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德平低調訪台 將與連戰會面
http://www.ifeng.com.tw/twnews/detail_2012_10/29/18630638_0.shtml

2012年10月29日 來源：联合新闻网

中共已故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首度來台。胡德平此行來台十分低調，與台灣政商文化界交流，了解台灣民主經驗與社會文化。

這是胡德平第一次來台，接受中華經濟區域戰略發展協會（中華經戰會）邀請，包括他、他的秘書、國台辦交流局副局長等人，以自由行的觀光名義申請，從十月十九日到廿八日，總共十天，原定卅日離台，因為北京臨時有要務，昨天下午提前搭機返回北京。

胡德平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在大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台灣政界方面，胡德平近日跟國民黨兩位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會見，以及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會面；胡德平此行「唯一」與政府官員會面是內政部長李鴻源，兩人是在綠色生態有共同興趣，這次是老朋友相見歡。

胡德平繞了台灣一圈，在宗教界會見證嚴法師、惟覺法師、星雲法師等人，深刻感受台灣的文化底蘊；在企業界會見工商團體領袖、金控公司的大老闆，還有很多人想跟胡會見，但因行程太滿，排不出來。胡德平此行沒有見到民進黨人士。

王鐙緯表示，他與胡德平是「十多年的朋友」，約在二○○五年，胡德平擔任大陸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時，王鐙緯就已邀請胡德平來台，一直未能成行，直到近日終於實現。

據王鐙緯轉述，胡德平早在十多年前就想到台灣看看，此行來台，希望多了解台灣的民主經驗及社會文化，對台灣的文化底蘊感受很深，將有助於兩岸互動交流，希望可為中共未來提出建言。▲◆★●■☆


“东突”分子组成“圣战”小组参与叙利亚内战
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xuliya/content-3/detail_2012_10/29/18634576_0.shtml

2012年10月29日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东突分子被证赴叙参战  我反恐部门紧盯其动向

《环球时报》近日从中国反恐权威部门获得独家消息，今年5月以来，“东突”组织纠集成员，组成“圣战”小组潜入叙利亚参与内战。中国反恐官员说，恐怖组织“东伊运”是在“基地”组织发出指令后开始行动的。27日，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基地”头目扎瓦赫里的最新录像，他鼓动追随者“起来支持叙利亚的兄弟”。2011年3月爆发的叙利亚冲突已经持续了19个月，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国际恐怖主义可能在这里合流，法国安全部门已发现该国年轻人到叙参加国际“圣战者”组织，伊拉克、利比亚、沙特等国的武装分子在叙利亚早已经成群结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李伟28日对《环球时报》说，“东突”境外参战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练兵”，一个是企图得到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同”和“帮助”。中国反恐官员说，他们正紧盯“东突”分子的动向。李伟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迅速推动叙利亚消弭冲突，如果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合流，对谁都不是福音。

“东突”派出“圣战”小组

中国反恐权威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基地’组织发出秘密奔赴叙利亚进行‘圣战’的指令后，有求于‘基地’组织的‘东伊运’从阿富汗境内和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抽调精干人员，分批从周边邻国潜入叙利亚，与已在叙利亚境内的‘圣战’势力会合，然后组成独立小组参战。”

相关反恐部门掌握的情况显示，派出“圣战”小组的包括“东伊运”和“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等组织。“东伊运”组织早在2002年9月就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也是中国公安部2003年12月第一批认定的四个“东突”恐怖组织之一。今年4月，中国公安部公布的第三批恐怖活动人员名单中，多数是“东伊运”成员。这位官员说，“‘东伊运’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基地’组织的资助，以及该组织通过走私贩运毒品、武器弹药和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有组织犯罪方式筹集的经费。该组织挑选、招募从新疆外逃的分裂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秘密接受专门训练，从事恐怖活动。”

“‘东突’派人员潜入叙利亚参加内战并非特例，除了车臣战争、‘东突’恐怖分子还曾在欧洲、中东、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介入暴力恐怖活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伟2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李伟认为，“东突”恐怖分子介入全球不同地区恐怖暴力活动的目的不尽相同，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们参加战争是为了‘练兵’，企图回流国内破坏中国西北的稳定；在叙利亚，他们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获得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的认同与支持，企图借此在未来得到‘帮助’。”

中国另一名反恐权威部门官员向《环球时报》记者证实“东突”派“圣战”小组赴叙参战的动向。他解释说，“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基本不被外界了解，该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打着宗教旗帜毫不掩饰分裂中国的目的。“这个组织的一批成员分成数个不同小组非法越界前往叙利亚，与那里的‘东伊运’骨干会合。”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斯塔法本月中旬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叙方不掌握“东突”分子在叙利亚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确切情况。“不过有这种情况，倒是不让人意外。”穆斯塔法说，按叙利亚已经掌握的情报，有来自利比亚、伊拉克、埃及和海湾多国的极端分子、“圣战”分子和恐怖组织在土叙边境和叙利亚境内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这些人都是从土耳其一侧进入叙利亚境内进行恐怖活动”。他指责土耳其政府“纵容甚至包庇”这些恐怖活动，刻意挑起对叙战争。

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反应强烈。他断然否认有“东突”分子在土耳其境内接受训练和武装，称土耳其也受到一些恐怖主义势力威胁，“我们不可能容忍包括‘东突’在内的任何境内恐怖活动。埃森利强调，“东伊运”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土耳其在2009-2010年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曾将多名“东突”分子列入恐怖分子名单。“自2010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来，土中双方包括情报在内的战略合作紧密且顺利。”不过，埃森利没有说明“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在土耳其的活动情况。

《环球时报》记者2009年在阿富汗采访时，阿富汗巴米扬省警察厅长曾对记者说，“与那些抱着纯粹‘圣战’目的的其他国家极端分子不同，‘东突’武装分子不少是抱着‘练兵’的目的到境外参加暴力恐怖活动的，比如说在阿富汗、阿巴边境地区、车臣或其他地方，他们更乐于学习炸弹的制造技巧、恐怖袭击的方式以及对实战环境的感受。他们更主要的意愿是回流到出生地，从事更具威胁的破坏活动，这是中国需要警惕的。”

“自由军”撇清与“东突”有关

“‘东突’武装人员肯定不会在我们自由军内”，叙利亚自由军阿勒颇战区新闻联络官阿卜杜拉·阿尔·亚辛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说道。他称，“‘东突’武装人员肯定不会在我们自由军内，他们只可能归属‘支援阵线’。”

“支援阵线”是一个什么组织？据记者了解，“支援阵线”大约有近千人，其中300人在阿勒颇，其他主要分布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霍姆斯市和大马士革城区。他们中多数人来自叙利亚之外，包括利比亚、也门、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甚至巴尔干地区。这个组织准确成立时间不详，最高指挥官身份诡秘，但出名是在2012年7月。叙利亚自由军“阿勒颇旅”指挥官阿卜·奥贝雅达说，“当时，政府军几乎把我们打出阿勒颇萨拉哈丁区的时候，突然冒出几十名自称‘支援阵线’的外国武装人员，击退政府军。这一战让他们的名字传遍了整个阿勒颇前线。从那之后，这些人独来独往，哪里的自由军遇到麻烦，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就像救火队一样，或者可以称为阿勒颇的特战部队。”

英国《独立报》10月16日曾报道说，“支援阵线”宣布对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一连串的神秘爆炸事件负责，他们的声明张贴在‘基地’控制的在线论坛上，这表明双方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本报记者9月在阿勒颇萨拉哈丁区采访期间曾遇到过自称来自利比亚的武装人员阿布·谢哈姆，他是“支援阵线”成员，缠头巾，着大袍，留着大胡子和长发，张嘴就是《古兰经》条文。采访中他拒绝被拍照，称一切外国记者“不是巴沙尔的间谍，就是美英的特务”。谢哈姆的武器明显比叙利亚自由军的武器精良，有崭新的比利时步枪，甚至有枪榴弹。

“轰炸、伤亡和相互指责打碎了叙利亚的停火协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此描述28日的叙利亚。印度《先锋报》题为“与和平永别？”的文章称，圣战者在利用叙利亚的混乱局面。2011年3月爆发的亲民主抗议已经悲剧性地被外国雇佣军和圣战者劫持，包括“基地”及其附属组织。美联社报道说，对“宰牲节停火”，“支援阵线”一开始就发表声明予以反对，称这是一个“肮脏的游戏”。

《环球时报》记者在阿勒颇采访期间，曾在沙阿医院看到这样一幕：“支援阵线”送伤员来治疗。这些全副武装的人员毫不客气地要求医护人员优先抢救他们的伤员，一名同样送医的阿勒颇市民无奈甚至愤怒地说道：“他们现在都这样霸道，将来会怎么样？！”

国际恐怖势力在叙利亚合流

“我敦促每一个地方的穆斯林，起来支持叙利亚的兄弟，清除已经患上癌症的犯罪政权。叙利亚人民有权以任何手段保卫自己。”27日，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基地”头目扎瓦赫里的这段讲话，在新播放的超过两个小时的视频中，扎瓦赫里还将奥巴马称为“骗子”、“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他还呼吁所有追随者，绑架那些“对穆斯林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公民是让“我们的被俘人员，以及拉赫曼”获释的唯一方法。扎瓦赫里所说的拉赫曼，1993年策划了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后在美国入狱。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斯塔法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证实，叙政府已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180名外国恐怖嫌犯的名单。

