万光棍如果找不着媳妇，会产生非常大的焦虑。还有一点可能产生对女性的侵害，性犯罪暴力犯罪的比例就会上升。另外一点可能会出现买卖婚姻的状况，对于整个社会稳定会产生非常大的隐患。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剩男问题的确比剩女问题要严重的多。

　　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面对这个被社会忽略的群体，丁兆林表示，当人口结构出现问题时，严格要求不能让女婴随意堕胎只能有益于未来30年，然而，是否需要对内移民则是当下要面临的问题。

　　丁兆林：用通俗的话说是引进外国新娘，是不是合法，能不能允许，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在暗中在进行这样一些活动了。比如有邮购越南新娘，出现很多犯罪的行为，最后它成为黑社会所掌控的经济来源。中国人已经这么多了还要往里边来进外来的移民，这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是大跌眼镜的事，但是它逼到这个份上了，你也是不得不考虑。▲◆★●■☆


中国在非洲的“面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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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7： 近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

　　中评社香港2012年10月27日电（记者　马映红编译）美国卡罗莱那沿海大学助理教授理艾杜（Richard Aidoo）在日本《外交学家》杂志刊文，题目为：中国在非洲的“面子”问题，文章编译如下：

　　北京于非洲实施的“不干预政策”着重经济合作而不附设政治条件，所以过去一直受到非洲领导人的欢迎。不过随着非洲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国这政策是不是显得过时呢？

　　自1950年代起，中国就以“不干涉”的原则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由于北京非洲的外交和经济活动越来越频密，于是“不干预政策”逐渐受到外界严密的审查和谴责，西方一直批评中国取巧地利用“不干预政策”确保重要资源畅通往来，并借此继续向苏丹和津巴布韦的流氓政权售武。随着一些非洲国家陆续爆发反华情绪，到底北京会加强“不干预”的态度，还是不再强调以此作为对非洲的外交方针？

　　“不干预政策”涵盖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杜绝了中国领导人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一直以来，尊重主权都是北京的国际政治行为的中心思想。从在安理会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议案上弃权，到毫不参与苏丹问题，中国都一直小心（有时过于小心）处理与非洲的庞大外交事务。

　幸好，过去10年的中非关系相对上属于蜜月期，这是因为非洲领袖已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感到不耐烦，令他们倾向接受另一选择：不限政治条件，但却保证经济增长的承诺。在“不干预政策”下，非洲不需接受民主条件就能和中国合作，所以非洲领袖当然比平民更欢迎“不干预政策”。但最近几个月，中国意识到非洲某些地区出现了一股反华情绪，中国领导人或需评估一下，到底北京是否因太深入涉足非洲事务而难再维持“不干预政策”；或者是否应继续坚持政策，以避免被标签为“殖民者”和“资源剥削者”。

　　随着中国扩大进入非洲大陆，并于当地有更多资源交易和为积极为中国商品打开市场，要坚守“不干涉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对非洲的活动中，北京主要关注是否能继续获得战略资源，当中包括：中国于安哥拉和苏丹石油的重大投资；于赞比亚的铜矿得益；中国近期更想在加纳和乌干达新发现的石油分一杯羹。

　　由于收购和开发这些资源和外部及内部利益存在利害关系，所以中国参与这些战略投资将增加干预非洲事务的危机。例如在2010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因与埃克森美孚争夺价值40亿美元的石油，而向加纳政府施压。越多这些资源交易，中方就越需要与非洲当地权势打交道，以确保能持续获得战略资源，并尽量减少当地民众不满。这种两难局面将继续挑战北京于非洲的“不干涉政策”。

　　席卷非洲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和其他政治运动，令中国收紧了“不干预政策”。在不干预的原则下，北京如何应对这些突发的政治运动，遭到批评者的关注。中国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的一些战略反应，例如是在卡扎菲灭亡前会见利比亚反对派，就显示了“不干预政策”的弹性。北京对此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是非洲政治和社会动荡余波的受影响国家。在这情况下，中国式违反了“不干预”的原则。这样的话，“不干预政策”在60年后只会成为空洞的定义，代表着只是北京面对艰难选择时的消极态度。苏丹和南苏丹冲突持续升温，对此中国需要无私地承担大国应有责任，而非只一心得到资源。而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于非洲的主要经济利益因当地冲突受到威胁，她还能继续“不干预”多久？

　北京一直竭力强调中国和西方于非洲政策及活动上的差别，主要是为了面子。一直以来，中国都小心翼翼保持在非洲的形象，以免被批评为实行新殖民主义，而“不干预政策”一直是北京回应任何关于中国于非洲的自私政策和经济得益的标准答案。随着中国在非洲拥有越来越多商业活动，当地民众都逐渐不相信中国不会干预非洲事务，因此当地近日陆续出现反华情绪。要处理中非关系渐渐出现的暗涌，及在非洲开辟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中国既要赏罚分明，也要打着“不干预”的旗号以表尊重。但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干预”就成为海市蜃楼，因为随着中国于非洲的经济投资不断增加，她将要着手塑造和维持非洲的商业环境，以确保中国投资蓬勃发展。

　　北京目前正处理和新一代非洲领袖的关系，而这批领袖正承受着自由民主理想和务实经济议程的压力。虽然“不干预政策”一直被西方视为表面功夫，但仍获得部分非洲领袖的欢迎。

　　但是，随着新一代非洲领袖上场，中国将面临窘境。很多于过去极力支持中国的非洲“强人”，例如是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都已经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民选领袖，或受到残暴的前任领袖的遭遇所警惕的领袖。北京将需要和这些新一代非洲领袖打交道，但这些新领袖或想与过去划清界限，因此可能会谨慎看待中国和其“不干涉政策”。

　　最终，由于中国要极力争取非洲的资源和市场，所以关于“不干预政策”的讨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不干预”可能是一种双刃策略：要不就显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并非西方过去的殖民势力，要不就违背了中国所强调的和平崛起。如果要令人相信中国不是殖民者，北京就要根据非洲大陆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重新考虑“不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