美国《时代》周刊说，“叙利亚内战在残酷继续，人们越来越担忧这场冲突可能变成一块吸引欧洲圣战者的磁铁。”报道引述法国安全官员的话说，这有点像当初的波黑，年轻的欧洲人加入到与塞尔维亚族军队作战的极端圣战者组织，其中许多人回国后带来了作战经验，同时完全极端化了，一些人逐渐走向恐怖主义。伦敦反恐学者李斯特10月16日对英国《独立报》说，叙利亚可能出现一个全球圣战者运动。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委员阿特坎28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东突’分子已经进入叙利亚，但可以确定有来自埃及、利比亚、也门、巴基斯坦等国的武装人员参战，甚至也知道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参战，但他们现在是帮我们打巴沙尔军队，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欢迎他们。”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对记者的提问，阿特坎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未来的叙利亚绝不允许‘基地’和‘东突’恐怖分子存在，他们会被迫离开，因为几百年来叙利亚的世俗生活不欢迎他们，也不具备他们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阿特坎承认，美国迟迟没给叙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就是担心武器落到“全球极端恐怖分子”手里。

今年9月，在叙利亚北部土库曼人自治区首府里尔镇，叙利亚自由军“土库曼人旅”旅长阿卜杜·菲尔上校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不欢迎‘基地’组织和任何极端武装分子，将来更不会允许他们存在。”（邱永峥刘畅） ▲◆★●■☆


改革仍是中国当下最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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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29：改革需要超越现有的经济层面而进入到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内的总体改革阶段

　　中评社北京2012年10月29日电／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十八大将修改党章，把中共重大的理论和重大的战略写入党章。中国经营报发表时评人邓聿文文章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重大的理论、重大的战略被写入党章。但有一点很清楚，修改后的十八大党章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根本的就是科学发展观。

　　文章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整体，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按照官方的阐释，必须把握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其中，对当下中国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是要继续推进改革。无论从过去30年还是从最近5年的正反发展经验看，改革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半个甲子，民间对各种“伪改革”也患上了“疲劳症”，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客观上不再需要改革，不存在推进改革的动力。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看，改革远未完成，真正的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重大的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未能推进，甚至还未启动，或者已经停滞。

　　文章分析，阻碍改革深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列出诸多具体的因素，但从执政党自身来看，一些部门和官员执政和领导方式，以及管理社会的方式，未能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及民众权益要求提高的现实，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否认执政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变革，事实上，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推进此方面的改革，比如近年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就可以看做执政党和政府谋求自身转型和突围的一种努力。只是，基于旧有的那套思维模式、动员方式和权力结构，已经内化为执政党的文化传统，改起来有很大难度。

　　改革需要超越现有的经济层面而进入到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在内的总体改革阶段。中国严重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发展方式，同权力相对集中、公共性和参与性不足，以及责任机制匮乏这样一种政治模式是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的。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因为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发展。可随着民众对此种状况忍受性的降低，这种模式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也就大大增加。

　　文章指出，要使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取得突破，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须有改革自身的勇气，改变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管理方式。比如，不应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并依此确立分享权力的资格；以内部纪律和规定代替法律来管理社会事务；以严密组织、高度统一的方式来规范全国性事务——即使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何在政治体制设计中吸纳不同利益要求的新兴力量，使之成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和执政党与政府一起共同治理社会，是我们在下一步改革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简言之，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与行为模式，需要走向民主、开放和包容，以限权为要点，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强化党员和民众的主体地位，为公众参与建立一个制度化渠道，真正建设一个有限政府。 ▲◆★●■☆


中国的新闻媒体不要拾日本的涕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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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8：日本新闻媒体之所以大幅度报道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论，是因为日本的读者需要这样的言论。

　　中评社北京2012年10月28日电（特约作者　乔新生）面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海内外学者纷纷发表意见，从不同的角度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出现了向右转的倾向，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煽风点火，正在把日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把日本问题归咎于“一小撮”或者“少部分”的做法，是典型的自欺欺人。日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清算历史罪行，重建东北亚地区秩序的问题。
 
　　然而，一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始终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把日本国内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多元化社会一部分人的问题。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认为日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不断迎合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问题上煽风点火，从而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这种不敢正视现实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鸵鸟方法。

　 日本新闻媒体之所以大幅度报道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论，是因为日本的读者需要这样的言论，或者说，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国内存在不同的声音，一些新闻媒体曾经刊登过日本著名作家振聋发聩的呐喊，日本企业界的一些知名领袖也曾经公开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不支持日本政府的言论。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日本新闻媒体在报道日本国内政治言论方面，遵循着专业主义的精神。日本右翼分子言论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民众需要极端的言论帮助他们摆脱当前的困境。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面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时，往往会在外交问题上大做文章。挑起领土争端，可以转移视线，掩盖国内的经济问题，从而使自己渡过暂时的难关。
 
　　对于日本政客掩盖事实真相转移视线的做法，日本新闻媒体从业者并非不了解真相。但是，新闻媒体的属性决定了，他们更愿意报道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因此，日本政府领导人投其所好，不断地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
 
　　分析日本国内的问题，既要立足于日本国内，但同时又要放眼世界。现在一些中国新闻媒体在分析钓鱼岛争端时之所以显得琐碎不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据日本政客的只言片语，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从而使新闻评论变成了华丽辞藻的堆砌。如果中国的新闻媒体小题大做，抓住日本政府首相的某些言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那么，就会迷失大方向，从而被日本政客牵着鼻子走。

　　 当前日本政府领导人采取一切手段混淆视听，极力掩盖自己在钓鱼岛问题上犯下的严重错误。中国的新闻评论者一定要掌握大方向，在分析日本问题时具有大局观，万万不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从而使观众被日本政客牵着鼻子走。

　　笔者多次指出，分析国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绝大多数国际问题专家都具有丰富的国际外交经历，或者长期担任驻外记者，他们在分析观察问题的时候，往往能从全局出发，指出问题的根本，并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中国新闻媒体在分析日本问题的时候之所以陷入细微末节之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既没有丰富的外交经历，同时也没有从政的经验，他们在分析国际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东鳞西爪，对问题一知半解，无法从全局的角度探究事实的真相。
 
　　在中日关系敏感时期，新闻媒体主管单位应当及时发现问题，提醒新闻媒体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跟着日本新闻媒体的思路走，把日本一些政治人物的观点当作发表新闻评论的由头，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偏离方向。
 
　　中日两国关系陷入僵局，完全是由日本政府的不负责任所造成的。如果打着国际评论的幌子，为日本政客推卸责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那么，这样的新闻评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管日本政客发表怎样的言论，也不管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的新闻媒体都必须牢牢把握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批判日本政府的错误做法。不能把日本政府的责任归咎于日本新闻媒体煽风点火，也不能把日本政府的错误做法归咎于日本国内的极右翼势力。

　当前我们尤其要警惕那些打着所谓深度分析的旗号，为日本政客“解套”的国际评论。中日两国关系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中国国际问题评论者应当有起码的政治觉悟，不能以评论的方式为日本政客寻找台阶。如果日本政客不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改变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的决定，那么，中国新闻媒体应当将矛头对准的日本政客，绝对不能以所谓分析评论的方式，把责任归咎于其他政治群体或者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一定要讲政治顾大局，千万不能为了独树一帜而发表危险的言论。某些西方新闻媒体正是利用中国国内某些电视的不当言论，为日本政客的做法开脱责任。到现在为止，日本国内的许多新闻媒体都认为日本中央政府之所以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是为了加强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效管制，防止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局势失控。这是典型的无理狡辩。

　　如果中国的新闻媒体拾人涕唾，将日本新闻媒体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作为自己评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那么，就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定要拒绝这样的言论。▲◆★●■☆
 
　　（中评社特约作者乔新生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 院长）



北京发出修正邓小平“不争论”路线的信号
http://www.boxun.com/forum/201210/boxun2012/226798.shtml

 10/27/2012 主题：北京发出修正邓小平“不争论”路线的信号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国未来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其网站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准备不足”。这显然是对邓小平20年前提出的“不争论”的重大质疑，也是对“一心一意谋发展”的重要修正。

这篇署名公方彬，发表于10月10日的文章写道：“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

文章指出：“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好似欧洲的启蒙运动，让不会思考的中国人跳出‘两个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为思考而推动着政治的改变，使威权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

这篇文章中的一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引发了网民的嘲弄，“理论准备不足”成又一网络流行语。

但是，纵观整篇文章，其实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做错了可以再选择，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错了路几乎没有补救的可能。”

但是，北京过去20年来在邓小平“不争论”的实用主义做法下，将特定历史时期的“白猫黑猫”论无限扩大，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模式。只要能赚钱（用的是“发展”一词），什么姓社姓资，什么分配不公，都不在话下。

胡锦涛在当选国家主席后，正好遇到SARS潮，胡锦涛提出了和谐发展的论述，这个论述最后也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论述。但是，胡锦涛也是继续秉持了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方针，提倡“一心一意谋发展”，甚至在“不争论”后，又加上了“不折腾”。

公方彬指出，“现实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导致了党政官员或公务员系统成为普通群众的对立面，这些人享有的隐形福利已经让纳税人感受到一种新的剥削产生，搞不好还造成了人民虚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

他说：“既然症结不难弄清，为什么仍然坐视大量矛盾堆积？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制约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政治观未能实现突破，这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公方彬疾呼：“再不重新解读政治，确立新的政治观，就不可能以新思维建构政治体制、规范政治活动，必定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基础随之瓦解。”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述结论是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展开理论准备，确立新的“政治观”。问题在于，这样的政治观最在网络时代，必将是一场全民的讨论。由于宪法规定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邓小平反对的“姓社姓资”的讨论也必将进行。

公方彬的文章提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一次全民的政治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崇高地位。这样的提醒并非是要谴责邓小平当上最高领导就主导“不争论”，而是凸显了中国正在一个向何处的十字路口上。

因此，这篇文章本身，无疑是北京发出了一个重大信号，在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夜，必须进行一次全民的大讨论，以凝聚全民的共识。出处：多维▲◆★●■☆


俄罗斯人为何容易酒精中毒？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10/201210282315.shtml#.UI3rjGekzEk

----俄罗斯是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的继承人

2012年10月28日  

    （一）俄罗斯是鞑靼人的后裔
    
    欧洲谚语说“Scratch a Russian and you will find a Tatar”，意思就是说撕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中国的灾难几千年来一直都来自北方邻国，对俄罗斯来说，征服、掠夺、屠杀、兼并，就是“普世价值”，而这正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理念。
    
    英国《泰晤士报》2012年1月19日报道，俄罗斯人原本并不容易醉酒，但是被蒙古人统治了数百年之后，由于通婚等原因，许多俄罗斯人身上留下了蒙古人的基因，因而体内酒精的新陈代谢方式就与蒙古人一样，比其他欧洲人慢了许多，所以很容易醉酒。
    
    俄罗斯卫生部麻醉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曾经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先让12名志愿者在一小时内喝下0．35公斤的伏特加酒，然后开始向他们提出 一些问题，组织他们玩电脑游戏，进行呼吸测试并观察他们的站姿。接着，志愿者们回宿舍睡觉。次日一早，在享用了丰盛早餐后，又接受了酒后影响测试。
    
    结果，专家们发现，带有蒙古人基因的志愿者血液中酒精浓度比其他人高了一倍，由于体内酒精分解速度慢很多，他们醉得更厉害，表现为站不直，容易激动，思维混乱，甚至突然情绪低落。
    
    该中心研究人员弗拉基米尔·努日内指出，早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后代已经率兵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在此期间，许多蒙古人与俄罗斯人通婚，因而他们的后代就带有了蒙古人基因。
    
    专家们指出，俄罗斯气候严寒，所以人们被迫喝酒取暖；而且由于苏联解体后一度发生政治经济危机，不少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通过大量饮酒来麻痹神经； 加上当地盛产伏特加烈酒，因而有蒙古基因的俄罗斯人喝得多、醉得快，结果给人们造成了“俄罗斯出酒鬼”的印象。
    
    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谢利格尔湖（特维尔，莫斯科以北350公里）参加的pro-Kremlin青年论坛讨论会照片登出后，许多俄罗斯人指出普京现在拥有蒙古人的眼睛和颧骨。
    
    “普京是蒙古人！”年轻的民主主义领袖罗曼·多布洛霍托夫指着照片上普京细小的眼睛说道。他写到：“伯托克斯是邪恶的，不一会他就会把他的脸藏在手绢后面，就像迈克·杰克迅那样。”
    
    历史上，为俄国挡住最大的两次外来侵略的将领都是游牧民族出身：
    
    1、库图佐夫，俄国顶级将星，鞑靼蒙古出身，击败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库图佐夫乃俄国军界一个罕有的大才子，不但精通兵法、战史、几何学、数学，还深通德语、拉丁语、波兰语、土耳其语和英语。
    
    2、号称“战神”的屠夫谢苗·布琼尼，沙皇、红军中都战功显赫，他是沙皇俄军中极少数获得“圣乔治”军功章一二三四级的人物之一，是当时俄军最高军功章。他的部队是红军机动能力最强、威力最大的战役集团。可以说，他的部队构成了二战中苏军名将层核心，如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巴格拉米扬甚至铁木辛哥都是他的部下。
    
    还有一个巴桑·格罗德维科夫，是苏联蒙古族将军，1944年率军由东喀尔巴阡山直插匈牙利，横扫波兰，一直打到柏林。1945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列宁勋章。
    
    
    （二）北亚游牧民族向来是杂种
    
    北亚游牧民族自古就是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的混合体，匈奴帝国如此，蒙古帝国如此、俄罗斯也是如此。游牧帝国的特点：国土大、人口少、军力强、中央集权、扩张好战、欧亚人种混合。
    
    历史上，瑞典、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半岛的虎狼之师最终无不败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俄罗斯的强大，在于其自身的游牧民族基因——胜则毁灭一切，败则飘然而去， 游牧民族不需要携带所有给养，抢掠是其主要供养方式，当他们失败时，因为游牧民族不存在“固定资产”，所以也没有必须要坚守的地盘，游牧民族可以凭借其广袤的草原和沙漠拖死对手。
    
    19世纪法军远征与20世纪二战德军东侵，与俄罗斯人令人恐怖的一路狂奔，决定了战争的结果。即使这场战斗，也是蒙古佬库图佐夫公爵实行的。当那些鞑靼人（欧洲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烧毁自己的家园与首都时，法国人反倒成为不远万里的消防队。从莫斯科到达波兰，一路上全是被冻死饿死的法军尸体。
    
    二战德苏战争，出现与法俄战争类似情况。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死亡达150万，大部分是被活活冻死与饿死的。四年时间里，数十次巨大的会战，比当年的法军更为强大的德军也被吞噬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
    
    俄罗斯国土的大纵深让敌人犹如掉进泥沼，补给和兵力永远不足，俄罗斯人在面临最终失败时便实行焦土政策，这些正是游牧民族的抗敌方式，俄罗斯的广袤国土犹 如游牧民族的大草原和沙漠，对手陷进去之后根本处在处处占领处处兵力不足处处四面楚歌的窘境，俄罗斯无边的国土和焦土政策让对手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而焦土政策正是游牧民族战略大迁徙的行为。任何一个农业民族或其继承者工业化国家，都不能真正实行“焦土抗战”，只有俄罗斯能够做到这一点，俄罗斯的 游牧基因让其始终处于不败境地，这一点其他任何帝国都做不到。
    
    而农耕民族天生的劣势就是其“固定资产”，农业民族必须保住其家园才能生存，往往是“全线防守，全线崩溃”，即使农业民族进攻游牧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去和游牧民族周旋到底。因此西汉倾全国力量仍无法击败匈奴，匈奴在此后仍然长期威胁著中国。明初朱元璋、朱棣等征伐北元看似威风凛凛，实则图个面子工程，根本就不能全歼对手，反而大明朝皇帝朱祁镇在不久之后被蒙古人捉走了。
    
    （三）俄罗斯人狼性来源
    
    俄罗斯的征服史中完全继承了游牧民族彪悍的基因，凡是和俄罗斯交界的国家和民族无不受到严厉惩罚。欧洲殖民主义者是用野蛮的方式征服世界的，但是没有一个最终与俄罗斯人相似，因为欧洲殖民者尤其是英国人的行为属于资本主义商业诱惑的贪婪，其行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道德和价值观的 影响和鞭策。而俄罗斯根本不受任何约束，对俄罗斯来说，征服和掠夺才是普世价值，而这正是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理念。俄罗斯在扩张过程中也遭受过挫折甚 至暂时的失败，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摧毁俄罗斯，俄罗斯人正是因为其游牧民族的基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俄罗斯能够侵略邻国，而别国侵略俄国注定自取灭亡。
    
    装备现代科技的游牧民族继承者几乎横行天下，各大帝国绞尽脑汁试图制服俄罗斯这个游牧民族遗传下来的妖孽，拿破仑战败了，希特勒灭亡了，日本人失败了，英国的战略围堵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施，将俄国围困在波罗的海、黑海、波斯湾、阿富汗、远东这一条防卫圈之内，美国也老老实实地实行英国的围堵政策，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后总算没让俄罗斯冲出包围圈，这也是全人类的幸事。但是，这些成功是建立在防守的前提下，假如英国人或美国人实行进攻政策的话，他们即使再强大也注定要失败，因为被火器武装的游牧民族是真正的“不败金刚”，你根本无法打败它。
    
    北欧与北亚，自古就是一个整体。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时代起，匈奴便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以及满洲等地 区，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与中亚、西亚、欧洲民族通婚融合。13世纪到至16世纪的蒙古金帐汗国控制着俄罗斯，以及后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西 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等等这些蒙古汗国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而之后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当时的蒙古就在沙俄的势力范围，一直到苏联解体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蒙古一直都是俄罗斯势力的一部分。
    
    十三世纪前，日耳曼人的种族侵略波及欧洲各地，男性日耳曼人到处奸淫掳掠，使得现代欧洲大陆上法、西、葡、意、巴尔干半岛以及英国的80%以上人的父系是日耳曼人，莫斯科也没有幸免。考古基因研究发现，十一世纪的莫斯科居民与八世纪的莫斯科居民，母系基因完全联系，都是东斯拉夫人，而父系基因有近半数改变。到了十三世纪，莫斯科及周边地区迎来了更强大的“生殖侵略者”，那就是蒙古人，蒙古人与日耳曼人、高加索人种混血：蒙古可汗甚至娶了拜占庭的公主；蒙古人还要当地妇女生下带有他们血统的孩子。
    
    （四）共产主义新鞑靼
    
    一百二十年年后，一个庞大的、父系是蒙古人，母系是欧洲各族人的新民族完全成熟，这就是有着部分高加索人外貌的鞑靼人。鞑靼人遍布东欧、南欧、中欧、西亚、中亚和北亚，人数甚至超过了自认为是“纯种蒙古”的卫拉特人。十三世纪后的俄罗斯族历史，实际就是一部分鞑靼族与另一部分鞑靼族混战的历史。
    
    蒙古人的入侵直接导致新民族鞑靼人的诞生，鞑靼族已成为今日俄罗斯联邦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蒙古控制了俄罗斯两个半世纪，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俄罗斯宫廷的王侯们渴望通过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一员来得到政治上的提拔。莫斯科也在蒙古人的控制下崛起并扩张。俄罗斯著名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被蒙古拔都汗当作亲生儿子一般对待，因此涅夫斯基的孙子，也就是莫斯科大公尤里·达尼洛维奇被许配给了蒙古乌兹别克汗的妹妹。
    
    费德尔·罗斯提斯拉维奇（斯摩棱斯克与雅罗斯拉夫尔的统治者）与蒙哥帖木儿汗的女儿联姻。费德尔与蒙古大汗的关系是极其融洽的，他在蒙古汗国所花的时间甚至超过在他自己的领地。费德尔·罗斯提斯拉维奇的后裔们也世代与蒙古联姻，包括后来雅罗斯拉夫尔的历代统治者 们，如沙科夫斯科椰、利沃夫、普所洛夫斯基等等。他们将蒙古人的基因世代流传在俄国贵族中。
    
    莫斯科大公空斯坦丁的孙子格雷布王子与蒙古萨尔塔汗的独生女的婚姻，他们生育了别洛焦尔斯克家族。而最有问题的婚姻莫过于格底米纳斯次子纳里曼塔斯与蒙古脱脱汗的女儿。
    
    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
    
    伊凡雷帝的母亲，俄罗斯著名女政治家耶琳娜·格林斯卡娅，就是蒙古拔都汗的后裔。
    
    一直到彼得大帝，脸上都有明显的蒙古特征。
    
    苏维埃共产主义新人列宁，身上也有四分之一的卡尔梅克蒙古血统。鞑靼杂种创造了共产主义的人间地狱。
    
    蒙古血统对俄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是东方的西方人。
    
    （五）
    
    史学论文《俄罗斯人为何酗酒成性？》曾经指出：这是由于俄罗斯费拉的借酒浇愁。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来说的。
    
    从体质人类学的层面来看，借酒浇愁和酗酒成性的中介，就是体质原因了，具体到俄罗斯人，就是蒙古杂种的体质不能胜任酒精消化。
    
    著名的尤里·梅谢尔斯基汗将军、安德烈·谢尔基佐 夫、叶尔莫洛夫、多赫图洛夫、马秋什金、莫尔德维诺夫、叶潘钦、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谢尔巴切夫等将军们；以及科学巨匠们如门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历史学家坎捷米尔；卡拉姆津以及极地学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人都有蒙古血统。
    
    此外蒙古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俄罗斯文学方面三位最伟大的小说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统。舞蹈家乌兰诺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有蒙古血统。
    
    到了苏联时期，情况反了过来：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女子为妻的大有人在，其中著名的有蒙古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 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而蒙古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数不胜数。
    
    近现代最著名的俄蒙联姻，莫过于蒙古最高主席团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与莫斯科卫戍司令里奥尼德·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蒙古第一夫人安娜斯塔西娅·费拉托娃。
    
    现任蒙古公民意志党领袖、蒙古前外交部长S.奥云：父亲蒙古人，母亲俄罗斯人。
    
    这样杂交的后果，就是一天到晚醉醺醺。难怪几百年来的蒙古人日渐颓败，因为他们败坏俄罗斯人的同时，自己也被俄罗斯人败坏了。▲◆★●■☆


以党史为鉴 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上）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09/01/200901120958.shtml

2009年1月1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
    
     本文，《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几个论点：

第一，专制政权内的最高统治权争斗，向来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

第二，党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斗争的历史，往往以路线、反腐败为旗帜，以派系为核心，以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目标；

第三，党内斗争可能会达成派别间的暂时妥协，但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对手，暗中调整力量对比，最终达到彻底击溃对手的目的；

第四，剪草还要锄根，彻底击溃政治对手后，还要大规模清洗对手的部下，防止未来翻案；

第五，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迫害，往往要残酷于对党外对手。

    
    以党史为鉴，则可知现今团派胡锦涛与江家帮党内斗争的兴衰规律。
    
    还是以毛主席与刘少奇为例，因为这是典型的专制政权内最高统治权争斗。

这一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大致分如下几个过程：

一、欲分庭抗礼，取而代之，针对对手的暗中组织活动；

二、从意识形态入手，公开党内矛盾与分歧，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三、暂时的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寻找或创造有利时机；

四、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

五、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一、少奇同志针对毛主席的有组织特务侦察活动
    
    首先，毛主席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如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导致党与国家生命与财产重大损失，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对毛产生不满情绪，党内接班人少奇同志遂起“取而代之”之心。少奇同志在思想上有了这个“取而代之”的想法，就必然要落实到组织行动上，也就是党内著名的1961年的“窃听器事件”与1962年的“畅观楼事件”，前者是暗中的，后者是半暗半明的。
    
    叶、华发动宫廷政变抓捕“四人帮”，以及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后，“窃听器事件”已经被官方平反，称作是“录音”。那事实真相到底是“秘密暗中窃听”还是“光明正大的录音”，有几个标准可以衡量。
    
    （1）录音设备如果是大体积的，且放在表面，让被录音的人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录音。但问题在于，用于侦听毛主席的录音设备，是公安部负责技术的部门从香港专门购买来、体积非常小的袖珍设备，可以隐藏在花瓶、天花板、沙发、写字台内，毛主席根本看不到，也不知道。所以事件的性质是窃听，不是录音。
    
    （2）如果毛主席没有明确指示过不让录音，还可以勉强称是录音。但毛泽东曾对叶子龙明确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我叫录时可以录，我不叫录时不能录”。中办主任杨尚昆是知道这个指示的。
    
    （3）如果只在会议场所安装录音设备，只录中央会议，还可以勉强称为录音。但关键是连毛主席的专列，以及毛主席的私人住所杭州汪庄，都安装有被录音者察觉不到的录音设备。录音内容无所不包，而且专门录制毛主席与女服务员性交做爱的场景。所以，所谓的录音，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窃听特务活动。从政治上很难搞倒的强人，就要从生活作风入手，从男女关系入手。这是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搞臭一个政治强人的最便捷的惯用伎俩。
    
    （4）事后无论是杨尚昆，还是叶子龙，总是含糊地强调录音是“中央”的决策，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问题在于，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主席，在党中央主席都不知情、没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根本就不能称是“中央”，如果要称，也只能是党内另立的中央，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命令。谁有这么大胆量，当然是党内2号人物、接班人刘少奇同志了，书记处的彭真、陆定一、安子文是刘的坚定追随者。邓小平虽无取代之心，但对毛的政策严重不满，且公开站在刘少奇一边。罗瑞卿、杨尚昆在中间观望，哪派获胜跟哪派，总之在决出胜负前是不能向毛主席报告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抛开谁对谁错的简单标准，单从事物的逻辑来看，所谓的录音事件，只能是对毛主席的窃听特务活动，也就是江青同志所称“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定性：“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我私人对话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如果说“窃听器事件”是少奇同志暗中特务活动的话，那么“畅观楼事件”则是刘对毛的半暗半明的有组织活动。
    
    七千人大会前夕，当时前台的刘少奇与邓小平责成书记处的彭真组织一个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看其中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提出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制定过哪些不切实际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极左政策，名曰“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主要是检查缺点和和吸取教训”，但彭真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要冷静地研究“三面红旗究竟是红旗？还是灰旗？白旗？”
    
    检查缺点和吸取教训可以，毛主席不是个不可理喻的人，但组织一批人马，集中在一起，整天查阅大跃进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事务的性质就变了，这是要查中央最高决策错误的责任，从而证明路线完全错了。毛主席是何等的明白，党内历来承认路线错误的，肯定要失去实权，最终会被清算。所以一旦真负了这个责任，自己党中央主席一把手的地位就再也保不住了，政治生命就会终结。
    
    结合“窃听器事件”考虑，“畅观楼事件”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要毛主席为“大跃进”以来发生的恶果，从最高决策层面，负具体路线责任的有组织活动，是刘、邓、彭在组织方面要清算毛的信号。
    
二、刘少奇从意识形态入手，在“七千人大会”与“四清运动”中公开自己与毛的党内矛盾分歧，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争取党员干部支持。

    
    由于经过长时间的窃听准备与畅观楼中央决策纠责，在“七千人大会”上唱主角的刘少奇是有备而来。报告的基调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断地改”，以至于“七千人大会”最后开成了“出气会”。
    
    本来毛主席是希望中央的几个常委都能与他一起分担一些责任，维系党内团结，解释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第一是天灾，第二是苏联逼债，第三才是工作中的缺点。但刘少奇拒绝与毛分担责任，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帜，擅自取消“苏联逼债”这一条，将“1958年以来，中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大讲什么“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
    
    刘少奇乍着胆子突破了毛主席的关于缺点与成绩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并借湖南农民之口说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关于“三面红旗”，刘少奇还讲到，“三面红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要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原来是现在不取消，将来要取消，这刘少奇是要从路线上根本否定毛主席。这就是主席后来讲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
    
    当然“七千人大会”也有为毛主席解围的，就是林彪同志，他讲的精彩之处：“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是，就会发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林彪这席话如醍醐灌顶，把毛主席说得五体通泰，六神皆安，有军队支持就不怕这个刘少奇了。事后毛主席考验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作不作得出来？”罗瑞卿事后选择了沉默。这表明负责政权半臂江山、毛的大警卫员罗瑞卿，在思想上已经被刘少奇拉走了，在毛主席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行动上选择了观望。尤其是“窃听器事件”，是公安部从香港买来的袖珍设备，秘密窃听录音毛主席私生活，罗不可能不知道，但却知情不报。这就注定了罗瑞卿下场，挨整被批。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声称整罗瑞卿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这是栽赃。
    
    “窃听器事件”、“畅观楼事件”、“七千人大会”，完全暴露了刘少奇欲从组织上取代毛主席的企图，这是刘少奇反毛主席在先。如果从动机手段来看，毛主席的确是个复杂人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策略是：老子不为天下，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来而不往非礼也。先不急于反击，而是暂时的妥协退让，麻痹对手，并设置圈套，等待对手上钩，这就是“四清运动”。
    
三、毛主席妥协退让以麻痹对手，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发动四清运动，试图创造有利战机机；刘少奇识破毛诡计，偷梁换柱，改变四清运动性质；毛刘党内分歧全面公开。

    
    毛主席懂得，七千人大会上的这七千人，是中共各级政权的四梁八柱，一旦脱离党的这些干部，就会成为孤家寡人，所以采取了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姿态：“……，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任的应当是我。……，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这最后一句是双关语，表明了毛的决心，要摸刘少奇的屁股了，可七千人大会，除了林彪，其他人就没一个能听懂。
    
    毛主席发动了“四清运动”，为了将运动的性质定性成“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制定了十条意见，史称“前十条”。刘少奇也深知自己“取毛代之”的企图暴露了，毛主席在耍花招，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当然不可能指已经退居幕后的毛主席自己，只能是指对毛构成最大威胁的在前台的他刘少奇了，所以立刻利用自己掌握的书记处，制定了一个“后十条”，美其名曰，“后十条”高度评价了“前十条”，而实际上则是刘妄图转变毛对“四清运动”的定性。
    
    更为精彩的是，刘少奇不仅没有上毛的圈套，反而将计就计，让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在全党内推广，成功地架空了毛对“四清运动”的控制。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干部下乡去抓四清工作，但讲话不管用，而刘少奇一句话，全体中央委员闻风而动，都下去蹲点。这回，毛的愤怒可想而知，大权旁落了！终于，1964年12月至来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刘矛盾分歧全面公开化。会前，邓小平怕毛泽东又玩新花样，通知毛，身体不好可以不用参加。
    
    毛主席终于忍耐不住，明确讲到，“四清”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说：“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当然明白，当权派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等都是他自己的干部，连毛的死党罗瑞卿都被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带走了。毛这是发动总攻前的序幕，欲剪其羽翼。刘打断毛的讲话，反驳到：“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刘又进一步将毛主席的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这回真忍耐不住了，12月17日来到会场，发言到：“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会场气愤冻结，沉默难耐。刘少奇看到四清运动的性质已完全搅乱了，目的达到了，对毛作了个轻描淡写的检查。“四清运动”，在毛、刘矛盾完全公开化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清”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的本意是利用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干部（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跑的那七千人，正是这些县处级干部在大跃进后拼命向农民征粮）的不满，展开对干部们的批判，从而将愤怒之火由基层干部烧到刘少奇的中央与邓小平的书记处。但毛没想到，农民已经被大跃进折腾得没了劲头，对四清运动根本没积极性，且刘、邓成功控制了中央，控制了对运动的定性，尤其“桃园经验”，竟然使“四清运动”成了为刘少奇夫妇歌功颂德的政治资本，所以毛的愤怒可想而知。
    
四、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毛主席发动文革，设置“派工作组”圈套，引诱刘、邓、彭上钩犯错，再出奇不意给对手致命一击，致对手于死地。

    
    见“四清运动”无法达成自己的战略构想，毛主席一计不成再生一计。1966年1月毛主席对身边的随从保健医生李志绥讲到：“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这个比四清大得多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回毛依靠的，不再是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而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
    
    这一回毛改变策略，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在文、史、哲学、法学、经济学等文科领域展开新一轮攻势。刘少奇一伙不是要控制对运动的定性吗，防止把火烧到自己吗，好，咱们就将计就计。毛任命刘的死党彭真、陆定一进文革五人小组。这是毛的拿手好戏，引蛇出洞。
    
    毛借康生之口欲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故意试探彭真、陆定一：“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陆定一自持有刘少奇撑腰，且在四清运动中成功破坏了老毛对运动的定性，并完全左右了运动，这次又想故伎重演。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彭更进一步借刘、邓控制的政治局压主席：“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就等主席批准。”陆定一随声附和：“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彭真、陆定一强迫毛主席按照他们的意志写一个“中央批语”，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毛表示：“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彭、陆自以为又一次成功控制了对文革运动的定性，他们不知这是毛事先布置好的战略口袋，就等他俩去落套。这时的毛已经不同于四清时期，早就做好了战役打击准备，已经成功布置好了康生、江青、春桥、恩来、林彪等人马，与刘、邓等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唱对台戏。毛抓住“二月提纲”大作文章，定性为混淆阶级阵线，让周恩来出面向刘、邓表态，要么牺牲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扬”，要么与毛主席公开决裂，刘的接班人地位不保。刘、邓上当了，自以为牺牲“彭、罗、陆、扬”可以保住自己。毛主席在剪其羽翼的同时，成功地麻痹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自以为这个交易，已经令毛主席解气了，可以息事宁人了。
    
    刘、邓大错特错了。在“海瑞罢官”与“二月提纲”战役中，毛剪掉了刘、邓最有力的四个左膀右臂。紧接着，毛发动第二战役，抛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各大学乱了，年轻学生当然希望要自由，不希望党的专制管教，毛号召学生造反，这非常符合学生的口味，尤其是毛亲自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失去了左膀右臂“彭、罗、陆、扬”，刘、邓只好自己亲自出马，决定向学校派工作组，镇压被毛鼓动起来的学生，维持学校党委的领导秩序。毛到杭州的汪庄和湖南的“滴水洞”隐居起来，故意不表态。刘邓上当受骗，误以为毛撒手不管了。刘、邓急忙要恢复各院校中党委对学生的领导，将造反的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
    
    这回落入圈套的是刘、邓自己了，毛已经成功地将自己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对立，转化成广大造反学生与刘、邓中央的矛盾对立。
    
    时机已经成熟，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发动总攻的时候了，毛还是要周恩来出面，要刘、邓围绕“向学校派工作组”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检讨。刘试图蒙混过关：“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私下嗤之以鼻：“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然而毛在语言上确另有一套，这是为了进一步麻痹刘、邓，防止垂死前的反扑。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作宽宏状：“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
    
    毛的这一席经典麻痹之言，使刘、邓产生了放弃反抗的侥幸心理。这席话好象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只要刘认真检讨认错，毛是会宽恕刘的，刘少奇还可以保住其中央委员的地位。
    
    经过几个月观察，刘知道文革是毛冲着自己来的，干脆不如自己主动提出下台，保住性命，也保住同情自己的广大干部，尽快结束文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决定主动退下，以麻痹毛主席，弱化毛主席对自己的打击意志。
    
    毛离开北京，但却暗中吩咐江青，组织中南海中直机关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刘少奇在批斗会中，既被打嘴巴又被踹，鞋都打丢了。
    
    1967年1月13日，是毛考察刘是否认错服输、缴械投降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毛、刘会谈结果将直接决定毛对刘的处理决定，到底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是开除党籍肉体消灭。毛并非是个全然的无情无义之徒，毕竟延安整风运动中，是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人为毛冲锋陷阵斗倒了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整服了以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并发明了毛泽东思想，树立起对毛的个人崇拜。然而刘少奇再次耍小聪明，妄图麻痹、欺骗毛主席：
    
    “一、这次路线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是何等敏锐的明白人，从刘少奇的表态看，原来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冤枉了刘少奇，还冤枉了许多无辜干部，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了。刘少奇这是不甘心认罪服输，妄图以自己全身而退做交易，换取平安着陆，麻痹毛主席，放弃对刘的打击决心。刘少奇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静制动，保存实力，积蓄能量，等待毛主席进一步犯错误，好暗中改变力量对比，到时候再反扑，再为自己翻案否定毛。刘少奇的表态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面对刘少奇的小聪明，毛主席以麻痹反麻痹，以伪善对付伪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决定了，不仅要让刘少奇身败名裂，还要从肉体上消灭掉刘。但在对刘实施致命打击前，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麻痹对手，使其放松警惕，放弃对抗的意志。毛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沉默了一会儿，讲到：“认真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雨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器人》值得一读。”临别，毛还把刘送到门口，嘱咐：“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的一席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刘少奇还太嫩，想跟我耍花招，得再历练历练，咱们就看看，你的意志与肉体能否经受住我毛某无情的专政打击。
    
    怎么消灭掉刘，具体事实策略要具有艺术性，既不能公开下令杀他，在历史上落下口实，也不能让他自杀，人死了就没有斗头了。最好是让他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留有充分的时间将其批倒斗臭，再让他在郁闷中因疾病折磨慢慢地死去，这样历史学家与人们就不能说是毛的手上沾血了。
    
    办法很简单，取消对刘的保健，让群众天天批斗刘，不仅触及精神还要触及肉体，天长日久其精神就要崩溃，免疫力自然会下降，这样刘就会百病缠身，医生当然不会为党内头号走资派治疗。在刘的七十寿辰那天，为刘播放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播放《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消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
    
    刘少奇听完，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血压升高，口吐鲜血，体温40度。一年后，刘插着鼻饲，浑身瘫痪，大小便失禁，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鼻子、嘴扭曲变形，死时嘴角留着血。这是毛主席对付党内背叛自己的政治强敌的拿手好戏——杀人不见血。
    
五、斗臭斗死刘少奇，文革并未结束，毛发动全面内战，意在剪草之后还要锄根，大规模清洗对手的干部，防止未来出现为对手翻案的可能，彻底解除对手及其手下人马的威胁。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撤消了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党籍。1969年11月，刘少奇在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中死去。能威胁党内毛地位的刘少奇已死，但毛并未结束文化大革命，毛称之为“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的叛党叛国罪行”，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本人去世，华、叶发动政变抓捕了毛的四个亲信追随者为止。
    
    毛主席是不是疯了，自毁江山？一点也没有，早在1966年成功发动文革之初，毛就对江青、春桥、王力等干将明确表示过，“为全面内战干杯”。毛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斗倒刘少奇，还要斗倒被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的那七千人，以及那七千人的同僚，给他们按上走资派的罪名，统统打倒，毛要重新建立一个政权。就算刘少奇死了，还要防止那在思想上被刘带走的七千人日后为刘少奇翻案。实际上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之初，目的就很明确了，就是要把在大跃进中饿死两千万人，损失一千两百亿圆的这样一笔历史债，转嫁到刘，以及这七千人身上。是他们歪曲了毛的“三面红旗”，把事情搞遭了。所以当时的毛讲到：“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先告豺狼，后搞狐狸，……，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根本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要抓敌我性质的问题，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防止有人为刘少奇翻案，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因为毛成功阻止了在其生前有人为刘翻案，但未能阻止自己死后有人为刘翻案，这个人就是小平同志。
    
六、刘少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毛主席为什么会区别对待党内不同的对手。

    
    被平反过来的刘少奇被誉为一贯正确，毛整错人了，刘是党和国家的忠良。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答案其实就在那里，用一句话可以形容——“见微知变”。如果说毛的另一对手彭德怀是党内忠良的话，那么刘少奇就是个党内大奸，毛并没有整错人。客观上，刘少奇的某些思想与政策是符合实际的，但主观上他存在极强的个人野心，在组织行动上完全是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出发点。
    
    首先，刘在党内的2号历史地位，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借助发明宣传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党对毛泽东的绝对个人崇拜来的。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然而在党的八大上，带头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正是这个刘少奇。因此毛主席在五八年的成都工作会议上才讲，“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指的正是刘少奇，当他党内地位不高时，借助树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来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因为他刘少奇需要毛主席这根政治拐棍。一旦自己是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时，刘便觉得可以摔掉这根政治拐棍了，因此毛主席的任何错误他都会抓住不放。
    
    在毛主席看来，全党全国谁都可以反毛主席，唯独刘少奇不可以，因为刘是吃“毛泽东思想”这碗饭上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你带头树立的，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你刘少奇又带头，这就是“忘恩负义”，是背叛。所以毛日后定性刘为叛党一点没错，因为毛就是党，没有毛就没有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夺取政权，这一点邓小平即使是在毛死后，拨乱反正后，还是认帐的。所以邓即使挨过毛的整，吃过毛的苦头，但还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党章内，要求党员学习遵循，不能忘记。
    
    刘少奇根本不象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贯正确，因为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耿直建言时，刘少奇一不留神失言了，讲了这么一段实话：
    
    “我这个人历来就是提倡‘个人崇拜’的……，我是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党要有领袖，领袖要有威信……。破坏这种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和建设，为反动派效劳。”
    
    “揭穿底，我看是这样的：彭德怀同志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于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哪个东西。这几天揭露的也是这个事实。与其你搞个人崇拜，就不如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同志搞个人崇拜好。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你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还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要篡，我一定篡。你不篡，那好，我也可以不篡党。”
    
    少奇同志一时激动，讲了实话。原来不是篡党不可以，而是由谁来篡的问题。要篡党也不能是别人如彭德怀，而只能是由他自己刘少奇来篡。
    
    还有一条很能表明刘少奇的为人，就是毛的秘书叶子龙事件。1960年，毛主席对叶子龙的一些作法有意见，叶也感觉到了不妙，讲到：“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么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给他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这么个下场。”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拘捕，枪毙。”后来周恩来、彭真一再开脱，才没有执行。叶去了彭真的北京市委。
    
    这个刘少奇已经有了分庭抗礼，取代毛主席的心思，为何还要维护毛主席的声誉？其实这正是刘伪善一面的暴露。叶子龙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处理也得是毛说了算，刘这一手是狗拿蚝子取悦、麻痹猫（毛），是狗要置猫于死地之前对猫（毛）的麻痹。要是真想维护毛的声誉，就要尽量限制对毛的桃色新闻。如果把叶子龙拘捕了，叶一定更觉得委屈，讲毛的桃色新闻会更多。枪毙毛的秘书，会引来党内外、国内外对毛桃色新闻的更大关注。毛的声誉败坏了，当不了党的主席，他刘少奇就可以省去篡党的麻烦，成为一把手了。所以刘少奇这一手是典型的牺牲他人性命来换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刘少奇的大将彭真尽管不同意毛的政策，但却是真心维护毛的声誉，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考虑的，所以将叶子龙安放在北京市委内。叶有了安全着陆的去处，自然就不会再去到处发对毛的牢骚。这些毛主席是心中有数，所以在文革中区别对待自己的政治对手，非常有分寸。
    
    刘少奇，反毛主席完全是出于自身对权力的私心，所以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触及皮肉，必须死。
    
    邓小平，尽管也跟着刘少奇反毛主席，但是出于公心，没有个人野心，所以要斗一斗，但只能触及灵魂，不能触及皮肉。如果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未来还是要用的。
    
    彭、罗、陆、杨，虽然在思想和组织上被刘少奇带走了，但毕竟不是想取代毛，只是刘少奇政策的执行者，所以既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但要保留性命，经受住考验之后，或许可以留待他用。
    
    给毛主席安装窃听器这么大罪行，毛还是在文革中保留住书记处四位书记彭、罗、陆、杨的性命，这说明毛在认识对手、区别对待对手时非常有分寸。
    
    所以综上所述，党的历史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要想理解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争斗，就要研究党史，抓住权力斗争这条纲。（未完待续） ▲◆★●■☆


以党史为鉴 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下）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01/200901160935.shtml

2009年1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矛盾，是专制政权内就最高统治权的争斗。打击黄菊、陈良宇就是打击江泽民。“七上八下”，就是要彻底消除曾庆红的威胁。谁掌权意味着维护谁的政治经济利益，无论是黄菊、陈良宇，还是曾庆红，他们维护的都是江泽民集团的既得利益。
     
    在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一条上，胡锦涛与江、曾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为什么江泽民会对胡锦涛不放心呢？其实江泽民最不放心的就是，其接班人能不能继续维护江及其手下人马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
    
    事实证明江泽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取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十七大前对江泽民旗下的上海势力大打出手，气死政治局常委黄菊，抓捕黄菊秘书王维工，审判了江泽民退休后在上海的大总管陈良宇。
    
    其实对胡锦涛这一手，江泽民早有防范，曾经有意在党内树立两个军委主席。一个是明的，胡锦涛；一个是暗的，曾庆红。对于胡锦涛，江泽民没办法，那是邓小平隔代指定好的。曾庆红才是江泽民放得下心的政治经济利益守护人。
    
    谁是军委主席？能管辖军委副主席的就是军委主席。十七大之前，中央有两个人可以管辖军委副主席，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曾庆红。曾庆红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分管书记处，控制着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又控制着分管武警、公检法的书记处书记周永康。所以毫不夸张地讲，曾庆红是当之无愧的地下军委主席。
    
    曾庆红阴谋控制军委，分两步走：一、2002年十六大上，让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徐才厚进书记处；二、2004年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交出军委主席的职务前，内定书记处书记徐才厚升任军委副主席。这样一来，曾庆红就可以对军委副主席发号施令，俨然又一个军委主席。这是为曾庆红有朝一日取代胡锦涛所做的军事准备。
    曾庆红取代未遂那是后话，但曾庆红染指军委主席，表明江、曾的确有此心。
    
    综上所述，江泽民、曾庆红势力与胡锦涛团派的争斗，是关于党内最高统治权的权力斗争，这就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性质。这里的死不一定是肉体上的，但绝对是政治上的。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锦涛在十七大前只选择打击黄菊与陈良宇，是模仿毛主席在打击刘、邓前先剪其羽翼“彭、罗、陆、杨”。黄菊、陈良宇与“彭、罗、陆、杨”一样，无论从客观政治实力上，还是主观意识上，都不是最高权力的取代者，他们背后的老板才是。   
    
    可能有人会说，曾庆红同志都已经退下了，他怎么会有取代之心？这话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退跟退不一样，象吴仪一样“裸退”，完全不提条件，才是真退。而曾庆红就不一样，首先是自己想留任政治局常委，留任不成就想当国家主席，主席当不成不得不退就提政治条件“一下三上”。
    
    胡锦涛打击黄、陈成功的关键，就是分化瓦解江泽民势力中的“上海帮”与曾庆红的“太子党”。打击黄、陈一定要获取曾庆红人马的同意，否则阻力太大。所以胡锦涛打击江、曾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就是有麻痹有打击有交易，交易是为了麻痹，麻痹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杀伤对手的政治实力，反正是反复设置圈套引诱对手上当受骗。
    
    胡锦涛成功利用了曾庆红的弱点，一是曾、黄在上海一起共事时期就有很大的摩擦；二是让曾庆红产生错觉，牺牲黄、陈，曾庆红可以在十七大继续留在常委会内。曾庆红哪里知道，胡锦涛玩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办掉黄、陈之后，玩了个“七上八下”，以李瑞环67岁退出十六大常委会为例，成功阻止了同样67岁的曾庆红继续留任十七大的企图。为了不使曾庆红恼羞成怒，胡锦涛让曾庆红提条件，这就有了“一下三上”，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代表曾庆红政治利益进常委会。为了增加党内外反感曾庆红提政治调件的作法，胡锦涛安排吴仪高调“裸退”，这纯粹是出曾庆红的丑。
    
    如果曾庆红能象吴仪一样裸退，不提任何政治条件，帮助胡锦涛办掉黄、陈就无条件退下，胡锦涛说不定还真会感激他，从此还真就既往不咎了。但曾庆红偏偏让“三个代表”（习、贺、周）进常委会，这说明了他对胡主席的真实心态——太不放心了。这种作法同时也将曾庆红自己与团派根深蒂固的矛盾遗传到新的常委会班子。就党的权力斗争史的规律来看，交战双方的老板——胡锦涛与江、曾不把一方斗倒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曾庆红为什么安排儿子曾伟迅速移民澳大利亚的考虑，因为党的最高权力斗争是残酷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就算自己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住自己的后代，这大概可以算作是虎毒不食子式的父爱天性。曾伟成功移民海外暴露了曾庆红是豁出去了，要与胡主席较量到底的决心。
    
    也难怪胡、曾双方的较量决心，不要说是眼前几十年的毛、刘党史斗争经验，就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最高权力斗争的残酷规律。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勾践装老实装可怜，又献美女西施，又亲自品尝夫差的臭屎，成功麻痹了胜利者，弱化了吴王对勾践的打击意志。夫差是千不该万不该留下勾践的活口，放任其归国卧薪尝胆，自以为与勾践的妥协交易很划算。二十年后，勾践卷土重来，俘虏了吴王夫差，这回夫差明白了妥协交易麻痹对手的策略，欲估计重演，勾践差点上当，然而范蠡讲话了：“会稽山越国屈膝投降吴国的事，是上天要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接受；现在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难道可以违逆天意吗？况且您君主每天一早起来上朝，很晚才休息，不就是为了征服吴国吗？谋划了二十二年，一旦计划抛弃可以吗？何况天赐给你，你不接受，一定反而受到上天惩罚。《诗经》云：好像砍伐树干，斧柄的大小模样就在近前。您忘记在会稽山投降时的灾难了吗？”范蠡说完就击鼓进兵，吴王见计谋已被识破，以自杀为吴越相争划上句号。
    
    范蠡的一席话，算是政治成熟的表现，正因为政治成熟，越国才能反败为胜。反过来，正因为吴王夫差的政治不成熟，最后才反胜为败，实在是不可不鉴。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是从范蠡这里来的。这个“穷寇”，一是指党外当年妄图划江而治的蒋介石，二是指党内当年妄图以辞职来麻痹毛主席的刘少奇。正因为毛主席的政治成熟，才能做到打败党内外无敌手。
    
    曾庆红政治不成熟，江主席已经为其做好了取代胡锦涛的军事准备工作，让其透过书记处掌控军委副主席与公检法。江主席顶住压力，十六大后保留军委主席两年，就是希望曾庆红能在政治局常委会站稳脚跟，染指军队、公安与情治。只要曾庆红以政治稳定的名义坚决不同意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并获得上海势力的全面支持，坚决留在十七大常委会内，只要再坚持半年，坚持到汶川大地震与团派胡扬统战贩毒案事发，到时候就可以在党内展开对胡锦涛的大批判。一是胡锦涛拍板决策隐瞒大地震预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二是胡锦涛亲自栽培大毒枭胡扬，涉毒并破坏了我国与澳洲的国际外交关系，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声誉损失。这两条足以将胡锦涛从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职务上拉下马。然而曾庆红偏偏认为牺牲黄菊、陈良宇可以使自己留在常委会内，这就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最终被胡锦涛玩了个“七上八下”。这就是范蠡讲的话“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以吴赐越，越其可逆乎天。”翻译过来就是：上天以胡锦涛团派赐给曾庆红太子党，曾不取。今以曾赐胡锦涛，胡岂可逆天乎。七上八下！
    
    为何胡锦涛根本不可能维护江泽民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为何胡锦涛要对江系上海势力大打出手？
    
    首先，胡锦涛的接班人地位是小平同志钦点的结果，因此，对胡有恩的是邓小平，不是最后不得不让位的江泽民。
    
    其次，胡锦涛不是江泽民执政时期的既得利益者，因此胡锦涛根本没有义务为保护江泽民派系的利益承担任何政治骂名。
    
    第三，江泽民的几员手下大将，曾庆红、黄菊、吴邦国、贾庆林、陈良宇等，内心里都不服胡锦涛，认为胡锦涛是坐直升机上来的，不是靠政绩、业绩上来的，尤其没有为江主席立过显赫战功，就坐在大家的头上，怎么能叫人心服。
    
    第四，江泽民心理尤其不舒服，邓小平不仅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还能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这分明是对江本人不放心，对胡锦涛这个没有任何战功的人却很放心。到了江泽民执政时期，为何江本人就不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江泽民一怒之下与曾庆红合谋，效仿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这分明是江主席对胡锦涛极其不放心的表现。
    
    根据以上四项总结，我们可以预测一下未来党内权力斗争轨迹：
    
    第一，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是江、曾隔代指定的结果，因此对习有恩的是江、曾，而不是被动接受江、曾政治条件的胡锦涛。
    
    第二，习近平不是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团派既得利益者，因此不会为维护团派的利益而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第三，胡锦涛手下的团派大将，李源潮、李克强、刘延东、令狐计划、汪洋、刘奇葆等，内心里不会服习近平。官场内已经有许多对习的不利传言，说什么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的政绩平庸，讲话没水平。甚至传出习近平阳萎，所以与太太彭丽媛长期分居，但却极好美食。这分明是骂习近平是个吃货、饭桶、无用之辈。
    
    第四，习近平在成功接班之前，一定会学习胡近涛十二年韬光养晦的经验，隐藏、掩盖自己真实的政治意图，对胡的讲话吩咐唯命是从，自己的言行也会中规中矩，绝不越线。
    
    第五，胡锦涛会象江泽民用“三个代表”考验他自己一样，去用“科学发展观”考验习近平。习近平会模仿胡锦涛成功通过江泽民考验一样，去试图通过胡锦涛的考验。
    
    第六，胡锦涛是为了逼退曾庆红才勉强同意“一下三上”，习近平接班完全是江、曾强加于胡，胡锦涛心头是不会舒服的。而习近平一旦十八大成功接班，大权在握，就会露出真实面目，必定会象他胡锦涛本人清算上海帮一样，去清算团派中不服自己、自以为有功的大将。
    
    第七，为了报答江主席的知遇之恩，习近平会立刻去除江主席的心头病，以为陈良宇平反的方式威慑团派。就象胡锦涛一样，大权在握后，就立刻保外就医陈希同。毕竟是陈良宇反胡锦涛，获益的是习近平。说起来啊，陈良宇对习近平的上台还有功哩。
    
    以上七条完全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思想至今仍在党章中，是党员要学习的理论。但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人政治都不够成熟。曾庆红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讲胡锦涛。毛泽东思想也分台面上的规则，和台面下的规则，也就是现在官场十分流行的潜规则。毛泽东思想的潜规则之一，就是不得罪则已，要得罪就得罪到底。
    
    胡锦涛大权在握前，唯江主席的马首是瞻，一旦大权在握就立刻秘密窃听所有江系势力，不仅监听上海，还监听曾庆红的太子党。胡锦涛打击黄菊、陈良宇是党内最高权力斗争的必然规律。但胡锦涛的打击不彻底，只打击了陈良宇和他的那几个人，上海市委班子的基础并没有动，吴志明还在，韩正、龚学平还在。因为曾庆红只同意动到黄菊、陈良宇为止，绝不同意动江泽民、及其家人。
    
    胡锦涛打击了江系势力，但远不彻底，对手已经高度警觉，很难再实施出其不意、功其不备式的袭击。对手打而不死，势必养精蓄锐，调整力量对比，伺机反扑。这就是剪草未能锄根的后患，只要江系势力不被彻底锄掉，为陈良宇平反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千四百年前，秦王李世民在喋血玄武门击杀自己的政治强敌李建成、李元吉前，犹豫不决。尉迟敬德见秦王临大祸，仍迟疑不定，急得大叫：“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有以为忧。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居留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接言：“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可谓政治成熟，知道领导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领导既无决心先发制人，彻底解除后患，当部下的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现在面临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等手下人马的也是一样，知道这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但主帅如果没有勇气决斗到底，等待咱们做下属的只能是“交手受戮”。当然也不能说党的干部政治都不成熟，有一位成熟的，就是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2008年10月赴法滞留不归。忻伟民正是看到在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黄菊、陈良宇的争斗中，无论谁胜谁负，上海干部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所以才决定趁出国考察之机一走了之。但无奈因准备工作不充分，于11月又回到上海，上海当局对他的去归的动机至今未有明确解释。
    
    所以咱们作领导下属的，在现在权力斗争激烈之时，如果领导处事有疑，临难不决，就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但准备工作要充分，多准备几本护照。如果真是走不开，想与领导共存亡，那也要把老婆、孩子办到国外，财产转移出去，在国内“裸体”作官，最后真要是交手受戮，至少还能留后。
    
    当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拒绝发动解放农奴的运动，最终被沙俄库图佐夫的游击骑兵击败。这说明拿破仑要在欧洲建立的扔是个专制帝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平等”的政权。胡锦涛在2006年、2007年清算上海黄菊、陈良宇，回避上海的土地腐败与金融腐败，牺牲广大上海人民群众利益，这说明胡锦涛比上海帮好不了哪去，他要维护的仍然是个掠夺人民的专制政权。
    
    翻开党史看，毛主席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要残酷于那些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为什么？就因为被斗败了的党外对手，在党内没有影响力，没有干部基础，不会出现日后有人为他翻案的可能。但党内对手就不一样了，刘少奇从思想上带走了党的七千干部。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怎么体现？党的领导这么体现？就是靠这党的七千干部。这就注定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这七千干部的存在，就有为刘少奇日后平反的七千个可能。所以毛发动文革，斗死刘少奇仍不结束，毛要让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让由新上来的造反派组成的革委会取代各级政府，这就是全面内战的实质。所以对党内对手的斗争能不残酷吗？！江泽民的上海帮与太子党的干部不只七千，多得难以统计，在胡锦涛战上海的战役中就办了那么一二十人，其余的人不服，仍在为陈良宇叫嚣，这是未来习近平掌权后清算胡锦涛与团派干将的前奏！（未完待续）▲◆★●■☆

（2009年---现在，以党史为鉴 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有待官场观察工作室 昭明先生继续评说）


习近平秘密会议上承认：中共执政地位响起警钟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0/28/2051895.html

    动向 2012-10-28： 港媒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9月26日再次秘密召开。习近平在会上承认，“部份政府管治合法性在摇摇欲坠，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响起警钟。”

 　习近平再次就中共亡党“敲警钟”

　　《动向》最新一期称，9月26日下午召开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十一次扩大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就十八大会议的议程、筹备工作作了汇报。

　　习近平称，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带头，“本着一个党员、人民公仆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要深思反省，问几个为什么，对照自己的工作、行为、作风。”

　　习近平还提出几个问题：

　　为什么人民群众和党、政府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度处于新低位？

　　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工作作风、个人操守等满意度处于低点？

　　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干部总体评价、评分处于低点？

　　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支持度处于低点？

　　习近平称，必须正视面临着极其沉痛的问题，部份政府管治合法性在摇摇欲坠，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响起警钟。

　　习近平早就谈过亡党

　　早在5月，就有报导指习近平秘密谈过亡党。

　　当时中共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当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指出：“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

　　习又说：“社会已把三个问题列作新时期亡党亡国的三大祸端”，“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国家前途危机能否化解，根本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勇气、坚定性，取决于社会的唿声和动力。”

　　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曾讨论过有关的调查报告情况，中组部长李源潮在会上说：“简直无法接受调查结果，但必须要接受严峻、沉痛的事实，这个局面是严酷、耻辱的。” ▲◆★●■☆


一组原版照片引出的历史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5773&msg_id=2066

2012-10-29： 日前，广东美术馆一楼3号厅展出了北京艺术家张大力逾百幅作品。其中有一组新华社发表的胡锦涛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原始照片胡邓之间的江泽民被抹去。艺术家将原版照片和修改过的照片放在一起，重现真实历史，不仅令现场观众震惊，也引出了一段江泽民差点被废黜的历史。
 
这个名为“第四届广州三年展—见所未见”（The Unseen）主题艺术展览，一百多幅展品来自北京艺术家张大力多年发掘整理的旧照片及资料。透过这些照片，可以发现一些人们熟悉的所谓中共领袖人物或经典事件的“历史照片”，并非真实的“第一历史”现场，而是被改造过的“第二历史”。

据香港媒体报导，其中，有三幅胡锦涛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由新华社于1992年发表，艺术家将真实的原版照片和修改过的照片放在一起，重现真实的历史。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接见大厅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站在中间，但最后读者看到的照片，江泽民和周围的其他人士全被抹去，只留下胡与邓。

这一大胆的和直言不讳的“还原历史”，显然触及了北京的政治禁忌，令很多现场观众震惊不已。究竟是谁动了这张照片？

邓小平最后通牒 江泽民被吓坏

江泽民自1989年“六四”上台两年多时间，推行极左路 线，反对改革，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度不满。1992年1月，邓不得不以88岁的老迈之躯，在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的陪同下南巡，推动改革。从1月18日到2月21日，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巡”。

1月18 日，邓小平会见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两人给“中央”带话：“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19 日，邓小平到达深圳并发表长篇讲话，明确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同时，邓小平让杨尚昆、万里负责筹备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拟定包括总书记在内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单。

对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江泽民迟迟不表态。3 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开全国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会议的焦点。

面对江泽民扣压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中共历次政治斗争中的王牌──军队说话了。在人大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率先喊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同时，杨白冰直接授意《解放军报》发表 题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矛头直指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杨白冰、杨尚昆兄弟恨之入骨，后来他们遭到江的清洗。

有了军队的强有力支持，极大地震慑了反对改革的人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江泽民惊呆了，感到军队的锋芒直逼自己。在惊慌之余，江又使出了政治上两面派的伎俩，口头上附和邓小平讲话。但邓小平认为，江泽民说的完全是空话，根本没有诚意，只是应付。

在这期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多次指出对邓小平的讲话不能只停留在“大话、空话”上，暗中批评江泽民。

6月9日，江泽民在乔石和大批军人及警察的簇拥下进了中央党校礼堂，被迫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但是觉得被乔石逼来丢了大面子，江泽民从此心中更加怨恨乔石。

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泽民失去了大靠山，对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越想越怕，寝食难安，更担心什么时候老账新账一起算，说不定还要受到党内大批判。于是江泽民偷偷去找邓小平，做了“深刻”检讨，含泪表明誓死紧跟邓小平，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而逃过了一劫。

不过，在中共14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49岁的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人，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

江泽民被从照片中特意抹去

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出席中共14大的全体代表见面，领着政治局其他常委与胡锦涛握手拍照。

新华社发表的照片显示，邓小平在小女儿邓榕搀扶下与胡锦涛“亲切”握手，邓胡两人的后侧站的是出席中共14大的代表，包括杨尚昆、乔石、江泽民和万里等中共13届政治局常委。而掌握党政军权不到三年的“小媳妇”江泽民虽然抢占在邓胡两人后面的中心位置，但仍是个配角。

这一帧照片，不但衬托出邓小平隔代交班予胡锦涛的气势，而且明显看出邓亲胡疏江。

直到2004年邓小平百年诞辰时，整整12年后，新华社所属的《瞭望东方周刊》才公开这张原件。这时，江泽民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江泽民照片屡爆造假

在重庆事件发生后，江泽民的照片屡屡被爆造假。今年10月20日，中共官方网站发表了江泽民夫妇9日在北京接见上海海洋大学校领导的报导与合影照片。但在这条延迟11天的新闻中，摄影专家发现该新闻图片是造假的合成图，而且时间也与官方报道的相矛盾。

9月23日，海外江派媒体“ 首发”江泽民和夫人王冶平于 9月22日晚到国家大剧院歌剧场看演出的新闻，也是一条假新闻。大纪元获悉，国家大剧院称当晚没有那场演出，而且，放出的两张照片，也被外界认定是极粗糙的PS假照片。

今年5月网上流传江与星巴克总裁舒尔茨见面的照片，也被网民认定是PS制成的，而且，中共外交部也不承认。

江派也看到，在毛泽东死后，江青等都遭到清算，毛的文革也被否定。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江派反覆造假“江露面”，以图在十八大前不立即崩溃，延缓被清算的下场。▲◆★●■☆


揭秘总后政委刘源从副省长到军队上将的转型路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281513.shtml#.UIzf8GekzEk

2012年10月28日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0年第4期，作者：余玮，原题：《刘少奇之子刘源:在特殊环境下成长(下)》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高招办领导让周兴旺在刘源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这两份档案中选一份。周兴旺想：那就选个“大”的吧。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